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1）【论文】
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1) 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1)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再到今天仍在深入展开的全方位的改革与现代化, 这样几个大的发展时期。现代化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就其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大体划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这样几个阶段。“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在中国出现并历经几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是中国史学受中国社会巨变和世界发展潮流剧烈震荡的结果。现代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也象一面镜子, 清晰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现代化历经磨难曲折发展的进程。一 中国的新史学在19至20世纪之交产生。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的衰败、民族危机和种种复兴努力所作的初步探讨，可以看作现代化研究的起始阶段。最早以进化史观系统地观察研究中国发展与变革的, 应推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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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梁启超。98年变法甫败，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他把鸦片战争以后60年的历史分为“四界”即变法图强依次深入的四个阶段，认为魏源倡师夷长技，林则徐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变法之事，于是筚辂开山矣”;此后又历经挫折，甲午战败，新政废止，然而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已经大开了。从1901年起，梁启超高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新史学和近代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1923年，梁启超又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他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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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他提出，在第二期，康、梁、章、严都是新思想界勇士，“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作为一个时期的精神领袖，能够这样不惮于否定昨日之我，正是他以进化史观审时度势的结果。尤其可贵的, 是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他认为: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诚然并无进化，但国民的自觉政治意识即民族建国精神和民主精神日益鲜明、扩大，而旧势力不过是旧时代的游魂，“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除此以外，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和《新民说》诸篇中，或剖析中国衰弱落后的历史原因，或提出在相率而来的西方威胁面前“博考各国自主之道”、造就新思想新精神的迫切需要。他明了“‘西方化’他的“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 势必趋而集于亚东”的预言, 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评定为“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中领先群伦的真知灼见。”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概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确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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