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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理想”生活
见到他，伸出手去，握过来的手大而有力，与一张清秀的面孔形成对比。12月1日就是“世界艾滋病日”，正忙于制作电视片的他，难得悠闲地坐在咖啡厅，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
这是一个有着18年艾滋史的36岁的男人，生命最灿烂的年华被重重地烙下让人们恐惧的印记，人生突然间面临一个竟要提前回答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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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会死？又该如何活下去？
他叫李想，不是本名，本名很少人知道。现在的名字取“理想”谐音。他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但我要像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
“命运的选择总有它自己的道理，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意义所在。”
1997年北方小县城一个寒冷的冬天，正在读大二的李想放假回家。家人没有以往的兴奋，告诉他，地区防疫站的人来过了，在这年夏天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中，李想的身体里发现了HIV病毒。
21岁的李想冲出家门，跑到郊外的一个小湖边，跌坐在湖岸，放声大哭……
在一本李想送给我们的艾滋病反歧视便笺上，写着这样的话：我们在害怕什么？害怕无法控制的东西、害怕立刻发生的后果、害怕不够了解的事情。
艾滋病，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是由艾滋病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HIV病毒侵入人体，能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令感染者逐渐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最后导致死亡。
李想的生命似乎注定只有两种色彩：白色和红色，白色是医院，红色是血。
他从小患有一种叫血友病的先天遗传性凝血机制障碍疾病，需要定期输入凝血因子才能维持机体健康。他的少年时光是伴着输血一路跌跌撞撞长大的，但他还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中学。于是他开始遥想：考北大，当作家，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孩……
他从未想到的是，高二那年，因为胃出血住院治疗，HIV竟随着输入的血浆悄悄潜入身体。他带着飞扬的梦想和潜伏的“恶魔”一起跨入大学，“恶魔”终于在3年后现身，梦断如流星坠落……
“命运为什么选择我？为什么……”他一遍遍问自己。“那是一种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明天的恐惧，人最可怕的事情是你没有未来，这样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15年后，李想更愿意让这种追忆显得漫不经心。他不紧不慢地从果盘里抓起一把瓜子，边吃边说：“如果把一件事情的时间拉长了，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他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普通人，艾滋只是一个细节。
他强调，他的“心大”、他的“要强”，帮助他挺了过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想发现死神并未到来。他对自己说：“痛苦，源于命运的爱。既然活着，就要发光。”
他退了学，来到“有一个佑安医院、让人心里觉得踏实”的北京接受治疗，开始接触到一个与HIV有关的大社会——医生、护士、志愿者，以及各种年龄、职业、性别的病友们。
他想到了海岸边一种特殊的植物群落——红树林，由十几种不同的树组成，生命力极其顽强，可以抵御猛烈的台风和海浪，还能为海边鱼虾等弱小动物提供繁衍栖息的环境。
2002年4月，李想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支持与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自助组织——“红树林”，开展艾滋病关怀项目。李想还开发运营了中国最大的网络性病艾滋病咨询服务平台——携手在线，并曾经担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课题组成员等等。
2004年，“红树林”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纪录片《我们的生活》。片子里，李想把自己的经历概括成——“从万念俱灰的伤心中走出，讲述帮助别人比被别人帮助更能建立信心的故事”。
如今的李想不但自己走出来了，还成为成千上万感染者的“救命稻草”。
一位女子在发现被感染后，家人和丈夫都离她而去，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她选择“投奔”李想，加入“红树林”，为其他感染者做支持服务。最终在志愿工作里，她重新找到爱情和家庭。
不少感染者坦言，不幸发生后，能安慰自己的，就是来北京找李想，在“红树林”工作，重新开始人生。
“命运为什么选择我？”15年后他的回答是：“命运的选择总有它自己的道理，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意义所在。”
“让艾滋长上面孔。长了面孔的艾滋让人们感觉真实、常态和可以接近。”
“我不介意他们介意我。”这是李想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然而，“不介意”的李想却有两次至今无法忘掉的“打击”。
一次是他还在家乡，得了感冒，去当地一家医院看病。医生例行公事地询问“既往病史”，李想脱口说出自己有“HIV感染”。他记得，医生听了这话，站起来说了一句“你等我”，就走向门口。开门时，他没有再转动李想曾碰过的门把手，而是踮着脚尖伸手够到门的上沿，“扒”开门离去，再也没有回头。
第二个“打击”，是他已经到了佑安医院治病。医院的空地上，总有一些闲人聚成一堆下棋聊天。喜欢下棋的李想穿着病号服，也凑过去围观，结果，他遭到驱赶。
一个网名叫“莫非花生”的志愿者曾写下这样的见解：歧视艾滋病人跟歧视任何其他病人一样，只是在冷漠外，多了一些无知。
但李想从自身的经历觉得，歧视并非简单的“无知”。
9年前，李想在北京八大处虎峰山庄参加一个会议。午餐时刻，因为他是HIV感染者，部分与会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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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愿和他同桌共餐。而这个会议的名称是“艾滋病防治策略研讨会”，参会的几乎个个都是艾滋病知识的“饱学之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位何大姐安慰他的话李想一直记着：“这就是现实。”
今天的李想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有些事情的确很伤害人，我把它接下来，再用另一只手把它甩出去”。同时，他也把反歧视作为自己和“红树林”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让艾滋长面孔。”李想创意。
2007年，“红树林”在全国巡回举办了一个艾滋病防治的图片展。展馆里没有大家平常熟悉的宣传册、知识挂图，只有一张张生动传神的人物摄影作品，作品下方，是画面里主人公的介绍：什么时候感染了HIV，如今是否组建了家庭，有几个孩子，从事什么工作等等。
“常常有参观者很疑惑，艾滋感染者也能生孩子？他们竟然能结婚？他怎么活了那么久？”李想告诉我们，这时候，旁边的讲解志愿者就会走上去，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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