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游侠列传
读《史记•游侠列传》
摘要:《史记》一书开创了我国传记体史学与文学。而太史公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更注定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战斗性。《游侠列传》便是这些特色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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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一。“救人于厄，赈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由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明确概括我们便可知，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关健词:史记 游侠 影响
正文
游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之际。本文开篇即引韩非子《五蠹》一文中“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样一句，可知战国时代，社会上已经有这种专门从事“犯法”活动的游侠阶层存在。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社会底层人民穷苦无奈，又告状无门。秦汉之际，社会极为动荡，游侠阶层也因此而大兴。这正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的一种表现。游侠们为受压迫和冤屈的下层百姓伸张正义，不惜牺牲自身的性命。司马迁之颂游侠，是颂扬这种为知己者死，为公众打抱不平，救人于危难，具有真正“仁义”道德的游侠，而并非另外一种“盗蹠居民闲者”“何足道哉”的豪强恶霸。这一点是我们应当着重加以区分的。
文中在写郭解时，将郭解描写成一位重侠重义的人，“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郭解显然以游侠为傲，但却喜欢杀人，而且往往杀完人就跑，“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郭解嗜杀成性，令官府十分恼火，但众多好侠之人(尤其是他的门客)却不但不排挤他，反而处处帮着他。例如，当有人对郭解的品行提出质疑时，“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事实上，郭解的影响力当时已经遍及全国的侠客。
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但在司马迁看来，却似乎并不为过错。他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
对于游侠的特质，司马迁曾说:“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也即是说，并非只有匹夫之勇的刺客都能称之为侠，他必须还要有很多的精神。
司马迁当时之所以对游侠如此推崇，是因为他看到游侠对当时的社会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以及控制力，但也不排除他曾经作为弱势群体对权贵具有的仇视心态。然而，今人也已经认识到，游侠固然有抑恶的功能，但他本身行恶的时候却罔顾法律，甚至草菅人命，与社会的主流不融。
自从秦汉统一天下，随之而来的是封建统治秩序的强化和中央集权的加强。曾经于乱世捍卫底层人民正义的游侠，自然被列入了打击的物件，惨遭残酷的镇压，这也是必然之势。毕竟他们在社会大众中的地位，已经足以对统治阶级构成严重的威胁。汉兴以后，这种形势
也越发明晰，自文帝、景帝以来，已在不断打击、杀害游侠。武帝时，更采取彻底取缔、彻底消灭的方针。酷吏的出现，多半就是因为当世所实行的这样的方针政策。诸如张汤、杜周、周阳之流，在当时比比皆是。他们对于抑压游侠，提高皇权，确实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然而因此而冤死的无辜之人，也不可胜数，这势必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虽然时处盛世，但末世的祸根已然深种，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我们在给予汉武帝这样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的历史功绩以充分的肯定之时，也必须看到他所实行的专制主义政策给当时社会造成的严重灾难。司马迁是在借歌颂游侠看似破坏“法治”的行为，来委婉的批判武帝的专制统治与严峻的刑罚。
本文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用儒侠来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表现对游侠的无比钦敬，愤慨于“杀侠者，又儒者也”的是非颠倒与不公平。汉代自武帝尊崇儒术以来，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们，更多的是“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著于春秋”，以猎取功名为目标，阿谀奉迎，文饰酷法。此外也有少数儒生，他们虽有高名，却对国家社会一事无济，仅见口头上的假仁义。这两种人布于朝野，毫无原则与廉耻可言，却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所称道。而游侠之士，敢做敢为，如此不顾自身以济人之困者，却受尽打击与迫害，蒙尽奸盗之名。郭解虽作为当时的有名侠士，却并不富有，地方官却依照武帝的脸色行事，强迫其搬迁，并灭其三族，惨绝人寰。这正是公孙弘之流与皇帝相互配合，杀害郭解等游侠的残忍手段。莫怪太史公在本传篇末曰“于戏，惜哉～”，此等儒生之行为实在可愤可怒，而此等游侠又实在可敬可慕，让人无限同情～司马迁巧妙的对比衬托，不但批判了伪善的儒者杀害游侠的罪行，也抨击了汉武帝奉行的独尊儒术的政策。
结语
《史记?游侠列传》生动的呈现了一幅幅有关汉代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风气道德等方面的画面在我们眼前。在那样的时代，游侠们虽然可以博得底层社会舆论的敬重，却难以逃脱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不为身处的时代所容，但他们的精神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司马迁在此传中，正是通过颂扬游侠精神，表现出了自己理想中的道德，以及对汉代统治者和上流社会无情的揭露与激烈的批判。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太史公强烈的爱憎情感。而对于游侠，太史公逆当世之风气而歌之，且为其立传，此等勇气，莫不令后辈慨叹、钦重～
班彪、班固父子责难太史公“退处士而进奸雄”，可见他们所居立场实不相同。司马迁写史所持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所以班氏父子的评价确不足为论。而《游侠列传》招致两千年不虞之誉，亦不足为怪也。
参考书目:
1、《史记》 游侠列传 司马迁 中华书局 2009年1月
2、《史记全本新注》张大可注释 三秦出版社 1990年6月
3、《史记研究集成》(第三卷?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 韩兆琦 张大可 宋嗣廉著 华文出版社 2005年1月
4、《名运与性格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孙家洲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7月
5、《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
6、《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 王起 萧涤非 季镇怀 费振刚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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