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

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 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 朱玉麒 一、回到《唐两京城坊考》的出发点——文学解读的“地理空间观” 唐代是中国小说文体独立的时代，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似乎还不能一统唐代史传之外的虚构类叙事作品。除了那些成熟的唐代传奇文可以作为小说文体的例证以外，唐代还有更为大量的描写历史真实人物的笔记杂传和释道辅教的轮回报应之书存在。这后面的两类主要是对魏晋“前小说”——轶事小说和志怪小说的继承；它们未必具备后世小说文体的各种因素，但其中对人物形象的想象和故事细节的虚构，则已经远离了实录的文体。在这样的意义下，以上三类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否真有其人，便都成为艺术加工后的文学人物。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正是在小说独立之际这些复杂的唐代叙事作品——鉴于它们多少存在着的虚构性，为了不过分纠缠于小说文体对这些作品的鉴定，本文使用“小说类作品”这样的概念来包含它们。 将这些小说类作品纳入到历史文献的研究范围内给予关注者，徐松（1781-1848）是非常突出的例证。嘉庆十四年（1809），年仅二十九岁的学者徐松入直全唐文馆任总纂官。利用编纂《全唐文》之便，他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唐两京城坊考》的初稿。这部史料成为当今方兴未艾的两京学、中国古都学的原始文献，成为研究历史、地理、考古等学科的重要典籍。 然而这部书的本意，却是作者为了寻找发生在唐代长安和洛阳的故事里有趣的人物地理空间关系、为了阅读唐代文学篇什之际具有图文并茂的便利而创作。他在《唐两京城坊考序》中写道： 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 以长安史实和小说的阅读兴趣为开端，《唐两京城坊考》在长安与洛阳的城坊中罗列了作者所能收集到的大量历史和文学人物的生活印记。在这里，小说作为史料的运用虽然遭到后人的诟病1，但他却充分把握住了唐代小说类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特征——追求作为小说情节外壳的地名真实性，因而使虚构的作品在地理研究上具有了信史的价值。 在小说文体兴起和独立的唐代，这些小说类作品一个普遍的写作技巧就是对虚构性的遮掩。中国的叙事作品最早在史传中成熟起来，因此其叙述的真实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而事实上，人类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从一开始便在历史记载的空隙处填充了虚构的细节。一旦这种语言表达的虚构性被勘破，不仅史传作品本身受到真实性的质疑，那些脱离了正史的附庸——实际上也就脱离了真实性的保护伞——而独立的志怪传奇、野史笔记等等，更成为众矢之的。在虚构的技巧还远远没有作为合理的文学叙事功能得到受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之前，构建作品真实的外壳以致“信史”的效应，当然成为创作者趋之若骛的经营对象。这种真实的外壳——实际上也是一种虚构——主要表现在人物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与空间设置上2。徐松对小说类作品地理背景史料的运用，正是基于唐人小说类作品的这一重要写作特性。此后关于两京城坊的历史学研究，也无不继承了徐松开创的这种小说证史的方法。 《唐两京城坊考》研究方法论的贡献，除了从历史学的角度可以肯定的“小说证史观”以外，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它的编撰出发点也开创了以地理线索来赏析作品的方法，即通过唐代地理空间的象征意义作为解读文学人物活动的重要切入点，文学故事中的地理标注不仅具有还原现场的逼真感，也同样为唐代社会风俗史提供了生动的画面。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学欣赏的方法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为“地理空间观”。 通过虚构小说作品这种地理空间的真实外壳以增强现场感的文学意味，在当下的研究中也得到关注。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是非常成功的个案3。通过《李娃传》中长安地名的分析，作者认为：“故事的起源、转折都有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称出现，使故事增强了现实感。”（517页）“故事情节之所以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当时长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义。”（520页）这无疑是徐松“地理空间观”文学解读法的理论概括。遗憾的是，这种文学研究法类似妹尾达彦这样的继承发扬者毕竟寥寥可数4。 本文在以下的篇幅里，即是想以“地理空间观”的阅读方法，以唐代长安都市小说类作品为对象，从其文学人物在坊里空间的活动，来展示这一小说虚构手法借鉴现实社会风情的艺术价值。对于那些已经被徐松归置到长安坊里中的静态的地理标记，只有回到那些人物活动的进程中，纔会表现出小说类作品的创作者设置真实空间的匠心所在；而《唐两京城坊考》中凝固的坊里社会生活情景，也只有在这种人物行动的想象中，纔能得到有效的激活。 需要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的是，对长安坊里各个地理单元的文化意蕴解释，在以往对长安的历史学研究中，几乎都已经被小说类作品进行了印证，笔者将谨慎地避开这种可能产生的循环论证之嫌，而以属于正统历史文献的论述来对文学人物的地理空间进行求证。此外，作为唐代长安城前身的隋代大兴城，也多次在唐人小说类作品中成为故事背景，下面的论证实际上包括了这一都市实体作为隋唐两朝文学人物活动其中的坊里空间意义。 本文引用的小说类作品，不是从版本文献的角度进行论证，所以主要依据了两种通行的总集，即宋人李昉等所编的《太平广记》（汪绍楹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以下简称“《广记》”），不在其范围内的作品，则以今人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为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下简称“《小说》”，并以1/133这样的标记指明引文所在的册数与页码）。