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古代文学史笔记

中华汉语学习网：www.100hanyu.com官方网站：www.100xuexi.com北大版《中国古代文学》笔记先秦文学概说从体裁上看，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散文。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周代的《诗三百》以及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诸如《离骚》、《天问》、《九章》、《九歌》、《招魂》）先秦文学凸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数座巍然屹立的高峰，富有现实主义品格的《诗经》，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屈原的诗，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渊薮的诸子说理文，与作为古代史家记事文远源的《左传》等，对古代文学乃至文化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章《尚书》和《周易》第一节《尚书》《尚书》是中国今存最早的收集史家记事文的集子。古往今来，人们对这本书的编定、流传、文本形态等争论甚多，有些问题迄今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汉初传授、用当时通行文字即隶书书写的《尚书》，即通常所说的《今文尚书》，凡二十九篇；东晋时由豫章内使梅赜（一作梅颐或枚赜、枚颐）所献的《尚书》，凡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乃由伏生本析分而成，实多二十五篇，据称是汉代以古文字写定的另一个本子，实际上只是伪托，通常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清人《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则是这两种本子的合编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是代表清代乾嘉时期《尚书》学研究水平的总结性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尚书》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第二节《易经》汉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六十四卦之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被称为《易经》。《易经》作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学术界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它有非常古老的渊源。《易经》本是卜筮之书。它包含一些固定的格式化的条文，常常通过占筮人员的权威解释，来指示、规定求卜者的行为选择。其中，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套符号。爻是组成卦的基本符号，分阳爻和阴爻，二者配合就成了卦。由三个爻组成的“八卦”《周礼》谓之经卦。朱熹《周易本义》有八卦取象歌，可帮助我们记忆八卦的样子，即：“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盌。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由经卦两两相合为六十四卦（各有六爻构成），《周礼》谓之别卦。《易经》中的六十四卦由六个阴爻或阳爻组成，卦辞解释整卦的意义，一般比较简单，爻辞解释每一爻的意义。《易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一般不重视，这种偏向应当得到纠正。思考题：一、《尚书》天命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色是什么？二、《易经》在以象达意方面有什么特征？《诗三百》和屈原的诗第一节《诗三百》《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简称为《诗》，习称为《诗经》。它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首诗歌，按音乐之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曲，包括大雅、小雅。颂是宗庙祭祀用的乐曲，包括周颂、鲁颂、商颂。三百零五首诗歌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波及长江、汉水、汝水一带。其作者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从诗篇自身或者先秦文献中找到相关的说明。其实三百零五篇以外还有六篇，只有题目而没有正文。这就是《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通常称之为“笙诗”。有的学者认为，笙诗的正文是由于战国、秦世的混乱而亡佚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本来就没有正文。从孔子开始，《诗三百》被一代代学者张扬为儒家经典，汉初它更被朝廷立为官学。作为一部经学典籍，它对古代中国发挥了巨大、持久的影响作用。而从文学发展方面看，它的成就和意义也是极为卓著的：（一）《诗三百》中的诗歌或者表现多姿多彩的爱情生活，或者表现色彩秾丽的婚姻生活（幸福抑或不幸），或者表现战争、徭役给广大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或者表现劳动生产以及劳动者的生活，或者歌咏民族历史及其重要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极质正的现实文学”。因此，《诗三百》奠定了中国诗歌史的现实主义传统。（二）《诗三百》确立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品格。（三）《诗三百》奠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诗歌创作方法，即赋、比、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四）《诗三百》擅长写人状物、刻画场面。（五）《诗三百》开创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很多重要母题，比如四时田园、日暮思归等。这些都足以说明《诗三百》的巨大成就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第二节屈原和他的诗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和作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爱国诗人，曾担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他在政治方面主张施行美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使国家富强；在军事外交方面主张联齐抗秦。然而被上层集团疏远、流放，最终自杀。古人或曾感慨曰：“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屈原的诗歌基本上是他品味着自己的人生悲剧以及楚国的政治悲剧创作的，主要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它们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又一座难以企及的巅峰，对后世的影响异常深远。