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传》学与清代《公羊》学的关系－以《春秋左传读》为讨论中心

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黃梓勇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一、引言章太炎(��6�-���6)名炳麟，字枚叔，於政治與學術皆卓然有成，嘗從學俞樾，深於漢學，故學術上梁啟超嘗謂其為「清學正統派之殿軍」�，於經史考據、訓詁、音韻、諸子百家，以至佛學均有所得，政治上則是清末主張排滿革命的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人物之一。錢穆嘗謂章太炎之學可分為四大支柱：小學、政治與史學、佛學及古文經學�。所謂古文經學其實是指章氏之《春秋》古文學。錢玄同〈與顧起潛書〉嘗云：先師章君之《春秋左傳讀》⋯⋯出版當在戊戌以前(����)⋯⋯《章氏叢書》中之《春秋左傳讀敘錄》及《劉子政左氏說》兩種，即係將此書之一小部分修改而成者，彼兩種定稿於丙午、丁未(��06-��0�)間，在此書之本文初稿曾於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的「中國語言與社會文化研究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當時與會的學者，及負責評審本文的三位匿名評審人，提供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得以進一步完善；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得悉本人研究章太炎《左傳》學，即惠賜與之相關的新近研究材料，本人深表感謝。�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00年），頁��。�錢穆：〈太炎論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0年），第�冊，頁���。-�6�-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五期�00�年�月頁�6�∼���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twscholar後十餘年，前後見解大異，故此書久為先師所廢棄矣。又先師晚年所作之《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則不但與此書所見絕異，即與《叢書》之兩種亦大不相同，因又在彼兩種以後二十餘年所作也。竊謂欲知先師治《左氏》學之意見之前後變遷，此三時期之四部書皆極重要。�《春秋左傳讀》正是章太炎早年《春秋左傳》學最為重要的著作，是書初名《襍記》，是章太炎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六年間，以札記形式「紬微言，紬大義」的《春秋左傳》學著作。章氏之專主古文《春秋》之學，據其自言乃出於其對當時興盛一時的今文《春秋》學之不滿，以至起而維護古文《春秋》學。《左傳讀》即其早年起而維護《左傳》價值的著作。章太炎從未將《左傳讀》刊刻出版，唯曾於清末倩人謄錄一過，一九一三年他的一些學生將此謄錄稿縮小石印，每葉三欄，欄四十八行，行二十字，唯字體既小，辨認不易，流傳亦稀。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姜義華參校上海博物館藏之《左傳讀》手稿殘本、《左傳讀續編》手稿二十三頁及流傳稀少的石印本，並將原來不依經傳次序排列的《左傳讀》，按次排序，於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左傳讀》一書方得以為人所閱。但由於今本《左傳讀》已依經傳次序排列，又手稿本散佚過半（案：《左傳讀》及《續編》，合計共八八五條，手稿本只一一二條），則以札記形式著成，合共九卷及《續編》一卷的《左傳讀》，其卷帙條目之先後，今亦難以考知，有待《左傳讀》的手稿再度發現。章氏自言：「余始治經，獨求通訓故、知典禮而已；及從俞先生游，轉益精審，然終未窺大體。二十四歲（����年）始分別古今文師說。」�其始治經，專尚「漢學」，而未有分別今、古文經說之意識，這情況在一八九一年才產生變化。一八九一年正是康有為撰成《新學偽經考》，指斥古文《周禮》、《左傳》均為劉歆偽作，而今文經學大張其軍之時，據章氏《自定年譜》云：「初，南海康祖詒長素著《新學偽經考》，言今世所謂漢學，皆亡新王莽之遺；古文經傳，悉是偽造。其說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據古文，亦謂劉歆之所羼入。時人以其言奇譎，多稱道之。」�又曾對《新學偽經考》撰�原載《制言》第�0期，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年），頁��-��。�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香港：龍門書店，��6�年），頁�-�。�同前註，頁�。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6�-twscholar有駁議數十條，並以此請教於孫詒讓6，可見章氏於是年「始分別古文師說」，與《新學偽經考》的出版與傳播不無關係。章氏於一八九一年開始以札記的模式撰作《左傳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為了回應劉逢祿等清代學者對《左傳》的攻擊。另外，《左傳讀》尚希望發疑正讀，糾正杜預《注》之訛誤，以明《左傳》經傳文字。章氏嘗云：「麟素以杜預《集解》多棄舊文，嘗作《左傳讀》，徵引曾子申以來至于賈、服舊注。」�以杜《注》為魏、晉人之注，而多有不滿，可說是「漢學」大盛時期，清代學者之共識，因而有清一代的《左傳》研究，基本上是以糾正杜《注》，輯佚漢人古義，到撰成以漢人古注為本的新疏為發展脈絡的�。故章氏《左傳讀》中徵引兩漢以上《左傳》古注古義，以糾正杜《注》的條目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本文並不以討論章氏《左傳讀》與杜《注》的關係為中心，而是以《左傳讀》與今文經說的關係為核心。有關章太炎早年（準確地說當指一九○○年以前）的政論及學術文章，每採今文經說，學界已有所陳述，唯諸家所論，一般均忽略了對《左傳讀》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尤其未有發現《左傳讀》中對《春秋》今文經說的矛盾態度�。故本文以《左傳讀》及其與今文經說為論述重心，6章太炎：〈瑞安孫先生傷辭〉，《章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冊，頁���。