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_肖爱树

　　　　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清代中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肖　爱　树　　内容提要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山东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谷物、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成为重要的商品,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交换市场。商业资本的活跃与水陆交通发达地区工商业城镇的繁荣,成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此前提下,农业生产中出现于雇工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中也出现了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山东封建经济中孕育,并在道光年间有了缓慢的增长。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代中期以后,主要分布在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到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缓慢的成长,在地域上也不再局限于上述地区。那么,山东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何时何地,还很少有人对此专门研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在乾隆、嘉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稀疏出现于运河山东段两岸的鲁西地区和济南至青州之间的鲁中地区,并在道光年间有了明显的发展。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一、乾、嘉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历史前提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地处北方的山东,更是遭受战乱的摧残。大约经过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到康熙中期以后,山东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一)农作物的区域化种植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山东地处黄河中下游,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康熙年间对小清河的治理和乾隆年间对运河及其他主要河道的治理,大大缓解了水患对山东的威胁。加上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到了清代中朝,不仅农业生产水平比明代有所提高,而且谷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进一步的区域性分工,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粮食的商品化。当时,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和以沂水、莒县为中心的鲁东南,成为商品粮食的重要产地。所产粮食大部分销往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鲁西北的临清是当时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周围各县又多为经济作物产区,商品粮需求很大,“其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①。鲁中的颜神镇(今博山)“虽有陶冶,而无稼穑,饔飧所资,皆取给于邻境”②。章丘“趋末务者比旧日加五分之三”,虽然全县多“良田”、“腴壤”,但“歉岁固需告籴于辽东,即丰年亦多取给于莱沂”③。由于商品粮食的需求,谷物种植方面的商业性农业,在这时有了很大的发展。棉花的商品化。棉花在山东农村很早就普遍种植,是家庭自给自足所必需的作物。与种植其他作物一样,棉花种植面积的大小依生活需要而定。清代中期,棉花和棉布成为获利较多117的商品,从而刺激了宜棉地区农民种棉的积极性。齐东县大面积种植棉花,“一切公赋,终岁经费,多取办于布棉”④。临邑“木棉之产,独甲他所,充赋治生,倚办为最”⑤。东昌府所属的10个州县,都大面积种植棉花,江淮一带商人来此大量收购,“居人以此致富”⑥。另外,在曹州府的郓城、定陶,武定府的滨州、惠民等州县,也都大面积种植棉花。由此可见,当时就已形成了原大清河南岸以齐东县为中心,大清河北岸以临邑县为中心,鲁西北以聊城县为中心和鲁西南以郓城为中心的4个产棉区⑦。花生、烟草、果木、蔬菜的栽培,也形成了许多专业性种植区。乾隆年间,东昌府一带开始种植花生。嘉庆时期,花生的种植已由运河一带推广到东部,并形成了泰安和青州两大种植区。宁阳县花生种植“连阡接陌,几与菽粟无异”⑧。安丘县自“嘉庆十年以后始有种者,获利无算,汶河两岸,废田尽成膏沃”⑨。兖州、济宁一带的烟草种植相当普遍。兖州府滋阳县自顺治四年在城西30里之颜村店、史家庄创种烟草后,因获利较丰,“相习渐广”,至康熙年间,已是“遍地栽烟”,每年都有大量客商来此收买,“各处因添烟行”⑩。乾隆年间,济宁地区“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为瘠土”11。在青州府、泰安府和莱州府地区,也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大面积烟草种植区。滕县、峄县、乐陵产枣很多,远销省内外。东阿县也是“地颇宜枣,人往往贩之江南”12。益都盛产柿子与核桃,“殖者盈亩连陌”,“贩之胶州、即墨,海估载之以南,远达江楚,至闽粤,大为近郊民利”13。莱州大泽山一带农民则大面积栽培葡萄,“其利倍于五谷”14。在宁阳县和峄县,种姜农民精耕细作,时其灌溉,以提高姜的产量,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15。此外,胶州的大白菜、潍县的萝卜、章丘的大葱、郯城的大蒜、曹州的牡丹等等,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种植区域。这表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部分地被商品经济所代替,并处于缓慢的解体状态。