只是在其中的文字影响到表达时，纔据别本进行随文校勘。文中插图依据《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考古》1963年第11期）中的“长安城复原图”和《中国城市建设史》（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中的“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改绘。 二、文学人物塑造与长安坊里空间 唐代长安城是隋代大兴城的继续，体现了中古中国成熟的坊市制都城建置。在正史所偏重的政治史重大叙事中，这一都城的核心——三内、皇城与禁苑——作为重要的礼仪空间，被经常提及；而它的外郭——居住和活动着密集、复杂的人群的寻常坊里与公共场所，则较少出现5。于是，将近三百年的长安坊里丰富而生动的都城日常生活风貌，便多在小说类作品的文学叙事中得到保留。 但是，为甚么唐代小说类作品会选择长安坊里作为经常性的人物活动空间呢？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揭示长安作为重要的信息社会给小说类作品的场景描写带来的重要机遇，城市的公共场所给人物冲突造就的合理氛围，坊里空间的人群分布和市场结构给故事经营形成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庶民信仰的建筑物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具有的日常性。 1、长安是最具有交流机会的信息空间 唐代小说的兴起是与中古城市的发展同步的。从唐人与长安城的关系来说，作为科举考试和官员调集的场所，几乎所有的文士都有过或者向往长安生活的经历，这其中包括了那些唐代小说类作品的作者。因此，长安背景的作品占据了巨大的比例，是与创作者普遍的长安经验有关，也与作品的阅读者对了解或重温长安生活的期待有关。因为有了这些小说类作品的描写，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唐代长安社会生活场景得到再现并永恒。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唐代小说类作品选择长安作为其塑造文学人物的生活场景，是因为丰富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小说叙事曲折生动的素材。就最基本的长安场景描述而言，我们知道它是隋唐时代的都城，是时人心目中家国的象征；作为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是一个人口稠密、五方杂错的城市，外郭城中110个坊和两市的长住与流动人口达到一百万6，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宁静的田园农耕生活。流动的信息、突然的机遇——种种改变人生命运的情节最容易在这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创造出来。于是，选择长安为背景的小说类作品，一个最普遍的象征意义，就是选择了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的城市特点——充满了交流机会的信息空间。 在本文后面举证的大量小说类作品中，将会描写长安外郭城中许多具体的地名，这也是长安小说真实外壳最常见的手段。但即使没有这些具体的地点，这些小说只要选择了长安，便选择了一个真实的令读者起信的地理空间。这里以四篇小说为例证： 咸通时期（860-873）的裴铏在小说集《传奇》中有《裴航》一篇，写长庆年间落第的举人裴航在蓝桥驿偶遇佳丽云英，一见钟情。为了得到这美好的姻缘，他放弃了科举，答应云英祖母以玉杵臼为聘礼的要求，日日大海捞针似的寻访这稀世的珍宝。最终他获得成功，而与云英结成仙缘。这是一个志诚得报的爱情神话，“魂断蓝桥”更演绎为生死不渝的当代爱情名词，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本文最关注的是小说曲折情节生发的关键——裴航在甚么地方得到了玉杵臼？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是长安。小说这样描写离开蓝桥驿的裴航： 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妪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广记》卷五○） 裴航最后以二百缗的高价在虢州（今河南灵宝）获得了定情信物玉杵臼。如果小说直接写裴航径往虢州访得玉杵臼，必然令人对一个限知视角的叙述中出现如此的巧合产生怀疑。而只有进入“京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的信息源，纔会有奇迹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裴航在作者的“授意”下走进了长安的“坊曲、闹市、喧衢”，并经过了“数月余日”不懈的高声访叫之后，方始捕捉到玉杵臼的线索。这样的安排，无论是体现裴航坚韧不拔的爱情追求，还是寻访稀世物品的艰难途径，都非常妥帖合理。 王定保（870-940）《唐摭言》中的《牛僧孺》记录了牛僧孺这一真实人物的应举故事。根据当时普遍的行卷风尚，进士牛僧孺进京干谒名公韩愈、皇甫湜，得到二人的欣赏。但作为推荐的前提，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牛氏的居住地。当得知尚居住在国门之外、长安东郊灞浐之间时，二公为之沈吟良久。最后的良策是牛僧孺必须进入长安，纔有揄扬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如下的情节： 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鏕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广记》卷一八○） “客户”或称客户坊，是长安城中提供旅客居住的比较集中的地方。历史事实中的牛僧孺（780-849）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中进士第，据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七二○）的记载：“时韦崖州作相，网罗贤隽。知公名，愿与交。公袖文往谒，一见如旧。由是公卿籍甚，名动京师，得上第。”可见他是得到韦执谊的提携而获高第，《唐摭言》的记载显然出自传闻的讹误。但其中表现的背景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即只有进入长安城中，纔能获得观众，获得扬名的机会。 贞元后期的李景亮所作《李章武》也反映了类似的情景。