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字对外传播史

古代汉字对外传播史 开篇：了解汉字汉语对外教育史、传播史的意义 1、有史有论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2、中国古代有着悠远绵长的对外汉字汉语教育史、传播史； 3、外国人（西方）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对外汉字汉语教育史、传播史； 4、研究古代的对外汉字、汉语教育史、传播史可为今天的对外汉字汉语教育及汉语国际推广提供有益借鉴。 1、 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发轫、奠基于箕子；基础强固于春秋战国；基本成熟于汉代；魏晋以后，牢不可破。 （一）发轫奠基于箕子 《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乃被（披）发详狂而为奴……。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尚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大传》卷三：“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不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纪来朝。” 《朝鲜历代史略·箕子纪》：“初，箕子东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百工技艺，皆从之而来。既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国号朝鲜，都平壤。” 箕子到朝鲜后，仿商朝的井田制，在当地实行新的土地分配方法，史称“箕田”，促进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同时注意开展面向朝鲜人的文化教育：“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海东繹史·世纪二》） 《朝代史鲜历略》：箕子朝鲜元年（（前1122），“教民礼乐，施八条之约，崇信义，笃经术，逾年而民自化，以称中国之风矣。”“（箕子）区画井田，修德政，劝农桑。时和岁丰，朝野欣悦。民生安乐，各安其业。” 《汉书·理志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偿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雔。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仿）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 《隋书·东夷列传》：“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至于斯也？” 《朝鲜历代史略》的编者按说得更一针见血、富有感情：“箕子于我东，实有生成陶铸之大恩。微箕子仁贤之教，我东其被发左衽矣。” 商代后期，汉字已基本发展成熟，出现在甲骨卜辞与器物铭文中的汉字数量已相当可观。据此，有理由认为：原本为商朝太师，会作诗、有极高文化素养的箕子，即是历史上最先把汉字传播到朝鲜，使朝鲜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人。 应劭《风俗通·姓氏篇上》释复姓鲜于：“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支子仲食采于于，因以鲜于为姓。” 薛培榕《东藩纪要》：“箕子后复姓鲜于，今居平壤者居多，示不忘其祖也。” （二）基础强固于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箕氏朝鲜与周王室及燕国有着很深的关系。《三 国志·东夷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 《海东繹史》引《魏略》：“后（箕子）子孙稍骄纵，燕乃遣将秦 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朝鲜遂弱。”为巩固上述略地成果，燕国“筑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所筑长城，西起今河北怀来县，东至朝鲜平安南道，将朝鲜北部囊括其内，箕氏朝鲜则被钳制在清川江南岸，并一度成为燕国的属国，被迫接纳燕国派置的官吏。此种情况，加强了半岛北部同中国大陆、特别是燕国的联系，使汉字汉语在半岛的传播更具备了客观条件与可能性。朝鲜出土的铸有汉字、铭文的刀币（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流通于齐、赵、燕等国）、布币（主要流通于三晋地区），证实了这种联系。杨昭全依据《朝鲜考古学研究》相关内容编制的《明刀钱铭文统计表》显示，光在已出土的4694枚明刀币上，即铸有汉字3021个（重复计算）。 （三）基本成熟于汉代 秦末，“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三国志·东夷传》）而燕人卫满，基本上就是依靠避地朝鲜的中国人的力量在朝鲜建立了卫氏王朝。 卫满，燕人。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亦亡命，聚党千余人，东走出塞，入朝鲜境。“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朝鲜史书作“王俭”，是，今平壤）。”