屈原在中国诗歌史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原始神话中包含的不自觉的超现实想象，提升成了自觉的艺术创作方法；“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之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制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有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思考题：一、《诗三百》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主要意义何在？二、屈原浪漫主义精神的基本实质是什么？叙事文第一节《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一书，通常被称为《左传》。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史书，惟包含不少文学质素。但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大统上看，这种认识不够确切，也不够具体。《左氏春秋》实际上以先秦“文学”的一种具体形态，兼具现代所谓史学、文学、哲学（具体表现为经学）方面的特质。一、《左氏春秋》的史学特质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历史学的目的，是揭示人类生活或人类文化的已往状态”；《左氏春秋》有这种追求，自不待言。史学更深一层的特质是坚持事实，——尽管它提供的事实“包含着创作主体复杂的判断过程”，但“事实不仅是史学的开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史学的归宿”。《左氏春秋》毫无疑问是坚持事实的，它所记载的虚诞怪异之事譬如形形色色的梦等，都是著者判断上的“事实”，一如梁启超所说：“……《左传》里有许多灾怪离奇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但春秋时代的社会心理大概如此”。“书法不隐”可以说是《左氏春秋》以事实为归宿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表征。史学更深一层的特质，是“在历史人物的数不清的而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言论的背后发现统一性”。这正是《左氏春秋》最深层的史学质素：从素朴的、零乱无序的事实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或经验事实中，把握把它们联结为一体的本质性的东西。二、《左氏春秋》的文学特质即便是从现代学术立场上，我们都应当承认，作为先秦史家记事文的《左氏春秋》是先秦文学的一种体式，并且是这种体式的最高典范和成就。首先，它以春秋时期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塑造、再现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并且很多情况下能跃然毕见其精神。其次，它非常注重细节描写。其三，它有比较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其四，作者善于根据人物的个性，利用悬想，来设制故事。其五，它章法谨饬有度，字句精严。三、《左氏春秋》的经学特质《左氏春秋》还有一些既不能归属于现代“史学”又不能归属于现代“文学”的质素，用传统学术范畴来衡量可以归属于经学。这是它最深的特质。《左氏春秋》高度关注可以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个人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社群秩序的主题，诸如“德”、“礼”、“仁”、“义”等，它最为推重的则是“礼”。《左氏春秋》的行文常有叙、议两层，议论或出自人物之口，或托为“君子曰”云云；其内容是对相关人物行为、人际关系或社群秩序的肯定或否定，而评断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主要就是礼。《左氏春秋》继承了《尚书》、《诗经》的天人观念，既肯定天命，又重德、重民，为它所关注的政教伦理规范提供了具有终极意义的保证力量。这种天人观念，到汉代进一步发展成为儒家经学的核心理念。以上三方面足以说明，《左氏春秋》的职志在于把个体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纳入以礼为核心的政教伦理规范之中。第二节《战国策》关于《战国策》的性质，历史上向来存在争议。或归之于《春秋》家，或归之为杂史，或归之为子部纵横家，或认为它有史著的形式但含有较多子书的因素，或认为它所写的不少内容乃“由后之好事者附会为之也”，故近于后代的小说。但称《战国策》所收文章为叙事文，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战国策》也是一部奇书，它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应当得到高度的重视。《战国策》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共二百四五十年间的历史风云。它的主要内容是策士逞弄计谋，由此关涉到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驰骛角逐，而合纵、连横则是其中的根本关节。它所写的主要人物是策士，旁及十二国国君、卿、大夫、游侠、刺客等各色人等，苏秦、张仪、陈轸、范睢、鲁仲连、江乙、张孟谈、豫让、唐且、聂政、聂嫈、苏代、田光、荆轲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形象。《战国策》的某些细节或事件不一定合乎历史事实，但就精神本质来说，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那个极为灿烂、极为活跃、激烈变动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活跃着一大批“高才秀士”。他们用自己不同寻常的智慧和才辩，顷刻间就能改变自己、他人乃至一国或者数国的命运。在这个时代当中，人的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秩序大都丧失了周代文化所标榜的那些重要规范，诸如礼义道德等等；追逐物质利益和感官满足是当时大多数人的主要目的。不管是《战国策》所记载的主要社会群体即纵横策士，还是由这一阶层所涉及的其他社会各层人士譬如国君妃后等，往往都讳言自己对物质利益和感官满足的追求。人与人的关系从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君臣、父子、母子、夫妻、兄弟等都为利害所支配。尤其可怕的是，在这个时代，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每每把他人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这种人际关系是异常阴郁的，并且往往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战国策》由于以不加批评的欣赏的姿态展示着上述人际乃至“国际”关系，深为后人诟病，但这正是它卓越不凡的资质。它因为具有这种独到、特出的资质，所以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先秦散文中，《战国策》最鲜明的特色，是善于用比喻和寓言来达意。它又非常善于叙事，常常是叙小事而精妙绝伦。至于它的风格，古人曾概括说：“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又说《国策》之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沉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可见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思考题：一、比较《左氏春秋》跟《战国策》的不同特质，并由此检讨学术史上有关《左氏春秋》的认识有什么偏颇。二、为什么我们必须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大统中把握《左氏春秋》的性质？