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清代军事史

《中国全史》　083/一百卷　史仲文胡晓林清代军事史　　（七）八国联军入侵与义和团反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一面在华争夺势力范围，一面又加强对华经济、宗教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此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八国联军的入侵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帝斗争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其中以义和团声势最大。　　义和团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它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交界地区。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间，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以及京津地区得到蓬勃发展，他们公开反对教会的欺压，提出“扶清灭洋”、“兴清灭教”等口号。其中有名的有山东冠县一带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义和团；山东茌平、禹城、平原一带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领导的义和团；天津静海一带曹福田、张德成领导的义和团。　　开始，清政府对各地义和团采取剿的方针，但是未能将它扑灭，义和团发展反而越来越迅猛。这时，以慈禧、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转而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军队，各地清军相继停止了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帝国主义一直想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三月七日（4　月6　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若两个月内不能剿除义和团，四国将派军队代为剿平。十三日（4　月12　日），俄、英、美、法四国以同样内容再次照会清政府。五月一日（5　月28　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五月四日（5　月31　日）后，各国侵略军40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同时，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3000余人，大沽口外尚有列强军舰24　艘。十日（6　月6　日）前后，各国先后批准了联合侵华政策。　　五月十四日（6　月10　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组成的2000　多名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分批向北京进犯。这时，京津铁路某些地段已被义和团和清军拆毁。十八日（6　月14日），西摩尔率第一批侵略军800　余人抵廊坊抢修前方铁路时，被义和团300多人包围。同一天，义和团还对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了袭击。二十日（6月16　日），西摩尔率一部撤至杨村。两天后董福祥部甘军3000　余人及义和团2000　余人进攻留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毙伤敌50　余人。二十四日（6　月20　日），侵略军被迫南撤回天津。二十五日（6　月21　日），聂士成部在北庄、穆庄重创敌军，联军狂奔至天津西北的西沽，占据了军械局。三十日（6　月26　日），西摩尔带领的残兵败将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在这次狙击战中，中国军民共击毙侵略军62　人，打伤228　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北的计划。　　当西摩尔联军受阻京津之间时，大沽口外的联军已决定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五月二十日（6　月16　日），先已驶入白河内的联军十艘舰艇进入了战备状态，英、德、俄、日各军约1500　人则在塘沽登陆，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当天下午，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于翌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罗荣光严辞拒绝，传令炮台守军准备战斗。二十一日（6　月17　日），联军舰艇提前七十分钟发炮轰击，清守军奋起还击。在炮火掩护下，集结在塘沽的联军从侧后攻下西北炮台和北炮台，随后，联军渡过白河，从侧后抄袭南炮台。至七时左右，大沽炮台尽失。联军同时掳走了北洋海军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　　五月十九日（6　月15　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清廷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联军和战问题。二十一日，慈禧接到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和列强要她归政光绪的谎报后，十分恼怒，意欲对联军宣战，后遭光绪帝及洋务派官僚的反对而作罢。大沽沦陷后，慈禧在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排外分子怂恿下，强行决定对各国宣战。二十四日（6月20　日）慈禧令荣禄为总指挥，组织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二十五日（6　月21　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但随着列强进一步扩大战争，慈禧发生动摇，至六月三日（6　月29　日），清廷又令驻华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的“苦衷”，乞求各国谅解。　　2．围攻天津租界早在清廷宣战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开始抗击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五月十九日（6　月15　日）前后，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团民奋起还击。二十一日后，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此时，清军总兵力约10000　人，参战义和团约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不足2000　人，侵略军高悬白旗，行缓兵之计。二十五日（6　月21　日）后，联军部分增援部队从大沽、西沽等地开入租界，兵力增至7000　余人，实行分区固守。而义和团和清军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对方，没有真正展开同联军作战，甚至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的交通线，致使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补给。　　六月四日（6　月30　日），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提出先击退紫竹林租界联军，然后会合各营，直抵大沽，收复大沽炮台的作战计划，清廷同意后立即向天津增派援军，使在津清军人数增至二万四五千人，参战义和团也增至5　万人。同时，联军又有一万名左右援军从大沽抵达天津租界。九日（7　月5日），清军和义和团从三面围攻租界。曹福田部、武卫左军马玉崑部从北向南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猛冲，一度占领火车站，杀伤不少敌人。张德成部、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从马家口由西面进攻租界，围歼敌人甚众。六月十日（7　月6　日），张德成　部以几十头牛为前驱，踏毁地雷，一度冲进租界。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租界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十三日（7　月9　日），联军1000　余人向租界西南反击，清军在八里台遭围攻，聂士成身受七处重伤，不幸阵亡，联军趁势占领了南机器局。3．