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研究(台港文学结课作业)

台港文学研究结课论文 金庸小说研究 班级:汉语1001班学号:1501100106 姓名:袁满摘要:金庸,一代武侠大作家,其作品声明远播,受到世界各地华人的普遍喜爱。其作品主题鲜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推崇。本文拟从武侠讲史,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的统一,丰厚的文化底蕴三个方面对金庸小说进行解读。 关键词:历史意识、武侠与爱情、文化底蕴 读金庸的小说,能给人一种很过瘾的感觉。金庸的小说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是难能可贵的。刚开始读他的武侠,就是简单的向往那种书中描述的大侠生活——仗剑天下,快意恩仇;睥睨天下,贼寇风逃;白马轻裘,大漠孤烟;侠骨柔情,红袖添香。心中也曾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做那样的人,活出一个精彩人生,谱写一曲爱恨情仇。可是随着渐渐地长大,我对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我再读金庸小说的时候,就发现了小说中不仅有侠骨豪情,还有刀光剑影、阴谋诡计、生离死别,更有民族大义、舍身成仁。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侠客,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对书中的生活有一种憧憬。现在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金庸。 一、武侠演史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 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笑傲江湖》、《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 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并作了大量更改,尤其对史实和史观的阐释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 二、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的统一 一部真正的人的文学作品首先应当崇高正直,主张正义,呼唤正气,通过独特的语言符号体系的审美娱乐功能,给人以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奋发有为、灵魂高蹈的价值指向。金庸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了变革与改造,他的小说在注重娱乐性、趣味性和知识性的前提下,自觉地追求思想性,以对传统文化中“义”、“情”的突破和超越而蕴含着现代精神内涵与美学价值,体现出一种鲜明而强烈的现代精神。 首先,金庸小说把传统侠义精神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赋予侠客义士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金庸既钟情于传统文化,儒家之“仁义”“以天下为己任”、道家之“超迈脱俗”“自在无为”、佛家之“禅悟”,又具有现代思想,他把侠建立在正义、公道的基础上,大到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小到锄奸扶弱、解危济困,摒弃了传统武侠小说纠缠于嗜杀好斗、复仇成性的个人恩怨的消极倾向。传统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侠的人生理想是:威福、子女、玉帛。特别到了清代侠义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忠义官侠,忠君思想特别严重,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金庸小说也写古代,但其思想倾向却与传统武侠小说不同,它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和忠君思想,增强了侠客义士为捍卫本民族利益或生命尊严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意识,赋予他们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情有义、至情至性:他们行侠仗义、锄奸扶弱,生命可以牺牲,但绝不做朝廷鹰犬,具有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悲壮色彩和崇高意味;他们特立独行、率性而为,不但对抗官府腐败和社会不公,而且反抗几千年来不合理的封建礼法和社会习俗,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充满了鲜明的生命意识。前者如郭靖、萧峰,郭靖为国为民舍身赴难、视死如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堪称侠之大者。虽然倍受成吉思汗的宠信,但当他得知成吉思汗倾国出击要一举灭宋时,便立即放弃个人的高官厚禄,慷慨陈词:“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他连夜逃出蒙古国兵营,回归南宋,与黄蓉一起奋勇抗击敌人。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郭靖都义无反顾地坚持抗元,死守襄阳城,一守就是十几年,明知迟早会失败,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尽力而为,绝不轻言放弃。黄蓉原想借汗血宝马脱身,被 郭靖坚拒。这种为国为民,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精神可歌可泣。《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当契丹人身份暴露后,辞去丐帮帮主,但发誓决不伤汉人一条性命,劝阻帮内分裂,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目睹宋辽人民苦难,到辽国后,反对辽侵宋,迫使辽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在雁门关自尽。