�章太炎：《駁箴膏肓評》，《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冊，頁���。�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00�年），頁���-���。�湯志鈞：〈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學術思想評價〉（原載《文史哲》��6�年第�期），《經學史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年），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6�-����)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年），頁��-�0；陸寶千：〈章炳麟之儒學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期下冊（����年��月），頁��0-���；張勇：〈戊戌時期章太炎與康有為經學思想的歧異〉，《歷史研究》����年第�期（總���期）（����年6月），頁��-��；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的發展軌跡〉，收入桑兵、關曉紅主編：《先因後創與不破不立：近代中國學術流派研究》（北京：三聯書店，�00�年），第�章，第�節，頁���-���；宋惠如：《晚清民初經學思想的轉變——以章太炎「春秋左傳學」為中心》（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00�年），頁��-��、6�-��。湯、王二氏之所論，由於其時《春秋左傳讀》尚未整理出版，故二氏論及章太炎早年雜採今文經說，主要依據章氏的一些早年的政論和書信，對章氏一九○○年以前之經學思想，所論難免較為簡略；陸氏雖已提及《春秋左傳讀》，唯全文主要以章太炎的儒學觀為中心，故只陳述了章氏對今文經說的採用，而未有進一步分析其將今文經說納入古文經解說的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以及其動因；至於張氏所撰，則又囿於分辨章氏早年是否一個古文經學家，而未有全面探討章氏早年《春秋》學的特點；劉氏所撰雖亦有論及《春秋左傳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6�-twscholar探討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指出書中對今文經義的矛盾態度與章氏往後《春秋左傳》學演變的關係，以便更全面地把握章氏經學思想。二、《公羊》學「三科九旨」簡述為了方便下文論述，今先簡述《春秋》今文經義的重點。《公羊》學有所謂三科九旨，而此三科九旨對於今文《春秋》學的學者來說，是解讀《春秋》經義最重要的方式，三科九旨的內涵，據說有兩種，徐彥《疏》云：何氏（休）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0何、宋二氏之說，其實並無太大矛盾，因何休之注《公羊》也用日、月、時、王、天王、天子之書法以說譏、貶、絕經義，故何休雖只標出相當於宋氏提出的「張三世」、「存三統」、「異外內」為三科九旨，實則也包括了宋氏所云之「九旨」在內。所謂「存三統」即「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亦即所謂「黜周王魯」，又簡稱為《春秋》「王魯」說。此乃兩漢《公羊》學的重要命題，如董仲舒說：《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讀》，唯其分析主要以《訄書》為主，對於《左傳讀》當中包含了章氏後來轉向攻擊今文《公羊》之學的學術因子，均未有察覺。宋氏的論文詳細分析章太炎《左傳》學的前後期演變，後出轉精，故論《左傳讀》亦較前人詳備，唯亦未有指出是書中對今文經說的矛盾論述。�0〔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6�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頁�b。��〔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00�年），〈三代改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6�-twscholar又說：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董仲舒認為孔子是把《春秋》當作繼周而起的新王的，而新王即位便應當改制，而改制則應依循黑、白、赤三統來進行。他指出夏、商、周三代分別為黑、白、赤三統，如今《春秋》繼周而為新王，則為新的黑統，夏則退出了三統之列，此即「絀夏」。而新的三統乃殷（宋）、周、《春秋》（魯），宋與新統時代已遠，故為「故宋」，而周則尚近，故為「親周」（何休則謂「新周」，或即以周為新的二王後）。而他又認為孔子既以《春秋》當新王，則必得於《春秋》諸國中，尋一個「王」的實體，然後才可以闡發受命改制之義，此即董生所謂以魯為本位的《春秋》「王魯」。何休基本上繼承了董仲舒的說法。《春秋》今文家既認為孔子目見周禮凌夷，因思改制，故作《春秋》寄託改制之思，以及為繼周而起之新王作法，但由於孔子有德無位，無改制之權，其所撰的《春秋》卻有改制之實，故《春秋》今文家又尊孔子為「素王」，即無實位之「王」，以為孔子作《春秋》為新王法，提供合法性，因而《春秋》「王魯」說與孔子「素王」說，是一體兩面的說法。另漢儒更結合讖緯，認為孔子為新王制法，是因為預見庶姓劉氏將建立漢朝，繼周而起，故孔子為漢制法。所謂「張三世」與「異內外」二者關係密切。「張三世」有三重意義：其一為書法義、其二為史觀義、其三為政治義。《春秋》書公子益師卒，《公羊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以《春秋》十二公之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世；昭、定、哀為所見世，以與孔子之時代遠近作為三世之劃分標準，各世各自有其書寫之標準，以解釋《春秋》記載同類事件「異辭」的問題，此為書法義。何休又謂「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則指出《春秋》內之「三世」，代表著歷史發展之不同階段，此為史觀義。另何休又云「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制質文〉，頁���-�00。��同前註，頁���-���。