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院士北大教授王选先生谈做人

两院院士北大教授王选先生谈做人 两院院士北大教授王选先生谈做人 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王选老师身上，既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他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方正的广大干部员工。在我们心中，王老师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 在繁忙工作之余，王选老师发表了不少论著和讲话。这里，我们从中选出了12篇文章，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书中，有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有对青年人的殷切寄语；从日常的积累谈到对机遇的把握，从提升个人素质谈到培养团队精神，从青少年时代的情商培养谈到"烈士暮年"的"老骥伏枥"，王选老师以学者的风范，智者的阅历，长者的胸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相信读后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受到启发。 为方便阅读，本书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来排列。对于节选文字，其标题则为编者自拟。文中个别地方，略有删节。 有所准备才能抓住机遇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1975年，研制精密照排系统的机遇降临到我们头上，当时打听到，国家有一个七四八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对于这三个子项目，我独钟精密照排系统，因为它的价值和难度吸引了我。我当时病休在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一事例也说明在可能的条件下让年轻人自由选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激发创造的欲望。 按照过去养成的习惯，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短期内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从而于1975年得出下述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但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CRT三代机所淘汰。1975年时，先于北大，国内已有五家在从事汉字照排系统的研制，可惜的是，其中两家选择了二代机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另外三家分别选择了飞点扫描、字模管和全息模拟存储的技术途径。 我们一旦选择了数字存储的方案，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马上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国外流行的黑白段描述方案压缩率低，日本京都大学的字根组合方案压缩率高但质量不好。假如当时国产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大，我大概不会努力探索新的途径了，正是由于落后才迫使我们另觅新路，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压力。由于我是数学系毕业，所以很容易想到信息压缩，即用轮廓描述和参数描述结合的方法描述字形，并于1976年设计出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当时用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来复原点阵，速度是很慢的，因此一个只懂数学和软件的人可能就会就此却步。由于我有多年的硬件实践，并懂得微程序，软、硬件两方面的经验使我能够判断哪些操作可由软件来做，哪些操作属于时间要求很严的，必须由专门硬件配合微程序，从而使速度提高几十倍。在照排系统的研制中尽管我并未主管过软件开发，但软件的知识和实践有助于我作出正确的技术决策。 1976年时国外尚无激光照排机的商品，但国内在高精度传真机研制方面已积累了多年经验，激光扫描分辨率高和幅面宽等突出优点强烈地吸引了我，但逐线扫描，不能改变光点直径和扫描后不能停顿的特点又使控制器的设计难度很大。"需要"和"矛盾"正好促使新方法的产生，逐段形成点阵、逐段缓冲、四路平行输出等方案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困难找到了解决办法后，才于1976年夏决定跳过二代机、三代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很幸运的是，八十年代中期，轮廓描述西文字形在国外大为流行，当然已由向量轮廓发展成三次曲线轮廓；1985年后激光照排机在国外开始流行，并于八十年代末淘汰了第三代CRT照排机，而国外的二代机则早已于七十年代末就被彻底淘汰了。由于我们起步早，十八年来在针对激光逐线扫描输出的字形发生器和控制器(后来国外改用"栅格图像处理器"这一新名词)方面坚持不懈地创新，从小规模集成电路、双极型微机、专用芯片、一直发展到最新的方正93专用协处理器芯片，从而使系统不断保持领先水平。 1985年以前，很多人对照排系统市场的前景是表示怀疑的，理由是中国拣铅字太便宜了，新技术在价格上很难与传统方法竞争。但我们始终坚信，电脑激光照排带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其好处是不可估量的，因而推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事实上后来的发展势头比我们想象的要迅猛得多。因此，准确估计未来的需要对把握机遇也是不可少的。 计算机是年轻的产业，也是年轻人的创业事业，年轻一代应探索新的方法、手段和途径来超越前辈。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不发达国家，很多崭新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这会给年轻人以很多的机会；只要我们不断努力，自觉地积累知识和经验，就会 住机遇，取得成功。 从东大阿尔派的崛起谈帅才 我与刘积仁只见过几次面，但看过和听过不少关于他的情况介绍。 开明的校领导与年轻帅才 刘积仁把他和东大阿尔派的成就归结于：①生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②东北大学开明的好领导；③一支得力的年轻队伍。而教委的一些领导和我接触到的一些高校校长们在谈起东大软件中心时都异口同声地说到刘积仁的帅才和人品。以东北大学现任党委书记、前任校长蒋仲乐为首的校领导过去六年内给软件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宽松的环境，政策上给予支持而不加以限制，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去干预，结果蓄水养出了一条大鱼。蒋仲乐曾对我说："东北大学软件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结底，就因为有刘积仁这个人；这些政策若给了别人，可能收不到效果。我敢说，东北大学还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尽管有些年轻人在学术上可能比刘积仁更强。"蒋仲乐指出了刘积仁的三个主要特点：①学术上不断跟踪国际上最新发展；②懂经济、会管理，有很强的市场意识；③人品好，胸怀开阔、宽厚、很有度量，能顾全大局，不追求个人私利，也不计较小单位的局部眼前利益，注意发挥年轻人的作用和关心他们的利益。蒋仲乐又说"同时具有上述头两个优点的已经难能可贵了，而更难得的是人品。"中国古代讲究"立大志者要修身"，提倡律己和宽容。"小不忍则乱大谋"、"宰相肚里能撑船"、"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等古代名言今天仍有价值。