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知识人高拱资料岳金西《高拱全集》出版

《高拱全集》出版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 第8期 总第438期 岳金西 由岳金西、岳天雷编校，中州古籍出版社承担的国家“十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高拱全集》，已于2006年12月出版。该书精装上下两册，2000余页，154万余字。《高拱全集》是清康熙320年以来第一次出版，对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和高拱其人其学及其在隆庆时期的改革，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谥文襄，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登进士第，选庶吉士，初授编修。他由此登上政治舞台三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他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是隆庆后期大改革的开创者和万历初元大改革的奠基者；也是卓越的思想家，是理学、心学的批判者和实学、气学的倡导者。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隆庆六年，正当高拱联手张居正，英锐勃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继续建功立勋之时，五月二十六日穆宗病逝。高、张辅佐虚龄十岁的神宗于六月十日登基。由于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深相勾结，决心驱逐高拱。经过紧锣密鼓的密谋策划，两宫太后与皇帝于十六日下旨，以“专权擅政”的罪名，令高拱“回籍闲住”。高拱就这样“志不尽舒，才不尽酬”被革职归家。他回到新郑县，住在城内东大街名叫“适志园”的家中。一边静心读书，澄心反思；一边整理文稿，著书立说。 高拱一生撰有十八种著作，现存十五种，佚失三种。高拱生前已将十八种著作编定。从他临终前的明万历三年到他死后的清康熙三十三年(1575—1694)的120年之间，高拱全集性著作共刊刻过三次。 初刻四十二册本，是高拱于万历三年至六年(1575—1578)亲自主持刊刻的，共计十三种著作，《问辨录》居首，按倒行时序由近及远编订。因为没有把十八种著作刻完，故高拱未定统一书名。后来《四库全书》采集到此书，定名为“初刻四十二册本”。该书印数很少，世罕流传，现已绝迹。除初刻四十二册本包括的十三种著作外，其余五种著作在高拱逝世后，其嗣子务观续刻二种：即《病榻遗言》与《诗文杂著》；佚失三种：即《谗书》、《避谗录》与《春冈年谱》。初刻本与续刻《病榻遗言》、《诗文杂著》共计十五种著作，合称家本，亦称原本。其版籍在明末战乱中已化为灰烬。 二刻《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本，是河南新野进士户部主事马之骏与其兄马之骐依据初刻四十二册本，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刊刻的。此次刊刻变初刻“四十二册”为四十二卷，按照顺行时序重新编订，外加新收录的“长州戚伯坚校”的《病榻遗言》二卷，把十四种著作统编为四十四卷。其中某些篇卷略有删节。因高拱谥号文襄，故书名定为《高文襄公集》。马之骏为之作序。因该书没有收录到《诗文杂著》，所以《四库全书存目提要》指出：“四十四卷中有文无诗，殊不可解。”二刻本又称为万历本。 三刻《高文襄公文集》八十八卷本，是高拱胞侄曾孙高有闻“遵依原本”即家本，于清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686—1694)重刻的笼春堂版本。其“总目”将各种著作按照“元集、亨集、利集、贞集”重新编订，目次十分混乱。笼春堂本共刊刻高拱十五种著作，冠以《高文襄公文集》书名，共八十八卷。高有闻为此次重刻撰写了《自序》、《小记》和《附录》。另外，笼春堂本还刊刻了高拱嗣子务观编纂的《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五卷，合计刊刻高拱父子著作十六种九十三卷。其版籍于解放初期毁掉。笼春堂本散见于各地图书馆，但都不完整。 高拱全集性著作，除上述三次刊刻外，320年以来再没有出版过。只是有些丛书和类书刊载过高拱著作的某些篇卷。如《明经世文编》收录二卷高拱著作三十五篇文章，并在字里行间写有评论。《四库全书》收录高拱的《春秋正旨》、《问辨录》、《本语》三种著作，对其他著作写有评价性提要。《纪录汇编》、《宝颜堂秘笈》、《玉简斋丛书》、《丛书集成》等载有高拱的《边略》、《春秋正旨》、《本语》、《病榻遗言》等著作。解放后的1993年，中华书局第一次出版了《高拱论著四种》点校本，可惜其中问题较多(参见岳金西《〈高拱论著四种〉点校举疑》，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10期)。