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与哲学b08-第八章 伦理学

第八章 伦理学 ——塞琳娜思考一架快乐的机器 萨拉将她的咖啡和肉桂饼放在桌上，随手把书包扔到地上。本合上正在看的书，往后仰身，微笑着向她打招呼。塞琳娜挪开自己的有机化学 课本 北师大数学课本北师大版数学课本比和比例八年级上册课本大一高数课本同济版人教版数学必修五课本 给萨拉腾出空间：“注意休息，萨拉。你看起来很需要一杯咖啡。” “是呀，刚刚考完托马斯博士上的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课。”萨拉摇着头。“我喜欢斯宾诺莎，但莱布尼茨太难了。他的单子论快把我的头搞炸了。塞琳娜，你们的化学课选满了吗？我想现代哲学史会害死我的。” 塞琳娜笑着道：“恕我直言，萨拉，你们搞哲学的人都怪怪的。你正在上现代哲学的课，而你们讨论的现代哲学家竟然来自于17世纪！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啊，你不是说过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吗？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生活在美国大革命的前一个世纪！这很难让我有现代的感觉。” 萨拉微笑着道：“很好，塞琳娜。当你的专业是所有学科之母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哲学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了。我们有着宏大的世界观：对哲学家而言，几世纪前就像是昨天。” “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塞琳娜回答道，“我提醒你，你似乎对时间观念很模糊。精确性不是一种哲学美德吗，是不是？” “嗯，我是最后到的。今天我们计划讨论伦理学，对吗？非常好的主意。我敢说，你们俩都会用到一些伦理原则。” 哲学家彼得·范·因瓦根和本一样认为，否认道德责任就意味着否认所有的道德判断：“我听说有些哲学家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我不能严肃地对待他们。我知道有位哲学家写了篇论文，否认道德责任的实在性。然而，就是这同一位哲学家，当他的一些书籍被偷窃时，他却说：‘这么做是可耻的行为。’但是人们不能前后连贯地说：某一行为是可耻的和这一行为的主体在其实施行为时是没有道德责任的。” ——彼得·范·因瓦根：《论自由意志》 伦理学和道德责任 本早有准备：“事实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讨论伦理学的话，那肯定是一场独角戏。塞琳娜根本不相信客观的伦理学，所以她对此没有什么话要说。而你，萨拉，你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没有道德责任，肯定也就没有伦理学。所以看起来只有我能够合法地讨论伦理学：你们俩只能喝着咖啡，品尝着烤饼，从我的智慧中受益了。” 萨拉表示反对：“我们一直很乐意从你的智慧中受益，本。但你为什么假定因为我否认道德责任，就不能合法地讨论伦理学呢？” “这不是很明显吗，是吧？如果你不认为人们负有道德上的责任，那么所有的道德判断和评价就都失去目的了。” 萨拉摇着头，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开始翻找。“很多哲学家都和你一样，本。举个例子，你在捍卫反因果自由意志战斗中的英雄，C．A．坎贝尔就断言，否认该当的奖赏和责难就会摧毁‘道德生活的实在性’。但这一结论并不仅限于坎贝尔。你记得苏珊·沃尔夫，她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理性地服从真和善。她和坎贝尔一样认为，如果我们否认道德责任，我们就必须 ……停止以应该和不应该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必须停止以可能存在某种较好的生活和前景的方式来思考。 天主教哲学家F．C．科普尔斯顿坚持认为，如果没有道德责任，‘在暴君尼禄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之间就不存在客观的道德差别’。J．墨菲——和科普尔斯顿的基本立场不同——也同意这一点。他警告说，否认道德责任会摧毁‘人类的道德意蕴，这种意蕴奠基于道德责任——事实上，会导致个体自我道德意蕴的丧失’。”萨拉结束了她最爱的引用工作，把笔记本放到一边。“他们都同意你的看法，本。和你一样，对他们而言，否认道德责任显然就意味着否认所有的道德、伦理和道德评价、道德判断。但你要原谅我，我相当的驽钝，对别人显而易见的事在我看来却常常是模糊的。没错，我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即我否认一个人该当责难或奖赏，我否认公正赏罚这种事情的存在。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让我不能作出道德判断。事实上，在我看来，我对道德责任的否认就根基于一条道德判断：我认为责难和惩罚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为人们的行为和性格最终都源自人们在基因的‘自然抽签’中运气的好坏、早期条件和环境的偶然性。也许我是错的，的确有很多人认为我错了。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一贯地将这种道德判断作为否认道德责任的基础。” “好吧，也许不是不连贯的。”本勉强同意这一说法。“但即使你能作出道德判断，我仍然不明白这些判断有什么用。如果不存在惩罚和奖赏的问题，如果不将公正的赏罚或结果和你的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判断一个行为道德上坏或一种性格道德上好又有什么用？你的道德判断不能作为做任何事情的基础，那它们有什么用？没用，没有了道德责任，道德判断‘就像是一个疯子在讲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但毫无意义’。” 塞琳娜笑了，举起咖啡杯向本祝贺：“本，讲得好。萨拉，我想他刚才得分了。” “当然了，他刚才的表现是满分，”萨拉笑着说，“但是没有触及实质内容。” 塞琳娜笑了，拍着本的手说：“小心点，本。我早就警告过你。我的室友可能是很娇小，但是反应敏捷。她的反击很有力。但是萨拉，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本的看法。如果没有道德责任，伦理学有什么用？” “大有用处啊，伙计们。看，你们真的认为伦理学就包含责难和表扬、奖赏和惩罚吗？以我们的好朋友本为例吧。他有着一个极其错误的道德观，相信公正的赏罚、责难和惩罚。这种信念是误入歧途的，方向错误的，不道德的，以及根本不合理的。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伤害和可怕的痛苦。” 萨拉停顿了一下，塞琳娜举杯致意：“继续，姑娘！” “但是，”萨拉继续道，“本不应该为他这种十分错误和有害的观点受责难：鉴于他有缺憾的历史，他犯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再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观点在道德上是低劣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试图改变他的观点，纠正并重塑他。当然，不是通过惩罚他，惩罚是不公正的。没有惩罚，人们也能够改变。方法之一就是规劝他，帮助他了解到自己极大的错误和缺陷，告诉他如何重塑自己的观点。还需一提的是他的观点是道德上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研究导致他道德偏失的原因，并预防其他人再犯类似的错误。例如，我们可以改变塑造他的环境。如果城市贫民窟中的年轻人成了街头混混，行为极端残忍，那么责难他们是没有用的——在我看来，那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指出他们的暴力行为本身有道德错误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重塑他们，并预防他们的弟弟妹妹们重蹈其覆辙。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暴力行为，并改变这种因果环境。尽管否认了他们对其道德上的坏行为负有道德责任，但我们却能够做上述的转变工作。事实上，如果我们拒绝了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这类无用的观念，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完成有效转变的工作。” 本举手投降：“好吧，好吧，你可以讨论伦理学，但我仍然认为你否认道德责任是完全错误的。看到环境方面的原因固然很好，但如果你真的想理解自由的人类行动，你就必须往内在方面看，看到个体的意志。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对我们能够达成一致表示怀疑。但至少在今天，道德责任的问题就够我们忙活了。让我们考察一些其他的伦理讨论吧。” “听起来不错，本。”萨拉笑着说，“再没有什么比热咖啡、甜烤饼、好朋友、激烈的伦理学讨论更好的了。” “太对了，萨拉。但恐怕塞琳娜不能参加我们的讨论了。她认为，我们对伦理学不可能有任何的知识。” “得了吧，本。你真的认为塞琳娜会安静地坐在一旁？