“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正是郭靖一生的真实写照,萧峰承受天下最大的仇怨,拯救苍生于水火之中,最终大义赴死,这就使他们超越了“锄奸扶弱”的传统侠客模式,上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作家善于摘取历史事件特别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作为小说的背景材料,有利于塑造侠客的英雄形象,增强作品的震撼力。后者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为了追求自由爱情,杨过敢于冲决封建礼教与社会习俗的网罗,无视社会偏见和舆论压力,抛开师徒名份,与师父小龙女自由结合。面对武林群雄甚至大侠郭靖的指责,杨过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了小龙女被人奸污,他仍不在意,坚决要和小龙女厮守一生,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他是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的自觉叛逆者。令狐冲狂放不羁,笑傲江湖。首先,他在被罚面壁时,敢于向师父岳不群的死对头风清扬学习“独孤九剑”;其次,他在被逐出华山派后,竟然做了女性门派——恒山派的掌门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次,他不顾武林正派人士的反对,与魔教教主任我行之女任盈盈相爱,最后结为恩爱夫妻。在个人与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等发生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无论杨过,还是令狐冲,都充分显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和放荡不羁的自由个性。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金庸主张要为民众利益着想,从而赋予侠以民族大义的道德承担和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他赞美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主张尊重个性,保持人格独立和自由精神,同情和肯定杨过、令狐冲等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是现代意识的两个方面。人,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个体的独立人格。如果只讲个性自由,放任自流,就会造成自我膨胀,人欲横流,危害社会;如果只肯定群体或君王利益,过分抑制乃至无视个体利益,就会扼杀独立个性和自由思想,造成历史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这是金庸在对侠义人物进行价值建构过程中对侠义精神崭新而独特的思考。 其次,金庸小说使爱情成为自由平等的理想爱情,实现了爱情与武侠的完美结合。 武侠小说写男女之间的恋情,在古代武侠小说中已经大量出现。唐传奇第一次把爱情和武侠结合起来,如裴铏的《昆仑奴》中侠客磨勒成全了崔生与歌妓的爱情;明代冯梦龙在文言短篇武侠小说中第一次提出“情侠类”小说的名称(冯梦龙《情史》中的《情侠类》共36篇);但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基本上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忠孝节义”范畴。民国武侠小说如王度庐的《鹤惊昆 仑》则敢于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大胆地描写男女爱情。他在情的内涵上有了新开拓,深入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开掘人物的灵魂与人性的内核,注重揭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展示人物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表现出丰富而复杂的人性内涵,获得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心理悲剧错综交织的综合美感,从而使得通俗的言情武侠小说真正进入“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序列。金庸小说的爱情描写超越了“忠孝节义”范畴的束缚,是对王度庐“悲剧侠情”的继承与创新。他笔下的爱情故事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因素和功利思想观念,突出人性的本真,男女主人公自主地选择爱情和婚姻,很少受到外界干涉。《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为了张无忌,可以抛开郡主的家门。《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为了和小龙女长相守而敢于反抗封建礼教习俗。《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为了和任盈盈相爱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在这些爱情描写中,虽然都有“英雄美人”的理想成分,但这种爱情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是对封建社会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爱情婚姻观念的背逆,充分体现了作家尊重人性发展、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情感倾向。这些爱情本身是超凡的、纯洁的、高尚的,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两心相悦的真正爱情。有一点值得注意,金庸小说的爱情描写有一个“一男多女”模式。如郭靖周围有华筝、黄蓉、程瑶迦,杨过周围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郭襄、郭芙,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芷若、赵敏,令狐冲周围有岳灵珊、仪琳、任盈盈。这些女性的人生目标似乎专在寻找爱情、寻找归宿,围绕和追求一个男子而生死相许。