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史元代教育史

ModifiedbyJEEPonDecember26th,2020.全史元代教育史中国全史-068-元代教育史《中国全史》　068/一百卷　史仲文胡晓林　　本卷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元代教育史的学术专着。着者在广泛搜集、阅读、疏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元帝国的兴起、强盛和衰落，元代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元代的文教政策，元代的官学及其管理，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元代的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元代着名教育家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元代教育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翔实的阐述。元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研究者极少，是教育史研究上的一块"生荒地"。着者用精取宏，由博返约，对史实进行精心的鉴别、选择和提炼，经过审慎的思考、分析，得出自己独立的看法，同时注意吸收、融汇近年来国内有关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成一家之言，填补了元代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全书立论通达，观点鲜明，史料丰富，例证典型，文笔生动，结构完整，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融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断代教育史着作。　　一、元代教育概述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兴起于漠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统一王朝。　　虽然元代正式建国、统治中国的时间不到百年，但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不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推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繁荣，而且在提倡文治、推行"汉化"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传统，继承、充实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育传统，谱写了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章，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来就强调以教兴国，历代统治者对教育事业大多是十分重视的。我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各个朝代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自秦汉以来，各封建王朝在继承前朝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相继建立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有元一代，虽然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中国，但这一具有深厚根基的教育传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嬗变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把过去看做是上品的读书儒生，下降到了"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南征初期，蒙古统治者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的一整套的文化教育制度，对汉族儒生同样杀戮或用作驱口。但在灭夏、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祖宗肇造区宇，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①元世祖对蒙古族的发展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是有元一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他为了有效地辖制中国广袤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尤其是辖制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同时为了学习汉族的治国之道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以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因而采取了主张文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重用儒士、推行"汉化"的政策，从而缓和了蒙元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加速了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此后，元代的各朝最高统治者，对教育都是相当关注和重视的，其中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对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元廷任职的重臣和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赵复、姚枢、许衡、吴澄、刘因、许谦、金履祥、程端礼、郑玉等人的教育思想，毫无例外地都曾受到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　　正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元代理学家的广泛传播，发轫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到元代取得了正宗的地位，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了官学。受元代统治者和元代理学家重视的《四书》、《五经》、《小学》、《孝经》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以及朱熹等人的注疏，成了国子学和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的必读教材。这虽然对人们的思想起了禁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儒学经典和程朱理学研究的兴趣，从而对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的学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办学在京师设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设有各级儒学和社学、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等。庙学的普遍设置，私人办学的兴盛和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并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均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各阶层文化素质的提高。　　元代科举基本上是承袭唐、宋旧制而又有所兴革。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虽然应试对象较为广泛，但民族歧视特别严重，还规定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科举制度规定得十分明细、周详。这都对明、清两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清各朝的科举，从总的方面看，仍是遵循元代科举的程式和实施办法的。　　元代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萨满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并存，但重视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各种宗教各自开展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教育，在宫廷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为深远。