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忠”“全孝”蔡伯喈-最新文档

“全忠”“全孝”蔡伯喈-最新文档“全忠”“全孝”蔡伯喈《琵琶记》是元代剧作家高明根据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创作原则，以肯定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为主题，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家庭的孝道伦常故事。在副末开场中，作者对蔡伯喈的评价是“全忠全孝”，然而蔡公蔡婆由于缺乏蔡伯喈的照顾而冻馁而死的。那么，蔡伯喈真的能算是“全孝”么？他曾有过辞官、辞婚的举动，他真的能算是“全忠”么？以下作者以封建伦理纲常为基础对此作出一些分析。一、蔡伯喈行为的基础——封建伦理纲常与《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二郎不同，《琵琶记》里的蔡伯喈不是一个薄情负义、弃亲背妇之人。相反，蔡伯喈作为一名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生，却是个无心功名利禄，只求侍奉双亲，得势不忘旧妻的孝义之人。他一直按照孝道伦常来实践终养父母的愿望，当父亲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其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时，他虽放心不下父母娇妻，却也不得不听命前往。面对君王的指婚、派官，他虽极为反对，却也不得不听之任之。而这一切，都源于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封建伦理纲常体系——三纲五常。“三纲”论其源头，最早来自于法家的韩非。韩非最早提出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观念，并将之称为“天下之常道”[3]。但真正明确提出“三纲”的人是班固。班固在《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和“三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五常”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以及在处理这五伦关系时人人都必须遵循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最早提出“五常”概念的是陆贾，他在《术语?术子》中说“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但他没有讲‘五常’的内容。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一》中明确的指出“五常”就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并且指出“五常”理论的核心是“仁”。“仁”是用以对人的，“以仁治人”、“以仁安人”；“义”是用以对己的，“以义治我”，“以义正我”。就“五常”与“三纲”的关系来讲，“五常”是要从属于“三纲”的。“五常”是以人人都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形式而存在的，具有初步的平等性，而在“三纲”之中，人们是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上，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与专制性。按“三纲”的准则，无法要求人们遵循具有平等性的道德规范，所以，在具体的实施中只能让“五常”屈从于“三纲”，导致人们为了做到符合“三纲”伦理道德准则，而必须放弃“五常”的道德行为规范，以致出现“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现象，这就是“忠”与“孝”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二、蔡伯喈行为的表现——欲忠未能忠，欲孝未能孝高明将“忠”、“孝”之间的伦理本质冲突看得一清二楚，他否定了“忠”而肯定了“孝”。把“忠”、“孝”两个命题的对立强化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6]他把蔡伯喈安排在新婚只有两个月，双亲年满八十却仅他一个孩子的故事背景下。他面临的人生选择便极富挑战性:要么做孝子，奉养双亲;要么“弃亲背妇”去求功名。要想两者兼顾是决不可能的。而蔡伯喈本人也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并无忠、孝两全的非分之想，而是一门心思打算隐居行孝，把功名置之度外。如第二出:“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第十二出“人生怎全得忠和孝?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但是，身为戏剧中的人物，蔡伯喈就注定不可能一切按照他的美好意愿进行下去。《琵琶记》全剧由“高堂称寿”展开剧情，蔡伯喈与新婚两月的妻子赵五娘为耋耄父母蔡公蔡婆祝寿。一副“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7]的充满伦理之乐的家庭生活画面跃然纸上。而事实上，这也是蔡伯喈乃至蔡家唯有的一段短暂的欢愉时光，从此，蔡伯喈的命运就开始一波三折了。第四出“蔡公逼试”是全剧戏剧冲突的第一个波澜，蔡公要求蔡伯喈上京应试。而作为人子的蔡伯喈却认为“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怎似孝名高”，他说：“告爹爹：孩儿非不要去，争奈爹妈年老，家中吾人侍奉”，并且他还考虑到此行有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此行荣贵虽可拟，怕亲老等不得荣贵”；蔡公却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你去做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不是大孝，却是什么？”最后不得以，蔡伯喈只好屈从了蔡公而强赴春闱。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封建伦理纲常中“三纲”之一的“父为子纲”，蔡伯喈作为人子难“逆亲言”。因为“父为子纲”强调了父亲对儿子的绝对主宰权——“父权”。而事实上，蔡伯喈也并不是完全无心于功名，他曾说：“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欲驰骋，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却双亲膝下。”