保卫津京之战　　①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科》，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3　页。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增援，人数达到17000　余人，联军开始反攻。十七日（7　月13　日）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联军7000　余人进攻天津东北和南门。裕禄、马玉崑率部逃往杨村，留守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与联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十八日（7　月14　日），天津陷落。城内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伤亡极重。　　七月十日（8　月4　日），八国联军18000　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十一日（8　月5　日），联军进攻北仓，清军与义和团多方阻击，未能阻挡敌人的攻势。联军占领北仓后向杨村进犯，宋庆、马玉崑部败退，逃往通州。裕禄南退至蔡村后自杀。十四日（8　月8　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统率勤王之师往河西务御敌。十五日（8　月9　日），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已包抄至前，李秉衡急督各军迎战，清军此时军心已散，稍事抵抗后即四下溃逃。七月十七日（8　月11　日），李秉衡退至张家湾后吞金自杀，张家湾失守，通州守军弃城逃往北京。十九日（8　月13　日），联军10000　余人从通州分三路直扑北京：日军7000　余人进攻朝阳门，俄军3000　余人进攻东便门，英军2000　余人进攻广渠门，美、法等军5000　余人作为后援继进。此时，北京城内尚有七八万清军和5　万余名义和团民，由荣禄负责城防，分区防守。二十日（8　月14　日）上午，由于董福祥调广渠门守军往援朝阳门、东直门，致使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内，并到达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美军配合下也进入城内。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后，爆破东直门，随后，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进入城内。联军相继入城，长达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大部清军溃散，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与敌人展开了街垒战、巷战，坚持到最后一刻。二十三日（8　月17　日），联军占领全城。北京之战，义和团牺牲最多，清军伤亡达4000　余人，联军死伤400　余人。　　4．《辛丑条约》的签订联军占领北京后，成立了“北京管理委员会”，闰八月二十四日（10　月17　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京，在紫禁城仪銮殿设立总司令部，联军驻京人数已达3　万余人。　　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联军自八月下旬起从京津地区四出攻掠，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了大沽到山海关各海口以及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各处要地。在联军占领期间，侵略军烧杀抢掠，暴行累累，义和团民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早在七月二十一日（8　月15　日）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就挟持着光绪，同载漪、奕匡、刚毅等大臣在2000　余名八旗兵护卫下，经山西逃往西安。清廷在西撤途中，一面令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回京议和，一面发布“痛剿”义和团的上谕。　　奕匡、李鸿章抵京后，向列强屈膝求和。十一月三日（12　月24　日），发动侵华战争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立即复电表示一切照允。光绪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月7　日），奕匡、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东交民巷划使馆界，中国人概不　准居住；惩办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拆除北京至大沽沿路炮台；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的十二个战略要地上驻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条约签订后，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和直隶地区。　　在这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更为深重，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　　（八）辛亥革命战争《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廷从光绪二十六年（1901　年）底起，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在北京设练兵处，在地方成立“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并制定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直至清朝灭亡，全国只编成新军十四镇，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最为强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革命派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宣统三年（1911　年），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这意味着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益，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当清政府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1．武昌起义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在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下，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宣统三年（1911　年）起义前夕，17000　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年七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对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八月三日（9　月24　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骨干分子召开会议，决定于十五日（10　月6　日）举行起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由蒋翊武与孙武分别担任起义的临时总司令和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并通知湖南革命党届时响应。会后，由于清方加强了戒备，湖南革命党人也准备不足，起义被迫延期。　　十八日（10　月9　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至，孙武等仓促转移，起义的武器、旗帜、文告、名册等全被俄国巡捕搜去，并转交给清政府。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见形势危急，毅然决定于当晚12　时起义。晚9　时左右，清军警包围了起义总机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脱逃。由于清方戒备严密，起义命令未能及时送出去，这次起义流产了。十九日（十月十日），清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英勇就义，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七时左右，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领导下在武昌城内率先起义。