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行为决策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06，14（4）：490~496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90 发展中的行为决策研究* 李 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课题组，北京 100101） 摘 要 行为决策研究人们如何进行判断与选择。该学科希望能在描述决策的过程中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 决策，其研究的使命是促进和改善我们对人类决策行为的理解。在过去的 1年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行为决策课题组在社会与经济决策领域中已开展的研究包括：行为决策与脑、社会互动与决策、决策的文 化差异、消费与投资的行为决策、效用最大化与幸福感。该文着重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并讨论了我们在行为决策及其跨文 化比较研究中的一些最新的主要发现。 关键词 行为决策与脑，社会互动，跨文化差异，消费与投资，幸福感。 分类号 B849; C934; C912.6; G04; F202; F406.13 自由、宽容、进取（Free, Tolerant but Aggressive）——课题组文化 1 行为决策 ABC 行为决策研究人们如何进行判断与选择。该学 科希望能在描述决策的过程中帮助人们更好地进 行决策。《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OBHDP）期 刊前主编 Naylor 说[1]：“任何科学研究领域都有其 历史意义上的基准。在‘决策与判断’领域，其基 准 便 是 Ward Edwards 于 1954 年 发 表 在 《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的文章：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2]”。对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已有 3 位学者（Herbert Simon，1978年；Maurice Allais， 1988年；Daniel Kahneman，2002年）因此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奖。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简报， 1986）报告，“没有哪一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目标能 比‘了解人类是如何思维、解决问题、做出决定、 并且如何改进我们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能力’这 一研究目标更有前景、更为重要。” **行为决策是 收稿日期：2006-05-28 ∗ 本文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行为决策”课题 组团队组成于 2005年 5月。在过去的 1年里，参加行为决 策课题组科研活动的成员（按拼音排列）有：毕研玲、李 纾、李岩梅、梁哲、刘长江、许洁虹、叶先宝、于窈。 通讯作者：李纾，E-mail: lishu@psych.ac.cn; s.li@UNSWalumni.com ** A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Research Briefing, 1986) stated that "There are no more promising or important targets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than understanding how human minds, with or without the help of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采用了心理学、经济学、 统计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在过去 50 年 里，行为决策在探索中迅速发展，对会计、金融、 市场营销、组织理论以及其他应用领域（譬如医学 和法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了解和改善人 们的决策行为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 课题组的研究基础 行为决策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行为决策课题组 又是心理研究所里最年轻的课题组之一。题头“自 由、宽容、进取”这 6字箴言，是首次招收“行为 决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后拟建设的组织文化。