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 樊树志

　　国史十六讲 　　国史十六讲 　　作者：樊树志 　　《国史十六讲》　第一部分 　　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吗？ 　　——“夏娃理论”质疑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先要面临的问题。神话和传说、宗教和科学对此有五花八门的解释。 　　基督教的《圣经》宣称，上帝创造了人类，即亚当和夏娃。还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后，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建造“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很可怕，于是使用压力把人类分散于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阻止他们互相沟通。 　　中国古代则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的传说。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天和地连在一起，一片混沌。某一天，盘古突然醒来，用大板斧开天辟地，他的气息化作风和云，声音变成雷电，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头发胡子化作星星。盘古开天辟地后，大地荒无人烟，天神女娲在清澈的水池边用黄泥做成一个泥娃娃，泥娃娃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于是造出了许多男人、女人。这位人类之母还为男人和女人建立婚姻关系，生儿育女。 　　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神话。 　　近代以来，古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古人类的起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由猿到人，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现代人类）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这些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 　　然而，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单一起源论”，近来呼声很高。他们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一种假设：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就是所谓“夏娃理论”。这种“夏娃理论”认为，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亚洲原先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及其全球合作伙伴，2001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他们对一万二千条染色体的研究结果，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七万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一课题组负责人金力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力证据，它进一步表明，来源于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亚洲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向北迁移至中国。 　　这种“夏娃理论”遭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的化石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此外，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进行重新测定，得到的结论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七万年至十三万年之间的华南地区，用有力的实证反驳了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这一发现，颠覆了美国《科学》杂志2001年5月刊登的论文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七万年至十三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地上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了中国古人类有着明显的体质特征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产生，除了“单一起源论”，还有“多区起源论”。这种学说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是相对独立起源的，缔造各种文明的古人类，理所当然应该是多元的——多区起源的。 　　看来，甚嚣尘上的“人类起源非洲说”，日益面临“多区起源论”的挑战。千万不要被耸人听闻的新论、眼花缭乱的宣传，迷惑了视线。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迄今为止，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历史最为久远。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七百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二百五十万年以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二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确实，这一问题不仅学术界高度关注，而且新闻界也极为敏感，经常有最新研究成果在报端披露，并且配上夺人眼球的标题。以《文汇报》为例，2002年7月12日以引人注目的标题报道：“人类祖先在乍得？——最新发现的头骨化石可能揭示谜底”。该文报道，在非洲中部的乍得，发现了被命名为“图迈”的头骨化石，科学家断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权威的《自然》杂志对此作这样的评论：在人类进化史上，一千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五百万年前有了原始人类的留世记录。在史前考古中，一千万年至五百万年之间，人类的始祖与猿分离，这一演进过程的物证却少而又少。“图迈”的发现，弥补了“缺失的一环”。但是也有科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图迈”不仅不能填补“缺失的一环”，反而能够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原始人类演进的多样化。人类的进化并非只是一个单向的阶梯，而可能展示出“茂密的图谱”。 　　有意思的是，2002年10月9日《文汇报》报道“我科学家运用先进方法测定柳江人生存年代”的消息，用醒目的标题写道：“中国人远祖更可能在中国——这一结论使现代东亚人‘非洲起源’说受到挑战”。该报道援引我国科学家的判断，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扁平的脸等，这表明至少在二百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是连续不断的。 　　新闻界的高度关注，使这个离我们遥远而枯燥的话题，透露出新鲜的活力。历史诱人的魅力，以这样的方式显露无遗，我们真的需要对历史刮目相看了。 　　解读封建的本意--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1） 　　解读“封建”的本意 　　——兼论“公社”、“井田”及其影响周朝建立以后，为了稳定新征服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封建”。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这就是当时所谓“封建”。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认真加以比较，与欧洲的feudalism时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后的四五个世纪。秦朝以后的中国，很难说是feudalism时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国体”时，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他认为，秦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此后虽然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但都是失败的尝试。这种立论，显然是从“封建”的本意出发的。 　　“封邦建国”既是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方式。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国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个之多，但是为了稳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个异姓诸侯。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有功或有传统势力的异姓贵族，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异姓诸侯作为姬姓诸侯的屏障，控制戎狄蛮夷部落，扩大周朝的统治区域。 　　既然“封建”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它必须符合“礼”的规范。周天子的封建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礼”，以显示天子（即王）与诸侯邦国的联系。在太庙进行的策命礼仪，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向诸侯授予册封文书，然后由主管国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了诸侯，周天子通过诸侯对那些地区实行间接的统治。周天子有权对诸侯邦国进行巡狩、赏罚；诸侯国有义务向周天子述职，并向周天子缴纳贡赋；当诸侯邦国受到外来侵略或发生内讧时，周天子要给予保护或调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封建体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与姬姓诸侯这一体系而言，封建与宗法有着密切关系。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封建”的精髓。 　　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与“家”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这种离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点，导致分裂割据，与中央分庭抗礼。春秋战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封建的本质是分地分民，与它相联系的，必然是一种领主式的土地关系，具体表现为农村公社与井田。 　　西周时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奉祀社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乎邑、里也称为“社”。