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革命党人李鹏升率领下也同时举义。其他各标营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起义者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要地及各城门。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衙门及靠近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第一路由紫阳桥经王府口指向督府后院；第二路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侧翼；第三路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指向督署前门。同时，炮兵向督署轰击，配合步兵作战。瑞澂严令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部抵抗。当起义军快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打开督署后墙，逃往“楚豫号”军舰。张彪率部抵抗一阵后，窜出城外，逃到刘家庙。黎元洪则逃到黄土坡僚属家藏匿起来。清军失去指挥，大部溃散，一部投降。到二十日（十月十一日）黎明，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城。当天上午，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推举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也趁机混入了军政府。　　二十日（十月十一日）、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汉阳、汉口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迅速占领了汉阳、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光复。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至十一月下旬，全国24　个省区中已有14　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　　2．汉口、汉阳之战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将瑞澂、张彪革职留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支舰队援鄂，以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以陆军第四镇和第二、六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一军，由荫昌指挥。陆军第五镇及第三、二十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二军，由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两军开赴武昌前线。另将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第三军，由贝勒载涛指挥，防守京畿一带。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编军队，革命军总兵力最多时达6　万人，由于新兵数量骤增，部队训练不及，大部分老兵被提拔为军官和军士，使军队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清军南下消息传来后，湖北军政府决定增兵汉口，趁清军尚未集中，先扫清刘家庙之敌。二十七日（10　月18　日），革命军在第二协统领何锡藩指挥下进击刘家庙，翌日即占领该地。张彪率敌军残部逃往滠口一带，固守三道桥北端。此时，南下的北洋军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集结。军政府决定先退滠口之敌。由于何锡藩与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呈，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却不作任何部署。二十九日（10　月20　日），军政府派人代张下令进攻摄口。由于敌军在三道桥防守严密，革命军进展困难，伤亡较大，被迫撤回。事后，军政府决定对南下之敌采取守势。　　九月五日（10　月26　日），敌军分三路进攻：主力由铁路沿线　攻刘家庙；另两路一经蔡甸攻汉阳，一由阳逻经青山下游直逼武　昌。　　清军在阳逻的海军趁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驶至湛家矶附近，突袭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致使革命军牺牲500　多人。滠口之敌趁势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猛攻，在水陆夹攻下，清军占领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此时，前线指挥官张景良不知去向，第二协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于当天下午率部队夺回刘家庙，不久又告失守。这时，清廷发现荫昌指挥北洋军不灵，不得已将他召回，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武汉军事，任命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为第一、第二军军统。冯国璋遂亲赴汉口指挥战事。刘家庙失守后，战争转入汉口城中，这时，黄兴由上海赶到武汉，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反击，皆为清军所阻。九月十日（10　月31　日），冯国璋集军猛攻汉口，革命军损失巨大，逐步后撤。十一日（11　月1　日），市区大部失守，黄兴遂退守汉阳。翌日，汉口陷落。　　清军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决定先取汉阳，再图武昌。而军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固守汉阳。这时，经过补充的革命军有10000　余人，加上从湖南来的两协援军，总兵力增至2　万余人。黎元洪登坛拜将，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十四日（11　月4　日），黄兴设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　　二十六日（11　月16　日），黄兴不顾革命军新兵多、训练缺、敌强我弱的现状，决定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汉阳东北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第三路为主力部队，在襄河琴塘口渡河，进攻汉口玉带门。二十七日（11　月17　日）晨，第一路因指挥官酒醉，下错命令，延误了渡江时间；第二路因指挥官结婚，未上前线；第三路因将士争食，自行混乱，在清军进攻下不战而瓦解。这样，反攻汉口计划全部破产。　　三十日（11　月20　日），清军进攻汉阳。其左翼部队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攻汉阳；右翼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琴断口渡汉水，向美娘山、仙女山进攻。两队迂回汉阳翼侧，经过反复争夺，十月四日（11　月24　日），清军在炮兵支援下，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和三眼桥。接着，革命军又丢失了磨子山、锅底山、扁担山等汉阳周围的制高点。六日（11　月26　日），清军右翼甲、乙支队合击革命军黑山、十里铺防线，汉口清军从汉口渡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纷纷撤退。七日（11　月27　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占汉阳城。　　占领汉阳后，袁世凯鉴于长江天险和海军倒戈，又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双方隔江而峙。　　3．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武昌起义后，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东南重镇南京尚在清军重兵把守中。当时，南京驻军有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7000　人以及江南提督张勋等率领的江防军、巡防军、新防军等旧军约2　万人。武昌起义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遂全部缴回第九镇军中的子弹，并令其移防城外65　里的秣陵关。　　