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志略》：“中国”在哪儿？-语文-论文中心_27210

《瀛寰志略》：“中国”在哪儿？-语文-论文中心_27210 《瀛寰志略》:“中国”在哪儿,-语文-论文中心 [标签:来源] 中国在哪儿,位居地球上的什么位置,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或纯“地理”学的问题，当年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至极的“政治问题”。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当年即因此而被封杀，而后人却因此而盛赞其巨大的启蒙意义。 《瀛寰志略》共10卷，约14.5万余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可是大胆的非法之举。但他认为:“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此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道“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在定稿时却心有余悸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主”。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 不得已的苦衷，却可从中略窥一斑。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屈从。 • 而且，《瀛寰志略》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学著作，它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历史沿革等。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 在对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的介绍中，徐继畬强调的是其亡国原因和反 抗精神。他对文明古国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并发出“哀哉”的感叹，意在提醒国人以印度的沦亡为前车之鉴。他尤其提醒人们注意西藏南界、滇省西界及粤东的安全。对南洋小国苏禄人的英勇反抗，他称赞道:“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哉～”对以前是中国藩属的“南洋”诸国被西方殖民后给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协他忧心忡忡，格外关注，认为这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求隔绝而不能”，“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天下从此多事矣”～ 然而，徐继畬更加关心的是欧美等国是如何强盛的。所以他对欧美诸国作了更加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欧洲“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非偶然也。”正是这“非偶然”使他对鸦片战争的意义、对当时的世界大势、对西方强盛的原因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所以，他要探究这“非偶然”，也就是西方强盛根本、必然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种探索使他初步意识到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别种与之相当的文明，所以他对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都作了公充的介绍评价。在谈到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基督教时，他这样写道:“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耶稣著神异之迹，而其劝人为善，亦不外摩西大旨。周孔之外无由宣之重译，彼土聪明特达之人，起而训俗劝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以徐继畬当时的身份，对“周孔之外”的文明能如此公开称赞，确属“骇人之论”。可以说，徐继畬此时已隐约触及到文化比较的价值层面，而中国社会是在此大半个世纪之后，历经器物,,制度层面的接触比较之后，才触及到文化的价值问题。对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政治，他也作了详细介绍，并得出因此“势益富强” 的结论。在对古罗马的介绍中，他也强调废除国王之后“选贤者二人，居高爵，立公会以治事。高爵每年一易，由是国无王而势益强盛。”明确说出“国无王而势益强盛”，当时确是石破天惊之论，这本身亦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新的时代 在对欧洲16个主要国家和美国的介绍中，徐继畬认识到这些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商为本”，同时，他对闻所未闻的民主政治也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在这两方面作了大量的评价。应该说，这表现出了徐氏的远见卓识，他的确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更抓住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 在经济与国家强盛的关系方面他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同时，他多次指出英、荷等国侵略它国的动机是为了牟利:“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以此为框架，他对欧洲许多国家的富强之因一一评述，极力推崇“以商立国”。在长期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中国，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确是几十年后郑 观应等人疾呼“商战”的先声。 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对各国政治自然极为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超越政治、文化和个人身份的限制、偏见，对民主制度情有独钟。在介绍英国政治时他介绍了义会制度，将国会译为“公会所”，上院译为“爵房”，下院译为“乡绅房”:“英国之制„„都城设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之，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抵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国，不独英吉利也。”在当时，对英国的国会制度，上院和下院的功能能作如此准确的介绍，实属不易。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尤其强调其“税饷颇重，听绅士筹办，王不得专。”他还热情地将瑞士比作中国传统中理想的“桃花源”，该国“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候”，“国无苛政，风俗俭仆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为“西土之桃花源”。