小说描写了一个人鬼恋爱的故事，在结尾处，李章武得到了王氏子妇的鬼魂赠送的信物——西岳玉京夫人传授的昆仑玄圃之宝： 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靺鞨宝。工不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叶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尔。”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翫移时，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广记》卷三四○） 李章武怀宝于外省，人多不能识；一旦走进国门，便有识宝的胡人隔着衣服就一眼觑中，道其原委——长安作为中古时代信息社会的城市特点，于此表露无遗。 其实，在隋代尚未统一中国、大兴都城粗具规模之际，便有人预见到它作为信息社会的特点，而将离别之后的重逢寄托在了这个冉冉升起的城市中，这就是《破镜重圆》所揭示的都市特征： 〔杨素〕有美姬，本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陈主叔宝之妹。才色冠代，在陈封乐昌公主。初，与德言夫妻情义甚厚。属陈氏将亡，德言垂泣谓妻曰：“今国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贵人家。我若死，幸无相忘。若生，亦不可复相见矣。虽然，共为一信。”乃击破一镜，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入贵人家，幸将此镜令于正月望日市中货之。若存，当冀志之，知生死耳。”及陈灭，其妻果为隋军所没。隋文以赐素，深为素所宠嬖，为营别院，姿（恣）其所欲。陈氏后令阉奴望日赍破镜诣市，务令高价。果值德言，德言随价便酬，引奴归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己片镜合之。……（韦述《两京新记》卷三）7 “破镜重圆”是家喻户晓的成语，它的本事在以往的常识中得自唐末孟棨的《本事诗·情感》，小说史研究者也只是将这一故事推进到中唐宣宗以后成书的李冗《独异志》8。日本尊经阁文库《两京新记》卷三残钞本的发现，却为我们保留了这一故事早在开元十年（722）前后的韦述原创。其递相祖述的创作热潮，反映出这一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是如此真切地寄寓了人们对现实生活团圆理想的憧憬。 韦述记载的这个故事附录在他对延康坊西南隅的西明寺——原杨素宅第之下。延康坊在朱雀街西第三街从北第七坊，与第四街的西市犄角相望（参图一）。再根据大兴（长安）城的坊市布局和西市货卖奇异的特点（参下“商胡与两市”），乐昌公主自然会选择临近的西市去兜售这毫无价值却“务令高价”的姻缘半镜。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到在隋灭陈朝之际，与妻子离散江南的徐德言在南北统一之后的某一年终于来到都城大兴；城中市场的特点一定被他打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正月十五日那天惴惴不安的徐德言首先选择了西市寻觅，他几乎毫不费力地就觑着了另一半镜子。——即使我们放弃对西市的推想，延康坊的杨宅也如《独异志》和《本事诗》中的记载那样被丢失，读者也会相信，处于限知视角的徐德言只要进入大兴（长安）城，进入这一充满着交流机会的信息空间，那面高悬在他生命历程中象征着团圆的破镜，早晚会象裴航的玉杵臼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 2、曲江作为公共空间的遇合地 除了上述这种普泛提及长安的叙述，更多的小说类作品是详细记载了长安坊里的地名以显示其真实氛围，我们以温庭筠（801-866）的《华州参军》（《广记》卷三四二）作为“入话”进行分析。 《华州参军》是唐代小说类型中习见的人鬼恋爱故事，但其中城市社会与人间生活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体现出唐人小说在创作与阅读的关注点上倾向于现实世界的特征。华州柳参军闲游长安，邂逅崔氏小姐，而互生爱恋之情，但崔小姐却许配给了舅家表兄王某。崔母顺从女儿的心愿，由婢女轻红传递信息给柳生，后者以闪电般的速度娶了崔小姐，远走他坊。一年之后，崔母病故，柳生与崔氏奔丧之际，为舅金吾卫王氏所擒，官府断以王氏先下财礼，而判崔氏归于表兄。崔氏仍然不能忘情柳生，因此在舅氏亡故之后数年，又再次与柳生私奔。这次虽然也移居他坊，却被王氏寻到，崔氏重归表兄，柳生长流江陵。两年之后，崔氏、轻红相继亡故；但此时的柳生在江陵忽然又见轻红与崔氏前来，鸳梦重温。一直又过了两年，王氏的仆人经过江陵，戳穿了这一“人鬼情未了”的姻缘。 《华州参军》一直受到小说研究者的关注，在类型研究中，它被看作是前此《莺莺传》的翻案——当年被元稹以门第观念而放弃的崔张爱情，在温庭筠笔下却至死不渝、魂魄与共；它还直接影响到了南宋话本名篇《碾玉观音》的创作，后者俨然是唐传奇的翻版。即使从“地理空间观”来分析，柳生的流放地以及王氏仆人的经过江陵，也体现了唐代经济与交通值得关注的特点。而本文仅对其发生在长安城中的地点变换进行探讨。从柳生进入长安到长流江陵，小说的情节涉及到了如下一些长安坊里的地名： 地 名 故事情节 地名所在 曲 江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 长安外郭城东南，以曲江池为核心之东南12坊均为曲江经行之地。 永崇里 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 朱雀街东第三街，从北第九坊 荐福寺 女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 在开化坊，朱雀街东第一街，从北第二坊 金城里 1、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于金城里居。 2、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 朱雀街西第四街，从北第三坊 崇义里 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慕表妹，亦不怨前横也。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义里。 朱雀街东第二街，从北第二坊 群贤里 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兴讼夺之。 朱雀街西第五街，从北第五坊 在唐代小说类作品中，《华州参军》的作者温庭筠及其小说集《干馔子》是具有典型性的。温庭筠本人便是唐代都市文化的产物，他生于长安南郊的鄠县，多次在长安应举而不第，而好游狭邪，出入北里；晚年又曾任国子助教，而国子监就在长安外郭城的务本坊内，因此对于长安坊里的熟悉是不言而喻的9。