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_大转型_的当下价值_再谈国家_市场与社会的关系_庄虔友

2011年5月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y,2011第28卷第3期LudongUniversity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Vo.l28No.3收稿日期:2010-12-11作者简介:庄虔友(1971),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自治区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德力格尔玛(1971),女,内蒙古通辽人,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波兰尼大转型的当下价值再谈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庄虔友1,德力格尔玛2(1.内蒙古自治区党校政治学教研部,2.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公共管理系;呼和浩特010010)摘要:本文通过对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中的嵌入理论和双重运动理论的分析,论及波兰尼所提出的市场社会关系中国家的作用与角色问题。认为当下在讨论如何正确发挥国家的作用,如何协调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波兰尼及其大转型的理论和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国家;市场中图分类号:F03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39(2011)03-0015-05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一部反思19世纪人类文明史的著作诞生了,这就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下文简称大转型)。尽管距这部书初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该书的新版前言中所说: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的。[1]前言,1波兰尼当然不是一个预言家,也不可能直接针对几十年后的当下问题发言。波兰尼写作大转型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答他所处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波兰尼是一个艰难时世的见证者,他的一生,经历了金本位制的崩溃、充分就业的瓦解、法西斯独裁的崛起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可以说波兰尼目睹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繁荣滑向灾难的历史过程,他的大转折是对其所经历和面临的既往和现实所进行的深入的、根本性的思考。在波兰尼看来,欧洲社会之所以告别了曾经的辉煌,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崩溃和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其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以来日益滥觞的商品关系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激化了社会矛盾,从而为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找到了可乘之机。如果说波兰尼的时代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需要深入反思的话,那么今天人类面临的现实应该说比波兰尼时代更加严峻和深刻。今天人类同时面临着两场危机,一场是以金融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经济危机;另一场则是以气候变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人类生存危机。造成这两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在这场危机面前人类该如何深刻反思?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波兰尼的大转折中觅到答案。正如弗雷德布洛克所言:尽管如今的书很少有超出几个月或几年的参考价值,但在半个世纪后大转型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新鲜价值。的确,对于理解21世纪初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1]导言,11尤其是新版序言和导言则更揭示了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波兰尼的精辟分析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基于这一理由,本文试图将波兰尼的大转型置于当下的语境中进行再审视。一、波兰尼及其大转型的理论与思想大转型是一部关于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著作,其主旨是对自由市场思想进行批评和反思。在这部著作中,卡尔波兰尼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大转型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经济和历史进程的巨大变化,不仅阐述了自由市场的种种缺陷,而且对由此而带来的可怕的社会后果予以披露和总结,以警示人们的行为。对于这样一部思想深刻、内涵15丰富的著作,简单的文字概括可能并不是明智之举,但从某些方面来说,通过对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批判,强调市场是有限度的、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关注快速的市场转型对社会的破坏性,重视政府在市场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可以看作是大转型一书的思想主线或重要组成部分。而波兰尼的上述思想主要是通过其两个理论予以呈现的,这就是嵌入理论和双重运动理论。1.波兰尼的嵌入(enbeddedness)理论嵌入理论是波兰尼对当代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1]导言,15这一认识背后的逻辑是: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系统,经济与社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经济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在波兰尼那里,经济并非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1]导言,15对此,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来说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波兰尼认为,与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设想的相反,人类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倾向于交换的天性,最初劳动分工的发展也并不依赖于市场的存在,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1]39-40在波兰尼看来,19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始终是嵌入于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的,是附属性的,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功能之一,两者是相容互利的。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是稍后出现的事实,根源在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以自由市场理论来应对早期工业化的困顿,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可以成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样一种信念逐渐成为西方思想中的一个基本信条。自我调节的市场成了支撑19世纪西方社会秩序的四种主要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这种制度上的创新(自由市场)打破了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有机结构,经济终于脱离开社会,成为脱嵌式(disembedded)经济,并且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即经济从嵌入于社会之中的一个部门脱嵌出来。这种大断裂也就是波兰尼所说的19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大转型。2.波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movement)理论双重运动(doublemovement)是波兰尼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与历史上嵌入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不同,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是与社会脱嵌的,它在逻辑上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正如波兰尼指出的,与一种自身特有的动机交换或交易的动机相联系的市场模式,是能够创生一种特定制度的,这种制度就是市场。