将现实中“化外”西方一蕞尔小国比作中国“三代”中“圣人之治”的理想国，在当时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在风土人情的介绍中，他对伦敦、巴黎等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胜景都有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图书馆、大学等公共文教设施的介绍，更使人闻所未闻。他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的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在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多妻制视为天经地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当时，他的这种“客观”而不带批评、谴责性的介绍，本身就被视为伤风败俗。同样，他还以这种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晋见国王的礼仪:“英国宾主相见，以脱帽为恭，各 伸右手相握为礼。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见君主亦无叩头之礼。” 当然，他对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尤其是黑人被贩为奴的惨境深为同情;对西方本是“同宗”的新、旧教间宗教战争的频繁和惨烈亦深表不 以为然。 徐继畬最为倾慕的，还是一开始就没有皇帝、国王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的介绍所占篇幅最大(当时美国建国不到百年，并非最强大的国家)，对美国当时的26个州都逐一作了介绍。特别是对其政治体制，徐氏情有独钟，似乎是他理想中的模式:“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统领虽总财赋，而俸万圆之外，不得私用分毫。”对美国的议会制、总统制，他更是赞口不绝。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华盛顿，是因为华盛顿在举兵起义、使美国获得独立后却“谢兵柄归田，众不肯舍，坚推为国主”，但华盛顿坚持“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宜择有德者为之”，因此奠定了美国的总统制。而且，正是这种总统选举制使美国开国不久就迅速强大，这种制度使“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当然，他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通过儒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的，如认为美国的民兵制“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暗合焉”，而华盛顿更是“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虽未明言，但无疑是针对中国皇帝“万世相传”、以“天下”为一姓之家产而写。在他的理解中，正是华盛顿、是美国的民主制才秉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理想社会中的尧、舜、禹这“三代”的遗志～ 这本书一经印行，即受到猛烈抨击，有人还上章弹劾，要求将此书毁版。有人攻击此书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特别是“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 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甚至以“经世”著称的曾国藩当时也指责此书“颇张大英夷”。甚至有人将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的“西方”这个限制词去掉，这样便可诬陷他说日耳曼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有“王气”;中国要以日耳曼为王，真是罪大恶极～由此，也可见国人“打小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的手段之精巧。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此书在国内被批判抵制，在日本却大受欢迎，被多次翻刻，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此书出版二十年后，形势大变，此书才重新为国人重视，总理衙门重刊此书作为同文馆教材，此后被不断刻印。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自己原来认为此书对伦敦繁华的描写肯定言过其实，现在才知道果真如此，并感叹徐氏从未到过西方，但“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王韬、康有为都不止一次谈到《瀛环志略》对自己了世界、研究“西学”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直言自己是17岁时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此书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将此书列为重要的必读“西学”书籍。他后来写道:“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书介绍的西方或曰现代地理知识“颠覆”了中国传统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如果按照当代某些“后现代”、“后殖民”论者的观点，这是典型的“西方话语霸权”、用“西方知识改变本土知识”、在“西方知识之后的一套殖民话语”。然而，果真能将其拒之门外、仍用中国传统的“皇清一统舆地图”吗,然而，抗日战争期间在某些战斗中，却发生过中国军队只能用清朝地图、而被早有准备、使用精确现代地图的日本军队打败的事情。若一定要用中国传统地图，别的不说，我们还能有飞机、火箭、卫星吗, 总之，这部启蒙之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也即启蒙在中国的曲折命运。 •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故人称昌黎先生，因曾任吏部侍郎，所以后世称为韩吏部。著作有《韩昌黎集》。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一个中下级官僚家庭和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较好的但又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叔父云卿、伯兄韩会都是倾向于儒家复古运动的人物，这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 韩愈3岁时父母双亡，靠伯兄韩会生活，韩会去世，由寡嫂郑氏抚养成人。家庭的不幸，促使他刻苦努力，认真读书，尽通《六经》百家学。25岁成进士，但仕途不顺，历经坎坷。先后曾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职，因上疏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后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任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后，被召回任国子学祭酒，后历任兵部侍郎、京北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职，57岁去世。 