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的研究

通论三 《说文解字》的研究概况 一、清代以前的《说文》研究 清代以前的《说文》研究者，首推三人：一个是唐代的李阳冰，另外两个是南唐时代的徐铉、徐锴二兄弟。 李阳冰，字少温，约生于唐开元年间，卒年不详。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曾为缙云令、当涂令。官至将作少监。工小篆。初学李斯《峄山碑》，据说后来曾对仲尼《吴季札墓志》有所借鉴，便变化开合，自成一体。宋元人称其不下李斯，受到后人推重。曾刊定《说文》三十卷，今不传。据《说文》徐铉校定本所引以及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李阳冰大致做了不少正形(纠正《说文》篆文的写法及形声的分析)、正义（对《说文》的解说提出不同意见)的工作，其中虽然有不少误改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刊定《说文》还是有功绩的。 徐铉、徐锴是二兄弟。绦铉，字鼎臣，生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卒于北宋淳化二年(991)，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吴，为校书郎，南唐代吴以后，官至吏部尚书。后随后主李煜归宋，为太子率更令，加给事中，官至散骑常侍。他一生最大的学术功绩就是对《说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校定，今以大徐本行世。在大徐本中，除了对《说文》作了版本订正、增补正文、补新附字、加注反切等工作外，还对《说文》作了简要注释。这些注释有些是他个人的见解，凡注“臣铉等曰”者便是，这一类共407条；有的是引用他弟弟徐锴的看法，凡注“徐锴曰”者便是，这样的也有141条；另外还有几条是引用了李阳冰的意见。注释的内容大体分辨形、辨音、辨义三类。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也不乏谬误。 徐锴，字楚金，生于后梁贞明六年(920)，先于兄卒于北宋开宝七年(974)。书工八分和小篆，与徐铉同享大名于江左。南唐中主李璟见其字，以为秘书省正字。曾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今本有缺佚。四十卷中，除后十卷是杂论外，前三十卷都是逐条解释《说文》的，一般用“臣锴曰”、“臣锴案”的形式与原作相区别。他的解释常常是补充本义、增补别义或引申义。比如《说文》训“婴”为“颈饰”，他在下面作了增补：“徐锴曰：又，女曰婴。”是补充了别义。《说文》训“极”为“栋”，他在下面增补道：“徐锴曰：按极，屋脊之栋也。今人谓高及甚为极，义出于此。”这是补充了引申义。 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虽然说错了的地方也不少，但它确实为《说文》做了不少注解工作，在《说文》研究史上有承前启后之功。在清代《说文》学兴盛以前，二徐的功绩是最值得肯定的。 二、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 清代是传统语言文字学鼎盛时期，也是《说文》研究的鼎盛时期。据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附录统计，有清一代研究《说文》并有著述传世者多达203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声四家，后人称为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四家之外，其成就卓著可观者亦不下数十家。 下面简要介绍四大家及其研究成果。 （一）段玉裁和《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注》，简称《说文段注》或《段注》。清代段玉裁注。三十一卷。成书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有嘉庆二十年(1815)经韵楼刊本、道光九年(1829)学海堂《皇清经解》本、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祟文书局刊本、1920年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1981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8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经韵楼本等。 段氏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用多种宋本校订明代末年汲古阁所刻宋本《说文》，著成《汲古阁说文订》一书，以后又以《尔雅》、《玉篇》、《集韵》等的训解，以及群书征引和字义来疏证校释《说文》，著成5 40卷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在此基础上，由博反约，锤炼精简，最后写定《说文解字注》。《说文》一书原为十五篇，北宋徐铉将各篇分为上下，共三十卷，段氏又因第十一篇上注文太多，分为二卷，故共为三十一卷。 《说文解字注》是段氏倾注毕生心血的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是世所公认的关于《说文》的权威性著作，其贡献主要有： 1、发明、诠释《说文》的体例和术语。许慎撰写《说文》虽有一定的体例，但并未明说，他所用术语，也并不加以解说，而后人不知体例和术语，则有碍于阅读研究。