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人格与玄远人生——论嵇康主体人格的审美建构

诗化人格与玄远人生——论嵇康主体人格的审美建构 论文关键词:主体人格审美人格自由人格理想人格的人间化 论文摘要:嵇康的人格重在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他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将人生审美化、艺术化了,审美人格构成他主体人格的第一个层面;他崇尚自然、具有反抗意味的放达通脱、任性任情的个性构成他主体人格的自由层面;他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既有道家的玄远、自然的理想色彩,又有亲切的人间气息,他以现实人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人格,使玄学精神有了可实践性。嵇康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艺术的自觉”的一个典型表现。 提到“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是一个无法绕过的特殊群体和研究对象,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惊世骇俗的任性行为与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对抗虚伪的名教与世俗的平庸,以深情绵邈的内心世界与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舒展着生命的自由与人性的圆满,以形上思辨的理论热情与洞察世事的人生智慧体现着个体的存在与人生的价值,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展示着令人千古景仰的魏晋风度。如果从美学的视角审视,魏晋风度更是一种人格美学的表达,一篇重建主体人格的乐章。嵇康在“竹林七贤”中是个性最强的一个,本文重在探讨嵇康主体人格的构成,以求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美学。 魏晋玄学发展到嵇康、阮籍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提出的“越名任心”。王弼作为玄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他深入考察了名教的起源,认为名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为官长”,原始的自然和谐状态被打破,才会出现器利与官长,官长出现就会有名分尊卑,就有名教,名教的价值在于使分散的朴“复归于一”。名教的作用不是教人虚伪奸诈,不是求名求利的工具,而是使人返朴归真、返归自然的手段。但现实的名教却压抑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去自然之理。嵇、阮撕破了蒙在名教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正式宣告名教与自然不可调和。在此意义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提出“越名任心”。 如果说王弼揭示了名教存在的严重问题,批判名教流于空名而有失真实,志在强调名教的自然之性,促使名教走上复归自然之路,对名教还寄予厚望的话;那么,嵇、阮则彻底看穿了司马氏统治下名教的本质:名教被彻底异化,成为人返朴归真的永恒障碍,与人的生命本真严重对立;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水火不容的两种原则与生活方式,从而以激烈的态度检讨名教的罪恶,要求彻底抛弃名教,回到自然。嵇康作为反名教态度最强烈的一个,他在偏激忧愤的论文中鞭挞着名教外衣下群丑的虚伪与卑鄙,在清峻超脱的诗文中向往着理想的人格与境界,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他以自己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与高洁伟大的人格实践着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理想人格;以“人”的自觉意识注重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反抗名教中发展自己的个性,“不仅在意识中复现自我,而且把自我作为对象加以塑造,展现出绚烂多彩的个性活动。”(p167)嵇康主体人格的美重在自由、超脱、自然的境界,其审美人格是对名士人格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人格既是对自我人格的写照,又具有极强的超现实意味,其超越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审美化的产物,是一种精神绝对自由,心灵完全自适,人性自然完美的主体人格。其主体人格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一、审美化人生与审美人格 嵇康的审美能力在“七贤”中是最高的一个,其卓越的审美能力、非凡的卓识才情在音乐上就可见一斑:“声调绝伦”的《广陵散》,尽雅声之妙的《琴赋》,集中体现音乐美学思想的《声无哀乐论》,以及众多关于琴的诗,都说明音乐不仅是他生活的主要乐趣,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嵇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高”(《琴赋》P30)。他不仅精通琴道,是一位杰出的琴师,而且,他还以非凡的感受力去体验音乐之美。请听这把雅琴的妙音: “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琴赋》P32) “嘤若离昆鸟鸣清池,翼若浮鸿翔层崖。……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 众葩敷荣曜春风。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嗟娇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琴赋》P34) 琴禀受大自然之孕育,其声亦具有大自然的气质风采。琴声本可闻而不可见,但嵇康以一个音乐家的审美感受,发挥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将变化多端的音乐形象以自然万物的雄伟壮丽、飘逸灵秀、千姿百态描绘出来,在起伏变化的乐音中听出了无限丰富的审美意蕴。他让生命自由地奔放于“自然之和”的琴声中,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融汇于充盈着大自然之灵气的“雅声”中。正是在这长久的审美体验中,嵇康提出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声无哀乐论》P66)“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无哀乐论》P72)他将“自然之和”视为音乐之本,只有抛弃人的喜怒哀乐、在非功利的状态中才能体悟到琴声的美妙,欣赏到音乐的美,这与儒家正统的乐论完全不同,从此,中国的乐论有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的音乐思想出现了一个转折。 嵇康一生与琴相伴,琴是构成他诗歌审美意象的重要因素: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0) “琴瑟在御,谁与鼓弹?”(《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弹琴咏诗,聊以忘忧。”(《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酒会诗》P26)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与山巨源绝交书》P38)临刑前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P229。琴是对个体美好人格被毁灭的控诉。 