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纳粹如何残杀残疾儿童

二战史——纳粹如何残杀残疾儿童     早在1933年，纳粹便以绝育和降低护理标准为手段，把魔爪伸向国营医院和护理所里的残疾人。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曾对帝国医学领袖格哈德．瓦格纳表示，一旦战争开始，他将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39年9 月1 日，战争爆发。这时，屠杀残疾人的机构也已准备就绪，屠杀行动也随即开始。而且，正如紧随着对残疾人的绝育立法便开始了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绝育立法一样，屠杀残疾人也成为屠杀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一个序幕。 　　残疾儿童成为了屠杀的第一个目标。1938年，克劳尔家的一名新生婴儿成为希特勒启动安乐死计划的一个借口。克劳尔家的这名婴儿性别不详，一出生便带有严重的残疾。具体患有什么病现在已无法确定；但根据有关证词，该婴儿出生时缺一条腿，两只手臂中有一只不完整。有证据表明该婴儿还双目失明，一些医生还认定该婴儿是个“白痴”。但其他人并未发现其失明症状，“白痴”的诊断也并不确定。另外，该婴儿还明显发生过痉挛。 　　婴儿的父亲求助于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维尔纳．卡特尔，并请求他让婴儿人院治疗。将婴儿留在医院的卡特尔事后声称，婴儿的父亲曾要求他杀死婴儿但被他拒绝，因为这么做是违法的。此后不久，克劳尔家便请求希特勒准许使婴儿死亡。此类请求可通过希特勒的私人元首府为希特勒所知。该元首府由菲利普．布勒指挥，负责为希特勒提供信息。希特勒决定处理卡特尔这件事；他指示其私人医生卡尔．布朗特去看一看这名婴儿，并与莱比锡大学的医生进行协商，如果诊断结果与请求信中所写的一样的话，便把该婴儿杀死。在莱比锡大学，布朗特在与会诊的医生们讨论后，确认了诊断结果，并授权施行安乐死。最终这名婴儿被杀死。 　　克劳尔家的这名婴儿被杀死后，希特勒授权布朗特和布勒开始一项屠杀具有身体和精神疾患婴幼儿的计划。希特勒任命布朗特和布勒作为他的这一所谓“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全权代表。与大多数纳粹头目一样，这两人都比较年轻：布朗特35岁，布勒39岁。曾负责克劳尔婴儿一案的布朗特显然是一名合适的人选。布勒则不然。布勒被选中的原因在于希特勒想让元首府来具体负责这一行动。而这项屠杀行动必须得有一个机构来负责组织和指挥，处理过克劳尔一案的元首府便是一个最佳选择。如果把这件事交由一个政府部门去办，比如说，交给内政部办理，那么所涉及的圈子便会扩大，也就无法对屠杀行动进行保密。而且这将导致过多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参与。 　　进而言之，授权政府部门来执行这一任务必须要有官方的书面命令，而希特勒则不愿意这么做。如果将任务交给纳粹党的某个部门，譬如纳粹党元首府，或者是党卫队，那么地方纳粹机构和纳粹党头目便会公然卷入这一行动，使计划秘密而有序地进行变得困难。另外，希特勒在确定会得到公众的一定程度的支持以前，不愿冒险使纳粹党成为众矢之的。 　　元首府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则没有以上的弊端。元首府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虽然它属于一个纳粹党机构——其全称为纳粹党元首府——但它与位于慕尼黑纳粹党总部的、由马丁．伯尔曼领导的纳粹党府完全相独立。元首府作为希特勒的私人官邸机构，由奥托．迈斯勒负责，与希特勒的总统府平行，但却又相对独立。而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府则由汉斯．亨里奇．拉默斯负责。元首府不为人所注意，规模又不大，因此可以指挥屠杀行动但又不必牵涉太多的人，也不会太显眼。 　　布勒将组织屠杀的任务交给了第二中央办公室，并任命时年34岁的布拉克为安乐死屠杀计划的日常事务官员。       在元首府的第二中央办公室，维克多．布拉克又建立起了4 个部门。Ⅱａ部由布拉克的副手维尔纳．布兰肯伯格负责。ＩＩｃ和Ⅱｄ部负责武装部队、警察、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有关事务。ＩＩｂ部负责与除了武装部队和警察以外的帝国政府部门打交道，同时也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布拉克把协调儿童安乐死屠杀行动的任务交给了这个部门。汉斯．海菲尔曼任该部主任，理查德．冯．海格纳任副主任。 　　海菲尔曼1906年10月出生于德累斯顿，在他承担纳粹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屠杀计划的主要职务时，年仅32岁。他的父亲经营纺织业务。1931年2 月，他加入了纳粹党；1932年，海菲尔曼获得了农业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在短暂涉足了一段时间的经商之后，他开始在纳粹总部的经济部门工作。1936年1 月，该部门划归元首府管辖。1937年，海菲尔曼被任命为Ｉｂ部门的主任。他一直领导着这一部门和儿童安乐死计划，直到1943年他被应征人伍。1942年，在布勒的推荐下，海菲尔曼获得了一枚战斗勋章。像纳粹其他许多涉及屠杀行动的机构一样，海菲尔曼也因其秘密屠杀行动而得到了奖励。虽然布勒使用了掩盖屠杀罪行的语言，但在谈及海菲尔曼获二级战斗十字勋章原因时，他所指的显然是儿童安乐死计划：“除了他在第二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中对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外，党员海菲尔曼博士在完成元首亲自交给的一项特殊战斗任务中奉献了他的才干。他领导了独立完成这一特殊任务的一个单独的部门。” 　　冯．海格纳1905年9 月出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军官家庭，仅比海菲尔曼大一岁。