段氏潜心研究，对原书中的术语、体例都能加以疏通和阐述。如《说文》一部之末“文五，重一”下，段注：“此盖许所记也。每部记之，以得其凡若干字也。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这是阐明《说文》每部统计字数、540部排列次序和部中之字排列次序的体例。又如《说文》“元”字“从一，兀声”下，段注：“凡言‘从某、某声’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这是阐明《说文》关于形声字的说解方式和一般的训释次序。其余如《说文》“一”字下阐明古文、籀文、小篆之例，“天”字下阐明声训、转注、会意之例，“吏”字下阐明亦声之例，“旁”字下阐明“阙”之例，“畠”字下阐明读若、读为之例，“祝”字下阐明一曰之例等等，对于读者深刻理解《说文》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校订、修正《说文》的讹误。《说文》一书流传既久，鲁鱼豕亥必不能免，段氏乃根据此书体例和历代文献称引，对其进行大量的校订和修正，而从后人发现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和甲骨文、金文来看，段氏的校订和修正又往往跟古人相合。如《说文》大徐本“上”字云：“挨，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段氏据下文“帝、旁、示”诸字所从古文“上”作“二”形，而改“上”为“二”，这正合于甲骨文。又如《说文》大徐本：“栅，编树木也。”段氏据《玉篇》和《广韵》所引，改“树”为“竖”，这正合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 3、疏证许慎的说解，并寓作于述。许慎对于文字的说解往往十分简单，后人难以理解，段氏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对许慎的说解作了较为详细的疏通和论证。同时，由于段氏精通古代典籍和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毕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所以他又能把许多科学认识和正确见解融入到注释之中，从而大大提高了注释的学术价值。如《说文》“福，禄也”下，段注：“《诗》言‘福’、‘禄’多不别。《商颂》五篇，两言‘福’，三言‘禄’，大旨不殊。《释诂》、毛传皆曰：‘禄，福也。’此古义也。郑《既醉》笺始为分别之词。”这是说上古“福”和“禄”字义无别，直到东汉郑玄，“禄”释为禄位，才跟“福”意义有别。又如《说文》“晤，明也”下，段注：“‘晤’者，启之明也。心部之‘悟’、帯部之‘寤’，皆训‘觉’，‘觉’亦明也，同声之义必相近。”这是说相同声符的字，其字义亦相近。其余如“屦”字下对“屦”和“履”的辨析、“病”字下对“疾”和“病”的辨析、“讽”字下对“讽”和“诵”的辨析、“牙”字下对“牙”和“齿”的辨析，“狗”字下说“狗、驹、豹”同源、“侖”字下说“伦、论”同源、“康”字下说“漮、蘇、罩”同源，都是极有价值的论述。 4、标明各字的古韵，以便形、音、义三者互求。《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每字下都注有反切，但是这些反切代表的是中古音，加注这些反切只是为了规范当时的字音。段氏标明的则是每个字的上古韵部，其目的之一是跟许慎所说的“某声”、“读若某”等相配合，二是有助于古音、古形、古义三者互求。例如《说文》“龟，舊也”下，段注：“此以叠韵为训。……‘舊’本‘鸱舊’字，假借为‘故舊’，即‘久’字也。刘向曰：蓍之言耆，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当我们看到段氏注“龟”字古韵在第一部(之部)，“舊”字古韵也在第一部(之部)，才知道许慎这里确实是采用了叠韵为训的方法。而当我们知道“久”字古韵也在第一部(之部)，“舊”、“久”音义相通，才能真正理解许慎“龟，舊也”的含义。 5、注明许慎引文的出处。许慎在说解中往往引用古代文献以为证明，但是他并不注明出处，有时也不照录原文，这给后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了不便。为此，段氏大都详细指明出处，对许书引用讹误，也能加以纠正。如《说文》“返，还也。《商书》曰：‘祖甲返。’”下，段注：“《西伯戡黎》文。各本作‘祖甲’，今依《集韵》订。”既指出“祖甲返”一句出自《尚书·西伯戡黎》一文，又指出所谓“祖甲”当是“祖伊”之误。 6、阐明许慎的文字学理论和看法。许慎在《说文·叙》中提出了许多文字学方面的理论和看法，段氏一一加以阐述和发扬。如关于六书中的形声一例，段氏就作了很好的叙述：“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声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声者。有亦声者，会意而兼形声也。有省声者，既非会意又不得其声，则知其省某字为之声也。” 《说文解字注》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有： 1、改字太多，流于武断。如《说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许慎的说法本来不误，也符合甲骨文字形，但段氏根据《六书故》引唐本改为：“本，木下曰本，从木、从姶。”反而改错了。 2、穿凿附会以证成许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许慎的说解本来就有一些牵强错误之处，段氏非但不能纠正许氏的失误，反而多所曲意维护。