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由于当时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元代教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二）元代教育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和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新建政权，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逐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及其剥削方式，倡导文治，学习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重用儒士，尊重理学，兴办学校，开科取士，从而打破了过去单以武功、世袭、荫叙、保荐等授官的惯例，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可能踏进仕途，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为蒙元政权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元代统治集团官僚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元代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如：欧阳玄（1274-1358　年），又名欧阳元，字原功，号圭斋，为宋欧阳修之后。元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幼受母李氏亲授《小学》、《论语》等书，8　岁成诵，10　岁即名。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　年）中进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后为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元文宗时，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元顺帝时，编修《四朝实录》，并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任总裁官。欧阳玄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朝廷制诰多出其手，有《圭斋集》传世。　　不忽木（1255-1300　年），一名时用，字用臣，元康里部人。忽必烈的侍从燕真次子。忽必烈即位后，命给事太子真金（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从学于国子祭酒许衡，熟习儒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　年），与国子学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儒学，设学校以育才化民。在世祖、成宗两朝，历任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等显职。他主张"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①他反对败法乱政之人，反对佛教信徒耗财祠神迷信之行，是元代卓然有成的着名政治家。马祖常（1279-1338　年），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曾祖月合乃累官礼部尚书，父马润同知漳州路。祖常7　岁知学。既长，益笃于学，受业于蜀儒张■。元仁宗延佑年间行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学，拜监察御史。历任翰林侍制、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祖常为人刚正不阿，仁宗时，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他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②是元代着名的文学家。他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等，受赐优渥，元文宗曾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　　元代兴学明教，培养人才，不仅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而且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少数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野蛮愚昧。由于他们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技术，促使其文明程度有明显的提高。正如《元史记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所言："初，世祖下云南，以赛音迪延齐为行省平章政事，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合，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莫知读书者。赛音迪延齐始教民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其后，赛音迪延齐子库克斯相继为行省右丞，复请下云南诸路遍立孔子庙，选经学之士为之教官，而文风始兴。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不仅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如此，国内其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三）元代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和私学、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有着名的理学家和名儒、学者，还有卓有成就的诗人、戏曲家、画家、书法家、史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元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中虽然民族歧视严重，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为培养人才和让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在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培养出的汉族杰出人物有：陆文圭、徐明善、王桢、袁桷、郭守敬、柳贯、胡助、张养浩、揭傒斯、欧阳玄、虞集、王结、黄溍、程端学、吴师道、许有壬、陈旅、郑元佑、苏天爵、郑玉、贡师泰、余阙、刘仁本、危素、汪克宽、陶宗仪、陈高、吴海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一些蒙古、色目权贵、官僚的子弟得以进入国子学和其他学校、书院学习，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成了"汉化"了的蒙古人、西域人，其杰出人物有：阔里吉思、拜住、阿邻帖木　　①　《元史·不忽木传》。　　②　《元史·马祖常传》。　　儿、廉希宪、阔阔、达识帖睦尔、泰不华、月鲁不花、达理麻识理、潮海、普鲁不花、赡思丁、赡思、不忽木、夔夔、回回、秃忽鲁、萨都剌、丁鹤年、高克恭、察罕、马祖常、铁木尔达识等。其中如：拜住（1278-1323　年），元世祖所重任蒙古札剌儿氏安童之孙。5　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袭为宿卫长。后历任太常礼仪院使、大司徒、中书平章政事、左丞相等职。每退朝，"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拜住改革朝政，重视教育，"每以学校政化大源，似缓实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致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①他关心民生疾苦，起用汉人儒臣，颁行《大元通制》，为一代贤相。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本答失蛮氏人，一说是回纥人。祖父因功留镇云、代，即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治）定居下来。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官至河北廉访经历。