1923年，他在中学毕业后便开始进人工商界工作。1923年至1929年他供职于德累斯顿银行，1929年至1931年期间服务于一家卡车公司。此后他又去了德国钢铁生产商协会，担任一名统计员。他早在1931年便加入了纳粹组织，并积极参与纳粹在地方的活动。1937年他加入了元首府，后来在第二中央办公室及儿童安乐死计划中成为海菲尔曼的副手。他由于工作勤奋，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并于同一天基于同样的原因，由布勒推荐获得了一枚勋章。 　　1939年2 月至5 月间，负责指导儿童安乐死计划的有关人员开会并制定出了具体实施方法。起初，元首府的布拉克和海菲尔曼非正式地会见了帝国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林顿是第四部的负责人，他的合作对于安乐死屠杀计划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在帝国内政部，第四部负责处理公共卫生方面的事务，因而也负责实施种族和优生法律，包括绝育法。它还负责监督各联邦州及普鲁士省政府卫生部门和护理所以及地方公共卫生官员的工作。阿瑟．古特一直主管着这一部门，直到他于1939年底因病退休。古特生于1891年，1918年获得行医执照，1932年9 月加入纳粹组织，1933年7 月加入党卫队， 1938 年被擢升为准将。他对种族和优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曾与人合写过关于遗传法和纽伦堡种族法的半官方评论。 　　赫尔伯特．林顿的资料则比较少。他的职务是部级议员（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ｒａｔ），在古特领导的部门任部门主任，并具体负责国营医院和护理所事务以及绝育法和婚姻法的实施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还与古特合写过关于种族和婚姻法的评论。林顿 1899 年9 月出生于巴登州的康斯坦茨，1925年获得行医执照。 　　我们尚不清楚他是何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但很显然他曾长期担任政府公务员。他在医生协会的会员资料显示，他从未在私营诊所行过医，因此无法证明他具有医学资格。他早在 1925 年11月23日便加入了纳粹组织，但很明显没有在党内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加人冲锋队或党卫队。战争结束后，林顿逃脱了拘捕和讯问，1945年4 月27日自杀身亡。这样，林顿便成为负责安乐死屠杀的重要人物中最模糊的一个人物。 　　在布拉克、海菲尔曼和林顿就实施的细节达成一致后，他们挑选了一些医生，扩充了规划小组。这些医生包括卡尔．布朗特、维尔纳．卡特尔、汉斯．海因策、赫尔穆特．翁格尔和恩斯特．温兹勒。除了生于1904年1 月的布朗特以外，其余的医生当时都是40多岁。布朗特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加入党卫队，他是一位很合适的人选。他曾处理过克劳尔的案件，并是希特勒实施安乐死计划的两名全权代表之一。卡特尔 1937 年5 月加入纳粹党，是另外一名合适的人选；因为克劳尔婴儿就是在他的诊所里被杀死的。海因策是一名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专家，在勃兰登堡一戈登省的一家国营医院任院长。他于1933年5 月加入纳粹党，是由林顿推荐加入该小组的。翁格尔是一名眼科医生，曾申请加入纳粹党但未被批准。他写了一部小说来鼓吹安乐死，该小说后被改编为宣传安乐死的一部电影，片名为《我控诉》。冯．海格纳的妹妹将翁格尔推荐给了海菲尔曼。温兹勒1934年加入纳粹党，是柏林一名事业有成的儿科医生。他是由帝国医学界领袖尼奥拉多．康帝直接推荐进元首府的。 　　从一开始，安乐死的规划和实施就被归类为“绝密”，元首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必须加以隐藏。规划者于是便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机构来遮掩元首府对儿童安乐死计划的指导；他们将该机构的名称杜撰为“帝国严重遗传疾病科学登记委员会”。这一简称为“帝国委员会”的虚拟机构只是存在于纸上；它的通信地址是一个邮政信箱，它的职能是为元首府的行动作掩护。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任该机构负责人，但很显然他们也从未使用过自己的真名，他们签署文件时使用“克莱医生” 　　这一化名。正如我们将会了解到的那样，帝国元首府的所有官员在涉及安乐死计划时全都使用化名。对外人而言，帝国委员会是一个掩盖行动的幌子，他们所杜撰的名称也非常符合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特点。 　　这些医生和官员在1939年春天通过多次会议讨论，设计出了安乐死计划的一整套体系。他们决定，对实施对象的筛选将根据登记表进行；他们还进一步规定，收集的数据由专家进行评估，这些专家将决定被审核的儿童是否应该被处死。到了1939年夏天，该小组完成了规划，这一计划于是开始走向实施阶段。第一次屠杀行动大约发生于1939年的10月。 　　不管是元首府还是帝国委员会都无权启动这一屠杀计划。 　　就这一点，规划者需要内政部的帮助。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出面才能使当事人服从。1939年8 月18日，内政部就此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要求汇报畸形新生儿”的通知。该通知标有“绝密”字样，而且没有在该部官方的政府公报上刊登。这份文件由第四部起草，国务秘书威廉．司徒卡特代表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签署。 　　该文件要求助产士和医生汇报所有出生时具有以下疾患的新生儿： 1．痴呆和先天愚头症（特别是同时患有失明和失聪）； 2．头小畸形； 3．严重的和进行性的脑积水； 4．所有的身体畸形，特别是四肢缺失，严重的颅骨闭合缺陷和脊柱畸形等； 5．瘫痪，包括痉挛性双侧瘫痪。 　　除了新生儿外，医生们还被要求汇报所有3 岁以下患有以上疾病的儿童。 　　