儒家学说的这些精华在日本企业中得到充分发展，形成了可贵的团队精神；儒家又强调"讲原则"，这发展成日本现代企业中的严格管理。没有严格管理就没有效率和高品质，也就没有效益。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集体能否形成团队精神，往往与该集体的领导人的品质有很大关系：领头人过分追求名声和地位，就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下属功劳归到自己帐上，从而引起内部矛盾；狂妄自大、听不进不同意见，做错了事不承认，谋私，心胸狭窄、记仇，分亲疏，只想自己成功、不愿或不支持同事成功等等，都会影响一个团体的凝聚力。近二十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限制了某些年轻人更大的发展。美国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最近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发现，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有所成就 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二成，而其余的80％的决定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把后者称为"情绪商"。美国一位科学家指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具有特别高的智商，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也即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杨振宁与邓稼先是北平崇德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同学，美国留学期间两人又曾同屋；杨振宁与奥本海默曾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共事过七年，该所当时只有五位物理教授。杨振宁对这两位中国和美国原子弹的功臣很了解，说他们两人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对于奥本海默，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见〈科学〉1994年第5期）中评论道："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格丁根镇做玻恩（Max Born，1882～1970）的研究生。玻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时（包括玻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对于邓稼先，杨振宁在上文中说：“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因此杨振宁得出很值得深思的结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 六十年代初，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理论，当时以邓稼先为主任的二机部九院理论部集中一批优秀人才，这批人中后来出了八位院士，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在30～37岁。九院理论部一些了解当时研究工作内情的同志近年来告诉我，就科学技术方面（而不是从组织管理方面）而论，对原子弹贡献最大的是周光召，对氢弹贡献最大的是于敏。我觉得，"两弹元勋"邓稼先之伟大在于，不仅自己有才华，而且能够让他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周光召、于敏这类帅才，也需要邓稼先这种帅才，当然也还需要精通科学技术、能在全局上选择正确方向和作出正确决策的朱光亚这样的科学家帅才和领导。 美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崇尚以个人为中心的，例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八十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而中国、日本与美国文化很不相同，具有敏锐的市场预见能力的乔布斯不可能在日本创业，而他身上那种狂妄自大、处理不好各方面关系的弱点也注定他很难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取得成功。在中国要取得重大成就，"修身"看来是很重要的。 近年来，各单位和舆论比较注意提拔优秀的年轻人才，许多部门设有跨世纪人才工程，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不少单位还缺乏使年轻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拔苗助长则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年轻人得到的荣誉和地位已明显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贡献，一个时期出于某种需要或传媒的过分宣传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也有一些年轻人过分热衷于抛头露面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不再专心致志于扎扎实实的艰苦工作，这种做法会导致内部凝聚力的下降，也很难吸引杰出的年轻人才。 导师与学生 说起刘积仁的成就，应该提到他的导师李华天教授。我只见过李华天教授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夏，他在展览会上给北大的一批年轻人介绍东北工学院来京参展的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我当时还是学生；第二次是1959年我陪他参观北大正在研制的电子管计算机。当时李华天教授正当盛年，创建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计算机专业之一。后来则建立了国内计算机专业最早的博士点之一。李华天教授全力扶持刘积仁，并把他派往美国进修，还亲自与美国朋友联系，希望他们给刘积仁以帮助和支持。李教授带的学生作出了成绩，李教授并不把名字署在前面，或干脆不署名。这一榜样使我联想到导师如何为人师表和如何让研究生充分发挥才能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博士生导师年龄偏大，在新兴领域内有时不能站在最有发展势头方向的前沿上。我不时会听到一些单位博士生 的抱怨，说导师只熟悉自己多年研究的老方向，要研究生追随导师继续研究不可能有发展前途的课题。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内，象我这样年近花甲的博士生导师创造高峰已过，很难跟得上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技术更新极快，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了解，我显然不如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导师要注意与学生一起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然后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学生取得成功。近八年来北大方正很多重大成果是研究生负责完成的，例如1986年国内第一个数学、化学公式排版软件，1988年第一个大屏幕中文报纸组版软件，1991年第一个基于视窗的中文排版软件，1993年第一个分类广告管理和制作软件，1994年第一个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中文排版软件，1996年初方正多媒体创作工具和最近刚刚投入市场的方正包装装璜设计软件等。