韩愈生于安吏之乱以后的中唐，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五个皇帝执政的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有过几十年苟安的太平，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人民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中兴”的局面出现，但当时唐朝已经腐 朽，藩镇割据和政治腐朽的局面已无法挽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和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佛道二教的盛行，大量的僧侣，道士已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一些人在寺院、道院庇护下逃避赋税，国家收入减少，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佛教虽有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作用，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但它不侍君主，不负担赋税，却直接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之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有矛盾的。韩愈深通儒经，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他反对佛教，主张发扬儒家的道统，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 韩愈的主要政治思想是恢复儒家道统，他所说的道统就是历代相传的孔孟之道。他主张施“仁政”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要求朝庭宽免赋税徭役，关心民间疾苦。强调“三纲五常”，用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教育人民。他反对佛教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在当时有维护统一的意义，客观上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他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宣扬君权至上，强调封建的等级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他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段话是他对儒家政治核心思想的概括。他主张“文以载道”，提倡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为复兴儒学服务的。他的许多政治思想，都反映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如《原道》、《原性》、《原人》、《谈苟》、《谈墨子》、《远浮屠文畅师序》、《州孔子庙碑》等。 韩愈继承并发扬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担任教职或地方官时，他都十分重视教育，做了许多发展教育的工作，直接间接地培养出 一批人才。他一生提倡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在他写的文章中有不少关于教育的观点，有的直接谈教育，如《师说》、《进学解》以及一些书信等文章，也有的用寓言形式写的杂文，如《说马》等用形似写物，实系写人的手法，以马喻人，论述了选材、用材之道，文笔通畅、言简易赅、鲜明生动、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实系千古难得之好文章。 韩愈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教育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儒家经典。韩愈曾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故在教学和学习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他的文章中也有阐述。他还特别论述了师资问题，讲到教师的作用、地位等问题，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针对当时耻于为师，不重视师道的风气，而写的一篇文章。他不顾流俗的诽谤，不但自己敢于为师，而且写了此文，阐述自己对师道的看法。文章说理清晰，感情充沛，说服力强，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一)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有三: 1(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首位，也是根本。 2(受业。所谓“受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然传封建之道。当然要教以封建之业，就是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拄能方面的教育。这里所说的“受业”，也就是“授业”的意思。 3(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受业与解惑是为传道服务的。当然，只说传道，没有受业，道亦不存。如不解惑，则道不明。所以三者虽有主次，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韩愈所以明确指出传道、受业、解惑为师者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了。既然是一切为了传道，那么教师首先是为了传道，如果只习其句读，而不知道传道，那就是“小学而大遗”。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教给学生一些书本知识，而不传道，就会因小失大，失去教师的作用，不能完成教师的任务，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教师的本质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把道理解为社会主义之道，用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去传社会主义之道，也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品德教育。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二)教师的作用 《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总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师的重要，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三)什么是师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和师的重要，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我们今天谈的是社会主义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政治、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的要求。