该文件后面还附有一份报告表格的样本。该表格要求填写的除了患病儿童的姓名、年龄和性别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内容：对疾患的详细描述；该婴儿的活动能力如何因病而受到妨害的解释；患儿的住院情况以及所住医院的名称以及预计存活年数和改善的可能性等等。该表格只占了一页纸的一面；对疾患的详细描述一栏，并没有留下多少地方可供书写。助产士和医生们被指示将报告递交给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经他们审核后再转往地址为“柏林Ｗ9 ，邮政信箱101 号”的帝国委员会。 　该文件一开篇便给人一种错觉，使人觉得内政部的目的在于科学调查，以帮助患有残疾的儿童：“对涉及遗传性畸形和精神痴呆病例的早期登记，对于一些科学问题的澄清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内政部没有公开发表这一通知，以及通过一家只有一个邮政信箱地址的私营研究机构来进行此调查这些事实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但该文件还是被广泛地认为是为一项统计调查收集资料的一份通知。该文件从头到尾没有半句话透露要求报告残疾儿童的真实原因。 　　原有的报告残疾儿童的表格经过使用后证明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940年6月7日，内政部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此后将使用新的表格。新的表格要求更加详尽的材料。原来的表格只要求填写婴儿的姓名、年龄和性别，新表格还要求填上婴儿的地址和宗教信仰。涉及婴儿患病情况的问题虽然变得更加详细，但没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新表格要求填写婴儿的出生情况及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的病史。       帝国内政部启动了这一终将导致屠杀残疾婴儿的计划。但内政部只不过是一个“信差”而已；帝国委员会具体负责该计划的执行。帝国委员会具有两项职能：一项是管理上的，一项是医学上的。管理工作以元首府的肋部为中心，负责人为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帝国委员会医学上的指导则由专家评估人员完成。 　　汇报残疾儿童的表格由助产士和医生填写，然后交给地方公共卫生机构。为了避免混乱，国家和省一级的卫生机构对表格进行存档，并负责将它们移交给帝国委员会。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则从帝国委员会的邮政信箱里收取这些表格。在元首府，他们对这些表格一一记录并加以分类。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医学训练的官僚对这些病例加以粗选，决定将哪些病例交由医学专家审核；他们把筛选过的表格交给医学专家，由他们加以判决。 　　三位医学专家分别是维尔纳．卡特尔、汉斯．海因策和恩斯特．温兹勒，他们都是规划委员会的成员和安乐死计划的铁杆支持者。他们完全依据交上来的汇报表格来决定是否杀死婴幼儿。他们从未亲眼见到这些婴幼儿，甚至连他们的病历都不看。专家们在印有“帝国委员会”字样的信纸上，在自己的姓名旁边写下自己的裁决。该信纸实际上是由元首府为被审核的婴幼儿印制的，信纸上评语一栏留的篇幅很小。一个简单的加号（+ ）表示该婴幼儿是安乐死计划的实施对象，并且将被处死；一个简单的减号（—）则表示该婴幼儿不属于安乐死计划的范围，也即意味着该婴幼儿可以继续活下去。如果对某个婴幼儿不确定，专家就会写下“观察”的字样，暂时延缓裁决。 　　由于元首府没有复印机，所以评估者手上只有汇报表格的原件而没有复印件，这样卡特尔、海因策和温兹勒便无法单独各自进行表决；他们互相传看汇报表格和记录表决的信纸，这样他们便可知道各自的裁决。 　　为了实施对残疾儿童的屠杀计划，帝国委员会又在国营医院和护理所创建了所谓的“专家护理儿童病房”。第一批这类病房很快便在汉斯．海因策的指导下，在勃兰登堡一戈登他所任职的医院里建立起来。其他病房的设立则要费些时间，因为元首府必须找到愿意设立这些病房的医院和护理所的负责人， 1940 年7 月1 日，内政部发布政令，宣布帝国委员会的第一个儿童病房在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戈登医院创立（实际上已经在早些时候创立）。内政部继续隐瞒该计划的真实意图，它通知公共卫生部门说：“在医学专家的指导下，在勃兰登堡附近的戈登设立的儿科病房将根据最新科学发现，为患儿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此类虚假信息还出现在内政部颁发的其他所有的相关政令之中。例如，1940年6月18 日，该部要求社会福利部门对需救济家庭承担有关费用。在提到旨在“拯救残疾儿童”而进行的先进的科学治疗时，该部告诉福利机构，经费将得到很好的使用，因为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儿童的状况得到改善，未来在福利上节省的费用也将抵消所花费的钱。 　　然而，所谓“治疗”的实际的费用决不会透露给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福利机构，因为这么做会显得过于暴露；父母们以为治疗将持续数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因而必定耗资巨大。而纳粹当局明明知道所谓的“治疗”很快便会结束，但还是将父母们蒙在鼓里。刚一开始，甚至连汇报的医生们也不明就里。一名有意将几名残疾儿童转往戈登医院新成立的儿童病房的公共卫生官员抱怨说，该病房对他关于费用的询问置之不理。帝国委员会虽然有钱支付所有费用，但只要可能便竭力让父母们和福利机构来支付这些秘密屠杀所需的费用。 　　这一屠杀系统的运作有赖于官僚、医生和父母们的合作。 　　内政部负责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在内的行政部门方面的协调，元首府则负责招聘屠杀行动所需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 　　官僚和医生们还要做父母们的工作，以争取他们的同意。 　　