上述方向一般是导师提出或导师与研究生讨论后共同提出，而总体技术方案、系统设计与实现则由研究生负责，成果的第一署名者当然也是研究生。导师还要创造条件使上述成果得到方正公司中试、经营和 培训 焊锡培训资料ppt免费下载焊接培训教程 ppt 下载特设培训下载班长管理培训下载培训时间表下载 、服务部门的大力配合，从而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东大阿尔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教学、科研与高新技术产业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多方面好处。 迫切需要帅才和将才 在基础研究领域内，帅才即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应有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创造才能，应有把握未来发展的洞察力，同时还需要有组织能力。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是从事基本粒子基础研究的实验物理学家，他领导了几百名一流物理学家和几百位优秀工程师的研究队伍，才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常常是跨领域的，多方面的知识和善于合作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技术科学和应用领域内，除了创新能力外，帅才或将才应有市场头脑，能敏锐地预见当前或未来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以及具有把创新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的决心和能力。美国微软公司在挑选技术开发负责人和骨干时，要求这些优秀的软件设计师能够创造性地构思和设计一些与众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恰恰是用户特别愿意花钱购买的，从而为公司谋取大量利润。 高新技术发展还需要一大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家往往是技术专家出身，例如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英特尔公司总裁葛洛夫等。他们开始在技术方面有过重要贡献，成为企业领导人后主要精力放在管理方面。由于有很强的技术背景，所以在决定发展方向方面能够抓住机遇和领导潮流；而卓越的管理才能则是领导大企业的必备条件。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经营专家，没有强有力的销售队伍，也就谈不上市场占有率，企业不会兴旺，技术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专家虽然不必精通技术，但应做到"一知半解"；对于用户的需要，则应敏锐地把握其脉搏，从而不失时机地抢占市场。北大方正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一批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和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紧密结合。方正技术研究院的两位年轻副院长和一批年轻的室主任不仅在本领域内精通技术，能把握住发展方向，而且有很强的市场意识，把占领市场作为首要目标；而方正经营部门和遍布全国各省的分公司总经理中则不乏精明的企业家，他们对推动市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既懂得技术、又了解市场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没有市场和用户观念，只懂"埋头开发"、闭门造车的技术专家取得成功的机会是不大的；而不懂技术又缺乏科学头脑和管理才能的"买卖人"则很难真正开拓市场和领导高新技术企业。 帅才三忌 古人提出"帅才三忌"，大意如下： 第一忌：陷入不该自己管的具体事务而不抓大事； 第二忌：分亲疏，即提拔和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同、 甚至于溜须拍马的人， 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 第三忌：不把下属的荣誉和成就看作自己的荣誉和成就。 孙子曰："将者，智、仁、敬、信、勇、严也"。周光召院长根据科技战线的将才要求，作如下解释和发挥："智以择向，仁以服众，敬以招贤，言以必信，勇以夺魁，严以律已"。 面对国外的激烈竞争，现在特别需要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发展民族高科技产业的人才，要想成为将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参照上述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要求自己，也许是有好处的。 1996年9月10日 　　　　　　　　　　　　　　　　　　　　　　　　　　　　　　　　　　　　　　　　---选自《王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带头人需要具备的素质 1、扎实的基础。 数学基础对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系统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计算机本身就是数学和电子学结合的产物，存储程序计算机概念的提出者冯·诺依曼(Von Neumann)就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国际上计算机领域内最高奖是图灵(Turing)奖，为了纪念对计算机理论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英国数学家Turing。从1966年开始，每年授一次奖，一般授予一人，有时授予一个领域内的两名科学家，图灵奖只授予对计算机事业作出有深远影响贡献的科学家。迄今为止，获奖人中除少数几位纯粹属理论方面的贡献外，大多数获奖者的工作对计算机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编译系统的先驱Perlis,微程序的发明人Wilkes,人工智能先驱和LISP语言的提出者Mc Carthy,操作系统层次结构和结构程序设计的创始人Dijkstra,第一个数据库的提出和实现者Bachman,在算法研究和科技排版语言TEX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 Knuth,FORTAN的提出和实现者 Backus,APL语言的设计人Iverson，关系数据库的提出者Codd，UNIX和C语言的创始人Thompson和Ritchie,PASCAL语言的设计和实现者Wirth等。图灵奖的获奖人，或者是数学出身，或者有很好的数学修养，几乎无一例外。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Bill Gates,也是一位数学天才，中学数学成绩十分突出，常得满分，高中时对抽象数学和经济学深感兴趣，这两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与他成为世界上头号软件企业家不无关系。 2、年轻时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 　　在计算机领域内，只出点子、从来不动手实现的人不容易出大的成果。一个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个实现者，这似乎是一规律。因为开头人们总会对新思想提出怀疑，而只有发明者本人才会不遗余力，承受一切艰难困苦、百折不回地予以实现；也只有发明者本人最清楚自己方案中的问题，能最有效地改进方案和克服实现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以取得成功，只提方案、自己不实现，则会使一项有价值的发明不能很快付诸实现，而在高科技时代，一种新方案在市场上的生命周期是不长的，一项发明的实施过程太长，会使别人捷足先登。