嵇康在琴声中诉说着知音难觅的悲哀,排遣着忧思难解的孤寂,洒落着人生的欢乐与痛苦,既在琴声中过着自得其乐的朴素生活,也在琴声中追寻着与道冥一的玄远境界。他将审美的目光投入现实生活,将玄学的理想转变为现实人生,从而将现实人生变为审美的人生。他不愿做与世隔绝的隐士,也不愿过金玉满堂的豪奢生活: “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幽愤诗》P13) “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卜疑》P45) 他不逃避现实也不脱离现实,就在现实人生中执著地实践着他的审美人格,他的人生理想现实而简单,朴素而美好:“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P40)他只想象普通人一样,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在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弹琴、饮酒、赋诗、交友、养生,在朴素的生活中舒展着自己的个性,在平淡的日子里体验美好人生。这个愿望如此普通,如此美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又是对世俗名教不屈的反抗与对自然原则的执著追求。审美的人生态度本是魏晋风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名士风流的表达。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当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来关照时,审美也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审美化了。个体人格以审美的方式体现出超越世俗的意味而成为审美的人格时,便给苦难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安慰。 二、放达之性与自由人格 放达通脱之风由来已久。东汉仲长统可谓是第一个放达通脱之人。思想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在《昌言》中激烈地讨伐了君主专制的罪行,指出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恶果,提倡百家争鸣。他的处世态度颇为惊世骇俗,史载他“性亻叔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p394)这种“狂人”的形象与魏晋名士的任诞之气相似,可以说仲长统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放达行为成为魏晋名士任诞之气的先声。《抱朴子》也记载了这种放达之风:“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p631)虽然葛洪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种风气,但是这种风气的盛行说明东汉末“儒学已有缺口,儒学只是作为学问或信仰才存在,不再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p121)嵇康的放达通脱不是游戏人生,也不是玩世不恭;他是在严肃的人生态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表 现,同时又与时代精神、审美风气息息相关。时代的苦难决定了名士人生的不自由,决定了他们命运的变幻无常。当一腔热血无处抛洒,满腹经纶一无所用时,士人心态内敛,向内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追求精神境界的高远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种放达通脱也不同于阮籍的不守礼教,他很少用狂放不羁的行为去反抗具体的礼法,但他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却给他的自由人格以巨大的魅力,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他如痴如狂地云游山泽。魏晋时代随着对山水自然美的发现,怡情山水成为名士风范的表现,但如嵇康般“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p228)的山水之游极为罕见。山水之游不仅仅是饱览山河大川的壮美景色,他是在遗落世事中解脱世俗的羁绊,在山水自然中追寻玄远之境。其次表现为蔑视权贵,任性自由,非毁名教的傲岸个性。史载嵇康“性绝巧而好锻”(P228),这类为风流名士所不屑的俗活儿,他却干得有滋有味。钟会来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锻铁。面对炙手可热的权臣,嵇康始终冷冷的,“不为之礼,而锻不辍”(P228),令钟会尴尬不已。山涛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却引来一封《绝交书》,对山涛好一顿臭骂。其大胆反抗名教、不受拘束、桀骜不驯的放达作风令人叹为观止。最后表现在他喜好弹琴上。上文说过,琴是嵇康审美人格的重要表现,弹琴也树立起他放达通脱的自由人格形象。以饮酒著名的名士多,但视琴为生命,琴艺卓绝的名士却只有嵇康一个。史载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P227)。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弹一曲最爱的广陵散,这给人怎样的惊叹与震撼!嵇康在琴声中将生命的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把琴代表了一种自由人格,一股浩然正气。嵇康以琴谱写了一曲魏晋名士追求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主体人格乐章。 三、理想人格的人间化 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形象——“君子”:“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释私论》P83)“君子”代表了嵇康理想人格美的最高境界:自由、自然、坦诚、公正、宽容、执著。嵇康一生都在执著地实践着他的人格理想;而阮籍只能在幻想中超越名教,一直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嵇康以无“私”为君子的最大特征。无“私”即不匿情,不匿善,“私”指人有各种思想感情,各种欲望,各种所求。“私”与“公”相对,“公”即出于自然本心。无“私”即不隐瞒人的各种真实想法,坦诚地说出来。无措,即无论是非都要襟怀坦荡;通物,即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意愿与志向,君子遵循的是自然之性。嵇康的意图仍是针对名教名不符实产生虚伪所做的理论探讨,反对名教的束缚而返归自然之性。他提出君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 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释私论》P87)自然的人格任心行事,不匿不隐,不以一己之好恶评判是非,不以名教衡量行为是否允当,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种坦诚宽容、公正自然的人格精神,既是对名教的否定,又是对传统儒家人格的怀恋,也是对道家自然人格的向往。嵇康责备山涛举荐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本性,认为君子“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与山巨源绝交书》P37)嵇康正是按自己的人格理想——君子实践着现实人生,他本身就是“君子”的现实化。在荣利之心日竞,任实之名不显的时代,这种人格理想显得不合时宜而又超凡脱俗,这就把自己摆在了世俗的对立面,不为世俗所容,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小编国台酒编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