第四章说理文第一节《论语》和《孟子》一、孔子和《论语》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思想及其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如下系统：这一系统还可以把很多元素吸纳进来，此处仅图示其大要。《论语》基本上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著作，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只有一小部分记载孔门弟子（譬如曾子、子夏、有子等人）的言行。《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西汉之时，《论语》本有今文本《鲁论》、《齐论》和古文本《古论》之别，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根据《鲁论》、参考《齐论》而编成定本，号《张侯论》。今传《论语》则是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混合《张侯论》与《鲁论》而成。有的学者以为，“论说”之“论”其名“始于《论语》”；然而在《论语》当中，有观点、论据、论证过程的文字并不多见，大部分内容只不过有观点而已（出自孔子及其弟子之口）。因此，《论语》就自身而言主要还是记事文。但若从先秦诸子发展的整体背景上看，它无疑又是诸子论议之文的第一个阶段，为语录体。《论语》的最大价值，在于真实再现了孔子平凡、伟大的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它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论，意趣深远，有不少篇章形象而精警。二、《孟子》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曾跟孔子一样游说列国，而“所如者不合”，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先秦第二位儒学大师。古人习惯称孔子为“至圣”，称孟子为“亚圣”。孟子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张扬性善说（对这一点最容易产生误解），二是具有激烈的民本思想，三是提倡仁政。如果说《论语》、《老子》代表了诸子说理文的第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孟子》则跟《墨子》、《庄子》（尤其是《庄子》内篇）一起，代表了诸子说理文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它们呈现了从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的状态。相对于荀子、扬雄等人来说，孟子可以说是“醇乎醇”；但相对于孔子、颜回等人来说，孟子可以说是“尽雄辩”。《孟子》一书中的文章有不少内容都是对立双方的论辩，作者常常巧设机关、暗藏杀机，并且善于用寓言和比喻来说理。第二节《老子》和《庄子》一、《老子》老子生卒年不详。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提出了三个被称为老子的人物，一个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任周守藏室之史；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现在一般认为老子即李耳，春秋末年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成于战国中前期，基本上是老子遗说；但其中反仁义、反法令之类的思想，或许是由后学或书的写定者所羼入的东西。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老子》书精深玄妙，富有思辨色彩，很多段落仿佛哲理诗或者格言，太半为短章，但言少意多，并且常常贯穿一个精炼的论证过程。当中亦有少数描写、抒情俱精的片断。二、《庄子》庄子名周，字子休，生卒年月不详，生活时代则跟儒家亚圣即孟子同时而稍后，即是梁惠王、齐宣王时期。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史记》说他曾经做过蒙之漆园吏。学界比较统一的意见的是，传世《庄子》一书中的《内篇》，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以及《应帝王》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则出自庄子后学之手。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奇诡、最诱人、最深邃的组成部分之一：（一）庄子提倡“无用之用”，认为人只有无所可用，才能保全和涵养完满的人生。（二）庄子认为人应当剥脱一切有碍于生命的情欲、心智、观念（包括仁义礼乐），剥脱一切有碍于生命的偏执，使感性生命活泼、丰满地表现和发展。（三）由于“道”这一核心范畴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摆脱神性，庄子的人生哲学充满了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庄子人奇思奇，文亦奇。他的文章大抵都是寓言。而《庄子》全书则都贯穿着具有鲜明世俗化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或谓先秦诸子，“……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庄子……著书十馀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或谓《庄子》为“文字中鬼神”，“不可不全读”。这些评论都十分切当地说明了《庄子》在文学史上的特色和地位。第二节《墨子》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当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鲁人，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墨子》一书《汉志》著录有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篇，最能代表该书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各篇题旨正如题目所示，通常被称之为“墨学十纲领”。《墨子》以空前的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了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他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兼爱的根本特征，是把对伦理道德要求的实践，建筑在现实功利基础上。在文学艺术方面，墨子也表现出小生产者汲汲于功利的特点。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知美却反对求美的人。在先秦诸子中，他的论议最讲究逻辑，但几乎也是最缺乏文采，而且颇显得冗赘。不过墨子注重对立言方法进行探求、总结和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同时，他也开创了用寓言说理的先河。第二节《韩非子》韩非（约前280—前233）出身于韩国贵族，曾师事荀卿。他综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期法家学者的“法”治、“术”治、“势”治思想，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今存《韩非子》凡五十五篇，基本上出自他本人之手。韩非对用道德来规范、约束人不抱信心，甚至对血缘伦理感情持消极悲观的态度。他把社会上一切关系都还原为冷冰冰的个人利害，其法家思想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根于他对人性的悲观认识。韩非跟荀子的论议文大致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代表了先秦诸子说理文的成熟阶段。