我相当怀疑。” “嗯，”本回答道，“这也许是她了解自己所处地位的好时机。女人应该学会只在被询问时才说话。男人在场时，女人通常该保持安静。” “你怎么回事，本？”塞琳娜的眼中充满怒火。“你这种愚蠢的性别主义怪论是从哪儿来的？我从未听你说过如此邪恶的事情。你最好别再让我听到类似的话！” “镇静点，塞琳娜。”本笑道，“无论是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甚至是种族灭绝，你有什么权利称其为邪恶的？你不相信有任何客观的对或错，还记得吗？” “非常聪明，本。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道德真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伦理观点和道德信念。我当然有我的伦理观点，而且有着很强的道德感。” “是的，塞琳娜。”本微笑着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个有着伟大精神的人。但如果你不承认存在客观的对或错，你就不能称性别主义是邪恶的。你可以将其看做是恶心的——也许就像把芝士酱涂到了寿司上。但你不能确切地称其为错的。你可以不喜欢性别主义，但你不能称其为错的。” “我不能才怪呢。你要明白，你这是为性别主义者多提供了个借口。” 情感主义 萨拉笑道：“哎，塞琳娜，即便你否认伦理的客观性，你也能说性别主义是错的。你可以采取一种叫做情感主义的视野。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中前期流行于一群具有科学倾向的哲学家当中，他们是一批追随休谟传统的经验主义者。情感主义者声称，任何有意义的表达都必须是可验证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表达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有某种清晰而具体的方式以证明这一表达的对错。这并不要求我们必须现在就能进行检验。举个例子，除了太阳之外，其他星体是否也有卫星，就像地球和木星有卫星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如何去验证这一判断。我们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证其为真或证其为伪。建一个太空望远镜，观测一下。或者发射一艘宇宙飞船，经过漫长的旅行，降落在它们的某一颗卫星上。 出现在命题中的道德标记并不会增加命题的实质内容。如果我对某人说，‘你偷钱是错的’，这并没有比我简单地说‘你偷钱’表达出更多的东西。这一行为是错的这一增强部分并不是我关于此事的进一步陈述。我只是在表明我对此事的道德不赞同……如果我现在将我之前的表述概括成‘偷钱是错的’，我就制造出了一个没有事实含义的命题——表达一个没有真假值的命题……其他人可能不会同意我关于偷窃错误的观点，在这一意义上，他和我对偷窃的感受不同。他可能会同我争论我对道德情感的解释。但他不可能驳倒我。因为在说某一类行为是对或错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做一个事实陈述，甚至也不是在做一个关于我自己想法的陈述。 ——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 但是诸如‘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或‘植物中占支配地位的单子处于一种静止状态’，或‘勇敢者分享了勇敢的本质’之类的形而上学表达如何验证？怎么才算证明了这种陈述的真或假？如果没有东西能够证伪或证实这种陈述，那么这种陈述就是无意义的。但当人们追问伦理陈述时，如何证明或证伪‘偷窃是错的’或‘仁慈是种美德’？似乎没有清晰的方式来验证这种伦理断定。它们似乎可以很合理地被当做是无意义的陈述。所以经验主义者主张，所有有意义、真实的陈述都必须是可证实或可证伪的：伦理学陈述确实是陈述，但它们是不可验证的。情感主义者提出这样的回答：伦理陈述不是真正的事实陈述，相反，它们是情感的表达。当我说‘偷窃是错的’时，我只是在表达自己对偷窃的憎恶和反对。我可能会对偷窃反应强烈，为了让其他人分享我的感受，我可以使用这种情感表达。‘偷窃是错的’就像说‘加油，密歇根队！’一样都是在表达情感。它们可能会唤醒其他人的情感，但它们并不是在陈述事实。所以，塞琳娜可以很合理地说‘性别主义是错的’，因为这只是在表达她对性别主义的憎恶。” “我喜欢这个，萨拉。”塞琳娜微笑着说，“它被称作什么来着？” “情感主义。” “情感主义。好的，我是个情感主义者。而你，本，是个有着性别歧视的笨猪，你的观点邪恶而卑劣。嘿，开个玩笑。我能买件情感主义者的T恤吗？” “或者是一个情感主义者的大标签：警告，当心情感主义者。”本摇着头。“没有想冒犯你那些哲学偶像的意思，萨拉，但我认为情感主义不起作用。当我高呼‘加油，密歇根，打倒俄亥俄’的同时，对面那些穿红衣服的人们也在喊‘加油，俄亥俄’。嗯，很好，我是密歇根队的球迷，他们是俄亥俄队的球迷，我们相安无事。但当我说种族主义是坏的，其含义要比这多得多。我是在表达自己对种族主义的厌恶，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含义。我还认为种族主义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果你支持种族主义，你就是不道德的。另外，当我说‘种族主义是错的’时，我想使人们相信种族主义是错的。如果它仅仅是情感表达，又怎能承担起这一功能呢？我在周六声嘶力竭地尽情支持狐狼队，但这绝不会让一个俄亥俄人成为密歇根队的球迷。我也没有打算这么做。” “你就这么确定，”塞琳娜轻声说道，“情感表达没有说服力，我亲爱的本，乖乖熊，甜心？” “当然了，塞琳娜，我很肯定。再者，当你说性别主义是错的时，你肯定是在表达情感，但并不仅限于此。这和‘加油，密歇根’或‘俄亥俄，回家吧’是不一样的。你对性别主义有情感上的反应，是因为你认为它是错的。如果我真的是个性别主义者，你肯定不会仅仅表达一种厌恶的情感。你会试图使我相信性别主义是错的，而我应该讨厌它。根据情感主义的观点，一旦你表达了你的厌恶，就够了，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说了。” “嗯，我不确定真的就没有更多东西要说了，”萨拉回答道，“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了解塞琳娜的话，她不会满足于仅仅表达她的厌恶，她会想要去证明性别主义是错的。而根据情感主义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艾耶尔就曾明确声称，论证道德问题是不可能的。” 塞琳娜皱起眉头：“好吧，也许我最终不是一个纯正的情感主义者：我喜欢论证，而道德是我最喜欢的论证主题之一。但艾耶尔怎么能声称我们不可以论证道德问题呢？我已经同人们争论过性别主义、积极行动和堕胎、动物权利、死刑、安乐死——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道德问题啊。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地在论证道德问题吗？艾耶尔的话还有其他含义吗，萨拉？” “艾耶尔说，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论证，它们其实并不真的是关于伦理学或价值的论证。相反，它们是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论证。举个例子，回想一下你对死刑的争论。你肯定作出过论证，但是你的论证是针对价值的吗？当然了，你争论过死刑是否能威慑犯罪，但这是个社会学问题。也许你争论过谋杀犯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者他们是否是恶劣环境的产物，或者这些犯有恶行的罪犯是否能被改造，但这些是心理学问题。或者死刑的执行是否要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实施，而不是歧视穷人和少数民族，但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或者你争论过终生监禁是否能保护社会，但这是个犯罪学问题。假设你真的一路走向了真实的价值冲突——触及了一个基本的伦理学问题：你说死刑是错的，因为它把人当做物体来对待，是一种残忍的行为。而你的反对者坚称：死刑是正义的——当某人罪大恶极时，处以极刑是公平而正当的。意见分歧到这种程度，你们可以相互辱骂——直觉的自由主义者，冷酷的杀手，无论什么——但真正的争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艾耶尔的意思。” “但即便如此，不还是能继续争论吗？”本神情疑惑地说道，“事实上，塞琳娜和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争论。当然了，我们并没有争吵。”塞琳娜笑了，萨拉摇着头，本继续道：“我们的争论并没有因分歧而止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相互诋毁——那是后来的事情。我认为，除非这个人真的患有精神疾病，正义就要求处罚罪大恶极者以极刑。而塞琳娜则认为，这种刑罚完全是不公平的，一旦你审慎考虑到那些塑造杀人犯的外在因素，真正的正义就不会要求血祭——她有时会讲到宗教传统中一些严酷的例子，但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不打算重复了。” 萨拉点头道：“没错，争论到此就结束了，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你达到了这种程度——伦理冲突的基础——争论就不再可能了。