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社区权力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社区权力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社区权力 ——齐村村民修房占道事件分析 黄慧1 提要：本文以参与观察和访谈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描述并分析了齐村村民修房占道时间的全过程，展示了农村中权威老年人和新生政治经济能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指出部分老年精英依据自身的声望仍然占据着社区权力中的最高层的事实。同时，村民小组已经失去了行使权力的职能，新型的政治经济能人在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不断上升的地位。与前期学者将转型后的乡村治理交给乡村自治和精英治理不同，文章认为，管好基层政权，提高基层政权的质量，是政府的正当职责，也才是应对“三农”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最有效手段。 关键词：社区权力 社会资本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 社会学家林德夫妇（Robert and Helen Lynd），他们在研究中镇时发现，社区中部分家庭控制了整个社区的经济领域和生活领域，这是最早对社区权力的研究。他们在《中镇》中对社区内不平等的描述，引发后来许多学者对社区权力的关注和研究。1950和1960年代，美国学者就“谁是社区中的当权者”这一问题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精英论和多元论。两者的差异不仅在于研究结论中关于权利归属的分歧，还体现在研究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的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上（参看Waste, 1986）。 精英理论以亨特（Hunter）、米尔斯（Mills）、戴伊（Dye）和多姆霍夫（Domfoff）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所有社区实际上都是由一小群人控制的。亨特主张研究社区的主要任务是找出“领导”－－社区权力的代理人(Hunter, 1953)。亨特提出一种“声望法”(reputational method)来确定社区的领导人:1)把所有被认为在当地的商务、政府、民事或社会方面有影响的人列出来。2)请社区中“有知识者”对名单进行排列和增删；3)把名单减至适用于研究的人数。在他对亚特兰大的研究中，名单从175人减到40人。享特的结论是：构成主要商业利益的少数精英占据统治地位。声望方法没有测量权力行为本身，而是对权力声望的判断，即它仅测量了对权力的看法，而不是权力本身，即使权力声望和权力本身之间存在密切相关的关系，声望方法也难于准确认定领导者；它认定存在一个权力结构，但没有予以展示，因此它偏向于回答哪些人在管事，而不是回答这些人如何管理事务。这就使得后期的社区权力研究者试图尝试不同的方法来涉及更多权力领域。 另一些精英论者，如米尔斯、多姆霍夫和戴伊等人则提出一种不同于亨特的“职位法”(positional analyses，Mills,1958)。戴伊认为，社会机构是权力的基础，“权力并非个人的属物，而是社会组织的属物。因此，尽管权力在行使时表现得最明显，然而，伴随着社会制度中某些职位而来的控制社会的潜在力量，才是它的本质”(戴伊，1980:8)。“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居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一旦他们占居这种地位，不管他们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都会使人感到权力的存在。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对其他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戴伊，1980:11)。 社区权力研究中的多元论方法(也称决策方法)是由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和他的两个助手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和沃尔芬加（Raymond Wolfinger）在1957－1959年对纽黑文的研究中提出的(Dahl，1961)。与精英论者不同，多元论者给权力下的定义是积极参与决策。只有当人们直接参与具体的决策，才能称得上拥有权力。多元论者把“潜在的权力”(这种权力一般与机构最上层的职位密切相联)同“实际的权力”分开。多元论者认为，潜在的权力并不就是权力本身。权力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机构中居于高位的人可能掌权，也可能不掌权－－他们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具体决策。