他论列事情往往极峭刻、清晰、缜密，抉剔入微，推动了用寓言说理这一传统的发展。他也写过一些侧重于记载历史故事或传说的文章，其中有很多饶有趣味，充满了洞察社会人生的智慧。思考题：一、把《论语》论说“仁”的片断全部找出来编在一起，由此研讨“仁”的内涵以及孔子思想在这一方面的得失。二、由《论语》和《孟子》来看孔子和孟子两个形象的特点及其差异。三、《庄子》的浪漫主义精神跟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有何本质上的异同？三、怎样区分《韩非子》的寓言和故事？《韩非子》寓言的特色是什么？秦汉文学概说秦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短暂的秦朝文学成就相当有限，“秦时不文”，秦政权对知识的当代性、实用性和官方一统性的倡导，没有为文学提供适于成长的土壤。但是它在大一统国家的前提下，所采取的统一思想意识、统一文字等的社会政治措施，对后来的文人和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继承秦朝而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经明行修”为标准选举士人为官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一般认为，汉代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赋、散文、乐府和五言诗歌。其中，赋是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文体，吸引了当时大量的才华之士进行创作；以贾谊等汉初文人为主的诸子散文，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体现的历史散文，被看作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所以有“文必秦汉”的说法；乐府诗歌，尤其是其中的民歌，乃是《诗经》“国风”之后的又一重要收获；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新兴的五言诗，不仅在《诗经》的四言时代之后，开创了新的诗体，而且将日益成熟的文人的趣味和情绪自由地表达出来。汉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更深刻之所在。对于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的清晰认识，文体的成熟，文章观念的发展，文学价值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文人的增多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这些文学要素的汇聚，使得文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呈现出较为自觉的态势。要之，汉代虽不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阶段，却对于文学传统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形态和方向。第一章汉赋第一节汉赋的概况一汉赋的起源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重要文学样式。它的产生具有多源性，与先秦时期的一些作品和文体，如荀赋、战国纵横家散文、楚辞等的关系。二赋的定义及其体制特点赋是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讲　长信宫灯（西汉）　究文采，以铺陈为能事。三汉赋的几种不同的形式及其阶段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言志赋等，其文体特点以及流行的时期。第二节汉大赋的产生与写作一散体大赋的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心理散体大赋之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西汉武帝时代所集中体现的皇权、帝国的声威和气势。大赋的巨丽之美，作为体现国家、民族生命力的美学方式。二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演变。马踏匈奴（西汉）三对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分析第三节汉赋的文学史地位一散体大赋的政教功能与美学价值之间的矛盾对它的社会评价。关于“劝百讽一”。二汉赋的美学意义汉赋高度的修辞意识与修辞技巧。对汉文字的审美效果的充分发挥。思考题：1.为什么赋这一种文体会在汉代盛行？2.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分析汉大赋的美学价值。第二章汉代散文第一节诸子散文一秦至西汉前期的集体编写活动《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势要人物为中心组织众人集体编写的成书特点。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著述的结构，表达的方式。杂取各家思想，诸子思想由分到合的趋势。二汉初散文纵横家风格的复兴汉初的社会结构，诸侯——游士的社会格局，对战国的呼应。贾谊、晁错等人及其作品。三子书在汉代的蜕变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等书为体现，思想理论著作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的新走向，以其理论价值而存在，基本不再负载文学的功能。由子书而表现出的文与哲的分离。第二节司马迁与《史记》一《史记》的体例司马迁以其《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大约三千年间的历史。这是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这样几部分。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本纪”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表”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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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为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有少数篇章记载少数民族等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司马迁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这一种新体例，使《史记》改变了此前史书体例、结构上的单一性。这五个组成部分的形式尽管不同，但却彼此贯通，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就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叙事网络，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从而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作为一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著作，《史记》一向被称为“实录”。司马迁对社会，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所持的大胆的批判精神，正是中国古代良史“秉笔直书”的传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充分体现。二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成书过程司马迁的家世、教育。