这些丛书从不同视角选取部分高拱著作加以出版，对学术研究均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此次编校的《高拱全集》，包括相关文献，共计一百零六卷，是笼春堂刻本三百多年以来的第四次出版，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和传世之编。 《高拱全集》的定名。万历本和笼春堂本均以高拱谥号作为书名。今天如仍称谥号，只会给读者增加麻烦，实在无此必要，故这次编校后的书名定为《高拱全集》。为何定为《全集》?一是历史的根据。马之骏在万历本《序》中说过：“业公全集”；高有闻在笼春堂本《自序》中对叔祖诸书亦视为“全集”；高玉生在《跋》中指出：“至其文彩、经济之详，具载全集中。”可见明清两种版本的刊刻者均视高拱著作为“全集”。二是现实的根据。这次编校既保存了高拱原来十五种著作八十八卷，又补入了从《明实录》、方志、石刻等历史文献中新发现的高拱若干篇文章；既保存了高拱嗣子务观编纂的《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五卷(附录一)，又补入了《高拱生平文献》十二卷(附录二)，还撰写了《高拱大事年谱》(附录三)。因此，可谓名副其实的全集。 本书的编定原则。初刻四十二册本十三种著作按由近及远的倒行时序编订，保留了诸书的独立性。万历本将十四种著作大体按由远及近的顺行时序统编为四十四卷，没有保留诸书的相对独立性。笼春堂本保留了十五种著作的相对独立性，但总目将其统编为“元、亨、利、贞”四集，打乱了成书的时序。三个刻本的编订均缺乏条理性和科学性。此次编订既保持十五种著作的相对独立性，又按照分类与时序相结合的原则编订。上册为实政类即政治类，按成书时序编排为十种著作，依次是：《外制集》一卷，《献忱集》五卷，《南宫奏牍》二卷，《玉堂公草》一卷，《纶扉稿》二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政府书答》四卷，《边略》五卷，《病榻遗言》四卷，《诗文杂著》四卷；下册为实学类即学术类，按成书时序编排为五种著作，依次是：《日进直讲》五卷，《程士集》四卷，《春秋正旨》一卷，《问辨录》十卷，《本语》六卷。上下两册涵盖现存高拱十五种著作，共八十八卷。下册还包括三篇附录。 本书的校勘原则。这次整理校勘高拱著作，以笼春堂刻本为底本，以万历本和《四库全书》著录的三种著作为主要参校本。凡底本错漏字句，均以参校本改补。凡底本中某些错讹字词，均以上下文意改。凡底本与参校本句中某些词语不同，但不影响句意，则保留底本的原来词语；参校本的不同词语亦出校勘，以便参考。高拱著作中引用四书五经的经文、诸子著作或历史文献，一般均无出处，且大多用省略语或简缩语，引句中加字、减字、换字、颠倒句序的情况较多，凡此均保持底本原文，并尽可能出校经书原文、诸子著作及历史文献原文，以便参阅。 本书的三篇附录。附录一是高拱嗣子务观于万历三十年(1602)编纂的《东里高氏世恩录》，又名《高氏家传世恩录》，合称为《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共五卷。收录了高魁、高尚贤、高捷、高拱、高才等祖孙三代人的敕诰、敕谕、碑记、坊表、恩赐封赠、祠堂路坊，以及高拱赠太师、谥文襄，追赠特进光禄大夫等诰命。此书编纂后即刊刻，成书后请刘日升作《圣恩录序》，因而没有编入书中。附录二是编校者为研究高拱而搜集到的《高拱生平文献》，共十二卷。其中包括明清两代七十八人二百二十余篇文献。卷一至卷四，如八篇寿文、两篇祭文、一篇墓铭、十二篇传记等，这是研究高拱极其重要的文献。卷五至卷九，如僚传节录、僚书拾零、政事别述、逸史杂考、明清评说等，都是全面研究高拱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卷十至卷十二，如文集序跋、诗词缅怀、高氏家传等，对研究高拱及其家世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上述文献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高拱其人其事其学进行了不同的述说评论：有赞美的，有批评的，有毁誉参半的。我们认为必须对各种褒贬不一的相关文献进行辩证科学的分析研究，才能对高拱一生的功过是非这个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判。我们编纂附录二的指导思想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据此观点，读者自会对高拱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附录三是编校者岳天雷编著的《高拱大事年谱》。高拱历史上没有年谱，此系首次编撰。 1985年，我们开始研究高拱，直到1998年才把高拱著作十五种和三个附录的文献收齐。 中华古籍网http://www.guji.cn/opengjjb.php?id=260 高文襄靖边(2008-07-05 22:45:59) 标签：明史 高拱 张居正 《边略》 杂谈  分类：历史研读 近读《高拱全集》，感觉高拱与张居正的矛盾也许并不像当下史家们所想的那样紧张。高张二人关系紧张之说，可能始于高拱去职之后的泄私愤以及后人对他的几部作品的理解，但张的倒台与高的泄私愤作品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高张关系紧张极可能是当下的一些史家厚此薄彼或断章取义造成的。这不能不引起治史者的注意。 