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6�-twscholar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春秋》「三世」文辭有異，既表現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同時亦表明各階段所當用的政治手段，此即為政治義，而三科九旨之「異內外」即與此義相結合，「異內外」之「內外」隨著三世之不同，而有所轉變，即最初人君「詳內治外」、其次則「內諸夏外夷狄」、最後則至「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春秋》今文家之「存三統」說，主要表現孔子為「素王」、著《春秋》「黜周王魯」、為新王法的思想，而「張三世」、「異內外」之說，則是具體闡釋孔子改制、為新王法的內涵，指出孔子借「異辭」彰顯「三世」史觀及先內後外的政治觀。三、採納《公羊》「黜周王魯」說解釋《左傳》經義《公羊》學自漢末以後，沉寂經年，自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攻擊漢人《春秋》學，至唐代《五經正義》撰成，以《春秋左傳集解》為《五經》之一，代表《春秋》一經之解說，《公羊》學更難與《左傳》學爭衡。至清代莊存與、劉逢祿等人重新發掘《公羊》學經義，尤其劉氏對《公羊》學「三科九旨」的闡發及重申《左傳》不傳《春秋》的觀點，得到魏源、康有為等人的回應，《公羊》學的經義幾有壓倒《左傳》學之勢。章氏撰《左傳讀》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維護《左傳》的價值，回應清代自劉逢祿以來的《春秋》今文家對《左傳》的攻擊，但他並未有否定《公羊》學的經說，而是嘗試將之納入《左傳》學的系統之中。章氏認為《左傳》經說與《公羊》學相同也主張孔子「素王」說及「黜周王魯」說。《左傳讀》卷一「立素王之法」云：賈侍中（逵）〈春秋序〉：「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麟案：侍中之說，本於太傅（賈誼）。〈過秦〉下云：「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是說匹夫而有聖德者為素王也。董膠西（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是《公羊》說亦同。《莊子．天道》云：「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莊子詆訶聖人，譙議儒學，而猶不��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頁��a-b。��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006年），頁���-��0。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66-twscholar敢削素王之名，是知孔子所自號，明矣。《說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知君子知周道亡也。」然則夫子於此又何讓焉？而杜預以欺天擬之。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為預輩言之也。��章氏先引東漢《左傳》學大師賈逵言孔子立素王之法，其後再引西漢為《左傳》撰訓故之賈誼言及「素王」�6，及劉向《說苑》所載孔子之言，來證明《左傳》學有孔子為素王之經說，更以《莊子．天道》所載指出孔子之為素王，並非後人所名，而是孔子自號。孔子既自名素王，則「黜周王魯」、託王改制、為後王立法，自是順理成章，《左傳讀》卷一「《公羊》以隱公為受命王」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以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長義》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為忠信？何以為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為法？何以全身？」《公羊疏》駁之云：「《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為公，何以為不正名順言乎？」麟案：終以《公羊》為長。《荀子．解蔽》云：「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周道，謂餘五經也；一家，謂《春秋》也。則《春秋》非周道，《左氏》、《穀梁》皆同矣。且自號素王，則託王復何嫌乎？《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原注：即新）周，故殷，運之三代。」史公極尊《左氏》，不治《公羊》，而其說如此，然則《左氏》家亦同《公羊》說也。且《春秋》改制，孔子已親行之。〈檀弓〉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此並設三代之禮，則非若子張之喪用殷禮，禇幕丹質，蟻結於四隅，為行禮因其故俗也。子夏于葬夫子時，猶必行夫子之志，况三代並用，非夫子遺命，孰敢為之？于此知親行改制矣。《長義》��章太炎：《春秋左傳讀》，《章太炎全集》，第�冊，頁��-60。�6《漢書．儒林傳》云：「漢興⋯⋯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6年），第��冊，卷��，頁�6�0。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6�-twscholar殊失之。��對於佚名之《長義》反對孔子託王改制說，章太炎認為孔子既自號素王，則託王改制並不足為奇，且引《荀子》「一家得周道」句，以一家為《春秋》、「周道」為五經，則《春秋》與五經自別；又認為司馬遷極尊《左氏》、不治《公羊》，其云「據魯，親周，故殷」，則《左傳》學當亦主孔子「黜周王魯」。固然，章氏用以證明《左傳》學之有「黜周王魯」說，有很多主觀臆測的成分，如所引《荀子》「一家得周道」句是否可以如此解讀，以及司馬遷之是否不治《公羊》，其所說之《春秋》經說是否均來自《左氏》，這些都可以再作討論。但是，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章太炎用來證明《左傳》學本自有孔子素王說及託王改制說的證據，皆是出於文獻的重新解讀（如解讀《荀子》��），或師法家法的判定（如司馬遷之不治《公羊》），故深於講求文獻證據、實事求是的漢學的章太炎，在《左傳讀》中又嘗提出與這些證據及經說相矛盾的說法，此點在下文再作詳述。章太炎之認同孔子託王改制的說法，甚為徹底，對於漢代《公羊》經說之認為孔子撰《春秋》為後王法，乃是為漢制法之說，亦不摒棄。不過，他以「為漢制法」為《左傳》學之經說時，去除了何休「為漢制法」說的讖諱色彩。