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

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一节概述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英国、法国、德国、北欧、俄国及美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就与特点。教学重点与难点:主要国家的著名作家，尤其是在以后的章节中不再单独讲解而又成绩辉煌的作家作品，如梅里美的《加尔曼》、萨克雷的《明利场》、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等。授课方法与手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和繁荣的原因二、现实主义文...

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一节概述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英国、法国、德国、北欧、俄国及美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就与特点。教学重点与难点:主要国家的著名作家，尤其是在以后的章节中不再单独讲解而又成绩辉煌的作家作品，如梅里美的《加尔曼》、萨克雷的《明利场》、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等。授课方法与手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和繁荣的原因二、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三、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作业与思考题:1、四个名词解释:巴黎公社文学，英国宪章派诗歌，现实主义文学，欧亨利笔法 2、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是什么总结与反思:因介绍的作家很多，一定要注意突出重点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第一节概述一. 社会状况 19世纪30—60年代，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由政治胜利走向经济繁荣。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建立了金融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七月王朝。1832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击败了贵族党后，进入议会，实行改革，废除了封建贵族和地主的选邑席位特权。在经济方面，英、法在19世纪中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相继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于工业的飞速发展和空前的海外扩张，英国成了世界贸易和工业垄断的头号强国，步入了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在位)的“黄金盛世”。法国在工农业、金融业和铁路交通业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成了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巴黎建成为世界性大都市。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扫除了封建主义的羁绊，极大地激发了自由竞争、追求发明创造的热情，使资本主义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就创造了几乎等于以往所有世纪物质财富总和的惊人奇迹，这无疑显示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勃勃伟力。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人们却逐渐被推入了一个民族冲突、阶级对抗、欲望搏杀的疆场之中。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纵情享乐成了横扫一切的社会时尚。而资产阶级在击溃了封建阶级的同时，又反过来对工人阶级实行了残酷统治，使劳资矛盾成了时代的主要矛盾。从1831年到1848年英、法两国就先后暴发了5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德国也相应出现了工人运动。但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德国这时仍处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对峙状态，保守势力占统治地位。俄国直到1861年才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之后虽然资本主义得以较迅速地发展，但政治上仍处于沙皇专制制度之下。 18世纪末叶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这时对欧洲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法启示人们去研究事物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否定了神创论和精神决定论，强化了人们的唯物论倾向。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否定了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丑恶，提出了和平改良社会的途径和建立美好未来的蓝图，加深了人们变革社会的愿望。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等人的经济学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的认识。基佐(1787—1874)等大批史学家的著作，都把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看成是决定时代变革的主要力量，为19世纪注入了强大的理性反省意识和社会进化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则宣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天经地义、历史必然。另外达尔文(1731—1802)的生物进化论指出人由猿演变而来，并揭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严酷规律，从而否定了人的神圣性，使人沦为受遗传和自然环境支配的动物，加强了人类对自身的悲观认识和对竞争社会的觉醒。至于细胞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则引导人们把生命现象看成是物质能量的一种释放和转化的过程。总之，当时科学的发展已不再止于对事物的外部规律的概括，已转向了对事物的内部结构和动态规律的把握。这不仅强化了人们尊重事实、重视观察、严肃解剖的科学心态，而且启迪人们用一种上升到宏观整体的大智慧去把握时代变迁的总趋势和本质规律。如上所述，这一切都为详尽完整、包罗万象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认识基础。二(文学概况 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处于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交替、并行的阶段，同时出现唯美主义思潮。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标志着近代理性文化的最后胜利的话，那么，唯美主义则标志着近代理性文化的衰落，并预示着现代非理性文化的来临。 1830年前后，浪漫主义已步入后期，其总体特征是:一向批判现实主义接近，一向唯美主义转移。英国由于最早进入工业化时代，再加哲学、科学思想过分重视经验论和功利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在雪莱、拜伦、济慈英年早逝之后，便骤然衰落，诗歌转向了维多利亚时代丁尼生(1809—1892)、勃朗宁(1812—1889)等人的深入内省和讲究韵律，狂放的激情只是在爱米莉?勃朗特的诗歌、小说中还闪射着光芒。德国由于拿破仑战争和长期的分裂状态，狭隘的民族主义流行，软弱的资产阶级更趋保守，整个德国文学都走向了沉寂，几乎只有流亡国外的民主主义斗士海涅一花独秀地支撑着局面。在欧洲，法兰西民族最富有资产阶级自由精神和政治斗士的果决气魄，同时掺杂着大革命以来不断滋长的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优越感和自信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浪漫主义文学在后期进一步发展，与批判现实主义双峰并立。50年代以后，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创作出诸如《悲惨的世界》、《九三年》等具有一定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而维尼(1797—1863)等则向唯美主义过渡。俄国由于围绕农奴制的斗争异常激烈，把作家们的目光吸引到现实问题上来，普希金、莱蒙托夫晚期创作转向现实主义，此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唯美主义也在俄国文坛产生。这时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文学都在形成、发展中，浪漫主义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倾向的“废奴文学”。唯美主义是欧洲流行于19世纪中后期的一个影响较大的形式主义思潮，它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70年代以后在英法达到高潮。唯美主义者厌恶功利主义的社会哲学及工业时代的丑恶和市侩作风，反对将文学、艺术做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而以康德的“美无利害关系”说为美学基础，以哲学家维克多?库辛(1792—1867)1818年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为创作原则，企图把美和艺术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便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与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相分离，陷入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19世纪中期比较有影响的是帕尔纳斯派和先拉斐尔派。帕尔纳斯派(或译“高蹈派”)是法国诗派，因他们的专辑《当代帕尔纳斯》诗集而得名，主要诗人有:勒贡特?德?李勒(1818—1894)、庞维尔(1823—1891)、苏利?普鲁多姆(1839—1907)、戈贝(1842—1908)、厄莱迪亚(1840—1905)、米斯特拉尔(1830—1914)。他们都奉戈蒂耶为宗师。诗人、小说家戈蒂耶(1811—1872)是唯美主义倡导者，在《<莫班小姐)序》(1832)中也明确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帕尔纳斯派将“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座佑铭，他们反对浪漫派诗人多愁善感和用词不当，受当代科学和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诗歌创作刻意追求雕塑美、造型美、静观美，结果在反拨浪漫主义直露、随意的同时，却走向了冰冷死寂，缺乏诗意。如果说戈蒂耶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发动者之一，那么，波德莱尔则开启了象征主义，他们在文学发展中都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文学主潮是批判现实主义。三(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40年代以后在法、英、俄逐步进入高潮，70(年代开始进入后期阶段，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并扩展到东北欧、美洲一些国家，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文艺思潮，90年代到20世纪初走向了衰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在科学理性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它力图再现生活真实，生动地刻画典型人物，揭露、批判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压迫、“金钱罪恶”和种种弊端，企求改良现存社会秩序。因它对社会的大胆暴露、无情批判和激烈抗议，后来高尔基以“批判现实主义”相称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 A(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主张文学创作必须严格忠实于现实生活，从当代的日常生活取材，写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和日常心理，力图在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领域的全面观察、深刻分析、生动描写的基础上，揭示出人类心灵变化的轨迹和社会历史生活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因而具有题材平凡、细节详尽、画面广阔、描写逼真和挖掘深刻的特点。 B(强烈的暴露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改良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或出身于贵族，或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但他们都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和锋利的理性批判精神，无情地揭露、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那种制度下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罪恶，如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反动、大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官僚统治阶层的专横残暴以及金钱至上的社会关系和唯利是图的时代风气，并以深厚的人民性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艰难坎坷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深重，甚至表达人民群众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抗议。但他们往往从人道主义、人性论出发，希望通过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而否定暴力革命，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 C. 注重典型性格的刻画。关于文学创作的典型化原则，正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首先提出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之初步设想》中说，他“要在《风俗研究》里把个人描写成典型”，而且在《<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中对“典型”加以解释，说“典型是类的样本”。福楼拜也提出文学创作中应“取消私人性格”。别林斯基更是把典型化看作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认为“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极力本着典型化原则塑造形象，并有意识地将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相联系，从而也赋予人物活动环境以典型意义。 D(手法丰富，形式多样，全面繁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体裁样式上，还是在各种艺术手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小说创作更是盛况空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巨匠和不朽之作。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将人类的文学艺术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遗产。四(法国文学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出现了流派纷呈、名作迭出的繁荣景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唯美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都在孕育、发展，因而具有多元性、先锋性和互渗性。法国后期浪漫主义文学仍然十分辉煌，小说的形式取代前期诗歌而占据主导地位。宿将雨果这时才华正茂，另外又涌现出一些新的有影响的作家。缪塞(1810—1857)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以他和乔治?桑的恋爱故事为中心内容，塑造了一个“世纪病”患者阿克达夫的形象，表达了对复辟王朝的不满，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著名诗集《夜歌》(1835—1837)作于与乔治?桑感情破裂之后，反映了失恋后痛苦、复杂的心情。缪塞还写过许多剧本，如历史剧《罗朗扎齐奥》(1834)、轻松喜剧《万事不能说绝?》(1836)等。他的剧本一般以恋爱的曲折为主要内容，长于心理分析，在法国浪漫主义戏剧史上别具一格。乔治?桑(1804—1876)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表现摆脱传统观念和阶级障碍的自由爱情。《安蒂亚娜》(1832)写女主人公不幸的婚姻和对真正爱情的渴求。《康素埃洛》(1842—1843)写女歌唱家康素埃洛爱情生活的坎坷经历。她的最具感染力的作品应是一组田园小说:《魔沼》(1846)写贫苦姑娘马丽同农民瑞尔曼的爱情故事，《弃儿弗朗索瓦》(1848)写磨工弗朗索瓦与磨坊女主人的恋爱，而《小法岱特》(1849)写农村小姑娘法岱特追求同村男孩的故事，这些小说极富浪漫色彩。她的《木工小史》(1840)则是一部较早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大仲马(1802—1870)是一位更加丰产的作家，自称写有400部小说。他的重要小说有《三个火枪手》(1844)、《基度山伯爵》(1844—1845)等。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1830年斯丹达尔发表《红与黑》，揭开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序幕，随后巴尔扎克以规模宏大的《人间喜剧》将法国文学中的这一新潮流推向高峰。 ?梅里美普罗斯佩?梅里美是一位极富浪漫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20多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赢得世界性的广泛赞誉。他的作品多从非道德角度挖掘未经现代文明玷污的原始生命之美，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浓郁的异国情调、神秘的宿命色彩，其笔法精湛纯熟，风格冷静超然，显示了高度的艺术造诣。《卡门》(1840)是梅里美的代表作，女主人公极具吉卜赛民族性格特征，她常以动人的歌舞、放荡不羁的姿色迷住一个又一个男人，使他们彼此干戈相见，而她却不为所动;她醉心于偷窃、行骗和走私，宁愿周旋于生死之间，却不愿做文明的“金丝雀”。她不屈服于任何外部强力，只相信命运的安排。作者以她的野性之美、独立人格与商品、法制文明中的虚弱伪善的灵魂形成强烈对比，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理性文化的唾弃。梅里美的著名小说还有短篇《马特奥?法尔哥内》(1833)、中篇《高龙巴》(1840)等。另外，他还写过一些剧本。 ?福楼拜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对后世文学产生多种影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多以旁观式的精雕细刻，描写人类在灰暗现实、愚蠢本性中的欲的迷狂和生的惨剧。其一生创作甚丰，重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尼的诱惑》(1874)等。《包法利夫人》是作家的最高成就。它以1837—1844年间的法国外省生活为背景，通过爱玛追求“巴黎式爱情”而导致毁灭的故事，对沉溺幻想的贵族享乐文化、虚伪畸形的修道院教育和冷酷下流的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指出这一切都是扼杀人性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揭示了醉心新奇和耽于物欲的分裂性，这也是使人类陷于悲剧的内在原因。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困于人性烦恼、毁于社会腐化的悲剧形象，她的死，表达了作家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和厌弃。小说具有叙述客观、刻画细腻、语言精确、风格严谨等特点，对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有影响。 ?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他提出了“恶中有美、化丑为美”的艺术主张，打破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传统观念，深化丁人类对于美与丑恶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为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奠定了美学基础。他强调万物之间的“应和”关系和互相交流(认为事物“通过一种相互间的类似彼此表达着”，把整个宇宙看作是“象征的森林”，是“形象和符号的金库”，而人的各感官之间也都有本质的一致，因此诗人应该打破主客观之间和各感官之间的界限，通过联想、象征和通感的方式去妙悟“神秘的天机”，揭示出宇宙的“应和的整体”之美。这一切，为象征主义文学提供了表现手法上的指导原则与具体途径。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1868)被称为现代艺术的基石和“透视现代精神的魔镜”。这部诗集共151首，通过展示诗人在现实与理想、堕落与升华、地狱与天堂之间的苦苦挣扎，深刻地表现了现代大都市文明的畸形、变态和现代人的沉沦、绝望，开拓了诗歌描写城市和解剖心灵病痛之苦的崭新领域。在艺术上，它熔诗体格律上的古典主义、想象上的浪漫主义、描写上的自然主义、手法上的象征主义于一炉，创造了一种卓异古今的风格，给人以颤栗之美。五(英国文学英国19世纪中期的文学，主要成就是小说和诗歌。但就两者相比而言，小说远远超过了诗歌。诗坛上虽然出现了丁尼生和勃:朗宁等大诗人，他们在发掘多层复杂心理上不乏开拓之功，但其总的特征是过渡性，缺乏智慧深度和情感强度，因此大约从1832年开始，英国文坛就由诗的时代进入了小说的时代。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产生于30年代，40—50年代达到高潮，出现了盖斯凯尔、萨克雷、狄更斯、勃朗特三姐妹等一批优秀作家，60年代走向低谷，只有乔治?艾略特(1819—1880)等少数作家。 ?盖斯凯尔夫人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劳资矛盾的作家。她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代表作《马丽?巴顿》以40年代宪章运动为背景，描写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罢工的故事。主人公约翰?巴顿是一个老实厚道、富有正义感的老工人，因领导了工人的罢工请愿活动而被开除。接着在谈判时广主们用漫画对工人进行肆意侮辱，于是工人代表作出决定，由巴顿暗杀厂主卡逊的儿子。巴顿的女儿马丽被怀疑是杀死卡逊儿子的凶手。为了女儿，巴顿主动向卡逊做了坦白，而卡逊则在《圣经》的启示下宽恕了对方，最后巴顿死在卡逊的怀中。作者表达了对工人不幸处境的深切同情和道德改良的愿望。 ?萨克雷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是英国19世纪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主要作品有《名利场》(1848)、《潘登尼斯》(1850)、《亨利?埃斯蒙德》(1852)等。他以愤世嫉俗而又精于世故的理智型的嘲弄、戏谑，对英国上流社会恶棍、赌徒、骗子和冒险家的可耻嘴脸进行勾勒，揭露了维多利亚繁荣盛世和斯文教养背后的道德堕落和精神恶俗。在代表作《名利场》中，萨克雷塑造了蓓基?夏泼这个出卖色相、偷机钻营的小资产阶级女冒险家形象。夏泼是一个穷画师与流浪舞女的女儿，从小生活在债主追逼的环境中，形成了泼辣大胆、善用心计、自私冷酷的品性。她深知在一个贪欢纵欲、伪善势利的社会中，只有名利才是一切，只有欺诈才能出入头地，于是开始了行骗生涯。她以美色为诱饵，以曲意奉承为手段，不分老幼地勾引有钱的男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骗取钱财，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丈夫、朋友。夏泼的鲜廉寡耻和周围追名逐利之徒的丑恶表演，形象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骗子充斥的世界。夏泼不过是一个堕落下流的“英雄人物”。 ?夏绿蒂?勃朗特夏绿蒂?勃朗特(1816—1855)是杰出的女小说家，生于乡村穷牧师之家，幼年丧母，上过寄宿学校，当过教师。艰辛坎坷的经历铸造了她独立、自尊、不屈不挠的性格。她一生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教师》(1846)、《简?爱》(1847)、《雪莉》(1849)、《维莱特》(1853)。《简?爱》是一部驰名世界的杰作，’作家一改传统小说不是温良天使就是恶徒女魔的陈旧女性形象模式，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身世不幸、性格倔强、内心丰富，敢于反抗命运和等级偏见，大胆追求独立、平等、幸福的女性形象。夏绿蒂?勃朗特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抒情韵味，浪漫主义色彩与讽刺的现实主义风格相结合，对19世纪英国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 ?爱米莉?勃朗特爱米莉?勃朗特(1818—1848)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被称为第一部社会革命小说。它以英国北部约克郡狂风呼啸的荒原为背景，描写了1771—1803年间发生在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两代人之间爱与恨的故事，通过希刺克历夫疯狂残忍的复仇，揭示出私有财产和阶级压迫最值人畸形变态的罪恶根源;通过希刺克历夫与凯瑟琳、凯瑟琳与林顿之间的两种爱情关系，则展示了爱情的不同境界。凯瑟琳与林顿的爱情关系只是一种基于生存需要的“人间之爱”，这里既有财产因素，也有情感愉悦的因素。而凯瑟琳与希刺克历夫的爱情则是一种远离尘俗、不计苦乐、超越生死、追求自我确证的“超世之爱”和“本体之爱”，它具有本能的狂暴、情感的任性、意志的专横等可怕的威力;就像荒原上扭曲的树木一样，它不惧人世一切风暴的吹打，坚韧不折，执着如一，不可战胜。小说的新颖之处在于:第一，打破了关于爱情遵循“和谐——幸福”的理性模式而创造了一种“狂喜——痛苦”的非理性模式，追求的是本能层次的迷恋而不是情感层次的欣赏，深化了对爱情的理解;第二，打破了“绅士淑女”和“恶徒恶魔”式的人物模式，创造了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复杂悲剧形象，使悲剧人物由静态型转变为动态型，希刺克历夫和凯瑟琳都是狂野不驯、兼具人性的伟大与可怖的对立性内涵的典型;第三，打破了欧洲理性一道德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从容稳健的艺术风格，继承北欧原始神秘文化传统，赋予哥特小说式的疯狂、怪异想象以严肃、深邃的思想内涵，创造了一种凶暴恐怖又神奇迷人的艺术风格。六(德国文学 19世纪中期的德国文学基本处于衰落状态。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资产阶级力量也逐渐增强，文坛上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一派别的作家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要求创作有倾向性的社会批判文学，但创作上无大成就，较出色的作家是古茨科(1811—1878)，此外还有亨利希?劳伯和泰奥多尔?蒙特等。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是第一个表达共产主义思想的诗人。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参加过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工作。他的诗歌有《饥饿之歌》 (1843—1846)、《兰卡郡之歌》等。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是一位民主主义剧作家，剧本《丹东之死》(1835)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两派的冲突，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批评丹东沉湎于个人生活享受而断送了革命。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是海涅。 ?海涅亨利希?海涅(1797—1856)出生于犹太商人之家。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他去往巴黎，从此长期旅居国外。海涅早期参加浪漫派运动，创作了大量抒情诗，1827年，选辑为《歌集》。这些作品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美妙大自然和诗人伤感、痛苦的爱情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具有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韵律和谐、想象丰富等特点，奠定了海涅抒情诗人的地位。30年代，海涅的创作开始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发表《论浪漫派》(1833)一文反对德国浪漫派脱离社会斗争，但他也反对革命口号式的“倾向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的代表作，长诗利用古代的神话传说对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充满市侩习气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抨击。诗中将神奇的想象、巧妙的比喻、辛辣的讽刺熔为一炉，形成诡奇多变的独特风格。七(俄国文学 19世纪中期，俄国文学出现全面繁荣，小说、诗歌、戏剧都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长篇小说成就斐然。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占主导地位。五、六十年代，以费特(1820—1890)、丘特切夫(1803—1873)、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为代表的“纯艺术派”诗歌为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光彩。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孕育于二、三十年代，40年代臻于成熟，形成了群星荟萃、杰作迭出的繁荣景象，使俄国文学一跃而居于世界文学先列，其流直到20世纪初期盛而不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俄国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解放斗争密切相连，有别林斯基(1811—1848)、车尔尼雪夫斯基(1826—1889)、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等杰出的美学家、文学批评家的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大力扶持。