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性质 陈达材 文学者，所以宣示己意而喻于人之普通符号也。（一）人类之思想，不能离物质而传达；言语则有资于声浪，文学则有资于纸墨，凡举以动作而传示意思者，莫不有待于物质，其能离物质而以单纯精神感通者，使相喻于无形者在催眠术家时或可行，然是否真无待于物质，尚属疑问。故人类之思想，普通言之，殆可谓不能离物质而传达。惟吾人传达思想之方，种类甚多有用动作，有用言语，有用文学，皆思想先成于胸中，藉此种手段，感觉他人五官，使传达于脑也。夫文学之效用，比之言语动作，虽时间较久，空间较广，然由其为传达思想之媒介一点观之，殆无异致。由此言之，文学殆为传达思想之符号，除所载之思想外，最为无用之物。今试取一篇最著名之观之，其可见者，纸墨之形色耳，然其形色不及图画之美观；其可读者，虽有声调，然其声调则不及歌谱之自然；试问除作者所传示之思想外，尚有何价值可言乎？字以撇画不同，而传达单简思想，文以字之排列不同而传达复杂思想皆为一种符号而已。 文学既为一种传达思想之具，吾人对于文学所应采之途，可得言矣。 （1） 文学之为用，当使作者完全发表其思想而无遗漏，阅者完全领略其思想而无误会。作者所怀抱之思想，与阅者所领略之思想，适相符合而无丝毫之差，夫而后可谓为达其目的；否则，作者阅者两方之思想，互有出入，则文学之效用，有未尽也。吾国人多视文学自身为目的，而不知其为传达思想之手段，以艰深之词相矜，以古劲之句相尚，致作者所欲传之思想，因而晦涩，甚至思想异常单简，徒堆叠浮词，以相炫耀；倒手段为目的，忘其本矣，大抵吾国人临文之际，关于思想发表，只为一己设想，而不为阅者设想，且有时不为一己设想，而专趋鹜词句，不惜牺牲思想以殉之；以致传达思想之符号，重重叠叠，无虑万千，而且其中所留之思想，或异常单简，或紊乱无章，或玩索数次，废脑血数升而后得，且所得者是否为作者执笔时之真意，尚属不可知之数。此种文学，将有何用？无怪吾国人常有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学，而所表现之思想，曾童孩之不若也！ （2） 文学之为用，当使作者之思想，普传于多数人，不可限于少数人。世人常谓文学之价值，在有高贵之性质，超出凡庸；若降格而使众人领略，不免自贬其价值。然文学之得众人领略者，是否降格，降格是否自贬其价值，将何所据以为评论之标准乎？夫文学之可贵者，在思想之内容，不在传达思想之符号；若此种符号，能将思想完全表现，则效用已毕，无他价值可言；而文学之价值如何，一唯其所载思想之内容是视。今假某甲作文一篇，以最深奥之词，写最高妙之思想，旧文学家见之，可谓有价值之文矣；然使有人将其译成英文法文及其他各国文，且演成本国白话文，几使世界人类脑海，为此篇文之思想所鼓荡，其效用可谓宏矣；然若无人为之演译，其效用断不若此；是则思想之效用，因符号变易使众人领略而愈增，而文学只供传达思想之具，其价值非特不因多数人领略而减少，适以因多数人领略而增加，事理显然，不待辩也。故吾人临文之际，对于表示思想的符号之取舍，当用其多人领略者，而遗其少人领略者，夫然后不失文学之本旨。 （3） 文学之为用，当使作者以最少之劳力，而发表其思想，使阅者，以最少之劳力而领略之。盖思想之传达，纯属一种精神作用，假吾人精神作用，彼此能直接联络；则思想之传达，自不须此种物质之符号，更所谓文学问题；今日之有文学问题，乃吾人精神作用，不能直接联络不得不委曲假途于物质之符号，其牺牲脑力以习此种符号者，凡以供传达思想之用耳。故吾人对于文学上之符号，当取其最易学最易知者，不可取其难学难知者，所以节省无用之脑力也。夫文学之传达思想，犹军舰上之旗语然，必先彼此相约，以某种符号，表示某种意思，然后能摇旗而相传相喻，吾人作文一篇，他人读之，即知其命意之所在者必彼此二人，曾因历史之昭示，社会之告语，无形中相约读同一之书，或读近于同一之书，而后可；否则，二人前日所读之书，绝不相谋，未有能领略者。吾国文学界，无形中相约以古文或与古文相类之书，为传达思想取资□场，阅者以古语相求，作者以古语相应，遂致欲所发表思想者，非埋头古籍十余年，无从执笔；此不待古今思想变迁，古语有不能代表今日思想之病；而尽驱各科学子，沉耽古籍，日濡染陈腐思想，致固顽性成，而不能自拔，其祸将不可胜言；反而观之社会上一部分人，或因求他种知识，或从事他种职业，无暇研求古籍，因而符号缺乏，不能发表一己思想，而他人所发表之思想，亦不能领略，屏于学术思想范围之外，遂致民智低落，不能随世界文明而俱进，洪水猛兽之祸，无以过之。夫吾人当发表思想之际，苟以脑中所储之符号未充，非假资古语，不足以宣达其思想，则借用残废符号，亦不足怪；独世所号为符号满腹之人，当其发表思想之际，遇有一易知之符号，（二）同时可以传达同一思想者，则故意取其难知之符号，而遗其易知之符号；此虽有时出于“以艰深文浅陋”之心，其中别具苦衷；然使文学风尚，趋重艰深，妨思想之传达，阻民智之进步，吾虽不好为过激之言，而于此不得不认为文化之罪人也。 （4） 文学之为用，当使人生一种自然的有利的兴趣，不可使人生一种矫揉的有害的兴趣。吾人对于一种事物，有时发生特别兴趣，而考其原因，常有由于矫揉造作者。如缠足一事，其初衷由于一二人之癖性，寖假相习成风，人人遂视缠足为美观，而发生兴趣；又如吸食鸦片烟，吸食之初，并不发生兴趣，然久而久之，则必视鸦片烟之甘如醴矣，吾国人自“胜衣就传”之年，即学习古语，日浸淫古书，脑中思想，几尽为古所默化，重以社会之趋尚，文人之鼓吹；故对于隔世难学之符号，则兴趣深浓，对于近身易晓之符号，则索然无味；虽然，此种心理，何从来乎？吾人生而即有酷嗜艰深符号之癖性乎？生而未有此种癖性，牺牲十余年之精力以养成之，非迷信乎？夫文学本来为传达思想之符号，除思想则无意义，乃于思想之外，而有兴趣可言，谓非由习惯陶化，以汩没其天性，盖不可也。又旧文学家有所谓文气者，以为此乃旧文学所特有，非他种文所得与焉；然考文学之成分，只有三种；曰思想，曰声调，曰纸墨之形色。思想与纸墨之形色，固无所谓气者可言；若求之声调，当沉吟之际，虽仿佛觉有所谓气者之存在；然此乃口音熟练之结果，沉吟所生之惯性。今试任取一国文学读之，其初虽佶屈聱牙，然习诵既久，则口与音相应，心与调相成，则心理上必觉有一种蓬勃之气，见于纸上；岂知此即为沉吟所生之惯性哉？若谓此种惯性，即为文气；则歌谱有气，白话亦有气，何独于文；今日之文，即古时之白话，谓古时之白话有气，而今日之白话则否，岂通论哉？ 文学之性质，既如上所述；阅者执此以论旧文学与新文学之优劣，可以自为裁决，当不待著者之喋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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