这种因应举或任京官而居留长安的生平，实际上是所有唐代小说类作品的创作者普遍的生活经验，长安坊里作为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而被填充为其作品的真实外壳，是创作中顺理成章的规律。在晚唐文坛，温庭筠的骈文与李商隐、段成式并称“三十六体”，其词作以都市狭邪的刻红剪翠而成为“花间鼻祖”，小说集《干馔子》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一样，都自负地以烹调之味来喻其所记故事的曲折快意。 在《华州参军》里，仅仅指出这些地名的并非虚拟，还不足以说明温庭筠小说虚构技巧的逼真意味。关键是，这些地名的使用是具有长安坊里空间的文化意蕴存在的。这样的逼真性，首先是在对长安坊里社会公共空间的反映上。 曲江是长安最负盛名的游览区，当秦、汉之际，这里还是都城较远的郊区时，便分别被命名为宜春苑、乐游苑，而成为帝王游幸的胜地。唐都长安，曲江进入了外郭城，其美丽的风景使得玄宗为了从城北的宫殿前来方便，专门沿着长安东边的城墙修筑了“夹城”通向曲江，并在此地凿池引水，环植花木。曲江游览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曲江池，而是包含了周围乐游原、慈恩寺、杏园等景观在内的升平、晋昌十二共坊的范围（参图一）10。即使在安史乱后，文宗还在太和九年（835）专门下达了《听诸司营造曲江亭馆敕》（《全唐文》卷七四），以“都城胜赏之地，唯有曲江”，而使官府重修曲江胜景，并准许公卿修建亭台楼阁。可见，曲江的花木亭台之胜，一直延续到唐后期。 曲江的游览情况，开元年间韦述的《两京新记》论及其中乐游原的游历颇具代表性：“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绮罗耀日，馨香满路。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师。”11至于在这一时期的进士曲江之宴，引起倾城而动的春游，则更是花时的热点12。干宁年间（894-897）康軿的《剧谈录》卷下记载曲江游览的情况云：“都人游翫，盛于中和、上巳之节，绿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中和为二月初一日，是德宗的诞辰日，贞元五年（789）起定为节日；上巳是祓禊习俗的时节，唐人定以三月三日。我们读杜甫的《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全唐诗》卷二一六），也可旁证以上所记上巳曲江的游览盛况确系实录。而刘驾（822-？）的《上巳日》描写了曲江三月寻春的人流络绎于道，乃至城内遍觅不得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相遇的情景：“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全唐诗》卷五八五） 在如上所述的长安真实生活场景下，曲江作为长安坊里的公共风景区，在兴盛的上巳踏青潮流中，柳参军与崔小姐邂逅相遇，从此开始了生死与共的曲折故事，不能不说是温庭筠《华州参军》精心设置的关目。 类似的遇合场景描写不胜枚举，比温庭筠稍后的裴铏名篇《昆仑奴》（《广记》卷一九四），也记载了大历年间一个奇侠昆仑奴磨勒成功地帮助主人崔生从一品勋臣家盗出红绡妓以成姻缘的传奇。它同样具有重要的小说史意义，元明戏曲和近世武侠小说均有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构思上敷演其事者。这一传奇的曲折性不仅在昆仑奴的盗出红绡妓，更离奇的情节是失踪的红绡妓忽然又被一品勋臣的家人发现，于是昆仑奴受到围歼：“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昆仑奴》被后世看重的高超武功由此在天子脚下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作为故事转折、引出小说高潮的红绡妓又是如何被一品家人发现的呢？这是我们要对小说细节设置特别给予关注的地方：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 这部作品所写的一品勋臣，被考证是以郭子仪为原型的13。在小说叙事功能上，他只是作为一个来自对立面的压力符号而存在，其名字是否出现在传奇中，并不影响读者对昆仑奴形象的认同；重要的是曲江地名的出现，加深了读者对这一长安坊里故事“艺术真实”的判断。由于曲江的出现，便会勾起读者对现实场景的联想而对小说的真实性产生认同：长安坊里，确实是一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市隐之地，但在公共的空间曲江，如上引刘驾诗云：“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红绡妓在曲江的出现也必定被发现，是长安城郭的地理必然。因此无论是故事的开端，还是高潮的叠起，小说家无不青睐于曲江作为遇合地的设置。 至于在白行简的《李娃传》（《广记》卷四八四）中，落魄的男主人公郑生被其父亲从天门街的挽歌现场带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参图一）则是借这一地点举行新科进士曲江之宴的文化意蕴，来发泄郑父对其子放弃初衷、沦落无望的愤恨，因此而引发故事的转折，也韵味隽永。关于这一问题，妹尾达彦已有精到的剖析，此不赘述14。 曲江之外，外郭城坊里之间的两市，以及众多庶民信仰寄托的寺观，也是长安的公共空间。小说类作品也多有以之为人物邂逅之地以生成曲折情节者，在下文相关的部分将进行具体的分析。 3、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坊里差别 《华州参军》还提到了另外五个出现在外郭城中的地名。 长安城是一个略呈正方形的围城，在最初营造的时候，皇帝的宫城与其南邻的皇城（子城）都位于全城的北部正中，此外八分之七的外郭城（罗城）面积，便主要是居民区，它们以皇城正南朱雀门为起点的南北大街——朱雀街为中轴线，以东西两市为核心，左右对称地分成规则的110个以坊（里）为名的居住单元15，分属京兆府下的万年、长安二县管辖。 平面展开的长安城地图，在布局上似乎遵循了《周礼》所规定的中国古代都城的理想格局，以及中国文化中对称性的要求。但在实际的空间使用上，长安城的坊里却出现了居住小区的分化。作为普遍的结论：以朱雀街为分界，以龙朔二年（662）大明宫、开元二年（714）兴庆宫在城郭东北的相继起用为标志，在长安东城形成官僚街的同时，以西市为中心形成了所谓的庶民文化圈16。宋敏求的《长安志》便多次论及这样一种分别，如卷八“东市”条下载：“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文（又）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止号行，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17卷一○“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18以东西市为中心，街东居民以贵族、官僚为主，相对安定；街西则居民成分复杂而人口众多，市场也相对富庶、繁华。