这或许就是艾耶尔所主张的。” 塞琳娜仍感到疑惑。“但是萨拉，我不太肯定争论真的会结束。我们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我会带本去看电影《死囚上路》，或者告诉本某些死囚的生活细节，他们都有着悲惨的童年，然后让他换位思考：是的，他是杀人犯，但也是受害者。” “我会带塞琳娜去见一个受害家庭——有母亲、父亲、丈夫、孩子，其中无辜的妇人被现在正在等待死刑的恶棍残忍地奸杀了——这家人现在渴望死刑带来的了结。” “是的，确实如此，”萨拉表示同意，“即使这些能够改变某些人的看法，但它仍然不是争论。当你达到这一步时，争论就结束了，而另一种劝说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艾耶尔对伦理语言的看法：伦理语言是在使用情感力量来劝说他人改变自己的看法。这种劝说可能会有效，使用这种情感语言进行劝说也没什么不对。同样，艺术、音乐、戏剧或小说也可以非常有说服力和正当性，尽管它们不是在用推理和论证进行劝说。戈雅的绘画能够有说服力地展现出战争的恐怖，《汤姆大伯的小屋》使人们相信奴隶制的诸多残忍性，狄更斯和斯坦贝克的小说唤醒了人们对穷苦大众苦难的同情心。所有这些都是非理性的劝说手段，就像——据艾耶尔所言——伦理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非理性劝说形式一样。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理性的，对吧？当然了，某些非理性劝说是令人反感的：洗脑、折磨、欺骗。但谚语有云：‘音乐有使人平息怒火的魔力。’如果音乐、电影、小说和情感语言能够平息怒火，使人们变得更加友善，这对我来说就很好了。” “听起来不错。情感主义会恒久不变。但是，”塞琳娜向深锁眉头的本点了点头，接着说，“我不认为它会平息本的怒火。” “萨拉，情感主义是我听到过的最骇人的伦理学观点。它根本就不是伦理学，它是反伦理学的。说情感主义是一种伦理学理论就像是说无神论是一种宗教一样。它们都否认一切的真和善。除此之外，情感主义完全就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你说的‘非理性劝说’有几种不同的形式？音乐、诗歌和小说当然没问题，但洗脑、折磨是令人反感的。对，它们当然是令人反感的。但当情感主义者说折磨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时，她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就像是在说‘哦，折磨，真讨厌’。但这会将伦理学削弱为某些愚蠢的琐事。‘哦，球芽甘蓝，真讨厌。’这一说法没问题。但当我说折磨是错的，我要表达的意思就远不止这些。” “但你要注意，本，”萨拉回答道，“我们的某些情感和信念确实比较强烈。它们并不都是些琐事，就像你不喜欢球芽甘蓝或塞琳娜喜欢巧克力曲奇那样。” 塞琳娜笑了：“嘿，姑娘，我喜欢巧克力曲奇可不是什么琐事。” “好的，举例不当。但你要知道，有很多事情你都关心，但不深刻，如果其他人和你有分歧你也不在意。你喜欢爆米花，我喜欢椒盐脆饼，那又怎样。就像‘你说tomayto，我说tomahto’，谁会在意。但如果某人对妇女应当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反应强烈，如果某人认为折磨儿童是一个愉快的嗜好，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即便我认为在我们不同的观点中都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真理或谬误——没有客观的道德事实能够证明性别主义或折磨是错的——这也不会削弱我对上述问题的强烈信念：我愿意为捍卫这些信念而战。我不会默默地忍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差异：如果你想支持性别主义，你就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本摇摇头：“这仍然不够，伙计们。性别主义、折磨、种族主义、强奸、谋杀——这些都不只是恰好我反应强烈的事件。它们都是错的。我对性别主义反应强烈的部分原因在于我相信性别主义在道德上是错的。另外，伦理表述和单纯的情感表达——即便是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在逻辑上是不同的。当我们深爱的狐狼队比赛时，我们欢呼‘加油’，而俄亥俄的球迷喝倒彩，尽管我们的情绪肯定是不同的，但不存在什么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当我说，性别主义在道德上是错的时，其他人说性别主义在道德上是对的，我们的观点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乔伊喜欢米开朗琪罗的绘画，而讨厌他的雕刻，我们也许会感到惊讶，但我们不会说他的爱好是矛盾的，但如果乔伊说，他认为歧视女性是错的，但不让女性进医学院或法学院则是对的，那么乔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中。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他的事实陈述，而不是情感表达。” 伦理非客观主义 “本，”萨拉回应道，“和平时一样，你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这正是情感主义面临的主要批评之一。事实上，这一批评导致大多数情感主义者，包括艾耶尔在内，修正自己的论述，并放弃了伦理判断只是情感表达这一论断。所以现在这些情感主义者并不把他们自己看做是情感主义者。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在最基本的价值信念层面，伦理学中不存在事实因素。我们也许会强烈信奉某些原则，我们珍视这些原则，并愿意为之奋斗。但我们无法确证其真实性，因为，在最基本的层面，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达的事实。折磨是错的并不像我们鄙视折磨那样是件事实。我们对折磨深表失望，强烈地反对使用折磨，我们并不把对折磨的反对仅仅看做是一种喜好，相反，我们将其看做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极为重要和持久的价值。但是我们无法为折磨在道德上是错的提供科学和逻辑上的证据：没有道德事实表明折磨的错误性。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我们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你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道德假设，一条伦理学公理。当然了，从一个更直接的视角来看，我们很有理由说折磨是错的。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审讯犯人，有人建议说，我们应该强制地不让他们睡觉；扒光他们的衣服，投进黑暗、潮湿、冰冷的地牢，让他们处在混沌、无助、受束缚的窘境；我们假装要处死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缓刑，把他们拖到行刑队面前，再把他们带回地牢。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错的——这是一种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折磨，而折磨是错的。所以，我可以理所当然地从基本假设——折磨是错的来进行推理。在这一背景下，当我们推断这一假设的具体含义时，即使是那些否认我们基本原则客观真实性的人们也会同意这一推论是正确的，即对犯人滥用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折磨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这些基本原则，争论就是不可能的了：基本的伦理原则并不是基于事实、理性或观察，而是基于我们强烈的情感、偏好和信念。在这一层面，不存在什么客观性。” 某一特定伦理体系中的最高原则为其道德判断的确证提供了终极的依据。无论有效推论的链条长或短，最终诉诸的都是某一种或另一种正当原则。理性的论证预设涉及一系列此类原则至少是获得了潜在同意的。对基本原则的争议只能通过改变整个确证体系才能消解。这种情况要么通过解释、阐明一个迄今尚未被承认的共同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实现，如在一论证中内在需要的更为基础的有效性原则；要么通过采用一个替代性框架的实用性证明来实现；要么最终借助情感呼吁的纯粹劝说来实现。 ——赫伯特·费格尔：《确证与辩护：伦理论证的本性和局限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1952 本神情落寞地说：“萨拉，我从没想到你竟然会否认基本道德原则的客观实在性。塞琳娜这样做，我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她不能把某个东西放到试管里测量，她就不会认为这个东西存在。但你真的相信在终极意义上不存在道德事实吗？奴隶制并不是真的有错，折磨在道德上是错的也并不是客观真实的，特蕾莎修女并不是真的比希特勒好，是吗？” 萨拉拍了拍本的手。“别沮丧，本。我并没有说我是个非客观主义者。我只是在说我认为塞琳娜可能会坚持的立场。” “坦白地说，非客观主义的观点似乎很适合我，”塞琳娜说道。