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类选》述略_魏舒婧

第36卷第1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2月No．1Vol．36JournalofNingxia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Feb．2015《文章类选》述略魏舒婧(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21)摘要:《文章类选》是明代宁夏藩王庆靖王朱木旃所编著的一部文学类选集，由于《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对此书的评价不高，致使目前学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仅限于版本。本文在学界对《文章类选》版本研究的基础上，对该书的体例、编修质量及文献价值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关键词:文章类选;版本;体例;编修质量;文献价值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331(2015)01－0024－04收稿日期:2014－09－3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宁夏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12AZD081)。作者简介:魏舒婧(1993－)，女，安徽芜湖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在古籍发掘整理高度繁荣的今天，有一部本不该被遗忘的古籍却鲜人问津，这就是明庆靖王朱木旃所编《文章类选》。对于《文章类选》的研究，目前只有零星的几篇文章中有所涉及。刁俊、刘文燕的《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对《文章类选》的版本做了较为细致的刻画与评价。徐庄《明清时期宁夏版本经眼录》对《文章类选》的收藏地、字数、版式、内容等进行了说明，对其刊刻地和质量进行了考证和评价。伏俊琏、杨爱军的《明代的文学选本》对《文章类选》的研究则侧重于文选、文体分类和编目。对《文章类选》进行专门研究的，至今还没有。本文试图对《文章类选》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勾勒，抛砖引玉，以期专家学者做更为深入地研究。一、版本①《文章类选》四十卷，七十余万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四种刊本。其中最完整的一种本子是分装4函24册的线装本。此外还有12册本，版式与之相同。徐庄根据明初“黑口赵字继元”的刻书特点，判定《文章类选》的这一刊本具有明初刊本特色，“是朱木旃在洪武年间的原刻本。徐先生将国图藏此书的其他三种刊本与这一刊本对照，认定其为一种刻本的不同次印刷本”。［1］刁俊、刘文燕《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根据《文章类选》的著录情况，认定“此书还曾有过二十一册刻本(《弘治志》)，二十册抄本(《楝亭书目》)，十六册刻本(《四库采进书目》)之别”［2］。书前序言一篇，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木旃作。序言页九行，行十五字，书写遒劲，写刻俱佳。序后自下至上有印章三方，最底端一方刻有“庆府藏书”四字，中间一方刻有“冰真”二字，“冰”意即“凝”，“冰真”即“凝真”，凝真为朱木旃的号，这方印即是朱木旃的号印。最上一方刻有“天民囗囗”四字。正文页十四行，行二十字。版式宽展，疏朗，四周双栏，版高24．9厘米，版宽18．8厘米，［2］版心细黑口、双鱼尾，刻有卷次及页码，字体近赵体。清人贺涛在此书清重印本的序中说:“雕镌之工程近宋元，非洪、永后所能及。”［2］评价之高可见此本雕刻之精。·42·①本文所叙《文章类选》版本为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初刻本。ChaoXing二、体例全书四十卷，分赋、记、序、传、骚、辞、文等五十八类，“于其文之精粹者，每体择取数篇，类而集之以为法程，以便观览”［3］(P159－160)，全书共收录春秋迄元各家各类经典文献1099篇。详情如下:卷次文类篇数1－2赋523－4记705－6序707传218骚13辞2文199说3310－12论54辩9议2113谥议514－15书7116颂1217赞3718铭35箴2819解6原720论谏1821封事7疏1522策1923檄文5状1924诏2125制16口宣426符命3册文11赦6奏3教227表30笺828启1029碑20卷次文类篇数30行状9神道碑1231墓志2932墓表5诔8哀册15谥册1433祭文29哀辞534弹事3劄635序事1536判1437问答4规6言语7曲操22乐章63露布238题跋2539－40杂著32在文类的排序上，《文章类选》沿用前代文学类选本的编排顺序，将“赋”类列在首位，以彰显其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其余文类的排序，大致是功能类似的排列在一起。