如《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其实古文字“天”字作蔬，应是象形字，圆圈或圆点意为人头，以后为书写方便，圆圈或圆点变为横画。而段氏却说：“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于六书为会意。” 由于有这些缺点，所以后来匡谬订补者不少，如徐颢《说文解字注笺》、徐承庆的《说文解字注匡谬》、钮树玉的《说文段注订》、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冯桂芬的《说文解字段注考正》等等。这些匡谬订补，有的匡对了补对了，有的则是吹毛求疵，没有什么道理。 （二）桂馥和《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1736～1805)字冬卉，一名天香，号未谷，山东曲阜人。在乾隆末年他55岁时中进士。早年曾任职北京国子监，后补任山东长山县训导。60岁时出任云南永平知县，后移任顺宁知县。平生著述丰富，其中以《说文解字义证》最为博大精深。 《说文解字义证》共五十五卷，所谓“义证”，就是广征经史子集，对《说文》说解加以疏证。其书先以大字列出许书原文，然后另起一行并且低一格用双行小字加以疏解。如果古籍所载与《说文》不同，就另起一行、顶格用双行小字列出，然后空一格再行疏解。《义证》属“取证于群书”，故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曰“义证”。 该书引征材料极为丰富，或引他书解说以证许书，或引他书以补许书，或引他书所引许书以相参证，是研究《说文》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它的缺点是太宗崇《说文》了，故有不少皮傅之说。 关于段玉裁和桂馥的著作，张之洞曾作过比较，他在《说文解字义证叙》中说： 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 这段话大致说出了段、桂二书的特点。 （三）王筠和《说文句读》《说文释例》 王筠(1784～1854 )字贯山，号豎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曾任山西宁乡(今中阳)知县，代理徐沟(今清徐)、曲沃知县。平生著述20余种，影响最大的是《说文句读》《说文释例》两种。 《说文句读》三十卷，是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严可均《说文校议》三书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斟酌损益而成。其中虽多本他人之说，但自加斟酌而加以考辨的也有1100余事。此书虽曰“便初学诵习”，但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说文释例》二十卷，目的是“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段玉裁)所未备”，显然与前书不同。全书重点是在前十二卷，分三大部分：一是解释六书；二是解释古文、籀文、或体、俗体、重文；三是解释《说文》列字次序及解说术语。该书分析详备，每例之下，列若干正例和若干变例。作者对《说文》烂熟于心，“羊枣脍炙，积二十年，然后于古人制作之意、许君著书之体、千余年传写变乱之故、鼎臣以私意窜改之谬，犁然辨晰于胸中”，于是“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卓然成一家之言。 （四）朱骏声和《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曾任安徽黟县训导。咸丰元年(1851)以所作《说文通训定声》、《古今韵准》、《说雅》等书四十余卷奏上，受到咸丰皇帝的褒奖，加国子博士衔。后升扬州府学教授，因风襤不能到任，解官后侨居黟县，自号“石隐山人”。朱骏声少时曾从钱大昕学，后主讲于暨阳、萧山等书院，一生以致力于古学自娱。平生著述100余种，已刊行者20余种。其中以《说文通训定声》一书用力最勤，影响最巨。 《说文通训定声》打破《说文》540部首的顺序，将其中全部字分析出1137个声符字(所谓“声母”)，再按古韵十八部编排。十八部名称用《周易》卦名代替，分别是丰部(即清人东部)、升部(蒸部)、临部(侵部)、谦部(盐部)、颐部(之部)、孚部(幽部)、小部(宵部)、需部(侯部)、豫部(鱼部)、随部(歌部)、解部(支部)、履部(脂部)、泰部(祭部)、乾部(元部)、屯部(文部)、坤部(真部)、艮部(耕部)、壮部(阳部)。他在《自序》中说：“部标十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声为经而义为纬。”这是他的苦心所在，也是他的独创之处。 这部著作所以定名为《说文通训定声》，是因为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说文”，二是“通训”，三是“定声”。这也是他费尽心机的表现之一。 第一部分是“说文”。“题目‘说文’，表所宗也。”大体以解释形体和本义为主，一般是首先列出《说文》的解释，再征引雅书、字书的解释加以补充，然后再征引各种典籍加以疏证，往往能从文字形音义的发展上结合实际文献中的运用情况详加考察。这些都是“正义”。“正义”之下又列“别义”一项，多是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外的别一种意义。难能可贵的是，朱骏声说是“宗《说文》”，但也不是无原则的。碰到他认为是许慎说错了的地方，他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二部分是“通训”。“曰‘通训’，发明转注、假借之例也。”这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主要是讲六书之“转注”与“假借”的。