“本说得没错：如果我不能在试管里测量它，或至少发现某种清晰客观的测试或测定，我会倾向于对其持怀疑态度。我看不出基本的伦理判断如何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当然了，如果我们同意了某些基本的道德原则——比如，我们都同意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我们就能够论证其具体含义以及哪些政策与之相一致，哪些政策与之不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基本原则的层面——比如，你支持精英主义原则，而我更倾向于平等主义——那么，就不存在争论的空间。我们只能依靠情感性的劝说，因为这里不存在可以争论的客观事实。” “你和休谟一样，”萨拉补充道，“有很多道德非客观主义者，但休谟替现代哲学为这一命题给出了可能是最大胆的表述。” “啊，是的，大卫·休谟。嘿，我毫不诧异自己会站在休谟一边。就我听到的休谟而言，我认为他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当然了，诸位除外。我对他非客观主义的大胆表述并不感到诧异。我们经验主义者喜欢大胆（假设）！” “嗯，休谟不会让你失望的。休谟认为，要认识客观事实只有两条途径：数学或经验科学。因此休谟——和他的知己塞琳娜一样——认为伦理信念最终都基于情感，这意味着不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拥有强烈的道德信念。我们能够也确实对伦理问题拥有强烈的情感。但情感不是理性，伦理学也不属于理性或客观性的领域。休谟（相当戏剧性地）表述道： 毁灭整个世界也不愿意碰伤我的指头并不和理性相违背。 如果这种偏好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诸如碰伤了手指我会死，但世界毁灭我却能幸存——那么理性或许能纠正。如果不是，它只是一个奇怪的偏好而已，那么理性就不能反驳它。如果你相信吸烟有助于健康和提高运动水平，理性或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但如果吸烟的快乐胜过了癌症和肺气肿显著增加的风险，如果你喜欢带有烟草味的饮食，并甘之如饴，那理性就无法撼动你的偏好。我们最基本的偏好、价值、欲望都不基于理性，相反，它们只是将理性当做获取满足的工具。休谟另一段非常有名的哲学论述是： 理性是且只应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和服务于激情外，别无其他的职能。 你的基本情感和偏好是既定的，理性只能告诉你应当采取哪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一旦涉及基本的伦理观点，它们就都是基于我们的情感的，而情感并不是客观事实的来源。” “干得好，休谟！”塞琳娜拍手称赞。“终于有一个哲学家知道情感和事实之间的区别以及彼此真正的意义所在了。” 本摇摇头。“塞琳娜早就赞成道德非客观主义了。现在休谟又站在她那边，她肯定会坚持到底了。” “是的，”萨拉同意道，“我认为你不可能很快就使塞琳娜改信道德客观主义。她是个激烈的非客观主义者，而且如你所言，塞琳娜极端顽固。” “这正是我的魅力之一，”塞琳娜反击道。 上帝和伦理学 “你的魅力就像夏夜的繁星，塞琳娜，”本说，“但伦理非客观主义却不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本不该对塞琳娜是非客观主义者感到惊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塞琳娜肯定是个非客观主义者。毕竟，她是个无神论者。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客观的伦理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说来着？‘上帝缺席，万事皆可。’他说得没错。没有上帝，就不可能存在客观的伦理学。” “这是个大胆的表述，”萨拉说道，“也是个极有争议的表述。换个角度来看。本，告诉我，你相信谋杀是错的，对吗？” “当然啦，萨拉。这是上帝的基本戒条之一：不可杀人。” “好，我们同意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杀人。我的问题来了。杀人是错的是因为上帝这么命令呢，还是上帝这么命令是因为杀人是错的？” 本开始皱眉，苦思了片刻。“你能重复一遍吗，萨拉？” “没问题，这么考虑一下。上帝从不命令我们做错事。你相信这一点，对吗？” “当然。” “为什么上帝从不命令做错误的事情？是因为只要是上帝的命令都是善的？还是因为上帝，作为完满者，对什么是善的有着完满的知识，因此总是能给出正确的命令？根据前一种观点，如果上帝命令我们折磨婴儿，折磨婴儿就会变成一种德性：上帝命令这么做，这么做自然就是正当的，因为上帝的命令就是正当。但根据后一种观点，上帝不会命令我们折磨婴儿，因为上帝知道——上帝有完满的知识——折磨婴儿是错的。”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想我以前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好，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杀人是因为上帝知道杀人是错的，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上帝命令我们敬重父母是因为敬重父母是善的，这源自上帝完善的知识。某事不可能仅仅因为是上帝的命令就变成善的。要不然，上帝的命令就会是任意妄为的。” 本拒绝的那种观点被称作神学意志主义。神学意志主义如此出名是因为它使伦理原则依附于上帝的意志和自由选择。某事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上帝愿其为善，而不是因为上帝知其为善。神学意志主义也被称为伦理学的神命论：善就是上帝的命令，只有上帝的命令是善的。根据这种观点，上帝的意志或命令就是伦理学的全部。伦理法则或原则是对的，当且仅当它是被上帝所意愿（命令）的。 “但如果这样的话，”萨拉道，“那就必然存在某种关于善恶的独立标准，并且即便没有上帝，这些标准也依然存在。因此，伦理学的客观性不必依赖于上帝存在。” 人们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教育、社会纽带和需求的基础上，而宗教基础则不是必需的。如果因希冀死后的奖赏、害怕死后的惩罚而不得不有所顾忌，那人们的处境就十分可怜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好吧，”本表示同意。“但我依然认为人类知道什么是对或错的唯一可靠途径是服从上帝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都基于上帝完满的智慧。除了上帝的指引，我们怎么可能获得关于对或错的客观而可靠的知识呢？” 伦理直觉主义 “也许你把问题看得太深了，”萨拉道，“也太远了。试试往身边看。” “我不明白，萨拉。‘往身边看’是什么意思？” “本，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理解。你喜欢坎贝尔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对吗？”萨拉问道，“那坎贝尔对反因果的自由意志是怎么说的？” “当你在责任和欲望之间进行选择时，你必须内省，反观自身。哦，我明白了。”本笑着说，“我们通过内省得到某些道德真理。” “对啦。说到底，只要你仔细思索某些道德真理，你不是立刻就会知道它们吗？比如，”萨拉继续说道，“你知道你应该遵守诺言，或许你也能通过某些推理程序计算出来，但你早已知道你应该遵守诺言了。你对守信是对的、折磨是错的、帮助他人是对的有着一种特殊的直觉。有人也许会质疑这种关于对和错的直觉，”——萨拉扬起眉，向塞琳娜示意——“但假如你真诚地进行内省，你就不可能怀疑自己伦理直觉的真实性。” 塞琳娜皱起眉头。“萨拉，你看，每个人都有这些情感——除了那些反社会之人，他们缺少关心他人的能力。但这些只是一些感觉而已，而不是道德真理的直觉源泉。” 接下来的这一命题在我看来具有很高的可能性——即无论是什么动物，只要有着明显的社会本能，包括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就必然会拥有一种道德感或良心，其智力就会成长到或近似于人类的发达水平…… 有一点最好事先声明，我并不打算坚持认为，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动物，只要其智力能够像人一样活跃和发达，就会获得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感。人类以与其他动物相同的方式有着同样的美感，尽管他们欣赏的事物极为不同，所以，他们可能拥有同样的对错感，尽管由这一感觉引导的行为极为不同。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如果人类的受赏条件和蜜蜂完全相同，我们的未婚女性就会毫无疑问地，像工蜂一样，把杀死自己的伙伴当做是一种神圣义务，而母亲则会竭力杀死自己繁殖能力强的女儿，没有人会想到要对此进行干涉。然而，在我看来，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蜜蜂或其他社会动物仍会获得某种关于对错的情感或良心。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二版），1875 本陷入了沉思。