着名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任过统带，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移至秣陵关后，各标营革命呼声甚高。徐绍桢为势所逼，也倒向革命。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　年11　月7　日），第九镇从秣陵关向南京发动一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而败退镇江。　　此后，上海督军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首领集会，决定组建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总兵站设于上海。联军计有洪承典所统沪军1000　人，黎天才所统粤军600　人，刘之洁所统苏军3000　人，朱瑞所统浙军3000　人，林述庆、柏文蔚所统镇军3000　人及徐绍桢所统第九镇官兵共14000　余人。江浙联军组成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决定先逐南京城外清军，再取南京城。镇军担任中路，由马群进攻天保城；浙军承担左翼，从孝陵卫进攻幕府山；粤军担任右翼沿沪宁线进攻乌龙山；苏军进攻雨花台；沪军为总预备队；其余各军担任警戒。　　十月五日（11　月25　日），各军依计划发起进攻。粤军攻下乌龙山炮台后立即与浙军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九日（11　月29　日）得手。随后两军协助镇军攻天保城，经过彻夜血战，天保城于十一日（12　月1　日）克复。同日，苏军顺利占领雨花台。联军全占南京城外险要后，开始用大炮轰击城内了望台和指挥所。清军借托洋人与联军交涉投降事宜，当晚，张勋率兵2000，由下关、浦口北逃徐州，张人骏、铁良也在下关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城内残存清军开城投降。十二日（12　月2　日）联军进入南京城。此后，南京代替武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　　攻占南京后，各省革命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1921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　　早在十月十日（11　月30　日），袁世凯就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及和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立宪派、旧官僚混入革命阵营，窃取了重要职权，革命党内部分歧日趋尖锐，临时政府内部出现了妥协派，许多领导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对袁世凯既有畏葸又抱幻想，表示愿意和谈。十月二十八日（12　月18　日），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代表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谈”，最后双方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为条件达成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1912　年4　月1　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随后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具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这次战争促使清王朝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促成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战争最后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刻吸取的。　　（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清军在武器装备上陈旧、落后，遭至失败的形势下提出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1785—1850　年）和魏源（1794—1857　年）首先提出了解敌情、以夷制夷的思想。林则徐被史家称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敌情，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四洲志》等书。魏源则在其着作《海国图志》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明确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①。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制造新式武器，同时革除弊端，整顿、训练军队。并建议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武举考试中增加水师一科，鼓励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飞炮、水雷等新式器械。魏源还根据敌我强弱形势以及自身的有利因素，提出以“议守”为中心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和）”。守的具体运用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种方针有利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对于抗击远道而来，急于速战的西洋强敌无疑是有效的。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七，第2　页。　　（十）湘、淮军代表人物的军事思想湘军与淮军是在镇压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兴起的。湘军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1811—1872　年）、胡林翼（1812—1861　年）、左宗棠（1812—1885年）等，淮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鸿章（1823—1901　年）。　　湘军是仿照明代名将戚继光的营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提出“忠义血性”作为治军的最高思想准则和选将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忠义是指无条件地效忠于清朝政权，血性是指一种淳朴和冲动的特性，提出这一原则就是要克服绿营兵的陋习，增加军队的活力与朝气。　　在用兵指导思想上，曾国藩强调一个“稳”字，提倡防御，稳扎稳打和深沟高垒。在战役上，曾国藩主张“以主待客”，侧重防御，反对轻易进攻。胡林翼也很强调防御，但反对处处设防，他提出：“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①曾、胡都重视战前准备，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全军破敌”为追求目标，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讲究灵活多变，因时因地制宜，强调“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统帅在作战中都很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而这正是战略任务之所在。曾国藩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把战略重点放在武汉、九江、安庆，坚持先取湖北、江西，再争安徽，后取江浙，即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终于取得成功。左宗棠在西北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时，其基本战略为“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在出军收复新疆时，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先北路而后南路”。所以要先捻后回，是因为左宗棠认为捻军纵横驰骋，战斗力强，威胁大；而回军则分散无远图，是坐守之敌，对清政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出兵新疆时，要“先北后南”，是因为阿古柏的窠穴在南路，北路兵力相对较弱，先攻北路，不但是指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且可以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最后形成对南疆的夹击之势。