着有《雁门集》。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诗人。他本以写宫词、艳情乐府着名。诗风清丽俊逸，亦有豪迈奔放之作。名篇有《芙蓉曲》、《燕姬曲》、《过嘉兴》、《上京即事》等。他的词成就比诗高，《满江红·金陵怀古》为读者传诵的成功之作。毛晋跋《雁门集》，有"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落前人一字"的评语，萨都剌又善书画，故宫博物院藏品收有他《严陵钓台图》和《梅雀》两轴。　　（四）元代教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元代在大力推行"汉化"教育的同时，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教风俗，建立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教育体系。总的来说，元代教育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以至学校体制、科举制度等设施，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承袭唐、宋的教育体系而加以兴革，同时发扬本民族的特性和习俗，使汉化教育与民族教育并举，中原儒学与北方部族风尚双行，并将回回语（波斯语）列入教育整个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格局，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教育格局，不仅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展了古代教育所辖的领域，而且推动着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推动着地区性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使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秦汉之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尔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学校教育也逐渐向南发展，出现了中原文化南移和南北文化的差异。到了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大力推行"汉化"，在各地兴建学校和书院，伴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又出现了中原文化回归和中原文化向北、向西、向西南扩展以及南学、北学结合的重大变化。在云南、东北、西域等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兴旺发达，并被纳入元代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确达到了"远被遐荒"、"古昔未有"的局面，这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认同，对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通过连年征战，使中国的势力向西、向北一直伸延到波斯和阿位伯等国，并达到俄罗斯和北欧；向南则深入到东南亚诸国，直至南洋群岛，这就在客观上为沟通　　①　《元史·拜住传》。　　中欧、中亚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元的三次西征，阿拉伯和欧洲民族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挟军事上的胜利，曾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中国，这些移民中有工匠、商人、传教士和携带家族、部属投顺的上层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使用汉语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蒙元帝国在它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在阿拉伯文化薰育下包括许多西迁的畏兀人在内的回回人和那些被俘到中国或在中国经商、传教、传艺的欧洲人，以上统称为色目人。色目人中有的在元廷供职，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重要官职，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教即宗教教育活动而使之得以加强。与此同时，汉人和蒙古人也成批地移民到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欧洲，从而使得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明进一步走向世界。总之，元代各民族间的迁徙和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吸收，从而开创了一个人类文化史上绚丽多彩、繁荣发达的时期。　　元代诸帝，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明政策，接纳和重用外籍学者。如蒙古人原来使用的畏兀儿文，是经聂斯脱里教士假借叙利亚文演化而成；曾在翰林院任职的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让其到回回国子学讲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据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丁《史集》一书记载，在蒙古大汗的宫廷里也传授西方教育，蒙哥汗曾让回回学者讲授经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修订过的一种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并命旭烈兀在平定木剌夷后送纳速拉丁·杜西来华，亲为讲授；波斯学者札马鲁丁因精于历算，应召入华，讲授天文学，并进献《万年历》，在大都建立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地理仪器；通晓多种语言的西域弗林人爱薛，在元廷执掌过星历、医药二司，向中国同行传授西域星历、医药知识，元世祖对爱薛非常器重，认为他"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元世祖礼遇并宠信意大利学者马可·波罗一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可·波罗在元廷中任职17　年，他回国后所着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使许多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富庶、文明的昌盛为之倾倒，推动了哥伦布驾舟西航去寻找他要找的日本国和中国的行在（杭州）城；被尊为"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的伊本·贝图达，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见过元顺帝，他在所撰写的《游记》中，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认为"中国人民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至于绘画，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才能是非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与之相比。"①当时，我国的科学文化正雄踞世界之首，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加广泛地传入阿拉伯世界、欧洲和东南亚诸国。儒家学说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所注目，丝绸、瓷器、茶和工艺品等成了这些国家达官贵人的爱物。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发明的火药、雕版印刷和指南针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其中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元代传入西方的。这是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与文化交流史都应载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①　转自引沈福伟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27　页。