他们可能自愿不参与某些决策，他们的影响也可能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决策；他们在斟酌问题时也可能受到正式和非正式限制的约束；他们也许要被迫去迎合他们所领导的机构内外的个人或集团的要求；他们也许在选择各种可能的行动方针时缺乏真知灼见(参看戴伊，1980:13)。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该书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地方政府三个最主要领域的决策——城市重建、政治任命、公共教育政策一一进行分析，即将参与决策的程度作为衡量领导权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达尔的研究表明纽黑文市的政治是以市长为轴心的多元性政治。 尽管制度环境不同，但精英论和多元论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分析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权力结构有许多启发，但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中国的社区权力结构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打算选取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社区单位——村民小组——进行分析。 在分析齐村权力时，本文主要选取了村民修房占道这一事件，社区中的主要群体都参与到这些事件中。群体在社区发挥的作用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群体主要领导工作方式受到群体价值观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本文选取这一事件作为社区权力运行研究载体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普通村民的需要，近年来，受到城镇化趋势的影响，修房成为齐村村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常常遇到建房地和村道间的冲突。二是由于改革后，国家权力的上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到农村社会事务当中，村民修房占道这一事件展示了农村中非正式领导、社会精英的影响，弥补了达尔使用决策方法时忽视非政府领袖、社会精英的不足。三是笔者获得资料的便利，使用决策方法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建立信任、友好的关系而能够参加正式会议（如果这些会议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需要花费相当代价或时间。由于齐村正是笔者的家乡，当年目睹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且通过向各位当事人的访谈获得了详尽的资料得以向人们重现齐村的这一次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二、齐村概况 齐村是赣南山区的一个自然村庄，行政上隶属于兴国县五里亭乡五里亭行政村，是它的一个自然村落。在公社化的年代，齐村是一个生产队，现在村里人在填自己的家庭住址时还是写兴国县五里亭乡五里亭村齐村组。距离县城2公里，90年代初这段路面已经全部铺上了柏油，是个受城镇化影响较大的村落。该村现有黄、肖2个姓氏。其中黄姓成员占绝大多数，有46户，肖姓15户。黄姓宗族从南部的一个自然村落迁移而来，在齐村居住过的已有7代人，最初来开荒的是衍字辈的五兄弟。历经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后，该村的宗族组织已不是很发达，加上城镇化的影响，传统更加失落。如今村落内唯一的一座祠堂建在远离居住区的农田中央，只有在七月半（鬼节）和大年三十才有人造访，到了那两天村民们会在这里杀鸡献血供奉祖宗，并燃上一挂鞭炮。 一条小河由北向南从村中流过，农田分布在小河旁的西面，村民们灌溉都很方便；河东面是居住区，过去，每天清晨河边都很热闹，各家的妇女们都汇集在小河里洗衣服，小河边的几块无名石头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村民们利用这个机会谈论农活的安排和村里的一些公共事务；最初迁移到这里的祖辈还在小河边挖了一口深井，井水冬暖夏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全村的唯一的饮用水源，盛夏收获的季节里，井水冲上白砂糖这种自制冰水是对劳动者的犒劳。现在因为小河的干涸，村民们都在自家井边洗衣，只是在偶尔干旱缺水的季节会挤在村里的老井边洗衣服。村民的居住区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靠近农田，房屋多是年代久远的土砖房，屋内地板仍是泥地，电灯和黑白电视机构成了家里的电器，住在这里的村民是村里仅有的使用鱼塘水洗衣服的人，他们没有资金请人给自家打井。