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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下）

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1.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計劃與開發西北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

　　　　道之載運也。……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1]

根據此段文字，可確實知道孫氏在此時已高度重視鐵路的功能與優點，並將它視為經濟發展的利器。此外，他亦批評清政府修築鐵道“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的錯誤。他主張先在“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築路，“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利富戶，”便能力謀推廣，“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2]此種招商興路的構想，在當時或較為實用。數年後，他在〈支那現勢地圖跋〉中，　亦在地圖中亦將鐵路資料收入。[3]孫氏在民元憶述此事，提及“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精神所注視者，為內部之幹路，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之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矣。”[4]由此可知，孫氏在鐵路建設問題上，極為留心。他日後提出龐大的鐵路計劃，實在是多年研究之成果，故其內容規模宏大，超脫群倫，足為路界之先導。

　　其後，孫中山先生忙於革命活動，對鐵路建設缺乏專論。但是，他每到各處，均廣收圖籍，以為日後之用，並且自言“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實偏有所嗜。”[5]所以，在１９１１年底回到香港後，他便立即提出“必須各省府州縣，皆築有鐵路，以便利交通，使土地出產可以輸出，”[6]並強調中國缺乏資金，必須借外債。他認為：

　　　“滿清借貸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之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權之實行），民必不以為病，而債可立還矣。”[7]

簡單對比一下孫氏上述談話與甲午前後的主張，已經有所變化，特別是由“招商築路”變為“借債築路”的資金籌措方式。這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即將成立，孫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場上，提出與在清政權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時，孫氏當時常常提及中國是個窮國，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時間，當較借債為差。此外，在償付築路費用方面，孫氏希望利用“核定地價、漲價歸公”的方法來處理。要實行這個方法，條件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國家”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即將實現的。總之，在不同的條件下，孫氏往往根據實際環境修訂他的意見。因此，我們雖然發現孫氏的構想時常改變，但此絕不足以詬病孫氏，因為客觀條件若已改變，便必須針對此新條件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絕不能刻舟求劍，延誤大局。沈渭濱指出孫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時，已醞釀發展交通、改造中國之計劃。……尤其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在中國紛起奪取路權，國人誓死抗爭，路權與國運之關係日趨明顯，故孫氏視鐵路為一國命脈之所在，……為促進國家富強、民生發達之首著。”[8]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9]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10]

在民族及領土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免受列強之蠶食。對外方面，孫氏力主開放政策，認為必須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11]，並堅持平和主義，以求令“中國重見於國際社會”。一般言論對孫中山的鐵路借債政策，常常提出批評，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孫氏“開放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從晚清一段喪權辱國的外交史來觀察，中國革命似乎必然會召致列強瓜分。在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孫氏力倡門戶開放，主張大規模利用外資以修築鐵路，引致國人的疑惑，是不難理解的。可是，孫氏認為要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往清廷所採取的閉關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特別是清末民初邊疆極為不穩，蒙古、西藏、滿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嚴重威脅下，隨時成為列強附庸的可能。所以，孫氏分析列強的對華政策：

　　　“各國現在對我（國）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

　　　　眾怒。……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利權關係之故，如一國

　　　　有單獨之行動，即啟別國之驚疑。……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

　　　　題，莫如外交。……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政策，各國對

　　　　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12]

孫氏以弱小的暹羅為例，人口僅有五百萬，“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如故，此無他，即採用開放主義。”他更以俄國、日本、意大利為例，其製造業、兵工廠皆為外人主持。[13]我國若舉辦兵工廠，用外人辦理，與他們“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之手。”最後，他更以我國特殊情形，指出對外開放之必須。他說：

　　　“即如主張十年修二十年萬里之鐵路，勢不能不利用外資，即開

　　　　放主義。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

　　　　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國要

　　　　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州之鐵路，全歸

　　　　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

　　　　大可痛心者。因保存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存大事

　　　　為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資，一變向來閉

　　　　關自守主義，而為門戶開放政策。”[14]

以上就已發生的事例，來說明借債築路、開放門戶政策的逼切性。此外，他還指出“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而非因借外債。……若使條約不礙主權，借債亦復何傷。”[15]

　　在了解到孫中山的鐵路與民族主義、鐵路與門戶開放及借債築路等問題後，我們再考察一下孫氏的鐵路幹線的規劃與西北地區的關係。關於孫氏在民國初年的鐵路線之記述，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對民立報記者的談話最為詳盡。孫氏首先指出“實業範圍至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而求其最根本者，殆為鐵路。所以，他強調“苟無鐵路，轉運無術，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16]

　　雖知鐵路之重要，但發展重點，仍需有所根據，不能胡亂修築，如晚清商辦鐵路般混亂。[17]孫氏提出幹路修築計劃，指出晚清的“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他認為“此仍為腹地狹隘之計劃……尚非通籌全局。”故只是“聊以自足而矣”。[18]在他的構思當中，真正溝通全國的幹線，有以三條：

　　　“（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

　　　　　　　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點於楊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陜

　　　　　　　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

　　　　（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以達於烏梁海。”[19]

孫氏並十分強調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幹線的準繩：

　　　“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為重要；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

　　　　；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為重要；謀建幹路，尤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