40年代，俄国保守文人将果戈理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贬称为“自然派”，而别林斯基发表一系列文章总结和阐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原则，支持与推动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壮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进一步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界涌现出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群。赫尔岑(1812—1870)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批判了农奴制造成普通人生活悲剧的罪恶。奥斯特洛矢斯基(1823—1886)的剧本《大雷雨》(1859)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夜黑暗、反动和民主、进步两种力量的冲突，通过卡捷林娜的形象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2—1863)塑造了一系列新人形象，以职业革命者拉赫美托夫积极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具体行动回答了农奴制改革后时代提出的“怎么办”的问题。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则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指出只有像格利沙那样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为人民而斗争才是幸福的。这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名震文坛，各领风骚，此外还有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果戈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出生于波尔塔瓦省乌克兰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1831年和1832年先后出版两卷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举成名。这些故事以欢快幽默的笔调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质朴的生活素描结合在一起，描绘了乌克兰美丽的大自然和纯朴豪放的民风，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农民、工匠和哥萨克群众形象，嘲笑了乡镇的统治阶级和黑暗势力，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1835年后果戈理转向现实主义，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和戏剧杰作《钦差大臣》(1836)，很快赢得了“文坛盟主”的声誉。《密尔格拉得》高度浓缩了乌克兰哥萨克的历史生活，反映了哥萨克地主精神面貌的历史变迁。《彼得堡故事集》反映繁华掩盖下彼得堡的阴暗生活，在《狂人日记》和《外套》中分别塑造了不甘心屈辱地位、幻想爬上去以致发狂的波普里希钦和因贫穷、屈辱绝望而死的巴施马奇金两个“小人物”形象。《钦差大臣》通过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假冒钦差大臣欺骗了外省官员们的喜剧情节，揭露了腐败的专制农奴制俄罗斯外省统治集团的愚蠢、肮脏、卑劣和社会生活的黑暗。这些作品标志着作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熟。 1842年果戈理发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这是作家的顶峰之作。小说通过乞乞科夫到乡间购买死农奴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层现了俄国城乡生活的广阔画面，辛辣地嘲讽了官僚、地主们，揭示了农奴制的必然崩溃。乞乞科夫是俄国历史上新的社会人物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从贵族地主过渡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而懒散轻浮的玛尼洛夫、极端吝啬的泼留希金等则是一群沉沦、没落、无可救药的地主，果戈理痛心地予以讽刺。《死魂灵》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讽刺艺术，他的这种怀着哀怨、痛心的幽默讽刺曾被普希金称作“含泪的笑”。 ?冈察洛夫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主要以《平凡的故事》(1847)、《奥勃洛莫夫》(1859)和《悬崖》(1869)3部长篇小说驰誉文坛。《平凡的故事》将贵族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与都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对比，宣告贵族庄园文化已经腐朽、过时，农奴制度已经没落、开始解体。《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最重要的作品，它继续和发展了《平凡的故事》的主题，塑造了一个庄园文化培养起来的贵族寄生虫奥勃洛莫夫的形象。奥勃洛莫夫懒惰，冷漠，整天躺在沙发上，连做梦都梦见睡觉，虽然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他既是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失去一切积极作用的最末一代多余人的代表，也是整个濒临衰亡的庄园贵族阶级的写照。他的无可挽救，表明了农奴制度不可避免的灭亡。《悬崖》则表现出作者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对庄园生活的留恋之情。小说塑造了一个“睡醒的奥勃洛莫夫”的形象赖斯基，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自由贵族空谈家。小说中的薇拉是一位外表美和内在美高度统一的完美的女性，是作家塑造得一个性格丰满、富有诗意的形象，是俄罗斯文学中出色的女性形象之一。八(美国文学 30年代，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进入后期。以爱默生(1803一1882)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推崇人自身，认为“人就是一切”，提倡建立一种“凭直觉而不是依靠传统的诗歌与哲学”，还提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这一时期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有诗人朗费罗(1807—1882)、惠特曼和小说家霍桑、麦尔维尔等。、从20年代起，废除蓄奴制的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议题。1833年出现反蓄奴制协会，北方宣传废奴的刊物纷纷面世，废奴问题也进入文学主题，于是产生了“废奴文学”。废奴派作家站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蓄奴制的罪恶，同情黑人奴隶，要求解放黑奴。希尔德烈斯(1807—1865)的长篇小说《白奴》(1836)被看作“第一部十足的反蓄奴制小说。”斯托夫人(1811—1896)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代表了废奴文学的最高成就，影响之大，林肯总统甚至曾戏称作家是“写了一本书，酝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废奴文学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萌芽，但它仍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 ?霍桑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受爱默生超验主义影响，追求完美理想。他的创作热衷于剖析“人人心中皆有”的恶。霍桑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红字》(1850)，另外还有《七个尖角顶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玉石雕像》(1860)和一些短篇小说等。《红字》写海丝特?白兰因与清教徒牧师狄姆斯代尔相爱而被胸前戴上标志犯通奸罪的红色“A”字示众，从此她戴着这个标志俭朴生活，热诚帮助他人，真心行善，终于使耻辱的标记变成了德行的象征。狄姆斯代尔暗自经受着良心和罪恶感的折磨，最后终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白兰的丈夫齐灵沃斯则一心复仇，变得像魔鬼一般。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从法律的罪恶到宗教的罪恶进而到每一个心灵的罪恶层层掘进，最后得出结论:罪恶是人类的一种普通状态;而人类若想得救，就只有坦诚地认罪和赎罪，由此方能得到净化与解脱。霍桑成功地运用了心理解剖和象征手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使作品具有了浓郁的哲理意味和想象之美。 ?麦尔维尔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生于破产商人之家，15岁出外谋生，做过水手，捕过鲸，这为他早期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素材。他后半生曾漫游欧洲，到过巴勒斯坦，那里的见闻又成了他后期创作的材料。他写有诗歌和小说，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白鲸》(1851)。《白鲸》写“佩阔德号”捕鲸船船长亚哈因被一头名叫“莫比?迪克”的大白鲸咬掉一条腿而进行报仇的故事。为了杀死白鲸，亚哈网罗了印第安人、黑人、袄教徒等各色人物，来到凶险莫测的大洋上，经过种种奇险之后终于与莫比?迪克相遇，殊死搏斗的结果是白鲸与亚哈和全船人员同归于尽，只留下一个幸存者以实玛利，他讲述了这一疯狂而神奇的故事。《白鲸》笼罩着神秘气氛和象征色彩。白鲸是宇宙之恶的化身，它集中了大自然不可解的残酷。而亚哈则体现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跟恶运搏斗到底的偏执精神，他之欲杀白鲸，既是一种报私仇的个人行为，又表现出入类欲戳破“存在之谜”和刺探宇宙奥秘的抗争精神和追索欲。虽然这场抗争以两败俱伤而告终，但毕竟显示出了人类的果敢、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因而这部书具有撼人心魄的哲理威力和崇高的悲剧美。小说中也反映出捕鲸工人的高贵品质和悲惨命运。麦尔维尔在当时并不为读者接受，进入20世纪后声誉骤增，被西方列入伟大经典作家之列。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2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二节司汤达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司汤达的生平与创作的关系，通过他的《红与黑》掌握他的创作特点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分析，难点是司汤达的“心理激情描写法”。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与创作 1、生平: 2、创作: 3、思想特征与艺术理论二、《红与黑》作业与思考题:1、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分析 2、名词:“心理激情描写法” 总结与反思:1、于连的性格比较复杂，应解释清楚。 2、可以给同学在业余时间放电影《红与黑》，他们比较喜欢看。第二节司汤达一、生平和创作司汤达(又译斯丹达尔，1783—1842)原名玛利?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出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市一个有产阶级家庭。父亲谢吕班?贝尔是个思想守旧的大理院律师;母亲昂丽埃特?加尼翁是意大利人后裔，能阅读但丁和阿里奥斯托的原著。贝尔十分眷恋母亲，达到变态程度，这一心理特征被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作为典型“恋母情节”进行分析。贝尔七岁丧母，在姨妈和父亲的严厉、专横管教下，更加思念母亲。他童年的教师是横暴、伪善的保王党人拉义安神父，贝尔痛恨地说:“这个人大概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无赖。”对他童年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具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加尼翁大夫，他培养了贝尔对唯物主义和古代文学的兴趣。贝尔13岁进本市中心学校接受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尤其是在数学教师雅各宾党人格罗的教导下，他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他日后的现实主义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1799年11月，贝尔来到巴黎，本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科大学，但神话般地卷入了革命洪流，从此开始传奇式的一生。1800年，他随拿破仑大军进入意大利米兰，1802年，离开部队来到巴黎，专心钻研哲学和文学，对人文主义者拉伯雷、莎士比亚，古典主义散文家拉布吕耶尔，启蒙哲学家和作家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卢梭等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很快便对卢梭的文风产生反感。这时期他所记的日记和写给妹妹玻莉娜的书信，虽然只是年轻人不连贯的断想，但作家20年后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1806年贝尔重返部队，直到1814年，一直随拿破仑大军征战欧陆，先后参加过德国、奥地利战役，并在拿破仑政府中担任总监、皇室动产和不动产审核员等职。他的笔名司汤达就是普鲁士一个小镇名字的法文译音，该镇是著名古典艺术评论家温克尔曼的故乡。1812年，随大军抵俄国，亲眼目睹莫斯科上空的熊熊烈火和法军败退的情景，从此对“粗鄙的、身佩军刀的人们”产生了“嫌恶”之情。在戎马生涯中，他注意观察、分析所见到的人和事，为日后创作作了充分准备。拿破仑的赫赫战功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为拿破仑写过一部传记。复辟王朝的建立，对他的仕途是一个打击。司汤达说:“1814年，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帝国垮台以后，他侨居米兰，并开始创作生涯。第一部作品是艺术家传记《海顿、莫扎特、梅塔斯塔斯的生平》(1815)，接着出版文艺评论《意大利绘画史》(1817)、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1817)。游记出版时，第一次署上了“司汤达”这个笔名。侨居米兰期间，作者与意大利浪漫派和烧炭党人来往甚密。1821年意大利革命受挫，司汤达受到奥地利政府的警告，被迫离开米兰回到巴黎。从1821年至1830年“七月革命”前，司汤达在巴黎没有固定职业，他曾两次旅游英国，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批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法国浪漫派的文章，同时，出版《论爱情》(1822)、艺术家评传《罗西尼的生平》(1823)和游记《罗马漫游》(1829)等。当时法国文坛正发生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司汤达以其艺术家的敏感和胆识，发表文章为业已兴起的浪漫派辩护，抨击守旧的古典主义，矛头直指代表官方立场的法兰西学院。之后，他把文章汇成小册子，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书名出版(1823—1825)。由于这部论著在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被后世称为现实主义的宣言书。接着，他出版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1827);后又出版代表作《红与黑》(1830)，这部作品被称为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奠基作。 1831年作者被任命为教皇管辖下海滨小城契维塔维基亚领事，从此开始了处境最艰难但也是创作丰收的十年。他在经济困难、疾病缠身、被人监视的情况下，先后创作了长篇《巴马修道院》(1839)，身后由表弟科隆收在《意大利遗事》中的大部分中短篇，还有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娄凡》、《拉米埃尔》，自传体小说《亨利?布吕拉》、《自我主义者回忆》等。《巴马修道院》得到巴尔扎克高度赞扬。1841年底，司汤达回巴黎休假。翌年3月20日，从巴黎外交部出来时摔了一跤，跌倒在地，从此与世长辞。按照作者遗愿，在他的墓碑上用意大利文写着:“阿里果(即法文的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司汤达在文学发展史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开创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和杰出的心理描写。司汤达坚决反对19世纪作家受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强调文学创作应直面人生，敢于描写人物的激情和心灵激动。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部富于战斗性和抨击性的小册子。在创作中，作者甚至不排斥将历史事件和当时的政治时事写进小说，而且明确表明他的褒贬立场，猛烈鞭笞天主教和封建制度，无情揭露资产阶级。但是，他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新闻记者，他着眼的是从这些历史、现实或轰动一时的新闻中发现深刻的社会内容，使作品更具哲理性。他的几部长篇就是通过主人公短暂的一生来“反映整个时代的卑鄙和可恶”，以及民主力量的上升。在《阿尔芒斯》中，作者通过贵族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复辟时期贵族的精神状态。作者指出，尽管王朝御用工具“无双议会”通过了赔偿法案，但这个没落颓废的阶级已无力挽回昔日的荣光。他的《红与黑》，让我们认识了“大革命所造成的法国社会人们行动的秘密和内心世界的特征”。几部历史题材作品，立足点仍然是现实，他是让读者在这些历史故事中，看到现实中的黑暗、罪恶以及下层人们的精力和热情。像《巴马修道院》这样的历史小说，甚至连舞台和人物服装也是现代的。在心理描写上，司汤达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尤其是17、18世纪散文作家的手法，又加以发展，使现实主义心理描写趋向系统化。他的心理描写是激动的心灵和外表的冷漠，内在抒情和外在“生硬”的统一。这一手法的形成，同他的“自我主义回忆”的创作手法有着密切联系。这种手法，既是作者“自爱”的表现，也是理性的思维方式，是通过认识自己从而认识他人乃至“整个人类心灵”的独特艺术手法。司汤达常说，在所有喧闹的事物中最能引起他好奇的是人，而人之中，又只有不可思议的人的“精华”，也就是“心灵”，最能使他感到兴趣，为了揭示这个“精华”，即“心灵”，就必须认识自己，揭示自己。所以他说，“真正的自我主义就是描写人类的心灵”。茨威格也指出，司汤达的心理学“总是来源于自己，又总是复归于自己”。同时，司汤达还具有数学家那样的天才，能准确无误地刻画出男女主人公的细致心理变化及其发展过程，尤其是他们的爱情心理变化。他的《论爱情》就是一部出色的爱情心理学著作，作者通过分析、归纳、推理，细致地把爱情分为“热烈的爱”、“趣味的爱”、“虚荣的爱”和“肉体的爱”四种，而且着重分析了“热烈的爱”的产生、形成、发展的7个阶段和结晶现象，“表现了他的心理分析天才”。他在《阿尔芒斯》中，出色地运用了“内心独白”，不仅展现了奥克塔夫奇特的内心痛苦，并以曲折入微的手法，刻画了阿尔芒斯纯洁心灵的复杂变化，第一次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才华，至于《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作品中对于连、德?雷纳尔夫人，法布利斯等人物的爱情描写，更是入木三分，动人心弦。他是一个既有激情，又有冷静头脑的“心灵描绘者”和心理分析学家。他笔下人物的激情，基本上是一种分析性的心理描写，但又有某些现代的因素，正是这一杰出的心理描写，他被称为“近代小说之父”。这个自称是“世界主义者”的作家，由于他对意大利情有独钟和深刻了解，使他成了一名富于意大利气质的法兰西作家。当他跟随拿破仑大军第一次来到米兰时，米兰人民欢迎法国革命军队的热烈气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流传下来的优良文化传统，辉煌的文学艺术遗产，以及这里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都给他以强烈感受。米兰人民的这种喜悦情景，后来，经作者艺术加工，写进了《巴马修道院》。帝国失败后，他在这里侨居以及晚年的领事生活，不断加深了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在他一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书信、日记，记下了他对这个民族的认识，而且他还写过像《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罗马漫游》、《罗西尼的生平》、《意大利绘画史》等游记和美学著作，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还有两部小说，出色地描绘了意大利的过去和现在，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天才、风尚和灵魂”。在他的《意大利遗事》中，《瓦尼娜?瓦尼尼》(1829)是现代题材，其他几篇是作者根据古色斑斓的意大利手抄本加工而成的，反映的是意大利人民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封建意识束缚，争取个性自由解放的故事。长篇《巴马修道院》是根据意大利手抄本中16世纪的“教皇保罗三世年轻时代”的故事艺术加工而成的。小说借用历史题材，反映了意大利人民在欧洲神圣同盟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司汤达认为，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的女子，比法国女子更为温柔、多情和富于激情。因此，作者还塑造了一些“意大利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都具有追求纯洁爱情，不求虚荣，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特征。收在《意大利遗事》中的《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1839)，通过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女主人公与强盗儿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歌颂了男女青年的真挚爱情，抨击了等级观念，暴露了宗教伪善。《瓦尼娜?瓦尼尼》描写的是罗马贵族少女瓦尼娜?瓦尼尼和烧炭党人的爱情悲剧。作者热情歌颂了烧炭党人彼耶特卢的爱国激情。《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吉娜和克莱莉娅等人物，同样具有“意大利性格”特征。法布利斯是个于连式的人物，他崇拜拿破仑，反对封建专制，厌恶阴暗的贵族沙龙，也进过神学院，但他比于连更加大胆、果断、富于冒险精神，而且不受野心支配，全凭“激情”行事，为了爱情，他甚至宁愿放弃生命。他的性格正是19世纪民主思想和意大利“原始”激情的结合。吉娜与克莱莉娅是一对性格截然不同而同样具有意大利激情的女子。吉娜是一座“热情的宝山”，蕴藏着最优美女性感情的“泉源和琼玉”;克莱莉娅则是一座沉睡的火山，纯真、执著、痴情，不慕虚荣，只求真情。在哲学上，司汤达受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尤其是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作为一名彻底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战士，他是个无神论者，感觉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他的“利己主义”是建立在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尤其是爱情幸福这一基础上的，这是他的人道主义的核心。司汤达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基本欲求，人们除了“自我的利益”，也就是对“享乐的期望”和对“痛苦的畏惧”之外，没有别的动机和目的;同时他又指出，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只有带着满腔的激情，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实现美好的愿望，这种坚持不懈的激情，就叫做“意志力”。而人的激情，可分为“好的激情”和“坏的激情”，他主张，人们要培养“好的激情”，克制“坏的激情”，这样就会变得“高尚”起来，但社会是丑恶卑鄙的，人们为了实现美好的愿望，就得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来对抗社会，才能保持纯洁的心灵，这犹如在沙漠里找到了一块绿洲。因此他笔下人物，即便是正面主人公，也总是多少沾上了社会恶习，而作者又总是对之抱着容忍的态度，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好的激情”。司汤达总是以满腔的热情来赞扬那些富于激情，不受封建礼教束缚，不求虚荣，追求纯洁爱情的人物，因为他们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司汤达的作品结构，继承的是18世纪《吉尔?布拉斯》、《汤姆?琼斯》等从流浪汉小说演变过来的“传记形式”框架，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开整个社会场面。他的三部长篇就是通过于连，法布利斯和吕西安?娄凡的短暂一生和命运变化，反映整个时代。主干清楚，没有过多的枝节铺陈。即便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司汤达的笔下也是朴实无华的。他在《巴马修道院》中对滑铁卢大战的描写，并不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那样，从宏观的角度来展现战争场面，而是通过一个普通、初出茅庐的士兵即法布利斯进入战场来展开，通过他的眼睛，随着他在战场上的活动，看到了战争的种种景象。这种写法更加真实，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在语言风格上，司汤达“憎恨”一切“夸张虚饰”，他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扭捏作态，也反对夏多布里昂、雨果等作家的华丽辞藻，他所主张的是纯静、自然、动人、天真。他取法孟德斯鸠，又从孔狄亚克的《推理学术》、《思维术》和《语法》等书中学会写作，在写《巴马修道院》时，他习惯于每天早晨读两三页《民法》，帮助自己掌握恰当的语调。这部作品就是口述记下来的，读起来亲切，并有一气呵成之感。他相信这种朴素的文风经得起历史考验。司汤达生前不受重视，但他相信1880年将有人读他的作品，“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他。司汤达的预言果然应验。19世纪后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得到充分肯定，并在西方形成了“司汤达热”。二、《红与黑》《红与黑》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艺术加工而成的。启发作者写作《红与黑》的有两起情杀案。一件是1828年10月他在《司法公报》上看到的格勒诺布尔家庭教师安托万?贝尔德枪杀这家主妇的事;另一件是他在《罗马漫步》中谈到的巴黎木匠拉法格杀死企图用金钱勾引他妻子的资产者。司汤达从拉法格身上看到了“闪光”的东西:上层阶级的人们，似乎已失去了伟大感情和行动能力，而在下等阶级里，却保留了这一切。于是他决定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并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融合进去，写一部小说。《红与黑》描写法国弗朗什孔泰省维里埃尔城木匠儿子于连?索雷尔的故事。聪颖好学，从小受启蒙思想熏陶，具有反抗精神的于连，19岁那年，进市长德?雷纳尔家当家庭教师，因与市长夫人有暧昧关系，被迫离开小城，进了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后又因院内党派斗争不得不离开省城来到巴黎德?拉莫尔侯爵家当私人秘书。他因才华出众，颇受侯爵赏识，并博得他女儿玛蒂尔德的好感。但正当他沉醉在30岁上当个司令的美梦时，市长夫人的揭发信，使一切希望成了泡影。在气愤之下，他试图枪杀夫人。事后，得知夫人的揭发信是在忏悔教士强迫下写的，他痛悔不已。在监狱里，他不愿申诉，而且拒绝接待探监的小姐，只喜欢与夫人相处。最后，终于上了断头台。三天后，夫人也抱着孩子离开了人世。小说原取名《于连》，出版时改为更具象征意义的《红与黑》，一般认为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从整体构思来看。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作者旨在“细心地描绘”“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会风气”，可以说，“红”象征着拿破仑时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血和丰功伟绩;“黑”意味着复辟时期的王朝和教会的黑暗统治。第二，从于连的生活道路来看。实际上，于连的一生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贫民青年，他曾想通过“红”踏上社会;但是，正如法国作家阿拉贡所说，在复辟时期，贫民子弟三十而立功于战场，跃升将军的愿望已无法实现。而同时，于连又亲眼目睹了圣职人员的荣耀，萌发了通过披上道袍跻身社会的念头，并曾身体力行地为之奋斗。但于连本质上是纯真、善良的，所以他没有一直堕落下去，而是在经过了风雨以后，最后悬崖勒马，回到了最初的“红”上来。如果说，于连最初“红”的理想还带有更多青年人浪漫色彩的话，那么在他短暂人生的最后时刻对“红”的认识则已有了升华。第三，也可从作品的“预言性”场景来看。于连到德?雷纳尔家当家庭教师前在教堂里看到溅在地上圣水的颜色，以及后来他在原先坐过的地方枪杀夫人;小姐在每年4月30日全身披黑;于连在监狱里关于猎人的“黑”靴子踢翻蚂蚁窝时发出的“火光”的思考等，都带有“红”与“黑”的描写，并富于寓意和哲理含义。这部作品是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画面，全面地展现了当时法国从小城到省城直至京城的贵族、教会、资产阶级和贫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尽管司汤达对拿破仑的事业有这样和那样看法，但在写作过程中，拿破仑的天才和活力，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浮现，不知不觉地，他对拿破仑的崇敬和对波旁王朝的憎恨便在小说中突现了出来。他看到，复辟归来的国王、贵族和教士们，试图用刺刀制止社会舆论，使人民变得愚蠢与顺从，但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座最使保守派害怕的新的革命火山正在酝酿爆发。法国有三千万人没有选举权，他们在密谋策划着，在等待暴动机会，这中间有“20万个于连?索雷尔”，因为他们曾目睹“律师的书记员”变为帝国的参议员和伯爵。于连在公共马车上听到有人公开赞扬拿破仑，侯爵小姐也已预感到这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红与黑》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它描绘了王政复辟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小说中有个阿尔佩，他设法进入监狱和乞丐收容所活动。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他是当时的一个改革家，极端右翼分子对他十分敌视。1817年，他受到指控，说他利用到监狱去的机会，放跑两个政治犯。小说大胆地提到了他的活动。圣体会为波旁王朝的返回起过重要作用，它在巴黎和外省暗中支持右翼极端分子的政策，巩固天主教会的地盘。福哇列副主教、马龙本堂神父和卡斯塔奈德神父都属于圣体会，雷纳尔夫人的告密信就是在圣体会的唆使下写出来的。《国王在维立埃尔》一章也来自当时的事实:1830年初，查理十世到布雷?勒?奥，向圣徒遗物祈祷，以扩大宗教影响。小说着力描绘了这个浩大的场面，不能不说是对国王的朝圣隐含辛辣的讽刺。另外，小说大量提到保王派报纸《日报》、《法兰西报》和反对派报纸《宪政报》。复辟王朝时期报纸盛行，报纸作为政党的喉舌，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小说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报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复辟王朝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向往拿破仑，而统治者却视拿破仑和他的《回忆录》为洪水猛兽，极端恐惧和敌视，一发现谁在阅读此书就严厉镇压。