靠上一带的房子大都建于八九十年代后，最早的一栋在七十年代末落成，八十年代掀起了房屋上移的第一股浪潮，当时的上移房屋多是土砖建成的两层房，客厅居于中央，两边是对衬的面对面厢房；九十年代，黄姓第五代人开始继续扩张在上部的建房，这时新房大都依老屋而建，紧挨着老屋侧面的一堵墙，这就使得兄弟之间还处在一个统一的大环境中。这时的新房都使用火砖，近几年新建的房子还在房屋外围贴上了瓷砖，有人建了三层房。年初一时同族人间会相互拜年，第五代人中的亲兄弟作为一个团体，各个团体带着自家的未成年孩子走家串户，但是这种拜年局限于同一带的居住区，可见齐村是一个经济社会分化严重的村庄。 据2004年五里亭村委会的统计，这个村年人均纯收人超过3000元（村委税费表）。由于距离县城较近，村民就业形式多样化，该村的社会经济分化日益显著。村民的生活水平处在不同层次上，不少家庭已经放弃了承包耕种土地。据调查，该村有砖厂主3人（其中一位已拥有了私家车），个体工商户6人，个体运输户2户，包工头1人，县公务员1人，修车工1人，泥水匠7人，县城打工者8人，出外省打工者3人，退休公务员3人，退休企业干部2人。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的村民，水稻是主要种植物，一年可以种两季；另外，村民还种花生、红薯和各种蔬菜，由于距离县城近，去卖菜是很方便的事情，务农家庭的女性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菜园里摘好菜挑到县城的菜市场去卖，六点多挑着沉重的担子出去，十点钟就能空担而归。即使是非务农的家庭也都占有自家的一块菜地，家中女性会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里争分夺秒的去菜地浇水施肥，因为一般情况下只要天气不是太坏，一块菜地足以解决家里的蔬菜支出。非农忙的季节里，务农家庭的已婚成年人都会尽可能的去找一些散活，多是建房时帮助挑沙石的小工，一天工钱在十元上下。孩子们上学的费用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开支，父母们把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考学身上，自第五代起，已有不少人因为考学在外就业，村民们谈论的焦点已由农活的安排转移到各家孩子成绩的优劣。青年人的外迁已经成为齐村的一个趋势。 三、案例事实 （一）建房起因、建房时机 敬明家（黄姓第五代的一员）的房子就是依着老房而建，每层四室一厅的两层小楼，1987年建成，是村里的第一栋火砖房。建房的资金来自于敬明的父亲，敬明的父亲在青年时就已外出工作，最初在县里的钨矿当矿工，因为善于学习成为了技术工，并随着国家发展重工业的潮流调到了最需要人才的省城南昌，在一家重工业企业工作了几十年，担任厂里的中层干部，在南昌安了家，几个孩子最初也都在南昌读书就业，老大敬明因为爱人的原因调回了老家工作。老人家投资建房的初衷是想落叶归根，几十年乡音未改，总想和老兄弟们一起安度晚年。但是，房子建成后，担任了主要劳力的敬明妻开始为房子的归属与敬明父发生争执，患有高血压的敬明父也就只好作罢，房子真正的使用者成了敬明家的四口人。 1980年代在农村的建房规划里大都没有卫生间一说，每家都在靠近农田边建有一两间茅厕，在化肥稀少的年代，这里为农田提供了最重要的肥料。敬明家的房子也没有卫生间，上厕所都是到老茅厕。1990年时，家里用围墙围了一个很小的院子，洗澡都是等晚上时，在院子角落里拉一块帘子，冬天洗澡都必须速战速决，孩子们常常因为洗澡患上感冒。四室一厅中也没有厨房，烧饭是在老房的一间房里，因为老房是木头做楼板，年代较久，藏了不少老鼠，敬明妻只好把很多食物都放在新房子里，每天烧饭的时间，忙的不仅是厨房里的敬明妻，还有两个来回拿食物的孩子，常常为了谁去拿米的问题爆发内战。两层小楼并没有让敬明家的生活方便起来。 1995年，敬明妻的工厂有部分厂房给广东人承包，厂里的头目开始在体制外赚得了第一桶金，家里的房子纷纷翻新修盖。敬明妻是厂里的出纳，也算办公室一族，被厂里的工人们称作“常委”。房屋翻新后的领导们轮番请“常委们”前去观摩，敬明妻也开始盘算自家房屋的提升。夫妻俩打算扩建几间作为卫生间、厨房和储藏室，扩建的面积以敬明妻厂领导们的新房作为参照系。但是事情迟迟没有动工，因为扩建必定要侵占原有的村道。 1996年夏天，敬明家女儿要补课，不能像往常一样去南昌祖父母家过暑假，敬明的父母因此回了老家。对于敬明夫妻俩，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因为敬明父尽管在村里呆的时间不长，但在村里却颇具声望。在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的年代，资源短缺，村里人要办事都要上南昌求敬明父，上到帮厂里要原材料，下到家里人得了重病，都少不了上省城敬明父家跑关系。而敬明父本身又是一个有很强宗族观念的人，但凡村里人去找他，他都会安排老乡们住下并尽量帮他们解决问题。敬明父成为了村中公认的能人，回家的时候，也成了各家找去判断家务事的“清官”。敬明夫妻俩深知父亲在村中的地位，他们认为，房子可以建了。 （二）划地、告状 敬明夫妻俩起草了新房的设计图，占地52平方米，除了最急需的卫生间和厨房、储藏室，他们还设计了一间12平米的餐厅和一间至今没有明确用途的15平米的房间。