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和唐吉诃德形象的共同性

论阿Q和唐吉诃德形象的共同性 黎渝林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广西柳州545006) 摘 要-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典型，诞生于不同的世纪，处于不同的时代，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意识特点，但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典型中，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质朴、率真的性格特点，都用”精神胜利法”来作为暂时的精神安慰。他们性格的美学构成都是悲喜剧因素的交错和统一，他们既是悲剧性的喜剧形象，又是喜剧性的悲剧形象，他们身上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了时代的悲剧和不幸。 关键词-阿Q；唐吉诃德；共同性；比较 阿Q和唐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典型，相隔三百多年，一个诞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诞生在十七世纪初期的西班牙，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意识特点。无论从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恋爱意向、思想信念、思维逻辑、感情色调，以及一生经历和最后结局等方面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都是十分明显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现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比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因而，对于阿Q和唐吉诃德，我们只有发现其异中之同，才具有研究价值，对于这两个艺术形象，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剖析和比较研究的话，就能够发现，在他们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躯中却包裹着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灵魂。因此，他们不仅以独特的面貌为人们所区别，同时还能从某些思想行为的特点中，以及在美学性格的塑造上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阿Q和唐吉诃德确实是“不同”的，但在他们思想和行为上，又有着许多共同特点。他们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特点。唐吉诃德不是中国人所认同的江湖中人和流氓骗子。他老实、心口如一、毫无伪饰，往往把自己所思所行和盘托出，使自己成了没有任何遮蔽的靶标，因而处处受辱，被人愚弄。阿Q则是一个具有“农民式质朴”的老实人，老实得简直有些愚蠢，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他不谙人情世故，为人坦率正直，其喜怒哀乐总是溢于言表，“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这样，他总是未庄闲人嘲弄撩惹的对象，侮辱攻击的目标。可见，阿Q和唐吉诃德都是生活中被欺侮的弱者。由于无法摆脱逆境而产生想成为强者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支配下，他们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自我珍重，以至自我陶醉，忌讳缺点，或许不失为在困苦不幸的逆境中聊以自慰的现实手段。这不仅是不幸者的一种“幸福”，而且还是失败者的一种“胜利”。阿Q忌讳头上的疮疤，要有一个姓氏，想娶老婆，以及想为吴妈唱好几句戏等。而唐吉诃德也是如此，他常为自己屡遭失败的侠义而勇敢的事迹感到骄傲，虽然“自称自赞适得其反”，“但也还是忍不住要在没有旁人替我说话”的时候，“只好自己说说”，作一番自我陶醉。当他听说有人把他的荒唐行为当作“丰功伟业”写作传记出版，他觉得是最称心的享受，同时又因书中把他一次次失败和挨揍的狼狈相都包罗进去而深感遗憾，认为这“有损主人公的尊严”。这都说明他们的自尊和自珍自重。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自我珍重和自我陶醉最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在备受凌辱，处处碰壁之余，为了使自己获得一点暂时的精神安慰，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精神胜利法”，这是他们性格和旗帜的核心。阿Q的“儿子打老子”，“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你还不配”，“孙子才画得很圆”，虽然是自轻自贱，但却是“第一个”，和状元一样，乃至“擎起左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使自己“立刻转败为胜”等。而唐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较之阿Q也并不逊色，在他遭到痛打，抚摸伤痕之际，还在“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他习惯把自己的遭遇加以类比，一比便不觉得特别不幸，更何况自己是骑士中的“第一”，而“第一”究竟是表示出人头地的词儿，于是更加心安理得，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起来。在他看来，“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好人都受到这样的毁谤，游侠骑士的经历，决不会都一帆风顺”。当他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的时候，还振振有词地安慰自己：“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名望不高的骑士从来没有这种遭遇，因为世界上谁也不理会他们，英勇的骑士就不同，他们的品德和功勋遭到许多国王的骑士的嫉妒，那些人就使出卑鄙的手段来陷害好人”。因此，他从不垂头丧气，而是继续沉浸于幸福的梦幻中，让精神上的欢愉再次滋润他那受难的心。精神胜利法无论阿Q还是唐吉诃德，都像是一瓢掺有毒药的蜂蜜，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失败的痛苦，但最终会将他们导人永久的迷雾和虚妄的泥潭之中，沉浸在精神麻木状态而不能自拔。他们把自己当作强者，是胜利者，其实他们是真正的弱者。