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晋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卷三七《宗室传》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又，同书卷五九“传序”曰:“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国维城。„„洎乎周室，粲然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磐石，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这里都指出西晋立国后“革魏余弊”，封建宗室。窃国之人，当然最明白其中利害。司马氏祖孙三代谋篡曹魏于中央，从未受到地方曹氏宗室诸王的任何抵抗，在他们看来，这是曹魏立国之道的最严重的失误，故司马炎初一建国，便很快分封宗室。《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那么，曹魏是如何苛禁宗室诸王的,为何要这样做呢,本文就此略作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曹魏苛禁宗室的主要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曹魏宗室之分封，最早可追溯到建安中后期。当时曹魏虽未正式立国，但随着曹操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他开始致力于篡汉，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借汉献帝之名策封诸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裴松之注引《魏书》又载:“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 1 各五千户。”此后，曹操诸子陆续受封或徙封。不过，当时曹操毕竟尚未建国，故亦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上的宗室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与政策。 黄初元年(220)，曹丕正式建立曹魏王朝。曹丕初一称帝，便立即下令封侯的诸弟皆离开京师，徙就封国。黄初三年三月乙丑，魏文帝改封其子、弟为王，诏曰:“立齐公睿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1]应该说这是曹魏国家的正式分封之举，此后宗室人物仍续有策封之诏。但是，曹魏虽有分封之名，但制度很不完善，变动无常，《三国志?魏书?彭城王据传》载黄初五年魏文帝诏曰: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据改封定陶县。[2] 查考其他诸王皆于黄初五年降为县王[3]。太和六年(232)，魏明帝又恢复旧制，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 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惟宁，宗子惟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 2 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 魏明帝也承认曹魏“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明帝依制将诸王由县王重提升为郡王，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良。明帝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儒家典制的要求，诸王地位有所提高，生活有所保障，对文帝的一些过激之举有所纠正。不过，总的看来，明帝仍基本上因袭了乃父的陈策，曹魏一代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合乎儒家“大义”的宗室政策，“未有定制”。 根据有关文献认载，曹魏一代虽有分封宗室之名，却无封建之实，对诸王防范极严，对此，旧史家多有论述。如陈寿《三国志》卷二?“评”曰: 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 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裴松之注引《袁子》亦有相同的评论: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 3 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由上述两段概括性的论述，可见曹魏一代对宗室诸侯王的压制是极为严厉的。下面结合具体史实，对此进一步加以考论。 (一)曹魏之分封为“虚封” 所谓“虚封”，是指诸侯王仅有爵位名号，但实际上在其封国内并无领兵、领民等军政权力。依照传统的儒家分封之道，诸侯王不仅有辖区内的治民、理财权，还可以征辟王国的属官，调遣一定数量的军队。周代的典制自不必说，即使西汉初分封同姓王时仍依此制。这就是所谓的“实封”。但曹魏之分封诸侯并不依旧制，前引“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正是就此而言的，确实是“寄地空名，而无其实”。在这种“虚封”制度下，曹魏诸王公不仅不能参与军国大政，而且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保障。从曹植的许多文章中都可看出诸王的生活窘状，如《迁都赋序》中便抱怨“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在《社颂序》中说:“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又说:“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曹植的这一类怨愤之辞甚多，可见其生活之窘迫。当然，由于曹植早年与魏文帝争太子位，文帝尤痛恨之，故惩之尤甚。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其他诸王也大体如此。因此，在名义上曹魏诸王虽有封国、封户，但实际上诸王并不能直接 4 领民、征赋。 至于领兵权，对曹魏诸王来说，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上引《袁子》所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确是实情。这样的王国“军队”与其说用来镇服地方、拱卫中央的，还不如说是附会典制、装饰门面的。当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监禁诸王。正因为如此，连这样的军队，朝廷还要经常调遣、征用，特别是其中的丁壮，征发殆尽。对此，曹植在上魏明帝《谏取诸国士息表》中明确指出: 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距。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东藩，使屏翰皇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益损，不复赖此。„„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第，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锄秽草，驱护鸟雀。[4] 由此可见，曹植虽有藩王之名，实际上初封时仅有军队150人，且皆为老弱。至明帝时剩下行将朽木者五六十人。