敬明父最初并不赞成儿子扩建这么大的规模，他认为两个孩子读书要用的钱会越来越多，应该把建房的钱省下来，添盖最急需的卫生间和厨房、储藏室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也不至于侵占到原有的村道。敬明夫妻俩不以为然，敬明妻更是不愿在厂里人中认输，夫妻俩找来了村中的包工头承建（黄姓第六代成员），承建也乐得做大点的工程，双方一拍即合，工程按图纸进行。因为儿子这回建房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敬明父也不好多说什么，倒是暗地里帮儿子跑了不少人情，跟村里人解释建房时一定会在旁边补上同样宽的村道。 村中有3个砖厂主，其中敬春原来是敬明单位上的同事，两人在厂里是好朋友；另一位砖厂主敬端是敬春的亲哥哥。敬明首先去找的是敬春，并带着父亲去敬春的厂里看了砖，但是因为厂子新开不久，各方面的技术都不熟练，烧出来的砖质量很差，次品概率极高，敬春自己也建议敬明还是到哥哥的厂里去看看，哥哥的厂子开了已有两年。看了之后，敬明父子俩对敬端的砖都很满意，当下就交了三车砖的钱。 开工之前需要清理场地，最急需的就是把原来路边的几棵老松树砍掉，把地整平作为补上的村道让村民们通过。担任这项工作的都是家里人，敬明叔家全部在家的劳动力也都来帮忙。倒树花了两天的时间，砍下的树作为柴火被平分到敬明叔和敬明家。砍完树的当天傍晚包工头承建来划了地，第二天叫来人手开始挖土方。 敬端的砖说好分成三天往敬明家送，第一天的砖质量很好，但是第二天的砖质量变差了很多，像是厂里的次品，敬明的父亲很生气，让司机把砖运回去，重新把好砖运来。当天司机没有再来，过了一天，司机还是送来了头天的砖，敬明父亲把司机赶了回去，并要求司机让敬端退回两车砖的钱。傍晚时，敬端回到村里，把两车砖钱还给了敬明，解释说最近的天气使得土质变得不利于烧砖。敬明只好到别村的砖厂订砖。 土方就快挖完的一个晚上，敬明家人吃完了晚饭正在休息，明父到住在老房里的弟弟家聊天去了，有人敲响了围墙门。来者是村民小组长敬扬，因为敬明和敬扬两支离得较远（在黄姓的第2代就已分开），双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往来，村民小组也常年没有组织活动，敬扬的到来让敬明感到很吃惊，他感觉到是建房有麻烦了。果然，是有人找敬扬反映了敬明家建房占路的问题。敬扬要求敬明马上停工，把原来的路在三天内修回去。说完这些，敬扬就离开了。 （三）解决 敬明夫妻俩没了主意，立即去叔叔家叫来父亲和叔叔商量。敬明父亲听后就拍桌子发火，不仅因为挖好的土方再修回去浪费了人力物力，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竟然村里有人敢藐视他的权威。明父立即决定上组长家说理去，他带着弟弟和儿子打着手电筒出了门。敬明妻子提上两瓶白酒也跟了过去。 敬扬家条件在村里算不上好，当上组长是因为他是退伍军人。家里的火砖房刚建不久，住在村里靠下的一带，平素并不需要从敬明家旁边的村道经过，家里地板只是铺了一遍水泥，地面凹凸不平。敬扬有两个孩子，这时候妻子正在招呼孩子洗澡。来了客人，妻子放下孩子，端茶倒水，敬扬见来了两个长辈也很吃了一惊，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明父了，赶忙给两位叔叔递了烟。话题从敬明父亲几时回的家开始，敬扬向明父介绍了村中各位同辈老人的近况，并且表示，家乡的夏天比南昌凉快，明父应该每年都回来避暑。明父说道，回家避暑是很舒适，但是住在家里有很多不便，没有卫生间就是一个大问题。 敬扬马上明白了明父的意思，解释今天下的建房禁令也是迫不得已，实在是有村民再三地找他告状。敬明辩解道，动土前，已经将道边的树砍掉整平，来往的车子可以从新整出来的路上通过，只是因为这几天工地上人比较多才给通行带了不便，房子建好之后是不会有影响的。敬扬反问道，平时来往的摩托车（村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要进小四轮（小型货运车，村民运输建材的主要工具车）呢？敬明又重新遇到了这个父亲当时曾经提出质疑的问题，他当时的回答是，附近的新建房大多已经完成，小四轮要经过的情况很少，即使有人建房，邻近的自然村也有一条大路可以通进来，而且那条路离县城更近。这次说这番话的却是敬明的父亲，老人家还说，村里是有人容不得他回来住，故意不让新建卫生间。 敬扬赶紧说道，自己非常欢迎老人家回来，知道这么多年来，明父为父老乡亲解决了很多难题，现在是该回来享大家的福了。来反映这个问题的是村东面的敬群和敬端，他们说自家不久需要修建房屋，敬明家修房后小四轮没有办法进来，告状也没有旁的意思。敬明又结合那两家地理位置的情况，解释了从旁村大路通过的便利。敬扬表示，第二天会向敬群和敬端做工作，请敬明家先停工一天，自己一有消息马上就会到明家来。敬扬硬是没有收下那两瓶白酒。明父临走时放下一句话，他们俩要是还有什么意见让他们直接来找自己，省得再给组长添麻烦。 明父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对这两个人他是有把握的。敬群是县交通局的人，他能从汽车队调上去全是因为多次上南昌跑着了队里急需的各种机器，这都是靠着明父的关系，就连当初他家里建房，钢材也是从南昌运回来的。敬端年轻时曾在南昌的郊区当兵，明父家是放假时改善伙食的地方，是明父带他认识了省城的大街小巷，退伍回家后，前几年还曾带女儿到南昌做过手术，是明父在医院找的熟人，带来的钱只花了一半就出了院。但是，明父也有担心，敬群现在在交通局已经做上了领导，而自己已经退了休；敬端这几年开砖厂赚了钱成了村里的富人，前段两家又积下了两车砖的怨。