(二)手工业品成为重要的商品。手工业在山东有着悠久的历史,入清以后仍处在缓慢发展之中。到乾隆年间,一些手工业品的商品性日益加强,也形成了专业性的生产区域。在蚕桑地区,丝织品是主要的副业产品,行销省内外。在青州府,各县山绸多“集益都,估者购至京师”,衣料之外“为纶巾、韬穗、带绅之属,货行远方”16。当时还出现了缫丝与织绸分业的现象。临朐县是一个山茧产区,蚕丝多“聚于冶源集”,而后由商人贩运到外地17。而一些非蚕桑区,却专事织作。在淄川县,“邑人近事槲绸,然茧不产于淄而织于淄”18。在乾隆以后,长山县也是“俗多务织作,善绩山茧。茧非本邑所出,而业之者颇多,男妇皆能为之”19。男子从事家庭手工业劳动,表明自然经济下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分工开始有了变化。在产棉区,植棉织布成为棉农的主要营生手段。如齐东县棉农,“惟恃纺花织布,而男女昼夜之所作,自农工而外,只此一事”。由于生产的专门化,“是以远方大贾,往往携重资购布于此,而市民赖以活”20。在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临清,还出现了专门为织户而设的“线子市”、“白布巷”,“凡女红所需,每日辰刻,携线而至者,约一二千斤”21。在章丘的龙山镇,更出现了“纷纷机匠织龙山”22的局面。山东的采煤业在乾隆年间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除原来已开采的峄县、博山和泰安等地的煤矿外,新泰、肥城、宁阳、滕县、泗水、兰山、郯城、费县、蒙阴、莒州、益都、临朐、莱阳、海阳和潍县等地的煤矿也相继得到开采。由于煤矿勘探和采掘技术的不断改进,煤炭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如峄县煤矿,在乾、嘉年间,“盛时每岁数塘并开,锤凿之声闻十余里”,“漕运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因“矿业大兴,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118王侯埒富”23。在城镇,手工业不仅发达,而且门类齐全,更能反映这一时期手工业的水平。仅济宁一地,就有酱菜业、榨菜业、酿酒业、铜器业、皮革业、造纸业、竹器业、铁器业、木货业、丝织业等等,并都有专门的行业街道和独立的行规。其他手工业,如莱芜的冶铁业、博山的陶瓷业、胶东的制盐业,以及各地的酿造业,也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三)商业资本活跃是这一时期山东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明朝政府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除征收政府所需要的米麦外,其他的赋役一律折银征收,从而刺激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清朝初年仍沿用明代的赋役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赋税分田赋和丁税两种,折银征收。雍正时,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将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征收,摆脱了丁银难收的困境。这不仅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也使白银成为清代商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这样,商人便凭着手中积累起来的货币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商人除了本省的以外,主要有徽商、晋商和江浙、两广等地的商人。他们的贸易活动多集中于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和工商业城镇。历城、章丘的稻谷主要是由商人贩到产棉区东昌府销售24,东昌府的棉花则由江淮一带的商人贩至南方25。在烟草产区济宁,经营烟草收购和加工的商人就有6家,每年买卖至白银200万两,雇用工人4000多名。26在临清也有很多富商,“其最著者,为粉绢行,一名哈达庄。收买运销者曰丝店,织户曰机房,染工曰浆坊。前清季世,最为发达时期,全境机房七百余,浆坊七、八处,收庄十余家,织工五千人”,其粉绢“售销于内外蒙古及察绥等地”27。可见,这时的一些商人不仅资本雄厚,还支配了商品生产,变成了包买商。商业资本的活跃,还表现在各地的农村集市上。清代中期,由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农村集市贸易更加兴旺。一般是5天一集,届时各种农用物品和日用杂品都在固定场所进行交易。集市贸易既有利于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相互调剂余缺,也为商人提供了收购当地土特产或销售外地货物的便利。(四)水陆交通发达地区的工商业城镇,在区域性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龙头作用。随着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在水陆交通发达地区,一些旧有的城市益趋繁荣,一批新的工商业市镇迅速成长。这些城镇不仅成为当地市场的中心,还与国内各地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其中尤以运河沿岸的临清、济宁和位于鲁中东西大道上的周村、颜神镇和潍县更为突出。鲁西北的临清,是在明代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镇。在明末清初之际遭到战争的极大破坏,自康熙中期以后渐次恢复,又成为“南北都会”28。到乾隆时期,城市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布、帛、丝、裘、绢、胶、锡等各类手工业产品有14种之多。城内贸易兴旺,谷布丝畜,五蔬百果,药材器皿和各种日用杂品,应有尽有。国内各地物产源源不断输往临清,甚至“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29。同时,临清的货物也有商人贩到外地。如临清的帛,“多贩京师,远售于西藏诸处”30,在河北宣化的市场上也有“临清布帛铺”31。鲁西南运河岸边的济宁,“其地南控徐沛,北接汶泗,为河渠要害,江淮货币,百贾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32,商业相当繁荣。优越的地理条件使济宁成为当时鲁西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康熙年间,济宁出入人口“车者、舟者、负者、担者,日不下千、万计”33。