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左宗棠军事思想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力求谨慎。他反复强调要“慎以图之”、“慎之又慎”，甚至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③。在指挥作战时，左宗棠一向反对轻敌冒进，讲究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他打仗时并不希冀侥幸取胜，他说：“打仗是过硬的　事，一分乖巧不得。”①他指挥作战时，往往要在后路十分稳妥后才开始进攻。出兵新疆时，在开战之前，他下了很大力气整顿部　队、筹集军饷、采运粮食、更新装备、巩固后防，即所谓筹粮、筹饷、筹转运，只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帷幕。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他所兴办的洋务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因而他的军事思想的一个显着特色是接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在军事上推行一定程度的“西化”。他所创建的淮军在中国军队中是最早开始西化的，不但配备了洋枪、洋炮，而且编有专门炮队，为中国近代炮　　①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二章。　　②　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疏》。　　③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三。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　　兵之发轫。淮军在清军中不但是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而且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演习西洋枪炮。　　李鸿章除了采用西式武器装备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他强调“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制器必无成”②。强调练兵、制器、育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筹办海防，重视近代海军的组建是李鸿章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③，只有兼顾陆防与海防，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④。为此，他于北洋各口，增设了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同时组建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是“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也就是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即所谓“扬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这样一种海防战略思想与中国旧有的海防思想比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晚清的官场中，李鸿章是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人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视淮军和北洋海军为私产，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决“不轻于一掷”。因此，他往往以敌强我弱为借口，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力主避战主和。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曾做过明确表述：“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以“羁縻”为最终目标，自然不可能去积极备战，更谈不上具有决战思想了。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第16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二，第3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49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27　页。　　（十一）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顶峰，它在军事路线、军队编组、作战形式、战略战术、军队纪律等方面都自成一格，颇具特色。　　太平军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从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过渡，除拥有强大的步兵、骑兵之外，还有工兵、炮兵和水军。正由于兵种增多、武器装备增强，因而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太平军总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共享太平之乐”的理想社会。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战略目标并不相同。从金田起义到道州整军，这一时期进军目标并不明确，主要目的在于休整部队，补充自己；从道州整军到占领南京，这一时　期，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①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就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局部地区推向了全国；从建都南京到北伐失败，这一时期尽管在主观愿望上想占领北京，推翻清朝统治，但用兵主次的位置摆得不对，只派偏师扫北，导致北伐军全军覆灭，战略思想也从战略进攻转为拱卫天京（南京）为主的战略防御，以后虽有局部进攻，但总的战略是防御的。　　从战争形式看，太平军主要采取阵地战和攻坚战，因而他们的战术思想也与之相适应。要从事阵地战，就必须重视行军作战的队形（即阵法），“其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整兵应敌，奇兵或分抄阵后，或直搏中坚”②。据记载，太平军惯用的阵法有牵线阵（一种行军阵法）、螃蟹阵（一种临战阵法）、百鸟阵（一种野战阵法）、伏地阵（一种先退却后反击的阵法）等。太平军非常重视攻坚战，除不断提高攻坚能力，组建攻城部队（土营），并总结出攻城的原则：首先，强调以智取为主，以强攻为辅；其次，采取“略城堡、舍要害”的方针。围攻桂林、长沙均是如此；第三，采用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战术的采用，均收到良好效果。　　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活动于长江以北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它多次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又与太平军赖文光部合并整编成新捻军。这支农民军采取的流动战术是颇为着名的，新捻军强调“以走疲敌”。这种流动战术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打几个圈”：即以骑兵旋回打转，捕捉战机，然后伏击包抄，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步骑相间，围裹包抄。比如高楼寨战役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流动战术的成功运用，当时新捻军以高速流动拖垮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然后在菏泽县北高楼寨设伏诱敌，击毙僧格林沁，这一战役毙敌万余人，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威力。但这种流动作战有利也有弊，它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军事主动权，但因忽视战略基地建设，使部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因此，虽然能在战役、战斗上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终不能挽救战略或全局方面的失败。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　　②　江忠源：《条陈军务疏》。　　