《春秋》「春，西狩獲麟」，《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何休《解詁》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蟲冬踊，彗金精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何休以五行方位，說西狩獲麟之義，以為孔子預見六國爭強、秦代暴政，以至劉漢稱帝之事，故其託王改制，即為劉漢預立王法。章太炎則以為：��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6�-6�。��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頁�b-�a孔《疏》引。則荀子是漢初《左傳》學所出之源。��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頁�0a。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6�-twscholar隱元年《經》：「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烏乎！吾觀《春秋》首書此事于開端建始之時，而知《公羊》家為漢制法之說非無據也。夫京之耦國，猶漢初之莫大諸侯也。段之為母弟，猶漢初之淮南厲王也。賈生言之矣！⋯⋯麟以為太傅于漢家之安危，《左氏春秋》之義法，皆盡之矣。夫吳、楚七國勢儕天子，皆于克段示戒，而段為母弟，則于淮南尤切。文帝聞「帝殺吾子」之言，而為厲王立後；莊公知夫人啟段之事，而與姜氏相絕；仁孝與殘忍迥殊，若論其初，則皆隨母氏之欲也。及厲公復公父定叔，而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彼其以孽篡適，同惡相恤，雖與文帝之為厲王立後用心不同，而尊奉罪人之子，足以致亂，則一也。段身未及死，而厲公以梟雄之姿能制定叔之死命，故其怨減于淮南諸子之怨文帝，而其力亦不足以謀逆。鄭之幸無禍亂者，此也。淮南之事甚于叔段，則文帝可以鑒矣。吾故曰：《春秋》開端書此，為漢初垂戒也。烏乎！《春秋》為萬王準則，固非專為漢作，而于漢事固有獨切者，猶之《易》道彌綸千古，而〈臨卦〉箸八月之象，則因文王之時，紂為無道，故為殷家箸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然則殷末作《易》則以開周，周末作《春秋》則以開漢，無足怪也。玄聖制法，斯不疑矣。�0以《春秋》、《左傳》所載鄭伯克段事，指出孔子《春秋》雖不專為漢制法，但於漢初兄弟爭為天子事尤為切合，乃因漢代繼周而起，時代既近，預見故較為準確。於此，章氏雖不以讖緯說孔子之為漢制法，而與何休異，但以孔子有預見後代史事之能則一。尤其以為孔子可預見漢初諸王爭強之具體史事而預記鄭伯事，此正見章氏之推崇孔子。至於章氏之以《左傳》經說，說明孔子改制的具體措施，則分見於《左傳讀》的不同條目內，今不贅述��。四、指出《左傳》「不張三世」至於章太炎對《公羊》學「張三世」經說，則未有採納。《左傳讀》既不以�0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66-6�「鄭伯克段」條。��如卷九「未王命故不書爵」（同前註，頁��）、卷七「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頁��-��）、卷五「取郜大鼎于宋」（頁���-��0）、卷四「大路越席」（頁��0-���）、卷五「袞冕黻珽」（頁���-���）、《續編》「州公如曹」（頁���-���）、《續編》「烝」（頁���-���）、卷八「王追賜之大路」（頁��0-���）、卷八「鄭伯男」（頁6��）、卷九「重訂魯於是始尚羔」（頁���-���）、卷六「西狩獲麟」（頁���-���）。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6�-twscholar「張三世」來解釋《春秋》中之書法「異辭」，亦不以之來闡釋《春秋》中之微言大義。《左傳讀》卷八「衞侯燬滅邢」條云：僖二十五年《經》：「衞侯燬滅邢。」《傳》：「同姓也，故名。」賈太傅〈審微〉曰：「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衞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為（原注：即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麟案：《左氏》說以更名者為二名。《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及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此所言《春秋》，乃《左氏春秋》也。是《左氏春秋》亦有譏二名，特與《公羊》所指異耳。然熊居、熊虔，《春秋》未有譏，譏者惟衞侯事耳。改僭名而從正名，何譏尔？曰：譏不慎始，以致改也。名者，父所命，子改之為忘父。父不早為其子計，而使子不得不改，故《春秋》譏之，非譏其改也，譏其不慎始以致改也。父為子綱，而命名時無可因之文，故于此譏其父，所謂正其本而萬物理也。若夫父本無失，而子無故更名者，斯則忘父之子，其譏于《春秋》更可知矣。《春秋》辭約指博，一簡之中，兼具滅同姓與二名兩義。不于定、哀世譏之，而于僖世譏之者，《左氏》不張三世也。��《春秋》之於衞侯滅邢事，書衞侯之名，《左傳》云：「同姓也，故名。」��《公羊傳》云：「衞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穀梁傳》亦云：「衞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是三《傳》所說皆認為《春秋》之書衞侯之名，乃因其滅同姓之國。唯章氏又引賈誼之說，以證《左傳》經說，於衞侯之書名，除了因為要譏刺其滅同姓的行為外，亦為了譏刺其更改名字一事，亦即所謂「譏二名」。《公羊》亦有「譏二名」之說，唯其所謂二名，並非如賈誼所說的，指一人前後有二名，而是指一人之名有兩個字。定公六年《經》云：「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公羊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6又哀十三年《經》：「晉魏��同前註，頁���。��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6，頁�a。��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頁�a。��〔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頁�a。�6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6，頁�a。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0-twscholar多帥師侵衞。」