因此，从总体上来形容外郭城市的分别，我们可以用“东贵西富”来进行概括。 选择街东人文、风水俱佳的坊里居住，应该是长安寓居者的普遍理想。因此唐人会象以郡望指称人物一样，坊里也成为他们的代名词，如“新昌杨相国”（高彦休《阙史》卷下《郑少尹及第》），“修行杨家”、“靖恭诸杨”（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二《杨收不学仙》）等，甚至有径称“亲仁”、“升道”来代表居住其间的郭子仪、郑畋者19。在中唐有名的“牛李党争”中，两党的文人都分别有运用坊里建筑的描写来达到讥刺对方目的的作品。如李党文人以小说影射异己的《牛羊日历》记载： （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20 牛党人物在上面的坊里空间中夜以继日地密切来往，成了李党攻讦的口实。而牛党文人卢言的《卢氏杂说》同样也借了居住环境来揭示牛李盛衰：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牛宅为“金杯”。玉一破无复全；金或伤，尚可再制。……21 其实李德裕的住宅从其父李吉甫起便居住在东街安邑坊，一直到唐末的咸通十二年（871）仍然为其子孙继承22。但在上面的所谓泓师堪舆说中，则用了“玉一破无复全”的说法表达了牛党对李德裕贬官破家的幸灾乐祸之情。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参图一），在如此近距离的观察中，牛李党人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会有以上借居住环境的生动渲染来互相攻击的影射文学出现。而从这一手法反映文学人物的角度来说，一切的描写都出现在街东，正是依据了这种东贵西富的居住事实。 在温庭筠同期而稍后，阿拉伯商人曾经访问长安，《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阿布·赛义德（Abu Zaid）向876年到过长安的巴士拉商人伊本·瓦哈卜（Ibn Wahab）打听有关长安城的情况。这一记载虽有并不尽然之处，但对“东贵西富”格局的认识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关于中国皇帝居住的京城胡姆丹（Khumdan，即长安），我们也向伊本·瓦哈卜打听到一些消息。他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里，既没有任何百姓同他们杂居，也没有任何市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室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它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的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事情办完后）他们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们就不再来这个街区了。23 在这样一个地理分布上，可以发现《华州参军》所记叙坊里地名的典型性显而易见。柳生作为名族之子，他在长安的闲游选择了东街贵族区开化坊的荐福寺作为寓居地；而崔氏小姐当然也是名门望族之后24，其舅王氏亦在大姓之内，又兼任京城金吾要职25，崔小姐和王氏的居住地也都被安排在了街东贵族官僚区的永崇坊和崇义坊。而柳生与崔氏的两次“逃婚”地点，则选择了位于街西庶民区的金城坊和群贤坊。这不仅仅是一个距离问题，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长安城中一个人口密集、成分复杂的区域藏身，因此纔会有身任京城警卫剧职的舅氏“密令捕访，弥年无获”的结果。从寓居东城到私奔西城的线路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便非常切合人物身份与其行为（参图一）。 长安坊里在东贵西富的格局下，其实还有着“南虚北实”的特点。《长安志》卷七在开明坊下记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子注：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26因此，《华州参军》中人物活动的空间无论东西，都是在南部四坊之北，在人烟密集的地带。因为无论是从交际还是藏匿来说，选择城市生活的中心区域纔符合才子佳人的情趣。 南虚北实现象，在其它作品里也多有借用： 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天宝五载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苏，因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长座横列等身像七躯。自此绝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见王座有一僧一马。及门，僧亦出，齐之礼谒。僧曰：“吾地藏菩萨也。汝缘福少，命且尽，所以独追。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如不能得钱，彩画亦得。”齐之既苏，遂乃从其言焉。（《广记》卷一○○引牛肃《纪闻·僧齐之》） 渤海封夫人讳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孙也。……咸通戊子岁（九年，868），始从媒贽，移天于殷门故秘省校书保晦遐构。……广明庚子岁（元年，880），妖缠黄道，衅起白丁，关辅烽飞，辇毂遐狩。……邦人大溃，校书自永宁里所居尽室潜于兰陵里萧氏池台，地邻五门，以为贼不复入。……（《小说》3/1945-1946引皇甫枚《三水小牍·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于冥司下状，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乌颈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于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吃杖处。其宅空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广记》卷三八○引张鷟《朝野佥载·韩朝宗》）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千，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广记》卷四五八引郑还古《博异志·李黄》） 以上四篇作品，前两则是故事人物为了躲避凡俗或战乱，而有意识地从闹市移居僻静。