二、元代的文教政策蒙元统治者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以中原为腹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的多民族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以及由各不同民族建立起的政权，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是迥然有别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落后的甚至野蛮的征服者，最终总是要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的、先进的文明所征服。蒙元统治者在征服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政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国家的较高文明的影响；而以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人民为主构成的南宋政权，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机构设置、政令措施等，对元代更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因如此，元代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就与宋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袭关系；但由于元代社会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元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又有着自己独有的鲜明特色。　　（一）推行"汉化"，兴学重教蒙古族占领中原之初，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向早期游牧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对于蒙古贵族来说，掠夺财富，是他们从事征战的主要目的。从金银财宝到牲畜、人口，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因此，在蒙古铁骑经过的地方，社会经济普遍遭到极大的破坏。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有768　万多户，4580　多万人口；而到了元太宗五年（1233　年）、七年（1235　年）两次括户，人口总计不过100　多万户。泽州（山西晋城）六县，金代有近六万户，到元太宗七年，只剩下973　户。其中沁水县仅有30户。①往昔繁庶之地，战乱后变成一片废墟，榛莽丛生，狐兔出没，百里不闻人声。蒙元贵族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空出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这是他们进行游牧生产的前提条件。一些蒙古贵族，在所攻占的地方，强行屠戮百姓，驱赶农户，圈占农田，辟为牧场，面积之广，有达十余万顷者。如山东沿海文登、莱阳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②但是在民丰物阜的中原地区，要实行这种灭绝人口、"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激起汉族和其他受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更加猛烈的反抗，并且使蒙古军队本身的给养发生困难。因为，农业区人民所能提供的财富，要大大超过游牧畜牧业；而消灭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就等于断绝了蒙古贵族进行剥削、压榨的物资来源。还有，对于那些投靠蒙元政权的汉族官僚、地主来说，庶民百姓更是他们财富和兵力的根基，因而他们也极力奉劝蒙古统治者，停止杀戮、圈地和无限制掠夺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于金戈铁马的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逐步与被征服地区的较高经济水平相适应，大胆吸收汉族的先进封建传统文化，改变对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的统治方式，提倡"文治"，有意识地保存中原原有的一些封建制度，全面推行"汉化"。　　①　李俊民：《庄靖集·泽州图记》。　　②　《山左金石志》卷二二，许时献：《胶州知州董公神道碑》。　　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元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1190-1244　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和玉泉居士。他出生于一个居留金中都的"汉化"了的契丹族贵族家庭，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3　岁时丧父，由母亲杨氏教育成人。"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①在思想上，兼受儒学和禅宗很深的影响。耶律楚材19　岁时，就在金国通过科举考取进士进入仕途，金章宗时任开州同知，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金亡，成吉思汗闻知耶律楚材的名声，于元太祖十三年（1218　年）在漠北召见。次年，随成吉思汗西征，成为成吉思汗的高级顾问。后经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诸朝，为蒙古政权的发展和巩固立下了功勋，被看成是元帝国的骄傲。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他任掌管汉文字的"必阇赤长"，行宰相职权，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文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耶律楚材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推行保护、优待和任用汉儒的一系列政令，以守成必用儒臣为理由，主张开科取士。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钜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由于耶律楚材的进言，蒙古统治者才逐渐改变了残酷戮杀及大量迁民漠北的做法，转而对被征服人民设官置戍；改变了抢掠和任意勒索的剥削方式，而过渡到采用适应中原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赋税制度。这样，才未使中原广大地区化为牧场，人民也才免除流离失所之苦。当耶律楚材把从各地征收上来的金、银、帛、粟等陈列在朝廷上，让元太宗过目时，这个大汗才真正懂得了推行"汉化"的好处。此外，耶律楚材还建议采取了"定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等一系列"汉化"的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耶律楚材倡导的这些进步措施，却遭到了蒙古权贵、色目商人和汉人世侯的强烈反对和阻挠。这些"汉化"的主张，实际上只有部分得到实现。　　元宪宗元年（1251　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大汗位，他受命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任用汉族儒臣，对河南、陕西吏治多有改进，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从而为他日后推行"汉化"、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基础。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在蒙古统治集团里，围绕着推行"汉化"还是否定"汉化"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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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北藩王曾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市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化'，其故何如"①与此相反，为忽必烈所亲信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刘秉忠、王文统、郝经、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明确提出，蒙元政府只有推行"汉化"，才可长治久安。