获图灵奖的科学家通常既是新思想的提出者，又是第一个实现者。美国巨型机先驱，被称为巨型机之父的Cray曾说过，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Can't do"(做不成)，而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从1975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内，Cray的这段话曾给过我很大的鼓舞力量。我于1976年提出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方法描述高分辨率汉字字形，提出了跳过光机式第二代照排机、阴极射线管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提出了用逐段高速形成版面点阵并缓冲的方法驱动逐线扫描的高精度激光输出设备。当时相信的人很少，认为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根本无法实现。1980年当原理性样机(华光Ⅰ型)排出样书后，人们相信上述方案是可以实现的，但多数人认为即使能够实现，也无法与国外产品竞争。正是按照Cray这段话的精神，我们马不停蹄，不断创新，从1975年到1993年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 "自己动手做"的另一范例是我国数学家吴文俊，吴先生五十年代就已大名鼎鼎，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晚年他在定理的机器证明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国外誉为“吴方法”。这些年来他用计算机来验证和发展他的理论，上机时间比年轻人还多。一个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在致力于新领域的突破时仍需自己动手，更不用说年轻人了。 3、跨领域研究是创新的源泉。 控制论创始人维诺(Wiener)曾说过"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领域之间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成果"。计算机就是数学和电子学两个领域结合的产物。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是J.W. Mauchly和J.P.Eckert发明的。Mauchly是物理学博士，曾致力于天气预报的研究，深知该领域题目计算量之大，因而试用过各种技术以达到所需的高速度。1941年夏，当他34岁的时候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机工程学院任讲师，遇到了才华横溢的年轻研究生Eckert。这两人都是既有数学功底，又有电子学方面的知识。Mauchly在数学和计算方法方面能力高于Eckert，而Eckert在电子工程方面则是很杰出的。1942年Mauchly提出了电子计算机的基本想法，后又与Eckert共同把这一构思具体化，成为ENIAC的设计方案。ENIAC的实现是由Eckert主持的，他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终于在1945年秋使ENIAC开始运行和试算题目，并于1946年2月向公众展示。 1961年我从北大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已三年，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也阅读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的重要性。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软、硬件两方面的实践，使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思想。这种信心，以及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1975年，研制精密照排系统的机遇降临到我们头上，当时打听到，国家有一个七四八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对于这三个子项目，我独钟精密照排系统，因为它的价值和难度吸引了我。按照过去养成的习惯，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短期内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从而于1975年得出下述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但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RT三代机所淘汰。1975年时，先于北大，国内已有五家在从事汉字照排系统的研制，可惜的是，其中两家选择了二代机的方案，另外三家分别选择了飞点扫描、字模管和全息模拟存储的技术途径。 我们一旦选择了数字存储的方案，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马上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国外流行的黑白段描述方案压缩率低，日本京都大学的字根组合方案压缩率高但质量不好。假如当时国产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大，我大概不会努力探索新的途径了，正是由于落后才迫使我们另觅新路，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压力。由于我是数学系毕业，所以很容易想到信息压缩，即用轮廓描述和参数描述结合的方法描述字形，并于1976年设计出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当时用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来复原点阵，速度是很慢的，因此一个只懂数学和软件的人可能就会就此却步。由于我有多年的硬件实践，并懂得微程序，软、硬件两方面的经验使我能够判断哪些操作可由软件来做，哪些操作属于时间要求很严的，必须由专门硬件配合微程序，从而使速度提高几十倍。 1976年时国外尚无激光照排机的商品，但国内在高精度传真机研制方面已积累了多年经验，激光扫描分辨率高和幅面宽等突出优点强烈地吸引了我，但逐线扫描，不能改变光点直径和扫描后不能停顿的特点又使控制器的设计难度很大。"需要"和"矛盾"正好促使新方法的产生，逐段形成点阵、逐段缓冲、四路平行输出等方案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困难找到了解决办法后，才于1976年夏决定跳过二代机、三代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4、正确的选题和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课题负责人不仅要把握选题的正确性，还要把握技术途径的先进性，后者常常是最费精力和脑筋的。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情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是不应该做或不能做的。 5、不短视，不求虚名，把为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当作奋斗目标。 北京大学从事激光照排的科研集体有"求实"的传统。1989年前尽管由北大负责，与合作单位共同完成的华光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6年又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我们始终有很强的“负债”心理，觉得系统推广得很不够，国家投资尚未收回，因而并不觉得有什么贡献，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前进。