僧齐之原来出家的胜业寺在朱雀街东第四街的胜业坊西南隅，东临兴庆宫、南接东市，自是贵族小区最繁剧的地段，此后移居的东禅定寺即大庄严寺，僻在长安最西南角的和平、永阳坊东半，恰符其在阴曹被劝“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之要求。殷保晦一家为躲避黄巢之乱，也由街东第三街从南第六坊的永宁坊移至街东第一街从南第四坊的兰陵坊。后二则故事中的主人都从人间被冥司、蛇怪所摄，场景的变化也是在长安坊里的从北到南；虽然不能确指其地，但韩朝宗作为万年主簿，“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而得空宅，当指街东的南部诸坊，而李黄所引至的空园既在“庄严寺左侧”，则自非街西最南边的归义或昭行坊莫属。可见城南四列坊因人烟稀少，而成了小说家创造鬼神出没的最佳场所（参图二）。 4、商胡与两市 如果再详细分析柳生、崔氏逃婚选择群贤、金城坊作为市隐藏身之地的原因，我们还可以继续在长安坊里的实际居住环境中找到更进一步的根源，这是《中国印度见闻录》里未提及的、在西市周围居住者民族杂错的特点。混居的结果当然是因管理不力带来的冲突，因此以西市周围为场景的小说描写也格外丰富。以金城坊为例，以下的两则故事也可为左证：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艶，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余十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广记》卷一七一引张鷟《朝野佥载·郭正一》)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许德楠、李鼎霞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38页） 虽然我们强调外郭城“南虚北实”的特点，但在城西的北部也有一定的例外，如金城坊虽与皇城、西市隔坊相望，原本却是汉长安城南郊博望苑所在地，坊中还保留了汉代思后园、戾园等墓地。杨鸿年《隋唐两京考》云：“城北地区本多热闹坊，但因该区修祥、金城、修真、普宁四坊保留汉代庙、园、陵、苑遗址九所，而住宅却很少，这又与城南冷僻坊没有多大差别了。”27这种闹中取静的坊曲，自然便成为躲避追捕、抢劫偷盗的场所。 北宋张礼《游城南记》云：“长安县有高丽曲，因高丽人居之而名之也。”28“高丽曲”在街西的存在，可知城中的高丽人不在少数，金城坊的空宅被他们作为隐匿躲藏的地方，也见出此处特殊地理形势的被认识。 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则是第二则故事反映的中亚胡人在此间的聚居。向达考证，贞观初年京兆府人口远远不到三十万户的情况下，在长安居住的归化突厥就达万家29。胡人的成分也很复杂，而以昭武九姓——粟特胡人为主，甚至后来在安史之乱中因帮助平叛有功而居住长安的回鹘中，也夹杂有九姓胡。《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上：“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一载大历十四年（779）秋七月：“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专门论述西域胡人在长安的文明交流以来，一系列的论著已经将这一课题研究得非常深入。根据对长安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排比，向达的结论是“唐代西域各国胡人流寓长安，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伙，而贾胡则似多聚于西市。”30新的研究成果如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也认为：“长安粟特人聚居的地区与市场相近，正说明了粟特人经商的本性。而这些居住地又和粟特人信仰崇拜的祆神祭祀地——祆祠重合在一起。”31祆祠多出现在西市附近的布政、醴泉、普宁、崇化坊内，韩香的《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直截了当地将其聚居集中到了外郭城西北：“长安城西北隅应是一个胡人聚居区，其中不仅包括商胡，亦包括中亚上层贵族。”32在以上研究中，群贤、金城坊都有胡人居住，柳生、崔氏逃婚地点的选择，说明了作者在经营安排上对这一坊里特点的熟悉程度。 更值得我们在小说解读中关注的空间设置是对两市的看重。如前所述，长安外郭城是中古社会中“坊市制度”的完美表现，虽然它的后期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有所变化，但设置在朱雀街东西对称的两个市，却始终是长安商业的中心，这也是在五代以后的中国不复再见的城市特点。这两个市场作为贸易的中心，繁荣的程度在小说类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下的一些例证将人物引起故事情节高潮的遇合地点安排在两市，自然是一种精心刻意的场景设置： ⑴东市遇合 题 目 故 事 情 节 出 处 李 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 《广记》卷四五八引郑还古《博异志》 陈子昂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广记》卷一七九引李冗《独异志》 薛 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 《广记》卷三三一引戴孚《广异记》 马 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妇人，从东乘驴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 《广记》卷三四六引李复言《续玄怪录》 管万敌遇壮士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辀，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傍若无人。…… 《小说》5/3456引康軿《剧谈录》卷下 ⑵西市遇合 题 目 故 事 情 节 出 处 任氏传 唐天宝九年夏六月，（韦）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 《广记》卷四五二引沈既济撰 许栖巌 许栖巌，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巌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 《广记》卷四七引裴铏《传奇》 霍小玉传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故霍王小女字小玉，……住在胜业坊古寺曲，……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翫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 《广记》卷四八七引蒋防撰 李 君 江陵副使李君尝自洛赴进士举。