展 开来说，自由即要求课题组成员“Be free brain storming”；宽容乃要求“Be tolerant of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one's own”；进取则要求“ Be academically aggressive”。与课题组相关的研究工作 可追溯到 1993 年我在《行为决策期刊》（JBDM） 发表的文章：“What is wrong with Allais' certainty effect?”。之后，主要工作是发展了一个适用于确定、 不确定及风险状态下的行为抉择模型[3~7]。该模型 认为决策者不是无限理性的，最终的决策只能在有 限的维度上进行。该模型和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 对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提出了“齐当别”（Equate- to-differentiate theory: A coherent bi-choice model computers, solve problems and make decisions, and improving our problem-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 capabilities."(p.19). 第 14卷第 4期 发展中的行为决策研究 -491- across certainty, uncertainty and risk）的抉择见解。 如，对 Allais 确定效应的质疑[8~10]；对 Kahneman 和 Tversky决策加权函数的质疑[11,12]；对 Kahneman 和 Tversky违背不变性（invariance）原则的框架效 应 (framing effect) 的 质 疑 [13~15] ； 对 转 移 性 （transitivity）公理的质疑[16]；对透明性能否在违 反独立性原则中起作用的质疑[5,17]；对抉择与投标 之间偏爱颠倒的质疑[18]；对期望法则是否适用于一 次博弈还是多次博弈的质疑 [19]；对规避不确定 （uncertainty aversion）的质疑 [20]；对囚犯困境 （Prisoner's Dilemma）中的分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的质疑[21]。这些研究对两位诺贝尔经济奖 获得者（Allais和 Kahneman）的观点提出了直接或 间接的质疑，并且引发了经济学和心理学学者对我 的研究发表专文评论[22]和重复验证实验 [23]。 3 课题组新近的主要发现 在课题组组成 1周年之际，我们谨以课题组成 员完成的 7篇 CSCD和 9篇 SSCI论文[24~39]祝贺我 们的起步。这批论文当是我们实践“自由、宽容、 进取”文化的写照。我们在行为决策及其跨文化比 较研究中的最新主要发现归结如下。 3.1 期望法则不是指导风险决策的原则 许多决策学者都认为，人们在进行风险决策时 会理性地对各选项进行计算（如：EV、EU、SEU、 WU等），并在此基础上，挑选其中诸如 EV＝∑xipi、 WU＝Σw(pi)u(xi)之类或者更复杂的最大期望值选 项。但也有不少决策学者（包括本文作者）认为， 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人们会利用更简洁、更实用的 原则进行决策。今天，脑成像技术的出现让行为决 策的心理机制不再是一个“黑箱”，有研究者开始 试图探索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大脑机制 [40]。正如 Glimcher等所言，真正理解“人类如何和 为何做出选择”这一问题毫无疑问需要借助于神经 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研究[41]。神经经济学 是应用神经科学技术来确定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神 经机制。这里的“经济”应该更广义地理解为（人 类或其他动物）在评估选项时所做出的任何决策过 程。 我们一直尝试从行为水平上揭示人们的风险 决策过程，“齐当别”抉择模型认为左右风险决策 的真正机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 （expectation）值，而是某种形式上辨察选项之间 是否存在优势性（dominance）关系。借助一个表征 系统（最好和最坏可能结果维度）来描述涉及了风 险状态的选项，该模型将人类的抉择行为描述为一 种搜寻某一选项在主观上优越于另一选项的过程。 即：甲选项在最好可能结果维度上优越于乙选项， 而乙选项在最坏可能结果维度上优越于甲选项的 情况下，为了利用“弱优势”（weak dominance）原 则达成决策，人们必须在某一维度上将差别较小的 两个可能结果人为地“齐同”掉，而在另一维度上 将“辨别”差别较大的两个可能结果作为最终抉择 的依据。 为检验其假设，我们借助亚洲疾病（Asian disease）问题、选择反转（Choice Reversals）问题 以及偏爱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s）问题对齐当别 模型进行了检验，并且将检验扩展到多次性博弈情 境。 3.1.1 亚洲疾病 亚洲疾病问题证明人类的行为违背了期望效 用理论的不变性（invariance）原则。