《公羊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是《公羊》之「譏二名」乃指二字為名。故章氏謂《左傳》說之「譏二名」與《公羊》異，而亦因之而判別《白虎通》所說為《左傳》經說。唯《左傳》之中楚公子棄疾為楚王時嘗改名熊居（見《左傳》昭公十三年）��，又楚公子圍為楚王時改名熊虔（見《左傳》昭公元年杜《注》）��，《春秋》經傳，以至後人經說皆未有譏刺，而獨譏衞侯，是因為所譏者在於其不慎始，若其命名之時慎始，則無更名之事，且更僭名而從正名既在所譏之列，則無故更名者，自亦受譏，無庸多言�0。又何休嘗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又於上引定六年仲孫何忌《經》稱仲孫忌下注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於此可見《公羊》經說，以為所見世（即昭、定、哀），象徵太平之世，王者既已由亂世治天下而得太平，則治國用心，自是精益求精，且亦因以象太平世無事可譏，唯有二字為名此等小事可譏。故《公羊》之說，「譏二名」只見於所見世，且用以說明「文致太平」之義。章氏既揭《春秋》所載僖公之世（於《公羊》為所傳聞世，即據亂世），《左傳》經說有「譏二名」之說，唯其未有引用《公羊》「張三世」說以作解釋，而是因而推論《左傳》學並無「張三世」之科條。《公羊》「張三世」之說，很可能本來是用來解釋《春秋》一經之中，同類事情有不同記載方法的情況的，即書法異辭的問題。而解決「異辭」，《公羊》先師或從師說、或從個人推測，指出《春秋》有「三世」，「三世」書法有異，更進一步指出此「三世」、「異辭」背後所包含的微言大義。此於《公羊傳》已��同前註，卷��，頁6a。��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6，頁�b。��杜《注》云：「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見同前註，卷��，頁�0b。�0《左傳讀》卷一「元年春王正月」條亦嘗引《說苑．建本》所載吳起說「元年」之義，以證《左傳》經說之重人君慎始。見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60-6�。��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頁��b。��同前註，卷�6，頁�a。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twscholar啟其先，如隱元年《經》：「公子益師卒。」《公羊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又桓二年《經》：「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公羊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又哀十四年《經》：「西狩獲麟。」《公羊傳》云：「《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所聞、所傳聞三見《公羊傳》，且多用以解說書法「異辭」之問題。至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則更詳細地指出三世各世之年限及其中所包含的經義��，而何休於「張三世」說亦多所指陳。可以說「張三世」說是漢代《公羊》家一貫之經說，雖當中所說或遞有增益，唯大體皆不脫以此來理解《春秋》「異辭」的問題。至於《左傳》之解讀《春秋》書法，一般以反映所記史事來解釋，以隱元年《經》「公子益師卒」為例，即可見《左傳》經說與《公羊》經說之異。《公羊傳》與此經下以「異辭」解釋已見上引文，而何休亦以「三世」解讀此經��。《左傳》則謂此處不書日，乃因「公不與小斂」，而《左傳讀》卷七「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條，即緣此作解，云：隱元年：「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賈侍中注：「不與大斂，則不書卒。」《正義》駁曰：「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麟案：〈喪大記〉云：「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士喪禮〉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斂，大斂。」則君與大夫之小斂，與士之大斂，皆因賜為之，非常制矣。而《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三臨者，小斂也，大斂也，殯也。一臨者，殯也⋯⋯蓋《春秋》改制，君于大夫必與小斂，故以不書日箸法，示無恩惠也。于士則一臨其殯，而視大斂仍為有賜，或��同前註，卷�，頁��a；卷�，頁�a；卷��，頁��b-��a。��當中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見昭二十五年），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日（見文十八年），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見莊三十二年）。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見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頁�-��。��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頁��a-b。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twscholar與或不與，如舊制也。于大夫且不可不與小斂，而況不與大斂，更不如士之有賜者乎？是以不書卒也。至殯復不與，亦不書卒，猶禮窮則向之例也。此孔子、《左氏春秋》古誼，惟荀子能發之，侍中能承之。�6此處章氏指出周制國君之臨大夫小斂，並非常制，而《春秋》於此經不書日，是因為《春秋》改制，國君臨大夫之小斂為常制，故魯君不臨大夫公子益師小斂，《春秋》以不書日的書法，表現其無恩惠。章氏以《春秋》託王改制說來詮釋此經，固然是比《左傳》以史事解經更進一步了，但仍是依循傳文而加以闡發。故此，由於《左傳》及《左傳》經說均無以「張三世」說解讀經傳的痕跡，因而章氏之不取「張三世」科條，以說《左傳》經義，顯然是出於其對所見之《左傳》經說之實際考察。孫寶瑄記章氏於一八九八年論及：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聖賢帝王所說道義，所立法度，多有未當，於是敢於非聖人。