原有“士子”五百人，但前后三次征调已尽，王国内真正可用者“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 5 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即便如此，明帝仍要下令征调。《三国志?曹植传》明言:“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其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由此可以说，曹魏诸王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兵权。 (二)曹魏诸王封土屡徙 曹魏王朝不仅对诸侯王采取不能领民、领兵的“虚封”之制，而且频繁徙封。曹魏宗室迁转之频，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罕有其比的。现据《三国志》卷一九、二?所载诸王徙封的史实，对此略作说明。曹彰，曹丕弟，建安二十一年始封鄢陵侯，曹丕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会京师，暴薨。其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县”;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青龙三年，“削县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济南”。曹植，曹丕弟，建安十六年始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曹丕得王位，“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受污陷，贬爵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立为鄄城王;黄初四年，徙封为雍丘王;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仪;太和二年，复还雍丘;太和三年，徙封东阿;太和六年，“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曹丕父子对曹植监控尤严，黄初、太和年间几乎年年改封、徙地。对这种非人的待遇，曹植内心深处是极为不满的，他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未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又如中山王曹衮，他于建安二十一年始封平乡侯，第二年改为东乡侯、赞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进 6 位北海王，四年改封赞王;黄初末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太和六年又改封中山王。曹衮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以谨重几为曹丕父子树为楷模，但依然徙封不断，其它诸王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因此，由上述三例，足见曹魏宗室居无定所的狼狈之状。前引《袁子》所谓“位号靡定，大小岁易”，确是实情。 曹魏王朝之所以对宗室诸王采取频繁的迁徙政策，其目的是防止诸侯长期居住一地，与地方势力交结。而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诸侯王的精神不断受到摧残和折磨，而且他们的徙封之地，往往条件很差，几年中便徙封一次，一切都难以经营，甚至连最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徙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流放，一些人在不停的迁转中消耗掉了锐气与生命。《三国志?曹植传》便说:“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其他诸王虽没有曹植这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怨愤之情，但他们也大多郁郁寡欢，心气难平。 (三)诸王“无朝聘之仪”，严禁交结 曹丕得位，把宗室诸王公皆赶到封地，目的是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不允许诸王定期朝会。《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 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 《通鉴》卷七二也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 7 相通问。”可见这一制度是曹丕明确下来的，魏明帝也说:“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5]此制使诸王完全与世隔绝，不要说参与军政，甚至连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不能满足。因此，长期的封地生活，使他们倍受情感上的折磨。曹植太和五年所上《求通亲亲表》，对此有非常真切的表达: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时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魏明帝收到此表后，也颇觉乃父此举有违人伦，诏报曰:“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述。”[6]这里明帝为曹丕开脱，说“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是那些跟风的“下吏”矫枉过正所至。这并非事实。他在太和五年颁布的准允诸侯“通亲”、“朝聘”的诏书中说:“古者诸侯朝 8 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朝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7] 魏明帝虽然允许“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但不意味着对诸王的监督放松了。其实，明帝时诸王朝会虽略缓其思亲之苦，但其实际地位与待遇并无多大改善，而且没有真正改变限制诸王朝谨的制度，准允朝谨只是特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这种特许的朝觐期间，对诸王仍有诸多限制，动辄便遭削封之惩。如中山王衮，《三国志》本传载:“初，衮来朝，犯京都禁。青龙元年，有司奏衮。诏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有司固执。诏削县二，户七百五十。衮忧惧，戒敕官属愈谨。”衮犯何禁呢,据注引《魏书》:“王乃来朝，犯交通京师之禁”。同时受惩的还楚王彪，《三国志》本传载:“初，彪来朝，犯禁，青龙元年，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三，户千五百。”这些王侯长期在外，难得返京，难免会见亲属故旧，但稍有不慎，便会犯“交通之禁”。又据任城王楷、彭城王据本传，他们皆因遣人至“中尚方作禁物”，各“削县二千户”。明帝此举，意在警示诸侯，让他们小心行事。据《三国志?赵王曹干传》，干于“青龙二年，交通宾客，为有司所奏”，明帝下诏诫诲之曰:“„„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近者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今有司以曹纂、王乔等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曹魏宗室中的不少人物文化修养甚高，他们长期 9 不能交结士人，精神上极为苦闷，对此，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故在朝觐期间，有人与士人交往，但明帝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可见，明帝对诸王的监督并未放松，所谓朝会也只是依照文帝“若有诏得诣京都”的旧制[8]，并无根本改观。 (四)禁锢诸王，严禁任职 《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泰始元年“诏除魏宗室禁锢，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胡三省注曰:“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锢不得仕进，今除之。”这里说的是晋统治者废除曹魏禁锢诸侯的政策，可见在禁锢政策下，曹魏宗室是不能任职的，将他们完全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对此，正始年间曹冏的上书中说得很清楚: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拨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 10 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9] 前引《袁子》称曹魏宗室“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说得也是这种情况。曹冏上书在正始三年，此时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势力已经崛起，渐呈取代曹魏之势，故冏之上书，实为亡羊补牢之举，当然看得真切。 不过，在此之前，曹魏宗室中已有人看到了压制诸王的危害性，其中有些人还是很有才能并愿意报效国家的。如曹丕弟曹彰，是一个难得的英武之才，曹操在世时便命其为将，北定代郡乌桓之叛，又以其为越骑将军，镇守关中。以曹彰之威望、才能，自然非曹真、曹休可比，以他居外镇守，可为国家柱石，司马懿要想染指曹魏军权，恐怕一时难以得逞。但黄初四年彰朝谨，暴薨，实际上是曹丕将他害死的[10]。彰之死，是曹魏王朝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曹植也想为国效力，他在一首《杂诗》中坦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但文帝时非但不得重用，甚至屡有生命之虞，幸得母卞太后相佑得免。明帝时，生存状况略有改善，他便一再上书求用，《三国志》本传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他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臣伏自惟省，岂无刀锥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他在太和二年所上《求自试表》中表达得更为明白: 11 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廨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他在太和五年所上之《陈审举表》中又表达了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愿望:“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曹植之一片爱国热诚，可谓情深意切。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六中论此曰:“(植)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植自料才武犹不后于(曹)真、(曹)休，故恳恳求试，诚不忍为秦、越之视也。”但魏明帝对曹植之屡屡上书求试，并未重视，仅下一“优诏”安抚之。正如元代史家胡三省所指出:“植求自试，而但以优诏答之，终疑之也。”[11]确实，明帝比之乃父，虽对诸王的监控有所缓和，生活上有所照 12 顾，但仍怀有疑虑，未予任用。如太和六年明帝准允诸王朝会，“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12]曹植一生无所用，死时年仅四十一岁。曹植如此，其他诸王的境遇、心态也莫不如此。 (五)诸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 前引《袁子》称曹魏“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验之史实，确不为虚。当时设有专门监督诸侯王的官职。据《三国志?魏志?中山王衮传》，监官中有“文学防辅”。查《晋书?百官志》，王官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而无“防辅”字样，可见这是魏之特制。胡三省指出:“防辅者，言防其为非而辅之以正也。„„(晋)防辅不书者，魏氏防制藩国过差，晋武帝惩其失而不置也。”[13]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潘眉曰:“魏制，诸王在国，禁防严密，朝廷特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此文学防辅是也。”又有“监国谒者”。胡三省指出:“时禁切藩侯，使谒者监其国。”[1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曹植传》按曰:汉代侯国无谒者，“此监国谒者，当为魏文帝特置之官，„„其希旨上奏固所宜然。”除了专门的“防辅吏”、“监官”之外，王国所在的地方官员也负有监督之责。这些监官职爵虽不高，但直接受命朝廷，专事监督、揭发诸侯王，甚至希旨枉奏，捏造罪名，以打击诸王。这尤以曹植之事为典型。据《三国志》植本传，“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当时急欲置植于死地，故灌均受命枉奏。其实污陷者绝非灌均一人，清人周寿昌在《三国志注证遗》卷二中便指出:“时希指 13 者，岂止灌均一人,特均其最著者耳。观后诏取黄初中诸奏植罪状语可见。”当时的监官自述其职能说:“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15]。因此，诸王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解的很清楚，诸王可谓动辄受咎，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在黄初六年的一篇令文中说:“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反旋在国，楗门退归，形景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疵，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然卒归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以贯于神明也。”[16]他在《写灌均上事令》中则表示:“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17]其拘谨自谦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严厉的监控之下，诸王在封地之生活确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难怪朱熹师生谈话时说:“魏陵逼诸侯甚，每令人监之，不得朝谨并亲知往来。曹丕待宗室如此。”[18] 二、曹魏宗室、朝臣对苛禁王侯政策弊害的 反思 小班合家欢主题反思小班合家欢主题审议反思小班合家欢反思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下载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下载 在中国古代的“上古”、“中古”之世，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用人不外有两种主要途径:用亲或用贤。