（十二）晚清海防战略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是一种传统的国防思想，海权意识严重缺乏。　　明、清两代又采取了禁海政策，形成了有海无防的局面。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对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和禁海政策是一次强大的冲击，面对来自海外的强敌，近代海防意识开始产生。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提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以守为战”立足于守，防守的重点是重要的海口以及敌人必经的内河和要隘，其出发点是避敌之长，不与英军在海上交锋。但“以守为攻”并非一味死守，而是采取夜袭火攻战术，困扰敌人，以战助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为了进一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林则徐在战争后期，还提出添置船炮、发展水军，以“出洋剿办”。他强调如果中国“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①，也就是说，只有发展近代海军，才是巩固海防的根本途径，即所谓“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还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认为西方的长技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因此应该改革军事制度，并且创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方工匠，柁师自造轮船，并习其驾驶、攻击之术。魏源还提出应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新式舰队，驻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之盛”。　　19　世纪60　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师夷长技”的基础上对海军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曾国藩提出“师夷智”；李鸿章提出“师其所能，夺其恃”；左宗棠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提出兴办近代海防、海军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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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拟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内容包括外海水师必须配备大号轮船；仿西法在沿海建立新式炮台，安置西式火炮，以与沿海水师相配合；选练陆军与水师协作防海；组织沿海士民参加海防；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舰队，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联成一气；设立制造局，与新式海军相为表里等。到同治十三年（1874　年），这一章程终于得以直达朝廷，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70　年代中期，清政府就海防建设以至整个国防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督抚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即所谓“海防议”。在这场讨论中，“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思想得到了重视。建设新式海军，分洋设防的思想也得到了完善，70　年代后半期，清军大举出塞，收复了新疆广大地区，巩固了西北边防。同时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4　年）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在以后10年中福建、北洋、南洋、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　　在不同时期，战略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从70　年代看，阿古柏占据天山南北，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西北大片领土沦丧，塞防应为国防重点；但从长远看，主要国防方向应是海上，这不但是因为欧美国家主要从海上入侵，而且中国还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更富侵略性的敌人——日本。清政府虑不及此，未能及时调整国防重点，对日本的侵略动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一战略失误，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①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　　（十三）新军创建的指导思想清王朝创建新军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由于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军、淮军一败涂地，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对军事改革的重视。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任驻欧洲各国公使）就提出：“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光绪皇帝对用西法训练清军的改革建议也大为赞许，称之为“救时之策”，并令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当时留天津办理东征粮台）主练新军。胡燏棻认为“舍富强外。。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他提出练兵先要筹饷，练兵、筹饷的本原又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即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胡燏棻阐述了练兵与变法图强致富的关系，这种改革军事的主张比之湘、淮军只着重用洋器、练洋操无疑是一种进步。清廷遂命胡燏棻主练新军，号称“定武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清廷又命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　　同时积极要求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还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夏，张之洞不断上奏清廷，提出　应讲求新式操法编练军队，他指出甲午战争中的对手是一支“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的近代化军队，若不从根本上进行军事改革，“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认为练兵不能只练练洋操，学学步伐，而必须从军队组织、营制、饷章到训练进行全面改革。张之洞提出先招2000　余人，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编练成“自强军”。以后，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又在湖北先后聘请德国、日本军事教官，参照两国军制继续编练。　　“新军”与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装备、训练不同，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其装备也全仿西法，在编制上包括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这些都是旧式军队所不具有的；第二，新军士兵有比较严格的入伍条件，从年龄、体格到文化程度都有明确规定；第三，新军军官的来源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的毕业学员中选拔，因而具有较完备的现代军事知识，不同于旧军官出身行伍或随意招募；第四，新军虽用西式操典进行训练；但也进行封建“忠义”思想教育。在戊戌维新期间，练新军也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后变法虽然失败，新军的编练并没有停止。