老人家一宿无眠。 第二天早晨，明父还在刷牙的时候，敬扬来了，他带来了好消息。工作已经做通，大家都很欢迎老人家回来住。敬扬说，今天就可以照常开工，提出自己要来帮忙。明父很高兴，谢绝了敬扬的好意，并邀请他在自家吃饭。敬扬托辞要去田里，没坐下就回家了。工程就这样继续下来，风平浪静，老人家在墙砌了一人高的时候回了南昌。这年冬天，敬明家的孩子没有再因为洗澡着凉去打针吃药。 1998年和2000年，明父曾先后两次回老家避暑。生活方便了很多，但是明妻的脾气又回到了1996年前，老人家总要上火。在院外乘凉的时候，每天都骑车来往的敬群和敬端就像没看到明父一样，不再过来打招呼。明父对回家养老没了信心，老夫妻至今在省城过着空巢家庭的生活。 四、结论与讨论 从村民修房占道事件看，在齐村掌握一定资源对村里事务发挥重要影响的是有声望的老人、政治经济能人以及村民组长。在这里他们代表的是不同来源的权力，即源于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影响力、经济精英和正式组织的权力，占道修房事件中冲突的发生及解决就是这些不同权力主体的博奕过程。 (一)权力主体 村民修房占道事件在齐村被作为村民纠纷事件由村民组长在双方之间协商解决。事实上，敬明家修房所占据的村道过去一向是住在村中上部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村道向侧推变窄带来的不仅仅是敬群和敬端两家小四轮进出的不便，即使是对于种田村民，这也加大了他们推板车运粮通过的难度。但是，联合起来提出意见的仅仅是敬群和敬端两人，其他村民都没有参与到当中。组长敬扬也没有因此组织村民小组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好了告状者的工作。 笔者就这个问题随机访谈了村里几位当时没有说话的村民。当被问到对敬明家扩建的意见时，村民敬连说道：“好啊，我早就叫帮保（敬明父）叔回来，他以前说上厕所不方便，现在修好了他还会回来住住。”“过去，我家很困难，小孩多，全家就睡一床席子，小孩子都没有衣服穿，帮保他们每次回来都会拿些他小孩穿小掉的衣服，还很好，我家小孩基本上就是穿他家的衣服长大的。我老婆和俊绍姆姆（婶婶，俊绍是帮保妻）讲得来，悄天（聊天）悄不完，我老婆也想他们回来住。”帮青是现在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他表示，尽管改道之后推板车不是很方便，但是只要不下雨还是可以过的，“帮保帮过我们忙，我崽（儿子）在南昌读师大，毕业那年要找学校实习，他又不想回来，想留南昌，要找关系，我们没有别的熟人，后来是托帮保把他弄进南昌七中去的，我们一直都没什么报答，现在他做房子，这是好事，我们当然欢迎了。”村民敬宏一提到帮保，更是赞声不绝，“要不是帮保叔帮忙，我现在还要做田。我两个女儿那时候不会读书，初中都没毕业，90年的时候土地局招工，其实就是卖工作，一个人1000块，要城镇户口，我是想她们出去做事，家里又是农村户口，后来是到南昌找帮保叔，他认得人，帮我弄了两个农转非，两个人现在在县里上班，每个月还给我钱，我现在都不种田了，就弄了一点点菜地有新鲜菜吃，又不累。这还不是托帮保叔的福。”被调查的几位“无声者”都道出了帮保对他们的恩情，对于修房占道，他们看到得更多的是修房是好事这一面，而刻意忽视了占道带来的不便。 从参与到事件中的三方政治背景和经济资源的现状来说，敬明父亲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上已经低于交通局领导敬群、砖厂主敬端和组长敬扬，后者应该在决议中占有较大的权力，但是事实上敬明父亲在决议中的作用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以老为尊的社会文化传统在农村还相对稳定，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拥有较高地位。年长的人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所谓‘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这种地位还反映在村民们对村中不孝子女的强烈舆论谴责干预等事情上。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敬明父亲所处的衔接城乡网络的特殊位置，他借助自己身处城市国有企业的优势可以帮助齐村村民取得城市人才能得到的信息、资源，即博特提出“结构洞的社会资本”（Burt，1992：9），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分隔机制为敬明父亲这种跨越结构洞的中介人增加了价值。 (二)权力结构 在这场村民修房占道事件解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村里享有很高声望的老人敬明父亲。但是我们看到，正如老人所吃惊的，村里已经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到组长处去告他家的状。挑战者来自于村中政治和经济上的能人。