（《汉书·朝鲜传》） 《三国志·东夷列传》裴注引《魏略》云：卫满流亡朝鲜后，受到朝鲜王箕准的宠信，“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其后，卫满“诱亡党，众稍多”，乃击败朝鲜王箕准，自王朝鲜，史称“卫满朝鲜”。 箕准，箕子的42代孙，朝鲜史书所谓“武东王”，即其人。汉惠帝元年（前194）“燕人卫满袭破准，准失国南迁。”是自箕子至箕准，共历929年。箕准南迁，“至金马郡，建国称韩王，统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自准，历累世至汉成帝癸卯（前18），高句丽东明王子温祚南来，求可居地，遂割东北百里以畀之。至新莽己巳（9），为温祚所灭。起丁巳，止己巳，共二百三年。箕子传祚，前后合一千一百三十一年。”（《朝鲜历代史略》） “汉武帝时，（卫）满孙右渠诱纳汉亡人滋多，未尝入觐于帝辰。国欲朝汉，右渠壅閼使不得，帝责谕之。右渠终不肯奉朝，杀汉使者。……帝遣济南太守公孙随征之，国人杀右渠以降。……起丁未，止癸酉，共八十七年。”（《朝鲜历代史略·卫满朝鲜》） 汉武帝侵灭卫满朝鲜在元封三年（前108）。此后，“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汉书·武帝纪》），于是汉朝的官吏、军人、商人等便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汉字汉语、汉朝的礼仪风俗等便顺理成章进入四郡地区。有充分证据表明，不仅汉字和汉语书面语曾在四郡广为流布，汉语口语亦曾在朝鲜北部广为流布。扬雄《方言》已将“朝鲜冽水（今大同江）之间”与“燕之外鄙”、“燕之外郊”、“北燕”、“燕之东北”列为同一方言区；杭世骏《续方言》也录有同朝鲜相关的语言内容；许慎《说文解字》并录有反映朝鲜语的汉字——“朝鲜谓儿啼不止曰“咺”（音选）卷二上）；“朝鲜谓卢童子曰“盱”（音须）（卷四上）。盱，《说文》：“张目也”。段注：“举眉大视也。”《说文》： “齐谓黑为黸”。卢童子，黸瞳之子也。黸，黑也，甚黑也。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改四郡为二府（平州都督府、东府都督府）。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二府为高丽始祖所灭，此后半岛进入三国时期（新罗、百济、高句丽）。 朝鲜三国初期对汉字的掌握： 1、新罗（建国于前57年——当汉宣帝五凤元年） 建国初期已有一定的汉字文字学修养，部分汉语常用词（包括口语常用词）已在新罗人中正确使用。 新罗始祖朴赫居世居西干的姓氏来源：“先是……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凤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瓢’为‘朴’，以初大卵如瓢，故以‘朴’为姓。”（《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 新罗脱解尼师今（57—80年在位）的姓氏来源及其养子的姓名： “脱解，本多婆那国所生也，其国在倭国东一千里。初，其国王娶女国王女为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弃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宝物，置于椟中，浮于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国海边，金官人怪之，不取。又至辰韩阿珍浦口，……时海边老母以绳引系海岸，开椟见之，有一小儿在焉，其母取养之。及壮，身长九尺，风神秀朗，智识过人。或曰：‘此儿不知姓氏，初椟来时，有一鹊飞鸣而随之，宜省鹊字，以昔为氏；又解椟而出，宜名脱解’。”（《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 2、高句丽（建国于前37年——当汉元帝建昭二年） 《三国史记》：“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 高句丽第二代国君琉璃明王（前19年即位）用中文写有《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乐府诗《箜篌引》（又名《公无渡河》），亦为汉字汉语在朝鲜长期传播之产物。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之所作也。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河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其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之曰《箜篌引》。”其词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3、百济（建国于前18年——当汉成帝鸿嘉三年）建国之初，对汉字已经有所了解：“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 （四）魏晋以后，牢不可破 1、高句丽 小兽林王二年（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参照中国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立太学，教育子弟”。 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高句丽国王高琏遣使中国，“奉表献赭白马”（《宋书·夷蛮传》），说明其国已可用汉文撰写外交文书。 义熙十年（414），高句丽制作的“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简称“好太王碑”），足以反映其当时掌握汉文的大致水准。