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期末样卷

《中国现代文学史》样卷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样卷一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 1、《青年杂志》杂志创刊于（     ） A.1914年    B.1915年    C.1917年     D.1919年 2、喊出“我是属于我自己的，他们谁都管不着我”的是（   ） A.涓生      B.鲁迅        C.子君       D.艾姑 3、提出“以真为主，美则在其中”的文章是（    ）    A.《美文》   B.《人的文学》    C.《平民的文学》    D.《文化偏至论》 4、“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倡导者是（    ）    A.鲁迅      B.周作人    C.胡适      D.傅斯年 5、创造社成立于（   ）    A.1921年6月     B.1921年7月     C.1921年1月    D.1922年1月 6、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是（   ）    A.《女神》   B.《尝试集》   C.《扬鞭集》    D.《野草》 7、《家》中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人物是（    ）    A.觉新   B.觉民    C.觉慧     D.鸣凤 8、被夏志清赞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是（    ）    A.《阿Q正传》   B.《沉沦》   C.《金锁记》    D.《倾城之恋》 9、小说《边城》中的翠翠（     ） A.暗恋天保                              B.喜欢傩送   C.对天保和傩送都有同样的好感            D.在天保和傩送间犹豫不定 10、《无名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稿》的作者是（    ）   A.卜少夫    B.卜乃夫    C.卜太夫    D.卜亦夫 二、名词解释（每题4分，共12分） 1、文学研究会 2、新感觉派 3、九叶诗人 三、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1、 谴责小说的情感倾向和艺术特点？ 2、 哲理性的追求对白话散文新诗的意义是什么？ 3、试论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特点？ 4、试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成就？ 四、论述题（18分） 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哪些主要特点？怎样评价？ 五、分析题（20分） 阅读《沙扬娜拉》这首诗，并给予分析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中国现代文学史》样卷一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一、选择题 1.B  2.C   3.C   4.B  5.C  6.A  7.C  8.B  9.B 10.C 二、简答题 1、小说戏曲革命的主张格外看重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文学有这样的社会承担，但并不是全部；文学宣传教育功能的发挥也依赖于其可被欣赏的愉悦性得到加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处理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领域，曾出现过一种专注于社会阴暗面揭露的小说创作倾向。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更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和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谴责小说的称谓即由此而来。 2、哲理性的追求是五四白话新诗的另一种趋向，周作人的《小河》和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等是这一趋向的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小河》描画的是河流被愚人强行阻截的意象。河流被阻截的结果使得盼望河水滋养的下游禾苗干枯了，而无法通过堤堰的河流又酝酿着决堤的惨祸，作品试图以这一意象来述说他对当时社会政局的担心。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则在“小河”“无心”从岸边“流过”，而岸上的景物却把它“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河水的柔波”的现象描摹中，揭示了人世生活的种种机缘其实都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缔结的这一道理。与中国传统诗歌比，五四白话散文诗的理性成分格外引人注目。 完全的散文化，诗歌的诗味便涣散了，一味地追求哲理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在这一背景下，20年代初期小诗创作曾经繁盛一时，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白话新诗人没有尝试过写小诗的。