中国当代外交史100问

中国当代外交史100问 2009-01-10 　　一、重要政策及原则立场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国外交最本质的概括。新中国奉行这一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 首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后，对独立自主十分珍视。 其次，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基本原理，明确以不同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国家和平共处为基本指导思想。 第三，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本性。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 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2、一边倒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阐释了“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一决策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一边倒”使中国提前二十多年收回了依据国民党与苏联签定的条约一直要存在到1975年的苏联在华特权； 其次，“一边倒”使新中国在西方势力敌视的国际环境中迅速巩固了政权； 第三，“一边倒”使新中国诞生伊始就获得了极为宝贵的财政和经济援助。但是，“一边倒”决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因此，当苏联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独立自主夙愿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毛泽东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政策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三大重要决策。这三大决策回答了新中国一诞生就将面临的三大外交问题，即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被压迫民族。“三大决策”中包含的政策思想，在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以法律化。　　 3、另起炉灶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另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外和对内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系问题和怎样组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问题。“另起炉灶”的核心是不继承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把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彻底割断。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的重要指示。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关系彻底割裂相对应的，是组建一支全新的外交队伍，这是“另起炉灶”的另一层含义。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有了一个新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又有了一支合格的外交队伍，新中国便有了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基本保证。　　 4、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势力清除干净以后再谈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于1949年2月在石家庄会见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首次阐述了这一政策思想。在谈到新政权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就是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思想。 后来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这一思想时更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况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自成体系、言简意赅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谈判的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这五项原则被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同年7月分别发表的中印（度）与中缅（甸）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建议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诞生，就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依据这五项原则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印度在中国西藏享有的特权问题。中国在日内瓦谈判中依据这一政策思想正确地把握了对待老挝、柬埔寨两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界线，成为日内瓦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上，中国同样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由过去的被压迫民族独自发起和召开的国际会议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至今，已经有上百个国家在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关系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是不少国家赞同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6、求同存异方针　　 这是中国对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策略方针。第一次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考虑到与会各国的不同政治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代表团制定了具体的策略方针：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到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则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是后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传为美谈的“求同存异”方针。　　 在会议进程中，当其他亲西方国家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时，周恩来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而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这个发言把会议气氛拉回到了预定主题上，推动了会议的进展。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发表了包含和平共处基本思想的宣言。与会各国代表团赞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认为“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会议成功不了”。“求同存异”方针现已成为处理国际分歧的普遍原则之一。　　 7、绞索思想　　 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全球反对美国侵略的总体战略思想。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即关于反美统一战线的思想。 “绞索思想”的提出，实际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再一次提出了反美统战的思想。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这一思想要求所有受到美国侵略的各国人民，都从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拉紧绞索，美国的侵略政策就一定会失败。　　 8、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亚非13国，并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它们是： （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是南南合作的先声，体现了中国与亚非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真诚愿望，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促进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9、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　　 1983年初，中国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继续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开始更多的把加强经济关系的重点转到开展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过去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无偿赠与、贴息或低息贷款，在当时情况下对促进中国与受援国关系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中国自身国力和受援国情况差异等原因的影响，这些援助不能够持续且实际效益并不明显。自四项原则提出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始展开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配件等。新原则的提出有利于提 高中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高中物理选修31全套教案高中英语研修观课报告高中物理学习方法和技巧高中数学说课稿范文 国对外援助的效益，同时也使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关系有更坚实的基础。　　 10、中间地带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对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客观分析与表述，既包括了美苏对峙这个核心内容，又突出了中国重视美苏之间“中间地带”的存在，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矛盾分析法。1946年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要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一定要在“中间地带”进行人民革命。　　 同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即在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在压服这些国家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进入60年代，毛泽东更是感到，“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明确了“中间地带有两部分”的观点，指出：“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与“中间地带”广大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点，看到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实际上，“中间地带理论”已经蕴含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萌芽。　　 11、谈判建交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方式，是独立自主精神在建交问题上的贯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正是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谈判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谈判的焦点是：对方对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关系和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国家财产持何态度，以及对其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外交承认，中国政府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建交；对亚洲民族独立国家视情况经过谈判积极建交；对其他国家则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和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主要通过谈判方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如对在东西方冷战中相对保持中立的北欧和中欧国家，中国一般是经过谈判，待对方澄清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等问题后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承认新中国的北欧、中欧国家有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除挪威因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态度暧昧致使两国建交问题拖至朝鲜战争结束后才解决外，其他国家都在1950年内实现与中国建交。