年轻时的四处漫游，考察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访问各地名胜古迹、耆旧故老，开阔了眼界，对社会现实和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的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与父亲司马谈的关系，父亲的遗嘱。身居史官之职，得以博览群籍，接触大量史料。“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司马迁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极大创伤，出狱后，他忍受着屈辱，继续写作《史记》。但是写作的意义对他来说已经不同，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圣君贤臣的丰功伟绩的记述，更不只是为了弘扬汉朝的辉煌，而是要通过著书来洗刷自己的耻辱，抒发心中的抑郁不平，寄托其生命价值。他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报任安书》所呈现的司马迁的内心世界。三《史记》的内容和写作艺术司马迁具有空前自觉、强烈的历史写作意识，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明确的写作目的，就使其区别于单纯的历史记录和整理。在《史记》中，他试图使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成为真正有组织的历史。不仅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天文、地理、风俗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历史，他首创的纪传体意味着：历史乃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史记》在写人物上与先前的历史著作的比较。以前的历史著作虽然也写到许多人物，但一般都流于片断，不够集中，而且人物往往作为某一历史事件的附庸而出现。《史记》以写人物为中心，也就是用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情况，围绕着人物来组织材料和篇章结构，从而更充分、更集中的刻划人物性格，并较完整地写出人物的一生和命运。《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纪传体中。以《项羽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为例。《史记》记述人物，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点，选用人生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来突显人物的主要业绩和性格特征。《史记》写人物的生平事迹，尽力避免概括地叙述，而是通过对人物生活经历、言行活动的具体描绘，生动鲜明地再现出历史人物的面貌。在把人物事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过程中，《史记》时常穿插着一些看似琐碎，但在展示人物性格上有作用的小事。但作者更善于描述那些头绪繁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把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形成强烈的戏剧性，从而把重大历史事件、复杂场面中的不同人物表现得各具特征。关于“互见法”。司马迁试图在同一篇章里保持他所要表现的某种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在尽量不损害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保持人物性格的内在一致和形象的完整。《史记》在语言运用上的极大的创造性。第三节《汉书》一班固的生平及《汉书》的写作二《汉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继司马迁之后，《汉书》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后来相沿不替的断代史体例。班固使司马迁首先创设的纪传体更加稳定、完善，从而成为后世正史修撰的唯一模式，长期以来中国史书最为经典的形式。随着“独尊儒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开展，“经明行修”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东、西汉的文化观念、文人作风都发生了变化，文章风气也显示出相应的不同。班固《汉书》中所体现的时代气息。《汉书》写人物的特点，以《霍光传》为例。《汉书》在人物传记中载录了一些重要的奏疏、辞赋和散文，这些文章往往为后世的读者所喜爱，有的还十分有助于传达人物的个性。以《杨恽传》为例。三班固之后的汉代历史写作汉代文人对历史写作的热衷。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相互分离。四“班马异同”论历史上有关司马迁、班固之高下评价的争论。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以及文学与历史的不同学科标准。第四节文章的演变一文章意识在汉代的逐步清晰二文章形态从先秦的文史哲杂糅，到其在汉代的逐步分离三文章观念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思考题：1.为什么汉初会是一个散文家活跃的时期？2.《史记》所采用的“互见法”对人物塑造有什么意义？第一章明代文学概述根据几种目前通行文学史的分期方式，我们可以大致将明代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为从明初到成化年间，约一百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不高，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高启、宋濂和刘基等人，这些人经历了元末战乱，作品较有现实内容；其后出现了歌功颂德的“台阁体”，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在小说方面出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施耐庵的《水浒传》。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则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主要上承唐人传奇笔法而少创变。戏曲的创作则落入低潮，仅有邱濬、邵璨等人可以一提，然其皆以剧载道，殊无艺术感染力。中期从成化末年至隆庆年间，约一百年。这一时期，先是在苏州一带出现了以唐寅、祝允明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同时在京城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他们都提出了复古的口号，比如“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给予台阁体文风以沉重打击。此后又出现了以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即被划入此派）和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均带有复古倾向。这一时期戏剧的创作开始走出低谷，出现了徐渭的《四声猿》以及梁辰渔的《浣纱记》，后者专为当时经魏良辅改良的昆腔而创作。著名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神魔小说《西游记》亦于此时问世。后期为万历至明亡，约七十余年。这一时期，戏曲创作进入丰收期，汤显祖陆续完成其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四梦”四部剧作。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沈璟、王骥德等对戏剧进行理论探索的文人。