后来尽管在国内推广了，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但又感到海外市场销售还很差，其它文种的系统开发也很差，只有不断提出新的目标、永不满足才能使人进步。 今天北大方正似乎很红火， 被人称为"既有名， 又有利"， 致力于"开创性研究和商品化"的顶天立地模式也得到肯定，但1978年-1984年这段期间内，风向并不是这样的。搞理论、写文章很时兴，因为提职主要靠论文，致力于商品化则很不容易被接受。由于我们以"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为目标，所以坚信自己的道路，顶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6、善于团结人。 计算机领域内出色的工作大多是集体的产物，不能团结合作，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不易做出大成绩；能接受别人正确意见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7、有拼搏精神。 一旦发现某个方向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时应有"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精神。献身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过普通人的生活，必然会失掉一些"常人能享受的乐趣"，但也会得到不少"常人不能得到的乐趣"。 8、要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善于从市场和用户中吸取灵感，并善于预见未来的市场。 1999年4月30日 　　　　　　　　　　　　　　　　　　　　　　　　　　　　　　　　　　　　　　　　　　　---选自1999年6月《知识经济与企业家》 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为我日后成才打下扎实基础 我四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五岁入一年级，直到高三毕业，在南洋模范（简称南模）上学达13年，算得上空前绝后的"老南模"："空前"是因为1941年我入学时，幼稚园刚创办，"绝后"则因为不久后幼稚园脱离南洋模范中小学。南模从三十年代起成为上海的名校，校友中有二十多名院士，也有不少海外的知名学者。朱 鎔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有一次谈起上海的中学教育，专门提到了南模，他说他1947年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学一年级时发现同班两位同学学习成绩比他还好，一问才知道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中小学的水平关键在于师资，小学时教我历史的是陆维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我至今仍喜欢历史大概与小学时的基础有关。我从小学开始语文成绩一直较好，小学五年级时举办过一次作文比赛，我还得到了优胜奖。当时抗战胜利，很多同学在作文中叙述了抗战中的经历，我在作文中则谈到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我父亲把一本有中国军人照片的画刊放在我的抽屉里，以免被搜走，我便一直精心保存了这本画刊直至抗战胜利。南模高中毕业生中大多数考入理工科，但语文、历史等文科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大有好处，所以我很赞成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文科学知识，而文科学生应具备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南洋模范小学教导主任陈有端先生是师范毕业，他组织了不少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我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徐光启最早引入和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西方科学著作，而南模和我的出生地均在徐家汇，也是徐光启的祖居所在地。参观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 并由有关专家在现场介绍天文知识，使我们这些小学生萌发好奇心，而好奇心是科学发现和创造的重要推动力。 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只要上课比较专心，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一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各种有趣的事情。我小学时课余的爱好是打乒乓、拍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练就了一些"绝技"。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大概由于我人缘较好，有一次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被选为班上品行最好的人。小学五年级我被选为班长，以后一直当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十二年学生干部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除了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的提高外，更重要的是，学生干部必须懂得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服务，习惯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是一个人能够作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质。前几年我看到了美国某著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公式："I + We = Fully (developed) I"，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价值，而小学和中学的环境，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较好地融入了集体。 我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我觉得这一标准还可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我认为青少年时代就应努力按好人标准培养，这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只有先成为好人，才能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1948年小学毕业时，我以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位女生）的成绩升入初中。但不巧的是，南模初中部从那年起迁往郊区七宝镇，必须住宿。父母兄姊均劝我改读其他中学，高一时再考回南模，但我已对南模有了感情，加上想当从幼稚园到高三的第一届"元老"，所以坚持去了七宝。想不到坏事变成好事，七宝的条件差，没有电，晚上自习点的是汽油灯，宿舍里是煤油灯。从11岁起三年住宿生活对我的锻炼不小，初一时不论寒暑，每天清晨出操。七宝初中部地方较大，我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游戏，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成了我们玩游戏时躲藏的场所。在这种集体生活中，性格孤僻、自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也会受到压力的。