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北欧模式:代表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它们最早进行了工业化，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世界上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向海外移民也得到了化解。因此人口转变完全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过程，即经济增长促成了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改变，家庭结构及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切均导致死亡率和出生率自然、平稳、缓慢的下降，整个转变过程历时1个多世纪，期间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基本上一直保持和谐。“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可以说是这一转变模式的一个恰当的总结。
2.日本模式:与西北欧国家相比，日本产业革命进行得较晚，人口转变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生育高峰，再加上600多万人从海外遣散回国，致使人口急剧膨胀，而战后这几年正是日本百业凋敝之际，新增的大量人口给全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于1948年在世界上率先颁布了“优生法”，随即开始大规模推进计划生育，由此促成出生率急速下降。在世界人口史上，人为控制生育取得如此迅速而明显的成效，过去还没有先例。与西北欧模式相比，日本的显著区别是采取了人为干预生育的措施，故人口转变速度快，在几十年内走完了西北欧国家一两百年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剧烈的人口转变并未出现人们生育意愿上的明显抵触，原因主要是日本战前工业化已有相当基础，50～60年代又以世界罕见的高速度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从而为人口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当然，日本由于快速推进人口转变，近年来老龄化的压力日趋沉重，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这也说明人口数量控制和自然结构优化，是人口转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3.中国模式: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一直属于或近似于原始型或传统型。解放后死亡率剧降，人口开始高速增长，此时如能借鉴日本模式，国家的现代化将获益良多，但中国却失去了这一次不可再得的历史机遇。到70年代初，一方面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另一方面经济持续低迷，二者之间的不相适应越来越表面化、严重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实行大规模、高强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变势头之强劲快速堪称举世无双，不久前还是典型的“高低高”，而现在“低低低”已清晰在望。
与前两个模式相比，中国的特点是发展水平较低，人为控制因素的作用更强。当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大规模推进计划生育时，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政策导向之间，以而及人们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确有某种程度的不和谐，事实表明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坎”，如果无所作为地静候人口转变自发地进行，中国人口总量将不知膨胀到何等程度。80～90年代中国生产力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述不和谐已明显地趋于减弱。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在16亿左右实现相对静止。
4.印度模式 印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口转变，但速度很慢，到90年代中期出生率 下降幅度仍然不大。印中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质的区别，人口转变进程出现悬殊差异，主要是印度生育控制因素较弱，政府和有识之土虽然早就认识到促进人口转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不少计划，但多属纸上谈兵，或遇难而退，实效都不大，这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里是有代表性的。
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成因探讨
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几乎每一阶段都表现出与发达国家模式的差异性，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并非是鲜见的。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模式的影子，尤其对于采取人口政策促使人口转变而经济发展水平又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似性就更为明显。下面就各阶段转变成因分析如下：
死亡率维持极低水平而出生率却居高不下的成因。在整个第三阶段，死亡率始终维持自1961年就已降到的极低水平。这缘于建国后消除了战争对死亡的影响，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或根除了饥荒、疾病、溺婴、社会剥削等因素，基本上控制了造成人口大批死亡的霍乱、天花、疟疾等瘟疫，还着手完善和提高医疗卫生设施和保健服务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与传统的生育观占统治地位，多生育的做法未受政府的干涉甚至受到鼓励有关。
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的成因。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自然是缘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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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使人口出生率下降，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出现过，与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背景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地降低不同。
人口波动增长的成因。1980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呈现出两次波动状态，缘于中国人口转变采取制度性因素的作用而不是根源于经济起飞的基础，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对人口政策的冲击。
事实证明，无经济起飞的基础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促使人口转变，但不能引导人口转变走向完成阶段。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促使人口开始转变之后迅速提高经济实力，人口转变才能得以保障并走向彻底。因为人口政策只能抑制生育行为却不能改变生育基础，而抑制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走向疲势。两次出生率的回升适逢中国的两次经济改革，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原有生育基础就有可能构成对人口政策的压力，它会造成出生率的回升和人口的波动增长。
四个阶段
人口转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芬兰，这个国家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
阶段
时间
特征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第一阶段
1785年-1790年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慢的增长或无增长
38‰
32‰
0.6‰
第二阶段
1825年-1830年
高出生率，下降的死亡率=高增长
38‰
24‰
1.4‰
第三阶段
1910年-1915年
下降的出生率，相对低的死亡率=低增长
29‰
17‰
1.2‰
第四阶段
1996年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极低的人口增长
12‰
10‰
（人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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