小诗主要是受了日本俳句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诗作的影响而产生的，它不讲求外在的韵律，用散文的方式书写，篇幅短小，三言五语，看似随意、实则颇具匠心地涂抹着刹那间的心理感受和能够引起人某种情感波澜的景物。冰心、宗白华、梁宗岱、许玉诺等都对小诗创作情有独钟，不但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小诗所占比例高，而且成就也在一般作家之上。 3、郁达夫小说惯于在人情的细微处落笔，善于捕捉“多事之秋”的场景，感触细密、敏锐。《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与烟厂女工陈二妹，同住在一板之隔、共用一个房门的亭子间之上，春宵良夜、孤男寡女朝夕相处，即使他们自己木讷恐怕也会被别人杜撰出一些故事来，更何况郁达夫小说中的“我”从来都是一个“多情种”。 《迟桂花》的选材也是如此，在漫山遍野桂花飘香的山间小路上，“我”对“莲”有冲动，也有情感的真诚倾述，时而莞尔一笑，时而相拥而泣，终究“发乎情，止乎礼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一个好的诗人应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小说作者也应该如此，但前提是他要有这样的才能，郁达夫是有这样才能的作家。《薄奠》写的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关注弱事群体——洋车夫的题材，但与别的洋车夫题材作品比，“我”与洋车夫、“我”与洋车夫老婆以及“我”与不知名的旁观“我”给洋车夫送葬的人之间的无语交流，是作品写得最动人的地方。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在这样的文学观念鼓励下，郁达夫小说格外钟情于第一人称叙事，富有个性的“我”的创造成为郁达夫小说的一大亮点。在郁达夫小说中，“我”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我”的情感弥漫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不管写什么、怎样写，只要有“我”出场，几乎无一例外，“我”都是作品的真正主人公。 4、张爱玲精通心理分析理论，她的小说常常涉足于人们心理的幽黯隐蔽处。《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性禁忌给新婚者造成的身心伤害，《心经》写恋父情结及其畸变，《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对母亲昔日情人的复杂情感，《金锁记》写被压抑的性心理的扭曲和发泄……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趣味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人性的考问成分占据了作品的情节趣味轴心。 张爱玲小说语言老道、描写精细、极富视觉冲击力。《花凋》中她形容泉娟说话喋喋不休“象挑着铜匠担子，担子上挂喋塔喋塔的铁片，走到哪儿都带着她自己的单调热闹。”《鸿鸾禧》中她挖苦娄太太相貌丑陋“……戴眼镜，八字眉皱成了人字，团白脸，像小孩学大人的样捏成的汤团，搓来搓去，搓得不成模样，手掌心的灰揉进面粉里去，成为较复杂的白了。”当她写气味时，说到赛姆生太太，“脸与脖子发出微微的气味，并不是油垢，也不是香水，有点肥皂味而不单纯是肥皂味，是一只刷洗得很干净的动物气味。”当她写声音时，“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当她写视觉时，“……也不知什么时候桌上的一只茶杯给带翻了，滚到地下去，蜿蜒一线茶汁慢慢地流过来，五太太眼看着它像一条小蛇似的亮晶晶的在地板上爬着，向她脚边爬过来，她的脚也不知怎么，依旧一动也不动。”这样的描写方式和驾御语言的技巧，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可能只有钱钟书可以跟她一比。 张爱玲小说创造了20世纪中国现代城市里的诗意。她找到了一种氛围，烘托出了城市生活的趣味和情致，在她笔下弄堂、客厅、霓虹灯、麻将桌、黄包车、咖啡屋等都别有一番色彩，现代派文学所热中于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搔首弄姿中的会心微笑。这很容易使她的作品成为不入流的“小报文章”，但张爱玲的作品却十分大气，因为她作品中充溢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诚挚和勇气，她把传统世俗文学从街谈巷议中提升出来，让它们从《金瓶梅》、《红楼梦》的世界里跨进到了现代社会。 “女性写给女性的话语必然限于私人范围，不会对男权统治秩序造成麻烦；只有当女性写给男性读者，矛盾才由此而生”我们可以把这个意思转换成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女人写女人的事，还只是女人自己的事；当女人写男人和女人的事时，才是社会和人类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小说已经从女人的世界迈入了人类的世界，她的出现是中国女性文学意识成熟的体现。 三、论述题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最早涉猎社会边缘人物题材的小说。主人公阿Q是江南小镇“未庄”的一个游民，他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职业，甚至连姓氏、名字、家世都有些茫然。