到乾隆、119嘉庆时期,济宁不但通过运河吸收了江南和中原地区的大量木材、竹材及江浙的红白糖、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山西的铁器等货物,向兖州府、曹州府及河北输散,而且也将黄河下游和兖州府一带的棉花、枣、柿、梨、椿芽、药材集中起来运往江南,把兖州府一带的粮食、布帛、煤炭大量运往临清、德州等地。地处鲁中东西大道要冲的周村,是依靠周围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商业手工业城镇。乾隆年间,周村的发展就相当繁荣,“商贾云集,各行货物,皆出南省。凡采买运载,俱安然无恙”34。嘉庆初年,周村已是“烟火鳞次,泉贝充,居人名为旱码头”,还把它与汉口、佛山、景德镇、朱仙镇等著名工商业城镇相提并论35。北距周村70多里的博山,是一个以采煤业、陶瓷业、冶铁业、玻璃业及其附近地区的丝绸业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城镇。由于矿业、手工业的发展,博山的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市集频繁,出现了许多有专业坐商的商业街。城内有玻璃市、窑货市、铁货市、木炭市等等。集市上的交易,主要是“四远之外,载粟以易器械,而镇之陶冶亦得以其器械易粟”36。另外,附近的农民在农闲时节也常去博山,把各种货物贩至外地。莱州府境的潍县,在鲁中大道的东端,是山东西部与东部经济联系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乾隆年间潍县知县郑板桥,对潍县商业的繁荣景象曾有“若论五都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37的赞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状况。二、农业和手工业若干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中期的山东,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与商业手工业城镇的繁荣,表明商品经济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是在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以破坏旧有的生产关系为特征的。研究清代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两岸地区和济南至青州间的鲁中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若干经济部门中。(一)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初年,山东的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自耕农增加,土地集中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还不太严重。自康熙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随着地租剥削的逐渐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佃户不得不离开租来的土地去另谋生计。到乾隆时期,租佃经营方式已面临严重的危机。在商业性农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地主尤其是靠兼营手工业、商业而起家的中小地主,便不同程度地放弃租佃经营方式,采用雇工经营方式,以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农产品。这种雇工剥削方式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经营地主大都兼营手工业、商业和放高利贷,手中握有较多的货币,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据《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关于章丘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旧军镇进修堂孟家和淄川县栗家庄树荆堂毕家这3家经营地主的调查材料来看,太和堂有酒店、药铺、赁货铺,进修堂自康熙年间就经营“祥”字号商业,树荆堂自乾隆时开设恒盛丝织机坊。他们对积累起来的大部分土地采用雇工经营方式,只是对离家较远的少部分土地仍沿用租佃经营方式。同时,各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也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雇佣劳动力市场。如青州府地区,贫苦农民因“穷无事事,皆雇工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之时,皆荷锄立于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其无锄者,或有锄而质当与人者,止袖手旁观,见无雇觅,皆废然而返”38。120雇工基本上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有长工和短工之分。一般地说,长工是农村的无产者,短工大都是有少量土地但劳动力充裕的农民。经营地主雇用长工时,一般是长工先托人介绍,再经雇主同意就可以上工,工资由雇主与介绍人事先谈妥。有时雇主也直接招揽长工,工资由双方当面议定。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经营地主尽量少雇用长工,而在农忙时节再雇用短工。短工雇佣手续在山东各地大都相同,即由雇主到短工市上直接雇用,工资由双方根据当天的市价当面议定。被雇的短工通常自带工具,当天工作当天领工资,次日是否再来工作,完全有自己抉择的自由。经营地主与雇工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劳动力的买卖关系,他们在人身上是平等的。雇主和雇工可以同桌吃饭,没有主仆之分。在兖州府邹县、宁阳县、滋阳县等地,每年“十月一日,农家设酒肴燕佣人”39。在沂州府、青州府、武定府等地区,类似这样的情形也都有记载。在济宁直隶州,乾隆五年,“黄孙康雇孙四种园,每月工价小钱二千文,并无约文,系属短雇”40。这些都表明,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佃农对租佃地主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经营地主的雇工经营方式相对于租佃地主的租佃经营方式来说,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特征是经营地主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向市场提供由雇佣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由于经营地主一般占有数十亩或数百亩土地,而且拥有较完备的生产工具和足够的畜力、肥料,便于统一安排和使用劳动力,造成了劳动协作的条件,所以,雇工经营方式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把大量农产品投放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因此,经营地主实际上就是无偿占有雇工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农村资产者。