刘秉忠认定："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即皇帝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①　《元史·高智耀传》。　　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桀然一新。"①归附元朝的汉族着名学者郝经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②反而言之，如果不能用士和不能行中国之道，即不推行"汉化"，就不能成为中国之主。另一着名学者许衡，在他给元世祖的奏疏中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化'即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汉，汉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③他还以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幽燕食寒、蜀汉食熟为例，形象、生动地说明实行"汉化"是时势使然、大势所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化'无疑矣。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那就必然要遭到保守、落后势力的反对，所以许衡恳切希望元世祖"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夫有不可变者。此有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当时，蒙古铁骑已经攻占了广大的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加速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元世祖忽必烈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大量任用汉人，推行"汉化"。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决心"建极体元，与民更始"。①元世祖忽必烈推行的"汉化"，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年号、国号和礼仪制度，并把都城移向中原地位，升燕京（今北京市）为大都；"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②确定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政策，设大司农司，专职劝导督察农事，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兴学设教，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让其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之术。　　由上可知，所谓"汉化"，不只是指维持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地区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指它所包含的一整套与封建统治制度相适应的较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文物制度、生活方式和心理定势等在内。它是与落后、保守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政治概念。"汉化"的采用，表现了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江南后必然要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族农业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的相互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进程，使蒙元帝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同时，这一国策也使得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民族矛盾得以逐步缓和，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兴办学校，继承和传播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使其为巩固元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既是元王朝推行"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达到推行"汉化"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　　①　《元史·刘秉忠传》。　　②　郝经：《陵川集·与宋两淮制置使书》。　　③　《元史·许衡传》。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②　《国朝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就曾有过兴建学校之议。元世祖即位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安定，兴办学校提到了议事日程。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　年）八月，曾下诏曰："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各路官司，常切主领教劝。"①至元六年（1269　年），复诏曰："事由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源也。诸路虽设有学官，所在官司例皆视同泛常，不肯用心勉励，以致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知礼法，轻犯宪章，深不符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②对各地兴学设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年，在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决定各地学田由官管交由本学管理，以防学田收益挪作他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诏告各地官司："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租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③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诏令"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④不难看出，元世祖在推行"汉化"过程中，为兴学明教，培养人才，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优待的措施。　　但由于蒙古族兴起于漠北草原，以弓马取天下，历来重武轻文，因而在征服全中国的过程中，尽管最高统治者元世祖提倡"文治"，诏令各地兴办儒学，但却并未为各地掌握实权的蒙古贵族、官吏所理解，在有些地方，不免出现阳奉阴违、虚应故事的情况，使得学校的设立有名无实。这从集贤直学士程钜夫、监察御史王龙泽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就可知其大概。程钜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上奏疏说：臣闻国于天地，必需才以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国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参之历代可考也。国家自中统至元以来，中外臣僚，亦时闻表表伟杰者，皆自往时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历时既久，以次沦谢。迩来晨星寥寥，无几何矣臣不知更十余年后，人物当何如其琐琐也。而主国论者，恬不知怪，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不知人材盛衰，张本于此。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然则无怪乎选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后当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饩禀，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择可以为人表仪者，条具闻奏，令有禄可养而不匮职。比亲民而加优，视教化之废兴为考第之殿最。