该碑为长寿王巨连为其父广开土王谈德所立，址在今吉林省吉安县吉安镇东。碑呈不规则扁方柱形，四面环刻碑文，近1800字，历叙高句丽始祖朱蒙的开国经过、广开土王生平及拓地武功，文从字顺，与其时中国文人的文字作品无明显差别。 2、百济 西晋时期，百济已经拥有高水平的汉语人才并应邀向日本输出，如阿直岐、王仁。 《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五年（晋武帝太康五年，284）载：“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 同书应神天皇十六年续载：“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南北朝时，汉字汉文在百济已广泛使用相对普及，并已从中国聘请汉语言文化教师。 《北史·百济传》：“（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耆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行宋元嘉历……。婚娶之礼，略同华俗。”——《周书·异域传》所记略同。 《梁书·诸夷列传》：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与大同七年（541），“（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 《陈书·儒林传》：“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定阳令。” 《宋书·夷蛮传》、《北史·百济传》均保存有百济王的表文。 3、新罗 东晋、南北朝时期，新罗的外交活动似处于幼稚阶段。《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引《秦书》说：奈勿尼师今二十六年（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新罗首次同前秦通交，其使节是由高句丽使节引导前来的。《梁书·诸夷传》也说新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武帝）普通二年（521），王名募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至于《梁书》谓其“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则令人难以置信。 《三国史记·列传第四》：新罗真兴王六年（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伊餐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餐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居柒夫）承朝旨，集诸文士，修撰国史。”并因此而加官“波珍餐”。 二、汉字在越南的传播 （一）同中国源远流长的交往 越南，古称交趾（趾或作“阯”）； 成周时始称越裳氏，越之名肇于此。三国时期称交州，唐朝以后称安南。清嘉庆七年（1802），安南阮福映建立阮朝（“旧阮”），遣使来华，恳请恩封，并请赐号“南越”，嘉庆皇帝以为称“越南”为宜——越南之名始此。 徐延旭《越南辑略》卷二引《述异记》云：“陶唐之世，越裳国献千岁神龟……” 《大越史记全书》载：“周成王时，我越始聘于周，称越裳氏，献白雉。周公曰：‘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命做指南车，送还本国。” （二）汉字之流播越南，肇始于秦，成雏形于南越武王赵佗，定型于两汉。 1、肇始于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前221）已有越南人在华为官，如李翁仲（李， 或作“阮”）任司隶校尉，将兵守临洮。 《史记·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 《大越史记全书》：越南安阳王四十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发诸道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雎，将楼船之士，使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略取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谪徒兵五十万人，戍五岭。” 2、成雏形于南越武王赵佗 秦末，天下大乱，赵佗取代任嚣，驱除安阳王，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正式拜赵佗为南越王（《汉书》作“南粤王”，越南史书称其为“赵武帝”）。在位71年，其所建政权共存续5代、 93年。期间，向汉朝“奉供职”，“用汉法，比内诸侯”。（《史记·南越列传》） 越南封建史家皆将赵佗创立的政权视为正统王朝，甚至将其与箕子相提并论，给予高度评价。《越鉴统考总论》更称其“武功慑乎蚕丛， 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蚕丛氏，蜀君也，见《成都记》）黎朝以后（时当中国明清）才反对将其作为正统帝王予以歌颂。 3、定型于两汉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以“平叛”为名，出兵南越，翌年，平定之。武帝即其地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即今越南中北部地区，另六郡则分属今之广东、广西、海南），直属中央政府。此后，不仅汉朝，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历代中国朝廷皆委派官吏，对九郡直接治理。