光绪三十年（1904　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也设督练公所，把编练新军推广到全国。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兵二》，第9509　页。　　（十四）晚清的名将和重要军事着作1。晚清的名将晚清时代，在清廷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着名将领。与清朝前期、中期的将领相比，晚清名将有其显着的特点。首先，随着八旗、绿营的腐朽，旗绿中诞生的名将已寥若晨星，晚清时代涌现的名将大多是出身勇营的汉人；其次，晚清名将大多有镇压农民军和抵抗西方侵略的双重经历，他们在认识、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制度，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再次，晚清的一些名将，往往是地方军事集团的首领，他们以拥兵和办洋务而势重，权势大大超出军界，对清廷政治、外交、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近代大小军阀的鼻祖。　　这一时期在反抗清政府的农民革命战争中，也冉冉升起了一批农民将星，其中以太平天国的将领最引人注目，我们特将天国名将附录于后。下面对晚清名将作一简略介绍。　　（1）僧格林沁僧格林沁（—1865　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嗣父特纳木多布斋系嘉庆帝额驸。道光五年（1825　年），僧格林沁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颇得宠遇，同于宗室诸王。十四年（1834　年），授御前大臣、都统。翌年，命总理行营，“出入禁闱，最被恩眷”①。　　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北伐，奉旨专办京城各旗营防守事宜。八月，清廷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　赞大臣，率京兵驻涿州防堵。北伐太平军至静海、独流等地后，僧格林沁会同胜保纠重兵与北伐军在天津相持三个月。翌年，追击太平军至连镇，俘北伐军主将林凤祥。随后，移师攻高唐，北伐军将领李开芳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引徒骇河水灌屯，督万余人围攻，破冯官屯，俘李开芳。自此，太平军北伐部队完全失败。僧格林沁因功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后加恩“世袭亲王罔替”。八年（1858　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天津条约》签订后，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封锁河道，增设水师。九年（1859　年）五月，英法联军借口“换约”在大沽口寻衅，轰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督军还击，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侵略者被迫退出口外。翌年，英法联军再次集结大沽口，在北塘登陆，僧格林沁以3000　马队迎敌于新河、军粮城，被联军击溃，遂弃大沽炮台，撤至通州。中英通州谈判破裂后，僧格林沁逮捕了英方代表巴夏礼。但其所部连败于张家湾、八里桥。侵略军犯北京，僧军不战自溃，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职务。　　十年（1860　年）后，率满蒙八旗主力南下鲁、皖、豫等省镇压捻军。清廷先后开复其职衔，授以节制鲁豫晋冀四省统兵大权。同治元年（1862　年），镇压商邱马牧集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翌年，在淮北击败捻军张乐行部，杀其首领张乐行和苏天福。旋镇压山东淄川刘德培起义军和邹县文贤教起义　　①　《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军。接着，又击破盘踞两淮地区的苗沛霖团练。三年（1864　年），始在豫、鄂一带与捻军作战，屡为赖文光、张宗禹部所败。四年（1865　年），率部追捻军入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①。至山东曹州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时，陷入捻军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阵亡于吴家店。（2）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　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道光十八年（1838　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道学。三十七年（1847　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三十九年（1849　年），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　　咸丰二年（1852　年），他丁母忧回籍。正逢太平军进攻湖南。十二月，受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看到绿营、团练在太平军面前毫无战斗力，不可依恃，遂举团练之旗号，募勇练兵，意欲创立新式军队。开始，在长沙编练陆师。三年（1853　年），移驻衡州（今衡阳），又创立水师，随即建衡州船厂，复设湘潭分厂，制造炮船，并配以购自外国的洋炮。其兵员募自湖南“练勇”，属于“官勇”性质，称为湘勇（后一般谓之“湘军”）。湘军对绿营兵制进行了改革，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所募兵勇，需取具结保，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湘军军制成为日后清军实行勇营制的蓝本。　　咸丰四年（1854　年）正月，湘军练成，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开始对太平军作战。湘军兴起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四月，曾国藩败于靖港，愤而投水，遇救。继占湘潭、岳州（今湖南岳阳）。随后指挥湘军出省作战。八月，陷武汉，加兵部侍郎　衔。不待湖北后方巩固，即顺江东下，破田家镇。十一月，攻江西九江不克，即攻湖口，十二月，湘军水师为石达开分割于长江和鄱阳湖两处，大败，退驻南昌。五年（1855　年）二月，太平军克武汉，湘军在鄂赣战场连遭败绩。曾国藩担心士气低落、人心动摇，执意顿兵坚城，即或被动挨打，也不肯撤出江西，回争武汉，遂造成坐困江西的局面。六年（1856　年）秋，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曾国藩乘机指挥湘军反扑。十二月，再陷武汉。七年（1857　年）二月，丁父忧，回籍奔丧，所带湘军交其弟曾国华统率。六月，因清廷不假实权，历年办事艰难，奏请开缺守制，诏准。八年（1858　年）四月，湘军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鳞部陷九江。十月，李续宾部6000　精锐在安徽三河镇为太平军全歼。清廷震动，命曾国藩出驻湖北，移师援皖。　　十年（1860　年）初，曾国藩决定分三路进攻安庆：道员曾国荃部犯安庆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部为援军。四月，安庆合围。六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节制。时，苏浙大部已为太平军攻占，清廷催促曾国藩撤安庆之围，移师江浙。曾国藩坚持先取安徽，后夺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宣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力争“安庆城围不可遽撤”①。十一年（1861　年）八月，湘军陷安庆。十月，曾国藩受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①　《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八。　　同治元年（1862　年），遣左宗棠督“楚军”入浙江，李鸿章督“淮军”　　入上海，勾结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捷军”、“常胜军”夹攻苏浙太平军；遣曾国荃部围攻天京。三年（1864　年）六月，湘军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集团与清廷矛盾日益扩大，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决意裁撤湘勇，保留淮军。　　四年（1865　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曾国藩针对捻军易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在军事上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的办法，以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闰五月底，进驻安徽临淮，旋移驻江苏徐州。