它们又与井田相关联，《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表明农村公社的土地分 配方 学校职工宿舍分配方案某公司股权分配方案中药治疗痤疮学校教师宿舍分配方案医生绩效二次分配方案 式是井田制。 　　农村公社的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根据民族学家的调查，20世纪初的西双版纳傣族中还保留着农村公社的遗存，与远古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从《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的气息是相当浓厚的。由儒家伦理培育出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理想主义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时代，农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经分崩离析，这使他耿耿于怀。所以当一些国君向他征求治国方略时，他总是说，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关于井田制度有这样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农田划分成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优先共同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的“私田”。由于每家农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私田”，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和谐生活。 　　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私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没有“税亩”（征收土地税）这种方式，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由于这种方式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周宣王即位以后，宣布“不藉千亩”，“初税亩”这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后来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这种理想主义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穷者不至于没有土地。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连农民也不买帐，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谓“田尽归官”，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所谓“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于口头议论，要雷厉风行地实施。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实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现。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极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第四条中，就有“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发表党义六条说明，把土地国有与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拟。这种解释有没有违背孙中山的原意呢？没有。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 　　——“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 　　——“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 　　孙中山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人们，他的平均地权，他的民生主义，只不过是古已有之的井田制度的再版，因为两者“用意是一样的”。令人惊讶的是，他把民生主义与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王安石的“新法”，排在一个行列里。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公社与井田，以及恢复公社与井田的尝试，竟然成为“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老子、孔子与诸子百家 　　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人。他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藏书，因此见闻广博，熟悉典章制度。据说孔子还屈尊向他请教“周礼”，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由于对周朝丧失信心，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到西部山中寻求清静解脱。 　　他应关令尹之请，把他的思想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篇文字简略含义晦涩的文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费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他认为，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那种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针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有为”，鼓吹“无为”，即无所作为。他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显然，老子对于当时的政府很不满意，所以说了这样的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意思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所以饥饿；人民之所以难统治，是因为政府太想有所作为，所以难统治。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用一种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陈述出来，闪烁着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智与愚、巧与拙。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的《道德经》有这样精彩的解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寥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它产生天下一切，可以做天下一切之母。这就是“道”。被他阐述得如此深奥莫测的“道”，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深远影响，因此后人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家。 　　比老子晚200年的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后人并称他们为“老庄”，成为道家的二巨头。庄子，名周，在宋国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他把老子的深奥哲理用生动的寓言表述出来，率性、适己、汪洋恣肆。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派生出一切事物，以及它们的真伪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是非，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主张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具体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庄子和老子一样，都有一种今不如昔的史观。庄子说：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一”；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变”，结果导致“天下大骇”。在他看来，夏禹时代显然比不上黄帝时代，也比不上尧舜时代。 　　不过庄子自有他的魅力，道家学说的相对性、神秘性，在他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后，竟然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 　　请看庄子的名言：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该来之时，人们应时而生；该去之时，人们顺理逝去。人们的生死顺时应势，就不会因此而忽喜忽悲。）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天无所作为才清高，地无所作为才宁静。）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哪里懂得贪生不是迷惑呢？我哪里懂得畏死不如后生之视死如归呢？……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像白马飞驰着越过一条缝隙，转瞬即逝。）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来被道教推崇为教主，因此，后世把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中华帝国的初建（1） 　　刘邦：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项羽和刘邦联手推翻了秦朝，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一个以悲剧告终，一个以喜剧收场，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两个本没有什么文化的草莽英雄，都在《史记》中留下了诗歌，不过一个抒发的是失败的无奈，另一个抒发的是胜利的豪情。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举进攻，并约韩信、彭越会师。项羽兵败，退至垓下，落入汉军的包围圈。夜深人静，汉军中高唱楚军士兵家乡的民谣。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姬虞美人，还有一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位末路英雄面对绝境，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凄惨的情景令一代英豪潸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骑兵突围，在乌江自刎。 　　刘邦打败了项羽，又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建立大汉帝国已成定局。志得意满的他路过家乡沛县，邀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联欢。