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近现代学术泰斗。幼承家学，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弗大学等欧美名校10余年。1926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国学院停办后改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兼任北大教职。1930年后，又兼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理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后，历任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对中国古代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藏学、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表的学术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陈寅恪早期在德国留学时期，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给寅恪的官费经常停寄；加上弟弟登恪自1919年由北京大学文科毕业以后，也到法国巴黎留学，家中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也是十分吃力。所以，他们兄弟在欧洲学习，过着相当清苦的学生生活，这对于求知欲特别旺盛、读书兴趣极为浓厚的寅恪来说，并不难于克服。一次，寅恪和俞大维请友人看歌剧，他们两人送到剧院门口就要走，友人问“你们不看吗”？大维笑笑，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朋友带着感激之情，走进了歌剧院。由于德国人没有食猪内脏的习惯，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寅恪是穷学生，遇到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要点最便宜的炒腰花。他后来对家人谈起过这一时期的艰苦生活，给女儿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可见，寅恪徜徉于图书馆的知识海洋，满足于精神世界的丰富，不太在乎现实生活的困境。二陈寅恪在国外留学前后20多年，无论是在日本求学，还是在哈佛大学或者是在柏林大学，他虚怀若谷，认真学习，尽情吸收和融会异国的知识、智慧、德行和方法，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品性，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寅恪的欧美求学之行，得到了欧美一流大学一流大师的指点，不仅学到了包括梵文、巴利文在内的多种古今语言文字知识，以及历史文化（“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且还深受西方历史语言考据学派、欧洲汉学者和东方文化学家严谨求实学风的熏陶；他本人甘于清贫，潜心读书，仔细揣摩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办法，并予以掌握，不仅奠定了百科全书式的中西文化知识的深厚基础，而且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这就使得他日后的研究，博采众家之长，比乾嘉老派学者更上一层楼，把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取得了震烁中外的巨大学术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寅恪在海外求学多年，潜心读书，志在求得真才实学，不在乎是否得到什么学位，他的侄子曾问道：“您在国外留学几十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他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侄子后来向姑父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三陈寅恪对于学生，充满了爱护之心。1930年夏季的一个中午，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罗香林来家拜望老师。师母说：“陈先生正好午睡，请你稍微坐坐，等陈先生休息好了，我代你讲去。”说话间，寅恪已从卧房走了出来。夫人不高兴：“你是要午睡的，怎么忽然又起来呢？”他回答说：“我在床上还没有睡着，听了说话知道罗先生来了。他又不知道我要午睡，又是难得来的，所以我起来了。”夫人又说：“午睡，就是午睡，睡不着也要休息。”罗香林见状不安，连忙起身告辞。寅恪温和地挽留。在寅恪的鼓励、支持和指点下，罗香林后来在客家学、家谱族牒等方面的研究上，成就斐然，成了现代广东知名的学者。四陈寅恪非常重视教学，他严肃对待请假制度，即使带病授课，绝不轻易请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0年2月在昆明西南联大，共计10年，在这10年之间，除去1932年去庐山为父亲陈三立80大寿“祝寿一次”外，寅恪竟未请一次假，假如联系到当时的家国之难（“七七事变”、1937年9月陈三立病卒）、陈家全家人体弱多病、大学内迁（由北京递次迁长沙、衡山、云南蒙自、昆明等地）等情况，能做到上述程度，是极为不易的。由于寅恪见贤思齐，严于律己，绝不轻易请假，使得“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在学生及校园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五由于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精深以及知识结构博大，当时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也经常向寅恪请教；而遇到这种情况，寅恪总会耐心的解答，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当时很多知名学人，如金岳霖、胡适、傅斯年、俞平伯、冯友兰、朱自清、杨树达等，在治学上都曾得到过寅恪的指点和帮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寅恪就是这样的大师。那时在清华的同事兼学者金岳霖，佩服寅恪，认为他的学问“确实渊博的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里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金岳霖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当年寅恪在学问上对自己的指点：“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寅恪先生教我的。”六1938年，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教授，虽然寅恪没有国内、国外的高等学位，却仍以超人的学识，震烁中外的学术成就，获得中外学界的高度认可和敬仰。而且寅恪是牛津大学成立300余年被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后因赴英途中，到了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的赴英计划被无限期的搁置下来，寅恪一家人开始在香港开始的短暂的滞留生活。七在闲居香港期间，由于日军侵港，陈寅恪无法外出授课，断绝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苦。但他绝不趋炎附势，向侵略者屈服，时刻坚守着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坚守着一个正直学者的学术良心。一天，几个日本军破门搜查，凶恶横蛮，激怒了寅恪。他忽然操起了多年不用的日语，大声而愤然地对日军说，要向他们的军官控告抢劫民财。那几个日本军见一个瘦弱的中国人竟然能够滔滔不绝用日语抗议，不明其深浅，只好放下东西退走。在侵略者面前，寅恪严正抗争，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1942年春节后不久，寅恪的一个过去的学生忽然登门拜访，这个已经变节的汉奸，奉日本主子之命，妄图说服寅恪去沦陷区任教，为汉奸政权服务，被他断然拒绝。当时在昆明的吴宓听说，香港的日军“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在祖国危机关头，寅恪如同历史上的苏轼、文天祥、岳飞等人一样，守志不移，威武不能屈，与国家和民族共患难，焕发出浩然正气，表现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坚持民族操守的高风亮节。八由于生活清苦贫寒、营养不良和用功过度，陈寅恪于1944年12月12日早上，“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看不见任何东西了，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未能及时治疗，直到1969年陈寅恪去世都未能恢复光明。失明给寅恪带来了巨大地打击，但在教学上，他却始终把上课和上好课当做自己神圣的职责。据他当年的研究生和助手王永兴回忆他刚从海外回到清华园时，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因为他体弱多病，又双目失明，便劝他暂不要开课了，先休息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寅恪先生马上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当时我站在老师身旁，看到老师说这些话时，虽是笑着，但神情严肃且坚决”。这样，寅恪分别给历史系和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王永兴回忆寅恪虽然不能看书，但备课、讲课之认真，仍如往昔。同时，寅恪兼任燕山大学研究院导师，继续指导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寅恪对学生有着非常的爱心，而且为学生的成长和崭露头角甘当人梯。1946年夏，留德十年的季羡林学成归国。经寅恪推荐，被北京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归国后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经过他审订和推荐，刊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才一鸣惊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重视的。陈寅恪先生晚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去世前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文革后，陈寅恪先生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旁一大石上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