其诸生有明经行修者，特与蠲免赋役，依已降诏旨施行，似望国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随取随足，无临事乏材之叹，天下幸甚。①六年之后，王龙泽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在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对有些地方办学流于形式的状况揭露尤为深刻："即日各道、州、县，有见设学校之处，或微有隳废，失时修营；或旧曾欹倾，遂至覆压；或初制浅陋；或旧无规式；或为军人之聚庐，借为设局往来游宴。且如两淮来安、清流诸县，旧无学校，为日已久，其间颓废局促，十而八九。卑职乡郡之武义县学不修，　　①　《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③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　　④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　程钜夫：《雪楼集·学校》，《四库全书》本。　　废坏为甚；先圣庙宇，粪土堆积；明伦堂后，税务指占；至于斋舍，税官铺军居止。上安下恬，官莫之禁。即此推之，非所目见如此类者，必多甚非。"①一些地方官吏，对兴办学校持这种消极的态度，正是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保守势力对推行"汉化"的抵触和抵制。　　自元世祖以后，元成宗、武宗、仁宗各朝对兴办学校都是重视的，下过好多道诏书。如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年）诏曰："所在蒙古儒学教官，务要用功讲习，作养后进。有钱粮去处，有司毋得干预侵借，廉访司以勉力宣明，为职所至之处，严加程督，毋得废弛，教官不称职任者纠劾。"②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　年）诏曰："国家内置监学，外设提举、教授，将以作养人材，宣畅风化，今仰中书省自国子学为始，拯治各处，州、郡正官、肃政廉访司申明旧规，加意敦劝，若教官非才、学校废弛者，从监祭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劾。"③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　年）诏曰："农桑、学校，为政之本。盖务农所以厚民，劝学所以兴化。累圣相继，具有典章。仰各处提调官，常切加意，勉求实效，勿事虚文。其科举贡试之法，并依旧制。"④但由于掌握地方实权的蒙古权贵的抵触和反对，由于元代吏治的腐败，尽管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达兴学重教的诏旨，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近年以来，委任不得其人，教养之道，寂然无闻；侵蠹之风，相扇成俗；其视学廪，不啻己物，营私规利，侵坏不存。坐视庙学隳颓，不顾祭器损缺，经版散失，略不修完，在学有圣像、书籍，盗移驰送官员。甚者将学舍拆毁，田粮隐瞒，枵腹而来，饱载而去。任满得替，结托本处官司，馈赂提举司官吏，椿捏虚文褒美，滥行保举，欺诳上司，别求选用。且如教授、学正，提举司申保学录以下，自行委用，为提举者不问其寿几何、学业优劣、德行有无，以苞苴之多寡，为职事之高低，以致侥幸躁进之流，无才有为者，得以滥充师席，志成前辈有科名者，耻与此辈为伍、介然自守不可出仕。此等之人，营干之时即有所费，到任之后窥视学廪，惟务吞图，是以礼仪风衰，廉耻道丧，欲求其教行俗美，作成人材也难矣！"①这说明，元自世祖以来，虽将推行"汉化"、兴学重教作为国策，但自始至终，先进和保守势力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中央的政令、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　　（二）尊孔重儒，提倡理学有些史书传言，说元代不重儒术，轻视儒生，有"八娼、九儒、十丐"　　之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贵族没有受到汉族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儒生同样遭到杀戮，或被沦为"驱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从整个元代历史来看，最高统治者对孔子是尊敬的，对儒学是崇尚的。正如魏源在《元史新编·选举志》中所说："至明人说都称蒙古代宋，第其人为十等，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兵、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又或谓元取士有辞曲科，皆无稽之谈。"　　①　《庙学典礼·王御史言六事》。　　②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③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④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　《庙学典礼·教官任满给由》。　　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元太宗窝阔台占领燕京，他即接受宣抚王檝的建议，将全国的枢密院改成宣圣（孔子）庙；后又诏令各路、州、府、县复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纪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元太宗还优待和重用儒生。在他登位的第七年（1250　年），蒙古大军南下掳掠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时，因为城中居民曾进行过抵抗，蒙古军队大肆杀戳，然而对儒生则另眼看待，"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①元太宗还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生，得4030　人，授予各种官职。　　在元太宗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曾奏请元太宗考用儒臣、旅行儒教。　　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又说："君父教臣子，亦不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地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②都得到了太宗的赞同。他还多次上疏重修宣圣庙，并写诗以志纪念，如："精蓝道观已重新，独有庠宫尚垝垣。试问中州士君子，谁人不出仲尼门。"③"宣尼万古帝王师，可叹荆榛灭古祠。重整庠宫闻文教，颙观日月再明时。"④在征战过程中，耶律楚材还多方搜集宋儒着作，保存下历代着名书画、金石及数千卷遗文，为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作了重要的贡献。　　色目人高智耀，为蒙元统治者出谋划策，对促进蒙元统治者崇尚儒术、重用儒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元史·高智耀传》称，高为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登西夏进士第。夏亡，隐居贺兰山。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求改变这种做法，皇子从其言。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一次。宪宗即位，高入见帝，说："儒者所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者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诏令各地免除儒士的徭役，使之专心向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二次。元世祖即位召见，高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当时在淮、蜀等地儒士被俘虏者皆没于奴，高上奏说："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历天下。"帝然之。即命他循行郡县以区别之，得数千人。贵臣或言其诡滥，帝诘之，对曰："士，譬则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浅深，谓之非士亦不可。"帝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三次。高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西夏官宦家庭，西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庙祀孔子，重用儒士，因而高智耀向元廷提出上述建议，是不足为奇的。　　作为元代文教政策奠基人的元世祖忽必烈，还在潜藩时期，就已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本人率先钻研儒家经典，曾敕令从臣秃忽思等人辑录《毛诗》、《孟子》、《论语》、《春秋》等，供其学习之用。