“塞琳娜，我认为直觉主义确有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感觉而已。感觉飘忽不定，十分不可靠。我不是要贬低感觉，”——本拍了拍塞琳娜的手——“但我们都知道感觉是不太稳定，不太可信的。就像我大一时的室友：他曾对辛蒂有着矢志不渝的爱情；下一周，他就对纳尼亚有了绝对真实的爱恋；两周后，他的这份生死之恋就转移给了塔玛拉。我的朋友大卫，他经常有一些特别肯定的感觉，他的彩票能中奖，或他知道超级杯的冠军。他从未对过，但第二天他又会有新的绝对不会错的感觉。因而，我们关于对错的直觉不会仅仅是感觉，它们是某种极为不同的东西。为了认出这种区别，你必须真诚地咨询你自己关于什么是对和错的直觉。”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不能接受直觉主义。”塞琳娜答道，“也许我不是很善于这种内省工作，但当我内省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深层的直觉事实。当然，我发现了强烈的感觉，诸如性别主义是错的这种感觉。但部分人拥有此类强烈而明白的直觉——女性外出工作、为自己考虑甚至上大学都是错的。坦白地讲，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道德真理。但如果我是在寻找客观的道德真理，不管我的感觉如何强烈，我都想要一个比直觉主义更可靠的来源。” “好的，塞琳娜，”萨拉道，“说实话，我自己也对直觉的道德真理有些怀疑。本，不要让我的话困扰你。很多可敬的哲学家都支持直觉主义这种伦理理论。” 塞琳娜笑道：“这在修辞上是不是有矛盾，萨拉？‘可敬的哲学家’？” “塞琳娜，我不打算纠缠于此。”萨拉微笑着道，“从非客观主义者那里无法期盼什么好事情。但如果你不喜欢直觉主义，也许我们应该看看某位将道德真理基于纯粹理性的哲学家。康德发展出了一种只用理性去发现客观道德真理的方法——类似于我们在几何学或数学中发现事实的方法。” 康德的客观主义 “哦，对了，在我们谈论知识论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康德。”塞琳娜说道。“康德对伦理学也有所建树吗？” “康德在伦理学上建树颇丰。事实上，康德的伦理学是伦理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许多人认为康德错得厉害，许多人认为他基本上是对的，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他的伦理理论非常重要。康德相信上帝，但他也相信，无须诉诸上帝的信仰或神启，我们也能证明客观伦理原则——绝对普遍的伦理原则——的存在。对康德而言，伦理原则必须是绝对的和普遍的，而这种事实只有通过纯粹理性才能知道。” “客观的道德真理，纯粹基于理性，不诉诸情感。”塞琳娜有些怀疑。“这在我看来是个很有野心的计划。” “确实野心勃勃，”萨拉同意道，“但对康德而言，伦理原则必须是绝对的——必须是普遍的和直言的。不是‘如果你想要健康，你就得吃甘蓝菜’，而是，一个伦理原则不能有‘如果’：‘说真话’，这就够了，而不是‘如果你想得到尊重，就要说真话’。这种绝对的普遍直言原则不可能通过经验观察或实验得到，而只能通过纯粹理性来发现，就像几何学和数学的普遍真理一样。这些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普遍有效。和数学真理一样，道德真理在各个地方都同等真实。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它们，道德真理都是真实的，其真实性与我们对它的感觉无关。16的平方根是4，我们苦与乐跟这一结果没有关系。” “我就喜欢这种道德真理！”本很兴奋。“难道没人对康德说三道四吗？你怎么能通过纯粹理性确立这种真理呢？” “这其实不难，”萨拉道，“你看，假设我现在准备把我的旧车卖了。我知道这辆车极为耗油，车身严重变形，变速器早就过期了。但我遇到了一个天真的小伙子，他迫切地想要一辆车。如果我告诉他我的车看起来有点破，但运转良好，在未来的几年不需要什么维修，他就会相信我。当车子彻底崩溃时——毫无疑问会很快——我早就走了。我可以欺骗这个人吗？康德会说，想一想，如果有人用这种方式骗你，你是否会同意？不，肯定不同意。你不想被骗，你不想生活在一个人们之间相互欺骗，无人可以信任的世界。你希望人们真诚地对待你：你不可能真的认为别人欺骗你是没问题的。这在你和你正在欺骗的那个人之间在道德上并没有实质性区别。你不能理性而一致地认为，你骗他是对的，而别人骗你就是错的。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和希望，都是脆弱的，但也都是理性自律的。所以理性的一致性要求同等待人。在基本相似的情况下运用极为不同的原则是非理性的。这就像说这个角是直角，而另一个垂直的角却不是直角。” 萨拉停下来喝了口咖啡，继续说道：“所以经过纯粹理性的慎思，我们能得到一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 ……诉诸道德情感，这种假想的特殊情感，实际上是十分肤浅的。那些不会思想的人相信，情感会帮助他们找到出路，甚至是在有关普遍法则的事情上。此外，在程度上天然有着无限差别的情感很难给善和恶提供一套统一的标准，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只根据自己的感受就对他人形成判断……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听起来好像是金律，”本说，“像你希望他人对待你一样对待他人。” “没错，本，”萨拉接着说道，“也像犹太教传统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康德坚持认为，这一规则可以单纯地通过理性来实现，而无须借助宗教启示，也无须借助情感或感觉。事实上，康德认为情感是真正道德行为的一个阻碍，因为它们使我们偏离了义务：对康德而言，道德行为需要服从义务规则的原因只在于我们通过理性认其为我们的义务，而不是因为它是快乐的或愉悦的。所以，明白了吧：这是个很强的、断言式的道德原则，绝对而普遍，纯粹基于理性，没有任何情感掺杂。” “很受触动，萨拉。”本点着头。“坦白地讲，我曾经怀疑通过理性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但康德为基于理性的伦理学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塞琳娜摇摇头：“才不是呢，康德把一切都搞颠倒了。如果你把情感剥离出伦理学，你也就将道德行为的核心带走了。剥离出爱、怜悯、同情的情感，你就毁坏了伦理学的根基，道德行为就会枯萎消逝。这不是哲学沉思，而是客观的经验事实。当人们大脑受损失去情感时，他们并不会理性地献身于义务，反而会成为根本就不关心道德的反社会者。” “我不敢肯定康德会认为这是对他观点的反驳。”萨拉道，“毕竟，康德承认大多人是被情感所引导的，所以如果你破坏了他们爱的情感，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坏。但是康德仍然声称，那些理性完好的人们能够服从道德原则。如果他们没有服从，这并不表明不存在可以服从的纯粹理性原则。这就像大多数人不善于数学推理并不会削弱数学真理的力量一样。” 塞琳娜紧皱眉头：“在我看来，康德建立起来的这种理性伦理学体系卓越地独立于任何经验性考虑。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正是康德体系的优点。”塞琳娜抬眼望向本。“但我肯定不这么认为。” 本回应着塞琳娜的挑衅：“好，康德的理性义务伦理学有着某种卓越性。当然了，康德为真正的道德行为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是的，我认为这确实是康德体系的优点。” “就这一点而论，伙计们，”萨拉插话道，“我认为你们必须承认这种分歧。但你要注意，塞琳娜，你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什么？他是设法通过客观、理性的论证来确立这一命令的吗？” “我不是不同意这一原则。”塞琳娜回答道，“我只是怀疑我们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这一原则。很多精英主义者并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被当做自身的目的来看待。他们认为某些特性——诸如力量、智力或其他——使人们有资格将他人较少地当做目的来对待。尽管精英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事实上，我认为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可能是短视的，但也有一些人即便他们自己可能身处劣势，也认为这种观点是正当的。我并不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处在这种不利处境，他们也不会改变初衷，但持有这种观点本身在理性上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在我看来，”本回答道，“这些人简直就是在拒绝理性思考，拒绝审慎思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理性不能说服他们就不足为奇了。” “不是的，”塞琳娜说，“他们并不拒绝理性。他们只不过是从一个与康德完全不同的道德视野开始思考的。当事情是这样的时候，理性就不能使其中一个压倒另一个。康德建立起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理性伦理学体系，但其基础是薄弱的。不，我看不到康德伦理学的基础：理性对很多事情有益，但它决不会产生确定的绝对道德真理。” 