小说创作在此时也进入高潮，长篇人情小说《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及神魔小说《封神榜》等先后问世。在白话短篇小说方面，则有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等相继刊刻流行。诗歌方面则主要出现了以“三袁”兄弟为首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提倡一种“独抒性灵”或“深幽冷峭”的风格。晚明时期又出现了一种抒写情性的短小散文——小品文，其代表作家有“三袁”和张岱等人。（此概述参考了以下两种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章《三国演义》一、《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及版本三国故事自晚唐时即已开始流传于民间，至宋时尤盛，金元杂剧中亦多演绎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发现了元刊《三国志平话》，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基本轮廓。经过前辈学者的研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基本上为人们所了解：即它是在民间的三国故事、戏剧以及正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罗贯中的整理、加工而成。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大概是一个不太得志的下层文人。《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版本是嘉靖本，以后各种本子都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更动。明末时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李卓吾评本”，将嘉靖本的回目予以合并，并加入批语。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冈父子则对此书加以整理，删掉了原来的评语后自行加批；其次又对该书的文字和情节都作了一些更动，这使原书的艺术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题亦偏离原著，比如历史宿命感、历史循环论与正统观念的加强，对“忠”这一君臣伦理的宣扬盖过原书对“义”的强调。二、《三国演义》的主题及艺术特色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长期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比如封建正统说、拥刘反曹说等。这些说法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发掘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但是纵观全书，小说中除了对正、邪的截然区分，对忠、义等伦理价值的宣扬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什么集中的主题思想。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描述了一个历史过程中的风云变幻，反映了政治与军事斗争中的波谲云诡，从一个更高的立场来表达对历史沧桑的咏叹。书中最为吸引人的部分也都是对政治军事谋略铺排描写，和对智慧与勇敢类型人物的集中塑造。比如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即体现出很高的叙事技巧（可参看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中的分析），对诸葛亮、赵云、关羽、曹操、周瑜等人物的塑造也十分成功。但书中对许多小规模战争或战斗的描写却之失简单和草率，对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有脸谱化、平面化的倾向，某些人物性格特征则有夸张过头的嫌疑。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不必赘述。第三章《水浒传》一、《水浒传》的成书、作者及版本《水浒传》成书的情形有类于《三国演义》。北宋末年发生了以宋江为首的武装起义，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关于这次起义的各种传说却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宋元之间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具备一个后来水浒故事的轮廓。元代戏曲中数量众多的水浒戏说明这一时期水浒故事日趋发达。到元末明初先由罗贯中将传说、戏曲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成一个本子，其后施耐庵对这个本子加以完善而成《水浒传》。《水浒传》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现在一般认为繁本先出。此系统中所知之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其次则有嘉靖间郭勋所刻百回本。现存较完整的百回本则有天都外臣序本。繁本中还有一种袁无涯所刻一百二十回本，但内容有所增饰。明末金圣叹又将繁本删削成一个七十回本，保留了最精彩部分，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本子（以上参考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二、《水浒传》的主题及艺术特色《水浒传》是一部表现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梁山、替天行道的英雄传奇。这些人走上反抗道路的共同原因在于官府的黑暗，所以他们反抗的对象也主要在于权豪势要。其次，梁山好汉聚义的一个共同基础还在于侠义精神的感召，这便使梁山的英雄群体具有一种强烈的精神魅力。另外，替天行道的主张也体现着黑暗政治中一种行动理想，并为他们的反抗提供了合法性。而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抗方式与最终的招安结局固然说明了这种反抗的不彻底性，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叙事策略（为了小说能够顺利地流传）。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历来受人称道：首先，是其叙事及结构之精妙，对此金圣叹在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精辟阐说；其次，是书中众多英雄性格的成功塑造，正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三，是小说强烈的情节性，让人在阅读中获得欲罢不能而又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第四，是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极具表现力，堪称古典白话小说中的一个典范。当然，这部小说在结构上不够浑融紧密，各个不同人物的经历在小说中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不过对于早期长篇小说来说，这种缺陷似乎是难免的。一、《西游记》的成书、作者及版本《西游记》跟《水浒传》一样，也是在历史与传说的基础上经文人编撰而成。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取经乃实有其事，后来玄奘弟子根据其口述先后撰成《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传记作品。此后关于取经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大约晚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关于此书的成书时代有不同看法，此处取李时人、蔡镜浩说），此书已初具《西游记》轮廓。