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地设重兵驻防，令地方士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并建立马队。五年（1866　年）夏，曾国藩集10　万之众在东达运河，西至沙河、贾鲁河，南起淮河，北过黄河的区域内画河圈围，挖壕设防，围困捻军。八月，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捻计划破灭，剿捻失败。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剿捻事改由李鸿章督办。作为洋务派地方大员，曾国藩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赞同“借师助剿”，并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1861　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试制成“黄鹄”号小轮船一艘。同治二年（1863　年），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四年（1865　年），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他还热心支持、参与挑选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六年（1867　年），授大学士。七年（1868　年），调直隶总督。九年（1870年），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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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奉命查办，屈从法国侵略者，残民媚外，受到舆论谴责。旋调两江总督。十一年（1872　年），病死南京。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3）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　年），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　年），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等赴安徽帮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八年（1858　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十一年（1861　年）奉曾国藩命招募淮勇，组建援上海之师，李鸿章以曾国藩所拨湘勇8　营及庐州一带团练为基础建成淮军，悉法湘军。同治元年（1862　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遂以上海为基地，“用沪平吴”，伙同英法干涉军，华尔、戈登的“常胜军”等与太平军争夺苏浙，先后两次打败李秀成军对上海的进攻。湘军进围天京后，李秀成率部回援，淮军在上海附近连战连捷，陷嘉定、昆山、太仓，得苏南腹地。二年（1863年）十月，淮军攻陷苏州，兼图常州、嘉兴。三年（1864　年），天京攻陷后，封一等肃毅伯。　　在沪期间，李鸿章积极练兵练器，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加强淮军军事实力。同治二年（1863年），创办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　　四年（1865　年），署两江总督，筹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五年（1866　年），曾国藩剿捻失败，回两江总督本任。清廷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翌年，授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李鸿章督师北上后，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湖北“扼地兜剿”，镇压东捻军。东捻军在尹隆河失利后，进军山东，李鸿章随即部署运河、胶莱河之防。东捻军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屡屡受挫，最后失败。七年（1868　年），李鸿章督淮军北上镇压西捻军，与左宗棠等用圈制之策，将西捻军消灭于马颊河与徒骇河之间。平捻后，赏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八年（1869　年）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九年（1870　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　　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将仿造西方船炮作为“强兵经武”的关键，因而大力提振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在他控制下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晚清“海防”“塞防”大争论中，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坚持“海防”为重，强调建立海军。光绪元年（1875　年），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筹建北洋海军。十一年（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受命会办海军事务。十四年（1888　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这期间，他雇聘洋员，向列强广购军舰，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又选派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学习“陆军技艺”，制造、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光绪元年（1875　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他力主议和。二年（1876年），英国侵占缅甸和云南，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1883—1885　年）中，他积极求和，消极抗战，当清军陆路大捷后，主张乘胜即收，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年）中，奉行避战求和方针，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没，亲赴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　年），在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持观望态度。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匡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死后谥“文忠”。　　（4）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　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家境寒素，21　岁中举，随后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遂绝意科场，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之学。他曾在两江总督陶澎家执教8　年，遍览陶氏文稿及藏书。左宗棠关心时政，重视兵法研究，特别喜欢钻研边疆史地。在陶澍及贺长龄兄弟影响下，他十分推崇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太平天国起义广西，挺进湖南，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颇具才干，名噪一时。后因樊燮诬告案，结束幕客生涯。咸丰十年（1860），经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左宗棠以王錱“老湘军”旧部为基础，组建“楚军”，赴江西作战。十一年（1861　年），李秀成袭取杭州，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1），左宗棠从衢州（今衢县）率部挺进浙西。翌年，升闽浙总督，兼巡抚事。同治三年（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