反映民众疾苦，直面社会现实，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共同创作主张，但怎样用具体的文学形式把这样的创作主张实现出来，却是作家们不能不思考的。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小说”是指写得有趣味的一类故事性文字，现代作家要让小说承担起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责任，本无可厚非，但此时的小说是不是还要有它自己的文体和文类特色呢？答案不言自明。小说中的人物多少是与现实有些差别的，俄国文学理论家M•巴赫金认为，“在脱神圣性、脱经典化的意图之下，由于讽刺性的模仿形态而诞生小说叙事。” 阿Q 类的人物能够进入到小说创作现实中来，与“脱神圣性、脱经典化的意图”有关，与“讽刺性的模仿”创作意向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让阿Q形象进入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本写作中来是具有开创性的举动。 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对其进行多侧面地揭示和刻画，从中暴露出一些民族性格甚至人性的弱点，是《阿Q正传》最为人所称道的。阿Q的身世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在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不如意，会比别人更多一些遭遇社会的不公对待和轻视。阿Q有自己的尊严和起码的做人要求，对自己实际社会生活地位不满意，又无力和没有正当的办法加以改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挤压下，阿Q走上了一条淡化现实矛盾，退缩到自己内心层面来寻求精神解脱的性格畸形发展道路上来。阿Q讳疾忌医，不能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阿Q头上长了癞疮疤，这不是情愿的事，也是无可讳言的事，阿Q不是想办法去掉癞疮疤，而是千方百计去遮掩、去粉饰，甚至不准别人说灯，不准说一切与“头”有关的话题，这就有些舍本逐末、欲盖弥彰了。阿Q也热中于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上与别人争短长。阿Q争强好胜本无可厚非，但他与王胡比谁的身上的虱子大，以为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这就让他的自尊与自贱没有什么区别了。阿Q惯以遗忘来麻醉自己。赛神会上生平第一次赌赢的钱被人抢去，睡一宿觉便把懊恼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甚者自己用粗鲁的方式向吴妈求爱，惹得吴妈大吵大闹，却忘记了自己是始作俑者，还去看热闹，挨了假洋鬼子一顿“哭丧棒”了事。阿Q常常把自己遭遇的欺辱，通过向第三者施暴来进行转移，用欺压别人缓释自己遭遇欺压的郁闷。自己与王胡斗殴，被在墙上碰了头，以告饶败下阵来，旋即去欺负小尼姑，在别人的轰笑中仿佛赢回了颜面，心满意足了。阿Q的 “精神胜利法”，在社会弱小者的竞争生存中时有相似和相近的情形出现，其中还含有一些普通人性的成分。阿Q的弱点是他把人本来应该具有的对外界的抗争和对内心的调适两种生存手段，蜕化为一味求得心理满足而放弃了对外界的抗争。阿Q浪费了自己的聪明，阉割了自己所秉承的文化的积极性基因，鲁迅通过这一形象塑造提醒人们要注意文明可能有的一种发展趋向，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四、阅读分析题 不设具体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中国现代文学史》样卷二 一、名词解释（共4题，每题4分，共16分） 1、谴责小说 2、文明戏 3、东北作家群 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1、 如何评价蒋光慈的创作？ 2、 怎样理解茅盾小说情境的外延性和连属性特点？ 3、《家》中出现的觉慧读《复活》的情节有什么隐含意义？ 4、以《啼笑因缘》为例，分析张恨水怎样融会了新旧小说技巧，其意义何在？ 三、论述题（每题10人，共30分） 1、试论《骆驼祥子》的写作特色。 2、怎样理解曹禺悲剧的创作成就？ 3、沈从文散文化小说有哪些文体上的特色？ 四、分析题（14分） 阅读《断章》这首诗，并简要给予分析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习题 > 样卷二答案 《中国现代文学史》样卷B二答案 一、简答题 1、蒋光慈的作品关注受压迫者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作品题材往往与社会革命斗争直接相关。比如，《短裤党》写的是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写的是农民的武装斗争。“革命”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它把民众郁积在心底的愤懑直接而有效地释放出来，因而能够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蒋光慈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是当时的一位地道的先锋派“时髦”作家。能够有勇气、正面述说“革命”的作品，在任何社会里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舍身忘我的“浪漫”激情是其特有的表现形态，对于这一点蒋光慈认识得很清楚。