随着汇报和评估残疾儿童的体系开始运转，建立额外的屠杀病房并配备人员的需求便显得迫切起来。仅戈登医院的一家儿童病房根本无法处理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元首府开始招募负责实际屠杀行动的医生，这些医生随后便成为帝国委员会的成员。海菲尔曼、冯．海格纳和林顿亲自负责挑选了一部分医生，另外一些则通过联邦各州和普鲁士各省的卫生当局进行推荐。 　　大部分被选中的医生都对屠杀行动予以了合作，只有一小部分人予以拒绝，因而免于参与这项计划。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所涉及的刽子手和受害者的人数方面，对成年残疾人的屠杀很快就超过了对残疾儿童的屠杀。一些医生，例如戈登、艾希贝格和埃格尔芬—哈尔等国营医院的院长们，很快便在屠杀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些参与屠杀残疾儿童计划的医生是如何进一步卷入到针对成年残疾人的安乐死计划的这一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很难搞清楚。后来，帝国委员会又逐渐地建立了至少 22 个屠杀残疾儿童的病房。有的病房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有些则因在战后的司法审判过程中被揭露出来而臭名远扬。 　　第一个屠杀残疾儿童的病房建在戈登医院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该医院是勃兰登堡省的一家公立综合性医院，它座落在勃兰登堡附近。它的成年人安乐死屠杀中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甚至在其儿童病房设立之前便已经存在。戈登医院离柏林也不远，因此可与元首府保持便捷的联络。另外，儿童安乐死计划的3 名评估专家之一的汉斯．海因策还兼任该医院的院长。 　　由海因策一手操办的戈登残疾儿童病房及其运作方法成为其他儿童病房的样板；戈登医院同时成为一个训练负责指导屠杀行动医生的培训中心。例如，赫尔曼．维斯在负责指挥沃尔德尼尔医院的儿童病房前，便于1941年5 月在戈登医院接受过培训；1942年的1 月和2 月，他在调往乌施茨普林格和卡尔门霍夫的儿童病房前，又先后两次到戈登医院接受培训。另外，与其他所有儿童病房不同的是，戈登医院还拥有大批研究设施，供海因策及其学生对被屠杀前后的残疾儿童进行医学实验。而且，戈登医院还使用附近位于勃兰登堡的安乐死屠杀中心，来保证快速地对成批的残疾儿童进行屠杀。 　1940年，纳粹至少又建立了两个屠杀残疾儿童的病房。 　　其中的一个设在维也纳规模庞大的国营安斯腾霍夫医院。1940年7 月，一座拥有640 个床位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儿童教育疗养院在安斯腾霍夫医院内开张，它被用作奥地利的儿童屠杀病房。第一任疗养院院长为埃尔温．杰基里奥斯。1942年7月，在杰基里奥斯应征人伍后，恩斯特．伊尔林成为第二任院长。 　　依尔林此前曾在戈登医院担任海因策的助手，在那里，他学会了这一套屠杀的行当并施行了他的第一次屠杀。在调任前，海因策与维也纳公共卫生部门进行了协商。双方都清楚，依尔林的维也纳之行的目的包括，“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条件下施行儿童安乐死计划。 　　1940年建立的另一个儿童病房位于巴伐利亚州慕尼黑附近的大型国营医院一埃格尔芬—哈尔医院内，该医院同时接待成人和儿童病人。儿童屠杀病房与普通儿童病房是分隔开的。 　　该医院院长为赫尔曼．普法穆勒——一名成年人和儿童安乐死计划的早期参与者。普法穆勒1913年获得行医资格，1918年获得精神病医生资格。在担任埃格尔芬—哈尔医院院长以前，曾在多家国营医院任过职，主要从事酗酒症的治疗。普法穆勒是一位具有多年党龄的老纳粹党员，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组织，但不久便由于其公务员身份而被迫辞职；1933年5 月，他再次加入纳粹党。普法穆勒曾参与纳粹种族和优生立法的执行工作，1935年曾主持过奥格斯堡种族遗传机构的工作。他很早以前便是一个安乐死的鼓吹者。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他很快便引进了一套方法，将病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他还通过组织参观医院的方法，就住院病人的生理缺陷对公众进行教育。 　　对于早在安乐死计划正式启动以前就有的那些对埃格尔芬- 哈尔医院的参观活动以及该院病人的遭遇，我们有着非常生动的证词。巴伐利亚的一名学校教师路德维希．勒纳于1946年以一名德军战俘的身份，就自己参观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经历在伦敦出庭作证。勒纳是一名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他从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9年秋天参观了这家医院。虽然他随后在1940年应征人伍，在二战期间成为一名德军士兵，但他还是非常清楚地记得参观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经历，并向英国审讯人员叙述了他所记得的一切：在参观期间，我目睹了以下事情：在参观了其他一些病房后，该院院长，我记得他叫普法穆勒，亲自带领我们走进了一间儿童病房。该病房干净整洁，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病房里摆有大约15到25张婴儿床，床上的婴儿 1到5 岁不等。在那间病房里，普法穆勒不厌其烦地阐明了他的观点。我对他所说的话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些话，不管是出于愤世嫉俗还是出于表达上的笨拙，都惊人地坦白：“对于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我而言，这些怪物（指病房内的儿童）显然是我们健康的国家主体的累赘。