小说对于连偷偷阅读拿破仑的《回忆录》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阶级坐卧不安、草木皆兵的精神状态和政治气氛。这一幅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图景，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局势。《红与黑》对现实抨击最尖锐的描写，是在二十一至二十三章中对贵族政权卖国行径的深刻揭露。这是对1818年“秘密备忘录”事件的影射。当时，极端保王党商议，要求列强对路易十八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反对通过宪章。同年夏天，极端保王党策划的所谓“水边阴谋”，目的在于迫使国王改变内阁成员，或者强迫国王让位给阿尔都瓦伯爵——未来的查理十世。司汤达将历史事实融化到小说中，改变日期，放到1830年，使暴露的矛头更为尖锐。当时的内阁首相波利涅克在小说中成为与会者奈瓦尔。他们提出用暗杀或大屠杀的手段来维持政权，最后一致同意让神圣同盟进行军事干预，复辟王朝的卖国面目于此暴露遗。作品对神学院的种种描写，是作品最有揭露性的篇章之一。神学院和教区内充满着阴谋及勾心斗角。于连因为是正直天主教会彼拉神父的心腹，便成了另一派的眼中钉，受到种种打击和迫害。凭着他的才智，本可以在同学中独占鳌头，但发榜时却名落孙山;一次，一个狡黠的神父诱使于连赞扬维吉尔、贺拉斯等不敬神的作家，于连被神父所迷惑，背诵了这些诗人的诗篇，但这个神父却突然变了脸色，劈头盖脸地指责于连在无用和有罪的研究中浪费时间。这些描写，无疑是作者对传统宗教及其罪恶的绝妙讽刺。作者对侯爵府第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社会的画面。侯爵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上通宫廷，得到国王恩宠。下连省城和小城，是贝尚松最富有的地主;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企图引狼入室。作品中描写的黑会，他是主谋者之一;他又与反动教会势力有着密切联系，与神学院里的福来力主教同属于反动的耶稣教派。此外，他的府邸又是巴黎上流社会活动中心。在这里经常出入的是高门巨族、阔绰世家和王政时期国外回来的保王党，正是这些人，试图对人民实行暴虐的统治。作者对外省小城市长和贫民收养所所长的描写很富讽刺意味。他们代表了法国1825年间富裕起来的人们。德?雷纳尔市长是王政复辟时期的贵族典型，他兼有贵族的狂妄和资产者的贪得无厌。虽然出身贵族世家，他却已意识到实业的重要，在拿破仑时代就办起了工厂，王政时期，因镇压革命有功当上市长。对金钱的迷恋泯灭了他的天良，他发现夫人与于连有暧昧关系，本想一休了之，但转念一想，妻子是一笔可观财产的继承人，便忍气吞声，甘戴绿帽。哇列诺是个飞扬跋扈，放荡不羁的暴发户。作品有一段他与同伙的对话，便知他是怎样发迹。他对杂货商说:“给我两个你们中最笨的。”又对律师说:“给我两个最无耻的。”接着对医生说:“指出两个欺诈的庸医。”当他在每个行业中搜罗了一些无耻之徒以后，便对他们说:“让我们一块儿统治吧～”他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从所长、市长、省长，直到封为男爵。所以于连无限痛心地说:“判我罪的哇列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红与黑》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主人公于连的形象。于连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的性格不是固定的，他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这样的变化。初出茅庐的于连，虽说也羡慕贵族的豪华生活，看到圣职人员的荣耀也曾产生过仰慕之心，但由于他出身卑微，从小被父兄视为累赘，又受过谢朗神父和拿破仑退休军医的熏陶，有较多的平民意识和自尊心。他不仅不愿接受别人的恩赐，无法忍受市长的训斥和蔑视，还敢于提出请假，并以占有市长夫人作为报复。在贝尚松神学院期间的所做所为是于连在野心和虚伪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神学院内的党派斗争、猜忌和尔虞我诈，使于连逐渐地认识到社会的丑恶，并决心伪言骄行，忍辱负重，用两面派手法对抗社会。进入巴黎以后，于连的内心矛盾斗争更为激烈。为了往上爬，他攀龙附凤，煞费苦心博得侯爵小姐的爱情;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甚至参加黑会，出卖灵魂。仕途的顺利，侯爵的重用，女人的青睐，使他飘飘然陶醉在“音乐、花朵、美丽的女人”之中，愿为给他勋章的政府肝脑涂地。但是，于连不可能彻底出卖灵魂，在“阴谋伪善的中心”，他仍然保持一定的清醒。他深知，侯爵虽然“器重”自己，只不过把他当做一只好玩的“长毛猎狗”，小姐对他也并无真情实意，他不得不时时提防明枪暗箭，并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反省，深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而感到痛苦。监狱中的反省，是他浪子回头的转折点，他终于认清了社会的本质，最后选择了死而不是生，表明了与上流社会决裂的决心。于连也是“性格分裂”的人物。他是一个自尊、自爱、勇敢、真诚而又自卑、怯懦、虚伪的矛盾统一体，他既充满激情而又冷静，既要确立自主，又时时表现出屈从和依附。作为百科全书派忠实的信徒，司汤达强调了于连性格中的自爱、情欲，同时指出了他的理智。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他带着受过教育但又很穷的小资产阶级年轻人的独特情欲和冷酷感情踏入社会，他曾以不凡的勇气、激情、自尊和胆量与命运进行抗争。但他不是命运的宠儿，每一次努力都在即将达到胜利彼岸时成为泡影。于连的失败，除了社会、时代因素之外，正是这种复杂性格所致。截然矛盾性格的相互冲突，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既能鼓起他的勇气与激情跟社会抗争，同时，也牵制他的斗争力度。所以，有时他会像躁动不安、举足欲腾的烈马，毫无畏惧地为实现欲望而奋不顾身，有时却像十足的懦夫自暴自弃;当他为自己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打进贵族圈子而沾沾自喜时，一种纯真之情便立即谴责自己因野心而丧失了天良。于连是有才华的，种种迹象说明，他有可能跻身于上流社会，他也曾想改变初衷，投靠他们，但理智最终使他认清了社会的丑恶，真诚促使他保持了纯洁的本性。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型，但他既不同于只求温饱的青年，也不属于甘愿出卖灵魂、最终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的一类，他是有理想、有抱负、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平等、富有反抗精神的“理想型”青年。于连的悲剧告诉我们:在复辟时期，一个有进取心的贫民青年，试图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却又不愿厚颜无耻地讨好主子，丧尽天良地利用他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肩章，最终只能成为上流社会的“局外人”。于连在法庭上的一席话，揭示了这一真理。《红与黑》的艺术成就还表现为:从传统封闭结构向现代开放结构过度。作品继承了《汤姆?琼斯》的布局手法，以于连一生的仕途、爱情为发展线索，重点描写了他在小城、省城、巴黎和监狱4个场景，在写法上又克服了《汤姆?琼斯》拖沓的弊病，而形成了主干明显、疏密得当的结构特征，而且，《红与黑》已摆脱了纯粹按照“时间的延续”安排情节的格局，向着“空间”长篇小说过渡，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情节”的藐视和对作品“内在节奏”的重视。作品所表现的是1830年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的“空间”的“心灵变化”，而时间、地点的迅速变换，人物的忽隐忽现，对话的紧张而不连贯等，更增添了作品的现代因素。于连得知夫人的揭发信，一怒之下赶往家乡教堂枪杀夫人，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从巴黎到小城，非得三四天，甚至一周才能到达，而一个人的情感亢奋情绪怎能持续如此之长,这一情节所造成的时空上多层化，无疑使小说平添了现代小说“心理结构”的特征。再有，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作品除了塑造于连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之外，还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展现了众多既有个性又有某一类型性格的人物。在市长、哇列诺、老索雷尔等人的利欲熏心、拜金主义、市侩习气中，又可以发现市长的迂腐，哇列诺的飞扬跋扈，老索雷尔的锱铢必较。在同是与于连有恋情的夫人和小姐之中，我们看到，由于年龄、地位、处境的不同所造成性格差异。有三个孩子的夫人，她的爱情是在封建和宗教观念的恐惧、挣扎中度过的，而浪漫、任性的小姐，她大胆，疯狂，反复无常，追求的是不同寻常的爱情。作品也十分重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环境的关系，如于连所以对教会发生兴趣，是与他亲眼目睹复辟王朝时期圣职人员的荣耀分不开的。第三是杰出的心理描写。《红与黑》的主要艺术魅力，是对人物行动时的深刻心理分析。作者将他的小说当做思索的媒介，时而发表反论，时而又用他的道理进行挑战。他的“心理分析”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小说的特点，作者大体上是站在“主宰”的地位来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但同时，作者也有意无意地退出“主宰”的地位，或让作品里的人物自己说话，或通过登场人物的观察来展现另一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一变化是不可忽视的。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三节巴尔扎克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巴尔扎克的复杂的世界观和《人间喜剧》，通过他的《高老头》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人间喜剧》构成、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难点是作者世界观对作品主题的影响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与创作二、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十分复杂矛盾: 三、《人间喜剧》四、《高老头》作业与思考题:1、于连与拉斯蒂涅之比较 2、名词:《人间喜剧》总结与反思:对伏脱冷这个人物的理解学生有争议;高老头的悲剧原因今后讲课时还要进一步挖深。第三节巴尔扎克一(生平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19世纪伟大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的卓越巨匠。巴尔扎克生于杜尔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巴尔萨出身农民，跟随拿破仑起家，善于钻营，欣羡贵族，遂改为贵族姓氏德?巴尔扎克。母亲是银行家之女，19岁嫁给51岁的丈夫，因畸形婚姻而移恨于儿子奥诺雷与女儿洛尔。巴尔扎克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乡下寄养。8岁到14岁，寄宿旺多姆教会学校读书。1814年，全家移至巴黎，巴尔扎克在几家寄宿学校读书。凄惨的境遇使少年巴尔扎克只好到书籍中寻找安慰和乐趣，他扎在图书馆阅读文学、哲学、历史、科学、神学等书籍，没有书时就读字典。他12岁就写出了《意志论》，但它被一位神父付之一炬。 1816年，巴尔扎克遵照父命勉强考入巴黎大学法律系。但他兴趣仍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设法旁听文学课程，写作《关于哲学和宗教的笔记》(1817)和《关于灵魂不死的笔记》(1818)。他曾到“巴黎最可怕的魔窟”——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这使他看到了千奇百怪的社会许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初次认识到残酷无情的人伦关系和法律背后的种种欺诈，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1819年巴尔扎克郑重地向家人宣布:他决意做一个文学家。经过激烈争论，父母只好答应，但限期两年，如无成就，必须再去当律师。于是巴尔扎克住进陋巷一间破旧的小屋，每月只有120法朗膳宿费，开始了与世隔绝的作家生涯。他拼命写作，花了、5个月时间写出了五幕诗剧《克伦威尔》，但文学院院士安德里厄读后说:“你很有才干，干什么都行，可就是不要去搞文学。” 为了经济独立，改变默默无闻的生活，巴尔扎克与一伙末流文人成立了一个“德?圣?沃磐?奥雷斯氏小说制造公司”，一天一章地东抄西凑了许多怪诞庸俗的小说，前后三年的劳苦又告惨败。 1824年、1929年，巴尔扎克在宫廷乐师之妻贝尔尼夫的资助下，先后经营出版公司、印刷厂、铸字厂，但都以破产告终。为了逃避债主，巴尔扎克又躲进了书屋，重新开始写作。这时他已快30岁了。在梦想发财的岁月里，他深入到了现代社会那充满财产纠纷、买卖风险、竞争倾轧、投机倒把、阴谋陷害的经济生活中，精通了期票、契约、证券、汇单的学问及种种繁复的法律程序，洞悉了人欲横流的每一个波澜，懂得了金钱，只有金钱才是当代生活中的绝对统治者和主角。这10年是他思想上积累的10年。经过10年痛苦的探索，他发现自己真正的事业乃是“做一个当代的历史学家，给那个奇形怪状的自称为巴黎的法兰西或世界的有机体做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做画家与医生，做审判官”。 1829年，小说《舒昂党人》问世，这是巴尔扎克3个月中以每天18小时的工作写成的。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婚姻生理学》、《驴皮记》和《无人知道的杰作》等作品，至1833年已成为知名作家。这时，巴尔扎克开始涉足贵族上流社会，并广泛结识文坛名流。他与戈蒂耶、若瑟兰等人组建了“栗色马”文学协会，他还参加过下议院竞选，主办过保王党刊物《巴黎新闻》、《巴黎评论》。他主张君主立宪制，企图借君主的力量限制大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他大加抨击大资产阶级为了金钱父母可以虐待、子女可以抛弃、夫妻可以反目、手足可以相残、朋友可以出卖的恶德，鼓吹天主教是抑制人类过激情欲的最有效的文化手段。巴尔扎克还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文明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赞美19，世纪是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科学进步、城镇迭起的“伟大的世纪”。从1829年至1848年，巴尔扎克勤奋创作，如雨果所说(“作品比岁月还多”。由于长期债台高筑，工作繁重，再加饮用咖啡过多，巴尔扎克的身心严重受损。1849年9月，他向追求了长达18年之久的俄国巨富韩斯卡夫人求婚，次年5月回国，8月18日病逝。雨果在墓前发表悼词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流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人是一个世界”。二(《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将他一生创作的差不多全部小说总称《人间喜剧》。他从历史小说家司各特那里接受了“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地位”的创作思想，从库珀“皮袜子”系列小说学到了“人物再现”手法，从博物学家贝佛等人那里获得了“分类整理以重建整体”的观念，打算将自己已经创作和将要创作的作品联结为一个完整有机体，通过由147部小说中的4千至5干人物扮演的戏剧，构成一部“整个社会史”，“全面地描绘社会——描写它的一切表现，一切阶段”，从而展现“标志着现代社会特征的、广泛的、包罗万象的风俗、人物、事业和运动的广阔画面”，使之成为一出囊括整个时代生活的“人间喜剧”。但是，他只完成了长、中、短篇小说90多部，人物2400多个。不过，巴尔扎克已基本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人间喜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人所敢于设想的最庞大的作品”。它不仅仅是巴尔扎克个人野心与智慧的产物，而且也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物质生产的勃勃伟力、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系统思维、严谨不苟的解剖精神与拿破仑统率人类的卓越的主宰意识和那个时代残酷的热情相结合的结晶与象征。它展示出一幅有关人类抱负、欲望、野心、智谋、意志、爱情、仇恨、阿谀与恐惧的全景图，是一部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喜剧。《人间喜剧》是一部具有建筑美学风格和哲学整体智慧的庞大作品集。它以“分类整理”和“人物再现”两种方法，从内在、外在结构角度，将所有作品组接串连为一个统一有序的整体。所谓分类整理，亦即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领域、角度将所有的作品加以归类组合的方法。《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类。而《风俗研究》又分为六大场景:“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队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风俗研究》以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方法将一些个别的事件、环境、人物描写成具有概括意义的典型事件、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以达到对社会现实生动、形象和全面的再现:如军事行动、政治风云、经济较量、法律纠纷、上流社会的骄奢淫佚、宗教领域的虚伪奸诈、文坛上的恶浊、黑社会的内幕、青年的奋斗与悲剧、城乡紧张的阶级关系等。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认识:资产阶级的血腥发迹史，封建贵族无可挽回的衰败命运，特别是金钱关系取代各种社会关系的可怕而必然的历史过程。这一类作品重要的有:《高布塞克》 (1830)，《夏倍上校》(1832)，《高老头》(1834—1835)，《欧也妮?葛朗台》(1833)，《搅水女人》(1841—1842)，《幻灭》(1837—1843)，《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乡村医生》(1833)，《幽谷百合》(1835)，《农民》(1844)。《哲理研究》则是在《风俗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从一般下降到个别的思维方式，将一个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哲理思想演绎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故事，站在形而上的哲理高度上，探索“隐藏在众多人物、激情和事件背后的意义”，进而达到对推动个人和社会向前运动的根本动力的认识和把握，解答《风俗研究》中社会“戏剧现象”的产生根源。作家的结论是:“欲”与“能’’在导演着一切悲喜剧。这类作品重要的有:《驴皮记》(1831)，《不为人知的杰作》(1831)，《绝对之探求》(1834)。《分析研究》则更进一步，站在最高的自然法则之上，揭示社会文明发展下去的最后“原则”，作家认为这“最后原则”就是疏导与节制:人类过激的情欲必须得到合理的疏导与节制，而办法则是物质的满足与宗教的约束相结合。这类作品只完成了《婚姻生理学》(1829)和《夫妇纠纷》(1845年开始发表片断)。这三大研究的关系相当于:正在上演的戏剧，幕后的导演，支配导演的戏剧原则。这样就面面展开、层层深入、步步提升地探索了所有的社会现象、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最后的解决办法。《人间喜剧》充分实现了作家将小说创作提高到历史哲学研究高度的初衷。所谓人物再现法，是指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身份(核心人物、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方法。它的优点一是使不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和故事情节有了纵深发展的连续性，为人物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活动舞台;二是使人物在一个多样化的冲突中性格更丰满，形象更鲜明;三是使《人间喜剧》因人物穿行、场景变幻而成了一个运动着的活的社会存在。作者用这种方法，以400多个再现性人物将70多部作品联结成了一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敞开的完美整体。《人间喜剧》围绕着金钱至上和金钱罪恶这一核心主题，以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为中心矛盾，通过大量详尽生动的细节、众多鲜活丰满的典型形象，用编年史的方法，从经济、政治、文化、风俗、家庭、婚姻等各方面深刻、广泛地反映了1816年一1845年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首先，《人间喜剧》是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高布赛克是早期资产者典型，他以高利货方式和坐待猎物上钩的手段，赚取了百万财富，成了一个使贵族男女都跪拜在脚下的“无人知晓的国王”。但他个人却过着蛰居陋室、孤身一人、没有情感需要、没有物质享受的悲惨生活。葛朗台则“前进”了一步?，他是商业资产者的代表。他已懂得商品流通的增殖作用。他以商业投机、高利盘剥和证券交易等方式和推、拖、骗等手段，四面出击，到处捞钱，成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惧怕的吞金巨蟒。他不仅掠夺社会，而且压榨妻女，有时他也以些许享受来骗骗他人，骗骗自己。纽沁根则是一个金融巨头，他依靠法律的保护，大搞金融买卖和股票投机，用制造假象、散布谣言等手段牟取暴利，过着一种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豪华生活。这是一个公开掠夺、腐化堕落的资产者。巴尔扎在通过对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手段发家、过着不同生活方式的资产者的描写，生动清晰地再现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本质。同时，《人间喜剧》又是一部封建贵族的衰亡史。在作家笔下，不管贵族阶级的生活是多么地豪华，门第是何等地高贵，礼仪是何等地优雅，都无法改变他们注定灭亡的命运。他们因寄生生活所养成的懦弱无能、迂腐狭隘，使他们在金钱巨人资产阶级的咄咄攻势之下只能蜷缩在客厅一角或被扫荡于门庭之外，处于坐以待毙、苟延残喘的境地。鲍赛昂子爵夫人原是一个万人羡慕的贵族领袖，但是她却敌不过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而被情夫抛弃，不得不退出巴黎，隐居乡下，继而她又敌不过“4万法郎的年租”再度被弃(《弃妇》)。爱斯格里翁侯爵等老牌贵族尽管“正直”、“高尚”，但却无法抗拒阴险奸诈的古瓦西埃等工业领袖们的进攻，只能退守在“古物陈列室”一般的沙龙之中，变成了陈旧时尚的可悲的“古董”。在这场时代争夺战中，封建贵族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连一点招架之功和还手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任由后代屈膝投降、腐化堕落，任由自己变成时代垃圾堆下的可怜虫。巴尔扎克以无限哀怜的调子为没落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最后，《人间喜剧》还是一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毁灭史。巴尔扎克以踏入地狱的罕见胆魄，写出了金钱恶魔所导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丑剧、悲剧和惨剧。金钱关系、金钱罪恶已席卷、充斥了整个社会:一切阶级、一切领域、一切家庭。人与人，除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别无其他。葛朗台为了钱，让妻子过着劳工和叫花子的生活，直到悲惨死去(《欧也妮?葛朗台》);夏倍夫人为了遗产竟诬告丈夫是白痴(《夏倍上校》);高老头为了女儿付出了所有的情感和金钱，结果却被踢出门外，惨死在贫民窟;至于像拉法埃尔(《驴皮记》)、吕西安(《幻灭》)、拉斯蒂涅这样的纯洁青年，也都被金钱社会调教成了欲望的奴隶和怪兽。在这个社会里，不仅经济、政治是交易，连文学、艺术乃至一切职业都无不是交易、是商品，整个天空都充满着铜臭气。贪欲支配了人的所有神经、情感、意志、智慧与力量，似乎占有欲、享乐欲已经成了人性的本质内容和特征，它们高踞在人的头脑之中，使他们个个发疯发狂，不是变成吝啬鬼，就是变成掠夺狂，再不就是色魔。总之，金钱使人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关系扭曲，使人本身变成疾病和痛苦。巴尔扎克以文学史上少有的规模和深度，揭示了人性沉沦的程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道本质。在艺术上，《人间喜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规模庞大的人物群像。巴尔扎克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人物描写大师。他认为只有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样写出品类繁多的人物，才能囊括整个时代及其千姿百态。在《人间喜剧》中他描写了2400多个人物形象，其中不下六、七十个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典型的意义，深刻地留在读者的记忆中，这在文学史上是极少见的。所有这些人物，几乎涵盖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各阶层、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人，由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地重现了由法国全社会所扮演的“时代大戏”。第二，完整有机的典型环境。巴尔扎克是著名的环境决定论者，十分强调环境对人物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他的意思很大程度上是指体现为物质形态的外部环境和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内部环境。巴尔扎克对这两种环境都同样注重，尤其对外部物质环境的描写达到了精摹细绘、纤毫不苟的地步。外部环境的描绘是为了映衬说明内部环境，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外部环境导入法”上。作家大多数作品都采用这种方法:先是详细、生动地描写人物所生活的街道、庭院、居室，然后才引出人物，导入情节，这样就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并且暗示或映衬出人的身份、地位、处境、命运及性格。巴尔扎克不仅注重内、外部环境与人的完整有机性，还注重社会环境在空间领域的完整有机性，《风俗研究》中的六大生活场景就基本构成一个总的时代环境，在这一总的环境中使我们看到了全部作品的主角——金钱，看到了它的种种表现:各个阶级的命运起伏、所有人物的价值取向和人类的末来趋势。巴尔扎克这种差不多是以“文化”眼光俯收人间万象的“大环境”意识，已由简单的反映时代提高到了对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做哲学研究的高度。此外，《人间喜剧》在细节描写、小说艺术的综合性表现力和语言表达的奔放不羁上都富有特色和颇具成就。三(《高老头》《高老头》以1819年底至1820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沙龙为舞台，以高里奥老头的“父爱”悲剧和拉斯蒂涅良心堕落的故事为主要线索，形象地描写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阶级的日趋没落与资产阶级步步进逼、日益上升的阶级变化，突出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金钱占有欲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毁灭性的腐蚀，控诉了资本主义的金钱社会的罪恶。高老头是作家笔下最精采的典型形象之一。从社会角度看，他是拜金主义社会牺牲品典型。从个人性格矛盾上看，他是封建宗法制家庭观念与资产阶级金钱享乐意识冲突中丧失理性控制的“盲目父爱者”典型。因此，他是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资产者典型。高老头一生经历下3个历史时期，每一个时期的历史都在他上打上了烙印，并把他一步步推向了最后的绝境。波旁王朝时期的高里奥是一个勤俭能干的面条司务。封建社会的家长制度和小市民的生活地位，使他形成了浓厚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庸人温情”心理。?年幸福美满的婚姻，使他对于家庭的感情达到了近于古怪和痴愚的地步。1789年的大革命把一大批有才干的下层人物推向了历史舞台，高里奥也趁机发家，由一个面粉商一跃而成了家产百万的富商，还爬上了区长的职位。然而历史的风云卷走了旧制度，练出了他的非凡才能，却没有铲除他头脑中的家庭观念。高老头对妻子敬爱无限。妻子死后，他决不续弦，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他不断满足她们的各种要求，而只要求她们吻他一下作为回报。受帝政时代新旧贵族联姻风气的影响，他不惜花费重金使她们具有进入上流社会所应具备的各种技艺与风度、情趣，然后又每人陪嫁巨资，使她们一个成为伯爵夫人，一个作了银行家太太，将她们送进了上流社会。他自以为计高一筹，不仅买到了女儿的孝心，还有了两门十分风光的姻亲。没想到他犯了一个时代性错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做着宗法制小市民的美梦，追求“父尊子孝”的家庭情感，却采用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易的金钱手段，这就使他成了一个最精明的商人和最愚蠢的父亲的矛盾体，埋下了被抛弃的祸根。到了王政复辟时期，封建等级观念进一步加强，地位显赫的女婿们为高老头有伤大雅的生意和革命史大为头疼。在他们的逼迫之下，高老头只好停业退休。揭下了财神爷的金字招牌，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价值。女儿们越来越为他的粗俗、愚笨恼火，最后，终于将他踢进寒伧的伏盖公寓。由于无所事事，情感无所寄托，这就使他对女儿们的爱发展到了痴狂变态的地步:他到处追寻女儿们的行踪，只要女儿们向他笑一下，他就会感到连天空都镀上了金光，只要跟女儿们在一起，他就闻女儿们的气息，盯看她们的眼睛，抚摸她们的衣服。他不断地节衣缩食，满足他们无休止的贪欲，为她们租别墅、找情人、买面子，直到被榨尽最后一个铜子。临死之时，高老头哭喊着要见女儿，但她们却宁愿到贵族舞会上大出风头。最后高老头仍是攥着女儿们的肖像，才闭上了双眼。高老头的悲剧，是金钱社会导演的悲剧，它揭露了金钱吞噬了一切、也吞噬了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骨肉之情、天伦之爱的无情现实。巴尔扎克谴责金钱的罪恶，呼唤爱的回归。高老头的悲剧也是“盲目父爱”种下的恶果。他的变态的父爱，反映了人在一个夺去人性的非人社会中，为了夺回即将失去的“虚幻之爱”而紧张挣扎到了何种程度。他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金钱关系的“吃人”本质。拉斯蒂涅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形象。他是个外省破落贵族子弟，年青漂亮，聪明机灵，单纯善良。他来到巴黎大学苦读法律(以求进身之阶。巴黎的花花世界给了他强烈的刺激，“出人头地的渴望，加强了10倍”，于是按捺不住心中的诱惑，便遍寻家谱，终于找到了在巴黎贵族区的远房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以之为引进人，顺利地踏进了上流社会，在历览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的种种悲喜剧之后，最后走向了堕落(在另外几部小说中，写了他的丑恶履历)。拉斯蒂涅一共经历了3次教育，完成了他的整个毁灭历程。首先是鲍赛昂夫人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启蒙教育课。她说:“你要以牙还牙去对付社会，你越没有心肝，你就高升得越快，„„你要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后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她教导拉斯蒂涅隐藏真情，善于做假，否则的话，自己就会变成别人的刀俎之肉。她给他指了一条“美人发财之路”，建议他去勾引正在走红的银行家纽沁根夫人，到时他就会成为所有巴黎女人争夺的“红人”，这就等于拿到了“权势的宝钥”。拉斯蒂涅于是积极行动起来，写信搜刮母亲的钱财，打扮自己，以便冲向上层社会。紧接着伏脱冷完成了对他的第二次教育。伏脱冷是个黑帮头目，他的开导更加露骨和残酷。