什么是“浪漫派？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毫无疑问，“精神”上 “浪漫主义”可以融入更多的社会内涵，道德伦理意识的“越轨”行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蒋光慈的作品在书写社会“革命”时往往都不会遗忘个人的恋爱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牺牲一切去爱”自己的恋人，那么“其余什么革命，什么家庭，都是空口说白话！”这样一来花前月下、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实含有剑拔弩张的革命激情。蒋光慈被人认为是“革命加恋爱”写作模式的代表性作家，历来人们对此也颇有非议。但人们对“革命加恋爱”写作模式的批评，主要不是因为二者可不可以放到一个层面上书写的问题，而是因为人们在书写它们时步入了某种模式化、概念化的写作路径。在《田野的风》中，当李杰给城里的同志写信时由于“一时想不出如何表示自己的意思才好”，“忽然间，‘兰姑’这两个字涌现到他的脑际了。不自主地，他渐渐地穿过那一幅画，想到他那过去的情史……”这个时候，“兰姑”所代表的那个异性符号，与其说是作品中人物在“想”，莫不如说是作者写作时的一种渴望，它是叙事者几乎黔驴技穷时的一个“救场”的法宝，由此使几近无话可说的“社会革命”叙事在并不被中断的情况下，转移到了作者所擅长的“精神革命”——恋爱的描写上来。这是典型的“革命加恋爱”写作模式的表现方式。 2、在茅盾之前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一般来讲都往往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的经历展开情节叙述，作品主人公参与的主要故事事件的结束，也就是小说文本的结束。茅盾小说在题材处理方式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他的小说也往往围绕着主人公的某种行动连接成完整的故事，但他的小说情境外延性丰富，关注问题有连属性的特点。《林家铺子》要写的主人公是林家铺子的老板，然而它的笔触不仅在林老板身上，或者说他写林老板的目的不只是希望用林老板的命运打动读者，还希望读者在林老板走向末路的社会因素上更加留意。因此作品不能不顾及上海逃难的民众生活与林老板生意的关系，不能不把林老板的破产与乡村的不景气联系在一起，不能不把林家遭遇的厄运与外来势力的倾轧、官僚的压迫结合在一起。茅盾一向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因为要“大规模”描写社会问题，有意无意地就会增加对作品情境的外延性思考，如果说《林家铺子》由于注重社会分析和关注的问题之故，从一部作品内部体现了作品情境外延性的特点；那么“农村三部曲”和《蚀》等则把这一特点进一步向外引伸，在不同作品的连属关系上建构起了更加宏大的叙事空间。《春蚕》是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然而它的视野——老通宝的过去、现在、将来，与老通宝相关的社会、人世等等都不能让它把话说尽，“遗憾”在《秋收》和《残冬》中得到了弥补。其实茅盾的构思和写作风格还不只是作品的题材和篇幅问题，《幻灭》、《动摇》、《追求》的题材相近，且都已经独立成篇，但放到一起来读显得更有气势、更有规模。茅盾曾说过，《林家铺子》的题材本来是要用来写《子夜》的，只是不得已才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的创作也几乎是与《子夜》的创作同时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可以把《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与《子夜》放到一起来读，30年代茅盾的所有创作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相互间有十分密切的连属性关系。 3、真诚地面对人生，严肃地解剖自己，是《家》中透露出的作者一贯创作风格。觉慧是巴金所钟爱的人物，在觉慧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作者的身影，正因如此，作品以怎样的态度去认识和描写觉慧，就成为窥测作者创作倾向的一种有力证据。“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底小说《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一句话。”《家》中也出现了有关觉慧看《复活》的情节——“饭后我回到房里把二哥新买来的英文本《复活》翻开读了几十页。我忽然害怕起来。我不能够再读下去了。我怕这本书将来会变成我的写照，虽然我和主人公赖克留道甫的环境差得那么远。我近来很多幻想，我常常想，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将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在《家》中，鸣凤与觉慧的关系以及鸣凤的死，是一个有深蕴值得追究的话题。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不允许觉慧这样的进步青年抛弃鸣凤，可事实上在《家》的环境中他又不能不抛弃鸣凤，这就造成了巴金在写作这一情节时的巨大心理压力，巴金让觉慧读《复活》的情节出现在作品中，还在作品外发表自己读《复活》的感受，是作者对自己所写的这一情节的认识，是作者对觉慧行为的一种评价，也是在时代氛围的制约下作者解剖“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悲剧的具体体现。 