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许多与取经故事有关的戏曲。至元末明初则出现了比较完整的《西游记》一书（取鲁迅、孙楷第先生之说），但此书仅有片段佚文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西游记》的版本流传情形比较复杂，若概而言之则有：明代金陵世德堂刊本（为现存最早刊本）及李卓吾评本——此二本均无“陈光蕊赴任逢灾”一回；至清人刊《西游证道书》一百回，乃增第九回，遂成定本。关于此书作者，先有邱处机之说，后有吴承恩之说，然后说亦迭遭质疑，其作者归属竟成悬案。（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二、《西游记》的主题及艺术特色关于《西游记》的思想主题，长期以来歧说并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部小说内涵之丰富性。诸说之中似以游戏之说出现较早、亦更切近题旨。清人焦循《剧说》中云：“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鲁迅先生上承其说，更进一步指明游戏之中又兼以讥讽当时之世态（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林庚先生则又创新说，认为《西游记》的成功在于其童话般的活泼自由精神，其喜剧性也来源于这种童话性。并认为这种童话性乃是时代思潮（如李贽的“童心说”）在文学中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可谓抓住了《西游记》艺术魅力的本质。此外，本书的成功还在于塑造了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来源学界有过长期争议，主要有来源于印度史诗、来源于本国神话与来源于二者之综合三种观点。印度故事对中国小说之影响在六朝小说中已见端倪，至于猿猴变化的故事在六朝至唐代小说中都不乏其例。其次，唐代小说中还有大量表现精怪变异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孙悟空和其他精怪形象的艺术渊源。此外，《西游记》以一个旅行（或历险）的框架结构全书，这种结构方式在世界文学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第五章《金瓶梅》一、《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描写人情与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纪元。但是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却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是，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从明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个答案，比如王世贞、屠隆、李开先、李渔、冯梦龙、汤显祖、贾三近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说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金瓶梅》是在民间说唱文学的基础上由某个文人整理写定的。这个说法虽然可以找到许多文本上的证据加以支持，但是文本之外的证据却很少，对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其中的故事曾在民间流传过，可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多少文献上的记载，似乎不可想象（这跟《水浒》和《三国》的情形实在相去甚远）。其次，象《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这种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太适合于在说唱文学中予以表现。关于《金瓶梅》的第二个未解之谜是其写作年代，到目前为止，主要有嘉靖和万历两说。明人笔记中首先提出此书出自嘉靖间大名士之手，至郑振铎、吴晗等人始提出万历说，迄今未能趋于一致。《金瓶梅》刊刻之前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其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932年在山西发现）乃据初刻本翻印；明末崇祯年间所刻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则经过删削和修改，尤其是第一回作了很大改动，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部书的主题。另外一个重要的本子乃清初康熙年间刊行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此即张竹坡评本。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删改本，然多背离原著甚远。二、《金瓶梅》的主题、艺术特色及影响《金瓶梅》乃是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情节作为整体叙事框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长篇巨制，虽然小说中的时代设定在北宋末年，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场景却是属于晚明时代的。小说以西门庆这个人物为核心，描述了他在对金钱、女色、权势的追逐中耗尽生命的短暂一生，与此同时小说中又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一个暴发户家中成群妻妾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生活图景，刻画了潘金莲这样一个乖巧机变、情欲旺盛而又阴险狠毒的不幸的女性形象。此外，作者又对官场的腐败、世态的炎凉多所揭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酷无情、弥漫着欲望气息的成人社会，作者以一种冷静的自然主义的笔调在叙述这个社会的聚散离合，描述它的短暂的繁华和彻底的毁灭，除了一丝宗教拯救的渺茫希望之外，看不到多少理想的色彩。在《金瓶梅》中，作者以一种客观的手法来塑造其中的人物，人物的性格都更为真实、丰满、复杂，一改以往小说中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局面。《金瓶梅》中的人物已经难以完全按照某一种标准去衡量，而是应该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金瓶梅》又以一种近似于重复、琐碎的笔法去描写当时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过去小说所形成的审美期待和阅读方式（我们不再可能从中获得阅读《水浒》、《三国》等书时的审美愉悦）。《金瓶梅》所开创的题材领域与写作方式对后世的长篇小说（如《红楼梦》）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六章汤显祖与《牡丹亭》一、汤显祖的生平及思想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中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等职，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交往。万历十九年上书议政，被贬官广东徐闻。万历二十一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归临川。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戏曲创作上，代表作品有《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其中后三者均作于弃官归乡以后。