从根本上讲,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1]50在这种脱嵌的社会关系中,获利成为支配性的动机,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法则,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原来只在经济领域内才能发挥作用的市场原则,如今被运用于整个社会之内,除了经济领域,并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都将毫无例外地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转变从根本上颠覆了市场和社会两者的关系,其后果,不仅使市场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使市场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使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所有行为和活动都需要服从于经济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由此造成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关系的错位,从而导致了19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根本变革。在指出人类文明由嵌入式经济社会关系向脱嵌式经济社会关系转变的同时,波兰尼进16这样理解大转型可能有肤浅和简单之嫌,但就本文的主旨而言,选取这样一个角度也许是适宜的。毕竟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全面解读,而在于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思考当下问题。其他三种制度分别为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参见大转型第4页)。一步论证了这种脱嵌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是三个关键性要素。但根据商品的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定义,只有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商品。而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因此,波兰尼称这三种所谓的商品为虚构商品。而如果要将这些虚构商品真正放置在市场上,事实上就等于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人类自身推向市场,人类社会于是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对此,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1]4波兰尼认为,在市场经济力图扩张并将越来越多的要素囊括进市场体系的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类社会就会兴起社会保护运动,如此,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必然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社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恶性膨胀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但与此同时,这种社会保护运动也蕴含着造成政治、经济停滞甚至是全面社会危机的危险。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各种力量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这种自我调节市场运动的扩展与其对立面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并生共存的,二者共同构成了19世纪人类历史最为显著的特征。在波兰尼看来,自我调节的市场与社会的保护性反应之间的矛盾,形成了19世纪以来人类所有苦难的根源。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对自然环境的疯狂破坏,社会关系的商品化、金钱化,极度的贫富悬殊以及时常出现的经济波动造成的社会动荡都归因于它。[1]17从宏观的视角来看,20世纪初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对自由放任所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动(尽管是一种极端表现),而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反动。在波兰尼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社会灾难,归根结底都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文明大转型有关,与乌托邦式的自由放任经济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有机结构被打破有关。即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1]112十九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1]212它的解体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作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1]211波兰尼的这些论述是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二、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实际讨论的是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二者中,波兰尼将社会置于第一位,把市场(经济)看成从社会中产生,并依附于社会而发展的,经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嵌入式的关系。在嵌入式经济社会关系中,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是和谐而有序的,二者不存在冲突的因素。而自由市场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将一个原本嵌入社会的市场脱嵌出来,使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市场脱嵌的结果,则打破了经济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市场试图摆脱社会的控制,并进而影响和决定社会。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幻想,社会及其体系也一直在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尽管市场来势汹汹,但是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也会在实质上遭受浩劫和衰退,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自我调节的市场与社会关系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社会关系。波兰尼并非仅停留在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单一论述,他更进一步将国家引入市场及社会关系之中,分析了国家在市场、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在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中,市场秩序是一种自发秩序,在这种自发秩序面前,国家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波兰尼则强调政府和国家的功能,并提出了一个颇为引人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家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17色。波兰尼通过大量的考证得出结论: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即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1]212在波兰尼看来,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国家强制推行的,[1]123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从来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波兰尼认为,面对自由主义市场的扩张,社会为了自我保护,就不能不依靠国家来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对市场的扩张加以限制。换言之,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并不是社会自我执行的,而是通过国家(或政府)利用诸如进行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等各种方式来加以推动和实施。社会保护运动的主体,实际是有着某种政治义务和责任的国家或政府。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1]导言,17因此,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的作用与角色至关重要。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而国家就是游走于市场和社会之间,并调控着市场与社会的那个张力。当国家与社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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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管制市场之冲击力时,张力可以得到缓和;如果国家与市场联合不屑社会保护运动时,依据波兰尼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则很可能是市场与社会的两败俱伤。