4、张恨水小说中流露出的情感意识与传统文化有分拆不开的联系，但又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啼笑因缘》所写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中都似曾相识，樊家树的助贫济困品质，关寿峰父女的仗义豪侠精神，具有普世意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军阀刘国柱的仗势欺人，何小姐的某种独立自主意识，又都抹上了挥之不去的时代底色。 张恨水小说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小说相近，但也融入了许多新兴文学艺术的技法。对故事情节离奇、巧合、悬念等的追求，像《水浒传》那样，叙事焦点从一个人物挪移到另一个人物身上，按照人物的行动路线展开叙述，是传统小说技巧的体现。但“运用心理刻划来深化与丰富人物性格”却与新文学写作方式有密切关系。当樊家树向凤喜描述舞场情形时，凤喜也想去，这时家树道：“去是可以去的，可是我总怕碰到熟人。”此时“凤喜一听说，向一张藤椅子上一坐，两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胸前，低了头，撅着嘴。”凤喜和樊家树的关系处于半地下状态，听了樊家树的话，凤喜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这种把故事轴心从外在的动作引向人物心理刻画的方式是“从《小说月报》短篇翻译小说及林纾翻译小说中”学来的。 张恨水小说的语言保有传统白话小说的遗风。樊家树在“水心亭”边“站着看了好一会子，觉得有些乏，回头一看，有一家茶馆，倒还干净，就踏了进去，找个座位坐下。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大书一行字：‘每位水钱一枚。’”短句——“回头一看，有一家茶馆，倒还干净，就踏了进去”，文言白话方式——“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大书一行字：‘每位水钱一枚。’”读起来干净利落，拿到“场子”里去说恐怕也毫不逊色。 应该承认，张恨水小说并不新潮，但也并非守旧。他自己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有。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严格说，也许这成了姜子牙骑的‘四不象’。”张恨水小说融会了新知和旧识，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论述题 1、老舍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市井题材、贫民化的情感是《骆驼祥子》一大创作特色。在五四新潮文学中，以洋车夫为题材的作品相对较为集中，鲁迅的《一件小事》，胡适和沈尹默的诗歌《人力车夫》，陈锦的话剧《人力车夫》，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薄奠》等，都写的是洋车夫题材。但《骆驼祥子》与此前其他人创作的洋车夫题材作品比有一个很大不同，其他作品中出现的洋车夫都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却遭受了人们的不公平对待，《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原来也是一个地道好人，但最后却变成了一个“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别的的车夫坏的”那样一个车夫。他靠出卖人命苟活，在地下捡烟头，给别人出殡打灵幡，形同槁灰，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个人主义末路鬼”。老舍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是贫苦出身，他坚信自己了解真正的车夫，也最能理解车夫的苦衷，是谁让“自信的、好强的、漂亮的”祥子堕落了？这是老舍提出的问题，也是老舍替车夫说出的痛楚心声。 深入挖掘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用日常生活口语叙事在《骆驼祥子》的写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作者写祥子“仿佛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 其中“一股拢总”是北京口语方言才有的词汇，老舍把它用在了小说的叙述语中。其他典型的例证还有， “他必须把她从那间小屋救拔出来”，“ 给她买件棉袍，齐理齐理鞋脚”，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 “救拔”、“齐理齐理鞋脚”、 “没有这么八宗事”等等，都是典型的口语形态，有些可能还是老舍第一次“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 《骆驼祥子》突出了小说的“讲说”倾向。作为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骆驼祥子没有说几句话，这是因为老舍在小说中一般不用“说”和“道”等直接引语的导引语，他往往把作品人物要说的话转换成了叙述者的话，在作品人物和拟想叙事者之间发生意识呼应和情感共鸣。祥子自己的钱“为曹宅的事而被人抢去……去偷些东西……再由曹宅给赔上，不是正合适么？……他的眼亮起来，登时忘记了冷；走哇！那么不容易得到的钱，丢了，再这么容易得回来，走！