(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农作物的区域化种植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不仅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且为手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从而有力地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由于生产条件的优劣差异,少数人积累了财富,得以扩大再生产,变成使用雇工进行生产的工场主;多数人则陷于贫困破产,失去生产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乾隆年间,在山东的丝织、采煤、酿造等行业中,一些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开始出现。淄川树荆堂毕家自乾隆时开设恒盛丝织机坊,当初只有几架织机,雇工不多。到道光时期,恒盛丝织机坊已拥有20多架织机。此后,规模不断扩大,至光绪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拥有场房26间,织机72架,雇用选丝工、牵刷工、绕纟崔工和织工100多人,月产丝绸300匹。按当时每匹3000文的市价计算,除去成本和雇工工资,每匹可赚500文。此外,毕家还经营了一个毡帽工场,雇工也是100多人。工人大都是无地农民,上工手续很简单,由老工人或亲戚介绍,经掌柜同意即可上工,无书面契约。场主对工人不加任何人身约束,也没有规章制度,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全部领取货币工资41。恒盛丝织机坊由最初的小机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手工工场,表明小商品生产者正在趋向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资产者发展和过渡。乾、嘉时期,山东的采煤业也很兴盛,许多小煤窑也采用了雇工剥削方式。据乾隆《博山县志》记载:“博山地寡民贫,多凿井穿洞,以资其利。”而煤矿的情况大多是:“里中武断规取山场,纠众敛钱攻采,其主事者必曰井头,率徒下攻者曰洞头,收发钱者曰账房,此三人权莫大焉。输钱出份者谓之攻主。煤已见矣,绐以难攻采无算矣,仍以繁费为辞。彼攻主犹怀欲取姑与之心,任其苛派销算,而井、洞头则一文不费,公私十倍坐获。及日久见疑,从而察之,账房又意为舛错,遂使攻主倾家入井,而山场业主办赋无从矣。”42上文所谓“徒”即矿工,是雇佣工人;“井121头”、“洞头”、“账房”是生产的组织者和记账员;“攻主”是股东或称工场主;“山场业主”则是山场地皮的所有者,即出租山场的地主。从“攻主”的“输钱出分”来看,“徒”是领取货币工资的。“攻主”和“权莫大焉”的“井头”、“洞头”、“账房”尽管存在着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但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瓜分矿“徒”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山场业主”则参与矿“徒”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不难看出,采煤业的这种雇工剥削方式,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济宁的玉堂酱园也创办于乾隆年间,当初只有三间临街铺面。嘉庆初年,股本为4万吊制钱。到光绪时期,资本为10万银元,雇工近400人。多数工人是流入城市的无地农民,通过亲戚或朋友介绍来玉堂酱园做工的。在待遇上,学徒工没有工资,但东家供给伙食和剃头钱;长工有固定的工资,到年底还能分得奖金。玉堂酱园是济宁的一家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生产的各种酱菜和白酒远销省内外,获利颇丰。值得注意的是,玉堂酱园的生产组织分工也相当细密,设有酱菜屋、咸菜屋、辣作屋、酿酱屋、酒屋、醋屋和编制竹篓的篓屋,每个屋配有一定的技术工人和辅助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大都同时投入某道工序,有“一处”、“七行”、“八作”、“一个老鸹占一个枝”之说43。这表明,有些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已开始向简单协作阶段发展。三、余论综上所考,清代中期山东的封建经济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社会周期性的土地高度集中,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租佃经营方式开始动摇,乃至部分地瓦解,从而滋长出新的生产关系的质点,即资本主义萌芽。它预示了山东的封建经济与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了衰落时期。当然,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与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不能同日而语。不过,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代中期在江南五府和沿海一带地区出现,到清代中期在山东和其他省份的发生,完全可以说明这一新型的生产关系正经历着一个从少到多的量变过程,这个量变过程甚至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以后的19世纪60年代。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山东和全国一样,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与江南五府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相比,山东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有着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是山东的社会经济没有南方的发达,以及山东社会经济遭受战争破坏较为严重的缘故。