与其他文选类选本不同的是，《文章类选》只单纯录文，并未对每一文类做考镜源流的分析和阐述。三、编修质量对于《文章类选》的编修质量，历来评价不甚高。四库馆臣直言该书“标目冗碎，义例舛陋，不可枚举”［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亦称:“《提要》所指摘，犹未尽也。”［5］(P443)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的批评则更尖锐:“其书冗杂已甚，全无宗旨……故不为世所重。”［6］(P1499)由于历来对《文章类选》的评价不高，关注并研究它的人少之又少。研究者对其内容更是避而不谈，致使外界对此书实际编修质量的认识仅停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只言片语中。四库馆臣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由于其所持的封建正统思想，其评价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包括·52·ChaoXing诗、文二体，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以及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均都兼收诗文。就狭义而言，文仅指不包括诗在内的古文，吕祖谦《古文关键》、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都只收文不收诗。《文章类选》显然属于后者，故其将“诗”排除于所选文章之列。四库馆臣因为《文章类选》未选诗而选录不为正统思想所接受认可的曲操、乐章而否定该书的价值，实难令人信服。作为王室成员，在编写选集时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将唐宋以来日渐兴盛的且为传统文化所不容的曲乐收录其中，不能不说是种创新与进步。与其他总集类选本不同的是，《文章类选》并非一部以“辨体”为目的的文学选本，朱木旃在序中讲道:“文章之在天下者不可胜纪……自秦汉魏晋唐宋以来，诸儒纷出，著书立言，体制不一，浩浩穰穰，汗牛充栋。人之精神有限，焉能遍观而历览之哉?岂若于其文之精粹者，每体择取数篇类而集之以为法程，以便观览之为愈也。……鸠工锓梓，藏之书笥，以资暇日之观，以为子孙之式。”［3］(P159－160)朱木旃的本意仅是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中摘录精华，方便阅览，为自家子孙著文提供法式，无考辨文体之意，在“谒而求之者甚众，日不暇给”的情况下才“复序诸首简”，广其传焉。作为一部本意是为家族子孙习文参照而付梓刻印的“内部使用”的书，其在文体分类上的一些不当自不该过分苛责。对比目录和正文，有些地方有部分出入，这些出入有的并无大碍，有的则是明显的错误，或是有碍于文意的理解。如卷八《英德殿上梁文》和《遣惰文》，正文与目录排列顺序颠倒，但这无碍于阅读。有些篇目，目录未注出作者，正文标注出了，如卷三七《拟李靖破颉利可汗露布》，正文注出了作者王元之，这同样无碍于读者的阅读。再如编者对于作者姓名的著录，正文和目录很多地方都不一致，但只是名、字、号的区别，如卷三《岳阳楼记》的作者，目录著录范仲淹，正文著录范希文，二者只是同一人的名和字。类似的情况书中多次出现，如目录和正文多次出现柳宗元、柳子厚，司马光、司马君实、司马温公，司马相如、司马长卿。正文前后两篇同一作者的作品在著录作者时也发生过一篇著录姓名，一篇著录字号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文章类选》在编修体例上的不完善，这一现象也和此书出自众人之手有关。有些作者的著录则是明显发生错误。如卷十五《与回纥可汗书》及《与吐蕃将书》，目录著录作者为“陆龟蒙”，正文则作“陆贽”，二者并非一人。再如卷十八《斋箴》的作者，目录载为“刘文原”，正文则作“邓文原”。此外，卷十二正文《毁庙议》后有《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一文，目录未加著录。篇名的著录，目录和正文也有一些出入，多为目录篇名简略，正文篇名复杂。如卷三的一篇文章，目录题为《再修成都金铜普贤菩萨记》，正文著录为《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繁简的不同估计多是出于目录和正文排版的需要，于意义理解影响不大，但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对篇名感到无所适从。《文章类选》在作者次序的编排上，大致是按朝代先后，但也偶有例外，如卷二将三国时期的祢正平排在唐代作者里，卷八将西汉刘安列于唐朝作者之后。同一朝代内部，亦有未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的。如卷一将初唐时期的杨炯列于盛唐时期的李白之后。同一卷同一文体内部，一个作家的作品亦有未排在一起的现象，如卷一李白《惜余春赋》后隔了杨炯、杜牧、高迈等6人的六篇赋后又出现了他的《大鹏赋》。这不得不说是体例编排上的失误。《文章类选》虽然不是一部以“辨体”为目的的文学选本，但本书在每一文类作品的选取上所出现的了一些文不符体的现象，却不得不指出。