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潮)-文档资料

第一章1949～1976文学思潮一、新中国文学的奠基二、文艺批判运动和文化领导权的巩固三、审美一体化：革命现实主义的独尊一、新中国文学的奠基1、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在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国务院的观点着手考察中国”。（[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4页。）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一边倒”的国家战略——“一边倒”的文化战略——“苏联模式”——“走俄国人的路”一、第一次文代会和文学新体制的建立思想方面高度的统一性（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队伍方面高度的组织性（机构建设、机关刊物、作家身份）艺术方面高度的规范性（以革命现实主义为艺术规范）新中国文学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主导趋势，同“五四”以来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形成显著的比照。1、思想方面高度的统一性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把这次大会称为各路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大会师”：“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1949.7.2-19新体制的思想建设新中国文艺的首要任务和长期工作就是要把来自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方向上来。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总任务就是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决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就是：要选择“新的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使“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即写“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采用“新的语言、形式”，使“语言做到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写重大题材和主题，塑造英雄形象，追求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三者构成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时代特色和总体风格。周扬“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侧重对“创作方面的各种倾向”的清理和对“文艺思想理论”中“各种缺点”的批评。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文化差异被表述为“旧时代”同“新时代”的差异，从反面为解放区文学做了铺垫。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茅盾国统区的作品虽然在读者中产生了一些进步作用，但它们“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是国统区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由于作者本人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直接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把握到，并正确地分析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因而作品中也就不免显得空疏，作家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空虚，就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倾向”。新体制的组织建设（1）机构建设“建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统一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下属文学艺术各专业工作者协会。这是一个以文学团体机关化和作家身份干部化为显著特征的组织形态。文学界的最高组织机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新体制的组织建设（2）机关刊物第一次文代会后，《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相继创刊，作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新体制的组织建设（3）作家身份由自由职业者转变为“干部”。作家干部化的实质是对作家实行“政治分层”，也就是根据政治原则，甄别作家的思想政治立场，确定其文艺思想、创作倾向的“类型”与“等级”，对权利实行重新分配。二、文艺批判运动和文化领导权的巩固毛泽东在《讲话》中曾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强调“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950年5月，文艺界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建国初期三大文艺批判运动：1951年开展的电影《武训传》批判、1954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胡适“唯心论”的批判、1953～1955年持续开展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1、电影《武训传》批判（1951）《武训传》孙瑜、赵丹摄制于1948年，解放后对 剧本 关于骆驼祥子剧本台词历史剧本一秦朝校园心理剧优秀剧本荆轲刺秦王课本剧欲望都市6季英文剧本 作了修改重新拍摄。1950年底，上映。电影《武训传》内容：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的著作和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武训传》批判的经验教训：开启了用政治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束缚了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文学观念的权威地位。2．红楼梦研究及对胡适“唯心论”的批判（1954）1952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出版。《红楼梦》研究旧红学新红学红学旧红学自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产生以来到1919年“五四”以前这100多年间，称为“旧红学”。“旧红学”中以两派影响最大：一为评点派，一为索隐派。其共同特点是在《红楼梦》中找出微言大义，广征博引地要探索出小说描写的所隐之事、所隐的人，寻找其与历史上的真事、历史上的真人相通之处。新红学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把《红楼梦》研究建筑在弄清作者家世生平以及版本的发展的科学基础上，结论说是写作者曹雪芹的家史，后来人称其后的研究就叫“新红学”。俞平伯及其书稿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A《红楼梦》是曹雪芹为感叹自己身世而作，为情场忏悔而作，为十二金钗作本传。“钗黛合一”论B“色”与“空”的主题C“怨而不怒”的艺术风格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李希凡、蓝翎的主要观点：俞平伯的研究立场是唯心主义的,是反现实主义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武训传》批判——教育界对陶行知改良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红楼梦研究”批判——学术界及文化界对胡适改良主义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这两场批判多少涉及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道路选择，且为后来的“路线”和“道路”斗争埋下了伏线，这背后的纠葛显然不是“文艺批判”所能容纳的。3．胡风文艺思想批判（1953～1955）胡风（1902～1985）：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诗人和编辑家。1938年、1940年，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及其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林默涵等主持）发表了多篇文章，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1949年7月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所作的报告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文艺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首次点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存在。1952年底，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做了长篇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先后由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转载。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所称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胡风把教条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概括为“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胡风的文艺思想1.“主观战斗精神”说2.“精神奴役创伤”说3.“到处都有生活”说4.“世界进步支流”说观点的分歧：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集中体现了1949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文学规范的设置、文学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分歧两点：1.民族形式民间形式2.主观主义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胡风的理论“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认为“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毛泽东对胡风的批判：“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胡风等人是“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要求“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中央对处理胡风问题的指示》胡风集团主要成员：胡风、阿垅、路翎、冀汸、鲁藜、绿原、牛汉、曾卓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秦兆阳的《改造》、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等小说，王亚平、卞之琳、沙鸥等的诗歌就受到各种指责；继而王林的《腹地》、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朱定的《关连长》、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等小说和路翎的诸多作品受到《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有组织的批判。1951年对萧也牧“小资产阶级文艺倾向”的批判。4、从“百家”到“一家”：一体化格局的稳固“双百”方针（1956~1957）背景：A：苏联文艺界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进行反思B：全国上下形成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C：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提了出来。“双百方针”的公开宣布，应该是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向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百花时代”小说：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改选》等。