酒酣气益振，刘邦手舞足蹈，敲打乐器，仰天长啸：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建立的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他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继承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他接受了皇帝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郡、县、乡、亭、里，与秦制完全一样。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别掌管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别掌管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诉讼、收税）、游徼（掌管治安）。 　　然而，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封建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他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从客观上看，当时恢复封建制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确立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基础并不牢固，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未深入人心，被打败的六国仍拥有各自的传统势力。如果说项羽的恢复封建制，是迎合六国贵族复辟的愿望，那么刘邦的封建异姓诸侯王则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他为了利用各种势力，击败项羽，封建了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这种妥协，埋下了分裂的潜在危险。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又封建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梁、吴、楚、淮南、淮阳。原因在于错误地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以为是废除了封建制，“孤立而亡”。希望同姓诸侯王起到“屏藩”作用，使皇帝不至于“孤立”。他在封建同姓诸侯王时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然而事与愿违，效果适得其反。这些王国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郡县制与封建制同时并存，形成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了惩罚，同姓诸侯王联手反叛中央，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刘邦建立的汉朝，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刘邦曾任沛县的一个亭长，秦制十里一亭，设亭长，掌治安警卫、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满的农民担任，相当于现今一个行政村的村长。这种低贱的身份，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庶民皇帝。他手下的大臣，除了张良是韩国丞相之子，张苍是秦朝的御史，叔孙通是秦朝的博士，其余都是一介平民，即所谓布衣。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等而下之，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是一个车夫，彭越、黥布则是盗贼出身。这些人在开国以后，都当上了将军、丞相级别的官僚，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是在秦汉之际社会大动乱中形成的大变局，贵族世家纷纷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使平民布衣成为舞台的主角。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格局，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邦鉴于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过于苛暴，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理论。那么是否会倾向于儒家理论呢？也不会。出身低贱的他，凭借武力打天下，一向对高谈阔论的儒家嗤之以鼻，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喜欢儒生，有戴着儒生高帽子的来客，沛公就把他的高帽子解下来，在里面小便。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还是要去谒见。刘邦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为倨傲不恭。打败项羽后，刘邦说，打天下哪里用得着腐儒！透露了他始终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几个并不死守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如陆贾、叔孙通之流。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称赞儒家的《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了解形势，对他说，我的天下是在马上打下来的，那里用得着《诗》、《书》！陆贾申辩说，在马上打天下，难道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刘邦以为他说得有理，就叫他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因，因而主张，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对此十分欣赏。 　　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和布衣将相虽然进入巍峨的宫殿，却不懂得君臣礼仪。他们起自民间底层，无拘无束惯了，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得刘邦感到“威重不行”，没有皇帝的威严和架势。叔孙通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对刘邦说，儒者虽然难与进取，却可以守成。他为此专门制订了一套兼采周礼与秦仪的宫廷朝仪制度，实施以后效果很好。刘邦第一次领略了作为皇帝的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需要一套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黄老之学原本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是以道家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愿望。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主张，原因就在于此。刘邦起于社会底层，制订政策注重符合实际情况。他的主要助手、丞相萧何，依然保持先前县衙小吏的作风，不受传统礼制的束缚，制订法律、政策都从实际出发。 　　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曹参，同样是县衙小吏出身。汉初他在齐国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时，得到专门研究黄老之学的盖公的真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齐国大治，政绩在各诸侯国中名列第一。丞相萧何死后，他被调到中央继任丞相，把“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奉为宗旨，实行“无为而治”。曹参向惠帝解释“无为而治”的缘由，问：“陛下比高皇帝如何？”惠帝说：“我哪可比高皇帝！”又问：“陛下看我比萧何哪个能干？”惠帝说：“你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萧何，我们谨守他们的成规，无为而治岂不很好？”惠帝说：“很好。”这就是《史记》所说的“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也是当时民谣所说：“萧何为法，讲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汉高祖、萧何制订的政策，继续照办，不作更张。 　　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实权操在吕后手中，继续实行无为而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时期依然如此。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屠夫出身的陈平长期担任丞相，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喜欢黄老之学，甚至强令其子（包括后来的景帝）研读黄老学派的著作。在文帝与窦氏熏陶下的景帝，继续采用黄老之学，宽松刑法，精简官吏，轻徭薄赋，提倡农桑。不过也稍有变化，兼采若干法家学说，他所信任的大臣晁错，就主张以法治国。景帝批准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主张——削弱同姓诸侯王权力。结果，早有谋反企图的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反叛，打出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无为而治，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吴楚七国之乱”结束了无为而治，接下来是汉武帝大展宏图的时代。 　　汉武帝：大汉帝国的威仪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 　　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双管齐下。一方面，有意削弱丞相的职权，扩大太尉的职权，把太尉改为大司马，又加上大将军的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建立宫廷决策班子，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起用高级宦官担任中书，掌管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掌握机要。于是形成宫内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使得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创建刺史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部，由皇帝向每一部派遣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负责监察地方。这种监察权，包括视察政治状况，决定官员的任免升降，平反冤假错案，监察郡国一级长官与地方豪强。西汉有一百零八个郡国一级政区，由中央直接管理似乎鞭长莫及，刺史部的建立解决了这一难题。刺史部就是一个监察区，负责监察若干郡国。然而刺史的地位不高，俸禄仅六百石，而郡国守相俸禄二千石，以小制大，用小官来监察大官，可谓一举两得：既防止监察区成为变相的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军权，改变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没有重兵的状况，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所谓“良家子”，训练成为精锐部队；以后又训练阵亡将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很有战斗力。