作为村中政治能人的敬群，在县交通局当着领导，多年的工作经历已经使他积累了资金、社会网络和政治经验多方面的资本，他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不再需要在敬明父亲面前唯马首是瞻；富起来的敬端在创办工厂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管理经营上的新经验，这些经验都是老一代人无法提供的，在他的行为方式中，经济效益取向取代了对老年人的盲目遵从，双方交易中结下的梁子和对他日后通车带来的不便足以使他去碰明父这个钉子。而普通村民对此事则是敢怒而不敢言，组长敬扬在此事中也只是承担了一个传话的角色。 这件事情经过展示了村中有声望的老人和新兴政治经济能人的权力斗争。在当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敬明父亲这位有声望老人轻易占据了权力斗争的优势。这也反映在我国不发达地区村庄中还存在的一种现象，部分老年精英依据自身的声望仍然占据着社区权力中的最高层。随着社会转型，村民小组已经失去了行使权力的职能，新型的政治经济能人在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不断上升的地位。 (三)有关本次调查结论的进一步思考 1.在齐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当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再去直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人民公社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家庭功能在各个方面的加强、政府权威（社会体制）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生活的深层和表层结构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国家把权力下放给农民的过程中，村落内部权力的搏弈关系和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注定了乡村非治理精英的产生。非治理精英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有其个人背景的支撑：阅历广，见识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外交往多；有一定的家族或家庭背景等等。因为有文化心理因素、制度因素、现实因素、政策因素、个人因素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也因为全能政治的渐渐消解对乡村精英的解放，乡村非治理精英在政治上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拥有比传统“伦理乡绅”更大的能量，能使普通农民服从，也较容易从各级权力机关求得支持和庇护。 非治理乡村精英是农村体制改革创造的一种资源，是一种活的资源，既能配置其他资源，又能活化其他资源。但是，乡村精英的权力扩张到不适当的程度时就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齐村这场村民修房占道事件解决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声望老人对权力的扩张利用，挑战了村庄的整合。 参考文献：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A. 1961. Who Gov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A. 1986. "Rethinking Who Governs?:New Haven, Revisited", In Robert Waste ed., Community Power: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Inc. Hunter, Floyd. 1953. Community Power and Structure: 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olsby, Nelson W. 1980.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ste, J. Robert. 1986. Community Power: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 Sage Publications, Inc. 戴伊，托马斯,1980,《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刘迎华，2001，《社区权力及其运行—S社区内的重要群体与社会事件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乔治·S·布莱尔著，伊佩庄，张雅竹编译，2003，《社区权力与公民参与：美国的基层政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夏建中，2000，《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