我们不会用毒药或者是注射的方法来把他们杀死（他可能用了其他隐语来代替“杀死”一词），因为这么做只会给外国新闻媒体和瑞士的一些先生们提供诽谤的材料。” 　　不，我们的方法是，就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更简单，也更自然。”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普法穆勒）和病房的一名护士将一名婴儿从床上拉了起来。他向我们展示着这名婴儿，就像拿着的是一只死兔子一样，并带着玩世不恭的傻笑，以内行的口吻又接着说了一些话，大致意思如下：“例如，像这一个，可能还需要个两到三天。”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带着一脸傻笑的肥胖男人用胖乎乎的手举着一名哭叫着的骨瘦如柴的婴儿的情形。然后，这名刽子手进一步透露说，他们不会突然地停止喂食，而是慢慢地减少食物供应。 　　作为美国军事法庭的一名证人，普法穆勒对以上指控作了如下回答：“如果他说我用我的胖手将一名婴儿从床上扯起，我想说，我的手这一辈子都不曾胖过。我也不会在这种场合下咧开嘴笑。我从未笑过。”事实上，普法穆勒对于发生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对儿童进行的屠杀颇引以自豪，并在战后德国一家法庭上说：“让这些儿童睡觉是安乐死最干净的一种方式。” 　　大部分儿童病房都是帝国委员会在194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位于普鲁士黑森—拿骚省埃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艾希贝格是一家国营医院。．1941年，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在访问艾希贝格医院时，指示该院院长弗里德里希．梅内克开设一个儿童病房。事实上，梅内克在此以前就已经参与了成人安乐死计划，并已取得主管该地区所有医院的官员弗里茨．贝诺塔特的许可。贝诺塔特是一名忠实的纳粹党徒，同时也是安乐死计划的铁杆支持者。二次战后，梅内克已记不清艾希贝格儿童病院的具体创立时间，但他估计是在1941年的4 月。 　　虽然梅内克是艾希贝格医院的院长并且主管着儿童病房的事务，但儿童病房的屠杀行动则由他的副手沃尔特．尤金．施密特具体负责。梅内克在完成帝国委员会的文件上的手续后便下达了屠杀命令。施密特负责对屠杀行动进行监督，有时甚至亲自上阵，参与屠杀行动。1942年，梅内克应征人伍，施密特于是成为该医院的代理院长，并独自担任儿童屠杀病房的主任。即使在梅内克不在的情况下，施密特仍不断地通过写信向他通报艾希贝格医院的一些琐事，其中包括每一次屠杀行动的情况。．第二家儿童病房建立于黑森—拿骚省，使得这一个相对较小的省也拥有了规模庞大的儿童病房。这第二家儿童病房大约于1941年末或1942年初建于陶努斯山区伊德斯滕的卡尔门霍夫疗养院。卡尔门霍夫—伊德斯滕坦疗养院原是一家由私立基金会于19世纪建立的教育疗养院。纳粹上台后，该院无法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地位，逐渐地，弗里茨．贝诺塔特成为了控制卡尔门霍夫—伊德斯滕坦疗养院的基金会的董事长。二战开始后，该院的几名医生被应征入伍，玛蒂尔德．韦贝尔成为该院的首席医生并负责指导儿童病房的工作。韦贝尔是1938年在取得了行医执照后来到该院的。1944年，她因患肺结核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接受治疗。她的职务由经验丰富的赫尔曼．维斯接任，此人此前曾在戈登医院受过训练，并在沃尔德尼尔和乌施茨普林格儿童屠杀病房任过职。 　　在巴伐利亚，虽然已经有了一个设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儿童病房，但后来又在考夫布伦医院另设了一处儿童屠杀病房。该国营医院及其艾尔希附属医院自1929年开始便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医生领导。虽然此人在1935年底才加入纳粹党，但他一直是成年人及儿童安乐死的支持者。在考夫布伦—艾尔希医院任院长期间，他还亲自负责该院儿童病房的事务；在那里，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屠杀儿童。美国士兵在逮捕法特豪泽尔时发现，该儿童病房最后一名受害儿童死于 1945年5月29日，也就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21天。 　　就这样，帝国委员会逐渐地在德国各地建立起儿童病房，虽然其中许多病房规模很小。毫无疑问，大部分病房都是帝国委员会在与当地官员协商后建立起来的。在符腾堡州，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便与符腾堡州内政部负责医疗系统的两名医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尤金．施塔尔及其负责精神病院事务的下属奥托．毛特。施塔尔和毛特从一开始便与帝国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同意将符腾堡州医院里的残疾儿童转往别处的儿童屠杀病房。当帝国委员会最后决定在符腾堡州也设立一家儿童屠杀病房时，这一任务便自然落到了施塔尔和毛特两人的身上。符腾堡州的官员向帝国委员会推荐了斯图加特的市立儿童疗养院。1942年末，帝国委员会经过与斯图加特市卫生部门协商后，双方达成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同意设立一家儿童屠杀病房。 　　在其他各州，帝国委员会与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同样的合作。例如在巴登州，路德维希．斯普劳尔是州内政部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他一手包办了设在维斯罗希的儿童屠杀病房。在符腾堡州，海菲尔曼和海格纳直接处理儿童屠杀病房的事务。与符腾堡州不同的是，在巴登，内政部的林顿要求帝国委员会与斯普劳尔进行合作。设在维斯罗希的儿童屠杀病房建于1941年初，由该院副院长约瑟夫．阿特尔．施雷克主管。在杀害了3 名儿童后，施雷克拒绝进一步进行屠杀，并表示：“医院不是一个进行此类屠杀的合适地点。”