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帝国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财政，任命理财家桑弘羊主管财政，进行改革。首先是“盐铁官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打击操纵盐铁经营的地方豪强势力。其次是“平准均输”。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置平准官，按照价格波动，收购或抛售货物，调解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调节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以保证军需供给，都市消费，仓库积储。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既维护了民众利益，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基础。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泱泱大汉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向西南远征的结果，在云南和四川设立了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对南越的远征，把中华帝国的版图扩大到越南的北部，汉朝在这片地区建立了九个郡；向东北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兵力在北方与西北方。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的指挥下，向经常骚扰中原的游牧民族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张骞的第一次出使旨在联合在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次出使旨在联合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夹击匈奴，目的都是“断匈奴右臂”。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在西域的见闻，关于中亚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少许有关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线等情况，也提到中国丝绸出口的最西面的目的地——罗马帝国，这是中国首次得到关于罗马帝国的消息。今人仍可从《史记?大宛列传》看到当时的盛况。 　　从当时的首都长安向西，前往河西走廊，再由武威经张掖、酒泉，到达敦煌。从敦煌西行，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南道——从鄯善沿南山（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帕米尔），到达大月氏、安息诸国，再西去可以抵达大秦（罗马帝国）；另一条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过葱岭的北部，向西可以到达大宛、康居、奄蔡诸国，再往西可以抵达大秦。这就是彪炳于史册的丝绸之路。 　　西域的开通，使丝绸之路在全球历史上声名远扬。中国的使臣和商人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来到中国。中国的精美丝绸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族夫人的珍贵服装面料。罗马人当时仅仅知道中国是丝绸的产地，因此把中国称为Seres,即拉丁语的“丝绸”。但是，安息和中亚各国都极力想维持各自在丝绸之路中的利益，不愿意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直接接触。 　　失踪的罗马军团 　　墨菲《亚洲史》写道：“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墨菲还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唯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这可以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我们不妨寄希望于未来。 　　经学、谶纬、清议、玄学 　　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 　　比数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向政治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汉元帝虽然多才多艺，精通书法、音乐，会作曲、演奏乐器，但毫无政治才干。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经学家。朝廷上讨论大政方针，处理军国大事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只会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判断是非曲直，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汉成帝更加沉迷于经学，任用刘向整理儒家经典，就是突出表现。他一味按照儒家经典的教导来包装自己，仪容端庄，不左顾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气象，却不知如何执政。当大臣们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批评他作为皇帝的“失德”时，尽管内心不以为然，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经学，诚恳地接受，以显示纳谏的雅量。 　　如此众多的人在经学中讨生活，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这就是所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与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持续不断的争论。 　　何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原先五经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特别标明“今文”的名称。 　　何谓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所谓古文，是指战国时代东方地区的文字，汉代已经不通行。这些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大体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为了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即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敬献这批“古文经”，希望把它们也列为太学的钦定教材。从事校勘古籍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与时代格格不入。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时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治理汉朝，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何况王莽“托古改制”企图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用儒家经典的教条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复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并且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是经学家按照儒家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写在纸面上很好看，根本无法实施，董仲舒不过是一阵空喊而已。哀帝的辅政大臣师丹，继续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订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企图限制人民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土地与奴婢是权势地位的象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岂肯自动放弃土地与奴婢！师丹、孔光之流的“条例”，也是一阵空喊，引起了社会震动，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师丹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而且要恢复井田制。他在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也就是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这纯粹是经师们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平均分配土地，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买卖，显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承认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还按照《周礼》，企图实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专职官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和物价进行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与物资由国家专营、专卖。结果是官商的弊端显露无遗，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至于按照《周礼》，恢复古代的货币、官制，弄得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 　　王莽妄图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国史十六讲》　第二部分 　　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 　　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 　　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唐：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1） 　　李世民与武则天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国的声望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不能讲过头。由于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伦理，因此即位后便致力于篡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御用文人把太原（晋阳）起兵时的李渊（李世民之父）写成无所作为的庸碌之辈，李世民则成了唐朝的缔造者。其实，李渊决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开国君主。 　　唐朝的缔造者李渊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