所谓“用亲”，主要是指宗室子弟，有时也包括外戚;“用贤”则指任用各类贤良人才。从君主专制的统治体制而言，也主要有两种:分封制与郡县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三代时期，尤其是周代行分封之制，而秦汉以降，则主要行郡县制，但仍兼行分封。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宗室”条中指出亲、贤参用乃治国之长久之道，不可偏废，汉、唐二朝之所以 14 国祚较长，正得益于此。他说:“汉唐之制，皆以宗室、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始皇行法家之道，绝对独裁专制，二世而亡。至于曹魏，名义上虽行分封，但实际上是绝对专制，与秦朝相似。 曹魏采用这样的宗室政策，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曹魏奠基于曹操，而操以“赘阉遗丑”之寒门出身崛起于军阀混战之世，力行法术之治。陈寿在《三国志》曹操本纪的评语中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关于曹操之行法术及其与儒学世族的冲突，古今史家论之已详，无须赘言。曹丕、曹睿父子相继立国，虽在多方面协调与儒学世族的关系，但就其统治思想的核心而言依然是法术之治。文帝不仅苛禁宗室，而且下诏严禁外戚干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19]东晋孙盛便认为文帝此诏“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20]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21]，深受曹操的影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22]，当时便有朝臣称其“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23]魏行法术之治，自然便不会因循周代分封之制。因此，追寻曹魏之苛禁诸王政策的根源，当与曹操确立的法术之治有很大的关系。曹睿训诫诸王时便很自然地援引曹操为据: 15 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敬之治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诸侯不朝之令。[24] 由此可说，曹魏苛禁诸侯政策始于曹操，根本原因在于法术之治，这与秦朝政治有相似之处。 不过，虽说曹魏苛禁诸侯有其必然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政策执行的如此严厉，则有其具体的原因。曹操生前，他对诸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不仅让诸子各言其志，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用其所长。曹操在一封令文中曾明确的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孝慈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25]显然，曹操是想诸子并用的。验之史实，曹操确有这方面的安排。如建安二十三任命诸子中最为骁勇的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平息代郡乌桓的反叛。此役结束，曹操急召彰至长安，以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这便将关中的方面重任托付给了曹彰。但曹操的诸子有才“必用之”的想法未能全面落实。曹丕初登王位便立即将诸弟全部赶往封地，并厉行禁锢之策，甚至谋害曹彰、曹植，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便是曹操在继嗣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曹丕虽以年长而具有名份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地位并不巩固，几为曹植取代，而曹彰在争嗣斗争中则倾向曹植。因此，曹丕对诸弟及宗室心怀忌恨，愤愤难平。 16 这种心态决定了他对诸侯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魏明帝对宗室虽在表面上有所礼遇，但本质上并未改变拘禁之策。 曹魏一代苛禁诸侯的政策，就其后果而言，虽然在表面摧残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曹丕父子的统治，但从其长时间的效果看，则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因为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曹丕父子排斥同宗，这使得曹魏统治者在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儒学世族作为东汉中后期占有历史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汉魏之际一度受到军阀混战的冲击，但他们根深蒂固，在曹丕立国时便确定了“九品官人之法”，为其日后的复起奠定了基础。在中央中枢权力方面，曹丕死前，以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政，真、休为远房宗室，群、懿乃世族之代表，特别是司马懿有计略，参掌兵权，渐成朝臣之首望，明帝之世，他凭藉西御诸葛、北灭公孙等功勋，其声名已无人可及。在中枢权力方面，曹丕为强化皇权，改秘书省为中书省，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魏书檄诏喻多出自二人之手，二人“遂掌机密”，明帝时“尤见宠信”，得以把持曹魏中枢要害数十年之久，史称“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又称“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26]考之史实，明帝时有不少重大决策实际上是由他们做出的，甚至作为朝臣之首的“三公”人选也皆由他们决定。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毗为人鲠直，不善阿谀，其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不纳，后议以毗为尚书仆射，二人以毗“性刚而专”相攻讦，终使明帝弃之而不用。 17 刘放、孙资皆出身儒学世族，与司马懿同声共气，成为司马氏之“内主”。当时蒋济等已看出二人“号令为专任”，上书提醒明帝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弊，„„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若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27]蒋济实际上已看到了曹魏皇权旁落的趋势。 当然，看出曹氏统治危机的非止蒋济一人，一些关注曹魏统治的宗室与朝臣也察觉到了政局的变化，并向明帝上书，希望明帝能改变宗室政策，启用宗室人物，以扼制权臣势力的膨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较早觉察这一问题的恐怕是曹植，他在太和二年的《求自试表》中自诩“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在这里，曹植提出了宗室“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的问题，这是与朝臣相对而言的。