自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說興，而後知古人有多少苦衷，各因其時，不得已也，《春秋》公羊家之所以可貴。��又一八九六年致書汪康年時論及汪氏之著作，謂其著作「誠定、哀微辭，言者無罪」、「引古鑒今，推見至隱」，均《公羊》「張三世」之辭，雖然此只是對汪氏所著書的評語，但已可見章氏是熟知「張三世」說的��。而孫寶瑄所論，可見章太炎早年非但熟知、且認同《公羊》「張三世」之說。唯「張三世」說於《左傳》經說無所援引，故只好謂「《左氏》不張三世」，可見其並未有從根本上反對「張三世」經說，只是不以之為《左傳》學之科條而已。五、對劉逢祿、魏源的反駁章太炎之納「黜周王魯」說入《左傳》學解說及其認同「張三世」說之有益世用，這些舉動使我們要重新考慮章氏對於劉逢祿等今文學者的態度。據章太炎於一八九六年致書譚獻論及《左傳讀》之成書時云：志在纂疏，斯為屬草，欲使莊（存與）、孔（廣森）解戈，劉（逢祿）、�6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此條資料由劉巍發現，參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的發展軌跡〉，頁���。��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00�年），頁�。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twscholar宋（翔鳳）弢鏇，則鯫生之始願已。��則《左傳讀》其一之撰作目的，便是回應清代諸家對《左傳》的攻擊。《左傳讀》中每有駁難劉逢祿及魏源經說之內容，細考其中，可知章氏對清代《公羊》家說之批判，重心何在。《左傳讀》中與劉、魏經說有關之條目，據筆者統計有以下十數條：（以下按《章太炎全集》第二冊所收《左傳讀》之條目先後羅列）(�)卷一「攝也」條：《左傳》解隱公元年《經》「元年春王正月」云：「不書即位，攝也。」劉逢祿謂此《傳》乃劉歆、王莽託周公居攝之說，以增益《左氏》。劉氏認為《左氏春秋》本自為一書，不為《春秋》之傳，故有劉、王增益《左氏》之說。章太炎認為《左傳》固有「攝也」之說，非劉歆所增益�0。(�)《續編》「攝也（補）」條：魏源以為周公但攝政而未有稱王，章則謂周公居攝每遇大事亦得稱王，且引《荀子》等書證之��。(�)卷三「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條：隱元年七月《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劉逢祿認為士之姻親皆在國中，《左傳》所云「外姻」，並不符合當時之事實。章氏則引《荀子．禮論》：「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認為《左傳》之「外姻」即此「一鄉」，「外」並非指國外，而是如「外戚」之「外」��。(�)卷三「祭公逆王后于紀」條：劉逢祿謂世子妃不得立后。章氏則指出太子已用天子禮，是則太子之妃可立為后��。(�)卷九「乙亥嘗書不害也」條：桓十四年《經》「乙亥，嘗」，《左傳》：「乙亥，嘗，書不害也。」劉逢祿謂《左傳》以天災為不害，是劉歆增益《左氏春秋》以解經文之謬。章氏引《說苑．反質》所載魏文侯與公子成父事，證《左氏》說「不害」非謂以天災為不害，而是說此災只為小懲而使人律己以行之義��。(6)卷七「衞宣公烝於夷姜」條：魏源引《史記》駁《左傳》記衞國史事之��同前註，頁�。�0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同前註，頁��-��。��同前註，頁��-��。��同前註，頁���。��同前註，頁�6�-�6�。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twscholar不實。章氏則謂太史公所據雜書極多，不足以難《左傳》��。(�)《續編》「『蔡哀侯』至『楚入蔡』」條：《左傳》記楚滅息，以息媯歸，生二子而不言。魏源引《列女傳》記息媯與息君一同自殺，駁《左傳》記事之不合事實。章氏則謂與息君一同自殺之息媯，與為楚王生二子之息媯不是同一人，故《左傳》不誤�6。(�)《續編》「惠公之即位也少」條：閔二年《左傳》「（衞）惠公之即位也少」，魏源指惠公為子時，已能愬兄奪適，則其年必不少。又以《史記》所載衞國史事，難《左傳》。章氏一則謂年幼之人亦可愬兄奪適，再則重申《史記》所據雜書之多，不足以難《左傳》。此條所論大體與上第(6)相近��。(�)卷五「晉侯圍原」條：《左傳》有無《經》之《傳》，向為劉逢祿等人攻擊《左氏》不傳《春秋》之重點論據。章氏於此以僖二十五年《左傳》所記「晉侯圍原」事，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所述此事末尾有「孔子聞而記之」之語，因謂「無《經》之《傳》，亦皆受孔子意而記錄之以為戒勸」、「劉逢祿以為《左氏》不傳《春秋》，荀子不受《左氏》，皆劉歆所造，然則韓非前于子駿，何為繆稱《左氏》為孔子哉」��。(�0)卷九「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條：成十三年《左傳》謂曹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劉逢祿謂負芻果殺大子，《經》當書之，因而《左傳》之不合經義。章氏謂鄭國高渠彌之弒昭公、厲公之殺鄭子，《經》皆不書，成十三年事即與此同��。(��)卷九「書先晉晉有信也」條：襄二十七年《經》「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左傳》記此盟會「晉、楚爭先」，最後由楚之屈建主盟，而書法上先書晉，是因為「晉有信」。劉逢祿則認為晉為「中國之伯」，據《左傳》所記楚屈建雖非以詐而得主此盟，但孔子「何忍與之」，即以為若依《左傳》解讀此事，則《經》何以容許楚之主中原諸國之盟，而不加貶絕，因疑《左傳》之不確。章氏則認為晉之「有信」方是其為中國伯主之關鍵，故謂《左傳》得《經》義�0。��同前註，頁�6�。�6同前註，頁��6-���。��同前註，頁���-���。��同前註，頁��6-���。��同前註，頁���。�0同前註，頁���-���。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twscholar(��)卷九「大雨雹」條：昭公四年《經》「冬，大雨雹」，《左傳》載季武子問止雹之法於申豐。申豐謂「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並未有謂「大雨雹」乃季氏專政所致。劉逢祿以申豐附於季氏，正與西漢末之孔光、張禹附於王氏，災異迭見而不以王氏專政為由相同，因而指《左傳》所記非聖人之本意。章氏則引《漢書．蕭望之傳》及〈五行志〉所記，認為《左傳》經說，亦以昭公時之「大雨雹」與季氏專政相關，正見三《傳》對此《經》解讀相同��。以上十二條，章太炎對劉、魏之反駁，主要集中在他們對《左傳》傳經及記事有誤兩方面，而對於清代公羊家最為重視的「三科九旨」，章氏一無所駁。