他认为，“读书贵先识字”，“不明六书，则字无由识；不知古韵，则六书亦无由通。专辑此书，以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可见，他著此书的主要目的也正在这里。 他在《自叙》里是这样说明转注和假借的： 凡一意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名者，曰假借。依形作字，睹其体而申其义者，转注也；连缀成文，读其音而知其意者，假借也。假借不易声而役异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以省后世之俗书。假借，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 可见，他说的“转注”，大致就是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引申”；他说的“假借”，就是“通假”。他关于转注的见解，多为学者所不取；但如果抛开转注之名而看他的分析，对认识词义演变的规律和考察词义确实是非常有益的，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至于他论述的假借部分，则是该书最可参考的部分。他认为，假借之原有三：一是先无正字而后造正字的，如“吉祥”原先只写“吉羊”，后来才造“祥”字；二是本有正字不用而用别字的，如本来有“云气”的“气”字不用，而借用从“米”的气字；三是习讹不变而专用别字的，如用表示“面容”义的“颂”作“歌颂”之“颂”。依借字与本字之间的语音关系，他又把假借之例分为四种：一是同音的，二是叠韵的，三是双声的，四是合音的。他又把假借的具体用法分为八种，即同声通写字、托名标识字、单辞形况字、重言形况字、叠韵连语、双声连语、助语词、发声词等。 第三部分是“定声”。“曰‘定声’，证《广韵》、今韵之非古而导其源也。”着重指明字与字的语音联系，指明古韵相押情况，分“古韵”和“转音”两种。“古韵”下指明先秦时期与同韵部字相押情况，“转音”下指明先秦时期与邻韵部字相押的情况。 全书每字之下，一般是首先释义，次列别义，次列转注，次列假借，次列声训，次列古韵，次列转音。眉目清晰，使用方便。 朱书对古籍中的通假现象搜集既广，解释亦不乏精见，缺点是太宽太滥，不少解说缺乏根据。其原因，一是他对古音的认识不够准确，对古音的研究成果利用得不够；二是把一些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字看成形声字解释了；三是对一些字的源流关系没有弄清楚。 三、近现代的《说文》研究 （一）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曾任京师大学堂及译学馆教习。后创办医学书局于上海，除编印医书外，编有《说文解字诂林》、《文选类诂》、《佛学大辞典》、《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 有清一代，《说文》研究成果丰硕，仅研究《说文解字注》者，即有近二十种之多，研究者要想觅得相关资料，极其困难。丁氏于二十二岁时即有志于编撰一部集《说文》资料大成的工具书，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28年完成了《说文解字诂林》正编这一浩大的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诂林》共采书一百八十二种，兼及未刊手稿、钟鼎款识、甲骨文字、正始石经，共一千零三十六卷，因其为有关《说文》研究著作之总汇，故名《诂林》。 《诂林》的编排体例，是以大徐本为经，将历代考释字义的著作散入每个字下面，按字剪贴，影印出版。正编之前有前编，前编包括引用书目、各书序跋、“六书”总论、《说文》总论、许君事迹等。正编之后有后编，后编包括《说文》逸字、外编、《六书音韵表》、通检等。所收著作，分为十一类，各字之下依类排列，顺序是； （1）大徐本及校刊字句之属。 （2）小徐本及校刊字句之属。 （3）段注及考订段注之属。 （4）桂氏《义证》及辨订之属。 （5）王氏《句读》《释例》及补正之属。 （6）朱氏《通训定声》及补遗之属。 （7）杂诂别述之属。 （8）引经引古语之属。 （9）释某字、某旬者之属(自各家文集中辑出)。 （10）金文、甲骨文可为旁证或补许书之缺者。 （11）逸字外编之属。 《说文解字诂林》编成后，丁氏又续有所得，依原书体例，编成《补遗》，于1936年出版。《说文解字诂林》全书于1988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再版。 本书“通检”按《康熙字典》的部首分编成从子到亥十二集，将所收单字写成楷书编入各部，下注所在页数。使用时按一般字典部首寻出所要查的字，再按所示页数寻检，一翻即得，比较方便。 丁氏称，本书有四大优点：1．检一字而各学说悉在；2．购一书而众本均备；3．无删改，保留各书原本面目；4．原本影印，避免错误。因而获得了“检一字而顷刻即得，得一字而众说咸备，不仅集许学之大成，实亦治《说文》之捷径”的评价。 （二）章黄学派的《说文》研究 1、章炳麟 《文始》，探求语源之作，多本《说文》； 《新方言》，从《说文》中查考方言词的本字； 《小学答问》，研究《说文》中的疑难问题；等。 2、黄侃 《说文笺识》； 《黄侃论学杂著》，内有《说文略说》《说文说解常用字》《说文声母字重音钞》； 《黄侃国学讲义录》，其中有研究《说文》的讲义；等。 