他在太和五年的《陈审举表》中更明确的指出曹魏的现实危机: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摄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18 曹植明确提出了“公族”与“异姓”的问题，他明白世族权臣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造成政权的更替。这是有感于司马懿势力的日渐扩大和刘放、孙资等专断中枢而言的，可谓有识之言。令人遗憾的是，明帝对曹植的警醒之言并未在意。 与此同时，一些朝臣也向明帝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他改变苛禁宗室的政策。如《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载:“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杨阜是配合曹植的上书，要求改善“法禁峻密”的现状。栈潜也上书谈论这一问题，《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载: 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 栈潜以周制为例，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皆重用宗室，“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栈潜实际上是看到了曹魏统治深刻的危机，暗示着异姓权臣对曹魏的颠覆。 19 对这一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是曹魏的直臣高堂隆。景初元年，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引曾子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28]高堂隆在临死前，无所顾忌，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危急状况，其根源是文帝黄初之际禁锢宗室、用异姓造成的，要求明帝解除对诸王的禁锢，使他们参政、典兵，“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胡三省说:“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29]确实, 这里的“鹰扬之臣”正是指的司马懿及党羽。东晋习凿齿说:“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不可谓忠且智乎～”[30]高堂隆确是曹魏之忠臣。 对这些朝臣的谏诤之言，特别是高堂隆的忠告，不能不使魏明帝有所触动，他似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了司马懿潜在的危胁。据《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明帝以司马懿是否“社稷之臣”问陈矫，实际上表明他内心对司马懿的怀疑。他也考虑任用亲属掌军政，排斥异姓权臣。《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载明帝与资言: 20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 但孙资表示对宗室要慎用，并为司马懿专权开脱，他说:“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国，于事为善。”这是阻挠明帝用宗室亲属。景初二年(238)十二月，明帝疾笃， 他先确定了一个以燕王曹宇为首的宗室顾命集团，将司马懿排除在外，《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明载:“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燕王宇传》亦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明帝本欲以燕王宇等总揽军政，“属以后事”。但诸人“受署四日”便皆免职，真的是曹宇“深固让”,或者是“帝意亦变”,其实这都是史家的托词，其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明帝气绝之机，屡屡篡改诏令，迫使明帝罢免燕王宇诸人，急召领兵在外的司马懿入京， 21 确立了宗室曹爽与世族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格局。因此，在燕王宇“受署”的四天里，他们与刘放、孙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终他们失败了，这样，明帝以“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打算落空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考论，此不赘述[31]。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组建了以其兄弟、何晏、夏侯玄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司马懿则联络朝廷内外的世族人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在此背景下，曹魏宗室人物曹冏在正始三年上书，力劝曹爽重用宗室，与司马氏相抗。他指出曹魏不用宗室不合典制，“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而“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首未备”，宗室“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场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他首先从历史上各王朝兴衰的角度，论述了分封的意义:“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秦不依旧典而速亡乃一显例。接着他指出曹魏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苛禁宗室，“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其所述曹魏宗室之窘境、所论曹魏宗室政策之危害，十分精辟，前文已有所引证。史称“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32]胡三省论此曰:“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陈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暗哉～”[33]确实，明帝当政之初如有决心改变文帝的宗室政策，尚有所作为，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至于临死前的顾命安排，他本人也是疑虑重重，难怪东晋史家孙盛要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34]到正始年间， 22 曹魏宗室之有识之士多已凋零，即便引之参政，也多是无才识、威望的愚暗之人，根本不能与世族朝臣相较了。确实，正始之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以将死之躯振臂一呼，世族朝臣纷纷响应，一举而灭曹爽集团。从此，大局已定，司马氏代魏只是时间问题了。