两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虽然有一个20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但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区域性市场形成和雇佣劳动力出现的前提下发生的历史现象。所不同的是,山东农业中的雇工经营方式要比江南的普遍,更具有典型性;手工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部门也比江南的多,只是纺织业中手工工场的规模不如苏、杭一带的大。与同一时期的江南比较,山东的资本主义萌芽比江南有了一定增长的资本主义萌芽,显然要逊色得多。这主要是说,山东的纺织业、采矿业、酿造业和烟草加工业,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都比不上江南的纺织业、制瓷业、制铁业、制茶业、制糖业、造纸业、伐木业和铜矿业。但是,南方农业中的雇工经营方式仍不如山东的普遍。其原因主要是,南方的佃农所拥有的永佃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租佃地主多实行定额租制,因而使租佃经营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调适;而山东的土地集中程度在当时居于全国前列,租佃地主占有较大份额的分成租制比较盛行,因此,无地或少地农民不到万不得已,宁可去做雇工,也不愿租种地主的土地。就山东本省来看,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山东封建经济进入衰落阶段和商品经济进一步122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还十分微小,而且在地区分布上具有不平衡性。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山东的租佃地主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佃农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陷入极端贫困和落后的境地,无力扩大再生产,很难突破自然经济的束缚;经营地主的雇工经营方式虽然较为普遍,但经营地主大都同时采用租佃经营方式,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雇工经营适量的土地,多在几十亩到数百亩之间。其二,在资本主义萌芽所出现的手工工场中,封建色彩依然非常浓厚。工场主大都兼有地主身份,他们仍把兼并更多的土地作为财富的象征。剥削所得又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和购置土地,很少转化为资本。其三,交通条件也是制约商品经济发展乃至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因素。山东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出现于运河沿岸和鲁中大道两侧地区,主要是这些地区得益于水陆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容易形成区域性市场,并与国内其它市场发生联系。而其它广大地区则由于交通闭塞,商品经济落后,没有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历史前提。注:　　①29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②康熙《颜神镇志》卷二《风俗》。③道光《章丘县志》卷二《礼俗》。④康熙《齐东县志》卷一《职方纪·风俗》。⑤同治《临邑县志》卷二《风俗钱货》。⑥嘉庆《一统志》卷六十《东昌府》二。⑦41景更生、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73—74页。⑧咸丰《宁阳县志》卷六《物产》。⑨道光《安丘新志》卷十《方产考》。⑩1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物产考》。11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二《艺文志》。1316道光《青州府志》卷三二《物产》。14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三。15咸丰《宁阳县志》卷六《物产》;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略》。17咸丰《青州府志》卷三二《风土考》。18乾隆《淄川县志》卷一《舆地考·物产》。19道光《济南府志》卷一三《风俗物产》。20康熙《齐东县志》卷八余为霖:《游牧马处题辞》。21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一《市廛》。22张应昌:《清诗铎》卷一。23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略》24嘉庆《清平县志》卷三《户书》二。25嘉庆《一统志》卷六十《东昌府》二。26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闸河日记》。27《临清县志》(1931年修)第4册《经济志·旧工艺丝工类》。2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东昌府物产考》。30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一《物产》。3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物产考》。3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风俗考》。33徐宗干:《济宁州金石志》卷五康熙五十八年《大悲阁记碑》。34嘉庆《长山县志》卷一三乾隆三十九年《天后阁记》。35嘉庆《长山县志》卷一三嘉庆三年《周村重修兴隆桥碑记》。。36康熙《颜神镇志》卷二《城市·关梁》。37郑燮:《郑板桥集》补遗《潍县竹枝词》。38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周栎园:《劝施农器碑》。3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风俗考》。40《刑部抄档》,转引自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41乾隆《博山县志》卷四《物产》。43《济宁市史料》1983年第2辑,第104页。(作者:肖爱树,济宁师专历史系讲师;山东济宁市　27212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