他说:“有财便是德，清白老实一无用处，„„要弄大钱，就要大刀阔斧地干，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就不要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道德，不过是这一点。”他向拉斯蒂涅指了一条“害人谋财”之路:建议他与自己合伙，去勾引泰伊番小姐，他命手下杀掉泰伊番公子，这样百万陪嫁就到了拉斯蒂涅的手上，然后他们再分赃。拉斯蒂涅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伏脱冷的建议，但他已开始自觉地压抑自己的善良天性，既与泰伊番小姐勾搭，又与但斐纳鬼混，过起了吃喝嫖赌的生活。第三次教育是由高老头的惨死来完成的。拉斯蒂涅自始至终目击了这场惨戏的演进。一面是付出一切，处于最后绝望的期待中的老父，一面却是榨干父亲、置其生死于不顾、追逐上流社会虚荣的女儿。两相对照，撕碎人间情爱的残酷世界就使他葬埋了最后一滴青年人的纯洁眼泪，决心豺狼一般与巴黎世界一拼高低。至此，完成了他堕落的全过程。拉斯蒂涅与于连不同，他不是一个在金钱社会诱惑下能抽身反抗世界的人，而是一个在现实教育下、在野心驱使下投身社会、利用社会、进而支配世界的人。他的堕落，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金钱世界对人性的摧残一把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具有大智大勇的美丽恶魔，同时也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拜倒在资产阶级金钱势力面前的时代命运。在艺术上，《高老头》集中体现了巴尔扎克的创作特色。第一，详细逼真的典型环境。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逼真的典型环境描写。其目的是为人物提供一个具体可感的活动环境，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和富有典型性，进而从环境到人物整体地再现时代面貌，反映时代本质。在《高老头》中，作家对环境的描写达到了清晰如画的地步。对伏盖公寓内外景的描写，从街道、建筑、阴沟、墙角、院子、客厅、地板、陈设、墙面，直到食具的裂缝，详尽细致，不漏些微，把一个贫穷、凄凉、俗陋的“公寓世界”活脱脱展示给读者。进而作者又准确详细地介绍了生活在其中的各类人物，他们全是一些被金钱所抛弃的人，个个对金钱十分敏感，羡慕上流社会的富贵，彼此间又尔虞我诈。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与鲍赛昂夫人的粉红色客厅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两个世界中生活着两类不同的人们，从一个世界跃入或落入另一个世界的踏板即是金钱，两个世界都在上演着由金钱所导演的悲喜剧。由此就决定了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行为、性格和命运。第二，生动鲜明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无论主次，个个都栩栩如生，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这些人物社会属性鲜明，他们的阶级出身、经济状况、职业习惯、文化教养都被描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物个性特征生动，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与气质，从言谈举止到喜怒哀乐，乃至长相衣着，都无不显现着他“这一个”。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虽然出身相同，但性格各异。阿纳斯塔斯高大壮硕、气质高贵雍容，举止傲慢专横，咄咄逼人(与其贵妇身份和蓝色客厅全相符)，而但斐纳则小巧玲珑;温柔迷人、聪明奸滑，“像燕子一样轻巧，„„像丝织品一样细腻”。但斐纳对父亲甜言蜜语的骗取即与姐姐理所当然的强夺截然不同。这些人物文化意味鲜明，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适者生存”的态度，没有多少内心冲突，情感、才识、意志、癖好都直指欲望的某一极，尽力朝这一极向发展，显示出一种可怕的生命活力，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行动文化”的本质。高老头父爱的畸形发展，伏脱冷毒辣残暴的攫取，但斐纳姐妹对上流社会的追求都让人过目难忘。不过，《高老头》也存在描写冗长、性格单一的缺点。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四节福楼拜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他的《包法利夫人》掌握他独特的客观冷静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原因的认识，难点是对作者创作观的理解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与创作二、《包法利夫人》作业与思考题:1、如何从多个角度解毒包法利夫人 2、福楼拜小说的艺术特征是什么总结与反思: 福楼拜该属于哪个流派学生有争议，应把自己的观点清晰地阐述给同学。第四节福楼拜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期法国的重要作家，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自然主义和20世纪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生平和创作 1821年12月21日，福楼拜出生于鲁昂一个医生的家庭里，父亲是当地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大夫，母亲的家庭也是从医的。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了细密的分析方法和注重科学的准确性，从母亲那里获得了高大的体格、执著和独立的精神。中学时期他阅读浪漫派作品，受到歌德、拜伦和雨果的影响。1836年夏天认识爱莉莎?施莱森热，两人的友情持续了6年，她在他的作品里(《情感教育》)留下了身影。1841年，福楼拜按照家庭的愿望到巴黎攻读法律，但在1844年1至2月，他两次犯病，不得不中途辍学，自此他定居在鲁昂郊区的克罗瓦塞府中。据他的好友马克西姆?杜刚说，他得的是癫痫，后人认为这是神经性疾病，当时来势汹汹，一直到1849年经常发作，以致他终生不得结婚。福楼拜从1835年起就开始写作，至1842年写成的小说《十一月》，都打上浪漫派的烙印。1846年他认识了女诗人路易丝?柯莱，两人来往密切。1847年春，福楼拜和杜刚步行游历了图兰纳、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从卢瓦尔河一直走到塞纳河口。1849年10月，他遵医嘱到近东去旅行，游历过埃及、小亚细亚、土耳其、希腊，再从意大利返回法国。这次旅行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背景和素材。在这之前，1849年9月，福楼拜召集友人来听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圣安东的诱惑》。布耶和杜刚宣称:“我们认为必须把它扔到火里，不再提起。”福楼拜感到震惊，继而吓呆了:“你本想奏乐，但是你只发出嘈音。”他们建议福楼拜要像巴尔扎克写作《贝姨》和《邦斯舅舅》那样，以平民生活为题材。1851年9月，福楼拜回到法国后，开始创作《包法利夫人》，踏上了成功的道路。 1856年4月，《包法利夫人》问世，引起了轩然大波。法院控告他有伤风化、侮辱宗教和公众道德。福楼拜十分泄气，于是转向古代题材的写作，他表示要“复活迦太基”。《萨朗波》(1862)是一部新型的史诗小说，福楼拜通过一场特殊的战争去再现古代迦太基社会矛盾达到白热化的一段历史，小说描写了迦太基的贫富悬殊，展示了残忍的战争场面，写出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古今一样。这部小说以其雄奇壮观、五光十色的绚丽画面，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吸引了读者，获得了成功。第三部小说《情感教育》(1869)重新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它围绕1848年革命各种人物的表现，提供了一部形象的编年史，揭露了七月王朝的丑恶现实。自然主义者把这部小说奉为典范。随后，福楼拜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1874)，它再现了公元4世纪埃及的各种教派，对主人公的种种诱惑代表了人类的各种幻想。福楼拜在晚年曾同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指责他写作过于冷漠。福楼拜在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中力图改变自己的态度，其中《一颗纯朴的心》塑造了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女仆形象。遗著《布瓦尔和佩居谢》通过两个主人公寻求各种人类知识，从农业到先验哲学，都一无所获，最后回到原来的抄写职业的故事，抨击了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想。1880年5月8日，福楼拜突然卒于脑出血。福楼拜继承了巴尔扎克描写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布瓦尔和佩居谢》分别以小镇、巴黎和农村为背景，但写的都是作家生活的时代，即主要发生在七月王朝时期和第二帝国时期外省和巴黎的生活。福楼拜甚至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中心去展开情节，1848年革命在他的几部小说中都成为影响人物思想的决定性事件。乔治?桑说过:“一个想了解政变之前那个时代的历史家，不能忽视《情感教育》。”诚然，福楼拜也描写古代生活，表明他受到浪漫派的影响。不过，他笔下的古代题材明显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萨朗波》中贫富的鲜明对比就是对第二帝国外强中干的抨击。无论描写当代生活还是描写古代的小说，福楼拜都力图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他把自己的小说分为“哲理”小说和“纯粹而简单的”小说。贯穿于他的小说中的哲理，其实是对人类前途的一种悲观看法。虽然他不像巴尔扎克那样，是个思想深刻的社会学家，也不像司汤达那样，是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观察家，同时也不像雨果那样，力图成为一个社会的改革家，但是他的小说和书信仍然透露了他对社会问题有一套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人对自由、正义、幸福、爱情、宗教、科学的渴望，都是无法满足的，人类的欲望都要归于失败。他说:“寻找最好的宗教或最好的政府是愚蠢的疯狂的行动。”他对宗教信条感到厌烦，认为现今存在的政府没有一个是完善的。他从自由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当时的党派都“同样狭隘、虚伪、幼稚、谋求昙花一现”。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社会生活的特点是新时代的人物或者平庸无能，或者充斥卑劣龌龊的欲望。包法利、毛漏、布瓦尔和佩居谢是前者突出的代表，罗道耳弗、郝麦、勒乐、戴楼芮耶、赛耐喀、哈农、史本迪于斯(可以在当代找到后两个人物的同类)则是后者的生动写照。有进取心的英雄人物从福楼拜的小说中消失了，这种变化是法国现实主义发展到中期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在艺术上，福楼拜提出和实践了一套新主张。一是追求真实性。为此，他特别重视对材料的搜集。在他以前的作家，尽管也注意搜集材料，但不像他那样把这看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他认为:“美学就是真实„„现实并不屈从于理想，而是适合于理想。”他又说:“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下才是理想的，只有进行概括才能真实。”因此，他认为材料是作家写作压倒一切的条件。为了达到逼真，他查阅数以千计的各种专业书籍;他甚至出国旅行，实地考察。福楼拜使小说创作向极端准确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是材料派的第一位大师。二是追求客观态度。他指出:“伟大的艺术是科学的和客观的。”又说:“精神科学必须„„像物理学一样，从客观开始进行。”他认为作家要像天主一样隐身不见，不在作品中露面，“一个小说家没有权利对任何事物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并不是说，作家的态度绝对不能融化到人物身上，相反，作家在写作时要设身处地想象人物的活动。福楼拜在写作爱玛自杀时就产生过吃毒药的感觉，于是禁不住呕吐起来。这种作家在作品中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直接表露出来的文学观点，深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三是追求艺术美。他认为:“艺术的目的，首先是美。”因此他对形式美极为重视。然而，他能正确认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指出:“形式和思想就像身体和灵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思想越是美好，词句就越是铿锵，思想的准确会造成语言的准确。”他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思想要找到最适合于它的形式，这就是创造出杰作的奥秘”。福楼拜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珍珠采集者，他一再潜入海底，寻找贝壳和珍珠。他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不厌其烦地锤炼句子，采集语言的珍珠。他不惜把写好的东西整页删去，以致每部长篇都要花费四五年时间。他甘心忍受这种创造“文体的痛苦”，因而有的评论家把福楼拜说成“文字的基督”，屠格涅夫说:“在任何语言的任何作家身上，都没有这样精益求精。”福楼拜如此刻意求工，是对艺术美的一种献身，不求取得什么荣誉。他在《包法利夫人》问世之前说过:“出名不是我主要考虑的事。我有更高的目标:让自己愉悦，这是更困难的„„成功在我看来是一种结果，而不是目的。„„我呀，我寻找的不是港口，而是大海。如果我遇难了，你用不着给我举丧～”福楼拜的探索并没有落空，他在语言、句子、叙述角度上所下的功夫是卓有成效的，给后世作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二、《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力作。它叙述法国一个平民女子的悲剧命运。故事发生在鲁昂附近的村镇上。农庄主之女爱玛嫁给了乡村医生包法利，丈夫的平庸使她感到爱情理想破灭。尤其在参加了一次侯爵家的舞会以后，她因想入非非，郁郁不乐。包法利为了她的健康，移居永镇。这个小城同样庸俗不堪。在农业展览会上，她受到地主罗道耳弗的引诱，不久即遭他的遗弃。爱玛转而寻找书记生赖昂鬼混，再遭到抛弃。爱玛在偷情的生活中用尽家产，在走投无路之际吞砒霜自尽。爱玛的悲剧是对卑污得令人窒息的现实的深刻揭露。爱玛天生丽质，她的父亲为了让她接受上等教育，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她却受到不良影响，养成了向往上流社会糜烂生活的思想和爱幻想的习惯。她一旦同社会接触，这两个方面便如蝇逐臭地发展起来，而作为催化剂的条件就是平庸的现实。起初，她从侯爵的舞会看到了巴黎社交生活的缩影:寻欢作乐的上流人士，荒淫无度的老贵族，传情递信的贵妇，都令她嫉羡不已。道特是个毫无生气的村庄，不可能给她提供欢歌燕舞的场面。到了稍大一点的永镇，情况有所不同了。情场老手罗道耳弗来往于大城市和永镇之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看穿了爱玛渴望的是什么，便乘虚而入。失足的爱玛从此不可遏止地走向堕落和毁灭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爱幻想的习惯也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她把爱情想象为“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可望而不可即，在诗的灿烂的天空翱翔”，认为“爱情应当骤然来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仿佛九霄云外的狂飚，吹过人世，颠覆生命，席卷意志，如同席卷落叶一般，把心整个带往深渊”。这种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品性被称为“包法利主义”。它与爱玛这个形象结成一体，成为文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包法利主义”是平庸卑污的现实和渴望理想爱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幻想相冲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享乐生活盛行的恶浊风气孕育而成的。福楼拜对此持谴责态度。小说写到爱玛在同赖昂的通奸中感到腻味，一面仍然把他当作理想伴侣，给他写情书，情愫十分低下，就是明显的一例。不过，作者对爱玛的悲剧命运仍然抱有深切的同情。她死后被世人指责，但那些无耻之徒——勒乐、罗道耳弗、赖昂、郝麦，却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位尊誉满。这个结局饱含了作者对现存社会愤怒的斥责。福楼拜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20个村庄中，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苦难，伤心饮泣。”显然，福楼拜基本上把爱玛看作受侮辱受损害的女性。平庸恶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平庸的人物，包法利就是代表。七月革命以后，金融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经济上来说，法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农业展览会”这一章所描绘的:“处处商业繁盛，百业俱兴，处处兴修新的道路，仿佛国家添了许多新的动脉，构成新的联系，我们伟大的工业中心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高奏凯歌的时代到来，却预示了拿破仑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一去不复返，连野心勃勃的人物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庸碌无能之辈。包法利思想平庸，生活浑浑噩噩，举止毫无风度，医术平常，但在郝麦的鼓动下，居然想名满天下，可见虚荣心相当强烈。他根本不懂复杂的手术，却要给金狮饭店的跛脚伙计开刀，到头来束手无策，只得另请高明，把受害者的脚踞掉。他不是药剂师的对手，生意逐渐被郝麦抢走。爱玛死后，他偶然发现了妻子和罗道耳弗的奸情，不仅不想报复，反而表示不生对方的气，把过错归于命运。这种逆来顺受的窝囊人物，是平庸的社会风气产生的新典型，也是福楼拜敏锐的发现，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揭露。平庸恶浊的社会风气还产生了一系列卑劣的角色，他们本是资产阶级的“精华人物”。其中，刻画得最出色的是郝麦。他是一个没有开业执照的药剂师，所以包法利刚来到永镇时，他拍马奉承，想拉好关系，免得对自己不利。平时他口若悬河，三句不离科学，卖弄学到的一点知识。他不懂医术，却想医好瞎子，扬名天下。但医不好瞎子时，瞎子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利用报纸，制造舆论，终于把瞎子关进收容所。他善于钻营，跻身于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和委员会之中。他经常向报纸投稿，混淆视听，或者借以向当局和权贵献媚。他以民主自由相标榜，一个孩子取名拿破仑，代表光荣，另一个取名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他想以此表明自己具有开明的政治信念。最后，他卖身求荣，参加竞选，排挤同行，但当局宽容他，舆论保护他，他获得了十字勋章。郝麦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勒乐作为商人兼高利贷者，把销售商品和放高利贷结合起来，先不收款，到时候大大提高商品价钱，迫使买方接受，要买方用不动产来抵押，最后倾家荡产;他还借债给小店主，最终加以吞并，或者依仗自己强大的财力同别人竞争，挤垮对方。他终于主宰了永镇的经济命脉。地主罗道耳弗收入丰裕，是个寻欢作乐的老手，精明而讲求实际。他时而在巴黎、卢昂享乐，时而回到乡间寻花问柳。他对爱玛只是逢场作戏，一旦要他作出牺牲，他便断然拒绝，诀别信的语气是假惺惺的，还洒上几滴水表示流过眼泪。赖昂有些不同，他未见世面时行动畏缩，到了卢昂见多识广以后，才变得大胆无耻起来。及至影响到他的前程，他便要顾全自己，摆脱爱玛。教士布尔尼贤身为教徒的精神导师，却十分迟钝。爱玛几次想向他吐露自己的心事，他都没有觉察，爱玛只得欲言又止。在为爱玛的灵堂守夜时，他同郝麦因观点不合，有过交锋，但不久却同郝麦碰杯饮酒，像老朋友一样和解。国民自卫军队长毕耐生活空虚，百无聊赖，整天关在屋子里开动旋床，不停切削，消磨时光。这些都是外省闭塞的环境产生的人物。《包法利夫人》的副标题是《外省风俗》，福楼拜通过这幅人物画廊，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外省卑污的现实。为了揭露现实，小说展现了两幅对照鲜明的画面。在官方大事张扬的农业展览会上，出现了一个老农妇勒鲁。她劳动了整整54年，几乎相当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年限。她衣服褴褛，脸上满是皱褶，尤其一双手，长着一层厚皮，积上了谷仓的灰尘、碱水和油脂，而且全是裂缝，指节发僵，这双手像“千辛万苦的卑微的凭证一样”。这个老农妇形体的枯槁，形象地反映了精力的衰竭:她被农场主榨干了。她的存在本身是对这幅经济繁荣景象活生生的控诉～法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老农妇勒鲁这样的劳动者残酷剥削之上的。她几十年的辛劳，只换得一枚值25法郎的银质奖章，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她最后把这枚奖章交给本堂神父去做弥撒。她精神的麻木、愚昧跃然纸上。当局之所以炫耀农业展览会，在于显示政绩和拿破仑第三的统治才干。州行政委员会颂扬最高当局:“讲求和平，看重战争、工业、商业、农业与艺术。”其实这句话是对现实的一种讽刺。所谓“讲求和平，看重战争”，是在影射第二帝国政府多次发动战争，扩大殖民地。当时社会危机重重，隐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小说里描写当局提出“政治的冲突要比空气的骚乱可怕多了”，含蓄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总之，小说写出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包法利夫人》一向被看作一部典范作品。乔治?桑精辟地指出:“居斯塔夫?福楼拜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福楼拜确实对小说艺术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典型的塑造上，福楼拜更注重精神气质的描绘，而不是性格特点的刻画。爱玛的耽于幻想，包法利的浑浑噩噩，郝麦的讲求实利，都是从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特点去表现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形成同环境存在密切关系，换言之，这是环境的产物。因此，福楼拜刻画的仍然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不过这种人物与巴尔扎克的人物有所不同罢了。在描写环境方面，福楼拜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往往独立成章，大段描写，而是将环境描写融合到情节的叙述中，与人物塑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永镇的面貌是随着人物的活动而逐渐变得清晰的，它分成若干次来描绘。农业展览会一章是环境与人物塑造紧密结合的成功范例。福楼拜将大会的进行与罗道耳弗引诱爱玛的场面交替描写，把爱玛的堕落放在社会繁荣的背景上，构思何等巧妙～为了塑造爱玛，福楼拜还让她从道特迁到永镇，这两个地方是同样的封闭、庸俗，说明法国的小城镇都是一样的令人窒息。人物在不同的地方活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整个社会环境没有多大变化，这种环境自然而然对人物的精神和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福楼拜的写法较之前人无疑更为高明。在遣词造句上，福楼拜不愧为大师。《包法利夫人》文字的精美在法国小说中可以说首屈一指，名句不胜枚举。福楼拜用“像人行道一样平板”来形容包法利谈话的平庸;写他的第一个妻子瘦削得“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剑入了鞘一样”;爱玛渴望爱情，“就像厨房桌子上一条鲤鱼巴望水”;镇子“好像一个放牛的，在水边睡午觉一样”。上述各句，比喻贴切，声音铿锵，都是不易之句。此外，郝麦的夸张用语，罗道耳弗的甜言蜜语，女掌柜的生动词汇，都符合人物身份，极见工力。福楼拜还十分重视段落的安排和前后文的配搭关系，例如这两段: 爱玛一进门道，就觉得冰冷的石灰，好像湿布一样，落在她的肩头。墙是新刷的，木头楼梯嘎吱直响。窗户没有挂窗帘，一道淡淡的白光射进二楼房间。她影影绰绰望见树梢，再往远去，还望见有一半没在雾里的草原，月光皎洁，雾顺着河道冒气。房间里面，横七竖八，随地放着五斗柜的抽屉，瓶子、帐杆、镀金小棒，椅子上搁着褥垫，地板上搁着脸盆，——搬家具的两个男人，漫不经心，信手扔了一地。这是第四次，她睡在一个陌生地方。第一次是她进修道院的那一天;第二次是她到道特的那一天;第三次是她去渥毕萨尔的那一天。如今是第四次。每次都像在她生命中间开始一个新局面。她不相信事物在不同地方，老是一个面目;活过的一部分既然坏，没有活过的一部分，当然会好多了。这是描写爱玛迁到永镇新居，进门时的感受。一进前厅，她便有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刚刷石灰的新墙给她的，湿布这个比喻简洁准确，给人以真实的印象。木板楼梯点出了乡居的典型细节。进入二楼房间后，她看到的是窗户没有窗帘，因为还没有布置家具;白蒙蒙的光表示黄昏。随后是看景，由近及远，先是普通的景致:树顶、草原，然后，薄雾和月光令人迷忽沉思，为下文铺好伏笔。爱玛回过头来细察房间，诗意的描绘同物体的罗列恰成对照:这是一个还没有人住的房间。这幅新景使爱玛勾起回忆，几个短句概括了爱玛生活的三个阶段。她但愿这是个新阶段，希望事物不会重复出现，未来的生活会更好一些。从这两段描写中，可以看到福楼拜用词极其讲究，描写层次分明，情景交融。虽是散文，却有诗歌一字千金的分量，而这样的段落在《包法利夫人》中比比皆是。后人发现，福楼拜在叙述角度上已力求变化。上卷第9章有这样一段:“但是特别是用饭时间，她最忍受不了:楼下这间小厅房，壁炉冒烟，门吱嘎响，墙上渗水，石板地潮湿。她觉得人生的辛酸统统盛在她的盆子里，肉香从她的灵魂深处，仿佛勾起别的恶浊的气味。查理吃饭吃得慢;她不是嘎叭一咬榛子，就是支起胳膊肘，用刀尖在油布上划小道道。”这对夫妇用餐的场面表现得较为特殊，读者只面对爱玛一个人，仅仅通过她的眼睛才看到这个场面。读者看到爱玛的心灵，并进而看到餐桌上所发生的情况。这一段叙述不同于一般的第三人称的写法。“壁炉冒烟„„石板地潮湿。”这不是爱玛在说话，而是作者在白描，但这也是爱玛的感觉，虽然她不一定能这样简洁地表达出来。“她觉得人生的辛酸统统盛在她的盆子里，”这无疑是她所感受到的，尽管她不会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可是，包法利对妻子的想法一无所感，这表明他们之间毫无共同语言，十分隔膜，甚至他们没有争论，思想上无法交流。这段文字从白描转到人物在感受，再回到白描，叙述角度几经变换。这样描写非常客观，作者隐没不见，只是描写角度不断变换而已。评论家将这种角度变换称之为电影手法。农业展览会一章中，全景镜头与摇扫镜头的交替使用，特写镜头与中心场面的轮流变换，都是典型的电影手法。福楼拜无论对二人相处的小场面还是对热闹的大场面的处理，都较之前人大大发展了一步。最后，在小说结构上，《包法利夫人》也有新的创造。全书分成基本对称的两部分，按女主人公的经历来安排，她的发展至农业展览会形成高潮，然后走下坡路，直到结尾。这种十分均衡的配置使得全书的结构非常稳固，有别于其他说。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五节狄更斯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他的十五部长篇小说，通过他的《双城记》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通过对他长篇小说的介绍，把握他的创作风格的变化过程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创作分期及特色三、狄更斯的小说艺术四、《双城记》作业与思考题:1、通过作品看狄更斯创作风格的变化 2、课下阅读《大卫?科波菲尔》总结与反思: 内容较多，应避免枯燥乏味;学生对作品不熟悉，讲起来很困难。第五节狄更斯一. 生平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伟大的小说家，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狄更斯生于朴茨茅斯港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曾做过仆役长、管家和海军部小职员。母亲生养众多，不能给孩子们更多的抚爱和教育。在狄更斯9岁之前，全家人过着看戏、唱歌、表演、朗诵、放幻灯的快乐生活，这对狄更斯日后成为杰出的戏剧表现艺术家和朗诵艺术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狄更斯7岁上学，颇得老师赏识。由于体弱多病，他常常一个人独自读书，《兰登传》、《汤姆?琼斯》、《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鲁滨逊漂流记》是他最喜欢的书。狄更斯9岁时，全家搬到伦敦。由于父亲挥霍无度，他们先是住在郊区最贫困的一条街，后来干脆住进了马夏西债务监狱。狄更斯被迫于11岁时中断学业，12岁即进鞋油厂当童工。1824年，狄更斯的祖母去世，他家意外地得到了250镑遗产，再加上父亲出狱后又长了工资，狄更斯才得以又读了3年书。 1827年春，15岁的狄更斯正式踏入社会，开始了谋生之路。他先后在律师事务所和法庭当职员，后因发奋自学，于1831年担任了驻议院辩论会的专职记者，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地来往于监狱和法庭之间，奔波于法院和城乡之际，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案件和重大的国内国际问题，目睹了法律的迁延荒谬、议员群僚的愚蠢残忍和广大人民的极度贫困，加深了他对贫富悬殊、矛盾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强化了他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 1833年，狄更斯以“博兹”为笔名，将伦敦各阶层无事生非、庸人自扰的风尚、趣事，写成了一组滑稽特写，后于1836年结集为《博兹特写集》出版，受到欢迎。1837年，狄更斯发表他的第一部妙趣横生的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从此狄更斯开始专职作家的生涯。到40年代初，已成了一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从40年代末开始，狄更斯多次在英国和美国举行戏剧表演和作品朗诵会，表现出“将观众轻松地玩弄于股掌之上” 的戏剧表演才能，曾受到维多利亚女皇、美国两届总统以及各政要名流的招见与邀请。晚年，狄更斯是在家庭悲剧、爱情闹剧和亲朋接连死亡的灾难中度过的。最后，他在紧张地写作《艾德温?德鲁特》一书时中风去世。二(创作狄更斯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20余篇中篇小说、数百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此外还写有一部随笔、两部游记、一部英国史等作品。狄更斯的创作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30年代至40年代初，主要作品有《博兹特写集》、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奥立弗?退斯特》(1838)、《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老古玩店》(1841)和历史小说《巴纳比?拉奇》(1841)。这一时期主要用流浪汉小说形式，以夸张、重复等幽默、讽刺手法，描写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处境，揭露法庭、监狱、慈善机构和学校教育的种种黑暗。但作者由于对社会生活认识还不深，往往把罪恶归结为社会个别现象和个别人所为，故批判、讽刺都较温和，而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最终都以幸福为归宿，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收场。《匹克威克外传》主要通过匹克威克和他的“匹派”朋友的游暴露当时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律、监狱的黑暗，宣扬乐善好施的思想。《奥立弗?退斯特》描写孤儿奥立弗在贫民习艺所不堪忍受屈辱与饥饿，逃往伦敦，反落入了贼窟，最后被有德行的资本家救助的故事。作品揭露了慈善机构的凶暴残忍，展示了伦敦贫民窟触目惊心的悲惨生活。《老古玩店》写屈兰特老人与善良天真的外孙女小耐儿相依为命，开了一个古玩店为生;因店门偏僻，无人光顾，老人铤而走险，希望借赌博战胜“恶运”，结果却输给了凶恶的高利贷者奎尔普，祖孙二人被迫流浪他乡，历经磨难，最后悲惨死去;恶人奎尔普也落水而死，终得恶报。作品歌颂了小耐儿天使一般的美德，希望唤起人们的仁爱、怜悯之心。