而这些缺点恰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正。南模初中的老师比小学更加优秀，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已年过花甲，经验丰富，上课时轻松愉快地教会我们很多知识，也启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喜欢数学是从初中开始的，有一次学期中间我就把该学期数学课程的全部习题提前做完了。 初中毕业时我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高中，并在14岁那年加入了共青团，以后就一直任团干部。 南模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南模对高水平教师实行高薪，使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教。教物理的俞养和、贾冰如，教化学的徐宗骏、沈克超，教历史的沈起辉，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五十年代中期他们和其他一些优秀教师先后被调入大学任教，使南模损失不小，无怪当时校长沈同一先生说："南洋模范是一碗馄饨，现在把馄饨都捞走，只剩一碗汤了。"其实，还留下若干大"馄饨"，例如后来的校长、著名的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他教三角是一绝。文革期间，赵先生进了牛棚。一位著名美藉华人学者访问上海，指名要见赵先生，于是在工宣队的"陪同"下赵先生出现了。那位学者一见面就深深地鞠躬说，"中学的课程我已忘了，唯独赵先生教的三角记得"。上述这些名师都教过我，他们的教学生动活泼，特别重视概念清楚，从来不搞题海战术、疲劳轰炸，而是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习题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原理，应该每做完一道题就思考一下有些什么收获，绝不是习题做得越多越好。高中期间每天家庭作业也从不超过二小时，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高一时全班仅我一个共青团员，高三时已发展了十多个团员。近年来我在北大方正研究院招聘员工时很注意他们是否当过干部，因为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研究、开发和经营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幸运的是我在南模受到良好的教育，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绩打下了扎实基础。 1999年8月18日 　　　　　　　　　　　　　　　　　　　　　　　　　　　　　　　　　　　　　　　　　　　　---选自1999年9月1日《中华读书报》 科学研究与精神境界科学研究给人的愉快就是最大的报酬 　 一个人要想作出一些成绩，除了有过硬的技术本领，敏锐的市场头脑外，还要有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二十多年前，我是处在创造高峰、并工作在第一线的小人物。我提出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时，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跨越，有人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提出字形的数学描述时，有人不信地说"这是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我想起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克雷曾经说过，在他未成名时，当他提出某个新思想时，别人总会说"Can't do"（做不成），而对此最好的回答是"Do it yourself"（你自己动手做）。所以我从1976到1993这18年中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献身于科学技术就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的过程中，有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居里夫人说过，"科学的探讨研究，其本身就会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酬报"。 获奖固然高兴，但更使人激动的是看到用户在大规模地使用方正系统：海外的华文报社每天用方正系统出版600多页各类报纸；上海文汇新民集团800台PC机联成网络，采用方正报业一体化解决方案，系统高效地运行……自己研究的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这就是最大的酬报。 要善于"延迟满足" 提出"情绪商"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曾做过一个"延迟满足"的实验，找了一批四岁孩子，给他们每人一块糖，并告诉他们若能等主持人回来再吃这块糖，则还能吃到第二块糖。戈尔曼悄悄观察，发现有的孩子只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迫不急待地把糖塞进了嘴里；而有的孩子则很有耐心，而且很有办法，想出作游戏啦、讲故事之类种种方式拖延时间，分散注意力，最终坚持到主持人回来，得到了第二块糖。戈尔曼又对这批孩子14岁时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表现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晚吃糖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早吃糖的平均高出120分，而且意志坚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个实验说明，要取得大的成绩就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为当前名利所诱惑，能按社会需要不怕挫折、坚持不懈奋斗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今天科研成果产业化成为时尚，大家会说，北大方正和王选"名利双收"，但人们很难想象最初的十年间我们是何等的艰苦。当时大学和科研院所流行的是写论文，提职称，出国进修；从事激光照排艰苦的工程化和商品化工作很不得人心，根本看不见名和利的前景。但激光照排的难度和价值强烈地吸引着我，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印刷的现代化理应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些促使我为之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我坚信成果产业化是国家的需要，将成为主流，所以逆流而上，终于成功。 我很赞赏欧美科学界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我也很欣赏北大学生的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北大有一个博士生，一直埋头学术研究，有一次去赛特购物，看到那里的商品价格昂贵，而自己却襄中羞涩，竟对走过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怀疑。1985年我家中还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我已多次去香港和国外，有一次在香港看到高级商场中一些人在买高档首饰，尽管我当时工资很低，没有奖金，但我忽发奇想："将来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我一下子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后来我把此称为"精神胜利法"，但这与阿Q完全不同，是对知识价值的高度自信。 领导者的风范 中国古代讲究"立大志者要修身"，提倡律己和宽容。"