“齐当别”模 型认为，风险行为或是在最好可能结果或是在最坏 可能结果之间做选择，因此，框架是通过改变可能 结果之间的知觉的差别来影响选择的。在 Li和 Xie 于 2006 年发表的文章中，为了检验这种可能结果 之间的知觉的差别是否会预测亚洲疾病问题的选 择偏好，被试回答一个炭疽热问题（亚洲疾病问题 的原始概率版本），一个 SARS 问题（亚洲疾病问 题的模糊版本）和一个判断任务[32]。实验采用 Baron 和 Kenny(1986)所推荐的三步骤中介变量效应分析 法，检验框架与个体风险偏爱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 变量效应。分析表明：判断结果所揭示的弱优势策 略可以很好地解释亚洲疾病问题的选择结果。 3.1.2 偏爱反转 偏爱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s）问题证明人类 的 行 为 或 违 背 了 期 望 效 用 理 论 的 转 移 性 （transitivity）原则，或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的独立 性（ independence）原则，或违背了过程不变性 （procedure invariance）原则。Li借助一个“匹配” 任务和一个“出价”任务，检验各配对的可能结果 之间的知觉的差异是否能预测人们的偏爱选择[34]。 总的结果支持“齐当别”模型的解释。其数据表明， 所谓偏爱反转的异象（anomaly）并不是出自于人 们偏爱的不一致，而是出自于我们对偏爱机制的不 了解。 -492- 心理科学进展 2006年 3.1.3 选择反转 2005年，李纾对选择反转（Choice Reversals） 的分析表明：在每次选择时，如果不认为最大的差 异都是来自同一维度，就会导致选择反转[29]。实验 设计了一个“匹配”任务，并借此检验，在 3种决 策状态下，判断两选项在各维度上的差异是否能预 测人们的重复选择变异。总的测试-再测试结果支 持“齐当别”选择方式的解释。其发现表明：重复 选择之所以可能是一致的，并不是因为每次都认定 被选中的选项具有最大值，而是因为每次选择都认 定最大的差异来自某一固定的维度。 3.1.4 多次性博弈与一次性博弈 Li的研究发现[19]：多次性博弈与一次性博弈所 采用的机制是不同的。尽管在选择时将各选项的期 望值x = Σxipi呈现给数学系的大学生，学生被试在 一次性博弈时并不按照期望值（Expected Value）理 论作抉择，而是遵循“齐当别”抉择规则作抉择； 在多次性博弈时简单的期望值理论足以预测被试 的抉择，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理论则显得 冗余。 另外，孙悦和李纾 2005 年对澳门人的风险知 觉与赌博行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正确认识期望值 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参与赌博又是另外一回事[30]。 适用于多次性博弈的期望值最大化原则，并不适用 于一次性博弈。受益时偏爱追求风险（risk-seeking preferences for gains）的赌博行为，是因为在最坏可 能结果维度上，下注者能够将差别较小的两个可能 结果（“赌注”vs“一无所获”）人为地“齐同”掉。 这种非主流的风险决策机制与赌场劝世文强调“to risk only what you can spare”有着殊途同归之旨趣。 3.2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比个人主义文化成员可能 更容易(1)追求竞争；(2)过分自信；(3)追求风险； （4）欺骗 3.2.1 可能更追求竞争 Tversky 和 Shafir 报告了囚犯困境博弈中的违 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决策现象：在得知对方选择竞争 的条件下，3％的人选择了合作；得知对方合作的 条件下，16％的人选择了合作；但在对方策略不明 的条件下，选择合作的人却增加到 37％[42]。他们将 这种现象命名为‘分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 Shafir 和 Tversky 认为出现分离效应可能是因为， 在不确定条件下推理困难，从而按照自己善良的愿 望做出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合作决策[42]。 Li和 Taplin则用齐当别抉择模型，从另一角度 解释了一次性囚犯困境博弈中的违背确定事件原 则的决策现象[21]。他们认为，囚犯困境博弈中的决 策行为是权衡在“自己收益维度”上作选择还是在 “他人收益维度”上作选择的过程。人们选择竞争 是因为最终决策只在“自己收益维度”上进行；人 们选择合作是因为最终决策只在“他人收益维度” 上进行。以 Shafir和 Tversky 实验中的囚犯困境博 弈为例[42]，在知道对方采取了合作或竞争策略，所 面临的都只是简单的冲突（竞争选项在“自己收益 维度”上更好；合作选项在“他人收益维度”上更 好），选竞争均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竞争选 项 > 合作选项），因此人们多会将“他人收益维度” 上的差异‘齐同’掉，只在自我收益维度上进行选 择（选择利己的竞争选项）。