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上述引文中只有一部分和一定的成分可看作是祥子的“自言自语”，老舍能够把这部分内容轻而易举地夹在叙述者的话语中来表述出来，叙述者通过“说”一方面与读者发生交流，一方面也与作品人物发生交流，潜在对话关系的强调凸显了《骆驼祥子》的“讲说”倾向。 2、《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曹禺著名的作品还有《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这些剧作的发表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地位。 曹禺的戏剧创作充溢着纯正、浓郁的悲剧氛围，彰显了悲剧表现人生情感的深度和力度。曹禺的悲剧作品一般都能寻找到和发现一些人生的困境，比如《雷雨》中侍萍和四凤母女两代人相似的遭遇，陈白露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清醒体察与无力从中脱身，仇虎的复仇欲望和良心自谴，曾文清的良善与懦怯等，都不像理性认识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排解。当情感和生活欲望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时，类似的困境人们都会常常遇到，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这些难题扭结的。曹禺的悲剧作品在看似流行的题材中挺进到了不易被人觉察的人类意识底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氛围里显得弥足珍贵。 曹禺的悲剧作品充分体现了戏剧性思维的艺术特点。《雷雨》在开幕之时，一幕惨不忍睹的悲剧其实已经发生了，作品不过是在提供一种使这一幕悲剧让人知晓和理解的具体途径，巧合以及某种意外的机缘，成为结构作品的不可缺少成分。《日出》中的大公馆、《原野》中的荒村和黑松林、《北京人》中的棺材和猿人头骨等，都不是生活中的常见场景或自然景象，它们都是作者为戏剧量身订作的特定戏剧性情境。不仅如此，《雷雨》、《原野》、《北京人》出场人物都很有限，《日出》的出场人物也不多，但这些人物“角色”身份清晰，相互间形成了紧密的依存对应关系，戏剧性冲突强烈。 融会中西的戏剧技巧提升了曹禺剧作的艺术品质。《雷雨》情节的“突转”和“发现”，仇虎的强烈复仇欲望等，是人们在西方经典悲剧中常常能体验到的。而周朴园出场时“向内露着半个身子说话”，胡四在向翠喜介绍王福生时称他为“王八爷”，福生忙解释“王倒姓王，可还没有八”，这些戏剧性演出效果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程式的借鉴。 3、沈从文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色，人们往往用散文化小说来形容它。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刻画，但并不把人物刻画作为小说的唯一描写对象，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等也是沈从文所格外关注的。虽然说一般小说也都描写场景和背景，但在沈从文小说中场景和背景不仅是为人物活动提供的舞台，还是作品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柏子》、《萧萧》、《丈夫》等，如果去掉了作品中的特别社会风土人情描写，小说是否还能成篇就值得怀疑了。 与散文的写作方式比，小说在刻画人物时善于利用人物的直接引语，即让人物自己来“说”，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沈从文小说一般慎让作品人物直接发言，更多是用作者的叙述语言来 “越俎代庖”。比如在《萧萧》中，花狗回答萧萧的询问时“告她女学生唱歌的事……说他曾经到官路上见过四个女学生”。本来是花狗在告诉萧萧一些事，可花狗却没有自己说，而是由作者把他“说”的话转述出来。散文与小说比，作者叙述语言多，人物直接引语少，多用叙述语言写作有利于作者情感抒发，多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散文化”联想。 沈从文散文化小说善于调控写作对象与写作视点的距离，往往让描写对象不太靠近“镜头”，又不远离“镜头”，这一笔法颇类似于“风景照”的摄影方式。《边城》起笔便写道：“由四川过湖南去……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作品要告诉人们的是那个老人和他的孙女，但作者并没有马上把笔触落在他要描写的人物身上，而是从遥远的“四川”和“湖南”的省界写起，沿着“官路”让读者一点一点地接近了描写对象。作者提供的拟想观察视角有一个由远及近的不断聚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与描写对象之间的距离感被调动起来。一般说来，沈从文小说描写的场景和人物，都不会让它们像读者在实际生活感受中的那样“近”，但也不会让它们过于“远”，在“远”、“近”之间的调控中，“背景”和“人物”的关系得到了显露。就像风景照那样，人物与背景在画面上要适中，如果人物离镜头太近，就可能看不到风景；如果人物离镜头太远，又可能看不清人物的真切面目。沈从文小说的风俗画底蕴、抒情诗般的情趣都与他的“风景照”式写作方式相关。不但是沈从文，任何一个作家，只要采取了推远背景，让主人公的面孔与镜头保持一定距离，都有可能展现出山水田园诗般的作品风格，废名、孙犁的写作就是明证。 三、阅读分析题 不给具体答案，以自圆其说，分析有理有据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