当然，他还不能用准确的语言，科学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四)师生关系 韩愈直接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引证孔子所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话。进一步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徐仁声) 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壁所砌当时世界一些国家及美国各州所赠的190方铸文、石刻中，第十层内壁上镶嵌着一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石碑，碑文为:“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刊出的《瀛寰志略》中，身为满清封疆大员的徐继畬，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竟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其识见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因为这是对当时居绝对统治地位的皇权神授、万世一系、“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将国家、臣民视为一姓之私的“皇权神圣”观念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无论多么痛苦，中国人的“世界观”即将开始改变;无论多么艰难，一个启蒙的时代已经来临。 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1795(乾隆六十年)生于山西五台一官宦之家。生在这种人家，自然是幼读诗书，科举入仕，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徐氏调升广西浔州知府，未及一年又升任福建延建邵道。鸦片战争爆发后，为加强海防，徐继畬由闽西北的延邵道调闽东南沿海任汀漳龙道代理道台。漳州离厦门很近，徐继畬到任后便积极备战，以防英军进攻。1841年秋，厦门被英军攻陷，徐继畬管辖之海澄县也受到英军进攻，由于徐早有准备、指挥得当，加更加退潮水浅，未被英军攻克。但是，此番英军的船坚炮利给他极深的印象，虽未能完全明了其意义，朦胧中却也感到这可不是一般的“夷狄”。 战争结束后，徐继畬颇受赏识，短期内几度升迁，于1843年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奉命移驻厦门，因其略有“夷务”经验，还要兼办“通商”事务。1845年他又代理福建巡抚，两年后正式任命该职。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五口通商”，其中徐继畬治下的福建就占了厦门、福州这“两口”。这种情势，迫使他究心“夷务”，尽其所能地了解“夷情”;同时，也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夷人”。还是在厦门任福建布政使时，他就结识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关系甚洽。一位政府大员与“逆夷”有着良好关系，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这时，他已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亟需了解这个极其陌生的外部世界。在与雅裨理的长期交往中，徐继畬学习了大量的各国史地知识;同时，徐氏又向公务中结识的其他外国人虚心求教。徐继畬的目的很明确，无论与谁交往，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尽可能细地了解外部世界。对徐继畬的这种态度，以传教为目的的雅裨礼曾颇为失望地说:“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对获知天国的真理要急切得多。” 在公务之余，他的精力几乎全部用于《瀛寰志略》的写作。当时有关中文资料极少，只言片语都很难得，要广泛搜求才能找到。每见到一个外国人，他都仔细询问海外各情，反复考证对比力求准确完备。日复 一日，经过五年时间，才于1848年付梓刊行。他回顾写作经历时说:“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 1851年春，一向“官运亨通”的徐继畬因“神光寺案”突遭仕途的巨变，被贬职回家。原来，福州是“南京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之一，条约签订不久，英国就据约在福州设立领事馆。经过一番交涉后，徐继畬同意英国外交人员由福州城外搬入城内，但仍严禁其他人员入城居住。1850年(道光三十年)夏，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一名医生经侯官县令允许后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徐继畬知悉后一面严斥侯官县令，一面与英人交涉，要求其退租出城。但英国人以有约为据，拒不搬出。这时，被朝廷免职回家的林则徐与福州的一些绅士联名要求徐继畬采取强硬手段驱逐英人，甚至不惜募通、“调兵演炮”。此建议为徐拒绝，他主张“按约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认为“调兵演炮”等硬手段将扩大事态，甚至引发新的中外冲突。林、徐矛盾一时间十分尖锐，林联络一些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接连参奏弹劾徐继畬，语气都十分尖锐。其实，徐继畬对英国人采取的是“明示德 意，阴为钳制”“以民制夷”的方针。他知道这两名英国人在神光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旧，便下令严禁任何人为英国人修葺房屋。秋冬时节，福州一直阴雨绵绵，英人所住神光寺的房子渗漏严重，难以住人。几个月来，英国人一直雇不到愿意为他们修房的泥瓦匠，不得不于1850年12月搬出城外。事情虽已结束，却并未平息。此时，咸丰帝刚刚继位，气势仍盛，认为徐继畬对“夷人”的态度过于软弱，终在1851年春免去了徐继畬的福建巡抚之职。徐、林之分歧只是策略的不同，二人目的都要“驱夷”，徐主和缓林主强硬，但此后的百余年间，徐、林之间的策略分歧却被说成是立场不同，徐继畬一直深蒙“妥协”“卖国”之诬。把策略分歧立场化、道德化，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之一。 回乡之后，徐继畬被聘为山西平遥超山书院山长，以读书授徒为业。1865年，以“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正在兴起，“洋务派”在朝中已有一定地位。最早熟悉“夷情夷务”的徐继畬自然又被朝廷想起，将其重召回京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新设的洋务机构总理衙门任职。《瀛寰志略》也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成国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距此书初刻，已近二十年矣～1867年，徐氏出任新成立的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总管大臣。同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在离任之前赠给徐继畬一幅美国总统华盛顿画像。在赠画仪式上，他对华盛顿又作了热烈颂扬。不久，在华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制作了一小块花岗岩石碑，碑上用中文镌刻着《瀛寰志略》中对华盛顿的称颂之辞，赠给华盛顿国家纪念馆。 1869年，徐氏告老还乡。1873年，清廷赏加头品顶戴，似有“补 赏”以前对他处分不公之意;同年即在家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