至华阴，见白衣人……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告君：]“甚急则开之。”……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秋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明年果及第。 《广记》卷一五七引卢肇《逸史》 牛 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果登上第。 《广记》卷三四八引佚名《会昌解颐录》 在上述西市例证中，《李君》、《牛生》属于同一类型故事之递相祖述，人物虽变，但选择西市作为及第奇迹出现的遇合地则一成不变。 从古代都市小说的纵向比较而言，类似象曲江作为自然风景的游赏之地而设置为文学人物觌面相逢的场所，在后世小说中也多有表现33。但以两市作为公共空间的遇合地现象，则是坊市制中古城市的独特景观，从而也是唐代小说中长安城市的个性化特点。 而就两市在小说类作品中的描写来说，其中关于西市小说描写的商胡故事更成为特色。因为唐代实际生活中一些时代特殊性的影响，如前述宫城的两次东迁、丝绸之路繁荣形成在西市周围胡人的聚居等等因素，使西市的繁杂超过了东市，这种繁杂也使得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容易被理解。 ⑶西市胡商 题 目 故 事 情 节 出 处 宝 骨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缘李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又僧广有声，……因极祝林甫功德，冀获厚衬，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帊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大失所望，……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直一千万。”……曰：“此宝骨也。” 《广记》卷四○三引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 杜子春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老人曰：“几缗则丰用？”……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太平广记》卷一六引牛僧孺《玄怪录》卷一（按，原误作《续玄怪录》） 王四郎 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鶏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及至上都，……果有张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 《广记》卷三五引薛用弱《集异记》 《宝骨》和《杜子春》的主人公都出现在东街，但是为了货卖高价或得到巨额赠款，都必须在西市商胡那里纔能达到目的（参图三）。“金市”是对西市的一个别称34，《王四郎》中的张蓬子应该是个汉族，但他所从事的生意最终仍然是为了从商胡那里获得一本万利，所以也被安排在西市进行交易。 在韦述的《两京新记》卷三“怀德坊”下，记载了紧邻西市的怀德坊富商邹凤炽的形象： 南门之东，旧有富商邹凤炽宅。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玉资货，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往，因是势倾朝市，邸店田宅，遍满海内。……又尝谒见高祖，请市终南山，山中每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35 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其发迹却在街东，张鷟《朝野佥载》卷五记载：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乃将镢斸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广记》卷四○○） 从长安两街的情况可以推知，在城东发迹的小本经营者邹凤炽，因为得到了巨大的本金而移居街西，在商胡聚居的西市得以变本加厉地发达起来。此外，皇甫氏的《原化记》记载：“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谨。”（《广记》卷四二）这位居住街东的仙道王老，仅凭在西市货卖贯钱的绳串，便可在米价翔贵的长安生活自如，可见西市铜钱出入交易的频繁带给他的商机（参图三）。 从商胡参与的西市贸易中可以看到，西市生意的奇货可居现象非常突出，而其中类似胡人识宝、巨额本钱等等的经商能力36，是导致东街居民纷纷来西市货卖，以及街东商人移居西市附近、或者家居街东而行商西市描写的重要因素。 我们还可以从温庭筠的小说《窦乂》（《广记》卷二四三）中看到这种商业现象更典型的表现，它堪称是一个浓缩的长安坊市景观。窦乂被描写为一个“殖货有端木之远志”的商人，从十三岁两手空空进入长安，以其精明能干和勤劳忠厚的禀性而致富。小说描写其致富的历程，广泛地涉及了长安坊里的地名37： 地 名 故 事 情 节 地名所在 嘉会坊 1、扶风窦乂年十三，……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 2、乂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嘉）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 朱雀街西第四街，从南第五坊 褒义寺 1、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 2、后乂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 嘉会坊西南隅 崇贤坊 1、雇日佣人，于宗（崇）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 2、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其宅并元契，乂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 3、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堂下）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乂因访遂兴，……与斧釿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鬻于本行，乂计利百余倍。 