第二个时期: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主要作品有:《游美札记》(1842)，中篇小说集《圣诞故事集》(1843—1848)，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这时，宪章运动和1848年大革命相继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作家幻想逐渐破灭，思想趋向深刻、成熟。这时期的作品描写令人失望的金钱社会，揭露资产阶级的残酷自私，但流露出感伤情绪，仍寄希望于道德感化。在艺术上，这时作家抛弃了流浪汉小说形式，以浓郁的象征手法、鲜明的形象和复杂清晰的情节结构来反映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显示出了作家独有的特色。这是作家艺术上的成熟期。《马丁?朱述尔维特》写亲戚朋友围绕老马丁的财产遗嘱所展开的种种阴谋诡计和老马丁为了躲避众人对他的争夺陷害、避免自己对他人的“腐蚀”而隐姓埋名、四处流浪的故事，其中主线是马丁父子的勾心斗角。老马丁的儿子约纳斯小时候学的第一个字是“利润”，第二个字是“金子”。老马丁还教唆儿子去骗人。结果儿子长大后反骗到父亲头上，最后为了早日得到遗产，竟投毒欲害死父亲。作品深刻地揭露了钱财败坏人心，改变人的本性，使“骨肉无情、同室操戈”的邪恶本质。作品还对美国的假民主、新闻出版业和投机事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董贝父子》揭露“商品观念”和“利润事业”对人性的异化。董贝是作家笔下最成功的资产者典型之一。他认为自己拥有大商行，当然就是世界主宰，天地日月、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是为了他的公司而存在，否则，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妻子的全部功能就是为公司生个继承人，她的死，不过是等于公司失掉了一件日用品。他不准儿子与姐姐玩耍，不许他有任何乐趣，因为儿子唯一的存在价值和目的就是做公司的继承人。儿子之死，在他认为这是对公司计划的打击，因此，为了挽回经济损失，他有必要再结婚，再生继承人。在作家笔下，董贝竟成了一个遍体结霜的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温度下降。冷酷的商业主义使他害了他人，也害了自己。直到破产惨败之后，他才知道仁爱高于一切。在董贝身上，作者已写出了人为外物(金钱、事业)所奴役的异化主题，这是十分深刻的。《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大卫自幼丧父，母亲和弟弟被继父及继父妹妹害死，他被赶进寄宿学校和工厂。大卫受尽侮辱与折磨，后来，他逃到姨婆家。他在学校发愤读书，考进了博士院学习法律，同时辛勤工作，以减轻破产之后的姨婆的负担。大卫矢志奋斗，终于成了一名著名作家。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大卫这个具有正直、仁爱、勤奋、上进等优秀品质的人道主义者形象，同时，还描写了众多善良的小人物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掠夺者，广泛地反映了英国的丑恶现实，歌颂了“真、善、美”的能动力量，鞭挞了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的种种恶德。小说文笔朴实感人，诙谐幽默，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情节结构复杂而严整，是作家的代表作之一。第三个时期，50年代—60年代，是创作高峰期。此时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已成熟，作品描写的生活画面极其广阔，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的同时，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表现出了彻底绝望的态度，艺术上则以典型细节、巧妙的结构和独特的象征手法表现人物特征和时代特征。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7)、《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等长篇小说。《荒凉山庄》写一对青年男女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作梗，竟拖了整整20年，跨过了3代人，仅诉讼费就把遗产全部花光，结果与此案有关的人死的死，疯的疯。作品不仅揭露了律师的贪婪、法律的迁延，而且触目惊心地写出了法律机器本身的荒谬性。司法机关本来是为了解决社会纠纷和捍卫“人权的合理性”而设立的，然而它本身却在无休止地制造着各种矛盾和悲剧，直到把所有的一切，诸如遗产、活人，都统统吞食殆尽为止。作品达到了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本身进行本质透视的高度，是一部“研究法律哲学”的杰作。《艰难时世》是作家的代表作之一，主要揭露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罪恶，反映劳资矛盾。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资产者典型。一个是精神统治者葛雷梗，他坚信人从生到死的每件事都是“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的人生哲学，为人处事都从“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的”原则出发，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简单的算术问题”，至于情感、幻想、娱乐嗜好和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则毫无价值，应该统统“连根拔掉”。为此，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推行他的功利主义的理性哲学，他还办了学校。他将他的人生哲学完全彻底贯彻在家庭教育上。他用“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等种种“事实”塞满5个孩子的头脑，扼杀他们的美好天性与生活热情。最后，他把女儿露易莎教育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把儿子汤姆教育成了一个麻木不仁、卑鄙自私、纵情享乐的“恶魔”。小说中的另一个资产者是经济统治者庞得贝。他是一个兼营银行、商业和工厂的大资本家。他把工人看成是手、工具和“加法中的数字”。进行残酷的压榨。工人们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觉醒过来，则组织工会与他斗争。为了迷惑工人的斗争意识，他伪造发迹史，胡说自己是从阴沟里爬上来的弃儿，靠个人奋斗才有了今天。他甚至“劝导”工人们“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他是一个冷酷残忍、狡诈阴险、厚颜无耻的大资产阶级掠夺者典型。《艰难时世》还塑造了两个与资产者对立的人物形象。一个人是美好天性象征的西丝，她是马戏团小丑的女儿。为了改变她流浪卖艺的命运，父亲送她到葛雷梗的学校读书。她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纯洁的天性，战胜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人生哲学和理性思维方式的驯化。她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着露易莎，而且还感化了心肠僵死的葛擂硬，使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精神。另一个是崇高、仁爱象征的斯蒂芬。他是一个敦厚诚实的熟练织工，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仍然改变不了一贫如洗的处境。他痛恨庞得贝的欺凌压榨，但又不同意工人们的“强硬手段”。对于社会悲剧、家庭悲剧，他始终以基督教“宽恕、忍让、博爱”的思想来对待，直至最后死去。《艰难时世》大胆地描写了劳资之间激烈紧张的阶级对抗，反映了广大工人阶级贫穷悲苦和毫无权力的生活地位，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和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上升到了指向社会制度和理性文化的高度。作家希望借助源自人的天性的生命活力、温柔情感、优美想象和源自基督教的慈爱精神，来陶冶干枯的心灵，改变机械的文化，解除阶级间的仇恨与冲突，从而建立一个人生幸福、社会和谐、文化健康的新生活。作品体现了作家讽时劝世的强烈愿望。狄更斯的全部创作，展现了一个既充满罪恶、痛苦又富有柔情、幻想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全面广泛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图景，从城市到乡村，从法庭到监狱，从慈善机构到学校，从豪华的官邸到阴暗的贫民窟，从破烂凄凉的小作坊到浓烟滚滚的大工厂，形成了一幅幅斑斓多姿的社会生活及风俗画卷。他的作品，生动逼真地层示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和完整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教育、文化诸方面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与否定，愤怒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贪婪、冷酷残忍、寄生腐朽的罪恶与本质。他的作品，反映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深重苦难，表现了他们所具有的善良正直、勤奋上进、聪明幽默的高贵品质和独特的民族性格，表达了他们改变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狄更斯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种思想，那就是仁爱战胜邪恶。他把爱看作改良社会唯一可行的伟大力量加以颂扬。因此，狄更斯被高尔基誉为“出奇地精通最难的艺术——热爱人类的艺术”的大师。在艺术上，狄更斯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富有戏剧性的诗意人物。狄更斯一共描写了三大系列的人物，一是经历坎坷、善良可爱的儿童形象系列，二是形形色色的小市民形象系列，三是荒唐可笑、凶残可恨的资产者形象系列。这三大系列人物，除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外，还具有强烈的“漫画”色彩，尤其是后两类。狄更斯的狂想思维和特异的戏剧性性格给了他笔下的人物以特殊的生命气质，他们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古怪离奇的神经质式人物，言谈举止富有异常鲜活的舞台戏剧性，不似真人，胜似真人，令人更感到人的深度，如T(S(艾略特所说，“属于诗的范畴”。第二，诗化情境。狄更斯的创作逐渐由早期的轻松幽默向后期的深沉哲理和浓厚诗意转化。作家大量地运用夸张、拟人、象征、预感、暗示、幻象等手法，使小说在真实反映客观生活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多主观想象的浪漫色彩，创造出一种令人感奋的诗化情境，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和审美功能。此外，狄更斯的创作，在纷繁复杂而清晰严整的情节结构上，在机智的幽默、辛辣的讽刺上，以及在鲜明的对比上，显示了一个文学大家的非凡功力。三(《双城记》《双城记》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家创作此书的目的，在于借古醒今。19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的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全面繁荣。但是，在这繁荣的外表之下，却掩盖着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与贫富悬殊，作家深感不安。1855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我认为国内没有爆发火焰而暗中燃起的不满情绪就越发觉得可怕。我们所发生的情况非常使我记起法国第一次革命前夜的那种情绪，并可能从任何最不关重要的事故中引起突然的爆发。”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在反复阅读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和柯林斯的小说《玫瑰姐妹》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作品，希望以历史教训警醒当时的英国统治者及早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小说故事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大都市。梅尼特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医生，因给大臣写信控告厄弗里蒙地侯爵残害农民而被投进巴士底狱。18年后，他被仆人得伐石和友人劳雷搭救出狱，接到英国，在女儿露茜精心抚慰之下终于恢复记忆力。这时，有两位青年成了他们的朋友，一个是代尔那(他是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子，但与家族断绝了关系，来到英国过自食其力的教书生活，后与露茜结婚;另一个是卡尔登，他暗恋着露茜。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代尔那的老仆人被无辜抓入监狱。为救老仆(代尔那毅然回到巴黎，却被侯爵当年所害农夫的女儿得伐石夫人关进监狱。梅尼特一家闻讯赶到巴黎营救未成，卡尔登利用相貌相似暗中换出代尔那，为露茜的幸福献出生命。得伐石夫人为斩草除根，要杀死露茜母女，却于混乱中手枪走火自毙。《双城记》首先全面地暴露了法国贵族阶级专制暴虐统治所犯下的历史性罪恶。在经济上，统治者以“国税、教税、租税、统税”等种种苛捐杂税将人民群众搜刮得一干二净，让“冷、脏、病、无知、贫穷”侍候着人民。贵族们则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吃尽了法兰西，路易十六就滥发纸币用以支撑“太平盛世”。在政治上，这是一个昏庸当道、奸邪横行的时代。“军官并没有军事知识”，“文官不懂政治”，他们用暴力维持着豪奢和腐败，也用暴力实施着专权和迫害。人民稍不留意，就遭杀身之祸。在军队、特务、监狱、绞架的凌压之下，人民连抬起一只眼睛都不敢。在法律上，贵族们任意胡为，虐杀无辜，残害忠良，践踏正义，社会秩序已被他们破坏无遗。书中的厄弗里蒙地侯爵就是反动贵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地球及地球上的一切，”都归他所有，“压制是唯一不朽的哲学”。他过着宝马雕车、仆役成群的奢侈生活，光喝巧克力就要4个穿金戴银的奴仆侍侯。他把佃农视为家奴，任意搜刮，恣意凌辱，随便杀害。他强奸农民的妻子，刺死她的丈夫、弟弟和老父，还凭借专制机器将敢于仗义直言的梅尼特投入巴士底狱。他纵车外游，将农民的儿子辗死，他只从车内丢出一个金币就算了事。封建贵族们已到了权力无边、罪恶滔滔的地步，他们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无限的苦难，也将社会推进了悲剧的深渊，种下了历史恶性循环的恶果。其次，作品生动地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的演进过程。在暴政之下，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他们秘密组织，积极准备，于1789年成功地举行了大起义。他们捣毁巴士底狱，烧毁庄园，杀死贵族，惩办了说“人民饿了可以吃草”的财政大臣孚龙。他们所到之处，封建专制统治纷纷崩塌。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整个法兰西，也震撼了整个世界。这是一场由苦难深重的人民大众迫于生死而促成的历史变革。作品歌颂了人民群众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无坚不摧的斗争精神和巨大力量(揭示了人民起而反抗、进行革命、争取自由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表现了作家进步的民主主义立场。最后，作品深刻地总结了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和教训。狄更斯认为法国大革命主要的是一场悲剧性的运动。它是法国贵族暴虐统治种下的恶果。贵族阶级破坏了社会正常和谐的发展，在人民群众身上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仇恨。积久势大，一旦爆发，就会把人民群众引向一个盲目杀戮的悲剧。作家在作品中着重描写了这场革命的盲目性、破坏性。随着革命的进展(革命很快蜕变为暴政。“一部《嫌疑法》摧毁了生命和自由的一切保障”，全国马上陷入了一个头颅遍野的恐怖暗夜之中，民众都如同施了魔法的野人，失去了理性，“狂奔在一面红旗之下”，到处都是疯狂转动的磨石和遮天蔽日的刀枪，毁灭之潮横扫一切。在拉逢斯监狱，1100名政治犯未经审讯，全部杀光。梅尼特医生一家也被牵连进去，险些家破人亡。在作家笔下，这种“以仇恨为内驱力”的历史运动，有它自己内部严酷的逻辑，它不达到内部危机的顶点，不酿成新的悲剧，是不会停下来的。它具有同归于尽的性质。它的历史过程是滥杀无辜，践踏人性和秩序;它的历史结果则是“毁灭了旧的压迫者又兴起了新的压迫者”。这种看法与结论，与大革命时期的“红色恐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联系起来看，应该说不无合理之处，而且具有极其深刻的警世作用。但是，它也有极大的偏颇之处。由于作家是站在英国改良主义文化传统和人道主义的绝对道德论角度评价历史的功与过的(因此，无形之中夸大了革命的阴暗面，丑化了人民群众的形象，把一场复杂的历史运动归结为简单的冤冤相报，低估了大革命历史性进步作用。尽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但它还是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人权和法制的发展。狄更斯既否定统治阶级的暴政，也否定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只希望通过“公正、法制、和平”的改良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和谐与爱的幸福，这不免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性和幻想性。在一个疯狂仇恨的世界上，人该怎么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家在书中塑造了两类人物。一类是“仁爱者”。其中，梅尼特是一个“宽恕”的象征，他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受尽了磨难。在封建专制时代，他身陷囹圄，家破人亡，自己也几乎成了一个废人。在大革命的风暴之中，他的家庭几乎又遭灭顶之灾，但他除了在监狱中曾产生过强烈的报复欲之外，对一切都抱着宽恕的态度。他没有因父及子地把仇恨转嫁到代尔那身上，更不同意革命群众滥杀无辜。在作家看来，他是一个超越了个人恩怨和阶级褊狭仇恨的人。但实际上，他在巴黎的奔波，也仅仅说明他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家庭安宁与幸福。他的“宽恕”、“仁爱”不免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性和怯懦性。代尔那则是一个“自新者”代表。他的家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历史罪恶，但他凭着一颗向善之心，从中超拔了出来，并以正直高尚的品格赢得了人生的幸福。而卡尔登则是一个因爱而使其生命得到升华的人。他在庸俗无聊的环境中染上了忧郁绝望的时代病，但他在舍己献身中最终找到了人生崇高的价值与意义。至于露茜则是美与爱的化身。她以其温柔纯洁不仅使老父焕然一新，使代尔那找到了幸福的归宿，而且也使卡尔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把周围的一切都聚合成了一个欢乐与爱的和谐整体。另一类则是“仇恨者”，得伐石夫人是其代表。得伐石夫人苦大仇深，在大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镇静机警、坚定不移、勇敢果决的非凡品质，但也具有疯狂报复、残酷杀戮的可怖心理，她甚至连露茜母女也要斩尽杀光，最终得到了“仇恨”的应有惩罚。通过这一形象，作家意在告诫人们，即使灾难深重，也不要失去爱心和理智，否则将会自食其果、害人害已，“仁爱”与“和谐”应是个人和社会的最高标准与尺度。《双城记》不以人物取胜，而以精妙的结构和新颖的手法夺人。《双城记》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条是梅尼特及其家人在大革命前后的遭遇，一条是得伐石夫人在大革命中的斗争表现;前者揭示历史运动在个人身上所造成的影响和个人对历史事件应持的态度，后者表现历史变动的过程和规律性。两条主线既分又合(相辅相成(将全书复杂的情节、人物和问题串联成一个整体。在结构处理上，作家匠心独运，不是按时空先后顺序来安排(而是采用场景切换和倒叙、插叙混用的方式，使故事在巴黎与伦敦、过去与未来之间不停地变换跌宕。所有故事的起因又都不直接点明，而是随故事的进展一点点揭出，尤其是梅尼特入狱的原因直到全书快结束时才真相大白，使故事充满了强烈的悬念感和戏剧性。这样，把整个故事叙述得清晰严密而又变化莫测，引入入胜。《双城记》中大量运用了象征幻觉、预兆暗示、心理具像、哲理议论以及富有灵性的景物描写等手法(使整个作品在动人的故事中添加了浓郁的诗意和哲理韵味，往往把读者引到一个朦胧神秘的幻想天地和对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的深层把握之中，形成了作品婉转多姿、神秘变幻的独特风格。如开头部分对令人恐惧的大雾及劳雷先生源源不绝的心理幻象的描写，如对圣安东区小酒馆前争食洒在地上的红酒和墙上“血”字的描写，如在第六章对幻觉中的脚步声、说来就来的雷电风雨的描写，如对侯爵庄园黎明前的雕像、喷泉的描写„„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渲染出一个人心莫测、危机重重、血腥恐怖的悲剧时代，有力地烘托了主题。这集中体现了作家小说艺术的创新性，扩展了小说艺术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手法。此外，《双城记》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也颇具特色。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六、七节勃朗特姐妹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及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简爱》，难点是《呼啸山庄》的艺术特色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诗歌创作三、夏洛蒂的小说四、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作业与思考题:1、分析《呼啸山庄》的现代主义艺术特征 2、比较《简爱》与《呼啸山庄》在爱情描写、语言运用上的不同。总结与反思: 对于同学们较熟悉的作品应该如何讲好，使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对勃朗特姐妹的研究比较多，应不断吸收新内容。第六节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曾被马克思誉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一、生平和创作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父亲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夏洛蒂?勃朗特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也是著名作家，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常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夏洛蒂?勃朗特的童年生活很不幸。1821年，即她5岁时，母亲便患癌症去世。父亲收入很少，全家生活既艰苦又凄凉。豪渥斯是山区的一个穷乡僻壤，年幼的夏洛蒂和弟妹们只能在沼泽地里游玩。好在父亲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学识渊博，他常常教子女读书，指导他们看书报杂志，还给他们讲故事。这是自母亲去世后孩子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乐趣，同时也给夏洛蒂以及两个妹妹带来最初的影响，使她们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24年，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豪渥斯附近的柯文桥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也被送去那里。当时，只有穷人的子女才进这种学校。那里的条件极差，教规却非常严厉，孩子们终年无饱食之日，又动辄要受体罚，每逢星期天，还得冒着严寒或者酷暑步行几英里去教堂做礼拜。由于条件恶劣，第一二年学校里就流行伤寒，夏洛蒂的两个姐姐都染上了此病，被送回家后没几天都痛苦地死了。这之后，父亲不再让夏洛蒂和艾米莉去那所学校，但那里的一切已在夏洛蒂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她永远忘不了这段生活，后来在她的小说《简?爱》冲，她又饱含着痛切之情对此作了描绘，而小说中可爱的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她的姐姐玛丽亚为原型的。夏洛蒂回到家里后，生活又像过去一样，但她和妹妹们的兴趣却更加广泛了。她们一起学音乐，弹琴、唱歌，画画，而最使她们感兴趣的却是学习写作。勃朗特一家离群索居，夏洛蒂姐妹自幼性格孤僻，在豪渥斯这个孤寂的村落里，她们所能找到的唯一慰籍，就是面对荒野任凭想象力驰骋，编写离奇动人的故事。当时夏洛蒂14岁，已写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据她自己开列的书单，她共写了22卷之多，每卷60到100页。这些习作尽管还很幼稚，但已表现出相当厚实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习作，可以说为她往后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作了充分准备。 15岁时，夏洛蒂进伍勒小姐在罗海德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她为了挣钱供弟妹们上学，又在这所学校服当了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作，但至此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1836年，也就是在她20岁时，她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她说:“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写诗的天赋。”这一盆冷水使夏洛蒂很伤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仍然默默地坚持写作。 1838年，夏洛蒂离开伍勒小姐的学校。第二年，她到有钱人家担任家庭教师。这职务在当时是受歧视的，而夏洛蒂更是亲身体验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的辛苦与屈辱。她在当时给妹妹艾米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私人教师„„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所以，她很快就讨厌甚至憎恶家庭教师这一行当。她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当过两次家庭教师，但每次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她忍受不了。也就是在这两年里，有人向夏洛蒂求婚:一次是她的一个女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但是，这两次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原因是她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她，只是按传统要娶个妻子而已。夏洛蒂和艾米莉都不愿离开家到外面去谋生，但仅靠父亲的收人又无法生活，于是她们便想在本村办一所学校，教当地孩子读书，这样也许能维持生计。她们都想教法语，可是她们的法语并不好。这时，在她们家里帮助照料家务的姨妈挺身而出，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让姐妹俩到布鲁塞尔大攻读法语。这样，她们就进了布鲁塞尔的一所法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一对姓埃热的夫妇办的，并由埃热先生亲自教授法语。埃热先生的法国文学造诣很深，勃朗特姐妹俩在他的教诲下，仅用一年时间，就掌握了法语基础知识，还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了解了各种流派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但是，对夏洛蒂来说，在布鲁塞尔的一年间，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埃热先生本人。他不仅学识渊博，聪明过人，还有一种对年轻女子非常有吸引力的男性气，即容易激动，有点粗鲁，但十分率直、爽快。夏洛蒂内心已爱上这个有妇之夫，但她始终没有明确表露。埃热先生对她则全然无心，所以她就把这种微妙的情感一直压在自己心里。从布鲁塞尔回国后，夏洛蒂便和两个妹妹一起开始筹办学校，还挂出了“勃朗特姐妹学校”的招牌。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几个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入学，等来的只是上门收税的官员。办学的理想破灭了。夏洛蒂觉得，写作也许还有出路。1845年秋天，她偶然读了妹妹艾米莉写的一些诗，突然想到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于是她们商量之后，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用当时已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她们没有署真名，而是分别用了三个假名:柯勒?日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尽管她们的诗写得很美，却没有人注意，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但是，不管怎么说，诗集的出版对她们来说总是一件大事。她们的创作热情受到了激励，于是三姐妹又开始埋头写小说。这时，夏洛蒂已三十岁。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取名《教师》;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她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出版商。不久，出版商回复她们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已被接受，但夏洛蒂的《教师》却被退回。这对夏洛蒂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她没有退缩，反而憋着一股气又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简?爱》。《简?爱》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再说她又充满了激情，所以写作进度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稿子交出去后，令出版商大为惊喜，通宵不眠地审读。最后，出版商认定它是一部杰作，决定马上出版。就这样，两个月后，《简?爱》(1847)就问世了，而两个妹妹的作品此时还在印刷之中。不久，三姐妹的三部作品全部问世。当时的英国文坛大为震惊，因为。姐妹的三部长篇小说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夏洛蒂的《简爱》(初版时作者署名为柯勒贝尔)，更是引起轰动，大街小巷里都在谈论这部小说，人们还到处打听和猜测，作者到底是谁, 勃朗特三姐妹出了名，为全家带来了欢乐。但是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1848年9月，她们的弟弟患病去世。三个月后，艾米莉染上结核病，相继去世。夏洛蒂担心小妹妹安妮也会染上，不巧事情正是这样，安妮得病后拖了5个月，也离开了人间。夏洛蒂深受打击，她只有全身投投入写作，才能暂时遗忘内心的悲痛。她埋头写长篇小说《谢利》，于1849年8月完成，10月出版。《谢利》使她再次获得巨大成功。这之后，她便去了伦敦。在伦敦的几年里，她结识了不少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对她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她则把《简?爱》第二版题献给萨克雷，以表示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敬意。盖斯凯尔大人成了她的挚友，两人过往甚密。 1852年，当时夏洛蒂己36岁，他父亲的助手尼古拉斯牧师向她求婚。尽管她父亲并不同意，但夏洛蒂认为尼古拉斯是真心爱她的，她自己也喜欢尼古拉斯，于是说服了父亲，于1854年6月和尼古拉斯结婚。