此段漫长历史，越南史书称之为“属汉时期”。 汉朝派往治理三郡的官员中，于传播汉字、中华文化贡献较大者，当推锡光、任延、士燮，等。 锡光，汉平帝时任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王莽末，闭境据守，与内地不相通。汉光武帝立，遣使贡献，封盐水侯。事见《后汉书·独行列传》。 任延，汉光武建武初年（25—26）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后汉书·循吏列传》） 除发展经济外，锡光、任延还在交趾、九真开办学校，传播中华文化：“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循吏列传》）学校之开办，可视为汉字汉语汉文化之自觉传播（传播自觉）。 士燮，苍梧广信人，祖上为鲁国汶阳人。西汉末年，其先祖移居交趾，经六代至其父士赐，于汉桓帝时为日南太守。士燮有在中原接受教育与做官经历，后迁交趾太守，汉献帝加其绥南将军衔。“燮至郡，气宇宽厚，谦虚下士，国人加敬。中州士人，往依避难。冢弟壹，守合浦。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方。……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佗不足逾也。”建安十五年（210）附东吴孙权，孙权封其为龙编侯。（《安南志略》卷七） 更重要的是，士燮亦曾在越南开办学校。明人严从简说：“旧志称：……时有刺史名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殊域周咨录·安南》） 士燮被越南史家称为“士王”，给予高度评价：“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大越史记全书·士纪》） 越南阮朝的嗣德皇帝说：“我越文明，自锡光以后，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嫁，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王充：“越在九夷，……今皆夏服。……周时被发垂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论衡·恢国》）弁，冕也。《释名》：“以鹿皮为之，谓之皮弁。”《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 4、附论：五代十国时，越南乘中国政权更替频繁、内乱不止之机，而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建立独立政权，开始同中国封建王朝保持宗藩关系。此后，尽管中越两国都发生过多次政权更替，然此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大明永乐四年（1406）。 永乐四年，明成祖以“讨逆”为名，派兵80万侵略安南，干涉其国内政——先是，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安南权臣黎季犛，逼迫陈少帝“禅位”，自称“国祖章皇”，改国号为大虞，建元圣元，残杀陈氏宗族，于明朝则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明成祖震怒，乃大举发兵——翌年，“平定”安南，活捉黎季犛。其后，明朝并未撤军，而是在安南设置郡县，派遣官吏，直接进行殖民统治达20年之久。宣德二年（1427），明朝被迫从交趾撤军，交趾随之建立黎氏王朝（黎朝）。黎朝与清嘉庆时建立的阮朝都同中国分别保持宗藩关系。 三、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史书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记载 《隋书·倭国传》的记载笼统而不确： “（倭）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 《宋史·外国传》引录《王年代记》的说法，具体而令人难以置信：“（应神天皇）甲辰岁，始于百济得中国文字”；“（钦明天皇）壬申岁，始传佛法于百济国”。 应神天皇甲辰岁为应神天皇十五年，当晋武帝太康五年（284）。 钦明天皇壬申岁为钦明天皇十一年，当梁元帝承圣元年（552）。 （二）汉字在日本传播的真实轨迹 倘以时间为线索，描述历史上汉字在日本的传播轨迹，可概括为：零星流入期（春秋战国）——小范围模仿使用期（两汉）——系统接触与广泛使用期（魏晋南北朝）——相对普及并最终形成书面语使用格局期（隋唐）。 1、 零星流入期（春秋战国）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同日本列岛似已然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交 通往来。这既见诸于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的证据。 《山海经·海内北经》：“盖国在鉅燕男，倭北。倭属燕。” 考古学界“在冲绳、种子岛都曾发掘出过雕有饕餮纹样的贝饰，而这种纹样的贝饰正是楚国的东西”。另，“在朝鲜半岛全罗南道的康津曾掘出过20几个燕通货明刀，同样的明刀在日本列岛广岛县三原市和岛根县……发现过。”（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 战国“明”字盖为较早传入日本列岛的中国字之一。 2、小范围模仿使用期（两汉） 中国正史之记日本，始自《汉书》——非正史除前述《山海经》外，尚有《云笈七笺》、《论衡》等。 