[1]136而如果国家独大,吞没市场与社会,那么民众自由也肯定会遭受损害。因此,如何协调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三、大转型的当下意义波兰尼基于对19世纪历史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认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以来的人类历史,基本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和冷战后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大致上可以看作两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对峙,即以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模式和西方自由市场制度模式的对峙。这一对峙的最终结果是苏联模式的彻底失败。冷战以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形式戏剧性收场。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把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看作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资本主义重新找到了自信。于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市场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自由资本主义一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自由市场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扩展,经济全球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张,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右转。[2]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之下,波兰尼的理论却越来越开始呈现出一定的意义与价值。今天的人类不仅没有摆脱19世纪的困境,相反还把这种困境在范围和程度上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了。市场化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竞争压力、失业、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随着全球化扩张而成为全球性问题。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全球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过程,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资本的趋利动机和冷酷的市场交换规则扫荡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经济机制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即将脱离既有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随着市场化而引起的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作为反向运动的全球性保护运动的出现也不可避免。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呼声及其运动是其中之一种,恐怖主义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极端的反全球化、反西方化的运动,而当前正在蔓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显示了不受制约的市场机制的社会危害性。[3]金融危机表明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意味着经济领域中某些全球化理念的失败,自由市场的神话在经历连续的动荡后再也难以延续,开始遭到各方质疑,各国正在逐步寻求各种措施化解自由市场带来的灾难,如各种形式的宏观调控,积极通过减税、筹资救市以及对市场的种种干预等。还应该看到,今天,人类不仅试图把市场经济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试图把原本属于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凌驾于自然之上。[4]市场规律空前刺激了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欲望和行为,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深刻的冲突。正如市场脱嵌于社会一样,人类社会也正在脱嵌于自然,而这种脱嵌只不过是市场脱嵌于社会的进一步表现而已。人类社会脱嵌于自然的结果同样是18笔者以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是对自由市场模式的一种反向运动的极端产物,代表了自由市场模式的对立面。它的失败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能表明任何一种极端的制度设计都是不自然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自然界自身的反向运动,即自然界自身实现平衡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对人类社会来说则意味着空前的灾难,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繁、瘟疫流行都是值得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的重要问题。新中国60年的发展,也恰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也以惨痛的代价见证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和危害。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全球市场体系的过程,至今,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我们就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这种发展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得益于中国在制度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客观上防止了极端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危害。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是这种模式最主要的制度特点。中国改革发展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波兰尼的深刻洞见和远见卓识。但也应该看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过大,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自然环境恶化,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结构性不平等等问题也相继出现并日益严重。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市场化改革初期的惟效率取向,市场化的过速发展,对市场的放任,市场原则席卷非经济领域而蔓延至整个社会的肌体,导致了一个日益脱嵌的市场社会的出现。[2]这些即使不是问题的全部原因,至少也是重要原因。而且,在经历了早期的市场化梦靥之后,社会的自我保护作用也日益显现,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群众聚集事件的不断出现,印证了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一切再次说明:市场虽然是必要的,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所应扮演的积极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决策者已经开始积极采取社会反向保护措施化解市场风险,尽力维持社会公平,避免经济侵入到社会领域,保证社会伦理对市场力量的制衡,如通过宏观调控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再分配弱化贫富分化,以各种保障制度降低社会不安全因素等等,而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体现了执政党在理论上的自觉和突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在平衡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如何构建和谐的市场社会关系,如何保证公共权力的自主和中立,如何正确发挥国家的作用,如何协调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或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波兰尼的大转型无疑为我们深入思考提供了现成的范本。参考文献:[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3]林义,林熙.卡尔波兰尼的经济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学家,2009,(6).[4]吕鹏.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J].社会学研究,2005,(4).(责任编辑沂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