对于建国初期承认新中国的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因其在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没有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坚持在“打扫干净屋子”之前暂不解决与之建交问题。　　 新中国政府通过谈判，掌握了建交进程的主动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及尊严。可以说，谈判建交是中国外交艺术的集中体现。　　 12、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压倒西风”思想是毛泽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展现了中国领导人顾全大局的集体意识。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相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扩大，同时，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面对中苏分歧、西方压力，中国更多的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出发，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苏联的为首地位。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强调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帝国主义阵营，他指出，“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 　　 中国领导人极力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希望一致对美。但是，由于中苏双方在现实利益、理论原则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中国领导人的单方面努力无法阻挡两国关系破裂的厄运。　　 13、以苏划线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指导下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方针。“以苏划线”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视第三世界国家对苏联的立场来决定中国对它们的政策。如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三派（人运、解阵、安盟）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本来都得到过中国的支持，但因后来“人运”靠向了苏联，中国与“人运”关系则疏远起来。“人运”宣布建立全国政权并击溃另外两派后，中国曾长期未予承认，直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后的1983年，中安两国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又如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发生战争时，因为埃方使用了苏联指使的古巴雇佣军，中国实际上采取了同情索方的态度。再如伊朗的巴列维王朝1978年已到倒台的前夜，但由于巴列维强烈的反苏态度和霍梅尼革命的亲苏可能，中国对巴列维政权采取了友好态度。在伊朗革命前夜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了这个国家，访问后不到半年，巴列维政权倒台。　　 中国的这种“以苏划线”使自己与若干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受到影响，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也因此而缩小。这些情况，从客观上促使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从80年代开始，中国在积极改善与美苏关系的同时，也开始纠正“以苏划线”的作法，既不“以苏划线”，也不“以美划线”，而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有了很大改善。　　 14、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可行性，同时强调绝对不应该按照贫富划分国家等级。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清楚地表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回答了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这样一些问题：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谁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但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所处的战略态势是不一样的。中国领导人对此的判断是：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也是可以分化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必需的，建立一条着重打击苏联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是可行的。把苏联放到了同美国一样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最具胆略、最具特色的核心内容。这就向全世界人民明确了当时的斗争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5、“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路线，实质在于结成广泛的“联美遏苏”国际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谈到了“一大片”的问题，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共同对付当时霸道声势最盛的苏联。　　 1976年9月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影响“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在1978年2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华国锋指出，“全世界人民反对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一个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这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突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新中国第三部宪法中，写入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内容，而且在提到反霸的对象时，把苏联放到了美国的前面。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在访问美国期间答记者问时说，“你通过谈判或协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需要的是，采取更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中国执行这一战略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其次，直接导致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改变了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最后，推动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国际舞台。　　 16、反霸原则　　 反霸原则是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1972年2月28日，反霸原则首次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明确予以规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这里，双方都声明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对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是一种约束，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定微妙但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反对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活动。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将《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权地区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到“世界上任何地区”。　　 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本）《联合声明》以及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同样写入反霸原则条款。这一作法具有双重含义：首先，两国宣布不寻求霸权，这对于曾经在亚洲奉行霸权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是一种法律约束。其次，这对于任何企图在亚洲称霸的外部势力也能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就国际意义而言，由于条约是在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最鼎盛时期，在中国领导人提倡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背景下签订的，因此，这一条款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一个打击。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他特别强调，“反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出发，来处理与发展双边关系的。　　 17、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是对当代世界局势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新中国诞生后，曾长期处于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战争与革命曾是当时时代的鲜明主题。与这一时代主题和中国的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长期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维护世界和平，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搞好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有正确的国内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5年3月4日提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叫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由此，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在这个主题的指导下，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扭转过去实行的半军事经济体制的模式，使国内经济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中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以“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为特征的调整。1985年6月，中国宣布裁军100万，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的决心。　　 18、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调整，是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在这次调整中，中国领导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有了两层新的含义：一是不与美苏任何一方结盟，也不联合任何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同时坚决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军备竞赛政策；二是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受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在调整过程中，中国对怎样处理大国关系、怎样利用国际矛盾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对美政策的调整是这次调整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改变与美国搞“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做法。通过调整，中国挫败了以里根上台为标志的亲台政治逆流，迫使美国政府放弃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企图，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作出“逐步减少、最终停止”的承诺，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放宽限制，并且多次地重申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对美政策调整的成功，使中国能够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对苏政策调整的核心是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不重返“大家庭”。调整后短短几年，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开始松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有可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由此，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游刃有余、活跃主动的新局面，进入了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阶段。　　 