在此期间，她还完成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维莱特》他们的婚后生活相当幸福。夏洛蒂在照顾丈夫和父亲之余，仍花大量时间从事写作。她在写长篇小说《爱玛》。可是，命运多舛(只过了6个月幸福的家庭生活，《爱玛》也仅写完两章，夏洛蒂就一病不起了。此后，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了3个多月。1855年3月31日，这位性格刚强、才华出众的女作家与世长辞，是年39岁。夏洛蒂?勃朗特虽然一生仅写了四部小说(即《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教师》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她在文学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她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此外，她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和情节都是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关心女性自身命运问题的女作家，更是尊她为先驱，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二、《筒?爱》《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一问世，立刻引起当时英国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著名小说家萨克雷曾写信给出版商说:“《简爱》使我非常感动，非常喜爱，请代我向作条致意和道谢。这是我能一连几天读而不厌的第一部英同小说、”1847年10月出版的《西敏寺评论》载文称:”“这(指《简?爱》)无疑是本季度的最佳小说„„值得读者再仔细地重读一遍。”鉴于评论界的推荐，读者争先恐后地阅读这部小说，致使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不久便出了第二版。《简?爱》问世之际，既是一部受行家称道的杰作，又是一部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简?爱》的副标题为“一部自传”，故事情书由女主人分简?爱以第一人称“我”加以叙述，其内容大体如下: 我出生于一个穷苦牧师家庭。幼年时，父母因伤寒病相继去世，我被送到舅母里德太太家抚养。在那里，我度过了10年被轻视、受虐待的生活，后来，里德太太又把我送到罗沃德孤儿院。孤儿院长是个冷酷无情的伪君子，用种种方法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孤儿，我也受到过他多次无理惩罚。我从孤儿院毕业后，留在那里做了两年教师，但我对那里的生活厌烦透了，便应聘到桑菲尔德庄园上当家庭教师。我发现庄国主人罗切斯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表面盛气凌人(但内心似乎很痛苦。他很神秘，而I正因为神秘，我渐渐地对他感兴趣，甚至爱上了他。桑菲尔德庄园也很神秘，不断发生奇怪的事情:夜里突然响起令人毛骨忡然的大笑声;罗切斯特的卧室莫名其妙地着火„„罗切斯特突然向我求婚，我接受了。但是，正当我们举行婚礼时，有人说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我惊恐万状。罗切斯特便把我们带到庄园三楼的一间密室，里面关着罗切斯特的妻子—— 一个疯女人。我这才知道，庄园里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这个疯女人干的。罗切斯特解释说，法律不许他离婚，所以他一直瞒着我。可是我怎么能和一个有妇之夫结婚呢,于是我悲痛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我一路乞讨，有个叫圣?约翰的牧师收留了我。不久，圣?约翰向我求婚，要我成为他的帮手，一起去传道，但我拒绝了。他是个好人，可我要的是爱情。况且，我心里仍思念着罗切斯特。于是我就回到桑菲尔德庄园。但是，那里已成一片废墟。邻居告诉我，几个月前，那个疯女人放了火，庄园被毁，她自己也被烧死。罗切斯特为了救妻子，眼睛被烧瞎，还伤了一只手，现在住到附近的村子里了。我随即去找他，并决定嫁给他。就这样，我们结了婚。两年后，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罗切斯特的一只眼睛也治好。从以上简单的故事梗概中即可看出，夏洛蒂?勃朗特在写《简?爱》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浪漫小说、甚至18世纪开特人小说的影响。譬如，小说中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被表现为一种超社会的神奇激情，这显然具有浪漫色彩;而桑菲尔德庄园则被描写得既阴森又神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哥特式小说中幽灵出没的城堡。有材料表明，夏洛蒂?勃朗特从小就喜欢浪漫小说和哥特式小说，所以其影l响便很自然地在她的创作中显露出来。但是，尽管有浪漫小说和哥特式小说的成分，《简?爱》从总体上说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原因有二:一是小说塑造了简?爱和罗切斯特这两个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人物;二是除桑菲尔德庄园之外，小说中的其他环境描写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具有典型性。夏洛蒂?勃朗特在写《简?爱》前曾对妹妹艾米莉说:“我要写的是一个新型的女主人公，她同我一样矮小和丑陋，但是我相信她将能同你们塑造的任何一个漂亮的女郎媲美，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兴趣。”这一点她确实做到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首先，简?爱是一个贫民女子形象，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孤儿和一个家庭女教师，不再是传统小说中那种无病呻吟的上流社会的小姐，以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这在当时确属新型。其次，这一形象代表着19世纪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欧美女性运动，表达了来自女性，尤其是出身贫寒的平民女性的强烈愿望，即:要求和男子平等;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以及自由表现自己的爱憎，譬如，她大胆爱上贵族罗切斯特，而当得知罗切斯特有妻子时，她又果断地离开了他，不像传统的下层女子那样，甘愿充当上流社会男子的情妇甚至玩物;后来爱上帝的胜过爱人类的圣约翰向她求婚时，她拒绝了并不执念于感激之情而委屈顺从;后来当罗切斯特的妻子死后，虽然罗切斯特已双目失明，她却主动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简一爱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追求，而这种对女性自身人格尊严和独立性的追求，正是当时处于觉醒之中的新型女性的特征。再次，由于简?爱忠于理想，这势必与传统社会发生冲突，因此她又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这不仅表现在恋爱和婚姻方面她敢于冲破阶级鸿沟和蔑视社会习俗，而且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譬如，她大胆反抗当时的家庭教育和所谓的“学校教育”:在里德太太那里，她拒不做小绵羊式的“好姑娘”，而在孤儿院里，又多次顶撞蛮横无理的院长和学监，即便遭到无情惩罚也不屈服。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她也是个大胆的反抗者:她不愿嫁给圣?约翰，因为她认为上帝并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当圣?约翰责备她不爱上帝时，她很干脆地回答说，她只相信能为人间带来幸福的上帝。这种对传统教育以及宗教信仰的怀疑和抗拒态度，充分反映出新型女性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同时也表现出勇敢无畏的反抗精神。如果说简?爱是觉醒的新型女性的典型的话，那么，罗切斯特则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贵族的形象;他虽然拥有地位和家产，但他仍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一个发疯的妻子，不如说是因为他对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感到极度的厌烦。他愤世嫉俗，故意盛气凌人，以此来表现他和周围一切的格格不入。他想摆脱这一切而使生活更为生气勃勃，却又苦于无处寻找这样的生活。他虽在家中开舞会接待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但又对她们嗤之以鼻。而当简?爱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他却从这个相貌平凡的下层女子身上看到了希望。因为简?爱有理想，有追求，而且对生活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这就是新型女性的魅力所在。于是，他不顾贵族社会的习俗，很快就爱上了简?爱，而且希望和她结合并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只要他发疯的妻子存在，他的愿望就无法实现。因为简?爱不会屈从。反之，如果简?爱屈从于他，那么简?爱也就失去了新型女性的全部魅力。这里，疯女人可以说是贵族社会的一种象征，只有当“它”自己毁灭自己之后，罗切斯特才能最终获得“解放”，才能与简?爱结合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像男女主人公一样，《简?爱》中的许多环境描写也是既真实又典型的。如简爱在姨妈家里的生活、在孤儿院里的遭遇以及她和牧师圣约翰的关系等，都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如实描写。而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对孤儿院的描写。夏洛蒂勃朗特自己进过为穷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那里虽不是孤儿院，但情形大体相同，因此她对当时英国所谓的“儿童教育”有着切身体会。这种“教育”实质上是摧残儿童，而这一切，从小说中就是通过对罗沃德孤儿院的描写，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虽然对这一丑恶现实的揭露并非夏洛蒂?勃朗特一人所为，如在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也有类似描写，但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同时又饱含着强烈情感，因此对孤儿遭受摧残的心理状态的反映更为细腻、真实和动人，从而加深了对这一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就小说艺术而言，《简?爱》最大的特点是人物的个性化。简爱不仅具有新型女性的共性，同时又极具个性。如果没有丰满的个性，或者说共性不是从个性中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简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不朽的形象。简?爱的个件是:聪明而谦逊、倔强而善良、沉静而热烈。这些个性特点既表现在简?爱的童年生活中，如她在孤儿院里因不服“管教”而受罚，等筹;同时也在她和罗切斯特的关系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如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个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而在罗切斯特面前奴颜婢膝，但又极其理智而有教养;她多次陷入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从理智压抑感情，到感情迸发，又到理智与感情趋于统一，经过一系列内心冲突之后，才真正体现出她崇高、优美而感人的性格特征。同样，罗切斯特的个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夏洛蒂?勃朗特显然在这个人物身上使用了“内外对照法”，即:他傲慢的外表和温柔的内心构成对照。随着简?爱逐渐透过他的外表了解到他的内心，逐渐从怕他到最后爱他，他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也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吸引人。这样不仅使他们曲折而有点离奇的爱情显得非常可信，同时也使读者为他们的命运所感动。这部小说情节引人入胜，语言质朴无华，景物描写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尽管小说中对桑菲尔德庄园的描写带有俗套的哥特式小说痕迹，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也似有庸俗之嫌，但那是当时读者的嗜好，夏洛蒂?勃朗特不可能不考虑读者的这种普遍要求。总之，《简?爱》是一部反映19世纪英国现实生活的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第七节艾米莉?勃朗特一、生平和创作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是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她出身于英国北部约克郡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幼年丧母。1824年，艾米莉和大姐玛丽亚、二姐伊丽莎白、三姐夏洛蒂一起被送往柯文桥一所专收穷牧师子女的寄宿学校读书。寄宿学校纪律严格，伙食与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玛丽亚与伊丽莎白次年便死于学校流行的斑疹伤寒。夏洛蒂与艾米莉由于及时被接回家中，才幸免于难。从此，艾米莉在豪渥斯的牧师家里，过着与父兄、姐妹相依为命的生活。为了排遣孤寂，艾米莉与夏洛蒂、安妮和哥哥勃兰威尔以读书、写作诗歌和杜撰传奇故事自娱。这些活动极大地发掘了艾米莉的文学天才，并使她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她是兄弟姐妹中性情最孤僻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常常一个人在约克郡的荒野沼地中漫游。粗犷严酷的自然环境刺激了她的想象，促使她虚构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世界。1847年，《呼啸山庄》问世，但小说并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遇到了普遍的冷淡和几篇评论的严厉贬抑。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物性格，异乎寻常的强烈的爱、恨与复仇意识，完全有悖于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正统规范。作品被指责为阴森可怖、病态心理、不道德和异教思想。这使得生性内向的艾米莉陷入更深的沉默，终于在1848年12月步其兄勃兰威尔的后尘，郁郁而终。二、《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她的代表作《呼啸山庄》奠定的。《呼啸山庄》的故事情节发生在英国北部约克郡蛮荒的自然环境里，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恩萧家族和林惇家族两代人的编年史。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萧从利物浦捡回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弃儿，取名希剌克厉夫。恩萧对养子的宠爱激起了他的长子辛德雷的嫉恨，而辛德雷的妹妹凯瑟琳却与希刺克厉夫结成了真挚的友谊。恩萧死后，辛德雷继承了呼啸山庄，肆无忌惮地虐待希剌克厉夫，将他贬到仆役的地位。在孤寂低下的处境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关系由相依为命发展为深沉的爱情。但凯瑟琳又不能完全弃绝上流社会的物质诱惑和门第观念，决定嫁给画眉山庄的继承人埃德加?林惇。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希剌克厉夫离家出走，三年后，又以富绅的身份返回呼啸山庄，开始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他娶了林惇的妹妹伊莎贝拉，百般虐待，又怂恿辛德雷酗酒、赌博，最终占有了呼啸山庄。其间，凯瑟琳处于希刺克厉夫和林惇两股不可调和的力量中间，终因极度痛苦而死去，留下一个女儿小凯瑟琳?林惇。伊莎贝拉死后，希剌克厉夫将儿子小林惇从画眉山庄夺回，强逼小凯瑟琳嫁给奄奄一息的儿子，终于在小林惇死后，又夺取了画眉山庄。正在希刺克厉夫的复仇即将到达高潮时，他突然从小凯瑟琳和辛德雷之子哈里顿相互依恋的生活中看到了过去自己和凯瑟琳的影子，良心受到谴责。希刺克厉夫死后，他的灵魂和凯瑟琳终于相会，小凯瑟琳与哈里顿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所有19世纪中叶的英国小说家之中，艾米莉较接近浪漫主义。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那种超越时空、超越死亡、充满激情的爱情是女作家艺术想象的产物。然而，作品的悲剧情节又是有深厚的生活作基础的，是建立在艾米莉对于生活的悲剧性的理解上的。作品首先揭露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金钱关系和门第观念对善良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以及造成的各种悲剧，表现了渴求爱情、友谊和知识的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独和道德毁灭。希剌克厉夫作为一个来自下等社会的、具有吉普赛血统的弃儿，刚进人呼啸山庄便遭到了冷遇。恩萧夫人厌弃他，辛德雷少爷嫉恨他，连仆人也敢于欺负他。在这样的逆境中，希剌克厉夫养成了孤僻、忧郁而坚忍的性格。老思萧死去后，希刺克厉夫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伞，只能以加倍的顽强与沉默来对抗年轻的暴君辛德雷的侮辱与虐待，但他心里却酝酿着复仇的情感。在这凄凉冰冷的世界里，希剌克厉夫除凯瑟琳以外一无所有，凯瑟琳除希刺克厉夫以外也没有别的朋友，他们俩对于彼此的命运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于是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辛德雷的压迫。在抗争中，他们发现了相互间深沉而强烈的需要，希刺克厉夫倾心于凯瑟琳这个活泼、倔强而具有野性的姑娘，只有她才能给他理解和友谊。而凯瑟琳也意识到要获得充分的人性，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要忠实于自己作为人的责任，只有彻底地和他站在一起，共同反抗辛德雷的压迫。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爱情就在这种共同的遭遇和反抗中萌生而成。然而，呼啸山庄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存在，凯瑟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世俗门第观念的污染，成为自己阶级和教养的囚徒。尽管她对女管家丁耐莉诉说:“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最强的思念。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却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就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不会像是它的一部分。我对林惇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变化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变化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然而，凯瑟琳又认为，嫁给希刺克厉夫会降低身份，从而理智地选择了温驯、文雅而漂亮的林惇少爷。凯瑟琳原先还抱有天真的幻想，以为嫁给林惇“就能帮助希剌克厉夫高升，并且把他安置在我哥哥无权过问的地位”，但事实打破了凯瑟琳的幻想，希剌克厉夫和林惇之间是无法调和的，从希刺克厉夫离家出走和返回后林惇的态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凯瑟琳这才痛切地意识到:她和希刺克历夫之间，如果谁背叛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就背叛了一切，就是背叛了生命之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凯瑟琳屈从了世俗，也就违背了自己的天性，背叛了自己的感情，从而陷入自己织就的罗网中，一直挣扎到死。她在撕扯着自己的人性的同时，也使无辜的埃德加最终成了希刺克厉夫复仇的牺传品，正如希刺克厉夫在凯瑟琳临终前泣诉的:“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饶恕他,” 失去了生活目标的希剌克厉夫从此抛弃了温情，丧失了人性，以魔鬼的姿态为他被践踏的人格、自尊与爱情进行了狂暴的复仇。希剌克厉夫复仇的动因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他的复仇义又是悲剧性的。希剌克厉夫复仇的悲剧意义在于:他原是一个被私有制社会所摈弃的受压迫者，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他掠夺了别人的财产，自己成了压迫者;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是以自己精神上的失败为代价的。他用压迫者的标准向压迫他的人复仇时，他也背叛了自己的人性，割断了他和死去的凯瑟琳的联系。他用来复仇的武器，同时也成了他终生的诅咒。英国文学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在《英国小说概论》中尖锐指出:“希剌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了，然而也确实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连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于是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所以，希剌克厉夫在将两个仇人的儿女哈里顿和小凯瑟琳都控制于掌心时，并不能享受到复仇成功的快意。他对丁耐莉承认:“我已经失掉了欣赏他们毁灭的能力，而我太懒得去做所谓的破坏了”。希剌克厉夫在复仇的路上迷失了自己。这时，只有凯瑟琳的灵魂才能为他指点迷津。当希剌克厉夫发现哈里顿和小凯瑟琳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便无力再报复下去。他感到哈里顿仿佛是他青春的一个化身。他从小凯瑟琳与哈里顿相互扶持、相互依恋的感情里，看到了从前他和凯瑟琳关系的实质。他意识到他成了第二个辛德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人性以不可逆转之势苏醒过来。只有这时，希剌克厉夫才有可能恢复他和凯瑟琳一度中断的精神联系。在小说的结尾处，希剌克厉夫狂喜地等待死神的召唤，他和凯瑟琳的爱情终于超越幽冥，获得了最后的归宿。总之，艾米莉展现了男女主人公心灵挣扎的历程，对它们的的爱情悲剧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揭露了冷酷的社会制度对纯真爱情的扼杀。同时，女作家还暴露了英国外省庄园虚伪的田园生活。尽管故事发生在一处偏僻的角落，但艾米莉并没有吟唱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女作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准确地传达了工业革命前北方的约克郡荒原地带的生活气息。尽管人们还过着一个闭塞、落后而粗糙的生活，迷信，崇拜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已悄悄地渗透到了豪渥斯，并逐渐支配了人们的生活。小说表现了暗无天日的酗酒，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宗教的伪善，对金钱的贪欲，暗中策划的阴谋。呼啸山庄成了一个介于开化与未开化之间的近代社会的缩影，成了一个拆散有情人，对最终摧毁人性的邪恶社会力量的象征。从人物形象来看，小说的主人公希剌克厉夫和凯瑟琳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冷酷无情的等级制度的牺牲品。作品感人地描绘了希剌克厉夫和凯瑟琳铭心刻骨的爱情，揭示了不公平待遇和欺压凌辱对叛逆性格所产生的作用。正如夏洛蒂?勃朗特在1848年8月14日致其文学知交威廉?史密斯?威廉斯的信中所述:“如果给以细心的培育与和善的待遇，这个黝黑的人吉普赛崽子也许能成长为一个人，可是暴虐和愚昧只把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希剌克厉夫重返呼啸山庄进行复仇后，读者还是能宽恕他，并同情他变态的激情。英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阿尔杰农?查尔斯?史文朋这样评价小说的艺术效果:“笼罩全书的气氛是那么崇高，那么健康，以致那使夏洛蒂?勃朗特感到不安的‘活灵活现的可怖景象’，在这里几乎立刻被一种高尚纯洁和激昂率直的总印象所中和了——我们虽不一定说被它软化厂，但可以说被它缓和、冲淡、变形了„„” 希剌克厉夫的本性是善良的，这不仅发现为对凯瑟琳忠贞不渝的恋情以及凯瑟琳在世时对林惇隐忍的态度，还表现为对哈里顿和丁耐莉的态度。哈里顿作为仇人辛德雷的儿子，希剌克厉夫剥夺了他继承呼啸山庄和受教育、成为上流绅士的权利，使之成了一个粗暴、邋遢的仆人。但希剌克厉夫又不可遏止地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爱他，连小林惇也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恩宠。哈里顿也维护他:“他说他不愿意忍受诽谤希剌克厉夫一个字，即使他是魔鬼，那也无所谓，他还是站在他一边的。” 希剌克厉夫死后，哈里顿是唯一真正难受的人，“他整夜坐在尸体旁边，真挚地苦苦悲泣。他握着它的手，吻那张人人都不敢注视的讥讽的、残暴的脸。”对丁耐莉，这个仁慈善良而又忠心耿耿的仆人，希剌克厉夫则始终抱有半隐半显的尊重态度。即使丁耐莉与之发生冲撞，他也表现出对别人所没有的克制与宽容。这就为其临终前人性的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女作家对希剌克厉夫凄凉绝望的一生是充满同情的，对造成他不幸的社会是满腔愤怒的。小说结尾，女作家以房客洛克乌德先生的口吻，表达了深深的感慨之情:“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呼啸山庄》问世之初，批评家大都认为它是一部艺术粗糙、笨拙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小说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以及对后代英国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艾米莉也终于被归入维多利亚时代第一流小说家的行列。小说主要表现出这样几个方面的艺术特色: 首先，作品体现出女作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艾米莉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年，一生几乎全部是在约克郡他父亲的教区牧师住宅里度过的。在工业革命前交通不便的时代，约克郡与那些构成时代主流的势力差不多是完全隔绝的。同时，艾米莉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恋爱经历，然而，枯燥乏味的生活并没有使她的才思枯竭，反而使她迸发出独特的艺术想象力，并充分表现在作品里。作家虚构了约克郡原野上一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希剌克厉夫在凯瑟琳临终前两人相会的一章可说是小说中最感人的爱情篇章之一。两人在紧紧拥抱、涕泪横流的同时，又在激烈地诅咒着对方、谴责着对方。凯瑟琳变成鬼魂之后，一直在旷野和呼啸山庄留连不去，等待着希剌克厉夫。希剌克厉夫在雪夜掘开凯瑟琳的坟墓，只为再看一眼情人的面容。为和她相会，他故意折磨自己，不吃不喝而死。还有洛克乌德在风雪交加的深夜，透过窗户看到了凯瑟琳的幽灵等情节，无不惊心动魄，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女作家还恰当地表现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但都紧紧围绕主题，并不使读者感到不自然。其次，作品具有复杂而独创的情节结构。小说运用了一种不寻常的叙事手法。本来小说虚构的是一个时间相对停滞、空间相对封闭的世界。由于一个外来客洛克乌德先生的闯入，这一封闭世界的神秘性才被打破。画眉田庄的租户、好奇而又不甘寂寞的洛克乌德先生前来拜访呼啸山庄的主人希刺克厉夫，受到了粗暴、无礼的接待。他对于奇异的环境、人们异常的性格以及复杂的相互关系都感到惊讶。夜晚，死去的凯瑟琳卧室窗外哭喊泣诉的幽灵更引起了他的恐惧。在这里，艾米莉通过洛克乌德的遭遇，巧妙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恐怖之感，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弦，使读者急切地要跟随洛克乌德揭开这山庄的历史隐秘。而洛克乌德访呼啸山庄时，小说设计的戏剧性情节已接近尾声了。这以后，回到田庄的洛克乌德和女管家丁耐莉提起呼啸山庄的往事，通过回忆，以倒叙的方式揭开了恩萧家族和林惇家族三代人的故事。这里，情节仿佛是专门为洛克乌德(也即隐含的读者群)的好奇心而展开的。随着丁耐莉的回忆，读者由一无所知，到知之不多，再到无所不知的崭新境界;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叉，远景与近景的融合，艾米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审美角度。丁耐莉是小说中一个身份特殊而又相当重要的角色。艾米莉在这里精心设计了她的身份，她既是呼啸山庄的女佣，后又成为画眉田庄的管家，熟谙两处产业主人们的感情纠葛与盛衰浮沉，这就使她成为历史的介入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充当了具有权威的全知叙述人，成了历史与现实、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和读者之间的中介。再次，作品中，自然与人物个性形成了惊人的和谐。悲剧就从这种和谐的被破坏开始，并在这一和谐重新恢复后结束。同时，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具有高度的诗意和象征意义，成为渲染气氛、刻划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高踞于贫瘠荒丘之上的呼啸山庄，日夜经受着风暴的侵袭。这里的风景是“过度倾斜”的“矮小的枞树”，“消瘦的荆棘”，“窄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墙角有大块的突出的石头防护着”，“土地由于结了一层黑冰而冻得坚硬”，这里住着粗扩、暴躁的恩萧们。山下树木葱笼的峡谷里，则是画眉田庄的主人，文雅、顺从、胆怯的林惇们。山上、山下，是一种对立而又和谐的关系，自从凯瑟琳违背了天性和林惇结成了勉强的婚姻，和谐被破坏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悲剧也就真正开始了。在几个主要人物死亡之后，天性相似的哈里顿和小凯瑟琳幸福地结合了，住到画眉田庄。呼啸山庄则留给了希剌克厉夫和凯瑟琳的灵魂。新的和谐重新建立。全书开头，有一段对于呼啸山庄自然环境的描绘。‘呼啸’的英文词是当地的方言，指暴风席卷而来的时候大自然发出的一片咆哮声。终年不断的猛烈的北风，不容许山庄的树木向天穹挺伸，强迫它们都得向一边倒去。那萎靡不振的树木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发育良好的优美体型，“树性”被狂暴的猛风扭曲了。作品中，树性就是人性的象征。人性同样终年不断在承受强暴的压力，被残酷地扭曲和摧残了。小说还体现出浓郁的英国北方的乡土气息。艾米莉忠实地以她成长的上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蓝本来描绘人生，这就使其小说具有明显的约克郡地方特色，独立于19世纪小说主流之外。正如夏洛蒂在1850年《呼啸山庄再版序》中说明的:“它从头到尾是乡土气息的。它带着荒原色彩，野性，像石南的根一样虬结多节。它也合乎自然地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荒野上土生土长的人，荒原哺育大的孩子。” 最后，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人物语言的多样性与个性化特征。艾米莉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情绪与个性特征，使语言成为小说中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主题的有力手段。