本抬起手。“我彻底绝望了，萨拉。塞琳娜那讨厌的非客观主义一点儿松动的迹象都没有。” 功利主义伦理学 萨拉笑了。“别绝望，本。有一种客观主义的道德理论经常会让经验主义者觉得很有吸引力。塞琳娜也许会支持功利主义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不是康德式的纯粹理性伦理学，但至少也主张一种客观的伦理学。” “‘功利主义的’，哦，我听说过功利主义伦理学。”本说，“它在19世纪的英国很流行。有些英国改革家赞同功利主义，如边沁和密尔。现在还有功利主义者吗？” “哲学森林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本。听说过那个捍卫动物权利的彼得·辛格吗？他就是个功利主义者——事实上，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功利主义者。” 塞琳娜对此很感兴趣。“你认为我可能会喜欢的这种功利主义理论到底是什么？我确实喜欢辛格在动物权利方面的努力。也许我会改信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都有什么显著的标志？” “功利主义基本上是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塞琳娜。功利主义者一般都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出发。什么是我们所欲求的？快乐。什么是我们所回避的？痛苦。仁慈、诚实和慷慨是好的，其原因在于它们增乐减苦。所以，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客观善的行为？无论什么行为，只要它对受其影响的每一个人都产生最大的快乐净值，就是善的。计算行为的后果，计算的结果导出正确的行为。” 塞琳娜点点头。“确实很简单、明了、直接：算一下，看结果。” 那种将“功利”或“最大幸福原则”作为道德基础的信念认为，行为的正当性或错误性与其促进或阻碍幸福的程度成比例。幸福，就是痛苦的减少和快乐的实现；不幸福，就是痛苦的来临和快乐的丧失。要更清楚地理解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必须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特别是，痛苦和快乐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补充性解释并不影响该道德理论所依赖的生活观：快乐和免于痛苦是唯一值得作为目标追求的东西；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功利主义承认其数量众多）之所以值得追求，要么是因为其自身有内在的快乐，要么是因为它是避免痛苦、增加快乐的一个手段。 ——密尔：《功利主义》，1863 “其基本观点很简单。”萨拉同意道，“但——功利主义者很快会提醒到——实践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不那么简单。首先，计算正确的行为是项艰巨的任务。跟它相比，计算哈雷彗星的轨迹显得像是儿戏。想一下：产生最大快乐净值的行为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快乐和痛苦，不仅要考虑到当下，还包括长远的后果。我是说，和朋友们一起通宵畅饮肯定是快乐，但明天的后果，且不提长期的影响，肯定会让人质疑参加这一聚会的功利主义者的智慧。” 塞琳娜摇着头。“这让我回忆起大一那年的痛苦经历。功利主义这一点讲得非常好：进行苦乐计算必须要审慎。” “功利主义者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萨拉接着说。“假设你原答应要送我去机场，以便我能赶上飞机去迈阿密过一个阳光明媚的温馨周末。但到了你该来接我的时间，你却在实验室里沉浸于一项激动人心的研究当中。这似乎有可能取得一个巨大的科学突破，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进步。如果你现在停下来，那一切都泡汤了。” “我会打电话给本，让他送你去。” “本正在看望他的父母。” “我会打电话给你，让你自己坐班车去机场。” “太晚了，最后一趟能赶上飞机的班车已经出发了。” “我会告诉你我的桌子里有把备用钥匙，你拿上它开我的车到机场，把车停在机场停车场，回来的时候再开回来。” “我不会开车。帮帮忙，塞琳娜，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这么处理这件事？你可以选择：要么信守诺言，放弃你的研究计划，送我到机场；要么不守诺言，完成你的研究。你到底怎么办？” “我很不乐意遇到这种情况，姐妹，但我会锁上实验室送你去机场。” “我知道你会这么做，塞琳娜，你是个真正的朋友。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从功利主义者的视角来看，你应该怎么做？这可不容易决定。功利主义者坚持认为，你必须在你的计算中考虑到我的快乐和痛苦，但也必须考虑到你自己的。你的快乐和痛苦并不比我的更有价值，但每个人的快乐和痛苦都有价值。如果你继续自己的研究，你就会获得成功的快乐，避免荒废研究的痛苦。但我会因不能去迈阿密度周末而深感沮丧，失去了在美妙海滩享受冰镇甜酒的快乐。这些计算结果还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你的研究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最终会产生一种癌症疗法，也可能是极其令人沮丧的不了了之。我可能会在南佛罗里达的沙滩上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也可能满载讨厌的晒伤，败兴而归。” “毫无希望，萨拉，”塞琳娜说，“这些功利主义者的计算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 “还有问题需要考虑。当你不守诺言时，这不仅会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且会降低我对你的信任，这也是个痛苦的损失。而且本会听到这件事，他有可能因此变得对许诺和守信缺乏信心，问题就严重了。事实上，关于守信的整个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使功利主义者分成了两派：行为功利主义者和规则功利主义者。行为功利主义者坚称，所有的行为都只应当依据其全部效果来判断。但规则功利主义者更关注行为涉及的实践、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或规则——诸如守信——我们应该评价的是依据功利主义标准的整体实践。如果我们认为某一实践是好的，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如何使特殊行为符合这一实践的要求，而不是行为的具体结果。因为如果你每次都因蝇头小利而不守诺言，你就不可能真正体现守信这一实践。‘我答应送你去机场’意味着‘我会送你去机场，除非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阻止我这么做’，而不是意味着‘我会送你去机场，只要没有更好的事情出现’。当然了，如果一个行为不符合任何实践原则，我们就做一个直接的功利主义计算。” 无可辩驳的是：享乐能力较低的存在物获得充分满足的可能性较大；天赋较高的存在物总是会觉得，他所能寻求的任何幸福都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完美的。但如果他们对此还可忍受，他们就会学着去忍受这种不完美。而且他们不会去嫉妒那些根本无法意识到这种不完美的存在物，因为后者根本感受不到那种不完美所规定的善。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傻瓜或猪对此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了解问题中朝向自己的那一面。 ——密尔：《功利主义》，1863 “真的很有意义，”塞琳娜说道，“规则功利主义使功利计算变得容易些了：试图对我是否应当对你信守诺言进行功利计算让我非常头疼；算算我的诺言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守信这一实践原则，这虽然也存在争议（我必须要确定我的借口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实践原则），但至少有可操作性。”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功利计算——顺便说一句，它也是功利主义者内部深刻分歧的根源：我们的功利计算应当局限于快乐的总量，还是应当把快乐的质量也当做一个因素？边沁主张，‘儿童游戏和诗歌一样好’，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电子游戏和诗歌一样好。对边沁而言，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快乐对痛苦的总净剩值。如果人们从电子游戏中获得的快乐和他们从诗歌中获得的快乐一样多，那么电子游戏就和诗歌一样好。功利主义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密尔，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根据密尔的观点，如果有6个人想在休息室里阅读诗歌，同时又有12个人想借休息室搞电子游戏竞技大赛，快乐之间的性质差异很可能会导致一个功利主义者去支持那些人数较少的诗歌爱好者。