在对方策略不明时， 在“他人收益维度”上，竞争选项和合作选项之间 的排序关系保持不变（所有的合作选项 > 竞争选 项）；在“自己收益维度”上，选竞争或选合作所带 来的可能结果的排序变得模糊（不是所有的竞争选 项 > 合作选项），其差异便容易会被‘齐同’掉， 从而使部分被试改在在“他人收益维度”上作选择 （选择利他的合作选项）。Li和 Taplin设计了 7种 囚犯困境博弈的变式，并在 3种条件下对此进行检 验：（1）被试已知对手采取了竞争策略；（2）被试 已知对手采取了合作策略；（3）被试不知对手采取 了何种策略[21]。结果表明，齐当别模型能更好地对 违背“确定事件原则”决策行为做出了解释。该实 验所作的尝试亦为进一步探索其它分离条件下推 理困难现象提供了新的途径。 2005年，Chen和 Li报告，在没有“文化的制度 观点”（institutional view of culture）所描述的相互监 视和制裁系统的情境，中国人比澳大利亚人更加不合 作；在异国他乡，中国人与同胞合作多与非同胞合作 少；而澳大利亚人则平等地与同胞或非同胞进行合作 [38]。Chen和 Li的发现与“文化的制度观点”很合拍。 “文化的制度观点”认为，某些集体主义行为不是因 为成员们具有本质趋向（intrinsic tendency），而是因 为团体内部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监视和制裁系 统[43]。一旦撤除这样的系统（sanction systems），如 团体由完全的陌生人所组成，人们的行为也就不再被 他人的关注所限制，集体主义成员便变得更加自我中 心。 第 14卷第 4期 发展中的行为决策研究 -493- 3.2.2 可能更追求风险/更过分自信 新近的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 更追求风险；面对常识和概率判断问题，中国人比 美国人更过分自信；中美双方对对方的追求风险的 判断均与事实相左[44,45]。李纾的研究也支持华人更 冒险的发现[8]。另外，Li和 Fang报告了关于预测美 国人、中国内地人、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和新 加坡华裔在估计 Y2K（千年虫）问题是否引起空难 时的自信心程度的实验[46]。结果表明，预测冒险的 排序与预测过分自信的排序是相同的。然而，以往 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过分自信”和“更 加冒险”的文化差异的证据多是混合的。如，Li有 关个人决策与集体主义家庭决策的对比研究[47]，以 及李纾和房永青有关家庭核心价值的研究均没有 找到支持“软垫效应”（cushion effect）的证据[48]。 Li 和 Fang 还发现：社会关系网不但可在纯损益的 风险抉择里看成是“软垫”；也可在纯获益的风险 抉择里看成是“负担”[46]。现有的研究尚不足以为 了解文化取向的过分自信和更加冒险行为提供令 人信服的预测和解释模型 [27]。 Lee 等人认为在“论点采纳模型”（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中，过分自信的文化差异至少可 部分地归因于教育传统的不同，因为它影响了论点 采纳的习惯[49]。根据论点采纳模型，“直接指导” （ direct instruction ） 的 教 育 方 式 比 建 构 式 （constructivist）教育方式在常识问题上更加过分自 信。为了证实 Lee等人的观点，Li，Chen和 Yu比 较了福建省闽籍大学生和新加坡华裔大学生的过 分自信水平[35]。其结果证实我们的假设：福建省闽 籍大学生比新加坡华裔大学生更加过分自信。考虑 到这两地样本在“文化”上非常匹配（华裔新加坡 人大多是福建省的移民），两地所观察到的过分自 信水平差异更有可能单独地归因于两地教育传统 的差异。 3.2.3 可能更欺骗 欺骗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不仅人类会欺 骗，许多动物也会欺骗。欺骗的生态学在人类进化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0]。2001年，Triandis等人在 模拟国际商业谈判的情境中，调查了文化，人格与 欺骗之间的关系[51]。结果发现，集体主义文化比个 人主义文化更加腐败。随后，Li，Triandis和 Yu的 研究表明，虽然新加坡在国家层面上是非常廉洁的 （ 即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分数低），但在个体层面上，垂直 集体主义（Vertical Collectivism）变量还是能解释新 加坡被试的欺骗变异[36]。 3.3 跨文化决策与判断 3.3.1 背景音乐对双文化个体的激活效应 双文化个体是指接受了两种文化熏陶并将其 内化的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加 快，双文化个体越来越多。人们想知道，双文化个 体是如何从两种不兼容的文化之中做出二择一反 应。 Li研究了双文化个体在不同的背景音乐（中国 名曲《梁祝》和美国名曲《我心依旧》）下，对两 种文化产品（茶或咖啡）的选择，以及对具有两种 文化含义照片（成龙/Jackie Chan；李玟/Coco Lee； 猫王 /Elvis Presley；长城 /Great Wall；牛车水 /Chinatown；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裕华园 /Chinese Garden；万金油/Tiger Balm）的自由命名 [37]。