小不忍则乱大谋"、"宰相肚里能撑船"、"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等古代名言今天仍有价值。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集体能否形成团队精神，往往与该集体的领导人的品质有很大关系：领头人过分追求名声和地位，就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下属功劳归到自己帐上，从而引起内部矛盾，狂妄自大、听不进不同意见，做错了事不承认，谋私，心胸狭窄、记仇，分亲疏，只想自己成功、不愿或不支持同事成功等等，都会影响一个团体的凝聚力。古人提出"帅才三忌"，大意如下： 第一忌：陷入不该自己管的具体事务而不抓大事； 　　第二忌：分亲疏，即提拔和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同、 甚至于溜须拍马的人， 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 　　第三忌：不把下属的荣誉和成就看作自己的荣誉和成就。 　　孙子曰："将者，智、仁、敬、信、勇、严也"。周光召院长根据科技战线的将才要求，作如下解释和发挥："智以择向，仁以服众，敬以招贤，言以必信，勇以夺魁，严以律已"。我认为这是一个领导者所应具备的风范。 企业的兴衰与领导人的品德也有很大关系。联想总裁柳传志解释过领导企业的九字方针"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强调其中"建班子"指"打造一个以德为主的领导班子"。惠普新任女CEO卡莉上任伊始，便对领导班子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需要成为大胆、勇敢、有信心、现实而又乐观的人，要灵活、沟通能力强、适应变化、可亲近、思维清晰，在前进路上能准确瞄准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绝对诚实。"宋任穷更总结出选拔干部的名言："德才兼备、提拔重用；有德无才，难当重任；有才无德，以济（助长）其奸"。 面对国外的激烈竞争，现在特别需要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发展民族高科技产业的人才，要想成为将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参照上述标准要求自己，也许是有好处的。 "围棋"、"桥牌"和"麻将"三种作风 美国华人中流传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 用“打麻将”形容某些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或交通不便。"打桥牌"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风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当然这类中国人是极少的，但既然有"打麻将"这类比喻，和"一个中国人很厉害，二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不可怕，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更好对付"这类说法，总该值得我们反省吧! 拿计算机软件设计来看，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常常也不是一人，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2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限制了某些年轻人更大的发展。前面提出的戈尔曼等美国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发现，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二成，而其余的80％的决定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把后者称为"情绪商"。美国一位科学家指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具有特别高的智商，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也即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学习美国的无拘无束、自由开放的研究气氛和开创精神，也应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宽容、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 "伏枥老骥"与"甘当人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三国时代曹操的《龟虽寿》一诗中的名句，当时曹操五十多岁。长时期来这首诗激励了人过中年、进入老年的各行业的专家学者，发扬老当益壮，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贡献。然而，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这类新兴学科领域内，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人过中年，步入老年时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固执己见，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损失。一个著名例子是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王安生于1920年，他在28岁时发明了磁芯存储器，1951年独自创办了王安实验室，即王安电脑公司。1964年首次推出台式计算机并开始研制文字处理系统。70年代王安公司的办公文字处理系统在美国市场上独占鳌头，标志他事业的最高峰。王安一生获40多项发明专利，里根总统授予他全美杰出人士荣誉奖，美国著名发明家纪念馆把王安列为与爱迪生、贝尔等人齐名的美国第69位大发明家。但是这一杰出的"老骥"在年过花甲时还是犯了错误，除了人事方面的失策外，王安公司在技术方面未能跟上个人计算机普及、开放性和兼容的大潮流，犯了一系列错误，最后导致王安公司的申请破产。王安于1990年去世，临死时虽然公司尚未申请破产，但已跌入了低谷。 因此，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文献看得多，在第一线上实践多，所以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已处在国内的前列；但当时我是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幸运的是我常常能说服别人，有时也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绕过这种干扰。今天我已63岁，却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名人"。名人与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前几年，我在四川出差时，曾看到报上一篇文章，我很欣赏，文中说：名人用过的东西，是文物，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了。其实，名人与凡人没有截然的差别，例如我这个“名人”，现在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和上机更远不如年轻人。