由是可見，章氏所謂撰《左傳讀》使「莊（存與）、孔（廣森）解戈，劉（逢祿）、宋（翔鳳）弢鏇」，只是為了反駁他們對《左傳》的攻擊，而並非從根本上否定《公羊》經說，尤其可見他要以考證的手段證明《左傳》之傳經及記事之不妄。六、與「黜周王魯」說矛盾的內容及其出現之原因上文提到「黜周王魯」、孔子受命改制之說，散見《左傳讀》中，而章氏則以《荀子》的解讀和兩漢《左傳》學的援引，來證明此為《左傳》經說之大義。但是，《左傳讀》中，又有與「黜周王魯」說相矛盾的內容。《左傳讀》卷七「成周宣謝火」云：宣十六年《經》：「夏，成周宣謝火。」〈五行志〉引《左氏》說：「謝者，講武之坐屋。」服子慎注：「宣揚威武之處。」麟案：《公羊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巽軒（廣森）說之曰：「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鼂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為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為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于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向使周人寅畏譴異，脩政更始，則子鼂之亂必不作，必可以無居新周之事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巽軒此說，未必得《公��同前註，頁��0-���。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6-twscholar羊》本義，而于《左氏》甚切。蓋火者，毁也。毁講武之坐屋者，示毁武備而虛尚文德也。敬王請城成周于晉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是敬王有虛慕文德之意，周所以弱也。〈五行傳〉曰：「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殊別適庶，則火得其性矣。」敬王與子鼂之爭，實由景王亂適庶之故。此火不炎上，其指博矣。��何休注《公羊傳》「新周」云：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𣏌，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認為此經表現了黜周為國、為二王後之經義，且為王者後記災之義。此《傳》向為公羊家黜杞（夏）、故宋（商）、新周、以《春秋》當新王（託王於魯），此通三統經說之唯一經傳文獻證據。除此以外，贊同此說之公羊家亦會以董仲舒之說得自師法口傳，及對《孟子》有關孔子作《春秋》記述之解讀，作為此經說之為聖人本義的證據。章氏於此既指出「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則「黜周王魯」之說，於經傳無徵。治漢學者，均講求經傳上的用例證據，孔廣森受學於戴震，治經講求考文知音，其撰《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指出經主義、史主事，反對只以單純的歷史記載來理解《春秋》，但他亦並未有全面接受自何休傳下來的《公羊》學經說，尤其他否定《傳》文「新周」是三統說「新周」之意，更與其反對「黜周王魯」說，互為表裏��。孔氏既然否定了「新周」之文獻依據，則同時否定其為聖人本義，自是漢學家治經方法下的必然邏輯。正如章太炎後來在《春秋左傳讀敘錄．後序》��認為：《左氏》稱孔丘聖人之後而滅于宋，穀梁子聞其說，故于「宋督弒其君與��同前註，頁���。��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6，頁��a。��詳參〔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續修四庫全書》，第���冊），頁�a-��a。��姜義華曾推斷《春秋左傳讀敘錄》撰於一九○二年，於一九○七年發表於《國粹學報》，故是篇後序當撰於這段時期之間，即章太炎已轉而否定「黜周王魯」說之時。見姜義華：〈春秋左傳讀校點說明〉，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冊，頁�。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twscholar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誤讀《穀梁》之文，復於成周宣榭災下，發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魯之謬。�6非但從根本上否定「黜周王魯」為《春秋》本義，更認為《穀梁傳》「故宋」源自《左傳》，《公羊傳》「新周」源自《穀梁傳》。但是，章太炎在《左傳讀》中，雖一方面以漢學家考文知音的方法，判定「新周」、「故宋」於經傳無徵，但另一方面卻每引用此經說，作為《春秋》及《左傳》之大義。另一個相類似的例子又見於章太炎對「士以貝」的解釋之中，《左傳讀》卷八「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條中，章氏引劉向《說苑．脩文》有「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之句，更云：子政（劉向）本治《穀梁》，此條（案：指所引〈脩文〉之全文）則用《左氏》、《公羊》說，而又引荀子之說《穀梁》，明此乃三家說《春秋》制禮之通義，而首引《左氏》說，則此條實《左氏》之大義也。��所謂《春秋》制禮，即《春秋》改制。章氏於「士以貝」等數句無所批駁，且謂劉向所云為三家說《春秋》大義，此顯然認為士含實以貝為《春秋》新制。但是，在《左傳讀》卷四「或與己瓊瑰食之」條，提到《禮緯》有「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士以貝」等語，而何休注文公五年《公羊傳》謂此為「《春秋》之制」��，章太炎則謂：《禮緯》所說⋯⋯何注《公羊》以為《春秋》之制，此未可信。即云可信，聲伯時固未有此用碧之制也。��實則何休所謂「《春秋》之之制」，並非指春秋時期的實際情況，而是說《春秋》改制之新制，亦即章氏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條中所說之「《春秋》制禮」，但「或與己瓊瑰食之」條他又引用各種文獻，以春秋時期之實際情況，判定何休說之不可信，此與他以考據的方法否定經傳有「新周」、「故宋」說的思路相同。因應上述兩例，便引伸出兩個要思考的問題：一、章太炎為何不沿漢學家的治學原則，認為《公羊》家「黜周王魯」經說出自後來經師之附益，反對其為孔�6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章太炎全集》，第�冊，頁�6�。��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0-��。��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頁�0a。��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6�。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twscholar子《春秋》之本義；二、既然章太炎認同師法口說的流傳以及《孟子》、《荀子》文句的重新解讀，已足夠成為「黜周王魯」說出於聖人作《春秋》之本義，則他又緣何要提出此說，反對「新周」、「故宋」的文獻證據。對於第二個問題，筆者認為是章太炎深於漢學之故，因而對於個別經傳文字的考訂，講求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故提出是說。至於第一個問題，則與章太炎早年對經及經學的觀念相關。章氏一八九六年致書譚獻談及《左傳讀》時之所說，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經學的觀念：然後王義之清穆，成天下之亹亹⋯⋯夫經義廢興，與時張馳，睹微知著，即用覘國，故黜周王魯之誼申，則替君主民之論起⋯⋯身為經生，常慕朱雲、梅福之風，猶冀王道一乎，高衢聘力，而天材駑劣，輪翮無取。故每校經衡廬，寧靜致遠。60上文曾提到章氏要以訓詁、考據的「漢學」方法，考見聖人經義，但這段文字中可見，他不是要為考訂而考訂，而是要將考訂得來的聖人經義，應用到治世之上。他希望自己對《左傳》經義的考據發掘能成就「王義」、「王道」，成就「天下之亹亹」，更謂自己身分為「經生」，而常思慕朱雲、梅福之風。朱雲，魯人，從白子友學《易》及蕭望之學《論語》。漢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治《梁丘易》，甚為顯貴，元帝令充宗與諸《易》家討論諸家異同，因充宗貴顯，諸家皆不敢與之相抗，唯朱雲折之。朱雲後又上書求見成帝，直斥張禹之非。梅福，九江壽春人，明《尚書》與《穀梁春秋》，成帝時大將軍王鳳有專擅朝政之勢，梅楅即上書皇帝，援引經義，直斥王氏之非6�。可見朱、梅二人皆治經而不懼權臣，且通經而用於現世政治之輩。章氏之慕朱、梅，正見此時其亦以「通經致用」，秉持聖人本義，經世治國為「經生」最高之目標。正因「黜周王魯之誼申，則替君主民之論起」，雖「黜周王魯」說於經傳無徵，只見於漢世《公羊》家及《左傳》家口說所傳，但配合章氏「通經致用」之思，則亦足以使其將之視為《左傳》學大義了。章氏這種「通經致用」之思，又與其對孔子及經書的看法有莫大關連。上文提到章氏之視孔子為「素王」，又謂其為萬世作法，有預見後代史事發展之能，則其所作《春秋》，自亦為治世之不易法典，並非只為記載當時之史事而已。60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頁�-�。6�朱、梅二人之事跡，見班固：《漢書》，第�冊，卷6�，頁����-����。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為討論中心-���-twscholar就《春秋》一經而言，向有經史之爭，如清代學者孔廣森以為「經主義，史主事」，劉逢祿亦指《春秋》是經非史，則經史分途，乃不相同之著作體式。章氏早年大體也視《春秋》為經而非史，《左傳讀》卷九「不言出奔難之也」條云：隱元年：「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注：「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案：鄭伯此時雖有殺志，然段實出奔，亦何難言之有？今考《詩．竹竿》：「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陳氏奐曰：「〈執競〉：『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難即儺。然則此難為行有節度也。蓋奔者倉皇逃死，疾行也；難者從容有節，徐行也。兩者正相反對。聖人以鄭伯當緩追逸賊，使段得徐行去國，不至急遽逃死，而鄭伯不然，段果出奔，而非徐行矣。故不書出奔，以使段得徐行，此以知權在《春秋》，不在鄭伯，所以教萬世為人君兄者，而非為當時之事實志也。6�章氏認為史實是共叔段出奔，而《春秋》所記不書出奔，章氏以為乃聖人「使段得徐行」，以教萬世為人君、為人兄的應有之義，而並非記載當時之史實，則《春秋》是經非史，甚明顯。且章氏既謂《春秋》為素王改制之書，則當中所記典制禮儀，亦非當時史實，上引卷七「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條即屬此例。由是觀之，章氏此時實認為經史不同體，而經則足為萬世取法，故「通經」自可「致用」。漢學講求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方法，希望以實證來重新發掘聖人之世之史實，從而發現聖人本意、有益世用為目標6�；此與「通經致用」之思在原意上並無太大矛盾。但在具體操作上，漢學重視文本多於文脈的考察方法，以及注重實事多於義理的方法，使其與社會現實越走越遠，甚至產生以方法（考訂）為目標的治學風潮，此不但無益，甚至有損所謂「通經致用」的理想。而「通經致用」在具體操作上，每演變為抽繹適應當時之經義以論時政、資世用，有時難免忽略甚至扭曲了經書的原義。因而漢學與「通經致用」在具體操作上有時難免有所矛盾。此正可在章太炎之《左傳讀》中看到，除上述所引「黜周王魯」、《春秋》改制的例子外，這種矛盾的情況又見於卷六「范獻子執羔」條及卷九「重6�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頁��。6�參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北京：新星出版社，�006年），頁��。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五期-��0-twscholar訂魯於是始尚羔」條間6�。又上文曾提到章太炎在有益世用的層面上肯定「張三世」說的價值，又以求是的態度指出「《左氏》不張三世」，更指出《公羊》學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其「張三世」經說，此舉等於認同《公羊》學的部分經義相對《左傳》來說，更為優越。但未知章氏是否有意迴避，他並未有說明「張三世」說到底是否孔子作《春秋》的本義，而只是在肯定「張三世」說價值的前題下，指出《公羊》學和《左傳》學的家法有異。此論述帶來了若干的問題：第一，若「張三世」說非聖人本義，為《公羊》家自創經說，卻有益世用，則無疑揭示了孔子本義並不一定有為萬世作法的功能，後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