又如当蔡公说：“若是作得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兀的不是大孝么？”他便连称“爹爹说得极是”。由此可见他本身也是想考取功名的，只是为了行孝不便离开。在张大公自告奋勇答应帮蔡伯喈照看门户，照顾蔡公蔡婆后，蔡伯喈才答应前往赴试，但他说：“儿今去今年便还”，希望一旦做了官，便立即归守乡郡，这样既没有违背父亲的旨意，又能够使自己尽孝。但世事却不会按照蔡伯喈想象的那样去顺利进行。中状元后，蔡伯喈“喜鳌头——战有功”，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居然被牛丞相看中，要他入赘牛府。对此，蔡伯喈自然是不愿意的，他思念着家中的赵五娘。面对相府的美味佳肴，他“传杯自觉心痛，纵有香醪难下我喉咙，他寂寞高堂菽水谁供奉”[8]。于是蔡伯喈便当面向牛丞相提出辞婚，说明自己“已娶妻室，双亲年老，娶妻不告，实难从命”。甚至不惜“上表辞官，一就辞婚便了。”[9]牛丞相便说：“汉朝中惟我独贵”，他“敢和我厮挺相持。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圣旨。只教他辞婚辞官俱未得。”果然，蔡伯喈终因皇上“尔当恪守娶而不告须难说。”[10]的圣旨，只好同牛小姐“强效结鸾凰”。因为“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强调了君王对臣属的绝对主宰权——“君权”。而作者高明也正是为了给蔡伯喈不能辞官和辞婚找到一条天经地义的理由，所以独具匠心地构思了“奉旨招婿”的情节。正是因为“奉旨招婿”，所以蔡伯喈只能“曲从相府之请，以成桃夭之化。”与牛小姐结婚之后的蔡伯喈虽然官位居高，整天穿好吃好的，但仍然常常忧心忡忡，抑郁苦闷。他说：“叹双亲把儿指望，教儿读古圣文章。似我会读书的倒把亲漾，少什么不识字的倒得终养。书，我只为你其中自有黄金屋，却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休休，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又言:“比似我做了亏心台馆客，倒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白头吟》记得不曾忘，绿鬓妇何故在地方？书，我只为你其中有女颜如玉，却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休休，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蔡伯喈十分牵挂家中的父母与爱妻，却又被迫弃自己的家人于不顾，其良心受到了极大的自我鞭笞。他感觉到自己的背叛，并且为此感到深深内疚。但他却一直没能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使自己的父母冻馁而死。由此我们发现蔡伯喈这类文人士子的善良背后掩盖着的怯懦，同时也能更深刻的感受到蔡伯喈这个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命个体心灵上的痛苦。即使是在洞房花烛夜之时，蔡伯喈也依然是十分悲痛的。在“强就鸾凰”中他唱道：“谩说道姻缘事，果谐凤卜。细思之，事岂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独。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兀的东床，难教我坦腹。”而在“官邸忧思”中，他也同样说道：“闷杀人花烛洞房，愁杀我挂名金榜。魆地里自思量，正是归家不敢高声哭，恐猿闻也断肠”在新婚之后的所有日子里，对双亲和妻子的思念无时无刻地缠绕着蔡伯喈的，但蔡伯喈入赘牛府后却从未提出过归家省亲的要求。我认为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他认为此刻的自己已经又娶了牛氏为妻，无颜面对自己的父母和为自己戴孝的结发旧妻。毕竟，在蔡伯喈的心里，赵五娘那“十里红楼，休重娶娉婷”的殷殷嘱咐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要求了，那更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背叛，蔡伯喈是甘愿呆在相府背负起“背亲弃妇”的骂名，甘愿成天忍受着良心的折磨，甘愿以严厉的自责方式来求得心灵的短暂慰藉，也无法回家面对亲老、旧妻。他在“琴诉荷池”中，唱道：“旧弦已断，新弦不惯。旧弦再上不能，待撒了新弦难拼。我一弹再鼓，弹再鼓，又被宫商错乱。”这正说明了蔡伯喈心系旧弦，却又难撇新弦，揭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好在赵五娘与蔡伯喈情缘未尽，加之牛小姐宅心仁厚，让他夫妻俩最后能够团聚。而故事最后也以蔡家“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收尾。但这并不表示蔡伯喈的心灵因此能够得以补偿，蔡伯喈注定是个悲剧形象。“一个悲剧的行动者，只有当它与受苦者的行为是因果关系时，才是悲剧性的苦难。也就是人物活动自身导致了自己的毁灭。”蔡伯喈所遭遇到的“三不从”命运以及它给蔡伯喈所带来的精神苦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蔡伯喈虽然最后夫妻团圆，一门旌表，但其身体和精神都已近崩溃，并且想死都不能。这是一种比起悲剧人物肉体毁灭更为震撼人心的“大毁灭”。而造成蔡伯喈性格及命运悲剧的，既不是蔡公蔡婆，也不是牛丞相、皇上，正是那“忠”与“孝”之间内在的矛盾冲突——即忠孝不能两全。结语在这“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抉择中，蔡伯喈本想尽“孝”，却被迫去尽所谓的“忠”;他尽了“忠”，但他的父母却因此在灾荒年代冻馁而死。蔡伯喈被迫再婚娶了丞相之女牛氏，被迫把亲撇养，被迫抛弃了那替自己戴孝的糟糠之妻，使得自己永久的受着良心的鞭笞，这就是蔡伯喈的悲剧。而在剧本的最后，一门旌奖使得蔡伯喈博得了“笃于孝行”的美名，貌似“忠”与“孝”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和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则就内在的感情而言，蔡伯喈算不得“忠臣”，二则就外在行为上看，蔡伯喈又并没有尽孝，他是忠孝两亏，俱不得全。并且，在得到旌表之后，蔡伯喈也依然表示出自己的哀怨：“儿不孝有甚德?蒙岳父特主维。呀！何如免丧亲，又何须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由于封建伦理纲常本身的矛盾所在，使得蔡伯喈注定将一生都生活在自责与内疚当中而不得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