但正如我提到过的，这是有争议的。首先，很难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判断和衡量快乐的性质；其次，很多功利主义者担心承认快乐的性质差异会纵容某种精英主义和特权，而这正是功利主义伦理学一开始所要反对的。” “我不太确信功利主义。”塞琳娜说，“我知道，功利主义在制定社会政策和思考我们行为所有结果方面可能会有作用。我还不打算放弃非客观主义，变成功利主义者，但功利主义确有其迷人之处。至少功利主义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现实世界的苦乐之中。” “这真是荒谬！”本显得很焦躁。“功利主义不是伦理学。它就像是一幅勃朗宁肖像画的机械复制品。塞琳娜否认道德的客观性，但她至少还是在谈伦理学问题。但功利主义者搞垮了伦理学，把伦理学变成了享乐的记账本。‘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信守诺言，我是否会更快乐？’你称这个为道德思考？” 道德确实不是指导人们如何使自己幸福的教条，而是指导人们如何配享幸福的学说。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8 萨拉柔声说道：“我知道功利主义不是某种不可更改的道德原则体系，本，但它难道也不能提供一些有益的道德指导吗？毕竟，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狭隘或自私的见解。功利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在决定什么是对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所有人的快乐和痛苦，只采用那些能够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和行为。这难道真的是一种很糟糕的道德体系吗？” 本并未得到安抚。“注意，假设有个人来到校园，说要为密歇根所有的学生提供一场盛大的舞会：这将是安娜堡历史上最大的舞会，就像是狂欢节、春假、大胜俄亥俄队的三合一。举办这场奇妙的舞会只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狠狠地鞭打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没有朋友的孤儿，没有其他人会因此而不安。而且这个孩子不会被杀死，甚至不会受到永久的损伤——可能会留下一些持久的伤疤，但不会留下永久的残疾。但一个孩子的悲惨怎么能够和成千上万人的狂欢相比呢？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很显然应该鞭打这个孩子、举办这场舞会，对吧？但这显然是不对的。任何认为这是对的人都不再是个奇怪的道德计算者，而是一个邪恶的道德禽兽。哦，我确信一个聪明的功利主义者能够处理好这件事：如果我们鞭打这个孩子，我们有可能发现我们很喜欢折磨孩子，而这又会导致对将来的孩子们的巨大伤害。或者鞭打这个孩子有可能会让我们无情地对待孩子，会让我们冷漠地对待将来自己的孩子。或者这场舞会事实上会引发巨大的痛苦：长千上万的密歇根学生要收拾成千上万的垃圾可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关键是：即便是这些计算，在道德上也是不光彩的。假设塞琳娜接手了这一舞会的提议，并回答说：‘好，让我们计算一些，等一会答复你。’你不会说：‘哦，干得好，塞琳娜，好好算，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你会说：‘我的天，塞琳娜，你怎么能考虑这种提议呢？’你可以谈论你所喜欢的那些实践规则、快乐的性质和长期结果，但这并不能改变功利主义理论核心的基本缺陷：伦理学并不是关于快乐最大化的问题。做正确的事情不一定会产生最大的幸福。” 很多道德理论……都运用这一假设，增加个体的效用就是在做好事情。但如果追问为什么增加效用、满足欲望、产生快乐是好事，或为什么把这么做当做这些事情的好理由，就很难回答了。被当做起始假设的主张本身无法给出进一步的理由。它似乎依赖于这一观点，即人们都寻求快乐，或我们能辨识出快乐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但如果女性辨识出了与此极为不同的、可能性也更大的假设，这些假设肯定就对伦理学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有可能将这一假设当做我们的起始假设之一，即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孩子之间建立关心、关怀、信任的良好关系，构建一个关心孩子、关爱孩子的社会安排比最大化个体效用更为重要。而且与这一假设相容的道德理论可能会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那些理论截然不同。 ——弗吉尼娅·赫尔德：《女权主义与道德理论》，1987 萨拉笑了。“好，功利主义唯一的好处就是：它激起了反功利主义者的辩才。本，论证得好。对那些否认理性主义伦理学的绝对价值和直觉耀眼的道德之光的人来说，还会认为功利主义至少提供了某些道德指导吗？功利主义相对于道德主观主义难道不是个进步吗？” “我认为，功利主义相对于道德主观主义是个进步，但进步不大。功利主义也许是道德客观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肯定是最温和的可能形式。”本摇摇头。“事实上，我现在想来，功利主义也许比非客观主义更糟糕。非客观主义否认有道德事实，但功利主义试图将美好而激动人心的道德事实转变成某些廉价的计算。这是高贵的对手和叛徒之间的区别。” 萨拉点头道：“功利主义在某些观点下看来是有些不够高尚，但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一下。本，你还记得你一开始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评价吗？功利主义是由19世纪社会改革者们所提出来的，这些改革者们致力于改革当时的英国社会——确立妇女的平等权利，提供全民教育，停止在工厂中滥用童工，为每一个人提供体面的报酬和住房。努力推行这些改革的功利主义者们并不是些想要证明折磨儿童正当性的怪物，相反，他们努力为受压迫者谋求更好的处境。所以，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对吧？” “通往地狱的道路就是由这些良好意图铺就的，萨拉。” “功利主义确实把这孩子惹恼了，萨拉。我想你无法使他相信功利主义包含任何一点益处。” “塞琳娜，你也许是对的。但是，本，你看，假设我们需要决定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功利主义是改革的利器，无论我们讨论的对象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1世纪的美国。有些人生活奢侈，广屋华厦，避暑别墅——在今天，我想他们会有好几辆宝马和一架李尔喷气式飞机；在19世纪的英国，他们会有好几驾马车和一艘游艇，穿着奢华的服装，享受着奢侈的饮食。而生活贫困的人们，没有基本的医疗，甚至无衣以保暖，无地以安身。很显然，这种安排不会使所有人的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在你的衣橱内增挂一件一流设计师设计的套装固然令人快乐，但如果你将它与一件冬天的厚棉服在密歇根的冬天给贫困儿童带来的快乐、减少的痛苦相衡量，那么很显然，在道德上，一件温暖的棉服是更好的选择。如果你住在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那么增加几十平方米的侧厅——也许是宽敞的新台球室——会增加你的快乐；但这些快乐同为无房可住的家庭提供舒适的小屋比较起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享受着鱼子酱和香槟酒作开胃菜的七道菜大餐当然令人高兴；但这种额外的口舌之欲怎么能和为饥饿的孩子提供一顿简单而健康的饮食所带来的快乐和减少的痛苦相比？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结论很清楚。当然，功利主义的计算远没有这么清楚。功利主义关心所有人的痛苦和快乐，而不仅仅是自己所在社会阶层的苦乐。开着庞大而耗油的高级轿车肯定是快乐的，但当我们考虑到浪费的这些资源本来能够缓解其他国家贫困人民的苦难时，更不用说增加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苦难了，它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吗？进口热带水果的美味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但如果这种愉快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腐败和小农场的破产——这些小农场为当地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温饱保障——为代价而获得的，那么这种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当然，那些被生活消费品和时尚用品‘血拼’狂热所裹挟的人们是否真的增加了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问题，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即使他们的幸福获得了边际性增长，也是以巨大的苦难为代价获得的。