汤显祖在思想上先后受到罗汝芳、达观、李贽等人的影响，兼备老、庄、儒、佛、心学等多种因素。在创作思想上他强调“情”的价值，这正如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所云：“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牡丹亭》的写作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二、《牡丹亭》的主题及艺术特色《牡丹亭》这部戏曲的构思受到魏晋隋唐文言小说中女鬼再生题材的启示，但又融进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杜丽娘乃是太守之女，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除了每日在闺中刺绣，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为了使她能够成为知书达理的“贤淑”，父亲便为她请了一位腐儒教授《诗经》。但是这样一种陈腐的教育方式却并不能遏止丽娘青春生命的冲动。在一次偷偷的游园经历中，她看到满园荒颓中的“姹紫嫣红”，不禁油然地感慨自己在孤寂中虚度的华年（“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当她回到闺中，便恹恹入梦，却不料在梦中与一位俊秀的书生相遇，二人欢情缱绻。然而春梦无痕，丽娘从此幽思成疾，以至抱恨而终。不久之后，那位梦中的书生（柳梦梅）竟然来到园中，拾到丽娘临终时留下的画像，日夜焚香参拜，感动丽娘幽魂降临。二人海誓山盟，更兼宿缘前定，丽娘乃获重生，与书生结为夫妇。在这个戏剧中所体现的这种对礼教的抨击、对人性的尊重正与晚明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牡丹亭》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曲辞精致优美，充满了诗一般的抒情氛围；全剧风格在深沉、含蓄中兼以诙谐、幽默；剧中所涉及的生活面及地域空间也很开阔，这都使其超出当时的其他剧作而显得卓尔不群。三、《牡丹亭》的影响及流传在这部戏剧问世之后，立刻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由于剧中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中青年女性的普遍处境，因此尤其受到她们的青睐。万历年间，江南才女冯小青曾在幽居水阁的凄寂生活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表达了她心中强烈的共鸣。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戏剧家沈璟曾将此剧改编，以适合昆腔的演唱形式。现代戏曲大师梅兰芳曾排演昆曲《游园惊梦》，是对该剧《游园》一出最为完美的演绎。第七章明代短篇小说一、短篇文言小说明代前期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再加上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可合称“三话”，这三种小说集主要上承唐人传奇笔法而较少创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集则有宋懋澄的《九籥集》、《九籥别集》，冯梦龙纂辑的《情史》，以及朱孟震的《河上楮谈》、《汾上续谈》等。这些集子中虽仍带有前代小说的痕迹，但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如《九籥别集》中的名篇《珠衫》即完全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冯梦龙等人的拟话本小说亦曾从这些文言小说中取材。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仍然包含不少狐鬼花妖的题材，可以视为唐代传奇与清代文言小说之间的一个过度阶段。二、白话短篇小说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时期已较为发达，宋代小说家话本中的某些篇目得以保存在明人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中，使我们可以略窥当时白话小说的概貌。到了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大量涌现，标志着这种文体形式的成熟。其中冯梦龙和凌濛初先后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乃是这类小说的集成。现在一般认为，“三言”中包括了一部分经过改编的宋元话本，此外基本是明人（包括冯梦龙）的创作。“二拍”中的作品则基本出于凌濛初的个人创作。冯梦龙对白话小说的关注乃有其明确的“导愚适俗”的主张：“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叙）”这注定“三言”会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已经带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对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尊重，对背离礼教的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宽容等。“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也更加广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其中的许多作品在叙事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廊独占花魁》即是历来受人称道的名篇。在“三言”、“二拍”之外，明末人刊刻的《西湖二集》、《型世言》也是较为重要的白话小说集，但其艺术性都已大逊于前。第八章晚明小品小品文是公安、竟陵文学主张的产物，体现了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这类文章不拘形式，不限题材，随心所欲，没有道学气，最能体现出人的性情和襟怀，所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在晚明文坛，小品文的代表作家有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等人。袁宏道为人洒脱，不滞于物，辞官后纵情山水，写下大量小品文的佳作，如《高梁桥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均文字清丽活泼，令人怡情悦性。谭元春、刘侗等竟陵一派小品则幽深孤峭，于新奇拗涩之中蕴涵深趣。王思任则于幽峭之中杂以谐谑，似又别为一体。张岱则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张岱中年经历明朝的覆亡，家境也随之败落，所以他的小品文中常暗含家国之痛与沧桑之感。张岱拓展了小品文的表现领域，各种题材、各种文体到他手中无不各臻其妙，而且获得一种表达的自由。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创作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及情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新红学”以来的考证研究所证明了共识。关键是与此相关的对小说性质的认识，《红楼梦》当然不是曹雪芹简单的“自叙传”，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经历与感受却有着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说更重要的联系。它强化作品的现实性与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书&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