对于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所以1993年我就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支持年轻人进行科研创新；同时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 伏枥的老骥一般都有很强的事业心，总想在晚年继续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心态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把这种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所以我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2000年8月3日 　　 　　　　　　　　　　　　　　　　　　　　　　　　　　　　---选自《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我的八个重要选择 （一）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多次人生抉择，每一次都给我带来非凡的意义，甚至命运的转折。 　　1954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由于对数学的喜爱，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后来顺利考取了北大。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们开始分专业---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数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 我却有不同想法，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恰好这时，我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又留意了报刊上一些有关计算机的报道和论述，发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我就想，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就这样，我下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它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 195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也阅读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于是在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当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我以为自己是懂得计算机的，此时才发现只有了解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高级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以及微程序语言是三个不同级别的语言，贯通这三者，必然会在体系结构上有创新的构思。 为了这一目的，1964年我承担了当时正在进行硬件设计的DJS 21机的ALGOL 60编译系统。我觉得，不能浮光掠影地参加一个软件系统的研制，而应该彻底投入一个真正实用的系统，这样才能切实理解软件对硬件的影响。6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我用90％的时间从事ALGOL 60编译系统的研制，另外10％的时间探讨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对于ALGOL 60、FORTRAN、 PASCAL这类汇集时间(binding time)早的高级语言，我从来不赞成硬件直接执行高级语言的方案，而主张寻找编译和目的程序运行中的瓶颈，依靠灵巧的硬件设计显著地提高效率。由于我有硬件实践经验，所以很容易想出硬件上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瓶颈。经过同事们几年的努力，该系统最终研制成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成为国内较早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被列入中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当时我感到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以及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象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三） 六十年代初在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译系统过程中，我大概看了近一百篇国外文献，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1963年初又决定锻炼英语听力，这是我的第三个重要抉择。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1963年起连续二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我反映速度明显加快。但"收听敌台广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的一条"罪行"，因为文革前这样做的理科教师很少，因而显得情节严重。虽然带来不少麻烦，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5年我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个项目时，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大习惯查阅外国科技文献，而我则大量地看外国文献，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发展方向，这就很容易判断国内比我早开始做这个项目的几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为我们放弃模拟方式，选择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保证。 （四） 我研制精密照排系统始于1975年，当时听说国家有一个"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对于这三个子项目，我独钟精密照排系统，因为它的价值和难度吸引了我。我当时正病休在家，每月只领40多元的劳保工资，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中。这一事例也说明在可能的条件下让年轻人自由选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激发创造的欲望。 按照过去养成的习惯，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为此，我常挤公共汽车到地处和平街的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研制工作后来虽列入北大自选项目，但经费是没有来源的，当时条件很艰苦，车费不便报销，从北大到情报所车费为二角五分，但少坐一站就可省五分钱，我于是就提前一站下车走去；复印资料也很谨慎，对于字数不多的页，常常靠手抄来节省复印费。当时国内还处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是闭关锁国的，不象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国外的动态，我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阅杂志时发现我常常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我查阅了照排系统方面的有关文献，以及Graphic Arts Monthly等印刷杂志上面的报道。得知日本当时流行的是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