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张德辉启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他欣然接受。他的分封地　　①　姚燧：《牧庵集·序江汉先生死生》。　　②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③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重修宣圣庙疏》。　　④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邳州重修宣圣庙疏》。　　在京兆，于元宪宗五年（1255　年），任命着名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广设学校。即位以后，重用汉儒郝经、王鹗、许衡、姚枢、窦默、王恽等人，在他们的辅佐下，推行"汉化"，尊孔重儒，改革吏治，强化国家管理和开创元朝的事业。　　继元世祖之后，元朝各代君主，遵循元世祖的国策，都是崇尚儒学的。　　元文宗时，曾集勋戚大臣子弟于奎章阁，延请汉族硕儒为授经郎，悉心讲授经书大义，从此，"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①元世祖吸收西夏、金国统治者统治汉族的成功经验，崇奉孔子，提倡"三纲五常"，用以安定社会秩序，消弭汉族人民的斗志。中统二年（1261　年）元月诏令各地："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常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工匠于其中营造，违者严加治罪。"②并对在孔庙中孔子及先哲的位置排列和祭祀的礼仪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至元四年（1267　年）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③在祭孔时，孔子与三皇、社稷、风雨雷师的祭祀相同，春秋两祭，享受最高的礼遇。　　元成宗即位之初（1294　年），尚未改元，即诏令"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诣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依照世祖皇帝圣旨。。施行。"④到了元武宗即位（1308　年），进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立碑碣，颂扬"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蒙古文）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①更是将尊孔崇儒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理学亦称"道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在古代，汉儒治经侧重于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称。理学是先秦以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也吸收了老庄、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它发轫于北宋的胡瑗、孙复和石介，实际的创始人为周敦颐，故周被称为"道学宗主"，其代表人物还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等，至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程颢、程颐兄弟（史称"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习惯上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朱熹虽是徽州婺源（宋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但他出生于福建延平龙溪，晚年又侨居福建建阳，他的学说故被称为"闽学"。所谓"洛闽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　　宋金对峙时，随着宋廷的南迁，程朱理学在南方得到了流传和发展；而在北方，由于"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②理学家的着作传入金朝统治区的，为数极少，偶尔有一些传入到北中国，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虽然金国的统　　①　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②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③　《元史·世祖本纪一、三》。　　④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①　《元史·武宗本纪一》。　　②　《元史·赵复传》。　　治者也尊崇儒学，但他们所崇尚的是汉、唐以来的传统经学，只是讲些训诂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蔽之中。他们尊崇的不是程朱理学。蒙古军队南下后，北方儒士纷纷投奔蒙古统治者，从耶律楚材到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等，充当蒙古大汗的幕僚、谋士、虽然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政治主张，但都建议推行"汉化"，革新政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不免对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影响；尤其是在攻灭金国和南宋的过程中，他们的建议对于保护汉族知识分子和以汉族儒学为主的文化典籍，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程朱理学在北方的广泛传播是比较晚的，那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的事了。正如郝经所说的："尔靖康之乱，吾道（指理学）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汉，自江汉入于闽越。。。于是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主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赵复）始。"①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县）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元太宗七年（1235　年），即金亡的第二年，窝阔台命太子阔出（又译库春）帅师伐宋，姚枢从征，奉诏于俘虏中寻求儒士。赵复全家都遭杀害，他刀下逃得性命，正欲投江自尽，被姚枢救起，安置军中。"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着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②赵复自江汉至燕京（今北京），"学子从者百余人"，在潜邸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杨惟中听到赵复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后，"始嗜其学"。元太宗十年（1238　年），耶律楚材支持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祭祠中，选取这些人遗留下来的书籍八千余卷，聘请赵复主讲，教授学生。由于周敦颐、"二程"之后，儒家的书内容广博，学习者难以融汇贯通，赵复便推求伏羲、神农、尧、舜所以能继承天道建立准则的原因，孔子、颜回、孟子所以能立下永世长存的教诲的原因，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所以能发扬、阐明、继承儒学的原因，撰写了《传道图》，将有关书目条列于后。又着有《伊洛发挥》一书，以揭示出"二程"思想的主旨。朱熹的门徒，分散在四面八方，赵复根据从有关记载中看到的和从传闻中得到的共53　人的情况，撰写了《师友图》，以寄托自己敬仰他们且无法请教的意愿。他又根据伊尹、颜回的言行，撰写了《希贤录》，使学者知道有所向往和敬慕，然后如何求得行为端正和如何继续努力的方法便齐备了。姚枢退隐苏门后，便是赵复传播他的学问。由此，许衡、郝经、刘因等人都获得了赵复的着作，并且崇敬、信任他。这样一来，程朱理学便在北方广泛流传开来了。①除赵复外，早期在北方对传布程朱理学作出贡献的，还有杨惟中、窦默、许衡等人。元太宗八年（1236　年），"于军前行中书省事"的杨惟中从征伐宋，共得儒学名士数十人，广泛搜集伊洛诸书，集于燕京："逐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②窦默在元兵伐金时被俘，逃脱后来到孝感（今湖北孝感县），随谢宪子学伊洛性理之学，后被杨惟中招集北归，隐于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于是名声大噪。