当然，在他们的全部失意史中偶然也可以找到一星半点光荣的“优胜纪略”。虽然只是小小的“胜利”，但却给他们带来了大大的欢乐。阿Q一生中唯一的胜利是同小尼姑的“较量”，在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中成了胜利者。唐吉诃德的唯一的胜利是战胜了改扮骑士的参孙，他因此洋洋自得，不可一世，“觉得自己打了这一场胜利，就算是当代最英勇的游侠骑士”。这种胜利，不但给他们带来了暂时的欢乐，而且也使他们忘却了先前的屈辱，忘却了不久前的失败、不幸和痛苦。 然而，阿Q和唐吉诃德并不是始终迷糊的傻瓜，愚不可及的笨蛋。阿Q只有在自己遭到失败和痛苦，以及根据无师自通地从“圣经贤传”中得来的见解观察生活，评论是非时，才显得愚蠢可笑，但是只要一旦能够摆脱外在势力的直接加害和逼迫，环境容许他多少能够以独立的人格去思索和探求的时候，他也就多少能表现出几分清醒，甚至是聪明机智的。如他在生计受到威胁而吃完偷来的第三个萝卜的时候，就拿定了进城的主意，因为他清醒地感到未庄已不是他生存之地。同样，唐吉诃德只有在说话涉及到骑士小说和骑士道时，才显得疯癫可笑，一旦问题涉及骑士道以外的事，他便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此刻他才智横溢，词锋犀利，见解深刻。 当然，我们对艺术形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异同的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美学性格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深人地发现阿Q形象和唐吉诃德形象的共同性。艺术形象性格的美学构成，一般可分为喜剧性格和悲剧性格两大类。而我认为阿Q和唐吉诃德的性格体现则既是喜剧性格，又是悲剧性格，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悲剧性的喜剧性格和喜剧性的悲剧性格。精神胜利法就是他们喜剧性格的重要内涵。他们把虚妄当作可能，把幻想看成现实，把失败作为胜利，从中享受着无穷的乐趣。阿Q从他自诩姓赵，夸耀“先前阔”，到“投”错革命，直至“大团圆”时，自嘲“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等“行状”，显得荒谬古怪。而唐吉诃德的为瘦马题名，倾心于一个虚拟的高贵的意中人，直至向风车开战等一系列“英雄业绩”，显示出其“憨状”“呆状”。两个形象所有这些“傻相可掬”的行为方式，都无例外地表现为他们主观愿望的荒谬性，行为的荒唐性和结局的可笑性。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和生活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他们都在进行着实际他们没法完成的事，因而是无价值的事。鲁迅和塞万提斯，都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把这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目的则是为了要在彻底否定他们思想行为中的荒谬性后，引起人们对造成这种喜剧性格的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和传统观念的谴责与憎恶，使阿Q或唐吉诃德的活剧不再重演。 但是，阿Q和唐吉诃德的喜剧性格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悲剧因素。被剥夺姓名权利的阿Q曾想获得自己的姓氏，这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是被压抑着的，只能在酒后放肆时泄漏了出来。可是，阿Q却因此遭到赵太爷的痛斥，当一个“你不配姓赵”和一记耳光的细节把阿Q和赵太爷的阶级对立如此尖锐地揭示出来时，读者就不是嘲笑他行为的荒谬，相反，油然产生出对阿Q的同情，在笑声中掺和着眼泪。阿Q的“女人”“狂想曲”是滑稽的，他向吴妈的求爱也是可笑的，而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是屈辱的，但赵太爷可以娶“小”，秀才娘子能生育，为什么三十多岁的阿Q不能产生娶妻生子的愿望?何况为这场“恋爱的悲剧”，阿Q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这一切无不使人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因而，在阿Q每一个喜剧行动的背后，都蕴含着悲剧性的内在因素。 唐吉诃德也是如此，在他的看似疯傻癫狂的行动中，人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可爱的人，他的荒诞不经的思想并没有淹没他那崇高的情趣和意向。他的全部行为的动机，是“扣除暴行，申雪冤屈，补救错失，改革弊端，履行义务”。在他看来，“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同样，人也是生来就平等的，都有着被爱和爱的权利，为了把人们从苦难和不平等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他不畏艰苦，不怕牺牲，风餐露宿，含辛茹苦，把扶弱济贫，惩罚不义，作为自己的天职。由此可见，唐吉诃德的主观愿望和理想，是崇高的，他的动机是纯正的，因此，人们甚至可以从他的失败中肯定其对理想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坚定信念。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阿Q还是唐吉诃德，他们的悲剧性格只能以喜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阿Q的自尊和自负和他那自轻自贱扭结在一起，而那朦胧的阶级意识，也未促进他对革命有进一步的了解。正如唐吉诃德的全部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都来自荒唐可笑的骑士小说，是建立在恢复，维护封建秩序的没落的骑士道基础上一样。 所以，阿Q和唐吉诃德的悲剧性格又具有荒谬可笑性，是一种喜剧性的悲剧性格。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唐吉诃德，还是阿Q，作为艺术典型，他们性格的美学构成都是悲喜剧因素的交错和统一，既是悲剧性格，又是喜剧性格。由于两位艺术大师的独具匠心，人物身上的这两种对立因素被融合得如此巧妙，成功和天衣无缝，因此，他们既是悲剧性的喜剧形象，又是喜剧性的悲剧形象。这两个典型形象把一个时代的悲剧和不幸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含着眼泪去沉思。 [参考文献] [1]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傅希春．外国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4]广西日报编辑部．鲁迅文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