曹丕立国后仅二三十年，曹魏大权已落入权臣之手，其中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其苛禁宗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孙盛已早有批评: 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制，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之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翦枝干，委权异族，势同 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35] 由此观之，曹魏一代的宗室政策是完全失败了。 [1]《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2]《三国志》卷二《魏书?魏文帝纪》未载此条诏令，卢弼《三国志集解》指出此乃“郡国沿革一大变迁”，文帝改郡王为县王，目的是降低诸王的等第与地位。 [3] 参见《三国志》卷一九、二?曹魏宗室诸王列传。 23 [4]《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注引《魏略》载:“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由此可见，植之上书，确是无可奈何之举。 [5]《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6]《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 [7]《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8]《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9]《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书。 [10] 据《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彰传》及注引所载，曹彰在曹丕、曹植争嗣过程中支持曹植，且性格刚烈，丕甚忌恨彰。故彰之暴死，正史虽未明述其因，但《世说新语?尤悔》诸书皆载丕害死彰。近人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条中案曰:“盖彰之暴卒，固为丕所杀，又实有害植之意，以卞氏不听，得免。世俗遂因其事而增饰之耳。” [11]《通鉴》卷七二魏明帝太和五年胡注。 [12]《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 [13]《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注。 [14]《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注。 [15]《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中山王曹衮传》。 [16] 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黄初六年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4 [17] 见前揭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写灌均上事令》。 [18]《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 [19]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20]《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孙盛语。 [21]《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22]《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23]《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世语》。 [24]《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25]《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魏武令》，今本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将此令系于建安二十,二十二年间，题曰《诸儿令》。 [26]《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放传》。 [27]《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 [28]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 [29] 《通鉴》卷七三《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胡三省注。司马氏确在明帝青龙年间已开始经营其势力。《晋书》卷三一《后妃?景怀夏侯皇后传》:“„„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乡公主。后雅有器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为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这里说的正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阴谋。 [30]《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注引习凿齿语。 [31] 详见拙文《世族势力之复起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载《扬州 25 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此外，我们还要指出明帝之宗室政策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他所用宗室人物多与其个人关系较好，而非才德俱佳者，如《三国志》燕王宇本传明言“明帝少与同止，常爱异之”;又《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载曹爽“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加散骑常侍，宠待有殊。”秦朗则是曹操养子，当时人皆视为明帝佞幸。这样，诸人难孚众望，又无政治经验，故与刘放、孙资斗争，很快失败。 [32] 《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书。 [33] 《通鉴》卷七四《魏纪六》邵陵厉公正始四年胡注。 [34]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孙盛语。 [35] 《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曹植传》注引孙盛语。又，《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颂上疏晋武帝指出曹魏“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晋书》卷四八《段灼传》载灼上表晋武帝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可见晋代朝臣对曹魏宗室政策弊失的反省已形成了一股思潮，并波及到两晋之际。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