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粮食政策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粮食政策及其现代启示 发布: 2009-5-20 00:46 | 作者: xiaojin | 来源: 国学网 | 查看: 339次 打印 | 收藏此页 | 推荐给好友 | 举报 中国古代粮食政策及其现代启示 刘玉峰 李维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粮食是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始终影响历代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因素。古人把粮食比作“天”，认为粮食乃“民之司命”，阐述了粮食的根本性地位及其重要性。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关于粮食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有着高度认识，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粮食思想，还制定推行了一系列粮食政策。以下试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粮食思想和政策加以阐述，并就其现代启示予以讨论。 重粮贵粟政策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较早地论述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 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牧民》开篇就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务必注重农时安排和农业生产，巩固国家的关键则在于粮食储备；国家富裕了，远方的人们就会前来归附，土地得到普遍开垦，农业发展，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粮仓里的粮食储备充实，百姓们衣食富足，礼节荣辱等道德观念就能够得以提倡。管仲的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物质生产对于精神品德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阐述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蓄的极端重要性。 管仲主要从两个方面具体强调了粮食的重要性：一是“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2]，强调粮食是民众的命根子，强调粮食对于民生的根本性意义；一是“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3]，强调粮食生产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强调粮食对于治国安邦的重大意义。管仲还说：“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4]意思是说：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就会亡国；粮食生产仅能自足的国家，只能称霸；粮食生产富足并有节余的国家，才能够统治天下。管仲在齐国主持改革图强的实践中贯彻了他的粮食思想，实施了多项重农政策。 管仲的粮食思想和所采取的重农政策影响深远，多被后世继承并有所发展，成为传统中国历代政治家奉行的原则。西汉前期，政论家晁错向汉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了“贵粟”政策，提出了“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的主张，规定民众向官府交纳粮食，“得以拜爵，得以除罪”，通过实行这样的措施，“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5]，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从而推动粮食生产。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颁布卖爵令，取得了预期效果，激发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采取多项政策来切实保障粮食生产。重农抑商政策就是其中之一。重农抑商政策最早由管仲在齐国的改革中有所实施。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明确提出“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6]，强制秦国民众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致力于增加粮食产量和布帛产量。多产粮食布帛者，可以免除其徭役，因从事商业或游手好闲而导致贫困者，则罚作官府的奴隶。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历代王朝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其重视农业、保障粮食生产的政策目标十分明确。王朝国家还多实行禁榷政策，对利润丰厚的盐、铁、茶、酒等行业实行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攫取垄断利润以充实国家财政，一方面遏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遏制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也有着保障粮食生产的目的。王朝国家还常常对民间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如重征工商业者的资产税，设立重重关卡重征商品通过税，在市场内重征商品交易税等，来达到抑商和重农的双重目的。当然，王朝国家还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予以正面扶持，如秦汉时期实施授田制，北魏北周北齐隋唐时期实施均田制，通过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调节，来保障农民的小块土地占有，使农民能够与土地直接结合。又如很多朝代实施鼓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借贷赈济、推广技术等措施。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贵粟的政策和措施，对推动各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对维护王朝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储备政策 《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所谓“蓄”，指的就是国家粮食储备。《管子轻重甲》说：“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管子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些思想，都强调了粮食储备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 西汉初期，贾谊和晁错对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阐述。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7] 晁错说：“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8] 到唐代中期，杰出政治家陆贽不但强调政府官仓要储备粮食，而且强调要藏粮于民，做好粮食的民间储备。陆贽说： 《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言君养人以成国，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然则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盖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甿。《记》所谓“虽有凶旱水溢，人无菜色”，良以此也。后代失典籍备虑之旨，忘先王子爱之心。所蓄粮储，唯计廪庾。犬彘厌人之食，而不知检；沟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乱兴于下，祸延于上，虽有公粟，岂得而食诸？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故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故不养矣；足食而不先备灾，食故不足矣。为官而备者，人必不赡；为人而备者，官必不穷。[9] 陆贽指出，古人所谓九年、六年之粮食储备，不单单是指官仓储粮，也包括百姓私仓的储粮。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在灾荒年景“人无菜色”。陆贽又指出，后世曲解了古人官仓私仓光储粮食以备灾荒的本意，只重视官仓储粮，结果出现灾荒年景时，百姓私仓无所蓄积，政府官仓又不能及时赈济，往往会危及国家统治。 对粮食储备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形成为国家粮食储备政策。历代王朝都能广建官仓，积极储备粮食，设置专门官员，负责官仓管理，负责粮食的征收、出纳和籴入粜出等事务。一些王朝的官仓众多，储粮丰足。如隋朝，“仓库盈溢。……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10]。唐朝玄宗天宝八载（749）时，“通计天下仓粮、屯收并和籴等见数，凡一亿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11]以当时全国总人口五千万计，人均储粮达到四石，约合四百八十斤。储粮之多，令人艳羡。明朝时，推行预备仓制，通过授以散官、表彰门庭、免除杂役及对官宦子弟“纳粟免考”等措施，来增加粮储。 有些王朝还制定了明确的官仓法规。秦朝就制定有《仓律》，对仓粮的入库、验收、保管及粟稻加工折算等，规定了严格的规章。唐朝法律也有明确的《厩库律》，共计28条，今天能够完整看到。宋元明清诸王朝，也都制定有仓库律或厩库律等。 古代王朝国家，还通过皇帝颁布诏敕等形式强调和加强粮食储备。如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敕云：“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以古先哲后，立法济时，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宜因丰穰，预为收贮，济人救乏，孰先于兹。宜令所司速计，料天下诸州仓，有不充三年者，宜量取今年税钱，各委所由长官，及时每斗加于时价一两钱收籴。”[12]命令各地加强粮食储备。 历代王朝重视粮食储备的政策，对保障粮食供应、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王朝国家有时也为了增加官仓储粮，对农民大肆搜刮。这种搜刮行为多发生在王朝统治的中后期，造成了农民的苦难，激化了阶级矛盾，成为弊政和苛征。一般说来，当一个王朝对农民极尽搜刮之能事时，离它最终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