对高拱在处理边疆事务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明清时期，史学多有评家。这些评价分成三个时段，一是在高拱辅政的巅峰时期，以隆庆五年十二月高拱六十大寿时的好评如潮，二是高拱赋闲至平反昭雪之前的相对低落时期，三是万历三十年平反之后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隆庆五年，高拱六十大寿时，张居正撰写贺寿文两篇，在《门生为师相中玄高公六十寿序》中，他高度评价了高拱的功绩，对他在解决民族事务方面做出的成绩赞赏尤加：  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边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翕然称治平矣。公犹弗康，日兢兢与九卿百执事，讲究实政，甄别吏治，问民所疾苦，抚摩而噢咻之。虽桑土绸缪，不劬于此矣。[1] 其实，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高拱赋闲在家至平反之前最为灰暗之时，包括神宗和张居正等人都对万他在边疆治理和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的成绩也没有抹杀： 万历七年，在高拱去世不久，神宗在张居正的建议下，应高夫人之请，复高拱官职，并给半葬。明廷官方对高拱亦有较高的评价，尽管有些晚，却没有抹杀他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的功绩。 拱，河南郑新人，才气英迈、遇事能断……起拱于家，以阁衔掌吏部事。锐然惟甄别吏迹，储用边才为务。前是，虏酋俺答孙降于塞，拱请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纭，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市成，三边宁戢。又广寇鸱张，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2] 张居正作为把高拱“赶下台”的人，在高拱去世前后，不仅对高拱及其家属表示出关爱与同情，对高拱本人在处理边地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能力与贡献赞赏尤加。从张居正和高拱、高拱家属的信件看，以及张居正对高拱身后事的处理看，张居正对高拱始终心存一份情谊，也许后人不应当过分渲染二人的矛盾与冲突。 在《答参军高梅庵》的信中，张居正回忆了他与高拱的情谊： 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3]  仆与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愿为之创传，以垂来世。[4]  对高拱怀恨于心的王世贞虽然在《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中不乏贬责之辞[5]，同样对高拱在边地事务处理方面的功绩同样无法抹杀。 拱为人有材气，英锐勃发，议论风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 前是俺答之孙把吉汉那吉来降，请归之，当入贡，因与互市。边臣王崇古、方逢时为言于朝，朝议嚄唶不能一。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画颇当，亡何而贡成…… 时广寇方鸱张，督抚臣请以兵讨除之，与拱意合，乃为奖借得尽力。而辽东数年用兵，拱善其抚臣张学颜以及总帅李成梁，抚而用之，遂屡胜，成功名。[6]  万历三十年后，高拱得以平反昭雪，其子务观上疏，请为其父易名立谥，并请当时朝中大臣撰写祭文等。此文对高拱的民族政策及贡献方面的评价趋于全面、客观，其中以郭正域撰写的长篇墓志铭《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为代表[7]。 万历三十五年，高拱获赠“特进光禄大夫”、谥“文襄”，“襄”的意思就是“事有功”，显然主要是指他的边地军功[8]。早在万历三十年，高拱已获赠太师，其子务观获恩荫尚宝司丞之职，礼部对高拱有了新的评价： 即如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又如受那吉之降，薄示羁縻，而大虏称臣，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当其成败利钝之未形，不顾毁誉身家而独任。[9] 此后，历代史家在撰写嘉、隆、万之际历史时，都会对高拱在处理边地民族事务方面所做的贡献施以浓墨重彩。 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张居正倒台之前的明代文官政府还保留有浓重的正气与正义。文人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倾斜是不是由于张居正受到打击，以及东林之流和王学末流的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da7d101009ruz.html 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