但他仍然继续主管着屠杀病房，具体屠杀行动则由一名来自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年轻医生屈恩克完成。   　在普鲁士各省，帝国委员会同样与地方当局进行了合作。 　　当帝国委员会想在莱茵省建立一个儿童病房时，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作了异乎寻常的努力来劝说安德纳克国营医院的院长在该院成立一个儿童病房。为此，他们先是找到了该省主管国营医院的政府机构官员、精神病学教授沃尔特．克鲁茨。1941年 5月，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在杜塞尔多夫会见了克鲁茨，并一起规划在安德纳克附近的国营沃尔德尼尔医院内一幢单独的建筑物里设立一个拥有200 个床位的儿童病房区。然而在给儿童医院配备人员时则出现了一些困难，克鲁茨无法而且也不愿意从莱茵省派出一名医生来负责儿童病房，于是帝国委员会不得不派33岁的医生格奥尔格．雷诺来担任此职。雷诺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1年加入党卫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雷诺在到任之前已经参与过屠杀行动，并在离开沃尔德尼尔医院医院后继续从事屠杀。雷诺于1942年初离开后，帝国委员会再次帮助地方当局推荐了赫尔曼．维斯作为接任的人选。维斯比雷诺小5 岁，而且在1933年4 月后才加入纳粹党。1941年12月，维斯与海菲尔曼、冯．海格纳和雷诺在杜塞尔多大火车站的候车室内进行了会面，同意接受任命，负责沃尔德尼尔医院的儿童屠杀病房。克鲁茨对这项任命没有反对，但对维斯缺乏医学经验表示关注，好像医学知识是屠杀儿童的一项前提条件似的。此后维斯先后被派往戈登医院和波恩的精神病院接受培训，然后才到沃尔德尼尔医院任职。 　　有时对医院和医生的选择则显得不是那么正式。阿尔弗雷德．吕就任梅克伦堡州萨赫森堡医院儿童病房主任便反映了这种非正式的任命过程。吕是萨赫森堡医院的几名高级医生之一，他就任儿童病房主任一职似乎是缘于他和该省纳粹党领导组织的密切关系。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绕过地方官员，直接邀请吕到他们在元首府的办公室，并要他接受这一工作。吕接受了该任命。此后他声称自己从未屠杀过任何儿童，只是指导了儿童病房的工作，病房的工作人员具体实施了屠杀。 　　萨赫森堡并不是惟一通过私人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儿童屠杀病房。评估专家中的维尔纳．卡特尔（ＷｅｍｅｒＣａｔｅｌ）和恩斯特．温兹勒（ＥｍｓｔＷｅｎｔｚｌｅｒ）后来在他们自己的医院里开设了儿童屠杀病房：卡特尔是在他的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内，而温兹勒．则是在他在柏林的私人儿童诊所内。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设在戈登医院的第一家儿童病房便是在3 名评估专家中的另一名——汉斯．海因策（ＨａｎｓＨｅｉｎｚｅ）的授意下操办起来的。这几个评估专家还向元首府推荐合适的屠杀儿童的医生人选。温兹勒推荐了汉堡的医生威廉．拜尔，拜尔从1934年起便担任汉堡—罗森堡索特儿童医院的院长。温兹勒和拜尔两人以前曾在柏林共过事。拜尔接受了任命，汉堡—罗森堡索特儿童医院于是便成为了另一个屠杀残疾儿童的基地。 　　残疾儿童屠杀政策是由元首府的官员发起和指导的，但该政策的具体实施则由儿童病房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完成。元首府的官员并不在意儿童是怎样被杀死的，他们完全依赖于他们所选择的医生的专业意见。这些医生必须自己找出最佳的方法。在元首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拜尔被告知，屠杀的方法完全由医生们自己掌握。 　　可选择屠杀的方法之一便是断食。我们知道这一方法曾经被使用过。配给的食物被不断地削减，直至到了使人饥饿的程度。在战争末期，饥饿现象和“饥饿病房”在许多医疗机构已经相当普遍。然而，饥饿并非是儿童屠杀病房所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医院是如何获得杀害儿童所需的大量药物而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呢？这个问题医生自己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交由元首府的官员们来处理。但不管是元首府还是它所设立的一线组织帝国委员会，都无法合法地购买大量的这类药品。元首府必须找到另外一个机构作为中介组织。 　　元首府的官员们这时便向第三帝国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门求助，并得到了纳粹侦探组织克里保（Ｋｒｉｐｏ）的合作。克里保和纳粹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样，是纳粹保安警察（Ｓｉｐｏ）的一个组成部分。1939年，保安警察与党卫队的保安部合并，组成了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ＲＳＨＡ），该办公厅是一个机构，两班人马——它包含了两个政府机构：侦探组织克里保和政治警察盖世太保，以及一个具有政党形式的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部（ＳＤ）。该办公厅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Ｈｅｙｄｒｉｃｈ）负责指挥。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指定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的第五部与元首府进行协商。最终，第五部主任阿瑟．内布（ＡｒｔｈｕｒＮｅｂｅ）及其副主任保罗．维尔纳（ＰａｕｌＷｅｍｅｒ）与元首府就克里保与元首府之间的安乐死屠杀合作事宜达成了协议。 　　