如小说中为了表现希剌克厉夫对生活的绝望和强抑的激情，艾米莉设计了专横、粗暴而又不连贯的语言风格;为了表现凯瑟琳临终前的精神崩溃，艾米莉又设计了大段混乱而无系统的呓语，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女主人公所受到的心理煎熬。此外，女作家还将丁耐莉庄重而沉稳的口吻，小凯瑟琳活泼天真的嬉笑，小林惇胆怯而令人生厌的呻吟，老约瑟夫那粗鲁的约克郡方言有机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语言世界，使人物栩栩如生地立在了读者的面前。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2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八节哈代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哈代的作品了解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德伯家的苔丝》，难点是哈代创作主张与宗教观的冲突。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早期小说创作三、中期小说创作四、晚期小说创作五、诗歌创作六、《德伯家的苔丝》作业与思考题:1、分析造成苔丝这个人物悲剧的原因 2、名词:“威塞克斯小说” 总结与反思: 应该向学生强调加强哈代小说的阅读范围，因为一部分同学读过《德伯家的苔丝》，但几乎没人读过《无名的裘德》，其他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第八节哈代一、生平和创作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县博克汉普顿村一个石匠家庭。该郡是个农业郡，在哈代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博克汉普顿又紧临大荒原。哈代8岁开始在本村上学，后来转到郡城的一所学校学习拉丁语言和文学。1856年哈代离开学校，跟一名建筑师当学徒。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多塞特郡有名的语言学家和诗人巴恩斯。受其影响，哈代开始研读文学和哲学著作，并自学希腊文，阅读《圣经》和其他神学著作。由于此时哈代一直生活在农业郡的氛围之中，他对农民的生活、性格、风俗、语言等极为熟悉。 1862年哈代前往伦敦。在伦敦的五年间，是哈代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最重要时期。哈代在名建筑师布洛姆非尔德手下当绘图员，曾在建筑论文比赛中两次获奖。同时继续钻研文学和哲学，并在伦敦大学皇家学院进修近代语言，特别是法语。当时，《物种起源》刚发表不久，哈代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赫胥黎的不可知论以及穆勒的诗歌《论自由》等，对哈代的思想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切促使他放弃了在家乡初步形成的基督教观念而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他在城市生活的实践，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城市与农村在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上的巨大差异。 1867年，哈代因身体不能适应伦敦气候，返回故乡。从事建筑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哈代最初创作诗歌，但很快就放弃了写诗，而集中力量去写作小说。1868年他写出了第一部小说《穷汉与贵妇》，遭到出版商拒绝，一怒之下，将手稿焚毁。1871年，他公开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计出无奈》。他一生共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14部。哈代把他的小说分为三类:“罗曼史和幻想小说”包括《一双蓝眼睛》(1873)，《号兵长》(1880)，《塔上的两个人》(1882)，《心爱的》(1892—1897)等;“机敏和经验小说”包括《计出无奈》，《爱塞尔伯特的婚姻》(1876)，《一个冷淡的女人》(1881)，《晚餐及其他故事》(1913)等;“性格和环境小说”有《绿荫下》(1872)，《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林地居民》(1887)，《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7部。“性格和环境小说”是哈代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又由于这些小说都以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广大的农村地区为背景，所以又称之为“威塞克斯小说”。威塞克斯的土地上，残存着古代巨石建筑遗迹，拥有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保存着浓郁的宗法制社会风习，在老百姓中间流行着迷信与命运观念。威塞克斯的风光，特别是爱敦荒原一带的高原沟壑与丘陵草地是美丽的、神秘的、雄奇的和可怖的。这样，当这种氛围与哈代所接受的进化论、唯意志论、不可知论等思想揉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显示了哈代世界观的独特性: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在描写农村生活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破坏时，他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以及资产阶级法律、教育与劳动人民为敌的本质。但他的人道主义，又是以极其重视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感情为核心的，是通过描写人的自然感情与社会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的冲突，来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因此，他在作品中描写人与环境对立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威塞克斯与爱敦荒原这块土地既留恋、又排斥，既爱又恨的矛盾感情。同时，又由于哈代创作时代正处在“世纪末”，加之受到了当时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使他认为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感情之所以不能充分实现，人世之所以充满了忧患和痛苦，是因为宇宙本身是有缺陷的，并没有一个全智全能的神公正地安排人间祸福，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人。因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又有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浓郁的悲观主义气氛。这种特点，既是哈代本人复杂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他的“威塞克斯小说”的精神特点和情感色彩的集中体现。《绿荫下》被誉为用文字写成的一幅“荷兰画派的乡村画”。小说在宛如世外桃源、富于诗意的农村自然风光的背景上，描写了青年农民狄克?丢勒对乡村女教师芳西?黛的爱情故事。作品反映了作家对宗法制农村的浓厚感情。同时，芳西隐瞒了她与牧师暧昧关系的情节，也暗含着今后悲剧的因素。《远离尘嚣》的成功，使哈代放弃了建筑职业，从此完全致力于小说创作。小说描写了几位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在对农村景色充满诗情画意的背景下，青年牧羊人加布里埃尔经过挫折与磨难，终于与美丽的白斯雪芭结了婚。作品的这个圆满结局，显示出哈代相信来自民间的、与大自然接近的劳动者的才干与力量。但在这种乐观气氛中也渗入一定的阴暗成份。白斯雪芭的丈夫、青年军官特拉，作为外来资本主义利己势力的代表在作品中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利己主义哲学已进入了远离尘嚣的偏僻乡村，宗法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被资产阶级的生活原则所取代。作品较之《绿荫下》，虽然思想认识程度进一步加深，但也透露出以悲观主义解释生活的倾向。《还乡》是哈代重要小说之一。作品以“一片苍茫万古如斯”的爱敦荒原为背景，描写在巴黎经营珠宝多年的富商克林?姚伯厌恶喧嚣的城市生活而回到家乡。但资本主义及其意识渗透了穷乡僻壤，从而造成了他的悲剧。小说深刻地体现了哈代思想的矛盾性。他珍视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感情，从而赞美游苔莎美丽聪颖和执著追求幸福的天性，对她的惨死也给予了同情。然而哈代又否定了游苔莎私奔出走的作法，认为这不符合古朴的乡村美德。他肯定克林回到乡村，用现代知识武装农民，但又对自己心目中古朴美好的宗法制农村生活表示留恋。作品对农村自然景色的描写极富诗意，但爱敦荒原在作者笔下又成了具有一种凌驾宇宙并支配人类的神秘力量，是大自然冷酷无情的象征。作品的宿命色彩和悲观主义气氛更加浓厚。游苔莎绝望地喊道:“老天啊，我对你一丁点儿坏事都没有做过呀，那你想出这么残酷的刑罚来叫我受，你有多残忍哪～”克林也说:“我们不能打算怎样在人生里光荣前进，而只能打算怎样不丢脸地退出人生。” 1886年发表的《卡斯特桥市长》，进一步反映了英国宗法制农村受到资本主义关系冲击而急剧瓦解的过程，强调了命运对人的自然感情的冷酷无情。主人公亨察尔因酗酒卖掉妻女，铸成大错。此后无论他怎样努力赎罪，仍逃脱不了命定的厄运。尽管作品中宿命论色彩极为浓厚，但在哈代的现实主义描写中，仍表现出深刻的社会原因:卡斯特桥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市镇，处处保留着宗法制社会的古老特征。农民出身的亨察尔根据传统习俗和古老方式从事粮秣生意，18年后发迹致富，成为市长。他的成功正是与卡斯特桥市古老落后的社会环境密切相连的。但是当他面对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伐尔伏雷新的经营思想、方式和手段的时候，就被置于死地了。亨察尔的毁灭实际上反映了古老落后的卡斯特桥市的瓦解，伐尔伏雷的胜利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宗法制农村社会残余的胜利。 1891年出版的《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引起巨大反响。 1896年，哈代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揭露和批判的锋芒更加犀利。主人公裘德是个孤儿，梦想进入基督寺大学(影射牛津大学)读书。然而，仅仅因为他身为石匠，便被学院拒之门外。后受到荡妇艾拉白拉引诱，草率成婚。在心灵饱受创伤之际，遇到虽已结婚、但真正钟情于他的表妹淑?布莱德赫。裘德与淑同居后，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和道德的谴责，生活四处碰壁，甚至求职、住宿也遭到拒绝和刁难。孩子们惨死之后，淑受到极大打击，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于是又回原夫身边忍受屈辱的命运，以示赎罪。裘德不久在失望、潦倒中结束了“无名”的一生。在这部小说里，哈代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宗教制度乃至虚伪的伦理道德等作了多方面的批判。小说通过裘德和淑的命运悲剧，展示的是英国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控诉的是英国社会对有才华青年精神和肉体的扼杀与摧残。小说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观念更为阴郁、低沉。由于《无名的裘德》出版后遭到猛烈攻击，威克斐的主教甚至把这部小说焚毁示众。哈代在悲愤之余不得不放弃小说写作，重新致力于诗歌创作。哈代共出版诗集8部，分别为《威塞克斯诗集》(1898)、《今昔诗集》(1902)、《时光的笑柄及其他》(1909)、《即事讽刺诗》(1914)、《幻象的时刻和杂诗》(1917)、《近期的诗和从前的诗》(1922)、《人生小景》(1925)、《冬天的话》(1928)。在这些诗作中，题材极为广泛，既有田园诗、爱情诗，也有哲理诗和政治诗。内容大多抒发对自然风光、友谊爱情、民间疾苦、战争和平的情感与思考。不少诗篇受民间歌谣影响，有的取材于古老的情歌和传说，乡土气息浓郁。1904至1908年间，哈代还写作了一部以拿破仑战争为题材的史诗剧《列王》。全剧共3部19幕，130场。作品时间跨度是1805至1815年;场景既有千军万马的战场，冠盖云集的宫廷，也有乡村野店，私人密室，从而勾勒出一幅拿破仑时代欧洲全景式的画面，表达了他对战争、杀戮、奴役的厌恶和痛恨。然而，作品也显示出哈代的相当浓厚的宿命论观念:主宰历史的是一种神秘而永恒的力量，包括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不过是宇宙主宰的玩偶和傀儡。除长篇小说和诗作外，哈代还出版过很多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一群贵妇人》(1891)、《生活轻嘲集》(1894)、《一个改变了的男人》(1913)、《晚餐及其他故事》(1913)等。这些中短篇小说主要仍以威塞克斯广大农村地区为背景，描写农村生活和风习。思想情感上与其长篇小说十分近似。 1912年，哈代夫人去世。1914年哈代与女秘书弗洛伦斯?爱米莉?达洛黛尔结婚(她后来成为哈代传记作者)。1928年1月11日，哈代逝世，死后葬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之角。其心脏则葬于故乡的教堂墓地。哈代的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因素侵入英国农村后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和风俗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和心灵创伤。在英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一直受到忽视，正是哈代用自己的创作，开辟了这一领域。哈代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主题，一般表现的均是人与社会、性格与环境的对立，特别是通过对爱情(哈代认为爱情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婚姻等问题的描写，表现个人对抗社会陈规、宗教法律、道德风俗以及神秘力量的悲剧性冲突。虽然哈代在描写农村劳动者悲剧时，常常把命运观念和神秘因素乃至性格弱点、遗传因素等交织在一起，使其作品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与悲观主义的情绪，但也要看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悲叹。他曾指出:“即使人生是有希望改善的，我们也不应该故意掩盖时代的丑陋，只装没有这回事。”他还说:“如果说我是悲观主义的话，那么我的悲观主义并不包含这样的假想:即世界将走向堕落„„相反，我的实践哲学明显指向人类不断向善的理论。”可以说，正是在他带有悲观主义的描写中，沉重地打击了维多利亚时代虚假的乐观主义，揭穿了英国社会在宗教与道德风尚方面都臻于完善的谎言。这诚如卢纳察尔斯基所言，哈代是一个“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 哈代又是一个19世纪后期既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作出了发展与创新的英国作家。例如，他描写的威塞克斯地区，就非常精确地再现了英国西南部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社会风俗以及时代氛围。他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一系列妇女的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然而，其卓越的现实主义描写又是与自然的神秘力量、人物的性格缺陷，尤其是与大量而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哈代笔下的自然风光渗透了强烈的主观情愫，景物描写与人物个性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的叙述带有浓郁的抒情特点，富于诗意。有时作者还直接进入作品，表露对悲剧人物的关切态度。正是这些艺术成就，使哈代成为独树一帜的英国作家。二、《德伯家的苔丝》《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在资本主义发展给英国偏远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带来深重灾难的背景下，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农村姑娘短暂而悲惨的一生。通过小说中的描写，可以看到，此时，英国资本主义不仅在都市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侵袭到农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已在农村开始出现。作品所描写的克里克老板的牛奶场和富农葛露卑的农场，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至于机器代替了手工，农民由贫困、破产直至流入城市等描写，正是19世纪末英国农村急剧变化情景的反映。在这种情形下，必然带来人们思想和精神上的变化。亚雷凭借有钱为所欲为的伪善，克莱在思想与行动上的深刻矛盾以及苔丝周围人们的观念，都打上了浓重的资产阶级道德意识的烙印。这表明，哈代对当时社会本质及其氛围的把握是十分深刻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上，哈代饱含激情塑造了苔丝这一艺术典型。小说的女主人公苔丝?德伯是一个纯洁、善良、美丽、坚强并具有反抗精神的英国农村女性形象。她是在绿草如茵、风景如画的乡野中长大的。纯朴的乡村生活使她具有一颗高尚的心灵。她心地善良，甚至连小虫子都不忍心伤害，连小鸟关在笼子里都让她落泪。她热爱劳动，没有虚荣心，从未感到自己贫苦的出身是什么耻辱，对攀附所谓“本家”感到厌恶。第一次去德伯家认亲，她是极不愿意的。可家里唯一的老马一死，弟妹一大群，父亲又常酗酒，生活实在艰难。正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才带着胆怯、羞愧的心情去德伯家的。她容貌美丽，可从未想过把它作为达到荣华富贵的手段。当她第二次去德伯家时，她母亲想的是利用她的美貌使其成为德伯家少爷的阔太太，但她只想去干活儿，做帮工。她珍视情感，看重爱情。她爱克莱，是因为他善良开明，情感高尚。苔丝性格坚强，富于反抗精神。在葛露卑的农场，虽然干着力所不及的牛马劳动，也不求人可怜和施舍。有了私生子后，用巨大的精神力量承受了周围人的白眼和歧视。她痛恨毁了她一生的恶少亚雷，最终不顾一切杀死了他，并坦然接受了“杀人犯”的刑罚。然而，苔丝毕竟生活在资本主义已经侵入英国农村的时期，她的身上，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迹。哈代揭示了这一形象及其悲剧原因的全部复杂性。在哈代看来，她的悲剧首先是时代造成的。这不仅仅在于她这个贫苦农民的女儿，此时已经沦落为一个雇佣劳动者。更重要的是亚雷?德伯和安矶?克莱所代表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势力，直接导致了她的悲剧的形成。亚雷?德伯是造成苔丝悲剧的元凶。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商人，而后冠以贵族德伯的姓氏。这个阔少凭借其父的金钱、权势称霸乡里。他见到苔丝，荒淫好色的嘴脸就暴露无遗，并设下圈套，毁坏了少女的贞洁和一生的幸福。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去满足自己的荒唐淫欲，既表现了农村地主阶级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资产者的现实特征。尽管后来他在老牧师克莱的帮助下一度改邪归正，然而几十年的恶习并未根除。当他再度遇见苔丝后，邪念再生。苔丝看透了这个穿着道袍的牧师的灵魂:“像你这种人本来都是拿我这样的人开心作乐的„„你作完了乐，开够了心，就又说你悟了道了，预备死后再到天堂上去享乐，天下的便宜都让你占去了。”苔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亚雷皈依宗教的虚伪，亚雷的行为本身也表明了作者对宗教力量的怀疑。亚雷为了控制苔丝，甚至用金钱和权势的力量，使苔丝一家处于无处安身的境地。可以说，苔丝一生都是亚雷所代表的强权与暴力的受害者。更可悲的是，哈代指出，亚雷这样的害人者却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宗教道德的保护。如果说，以亚雷为代表的恶势力及其强大的后盾——国家机器和宗教对苔丝的迫害是造成她悲剧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在安矶?克莱身上残存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对苔丝的摧残则是一种无形的、更可怕的精神戕害，这也是造成苔丝悲剧的主要社会原因之一。安矶?克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既有一定的开明思想，也保留着传统的道德偏见。他虽出身牧师家庭，却不愿当牧师“为上帝服务”，他愿意务农，“为人类服务”。他鄙视阶级偏见、等级观念，厌弃都市繁华生活，到农村和农工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力图掌握各种门类的农业技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和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相处，使他更感到乡村生活的纯朴、清新。在对待女性与恋爱问题上，他温文尔雅，严肃认真，注重情感，这与亚雷大相径庭。这一切说明，他是当时具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对本阶级的背离又是十分有限的。他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以后当一个大农场主作准备。他在与苔丝的交往中，始终没有抛弃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不仅一开始就认定苔丝将来可以做个好管家，更重要的是，他爱苔丝，并不像苔丝爱他那样无私和真诚。“他的爱是真火少，虚火多。”在他眼里，苔丝是“大自然的新生女儿”，然而，一旦苔丝向他坦白了过去所受的侮辱，那么，他身上保存的固有道德就扼杀了他心中真实的感情，感到自己受到了“非常残酷”的嘲弄。他自己虽然也有过放荡的行为，并得到了苔丝的原谅，但却不肯饶恕原本无罪的苔丝。这说明他心灵深处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根深蒂固，他从传统的贞操观来看待一个女人的纯洁与否，这给了苔丝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说由于亚雷的强暴导致贞操的丧失给苔丝带来了深沉的痛苦，但还未能泯灭她生活的欲望和未来希望的话(因为苔丝从内心蔑视他、憎恨他)，那么，克莱对她的遗弃，在某种程度上说，则摧毁了她的精神支柱(因为苔丝真心爱他、崇敬他)。这样，他的归来，使她更感受到了自身所受的屈辱，从而使其痛苦、悔恨、绝望达到了顶点。苔丝最终手刃亚雷，不仅要证明自己的无奈，同时也是要向所爱的人证明自己的无罪。由此，可以说，正是以亚雷为代表的恶势力和克莱身上存留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共同将苔丝推向了悲剧的深渊。苔丝的悲剧与她性格的弱点也是分不开的。在小说中，苔丝敢于大胆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却不能彻底摆脱传统道德对自身的羁绊。苔丝明白自己是社会暴力和伦理道德的受害者，但在受到乡里人非议的同时，她也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她“根据陈腐的习俗，布置了不同情自己的形体和声音”，用“一堆使自己无故害怕的道德精灵”来恐吓自己，“老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罪恶的化身，侵犯了清白的领地”。当她按照传统的贞操观来衡量自己的清白与否时，她比别人似乎更不能忘记自己的“耻辱”。她远离亲人和故乡，来到塔布篱，为的就是要忘记自己的过去。和克莱的相爱使她感到幸福，可同时更多的是内心痛苦的折磨，无法卸掉背在自己身上沉重的十字架。被克莱抛弃后，他仍认为是自己的罪过，毫无怨言，默默忍受命运加在身上的不公平。作者正是在此写出了苔丝性格的矛盾性和悲剧性，从而在更深层次表现了传统道德观念对苔丝精神的毒害。唯其如此，作品的批判力量才更强烈，苔丝的悲剧才更加震撼人心。在哈代看来，苔丝的悲剧也具有神秘莫测的命运作祟的因素。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可以复制出生动的现实图画。但作为思想家，哈代又认为在强大无比的宇宙威力面前，人是渺小的。人在同环境冲突中，软弱无力，受命运的支配。在哈代的笔下，苔丝的一生都充满着偶然性和命定的色彩:如她家身世莫名其妙地被发现、老马的死、违心去亚雷家认本家并遭奸污、与克莱结婚前夕给他的信被插入地毯下面、去爱姆寺访老克莱未遇而在归途中偶遇亚雷等，仿佛在她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偶然的因素出现，从而一步步地将她推向悲剧的结局。同时，小说中还不时出现一些神秘的因素，如德伯家神秘的马车、令人恐惧的十字手路标等。这些似乎也都在表明着苔丝的悲剧是命定的，难以解脱的。这反映了哈代思想的局限性，使这一形象的批判意义有所削弱。总之，苔丝的不幸既是社会的悲剧，同时也是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哈代将三种悲剧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典型形象。但也要看到，造成苔丝悲剧的社会因素是主要的，也是作家自觉加以展示的。特别是哈代把一个婚前已失身，后又与人非法同居的“杀人犯”，称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并把此作为小说的副标题，这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大胆抗议和有力嘲弄。正是因为作家这种离经叛道倾向，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舆论界的猛烈抨击，被斥为“不道德”。作家本人也受到了资产阶级卫道士的攻击和诋毁。《德伯家的苔丝》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时代氛围的高超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悲剧观念的拓展以及“圆型人物”的杰出塑造上，同时，这部小说也在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以及结构安排上，体现出了哈代小说的独特艺术个性。《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景物描写极为出色。这些景物描写既是客观自然的再现，同时也是哈代主观中自然的反映。它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且富于感情和生命。如小说一开始，在五月的春光下，少女们在草地上唱歌跳舞，白色的长裙，五颜六色的丛丛花束，青春的活力，使“群山环抱、幽静偏僻”的布蕾谷充满生机，富于诗意。作者将苔丝置于这一场景中，秀美的景色与节日的气氛衬托着姑娘的纯洁、天真、美丽、欢快和明朗。在写到苔丝在家乡过了几年压抑的生活来到塔布篱时，刚到英仑谷，所见到的是辽阔的草原、清凉的河水、无数的牛羊。一想到“没有人再拿含着恶意的眼光看她”，她高兴异常。她迎着南风，往前跳着走去，“她的希望和日光两相融合，仿佛幻出了一团光辉的气氛环绕着她。她在每一阵轻风里都听到悦耳的声音，在每一只鸟的歌唱里都找到了快乐。”这里由情入景，由景入情，情景交融，淋漓尽致地渲染了苔丝长期被压抑后获得解脱的心理。而当展示主人公厄运的时候，小说对荒原黑夜的描写则占有较大的比重。女主人公的悲惨事变往往伴随着冷酷阴沉的黑夜发生。这样，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就同小说的主题、人物的命运和作家的情怀处于一致和协调之中，从而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哈代是位心理学大师，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他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灵的微妙变化揭示得十分出色。这是与他十分珍视人的感情分不开的。他的心理描写，主要特色是注重在矛盾冲突中刻画心绪流程，表现人物复杂的心态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举例来说，苔丝第二次离开家乡时就抱定了决不再嫁人的决心。在克里克老板的牛奶场与克莱的朝夕相处，心中虽然产生了爱慕之情，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压抑它。面对克莱的表白，她激动、兴奋，而对他的求婚又百般拒绝，心中充满着忧伤、焦虑，内心常处在“绝对的快乐”和“绝对的痛苦”的挣扎中。在答应了克莱的求婚后，常常为自己所遭到的耻辱感到惊惶，既想告诉克莱又害怕告诉他。可以说，她与克莱相爱的整个过程中，心中始终交织着幸福、痛苦、恐惧、悔恨、屈辱等各种感情。正是由于哈代将人物置身于感情与理智、幸福与痛苦、希望与绝望的矛盾的漩涡之中，他笔下的人物才极为真实、丰满、立体和可信。《德伯家的苔丝》在结构上也极其严谨。在苔丝悲惨的一生中，通过亚雷对苔丝的奸污与玩弄，克莱对她的爱慕与遗弃，苔丝的忍辱与复仇以及最终的逃亡和被当局明正“典刑”，前后几个阶段的安排井然有序，具有结构巧妙的特色。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九节海涅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海涅的作品了解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难点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授课方法与手段:老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作业与思考题:《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思想意义总结与反思: 对海涅诗歌的理解有待加强第九节海涅亨利希?海涅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既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之王”，又是结束德国浪漫主义、开创德国新诗派的“第一只夜莺”，因此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一、生平和创作海涅(1797——1856)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父亲是犹太人，常年经商，母亲出身于医生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海涅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当时浪漫派文学方兴未艾，不仅在德国，就是在整个欧洲，都是文学主流。因此，海涅受浪漫派的影响很大，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在浪漫派之中度过我的最愉快的青年时代”。海涅的创作和他一生的经历密切相关，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1819年，海涅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但第二年就转而学习文学。当时在波恩大学执教文学的是德国浪漫派奠基人之一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海涅对施莱格尔的学识推崇备至，曾称他是“伟大的大师”，甚至还写了三首热情洋溢的诗献给他。可以说，海涅后来之所以能在德国文坛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施莱格尔对他的指导和培养。但是，海涅却不是施莱格尔的忠实继承人，因为就如他后来说的:“最后却把我的老师痛打了一顿。”也就是说，海涅后来不仅背弃了浪漫派，还对浪漫派作了严厉的批判。 1821年，海涅因与人决斗受到学校处罚，停学半年，不久之后转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听哲学大师黑格尔讲课。在柏林，他结识了法恩哈根封恩泽夫妇和作家沙米索及富凯等人。恩泽夫妇家的文学沙龙是当时柏林的文学中心。由于受周围众多诗人和作家的影响，海涅便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1823年春天，海涅从柏林回到已移居吕纳堡的父母身边，并于第二年年初去哥廷根大学重修法律。在读期间，他继续写诗。同年秋天，他去哈尔茨山徒步旅行，后来他那部风格独特的散文作品《哈尔茨山游记》( 1824)就是根据这次旅行经历写成的。从哈尔茨山返回途中，他在魏玛拜访了年迈的文学泰斗歌德。 1825年，海涅接受基督教洗礼，同年获法学士学位。1827年，他移居汉堡并前往英国旅行，回到汉堡后他的第一部重要诗集《歌集》(1827)出版。《歌集》收有海涅早先零星发表的大部分诗歌，并为他奠定了作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地位。同年，他又受出版商之邀，到慕尼黑主编《普通政治新年鉴》。但是，两年后，因身体虚弱多病，他不得不前往黑尔戈兰岛疗养。 1830年到1848年是他的创作中期。 1830年，海涅在黑尔戈兰岛浴场养病期间，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思想一向激进的海涅不仅精神上受到七月革命的鼓舞，而且不顾有病在身，决定前往巴黎。