元　　①　郝经：《陵川集·与江汉先生论性书》。　　②　《元史·赵复传》。　　①　《元史·赵复传》。　　②　《元史·杨惟中传》。　　世祖在潜邸亲自召见，"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③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宣扬程朱理学。元初大理学家许衡，官至左丞、国子祭酒，身名显赫。他的一些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④他着书阐扬程朱理学，在国子学中，以程、朱注疏儒家经典的着作为基本教材，从而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他逝世后，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　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元廷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加上许衡，"从祀孔子庙廷"。①可见元朝政府对理学重视的程度。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以至于"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②比起南宋来，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更广、声势更盛。到了元朝中叶，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③元代的理学家，大体可分为三派，许衡、许谦、张■等人主朱（熹）学，陈宛、赵偕等人主陆（九渊）学，吴澄、刘因、郑玉等人则调和朱、陆两派的理论观点。但从总的情况看，在元代，主朱派的理学家处于优势地位。而在上述理学家中，尤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元代三大"学者"，其中许衡、刘因又是"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④元代的理学家，其政治态度和治学特点是迥然有别的。如许衡、郝经、窦默、姚燧等人，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主张积极用世，身显廊庙，慨然"以道事君"，将行"道"与推行"汉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儒家的道统能得以继承和发扬。而刘因、许谦、吴澄、郑玉等人却高蹈不仕，闭门着书立说，兴学教授门徒，其治学也趋于幽玄，他们着意于儒的"贵重"，潜心钻研学问，认为"不如此则道不尊"。元朝政府对后一类理学家也很重视，尊为贤学之士，征召不就也不勉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因为，在统一全国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蒙元统治者认识到：这些理学家，不管是在朝或在野，只要是宣扬程朱理学，对于朝廷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　　元代统治者，将儒学定为"国是"，科举取士的考试办法以朱熹的《贡举私议》为蓝本，考试内容则以程、朱等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非斯言也，罢而黜之。"①京师国子学，各路、府、州、县的儒学，各乡村的社学，各地庙学，一律以朱熹对孔、孟着作的注疏为主，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之为"圣经章句"。宋、元许多理学家的着作，都由元廷明令雕板发行。凡发现有敢于"非考亭（朱熹）之学"的论着，即被当作"邪说"毁掉。②元人所着《宋史》，别立《道学传》，其"序"说："后世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此法矣。"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的"治国安③　《元史·窦默传》。　　④　欧阳玄：《许文正公神道碑》，载《许文正公遗书》卷末。　　①　《元史·许衡传》。　　②　《元史·许衡传》。　　③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　《宋元学案·静斋学案》。　　①　《通制条格·传习差误》。　　②　黄溍：《金华先生文集·邓公神道碑》。　　民"之道。这样一来，在元代，程朱理学就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以后明、清各代亦然。从此，完全确定了程朱理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绝对统治地位。　　（三）重才养士，巩固政权元代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力，促进吏事的革新、社会所需各项事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恢复、繁荣，推行重才养士的文教政策。实践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这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政策。　　还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后期，元廷就收罗了耶律楚材这样卓有治国兴邦才能的儒士，为元帝国的建立和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特命姚枢随军南伐，从杨惟中"于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①被俘人员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令脱释，得大儒赵复等人。元世祖在潜邸，召见姚枢询问治国安民之道，他为书数千言，其中提到"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②受到元世祖的重视。　　元世祖即位后，对重才养士更为重视。中统二年（1261　年）四月，"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③同年七月，原金国状元、后任元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上奏文说："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元世祖表示赞同，开始建立翰林学士院，作养人才，并荐举李冶、李昶、王磐等为学士。同年九月，王鹗又"请予各路选委傅学者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④同时，朝廷重用许衡、窦默、姚燧、刘肃、王磐、王恂等名儒。至元十三年（1276　年）二月诏曰："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⑤这一年还下诏曰："该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复相同，申台呈省，以凭录用。"⑥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三月又下诏曰："该廉干人员，不肯贿赂权臣，隐晦不仕；在近知名者，尚书省就便选用；在外居住者，所在官司以名荐举。"①可见，元世祖在位期间，他为举贤任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有效的措施。　　此后，元朝历代最高统治者，都遵循元世祖的成例，对重才养士也是重视的，将它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　年）六月，在所下诏书中进而做出规定："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　　①　《元史·姚枢传》。　　②　《元史·姚枢传》。　　③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④　《元史·王鹗传》。　　⑤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⑥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②重才养士的实际举措之一，就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后面将于详述。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兴办以宣扬儒家道义为宗旨的国子学、地方各级儒学和伸延到基层乡村的社学；还重视民间祭孔时随堂讲授的庙学；积极鼓励私人办学；对各地书院也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还重视兴办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蒙古字学、蒙古国子学，和兴办培养翻译人才的回回国子学和专门人才的医学和阴阳学等；对于宗教教育也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