这样，克里保将负责向儿童病房提供屠杀残疾儿童的药品；此后，它又向医生们供应了屠杀成年残疾人所需的药品。内布将提供药品的工作具体交给了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的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ＫＴｌ）办理。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ＫＴｌ）位于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的楼内，由工程师沃尔特．希斯领导，是保安警察（Ｓｉｐｏ）的技术支持部门。其职能包括对伪造文件和轻武器的鉴别，纵火现场的调查以及其他证据的研究。获取药品的任务便由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ＫＴｌ）的化学部具体负责操办，该部的主任为阿尔伯特．魏德曼，一个具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的党卫队军官。 　　魏德曼显然是直接受内布的指令与元首府进行合作的，这一合作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魏德曼的化学部为元首府进行掩护，元首府方面的联系人则为冯．海格纳。从1940年开始，化学部向元首府供应了大量毒药，特别是大剂量包装的吗啡- 东莨菪碱栓剂，并将它们送到元首府派发。药物针剂有时甚至被存在元首府的保险柜里。在二战后期，随着党卫队作战单位的进一步扩编，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作为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一部分，便更加容易得到药品。魏德曼的化学部从前线作战的纳粹党卫队的医疗部门获得了大量各类药品（包括鲁米诺和吗啡）。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然后将药品转往元首府（通常是交给冯．海格纳个人）。元首府于是通过帝国委员会将这些药品送到各儿童病房；但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也经常直接将药品送到各医院和疗养院。 　为了杀害残疾儿童，帝国委员会必须先将他们转往儿童病房。这项工作需要与大量的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该过程从一名医生或助产士填写残疾儿童汇报表格并交给地方卫生部门时便开始了。专家们根据报告作出裁决，如果他们判定该儿童属于安乐死计划的对象，帝国委员会，也就是元首府的海菲尔曼或冯．海格纳，便开始启动下一程序。 　　帝国委员会不会直接与残疾儿童的亲属或是医生打交道，因为它不具备官方地位，也没有行政上的强制性权力。而且避免直接接触也是为了不暴露元首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帝国委员会于是便将这项工作交由联邦各州和普鲁士各省的卫生部门完成。这些部门负责将儿童转往儿童病房。在符腾堡州，符腾堡州内政部的施塔尔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至少将该州的93名残疾儿童转往州外的儿童病房。1943年8月8日，汉堡当局也从汉堡的朗根霍恩（ｋａｎｇｅｎｈｏｍ）医院将24 名残疾儿童转往黑森—拿骚省艾希贝格（Ｅｉｃｈｂｅｒｇ）医院的儿童病房。在两个月之内，这24名儿童全部死在艾希贝格医院：4 名死于1943年8 月，13名死于9 月，7 名死于10月。 　　如果残疾儿童已经住在医院里，特别是拥有屠杀残疾儿童病房的医院里，那么转移便不会构成任何问题。但汇报给帝国委员会的大部分新生儿和儿童都呆在家里或是地方医院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劝说其父母同意将患儿进行转移。联邦各州和普鲁士各省的卫生部门通常将这一工作交给地方公共卫生官员来办理。 　　一旦儿童被转移，帝国委员会的专家们便可以有几种方式接着进行下一步骤。一种方式是在儿童一到达病房后立即下令屠杀。另一种更常用的方式为，要求病房的医生观察患儿并对观察过程进行汇报；只有在医生作出肯定的汇报后才下达屠杀命令。规定这一所谓的观察期主要是为了防止错误的发生。然而，儿童病房的医生一般均不会作出否定的汇报。一旦患儿被送进儿童病房，不管是帝国委员会还是儿童病房的医生，都不愿意再让他们活着离开。 　　屠杀儿童的命令是由帝国委员会发出的。在一份印有子虚乌有的“帝国委员会”字样、但却是由元首府官员签署的官方模样的文件中，屠杀命令被隐称为对儿童进行“治疗”的“授权”。使用“授权”一词是因为，由希特勒直接下令的安乐死计划完全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他们谎称是在进行一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由国家进行授权、医生主动实施但又为陈旧的刑法所禁止的计划。使用“治疗”一词则是因为即便是在秘密文件里，“杀死”一词也显得过于暴露。二战后，艾希贝格医院儿童屠杀病房的斯密特在做证时承认：“柏林给我们发来了所谓的授权文件，不久又转来了这些儿童。”他补充到：“这些儿童被辅助走向死亡。” 　　虽然帝国委员会杀害的大部分儿童显然并非患有痛苦的和不治的疾病，但刽子手对他们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却是他们的疾病使他们完全丧失能力而且无法治愈。这些按规定必须进行汇报的疾病确实都比较严重，其中包括根据当时的医学观点被认为是无法治愈、而且是遗传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和身体畸形。但即便这一屠杀原则——即所患疾病虽然不一定是致命的但必须是无法治愈的——也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在残疾儿童安乐死计划开始后，帝国委员会及其医生们在裁决是否将一名残疾儿童纳入安乐死实施范围时，并没有遵循他们自己的这一原则或是遵守必要的限制条件。 　　首先，对儿童的诊断既不准确又十分有限。医生对治愈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评估专家则根据这些医生的诊断，常常作出最坏的预后。