朱雀街西第三街，从南第六坊。按，崇贤西门涧水即永安渠，《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永安渠，隋开皇三年开，亦谓之交渠。《唐会要》：元和八年，修城南交渠。引交水西北流，入京城之南，经大安坊之西街，又北流经大通、敦义、永安、延福、崇贤、延康六坊之西……” 西 市 1、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 2、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乂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乃（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3、又（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 朱雀街西第四街，横街南，尽二坊之地 延寿坊 亮与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 乂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 朱雀街西第三街，从北第五坊 李 晟 太尉宅 又李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乂买之。……候晟沐浴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乂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共语乂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乂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乂又获钱数万。 《长安志》卷八“永崇坊”下：“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宅。子注：兴元元年，赐晟永崇里甲第……”按，永崇坊在朱雀街东第三街，从南第五坊 在以上的相关情节中，窦乂从收集长安的榆荚在嘉会坊庙院种树起家，又买下西市一个臭水坑造起二十间店铺而租赁获利，因帮助饥寒的胡人米亮而得到其识宝技术的报答、在崇贤坊以贱值购得于阗玉暴富。他的致富行为，都没有离开以西市为中心的坊里，而充分利用了这里的一切地利、人和。但是这位志向高远的商人为了得到官府的支持，又跨越街区，在东街永崇坊紧邻太尉李晟宅前买宅，平整为击球场而无偿献奉给李晟，从而变相地从李晟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富。长安街西汉胡杂居和贸易繁荣的现象，以及东贵西富、沟渠绿化等等具体环境，在温庭筠笔下无不栩栩如生（参图三）。 5、庶民信仰与坊里寺观 在唐代长安的坊里空间中，寺观建筑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信仰的寄托，隋代在兴建长安城的前身大兴城时，由尼姑智仙抚养成人的隋文帝非常崇尚佛教，《两京新记》卷三颁政坊建法尼寺下记载：“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枚于朝堂下，制之（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38但同时，本土道教也被统治者利用，在大兴城的建置中与佛教寺庙分得一席之地；如城中六条象征干卦的冈坡上，大兴善寺与玄都观便分别被安置在朱雀街东西镇守着其中九五贵位的冈坡（参图四）39。到了唐代，据韦述开元年间撰《两京新记》的不完全统计，则长安城共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40，而李浩据《长安志》、《寺塔记》等资料的历时性统计，唐代长安的110个坊中，有77个坊内先后建置了195座寺观41，这充分反映了唐代思想与信仰的兼容并蓄和开放自由的特点。 长安坊里寺观在小说类作品中也有鲜明的印记。一方面，是在大宗的唐代宗教类作品中，宣传报应、灵异观念的故事捕捉了长安寺观作为其令人起信的场景。从六朝以来，佛道盛行，志怪、辅教之书在小说叙事领域促成了宗教小说类作品在唐代的兴盛，而其文学意味的增强与文体的自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颇有的评：“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异者，甚异其趣矣。”42唐代宗教小说类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对长安寺观灵应故事更文学化的曲折描写宣传着宗教的思想。 在这样的作品中，坊里寺观常常成为民众躲避灾难的庇护所，释道世的《法苑珠林》便多有这样的记载，如其中《高法眼》的故事即是例证： 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颖（颎）之玄孙。至龙朔三年（663）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参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城内逢两骑马逐后，既出城，已渐近逼之。出城门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语骑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门，勿令此人入寺，恐难捉得此人。”依语驰走守门。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复至西街金城坊南门。道西有会昌寺。复加四马，骑更语。前二乘马人云：“急守会昌寺门。”此人依语走捉寺门。法眼怕急，便语乘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于我？”乘马人云：“王遣我来取。”法眼语云：“何王遣来？”乘马人云：“阎罗王遣来。”法眼既闻阎罗王使来，审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头发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两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