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浪漫音乐背景下，双文化 个体会在不同的文化框架之间产生显著性地转换， 即，《梁祝》能引发更多人以中式命名以及选喝茶 的行为；《我心依旧》能引发更多人以西式命名以 及选喝咖啡的行为。该研究认为，背景音乐可在被 支配文化里激活更多与其文化相关的反应。 3.3.2 高情境文化的个体对性骚扰的理解 高情境（high-context）的文化（如汉语）注重 内化或含蓄的信息；低情境（low-context）的文化 （如英语）强调明确的信息[52]。Li和 Lee-Wong研 究了在不同的语言和种族文化背景下，人们是否会 对性骚扰产生不同的理解[39]。研究发现：不同的族 群对性骚扰线索的判断存在着差异；不同的族群对 同一的英语短语的解释不同；英语本是低情境的语 言，但使用者是高情境（high-context）文化的人群 时，英语则成了高情境的语言，这使得人们对理解 性骚扰受害者的言语反应变得更加复杂。 3.3.3 集体主义文化个体的隐私测量 人与人间的物理距离是表达隐私需求和保护 自我相关信息泄漏的方式之一[53]。以集体主义为主 流文化的亚洲国家，其成员的隐私需求有可能不清 晰。为揭示集体主义国家成员隐私需求的水平，我 们测量了 2类自动机器（如，有个人隐私的自动取 款机（ATM）vs 无个人隐私的车站自动售票机 （TVM））排队者之间的距离[31]。我们假设，如果 机器使用者没有隐私感，这 2类机器排队者间的距 -494- 心理科学进展 2006年 离应是一样的；反之，这 2类机器排队者间的距离 之差，便显现出隐私感。2 类机器排队者间的距离 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集体主义国家成员也 有相当的隐私意识。结果还表明，使用者希望的距 离要大于后面的人实际留出的距离。这说明，人们 虽然对自己的隐私有充分的认识，但对他人的隐私 需求却照顾不足。 4 结语与未来展望 行为决策研究的使命是促进对人类决策行为 的理解，从而改善人类的决策行为。课题组已开展 和将要开展的研究包括 5个子研究：行为决策与脑、 社会互动与决策、决策的文化差异、消费与投资的 行为决策、效用最大化与幸福感。各子研究的具体 研究内容及进展如下： 行为决策与脑：利用 fMRI 等技术，探索决策 时人们脑神经的活动，尝试从生理水平上揭示人们 的决策过程，并解答决策领域的百年公案：指导人 们进行风险决策的原则究竟是不是期望法则？ 社会互动与决策：从个人以及团体的角度，探 讨互动情况下（e.g., prisoner dilemma），人们如何 选择互动策略（i.e. 竞争、合作、回避）以及影响 人们选择的因素。具体将探讨以下问题：（1）少数 人团体（minority：如少数民族）与多数人团体 （majority）在选择互动策略时的差异。（2）对对方 或对方团体成员认知的可能性与准确性对策略选 择的影响。（3）不确定情况下人们策略选择的倾向 及原因。 决策的文化差异：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当今 社会中国人的决策倾向和行为特征。探究中国人比 欧美人可能更容易（1）过分自信，（2）追求风险， （3）追求竞争的原因，从而了解文化因素（如个 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等）和社会因素（如处于经济转 型时期）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风险行为以及决策的 自信程度的。 消费与投资的行为决策：探讨目前处在经济转 型的背景下，中国人在选择消费或投资对象时的倾 向与特点。并验证理性经济理论和理性风险决策理 论中的一些公理及基本假设，如：独立性原则 （ Savage’s (1954) sure-thing principle ） ﹑ “fungibility”（可互换）原则[54]；验证“齐当别” 抉择模型对决策后悔的见解。 效用最大化与幸福感：探索“效用最大化决策” 与“幸福的最大化”的可能关系。将幸福感/后悔感 作为评判“效用最大化决策”指标，检验应用（或 习得应用）最大化决策原则的合理性。 希望我们课题组在“自由、宽容、进取”的气 氛里继往开来，并在 2周年纪念来临时再结硕果。 亦希望对行为决策真感兴趣且会享受研究乐趣的 同志不断加入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中来。让我们加倍 努力，力争使本课题组走在行为决策研究领域的最 前沿。 参考文献 [1] Naylo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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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decision-making & brain, social interaction, cross-cultural variation, consumption & investment behavior, hed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