19、中国政府关于华侨问题的原则立场　　 新中国十分关心华侨问题，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中遇到的华侨问题最早来自东南亚。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政治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中说：“我国散居海外的华侨约达一千余万。由于某些国家无理地歧视乃至迫害他们，他们的正当权益业已受到了重大损害。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深切注意和严重关怀。”1955年4月22日，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是中国解决华侨问题进程中一个重大突破。　　 新中国在处理华侨问题时，是谨慎的，也是有原则的。这些原则立场包括： 1、党和国家开展侨务工作的出发点是保护华侨在境外的正当权益。 2、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华侨问题是牵连到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华侨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由中国政府和有关国家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获得较合理的解决。 3、不承认“双重国籍”，坚持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华侨可自愿选择侨居国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就再不能具有侨居国国籍。 4、中国政府始终勉励华侨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及风俗习惯，为侨居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等。　　 20、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全是首要问题，解决与邻国边界争议问题无法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较大改善，解决边界问题也就有了可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确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们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 　　 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 2、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是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不诉诸武力。 3、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照顾历史背景，又照顾已经形成的现实情况。 4、最终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不以武力改变现状。 从这些原则出发，中国在60年代前半期分别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合理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以实事求是、理智的心态来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来解决边界争议，既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又得到相关国家政府、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21、中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主要有四点： 1、中国不反对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对话，但反对别国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和施加压力。 2、中国代表在各种国际场合阐明了对人权的看法和主张，即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国家的独立权；维护国家独立是人民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前提；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是一项集体人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均衡的发展是充分享受各项人权的基础；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重，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并重。 3、区别国际人权和内政问题的人权，提出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外国侵略和占领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主要是国际性的人权问题；涉及一国国内如何保护和实施公民权利的问题主要是一国的内政问题。 4、为全面推进国际社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中国提出四项原则建议： （1）国际社会应优先关注和致力于消除外国侵略、占领和地区冲突所造成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现象； （2）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为实现人权的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防止发生武装冲突和由此带来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 （3）尊重和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4）尊重和确保每个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保护人权政策的权利，不应利用人权问题向别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　　 中国政府十分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人权政策，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按自己的价值观来划定人权标准。但中国也同美国等国就人权问题交流看法，进行对话。中国在这里既有抗争，也有求同存异。总之，在这场斗争中，中国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同时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的人权意识有所提高。　　 22、中国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　　 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裁军和军备控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遵循的原则立场是： （1）“反对军备竞赛，促进实现裁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不以任何方式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大量裁减常规军备。中国赞成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采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限制国际武器贸易和推进区域性军备控制的适当措施。 （2）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与常规武库的国家对军备控制和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应率先采取大幅度裁军的实际行动。它们不但应当削减武器的数量，还应停止武器质量的改进。它们应该撤回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它们间的一切裁军协议必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不得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裁减下来的军队应予解散，不得转移到其他地区；裁减下来的武器装备应予全部销毁、拆除或转为民用；裁减下来的核弹头、核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也应得到必要的处置，不得转用于其他武器系统或部署到其它地区。 （3）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不应当由少数大国包办垄断。各国都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讨论和解决裁军问题。中小国家的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应该得到尊重。 （4）“武器转让必须有助于维护有关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助于它们保持必要、合理的防卫能力”，“应当有利于殖民地和被外国侵略占领下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应当“制止与贩毒和国际恐怖主义等不法行为相联系的国际武器转让”。 （5）在争取裁军的同时还必须制止侵略，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安全问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等。中国政府愿更积极地遵守和发展以上各项原则，自觉地参与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的各项活动，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　　 23、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12字方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我们这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邓小平就提出了处理南沙群岛争议的合理主张：南沙群岛是历史上中国固有的领土，70年代以来发生了争议，从双方友好关系出发，我们趋向于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以后再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不要因此发生军事冲突，而应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外，邓小平还阐述了“主权属我”的立场。他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属中国。”“我们有很多证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地图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这12字方针的全部含义可以总结为： 1、前提是主权属我； 2、对领土争端，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 3、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 4、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 12字方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化干戈为玉帛的善意愿望，同时对东亚地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24、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提出的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其中包括“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上述方针概括为“一国两制”，他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九条。” 　　 “一国两制”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首先用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更加完善。“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包括： 1、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 3、“两制”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由宪法规定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都受法律保护。 4、“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要部分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支援，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思想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既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屈辱，维护了香港、澳门的稳定与繁荣，为争取中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同时，中国运用“一国两制”思想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对世界和平事业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25、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是中国政府针对西方“富人俱乐部”情况而提出的“新秩序”。其政治新秩序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以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主张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具体来说，新秩序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2、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各种强权行径。 