3、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 （三）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四）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 论清代说文四大家的主要贡献 (2010-06-21 10:55:51) 转载▼ 标签： 说文解字 说文四大家 贡献 文化 　　 论清代说文四大家的主要贡献 摘要：《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专著，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说文》的研究到清代达到鼎盛阶段，其中成绩最佳的，当推“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本文将分别阐述四大家对《说文》研究的主要贡献。 关键词：说文解字 四大家 贡献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研究者众多，如：晚唐的李阳冰、南唐的大小徐等。《说文》的研究到清代达到鼎盛，自乾隆年间惠栋所著的《读说文记》，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直至清末的王国维，研究者多达二百余人。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属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桂王朱四家虽同攻《说文》，却各有独创。段氏《说文解字注》在校订文字,阐释许慎解字方面很有贡献；桂氏《说文义证》重在博引群集佐证字义；王氏《说文释例》赖六书分析字体结构,并以字体实例阐释六书. 《说文句读》重在解说文字形义,纠正许书错误；朱氏《说文通训定声》则着重通过形音训释字义,阐释通假正别。 一、                                          段玉裁与《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历时二十八年。王念孙推许道“千七百年无些作矣”。段注的研究音形义并重，三者互相求。 首先，段玉裁校订了《说文》传本的讹误。他以大小徐本《说文》作为底本，参阅众多古籍，对《说文》进行严格的校勘。如：“嗣”字，徐铠认为“必于庙史读其册，固从‘口’”，而段玉裁则认为“当是从囗，音围，囗者，国象也。故曰‘诸侯嗣国’”，这就指出了小徐的不当之处；另一方面又根据《说文》通例，以本书证本书。 其次，段氏阐发了《说文》的体例。如，许慎解释部首时，在下面都要注明“凡某之属皆从某”，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说“类聚，谓部也；群分，谓异部也。”段氏对于许慎著书的种种条例，写作旨意，融会贯通，所以能够在注释中发凡起例，详加阐述。 再次，段玉裁还注明每个字在上古的韵部。段玉裁说：“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标明韵部这一发明，既可因形以考音与义，辨明大小徐之误，同时可以从读若和异部重文中了解古音规律。 二、                          桂馥与《说文义证》 桂馥与段玉裁生处同时，且同治《说文》，人称南段北桂。据记载，两人都研究《说文》，但从未见过面，也都没有见过对方的著作。与段式的形音义并重、述中有作、多有创见相比，桂氏偏于义，例证材料齐备而丰富，然述而不作。 桂馥的研究成果是五十卷的《说文解字义证》，这是他毕生的力作。该书注重研究字义，先列字的本义，并举例证明，接着就博引古籍、罗列群说，来证实、补充或参证许慎的说解。桂馥所引用的例证材料非常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例如：《说文。心部》：“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广韵》引作‘人之阴气有所欲也。’《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而能。’《钩命决》曰：‘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三、                                          王筠与《说文释例》《说文句读》 王筠比段桂二氏晚三十多年。他在《说文》研究方面独辟蹊径，做了许多别人不注意和没有做的工作。主要成果反映在《说文释例》中。该书对《说文》的体例、体制方面的许多概念术语和问题，如“说解”“重文”等作了详细解释。另外，书中对包括段桂二氏在内的诸家研究《说文》的书里存在的疑惑与问题，特别是字形、字义方面的，一一指出，并常用金石古文来加以补正。这部书对于了解《说文》体例、研究词义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王筠《说文句读》一书在诸家研究《说文》基础上，辨其正误，删繁举要，参以己意而写成，异于段、桂两家之说1200多处，浅易简明，是作为初学者的普及读物来写作的。 四、                           朱骏声与《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字形方面，他在《说文》基础上增收七千多字，并对分析形声字声符；字义方面，他除了研究字的本义外，还着重研究字的引伸义和假借义，即通训，对后人研究词义的发展变化很有意义；字音方面，他把古韵分为18部，将《说文》按此排列，用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胡适在为朱起凤《辞通》写的序里说，《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有创见的书”。 总之,清代说文四大家的研究各有侧重点，又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对后世学习和研究《说文解字》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