如“序”类收录的文章就稍显驳杂与不合理，其中既包括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亦包括序跋之序，如《唐文粹序》、《六一居士集序》、《金石录后序》。此二种序在内容和性质方面差异明显，归入一类显然不合理，《文选》序类仅收录序跋之序即是明证。《文章类选》录有“题跋”一类，“题”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跋”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后面的文字，二者合为“题跋”，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序跋之序显然可以归入此类。再如卷三“记”类选录的沈既济的《枕中记》也值得商榷。“记”作为记事·62·ChaoXing文体的一种，一般记述亭台楼阁、祠庙寺观、山水风土和官署学校等。本书“记”类的其他选文多为上述题材。徐师曾《文体明辨》言其起源于记录我国地理资料的《禹贡》。由此看来，“记”类文章多是对山川风光、自然地理类的描写叙事或是夹叙夹议的写实类的文章。《枕中记》虽题为“记”，实则是一部传奇，收入“记”类实属不当。再如“赞”类，既收录了传统意义上的赞文，又收录了虽题为赞，然实为评论之文的刘向《汉书》中的十三篇本纪及传后的人物评论。《文章类选》在选文时未能很好地兼顾朝代性。如卷二十“论谏”类收录的均为春秋时期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与各个朝代的文学发展水平、作品的优劣程度有关，但过于偏重某些朝代的作品还是削弱了整个选本的代表性。序中虽言“文之精粹者”是文章入选的标准，然在实际选文时对精粹之文还是多有疏漏。如卷“檄文”类中并没有入选文采斐然、世所公认的檄文奇作《讨武曌檄》，这既与朱木旃本人的统治阶级身份有关，也与朱木旃对武则天的情感态度有关，这从对卷三《苏氏织锦回文记》作者的名称著录不难看出，武后的这篇文章朱木旃著录作者为“天后”，对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四库馆臣指责《文章类选》“标目冗碎”及其所举的例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此我们也需辩证分析。自宋以降产生了不少新的文体，吕祖谦《宋文鉴》仅选北宋诗文就达五十二体，其中四十七体为文。有关学者曾统计过二十种宋代总集和别集，分体已达一百三十余种。故《文章类选》“标目冗碎”，在某种意义上是宋以后文体分类愈发细密趋势的产物。同时，正如曾枣庄所言:“有些性质相近的文体虽然称谓不同，而差别甚小，以至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清它们的细微差别。但又确有差别，必须尊重这一客观历史事实。”［7］因此，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对其进行细加分类也是必要的。更何况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同一文体由于写作群体和施用对象的差异而被细分为不同的类型及文体名目，导致在选择古今某种类型的文章范本时，为便于阅读和模仿等实用目的，沿用了古今各自不同的文体名目，并在不同的文体名目之下各自选择范本。由于编者未详加考镜源流和仔细辨别，客观上导致了文体名目繁多的情况。《文章类选》中将同属奏议类的论谏、封事、疏、奏、弹事、劄分为六类，原因也即在此。但与其他选本相比，《文章类选》并未将这些细类置于毗邻的位置而是分散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者对这一文类的理解和把握，缺乏纲举目张的条理性，给人以编排不合理之感。论、说、原、辩、解等都是说理议论之文，没有本质区分，只在写法上有细微的差异，“原”以溯源为主，“辩”以辩解为主，“解”以解惑释问为主，但因后人大量使用这些名目命篇，因而单独列出，并加以细分，便于仿效。再则，“古代文体大多产生于实用的需要，特定的文体往往有着特定的表现对象，面对特定的人群，实现不同的功用目的，因此许多文体虽然体类相近，但往往有着不同的文体名目和写作格式，各有不同的体制规范。”［8］如“表”在汉代主要用以陈情，后世功用扩大，可用以论谏、请劝、进献、庆贺等。“奏”在汉代主要用以按劾，但也有其他功能，且衍化出许多新的名目，《文章类选》分奏、疏、启、封事、弹事、劄等名目，大体依功用差别而类分。另外，《文章类选》首立“口宣”名目，弥补了此前文选文体上的缺失。真正的文体划分是一门科学，它涉及到分类的对象、标准、原则、目的用途等诸多方面。相同的对象，分类标准不同，所属类别有异。即使在文体分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有些问题也很难明了。同一篇文章，在散文集看到，在小说集也能看到，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打开现行各种版本的初、高中 语文 八上语文短文两篇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课件部编版八上语文文学常识部编八上语文文学常识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课件 教材，同一单元内，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童话、寓言等各种文体常常云集一处，而它们之所以能集中在一处，往往仅仅是诸如“名俗风情”、“奇思妙想”、“爱国情怀”、“人与环境”之类的名目。