而儿童病房的医生们也常常认定患儿所患疾病是无可救药的，即便在对该儿童最为了解的患儿的医生认为所患疾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其次，参与该计划的医生认为，儿童安乐死计划中所列疾病将使得患这些病的儿童在长大成人后无法独立生活。但是，即使是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首席医生也发现，这一判定是错误的，并举出失明且失聪的海伦．凯勒为例。他认为，在幼年时期对一个儿童的未来能力作出绝对判断为时过早。同样地，评估专家魏茨勒（Ｗｅｎｔｚｌｅｒ）在一开始曾反对将先天愚头型患儿归人安乐死实施的对象。他指出，这些患儿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欣赏能力并且热爱生活。 　　第三，对“痴呆和先天愚头症”等的定义十分含糊，从而根据儿童的智力和行为把智力迟钝的儿童也包括在内。事实上，对这类儿童的判断完全基于对他们的智力和教育进行的简单而且易错的评估。社会价值观，特别是针对儿童的行为方面的社会价值观，常常会影响是否作出屠杀的裁决，正如它们会影响到是否作出绝育的裁决一样。 　　屠杀病房的医生与3 位评估专家一样，对患儿的生命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他们能亲眼看到儿童并作出汇报。但这些医生常常十分年轻而且缺乏经验，完全没有资格作出这些判断。尽管他们接受了一些特殊培训，但其中许多人甚至连医学专业资格都没有。 　　如果我们看一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几名医生——海因策（Ｈｅｉｎｚｅ）、依尔林（1 ｌｌｉｎｇ）、杰基里奥斯（Ｊｅｋｅ．ｌｉｕｓ）、梅内克（Ｍｅｎｎｅｃｋｅ）、普法穆勒（Ｐｆａｎｎｍｕｌｌｅｒ）、雷诺（Ｒｅｎｎｏ）、施密特（Ｓｃｈｍｉｄｔ）和维斯（Ｗｅｓｓｅ），我们就会发现，其中4人曾被授予专业资格（精神病学或神经学或两者兼有）：普法穆勒于1918年，海因策于1928年，依尔林于1937年，杰基里奥斯于1938年。但另外4 人则没有专业资格。他们也确实想在二战期间获得专业资格——如1940年梅内克曾向医学委员会提出过申请，并同时请元首府和内政部帮忙，但最终没有成功。这些医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或具备相关经验来主管儿童病房并对儿童的生死加以裁决。甚至连亲自参 　　与这一计划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卡尔．施奈德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所接受的训练十分有限，他们的诊断也并非都是准确的”。 　　即便如此，这些医生仍然一个个野心勃勃，急于完成上面规定的配额。在送到他们病房的儿童不够时，他们便会抱怨。 　　帝国委员会对工作卖力者予以奖励；工作有成效的屠杀病房的工作人员还会得到一份奖金。 　　这些残疾儿童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纳粹所规划的未来德国社会的要求。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父母同意将其孩子杀死。而且，医生们一致以奇怪的方式对家长的同意进行诠释。父母们从未被告知其孩子将被杀死，当局通常的做法是，先欺骗家长说治愈患儿的手术有可能风险很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以便先让家长有心理准备；如果父母同意手术，医生便将之理解为同意实施安乐死。“得到了父母同意”这一荒诞的说法屡屡被刽子手以不同的形式为自己辩护。埃格尔芬—哈尔医院儿童病房的负责人赫尔曼．普法穆勒在纽伦堡接受美国公诉人员审问时，对自己作了最为荒诞的辩解：问：当你决定对儿童实施安乐死以解除他们的痛苦时，你是否通知了他们的家长或监护人？答：是的。他们事先得到了部门医生的通知。 　　问：他们在你实施安乐死之前便得到了通知？ 　　答：唔，是的。我们告诉亲属说最好还是来看看孩子，因为孩子病得很厉害，而孩子的亲属们也确实来了。在用鲁米诺进行治疗的初期，孩子时常会醒来，直到不断积累的鲁米诺最后开始起作用。 　　问：你告诉过家长和监护人你们将对孩子进行鲁米诺治疗吗？ 　　答：没有，没有，那是一件绝对机密的事。 　　首先开始的是对儿童的屠杀，它是安乐死屠杀计划的开端。对儿童进行优先考虑是因为他们代表子孙后代；要使优生和种族纯粹化计划取得成功，消灭那些被认为是有病的和畸形的儿童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不久以后，对成年残疾人的屠杀很快就使屠杀残疾儿童的计划变得小巫见大巫了。但当希特勒于1941年8 月下令结束第一阶段的安乐死屠杀计划时，对儿童的屠杀并不包括在这所谓的“停止”命令里；而且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实施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到后来，儿童安乐死计划的范围更加扩大。起初，实施对象只包括新生儿和婴幼儿，他们的年龄全部都在3 岁以下。此后大一些的儿童也开始被包括进来，逐渐地，甚至连十几岁的少年都在儿童病房里被杀害。专制独裁的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年龄较大的儿童也纳入安乐死计划的实施对象。并不是所有被杀害的儿童都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或永久性的严重残疾，很多儿童只是由于患有并不是非常严重的残疾而被收容，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具有行为问题，学习能力较差。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许多屠杀的记录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在二次大战期间，共有多少儿童在儿童病房里被杀害。 　　根据比较合理的估计，被屠杀的婴儿儿童总数不少于5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