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档】_鲁迅日记_中的_陈安仁_并非陈延年
鲁迅曾两次在日记里提到陈安仁，一次为1927年3月25日，另一次为1927年3月31日。最近朱洪先生在 《百年潮》2《X抖年第8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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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 见面》一文，认为《鲁迅日记》里的“陈安仁”即陈延年。笔者 对此不敢苟同，撰此小文向朱先生请教。
朱先生确信餐迅曾与陈延年见面，其依据在于1973 年6月《陈延年》一书作者访问赖玉润的谈话。查赖玉润自 1926年3月起至1927年夏止一直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 员会秘书长要职，撰之常情，他对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的重大行踪应是知情的，其关于陈延年与奋迅 会面的回忆似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在各类历史材料中，回忆资料属于最危险的资 料，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通常情况下，一 条回忆资料的可信度，往往依赖于回忆者回忆时与回忆事 件发生时间距离的长短、回忆者记忆能力的强弱、回忆者 手头原始资料的有无及多寡、回忆者所处政治环境及社会 环境的宽严、回忆者私德的优劣。如果利用可信度低的回 忆资料，那么研究者的结论的客观性及科学性，必将受到 不良影响。现实生活中，因纯粹利用回忆资料而造成史学 研究中的失误的例子已数见不鲜，个中原因即在于此。那 么，回忆资料就完全不可靠，没有利用价值吗?这倒未必。一 般而言，可在下列情况之一中，斟酌利用回忆资料:1.回忆
者作回忆时的时间与回忆事件发生时间间隔不长的(最好 不要超过十年);2.回忆同一事件具有相同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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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有两人，而这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属于敌对的政治集团，回 忆时一方不能看到另一方回忆材料的;3.回忆材料出现了 大量的原始文献，而这些文献又为他书所无的;4.有书信、 日记、文件等档案资料或当时报刊资料佐证的。查赖玉润 的这条回忆资料，回忆时为1973年，而所回忆事件(假设 存在)的时间为1927年，间隔已达46年之久，而具有同一 回忆内容的徐彬如(1927年上半年为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 书记)、许广平等人无一属于敌对的政治派别，他们作回忆 时完全可能彼此看到回忆资料，因而不足以参证。又赖玉 润的回忆只是一般性回忆，并无原始文献附人其中，再查 《广州民国日报》、《人民周刊》等报刊及《广东革命历史文 件集》等书，均找不到片言只语支持赖玉润的说法，所以， 在有新的确切的历史佐证之前，对赖玉润的此则回忆应该 慎重对待，不能随便拿来做立论的依据。
朱先生在文中进一步提出:“鲁迅记日记，有一个特 点，重要的人物往来，他总要提上一笔，因此，陈延年和他 见面，应该在日记里有体现。”鲁迅记日记确有这一特点吗? 阅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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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巧日，餐迅在致友人李界野的信中 提到“从早十点到夜十点，都有人来找”。照此，每 天造访普迅的人应相当众多，但查鲁迅1927年3 月的日记，到访的人，除3月6日从厦大转学的谢 玉生等七人集体拜访，属拜访人数最多的一天外， 次者为3月巧日，到访只五人，再次者为3月25 日、3月28日，各到访三人，其他日子到访者则仅 有一二人或一人也没有。这说明，有大量的造访人 的名单，警迅并没有记在日记里。从后来的鲁迅日 记看，即使是重要人物来访，鲁迅也不一定记在日 记中，如1932年9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到:“午 前同广平携海耍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里 的何家夫妇即瞿秋白、杨之华夫妇。按照鲁迅、瞿 秋白二人各自在社会的声望地位及彼此年龄的差 异，租秋白应当先拜访鲁迅，才合情理，但查鲁迅 此前日记，却没有丝毫记载。因此，断言鲁迅日记 对于造访的重要人物必有记载，是难以令人信服 的。
朱先生既然依据赖玉润的回忆确信鲁迅曾同
陈延年会面，又断言鲁迅日记对此必有所体现，而 餐迅日记又无陈延年的名字，因此判断鲁迅日记 里的“陈安仁”就是陈延年。何以“陈安仁”就是陈 延年呢?据朱先生的解释，鲁迅在当时政治空气非 常紧张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宜将与 陈延年的会面直接写在日记里，因而给陈延年起 了这个化名，而所以要以“陈安仁”作其化名，一则 因为陈是安徽安庆人，便于日后帮助回忆，一则因 为奋迅向来视其为“老仁侄”。朱先生的此番辨词 实在令人费解。其一，1927年3月下旬，鲁迅是否 惫识到国共分裂在即，共产党必将不利呢?朱先生 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其二，如果鲁迅确与陈延年 见面，记在日记里又何妨呢?毕竟日记是纯粹个人 的东西，是可以秘不示人的，又何麻烦之有?其三， 陈延年固然是共产党知名人士，而1927年1月 24日、1月31日、2月9日拜访鲁迅的毕磊、徐文 雅又何尝不是国民革命时期活跃于广东政治舞台 的著名共产党员?他们赠与鲁迅的《少年先锋》、 《做什么》两刊，前者是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 物，后者是中共广东区委下属的学生运动委员会 机关刊物。按朱先生的逻辑，鲁迅在日记中应当为 毕磊、徐文雅取化名，《少年先锋》、《做什么》也要
以暗语代替，因为把陈延年记在日记是会引起麻 烦，把毕磊、徐文雅等人及赠送的刊物记在日记里 同样也会引起麻烦。其四、鲁迅喜欢给别人取别 名，然而，他给别人取的别名都是有典故或出处 的，所取别名一般简洁、明快、诙谐、睿智，令人回 味无穷。如用“莱比锡”代指蔡元培、用“爬翁”代指 钱玄同、用“悠悠我思”代指陈百年、用“红鼻”代指 顾领刚，等等，无不反映鲁迅为别人取别名的上述 特点。反观用“陈安仁”作陈延年的化名，因陈延年 是安徽安庆人，故化名第二字为“安”字，因曾称陈 延年为“老仁侄”，故第三字取“仁”字。如此拖泥带 水地取别名，符合鲁迅为别人取别名的习惯与特 点吗?是否与鲁迅一代文化巨匠的身份相匹配? 那么，陈安仁到底是什么人物呢?
陈安仁，字任甫，广东东莞人，1890年生。早 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前后在广 州等地参与编辑《觉魂》、《天声》、《大光》、《民醒》 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1921年5月，孙中山特 派他往澳洲宜传党义，不久又委其为国民党澳洲 特派员。1923年9月，孙中山又改派他为国民党 南洋群岛特派员。1927年上半年担任国民革命军 总政治部编审委员，同时为1927年1月创刊于广
州的《革命华侨》主撰人，1927年2月，又被国民 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推为广东平民教育委员会委 员，是当时广州教育文化领域活跃分子之一。1929 年2月被任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1930年受聘为 国立暨南大学特约讲师，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功课。1932年起，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讲中国政治史，1946年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 员。民国时期曾出版《人生问题》(l920年)、《六朝 时代学者之人生哲学》(1926年)、《关税自主与中 国》(1929年)、《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1932年)、 《中国近代政治史》(l934年)、《中国近世文化史》 (1936年)、《中国上古文化史》(1938年)、《中国文化 演进史观》(l942年)、《中国农业经济史》(l948年) 等书。从上述陈安仁的生涯及著述看，陈安仁尽管 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关系密切，但基本身份仍可 界定为文化人，1927年上半年又恰在广州活动。 他拜访文化闻人鲁迅自属顺理成章，不会有什么 可怀疑了。
(责任编样: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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