所以功利主义计算是改革者们喜欢的一个工具。彼特·辛格是一位倡导改变我们对待动物方式的功利主义者。毫无疑问，很多人从碳烤牛排中体验到了巨大的快乐。但即便我们暂不考虑其会增加患心脏病和疯牛病的风险，这种快乐真的值得吗？毕竟，吃牛排显然是奢侈，我们不吃牛肉依然可以生存；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牛肉从我们的饮食中完全排除出去，我们有可能活得更健康。这种奢侈的享受能和牛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吗？它们被圈养在农场兽栏中，被拥挤的卡车运到屠宰场杀掉。很显然，我们饮食乐趣的增长建立在牛的痛苦之上，即便你认为牛的痛苦不如人类的痛苦重要——从功利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要证明这种区分的正当性是很困难的——有一点仍然很清楚，牛所遭受的痛苦要远大于人们从饮食中获得的快乐。因此，功利主义伦理学强迫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所处社会以及自我个体行为的结构：当其他人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受苦时，我是否能够在道德上正当地为自己的奢侈而一掷千金？即便你不认为功利主义是最好的伦理体系，但它在使我们意识到不公平和不平等方面——不平等容易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不能清楚地察觉到它们——可能仍有些用处。” “我知道本讨厌功利主义，但我注意到功利主义有一些优点。”塞琳娜说道。“它在指出明确需要某些基础性改革方面确实很有用。” “塞琳娜，你看，我同意你关于需要改革的论断。”本的声音轻柔但坚定。“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没有基本的医疗或住房，而同时其他数百万人则生活在无度的奢靡中，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很显然都需要某些根本性的改革。但你不必非要用功利主义来识别出这些错误。我知道功利主义对像你这样的客观的科学家很有吸引力：研究所有的结果，计算一下得出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但作为一名客观的科学家，你应当考虑到功利主义伦理学在心理经验上的充分性或不充分性。我们真的是在趋乐避苦吗？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苦乐经验而被塑造的。行为心理学家已经很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奖励一个走出迷宫的老鼠和踩压杠杆的鸽子，它们就会倾向于重复这一行为。拉大或变更强化机制的间隔，老鼠和鸽子就会变得热衷于走迷宫和踩杠杆。对人类也一样：当人们拉动杠杆时给他们奖励，人们就会倾向于再次拉动杠杆。变动奖励之间的间隔——有时两次奖励一次，有时五次，有时九次——人们就会整晚呆在游乐场里拉杠杆。尽管我们的行为可能是被快乐的奖赏所塑造的，但要表明我们唯一真实的目标就是趋乐避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嗯，塞琳娜，你喜欢化学，对吗？” “当然，假设、实验、解惑、发现：这就是我终生想从事的事业。从学校毕业后，我想找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在大学里，一边教化学，一边研究化学。也许我会发现某种有着惊人新成分的全新混合物。自从我十岁那年收到我的第一套化学丛书开始，我就爱上了化学。” “我们做个交易吧，塞琳娜。你可以拥有你从化学研究中获得的所有快乐——我们将它植入你的大脑快乐中枢，或给你药物，无论什么方式——但你不能从事任何实际的化学研究。你将拥有所有的快乐，只是不能研究化学。好吗？” “本，你在胡说什么？我并不是只想从化学研究中获得快乐，我想要做实际的研究。如果我从化学研究中无法获得快乐，也许我会放弃它。而且我能够想象到的，如果年复一年，我的所有研究都失败了，我也许最终会失去对化学研究的喜爱。但这不是重点。我研究化学是因为我喜欢这么做，而不是为了从中获得快乐。我的意思是，化学毕竟是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我在实验室里度过了很多个漫长而孤单的夜晚。如果我只是想要快乐，还有很多种获得快乐的途径，它们都比化学研究容易得多。当然了，化学对我而言是种强化物，我从中能找到快乐，但我并不是因为快乐才研究化学的。” “说得很对，塞琳娜。”本很高兴。“所以功利主义在其根源上就错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想要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增加‘高质量’的快乐也不能改变这一缺陷。功利主义也许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确有益处，但作为个人伦理学，功利主义是失败的。请记住这一著名的享乐主义悖论：追逐快乐之人最不可能找到快乐。” 想一想有人——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限定性的决定。假设你是一个妇女，你有机会获得一份自己感兴趣的高难度工作，但这一机会只能以牺牲你和你年幼的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为代价，你会怎么选择？如果你是名法学院的毕业生，手拿一家著名公司的推荐信，你会为一份挑战性较小的推荐信——这一推荐信有可能会让你走上政治生涯，但并非一定能——放弃它吗？如果你是个犹太人，你应该抛弃自己在洛杉矶安逸的生活返回以色列，和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吗？作出这些重大决定的人们并不会试着去预测每一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快乐总量。 ——德沃金：《生命的支配权：关于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的论证》，1993 “你反对功利主义的论证听起来很像诺齐克所提出的论证，这位哲学家曾在20世纪晚期执教于哈佛大学。”萨拉抿了口咖啡，接着道，“诺齐克设想有一台快乐机器：你进入了机器，却毫不知情，你自己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就像是穿越网络空间的甜蜜旅行，你完全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台快乐机器向你提供稳定的快乐食粮，非常强烈的快乐：你率领密歇根队连续获得四届国家杯冠军，你关于殖民地研究的书获得了普利策奖，几年后你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你还在夏威夷无人海滩的微风中纵情地享受了几个狂野之夜。那里也有足够的失败来保持事情的魅力：你在玫瑰杯上糟糕的四分卫表现让南方卡尔暂拔头筹，但不久你又率领狐狼队在万众瞩目的半决赛中东山再起。当然了，这些事情都没有真的发生过。但你相信它们发生了，如果它们真的发生了，你就会获得你体验到的这些快乐。而且为了使这一例子有效，还必须假设你的家人和朋友不会因你消失在快乐机器中而烦恼；机器的操作员不是一个邪恶的怪物，他将你困在机器里的最终目的是要进行可怕的实验。哦，当然了，你必须假设上帝不会因你的选择而惩罚你。好了，现在诺齐克问：在这一条件下：一旦你进去了，你就再也出不来了，你会进入这台机器吗？你不能只是呆上一两个小时或一两周，而是永远地呆在里面。很少有人会进去，诺齐克的这一故事隐含的意思很明显：我们所寻找的并不是快乐的最大化。如果是的话，我们会乐于终身都生活在诺齐克的这台能以稳定可靠方式生产快乐的机器里。某些极度绝望、压抑的人们可能会进入这台机器，但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所以，快乐最大化不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本举起杯子。“为诺齐克和彻底击垮功利主义伦理学干杯。愿它的军队被击溃，城墙被推翻，它的田地洒满盐粒。” 塞琳娜笑着道，“我想他确实很不喜欢功利主义。萨拉，我承认，我认为功利主义的内涵要多于本所承认的。但本没有认真对待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任何优点，即便它是一个客观主义的观点。我可能只有坚持非客观主义了。” “也许是的，”萨拉回答道，“也许不是。我们还没有涉及所有的可能性：非客观主义和功利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举个例子，塞琳娜，当涉及伦理学时，你可能喜欢构建自己的道德体系。但这必须要等到将来才能实现。义务时刻召唤着你，以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研讨班的形式。” “哦，”塞琳娜回应道，“你和山姆不是选择了这个研讨班吗？萨拉，这是义务的召唤还是快乐？” “或许两者皆有，”萨拉说道。“纳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义务，为什么你没有甜蜜可爱的面容？在这个例子中，义务确实是甜蜜的。康德也许不这么看，但对我而言没问题。再见，我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