严家炎就此指出:“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应该承认金庸小说中确实积淀着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意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体现了金庸尊重古代历史真实而以现代意识对传统爱情观进行艺术改造的努力。在传统和现实的爱情中,一般是男子主动、女子被动,而金庸笔下的女子大都是会武功的侠女,在爱情方面则大胆主动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这表明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人格的独立,显示出作家对传统女性观的背离和对现代女性观的认同与接受,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金庸小说中的女子很有特点,如黄蓉、赵敏、任盈盈等。她们美丽不可方物,冰雪聪明,机灵狡猾,能言善辩,比较叛逆,不受到礼法的束缚,大多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爱情是她们个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爱情,她们就会丧失人生的方向;没有爱情,她们和侠客义士的“剑胆琴心”也无法合奏出生命的华章。但是,“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并不是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牢牢控制的那一群人。她们的爱情行为、爱情心理和爱情形态,在文化的意义上是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更多地呈现出现代性的意味”。可以说,金庸小说所描写的男女之情爱,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又不失现代性特征,是情与义和谐同一、情与理交融结合的感情,“对是非善恶的相近的评价标准,对正 义、道德的共同向往,对侠义的精神高度认同与实行,成为爱情发生并且维持的关键性因素”。正是在此基础上,金庸小说摆脱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情爱模式,侠客侠女之间的爱情成为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想的爱情,不仅突出了爱情的精神性和社会性特征,而且表达了这种爱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道德诉求,从而实现了爱情与武侠的完美结合。 总之,金庸小说以对侠义精神和人间真情的弘扬与呼唤,整合、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有利于文化生态平衡。他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性改造,使其文本呈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现代意识,使武侠小说这种文体由娱乐性走上了与艺术性、哲理性有机结合一途,做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在现代中国文学语境下,这种改造给传统武侠小说带来了新生命,为人们寻求和建构诗意栖居之地提供了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 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金庸借武侠写人生,刻画人生。在其多部作品中,处处折射出哲学的思想,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他的小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内涵与底蕴。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将儒、道、佛学思想融会于其作品中,通过主人公的言行、观点、立场和命运对这三种哲学思想进行阐述;他又将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引入到小说的主题中,通过对荒诞的悲剧英雄的描述,对“我是谁”的人生探讨,对现代非英雄化人生的剖析等展示了人生的困惑,从而使他的武侠小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内涵与底蕴。 金庸的武侠取得极大的成功,取决于金庸本人通透的历史哲学知识、深厚的文字功底、博大的胸襟、自身的天赋与社会的机遇。金庸小说到处都笼罩着浓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让人体验享受到一种远古的高深。 1、崇尚自由和人性至上的价值观、世界观始终贯穿于作品之中。作品中的人物在经历了江湖的风风雨雨后都解甲归田,在作者所畅想的世外桃源中归隐,不再被世间的恩恩怨怨所牵绊。袁承志远渡重洋,与青青等人去了南洋,远离中土;令狐冲与任盈盈归隐;张无忌归隐;杨过与小龙女在活死人墓归隐……这个自由的思想体现出道家文化的精神,道家的无为思想在作品中体现无疑,反观那些热衷名利权势者,无一不被名利权势所伤。作者常常以反证的方法来写出人对于名利、权势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最终毁灭。求名者往往为名所累,求利者往往为利所害,求权势者多为权势所误。慕容复为谋求复国,舍弃了人生应有的一切幸福与快乐:爱情、友谊、亲情,最后沦为精神错乱的疯子,整天坐在坟头上做白日梦(《天龙八部》);左冷禅、岳不群为攫取泼天权势,滥杀乱伐,最终都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笑傲江湖》);戚长发等三个师兄弟为谋取巨额财富钩心斗角,在得到财富的时候,个个变为疯子(《连城诀》)。这些痴迷于名利权势的人物之可悲下场,从反面印证了人若为名利权势所役,只能成为物的奴隶,不可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这样的道理。人们只有超越了俗世的名利权势这些外在之物,才能获得自由自在、逍遥快乐的生活。 2、他不只是按部就班地描述人物的侠义传奇,而是加入了许多的思考,许多道德伦理,宗教及国家存亡的反思。这几点促使了金庸小说臻于顶峰。 以《天龙八部》为例,萧锋对于自己身世的迷惘,清晰,沉沦再到觉悟的过程中,一直有着一棵宽大的胸怀,包容一切。这便是传统道德的“有容乃大”,他一心向善,惩恶锄奸,是佛教思想的渗透,他见宋蒙两国交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