3、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不论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职责。 4、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每个国家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5、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政府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共同努力。　　 26、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这是邓小平“20个字方针”的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面对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导致的西方集体制裁，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为中国外交摆脱困境奠定了战略和策略基础。几年后，钱其琛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用高度凝练的20个字概括了邓小平在这一历史关头为中国制定的外交战略：“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0个字方针”的核心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其含义是在世界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动乱、变色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越搞越好，但不必为此张扬，到21世纪中叶再见高低。在外交具体运作层面上，“韬光养晦”方针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四不”和“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超脱。具体来说，苏联原来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旗帜，现在这面旗帜倒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取代苏联原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不扛旗；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不会去寻求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在涉及自己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受任何国家的压力，但中国在进行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不寻求与西方国家对抗；中国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进行论战，不给自己树敌。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时，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以一时一事论得失，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发展国家关系的做法。同时，在一些与我国利益直接关系不大的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　　 正是因为采取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坚持“四不”、“两超”，中国才在十分困难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迅速渡过了难关，重新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27、多极世界　　 多极世界是几大力量相互制约的国际关系格局，它最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种基本力量的对比状况，以及由力量配置关系所形成的总体框架结构。毛泽东外交思想已经蕴涵多极世界的理论萌芽，认为反对两霸统治世界，其目的是争取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世界上五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而且也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在这样一个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国并不把中国看得太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优先次序，第一是苏联，第二是欧洲，第三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　　邓小平通过对战后历史发展走向的全面总结，深刻阐明了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1990年3月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随后，中国领导人不断总结、发展了有关多极世界的观点，提出：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与利益；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多极化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28、中国政府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　　 “9•11事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它表明，不仅领土、资源、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远未解决，而且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趋严峻。中国政府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中国一贯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都应坚决予以打击。 2、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一切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伤及无辜，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相联系。 3、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标本兼治。既考虑解决当前的问题，也着眼长远的根治方法。解决发展问题，缩小南北差距是一个重要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应以更大的紧迫感重视发展问题。 4、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中国主张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发展模式。主张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东突伊斯兰运动”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外制造了大量恐怖暴力事件，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赞赏安理会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其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反恐斗争。“9•11事件”前，中国就已参加了绝大多数的国际反恐公约。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制定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11事件”后，中国支持联合国及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认真执行有关决议，并与有关国家进行反恐磋商和对话。中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坚定、公正、合作与言行一致的立场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二、重大外交事件　　 29、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武装威胁英勇抗敌，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48年5月，在美国支持下，朝鲜南部成立大韩民国。朝鲜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双方都不放弃统一目标，“三八线”附近时有摩擦，最终导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派军队入侵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组织了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同时，美国还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派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轰炸和扫射中朝边境地区。美国的行动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　　 在中国安全受到威胁和应朝鲜人民请求，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自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战役，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争形成了僵持局面。美国政府看到“武力统一朝鲜”已经无望，只得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美国不甘心于使其最终成为本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不断提出无理要求。双方边打边谈，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怎样看待朝鲜战争的胜负？从朝鲜南北双方来看，战争是谁先发动的，谁实际上就遭到了失败；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来看，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从中美军事较量来看，中方的胜利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把已经逼到自己陆地边界的敌对力量赶到了几百公里之外，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局势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战略缓冲空间。通过朝鲜战争的较量，中国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提高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30、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应邀参加的政府间多边国际外交会议。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所坚持的革命不输出原则、所推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均构成了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的主要特色。　　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企图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展开民族独立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大力援助，导致战局迅速改观，法国不得不考虑通过谈判争取一个“体面的和平”。1954年2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达成协议，召开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参战各方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问题。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由于美国的极力阻挠，会议没有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决议。会议后期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即原南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美国企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极力破坏和解进程。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争取法国等多数国家、反对美国破坏、把会议推向前进的做法，尤其在解决划分越南交战双方的集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7 月21日，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里程碑。美国由于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反而更加突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风范。　　 31、抗美援越　　 抗美援越是继抗美援朝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一次体现国际主义精神的对外援助行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公然渗透到越南南方，扶植西贡傀儡政权，阻挠越南全国统一，执行变越南南方为其殖民地和扩张侵略基地的战争政策。　　 面对美国的侵略，中国用自己的行动认真履行“坚强后盾、可靠后方”的国际主义义务。首先，在政治上无保留地支持越南抗美斗争。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其次，中国在物资上尽一切可能满足越南的需要。最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