《汉书·地理志下·燕地》：“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东夷传》：“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驛（按：驛，当作“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1958年，日本种子岛出土的古墓陪葬品中，有的装饰物刻有汉代爬虫纹样图案，有的则刻有汉隶；1979年，日本京都向畑镇遗址则发现了两枚王莽天凤元年（14）的货泉。说明西汉时期亦有汉字传到日本。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者“自称大夫”，光武帝刘秀赠其国王印绶（《后汉书·东夷传》）。此印金质蛇纽，阴文，上刻“汉委奴国王”五字。光格天皇四年（1784）被福冈县志贺岛一位农民劳作时无意掘得，重见天日，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汉委奴国王”是既有史料可稽又有实物证据的传入日本的5个汉字。 “大夫”一词源于中国。而日本神武天皇二年（前599）就使用了“国政大夫”的官衔（石村贞一《东洋新史揽要》卷一）。 崇神天皇十年（前28）——当西汉成帝时——九月，“以大彦命遣北陆，武渟川别遣东海……因以诏之曰：‘若有不受教者，乃举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绶为将军。”（《日本书纪》卷五）——是“汉委奴国王”印亦非日本有印绶之始。可证其时日本列岛已在极小范围内使用部分汉字。 使用汉字以理解字义为基础和前提。景行天皇十二年（82）冬十月，“到朔田国。其地形广大亦丽，因名朔田也。”（《日本书纪》） 东汉末年，日本列岛至少仍存在着几十个“国家”，其中以卑弥呼为女王的邪马台国最为强大，居于统治地位。卑弥呼，实即日本仲哀天皇之神功皇后。 《日本书纪》卷九：公元200年，仲哀天皇驾崩。同年十月，摄政的神功皇后（卑弥呼）亲率大军跨海征新罗，“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即素旆而自服，素祖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皇后）乃解其缚为饲部。遂入其国中，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是其时大量书面语语料已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3、系统接触与广泛使用期（魏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卑弥呼继续执政。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津，津关，设在水路冲要之处的关口。露，露布，不缄封的文书。临津搜露，谓于津关前查索相关文书），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 魏景初二年（238）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诣带方郡，请求谒见天子朝献，太守刘夏派人将难升米一行送至京城洛阳。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金印紫绶，并颁赐诏书一道。该诏书长约300字，完好保存在《三国志》里。该诏书连同前面所说的“文书”，可视为汉字和书面语语料大量传入日本的标志。 魏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太守弓遵、建忠校尉梯㑺，奉上述诏书、印绶出使倭国，“拜假倭王”，“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是其时倭国已有可读懂汉语诏书且可用汉语写作表文的人才。 晋代日本的汉语教育正式开始。据《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史书记载，应神天皇时，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习诸典籍于百济的阿直岐、王仁（华裔，汉高帝之后）、辰孙王等博士和有识者，而“莫不通达”，“文教之兴，诚在于此”。 西晋武帝至惠帝期间，由于战乱等因，原居于乐浪、带方二郡的不少汉人移居日本，称“秦氏”、“汉氏”——倭王武时移居的华人则称“新汉人”。至钦明天皇元年（540），“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日本书纪》卷十九）。其中教育程度较高者多为朝廷所用，担当“读习之传授”与“言事之记录”，甚或起草外交文件和出使海外；文化程度较低者，亦可在民间发挥汉语传播作用，从而共同形成对日汉语教育的重要力量。 东晋末年，日本的使用汉字已超过书写“表文”、“文书”的范围。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日本在诸国设立史官。《大日本史·崇道尽敬皇帝传赞》：“史者，所以著兴衰，垂劝戒也。国朝庶事草轫，文教后兴；上世之事，郁而不畅，涣而不萃。履中四年（403），始置国史于诸国，记事言，达四方志。此国宰之史生，而亦史官所由起也。”按：其时日语的片假名、平假名远未诞生，写史当然纯用汉字。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的百济多次应邀向日本贡献各类博士，含五经博士、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实有功于日本的汉语教育，而所遣各类博士中不乏汉人后裔，史留其名者有五经博士有段杨尔、汉高安茂、固德马丁安、王柳贵，历博士施德王道良，等。是该时期朝鲜半岛发挥了想日本传播中华文化的桥梁作用。 据《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六月，百济遣使日本，“贡五经博士段杨尔”。