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邓友梅《在悬崖上》。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邵燕祥《贾桂香》。戏剧：杨履方《布谷鸟叫了》，海默《洞箫横吹》，岳野《同甘共苦》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文学批判：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反右”（1957-1958）1957年6月，经毛泽东指示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为配合和推动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毛泽东于一年前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这种“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式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称之为“阳谋”。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反右斗争文艺调整（1961~1962）周恩来、陈毅发表了重要讲话，希望发扬民主，改变文艺界的作风，纠正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子登科”的作法。文化部1961年6月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即“新侨会议”），中国剧协1962年3月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中国作协1962年8月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和中宣部会同文化部主持制定的《文艺八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汲取了新中国十来年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试图矫正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上出现的偏差。文艺“反修”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3~1966）“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毛泽东后期阶级斗争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心所在。1958年，文艺界开始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确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主题。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就文艺问题相继作出两个批示，指责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中央政治局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具体领导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和当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招贴画一个部分是从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入手，扩展到对一系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批判；另一个部分是以《刘志丹》（李建彤）一案为发端，波及到对所谓“毒草”作品的批判。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30年代左翼文艺工作者在新中国创作的作品，如电影《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林家铺子》（夏衍编剧）、《不夜城》（柯灵编剧），戏剧《谢瑶环》（田汉编剧）、《李慧娘》（孟超编剧）等。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纪要》称，“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1965年底，毛泽东支持姚文元发起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三、审美一体化：革命现实主义的独尊建立新中国文学的艺术规范体系。这个“美学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这个规范体系概括地说，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转变：从一个文学流派、一种创作方法，演变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这就是作为本时期文学规范体系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经历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等三种主要的理论表述。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34年9月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苏联作家协会 章程 公司章程范本下载项目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 》）在1953年9～10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认为指导“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和“根本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旧现实主义“本质”的区别：新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高度统一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动态的”、“发展的”现实主义   “静态的”、“静止的”现实主义塑造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人                  表现看不到出路的“旧人”2、“两结合”1958年提出来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下简称“两结合”）是统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长的创作规范。“两结合”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及伴生出的“新民歌运动”中明确提出来的。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一是“民歌＋古典”：“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二是“两结合”：“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周扬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在当时的倡导者看来，“两结合”的提出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现实依据：其一是我们已经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日千里”的大跃进时代，其二是在“新民歌”和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的萌芽”。大跃进时期的虚假风：“放卫星”，亩产过万斤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全民炼钢，钢铁元帅升帐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从总体上说，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是赶任务、写中心、写政策同主观主义的狂热冒进的混合物，因此，新民歌当然不能说明两结合这一创作方法的正确性。这种形势下对“两结合”的倡导，同以往作家、批评家关于“两结合”论述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它首先是基于“时代要求”自上而下地提出来的，而不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第二、由于人们的主观精神膨胀，它有贬抑现实主义的倾向，所以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浪漫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并重；第三、它是作为创造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而提出来的，而不是着眼于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我来了》）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麦根扎到龙王府，吓得东海波浪翻。铁锄头，二斤半，一下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就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开渠开到龙王庙，气得龙王胡子翘。挖的挖来挑的挑，大水冲到龙王庙。不是大水不认自己人，是我要在旱田种早稻。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男女老少齐出征，青年干劲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是罗成，老年出马是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妇女赛过穆桂英。对“两结合”的倡导，给新中国文学进一步增添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色彩，想象、夸张、意象营造和语言修辞等艺术手法也愈见丰富；从文学的总体风格来说，倡导“两结合”以来的文学，由建国初期的质朴、平实、清新向庄重、华美、宏阔转变。作为一种艺术规范，“两结合”实际上具有抑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正常健康发展的双重功能，而这也正是审美一体化的题中之义。1960年7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得到正式确认。周扬向文艺工作者们指出：“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3、“三突出”八个“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根本任务”论即所谓“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1964年江青发表的《谈京剧革命》中，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列为“首要任务”。首先，塑造英雄形象的问题被提到阶级斗争和文艺领域中谁对谁专政的政治高度予以论述。其次，“根本任务”论提出，文艺作品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必须是“高大丰满、光彩夺目、完美无缺”的。“三突出”“革命样板戏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根本任务出发，按照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要求，在处理人物关系方面，总结出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经验。”三突出”包括了一整套以主要英雄为中心的人物关系法则、冲突构成法则和艺术调度法则，就其美学属性而言，“三突出”原则具有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人物关系法则这套法则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中演绎出来的。“三突出”原则内在包含的原来是英雄主宰一切人，一切人服从英雄的专制主义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而金字塔形的人物关系正是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冲突构成法则主张写“实质性”的重大矛盾冲突，即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冲突。艺术调度法则以主要英雄为中心“一出戏、一部故事影片只能有一个中心人物，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人物，多中心就是无中心。”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