今人尚且如此，又何必强求“以资暇日之观，以为子孙之式”的古人在编修文选时科学分类呢?又怎能以“标目冗碎”弃之如敝履呢?对比明朝及明以前其他文学选本可以看出，《文章类选》在丧葬类文书方面分类尤为细致，共分为行状、神道碑、墓志、墓表、诔、哀册、祭文、哀辞等八类。这八类在内容上虽均属哀祭文类，但在具体的适用对象、用途、载体、(下转第58页)·72·ChaoXing处社会关系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这些新的生态关系、社会共同体又是以传播互动的形式成为可能。文化是一个社会范畴，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传播的范畴。文化具有共性和个性，具有地域差异和民族特性，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民族群体，都会给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一定是流动的，吐故纳新不断变化的。作为文化潮流中的一朵浪花，流寓文化是传播的，同时亦是因传播而有流寓文化。参考文献:［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3］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现象［J］．现代传播，1999，(5)．［5］［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7］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8］李陇堂．宁夏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J］．宁夏大学学报，2007，(4)．［责任编辑安正发］(上接第27页)存放位置等方面还有细微差别，朱木旃敏锐发现了这些差别，在编著《文章类选》时将其一一区分开来。哀祭文分类的细致不仅体现了朱木旃的封建等级思想，同时也反映出其浓厚的孝悌思想。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孝悌人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孝悌思想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朱木旃在哀祭文分类上细致入微，这与《明史》对其评价“忠孝出天性”殊为吻合。［9］(P3588)《文章类选》受《文选》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在某些文类的选文上体现得很明显。如“教”类，《文选》收录了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修楚元王墓教》二篇，《文章类选》也仅收录此二篇。“符命”类两书均只录三篇文章，其中《典引》和《剧秦美新》两书均录。四、文献价值《文章类选》虽然在文章分类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选编者在选文时敢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将唐宋以来日渐兴盛的为传统文化所不容的曲乐收录其中，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与进步。“口宣”自立一类，更是对文体学的一大贡献。作为人文不兴地区的宁夏的第一部文选类著作，它对普及、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宁夏士子作文提供规范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价值不应被其编修质量上存在的一些缺点与不足所磨灭。参考文献:［1］徐庄．明代的庆藩刻书［J］．中国出版，1994，(7)．［2］刁俊，刘文燕．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J］．宁夏大学学报，2010，(3)．［3］朱木旃．文章类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7］曾枣庄．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J］．文学遗产，1988，(4)．［8］贾奋然．论《文体明辨序说》的辨体观［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2)．［9］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责任编辑安正发］·85·Chao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