三年后，百济又“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 钦明天皇十四年（553），日本要求百济贡奉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人才：“六月，遣内臣使于百济，……别敕：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又，卜书、历本、种种药物，可付送。” 南北朝初期，日本已可用汉语写作流畅优美的表文。 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倭王赞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其弟珍又“表求除正”（《宋书·夷蛮传》）。惜乎上二表未见于《宋书》。但，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所上之表文却完整保留在《宋书》里——该表文体制骈俪，辞理畅达，文情并茂，有六朝风调，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决非粗通汉语汉文者所能为，代表了当时日本国掌握汉语汉文的最高水准。王婆楞所谓“实为倭人所作而流传至今之汉文最古者”，的为确论。那种无端以为经沈约修改润色的说法则不足为据。 4、相对普及并最终形成书面语使用格局期（隋唐） 隋代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了5次“遣隋使”，13名僧俗留学生来华学习，皆“归化人子孙”，其中同日本汉语教育史关系较著者为僧旻、高向玄理、请安，等。 僧旻与高向玄理分别于舒明天皇四年（632）、十二年（640）学成回国，孝德天皇初年（645）均被任命为博士，大化四年（648）同时奉诏参与制定八省百官之制，有功于大化革新。僧旻于白雉四年（653）六月圆寂；玄理则于次年二月作为大唐押使奉派来唐并最终客死中国。 请安亦称南渊先生，留学归国后开办学塾，传授 “周孔之教”，中大兄皇子与名臣藤原镰足均曾就读于该塾，其后皆为大化革新的中坚分子。 在选派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同时，日本国内的汉语教育也在悄然进行，著名执教者除前述诸人外，尚有博士觉哿（哿音舸）和高丽僧惠慈，二人均系圣德太子之师——觉哿教授儒家经典，惠慈传授中文佛教典籍。 唐代，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6次，更有约150名僧俗留学生来唐深造。来唐学生中同日本汉语教育史关系较著者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坂合部连石基、空海等。 阿倍仲麻吕（略）。 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研覃经史，该涉众艺，成为饱学博雅之士。开元22年（734）十一月，携经史子集著作1795部计16790卷以及多种仪器、弓箭等东归，献给天皇。拜大学助教。为生徒讲授明经、文章、明法、音韵、书法、算学等各种科目的新知识，并教授《史记》、《汉书》、《后汉书》。累迁春官大夫、皇太子学士等要职。高野天皇曾以其为师，学习《礼记》、《汉书》。天宝十一年（752），以遣唐副使身份再次来唐，颇受玄宗礼遇。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吉备真备在唐朝教师王化言的指导帮助下，利用汉字偏旁创制了日语片假名（片者，偏也；名者，字也），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被日人尊为学问之神。 坂合部连石基于高宗永徽四年（653）来唐留学，东归后撰《新字》44卷，有功于日本人的汉字学习。 空海和尚，贞元二十年（804）来唐习密教，兼习书道，前此汉学及佛学造诣已颇深湛。元和元年（806），携大量佛教典籍和中国历代书法艺术珍品返日，大宏密教之余，著书立说，推动汉语教育和汉字书法艺术发展。所著有《性灵集》、《篆隶字书》、《文镜秘府论》等。前者为研究汉字书法之作，《篆隶字书》乃汉字字典，后者专论南北朝以来的诗体与骈俪文学，是教写诗作文的书。还创办一所平民学校——综艺种智院，为庶民子弟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场所。并继吉备真备之后，根据汉字草书，创制了日语平假名（平者，全也，以其全借汉字草书为之也），完备了日语假名文字。 日本朝廷亦颇重视国内的学校教育：7世纪中叶始兴学校，末叶设置大学、国学。大学设明经、纪传、明法、书、算诸专业，生徒定员400人，有职有专司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和术业专攻的教师队伍。国学是地方诸侯所建的学校，规模稍小，主学中国历史、诗文。 9世纪时，各种私学与家塾也在东瀛应运而生，所用教材多为《千字文》、《蒙求》及唐诗人《李峤百廿咏》等。 其时日本的汉语教师以日本人为主，也有唐人、华裔和朝鲜裔。略举数例如下： 袁晋卿，唐人。随吉备真备赴日，时年十八、九，精通《文选》、《尔雅》音，被任命为大学音博士，后历任大学头、安房守、玄蕃头，赐姓清村宿祢。 山田三方，晋王昶之后。早年为僧，游学新罗。回日本后还俗，任学士，曾获文武天皇奖励。继任大学头，教授生徒，致“文馆学士，颇解属文”。（《续日本纪》） 高丘河内，本姓乐浪。其父原为百济沙门，天智天皇二年（669）归化日本。河内作为文章家，曾于养老五年（721）获天皇赏赐，神龟元年（724）赐姓高丘连，后任大学头。 赴日唐僧也多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汉语教育活动，值得称道的有道荣、鉴真（略）。 PAGE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