第二年5月，海涅到达巴黎，后来，除了几次短期回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巴黎度过的。在巴黎期间，海涅结识了许多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如巴尔扎克、贝朗瑞、柏辽兹、肖邦、大仲马、雨果、李斯特、乔治?桑等人，还和信奉圣西门学说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交往。1833年至1834年间，海涅为法国报纸撰写介绍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就是他的两部重要论著《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3)以及《论浪漫派》(1836)。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里，海涅在分析批判基督教义的同时，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意义，认为在德国哲学家晦涩费解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极大胆的革命思想，即反基督教的无神论思想，同时他还预言，当从康德到黑格尔等一系列古典哲学家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变革之后，欧洲的政治革命一定会随之而来。对于大海涅的这种见解，恩格斯后来深表敬佩，他在1888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在这些教授背后，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辞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海涅5BF9德国文学的发展做了简要而精确的分析，对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莱辛、歌德、席勒等给以中肯的评价，从而捍卫了德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与此同时，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浪漫派却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尤其是对曾受到他崇拜的施莱格尔，他更是讥之为对艺术创作一窍不通而又随心所欲地想制定什么“新的美学教条”的“艺术哲学家”。总之，浪漫派之所以会引起海涅的极大不满，原因就在于浪漫派的创作往往远离现实，不是浮在半空中，就是钻进象牙塔。虽然浪漫派有时也有一些激动人心的理想，但在海涅看来，这样与现实毫无干系的理想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对此，他只能予以“痛打”，从而表明他与浪漫派的彻底决裂。 1834年，海涅在巴黎认识了法国女工玛蒂尔黛?米拉，恋爱7年后，于1841年结婚。而在此之前，即1835年时，德国议会查禁“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作品，海涅实际上并不属于这一派，可是他的作品却首先被查禁。由于不能出版著作，他就没有收入;再加上他和叔叔的关系恶化，本来由叔叔提供的资助也告断绝。这样他不得不接受法国政府提供给外国流亡者的救济金来维持生活，而由于他接受法国政府的救济金，国内反对他的人便攻击和诽谤他是法国的走狗。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使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多病了。海涅婚后两年，即1843年，曾从巴黎回国。这次重返祖国，使他产生了一个宏大的构思，即他想写一部有关德国的长诗，而他一路上就在思考着这部作品。年底，他又回到巴黎，随即就开始了长诗的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当时流亡巴黎的马克思。与马克思的交往，对于他正在进行的长诗写作影响颇大，同时也促使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这些诗就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上。第二年即1844年的7月，海涅再次回到德国，他在汉堡打好了那部业已完成的长诗的清样，并寄给马克思，由马克思介绍，长诗发表在当时由德国流亡者组织在巴黎办的《前进》报上。这就是海涅的代表作、有名的长篇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1848年以后，是海涅创作的晚期。海涅早在30年代就有瘫痪症状，到了40年代，他的健康状况更是日趋恶化，又患有严重的眼疾，双目几乎失明，所以他的晚年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海涅已经瘫痪在床。以后，他一直在被他称为“褥垫墓穴”的病床上躺了8年之久。然而，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1851年，他口授完成的诗集《罗曼采罗》出版。这是他的最后一部诗集。此外，他还出版了一部通讯集，题名为《卢台奇亚》(即巴黎的拉丁文别名)。在《卢台奇亚》法文版的前言里，海涅最后表述了他矛盾而痛苦的思想:社会的不公正和贫富悬殊势必会导致社会革命，对此他表示欢迎，但是他又觉得这场社会革命最终会毁掉欧洲所有的高雅艺术，其中也包括他的诗歌，对此他又万分担忧。 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与世长辞。一般认为，海涅是继歌德之后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主要有三大类，即抒情诗、政治诗和讽刺诗。从总体上说，他的早期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内容大多是抒写爱情的欢乐和痛苦，明显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即便在早期，海涅的抒情诗已表现出与一股浪漫派诗人不同的个性与倾向。那就是他不像,般的浪漫派诗人那样往往以诗的美来掩盖现实生活的丑恶，或者沉湎于浪漫的梦境之中而逃避严酷的现实。相反，海涅的抒情诗常常是使用他所谓的“浪漫主义嘲讽”的手法，使梦境破灭，而在梦境的废墟上，他让人分明看到现实生活的丑恶。这样反过来哀叹梦醒时的空虚和惆怅，艺术效果更胜于一般的浪漫主义抒情诗。海涅的中期和晚期创作以政治诗和讽刺诗为主。实际上，他的中、晚期创作是他早期创作的合理延伸，因为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已经表现出了他对现实，尤其是对当时德国落后的政治现状的嘲讽和批判态度。海涅的政治诗有别于当时那些只有革命口号而无任何诗意的所谓“倾向诗”，而是以诗意浓郁、内容新颖并符合时代精神见长，常常是用诗歌形式表现新的思想，把政治观点和美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政治诗既有强烈的战斗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譬如，著名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就是这样一首被恩格斯称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政治诗。至于他的讽刺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普通的讽刺诗，大多讽刺德国小市民的庸俗生活，如《阐明》和长诗《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等;一类是政治讽刺诗，大多是嘲讽和鞭笞当时的政界要人和德国政府的昏庸，如讽刺普鲁士国王威廉?弗里德里希四世的《中国皇帝》等。海涅的讽刺诗和他的政治诗一样，是政治与艺术的巧妙结合，可以说是19世纪德国讽刺艺术中的精品。当然，集海涅抒情和政治讽刺艺术于一身的，是他最著名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部长诗，是海涅一生创作的顶峰，也是一部标志着德国浪漫主义新发展、同时又预示着德国现实主义即将登台的里程碑著作。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从1831年移居巴黎至1856年逝世为止，其间又在1843年和1844年短期回国两次。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就是这两次旅行见闻所触发的创作成果。长诗第二首《新的歌》是全诗的序言，也是全诗的主题思想概括，这里诗人说明了自己创作长诗的意图:他一踏上自己的国土，一方面看到了祖国河山之美，另一方面又目睹了丑恶的社会现实，所以他要制作“新的歌”来启发人们，激励人们在德国建设起人间天堂。但是，要建设天堂，必须先摧毁地狱，因此诗人在长诗中主要还是暴露和批判他所见到的“现实的”德国。按原诗的顺序，内容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德国检查制度的讽刺。诗人一入国境，就遇到税关对他的行李的严密检查。这种检查并非要查什么走私品，而是当时德国的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即竭力封锁外来进步思想的传入。诗人觉得这种封锁新思想的检查制度既恶毒又愚蠢得可怜，他讽刺道: 可怜虫们:你们竟在行李中搜查,: 在那儿什么也寻找不到: 我从旅途上偷运来的违禁品～只在我头脑里藏着。这几句诗，活画出那些“可怜虫”的愚蠢，同时也揭露了德国封建制度对进步思想的恐惧。第二，对德国封建制度的憎恨。在这部长诗中，诗人对德国当时的君主独裁制度喷射出仇恨的怒火。臂如，在第二首诗《无聊的亚琛》里，他对亚琛驿舍招牌上的普鲁士政府的大鹰国徽表示了极度的憎恶: 在亚琛的驿舍招牌上～我又看见了那只大鸟～我深深厌恶的大鸟: 用毒眼～它注视着我。你这丑恶的鸟～什么时候你若落在我手里～我就撕去你的毛羽～用斧斩断你的脚爪。然后把你放在竿上～高高地向空中撑起～再召集莱茵州的枪手～来一次痛快的射击封建德国的落后，使诗人深以为耻，由他所向往的，是像法国那样的共和制度。所以，他在第16首诗《我们也能解放自己》里这样针砭德国: 共和国的人们会嘲笑我们～而且会给我们难堪的嘲讽～倘若他们看见你这王笏和王冠的幽灵～也会成为我们的头领。” 第三，对基督教会的批判。在第4首诗《科隆大教堂》里，诗人写道: 它耸立着～像恶魔般漆黑～它就是科隆大教堂。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监狱狡猾的教皇至上论者这样想道: “有着这样巨大的囚牢～德国的理性就会衰亡:” 然而却走来了路德喊出了他伟大的一声:“停住:” 就从那天起中止了大教堂的建筑。这样的诗句，是对教会何等大胆露骨的嘲讽～因为从中世纪起，教会就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对于像当时的海涅这样一个充满激进思想的人来说，教会无疑是一座“精神的巴土底监狱”。第四，对社会革命的预言。在黑暗丑恶的现实中，海涅预感到了大革命的征兆。他在第26首诗《德国将来的气息》里，描写了他遇见汉堡女伸的幻景:女神让他从一把椅子下面的圆洞里闻到德国将来的气息。而在现实中，德国的气息又是如何呢,海涅生动地把当时德国36个诸侯国比喻成36个粪坑，正在发出熏人的臭气。与德国将来的气息相对照，海涅认定，只有轰轰烈烈的社会大革命才能荡涤这36个粪坑里的恶臭，才能有新的、朝气蓬勃的德国。总的来说，《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充分显示了海涅在40年代的激进思想:他对旧德国深恶痛绝，满心希望一个新德国的诞生，但是，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海涅终生所坚持的。到了50年代，一方面由于欧洲革命渐趋低潮，另一方面由于海涅长期卧病，肉体病苦，精神低沉，所以他实际上己放弃了40年代的信仰。譬如，他在1851年口授的遗嘱里这样说:“4年以来，我断绝了一切哲学的傲慢、回到宗教的思想和情感里来了;我将信仰唯一的上帝、唯一的创世主而死去，我为我不死的灵魂祈求上帝的怜悯。”这和他在40年代对基督教会的辛辣讽刺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正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变化，使他对社会革命也改变了态度。尽管他依然相信社会革命是终究要发生的。譬如，他在1855年的《卢台奇亚》法文版序言里就这样说:“我承认未来的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但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惧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这首长诗既是40年代德国文学的重要表征，同时又是德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品。从艺术上讲，这首长诗的总特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这一点从长诗的题目就能看出:“德国”是现实的，“童话”是非现实的，用非现实的、具有浪漫主义幻想特点的童话来表现现实中的德国，这就是全诗的要旨。因此长诗的内容虽然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但表现方式却不像宣传品那样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而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用海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篇极其幽默的旅行叙事诗”，“是一个崭新的品种，诗体的旅行记，它将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这首长诗有以下几方面的艺术特点:第一，采用游记形式作为全诗的结构形式，这样适合于表现时间和地点各不相同的各种事物，而且比较灵活，合则为一整体，分则为各首小诗，这种形式的诗歌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是罕见的。第二，抒情和叙事相结合，有时甚至夹叙夹议，这种见物兴感的写法有助于揭露现实。第三，多处采用直接对话的方式，有些诗如《红胡子的马匹》和《我们也能解放自己》等是由对话构成的，使诗句生动活泼。第四，最后这首长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犀利的讽刺语言:海涅是杰出的讽刺家，在这首长诗里，我们几乎处处可以领略到他的讽刺的锋芒;他用机智而辛辣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揭发伪善者的嘴脸，对如“童话”般荒唐可笑的德国现实的嘲讽，可说处处击中要害，酣畅淋漓而让人拍案叫绝。因此，这势长诗不同凡响，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上乘之作。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节普希金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俄国文学史上、语言史上的大家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叶甫盖尼?奥涅金》难点是他丰富的创作形式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业与思考题:1、名词:多余人小人物波尔金诺之秋 2、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矛盾性总结与反思: 对普希金多种艺术形式的了解。这一届需要降解的知识很多，诗歌、童话、短篇、长篇小说等，应抓住重点，合理安排好时间。第十节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按照屠格涅夫的说法，他不但创造了俄罗斯的语言，还创造了俄罗斯文学。而这两项重大的工作在其它民族需要几代人用几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他不但是俄罗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一、生平和创作普希金1799年5月2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充满着诗歌和文学的氛围中度过的。除了爱好文学的父辈们对普希金产生影响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的奶妈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这位农奴出身的善良妇女，不但用乳水哺育了普希金，而且用民间文学和人民语言的养料培育了普希金。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进人皇村学校学习，1817年毕业。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但他无意于仕途，一方面继续诗歌创作，另一方向又积极参加一些进步文学社团的活动。在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中，普希金有许多朋友。普希金写了不少讽刺短诗，影射沙皇及其宠臣。这些讽刺短诗和政治抒情诗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此非常恼火，便把普希金派遣(实际上是流放)到南方。南方的大自然以其雄奇、瑰丽和盎然生气吸引和感染着普希金，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在流放的4年间，普希金除了写作了大量的抒情诗以外，还创作了多部长诗如《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茨冈》等。 1824年，沙皇秘密警察截获普希金的一封私人信件，其中涉及到无神论的观点，这在沙皇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亚历山大一世便对普希金施以更严厉的惩罚:普希金被撤销公职，遣送到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流放，受当地政府、教会以及他父母的监督。普希金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度过两年的时光。这期间他完成了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四、五、六三章。正当普希金幽居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时候，1825年12月14日，在彼得堡爆发了十二月党人的武装起义，不久，起义就被新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下去。消息传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普希金悲愤不已，一时间，他心灰意懒，无所适从，有半年之久未提笔写作。在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想在他加冕之前作出一个慈善姿态，同时也想利用普希金为他服务，便把普希金召到莫斯科，恢复诗人的自由。 1828年，普希金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结识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第二年，他向这位美丽的少女求婚，遭到拒绝。1830年，普希金又向冈察洛娃求婚，得到应允。普希金的父亲便把波尔金诺的一块领地和二百个农奴划归即将成婚的儿子。这年秋天，他去波尔金诺办理财产过户手续，正遇上该地区霍乱流行，因交通断绝不得不在波尔金诺住了三个月之久。不料这一偶然因素，竟导致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那就是有名的“波尔金诺之秋”。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写了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匠》、《驿站长》以及《村姑小姐》5个短篇的《别尔金小说集》，同时，诗人还写了《吝啬的骑士》、《石客》等4个小悲剧，还有30多首抒情诗和一些评论性文章。“波尔金诺之秋”以其丰硕和辉煌在普希金的创作史中留下光辉的一页。《驿站长》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辛酸悲惨的一生，小说分三部分，的一部分写驿站长维林和他女儿杜尼亚不安宁的生活，第二部分写维林因女儿被过路的骠骑兵军官拐走而感到十分痛苦，第三部分写维林的死亡和女儿以后的命运。小说塑造了一个忠厚善良的驿站长形象。他终日辛劳为旅客服务，遭到往来官吏的欺凌，在这不宁静的生活中，只有单纯美丽的女儿是他唯一的欣慰。女儿被拐走后，他十分伤感，想尽办法来到彼得堡，期望找回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儿杜里亚，可是狠心的军官明斯基却拒他于门外。维林孤苦无靠，回去以后不久就悲愤而死。小说最后这样写维林的坟墓:“我们来到了墓地，是一块荒凉的地方，毫无遮拦，插着许多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荫蔽着，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作者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写了小职员的命运，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名词解释“小人物”:特指俄国文学中塑造的一批可怜的小公务员或城市底层的人民。官阶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己，成为显赫的“大人物”统治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控诉和批判了丑恶的沙皇制度。普希金在《驿站长》中塑造的十四等文官维林的形象，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普希金于1831年2月与冈察洛娃结婚后，定居彼得堡。同年，他又重入外交部任职。婚后的普希金常常处在一种沉重和抑郁的生活之中。一方面，他处在沙皇的自接监视之下，行动和创作得不到自由，另一方面，热衷于社交的冈察洛娃又常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和苦恼。这个时期，他写的不多，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非常重视农民起义的题材。他创作了反映这一主题的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33)和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3)，1833年秋天，普希金又到波尔金诺住了一个月，写成了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还创作了长诗《青铜骑士》和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6年，普希金创办的杂志《现代人》出版，这个杂志对推动19世纪俄罗斯社会解放运动和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取材于18世纪普加乔夫起义，小说以主人公格利涅夫的个人遭遇为线索，通过他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在一场暴风雪中偶然遇见了普加乔夫，他送普加乔夫一件兔皮袄御寒。后来，格利涅夫在服役时，爱上了炮台司令米隆诺夫上尉的女儿玛丽娅，因而同另一个青年军官施伐布林不和。不久，炮台被普加乔夫起义军攻陷，司令夫妇被处死，玛丽娅和格利涅夫被捕。施伐布林则投靠义军，借机威胁格利涅夫，企图夺占玛丽娅。普加乔夫进行干预，他很重旧情，放了格利涅夫，并成全了他与玛丽亚的婚姻。最后，普加乔夫因起义失败被处死刑。小说的意义在于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他热爱自由、宁死不屈、坚定乐观，很有器量，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普希金搜集大量的史料，于1833年写成了《普加乔夫史》，然后在1836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小说《上尉的女儿》。普希金的最后几年是在极度的痛产中度过的。他那奔放自由的天性，那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的性格，与黑暗的专制制度、与卑鄙的宫廷显贵们越来越不相容，他们给普希金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罪恶的阴谋。他们炮制关于冈察罗娃的流言和侮辱普希金的匿名信，唆使从法国逃亡来的军官丹特士公开追求冈察罗娃，普希金忍无可忍，提出与丹特士决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重伤，两天后去世，时年38岁。二、《叶甫盖尼?奥涅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又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的典范之作 1、思想内容: 诗体小说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一个贵族青年，正当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时候，他那年迈的伯父突然病故(于是他因继承遗产来到伯父的庄园。在乡下，奥涅金与另一位贵族青年连斯基结为朋友，并认识了邻村地主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达吉雅娜和小女儿奥丽嘉。达吉雅娜爱上了奥涅金，她一时感情冲动，给奥涅金写了一封充满天真、纯洁的感情的信，可遭到奥涅金冷淡的拒绝。这时，连斯某狂热地爱上了奥丽嘉。在一次舞会上，奥涅金故意不断地找奥丽嘉跳舞，和她表示亲近，这便激怒了连斯基，于是他提出要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在决斗中打死了连斯基，良心受到谴责，便离开庄园四处飘流。几年以后，当他回到上流社会，在莫斯科的一个晚会上重又见到达吉雅娜，她已成了一位将军夫人。这时，奥涅金心中燃起了爱情，也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给她。可达古雅娜回答他说，她承认她还爱他，但出于道德的尊严而不能属于他。这以后奥涅金又离开上流社会四处飘游。 2、主题: 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地主贵族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同时还勾画了各种类型的城乡贵族和地主的形象，予以嘲讽。 3、人物形象: 奥涅金:19世纪20年代俄国先进贵族青年的典型。他在俄国贵族阶级的典型环境中长大，过着花花公子的浪荡生活，整天周旋于酒宴、舞会和剧场，通常他还躺在床上～就给他送来了请帖。什么～请帖,——一点不错～一个晚上有三家邀请～这里是跳舞会～这里是孩子的命名日。这样的生活对于平庸的贵族青年也许会感到满足，但他并不满足，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因而对贵族生活感到不难和失望。他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批判地对待他生活于其中的贵族社会，不肯随波逐流，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感到孤独，陷于无法解脱的忧郁之中，只能以冷漠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厌恶。思想上的矛盾性:如果说奥涅金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头脑是充实的，那么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残缺不全的教育远离人民的贵族阶级寄生生活，则使他心灵空虚。所以，他憎恶贵族社会，却无力同它决裂;他有着对理想的憧憬，却不能为自己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他有从事有益事业的才智和愿望，却没有必要的毅力;他既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不能走到人民中间，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一个多余人。爱情上的矛盾性:奥涅金不愿参加晚会，连斯基把他拉了去，他迁怒于连斯基，故意向他的未婚妻奥丽嘉献殷勤，因此引起一场决斗。他明明知道这种决斗是荒唐的，但却毫不迟疑地接受连斯基的挑战，这说明:奥涅金厌恶贵族社会，却又无法摆脱贵族阶级的偏见，结果造成朋友的死亡。达吉雅娜的爱情使他感动，但他不想结婚。他珍视自己的自由，不想用家庭生活来束缚自己，几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与达吉雅娜意外重逢，又追求曾被他高傲地抛弃了的爱情。这是他追求虚幻的自由破灭之后，寻求精神寄托的表现。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他的忧郁和苦闷，他的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而又无法摆脱的矛盾状况，都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有教养的贵族青年心理和情绪。诗人通过这一典型，谴责了反动的专制农奴制度，同时也提出了先进贵族同民族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名词解释“多余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贵族知识青年的一种典型他们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想和国内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对庸俗的上流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但又摆脱不了贵族社会的习惯和偏见，不能与这个社会决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又缺乏勇气和坚持工作的毅力。他们自视清高，不甘与庸俗的贵族青年为伍，但又脱离人民。他们不满意他人，也不满意自己，成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达吉雅娜:诗体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一个拥有“俄罗斯灵魂”的迷人的艺术形象。如果说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着重突出的是他与人民的脱离，那么在达吉雅娜身上，诗人则着意表现的是她与人民深厚的联系。诗人给女主人公取了一个平民化的名字——达吉雅娜，这个在当年丫环们才使用的名字便暗示出她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和纯朴的人民之中。古老的俄罗斯民间风习，富于民族传统的家庭氛围，老奶妈在静夜所讲的美丽的民间故事，培养了她与俄罗斯人民相通的感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和故事，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甚至还相信纸牌占卜和月亮的预兆，这些都是和俄罗斯人民纯朴的气质一脉相承的。在达吉雅娜的牛活中，大自然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它培育了女主人公真诚善良的感情，造就了她纯朴、美好的气质。在她出发到莫斯科之前，她是那样深情地和故乡的山丘、溪流、树林告别，就像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一样。在莫斯科，她已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但她却“憎恨上流社会的忙乱，梦想着乡下的生活，梦想着乡村和贫苦的农民，梦想着那流淌着清澈小溪的幽静的角落”。她后来拒绝奥涅金时，还这样表白:“如今我甘心情愿,拿这些无聊的假面舞会，,这浮华、繁忙、空虚的生活,换回一架子书，一个荒芜的花园，,换回我们寒酸的房子，,换回我最初，奥涅金，,同你见面的那些地方，,换回那一个朴素的坟墓，,那儿，,在十字架和树荫下面,躺着我的可怜的保姆。”可见，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大自然的影响，是形成达吉雅娜个性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造就这个“俄罗斯灵魂”的最坚实的基础。自然，普希金多少也描写了当时席卷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对达吉雅娜的影响，诗人写到达吉雅娜最喜欢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尤其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奥涅金以鄙视现实的态度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达吉雅娜，她怀着少女的真诚和纯洁的感情，勇敢地写了一封信给奥涅金，她的真诚和纯洁检验了奥涅金的性格和灵魂。达吉雅娜是不幸的，她爱上的是个精神生活比她要空虚得多的人，是一个不能理解她的纯洁和真诚的人，是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承受真正爱情的人。达吉雅娜终究也只能像当时其他的少女一样，被带到“嫁人的市场”上，嫁给了一个“肥胖的将军”。她所追求的自由的纯洁的爱情生活终究也没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达吉雅娜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达吉雅娜后来成为一位将军夫人，她雍容华贵的气质和落落大方的风度，使她在虚伪的上流社会中像一株“出水芙蓉”一样亭亭玉立。特别是她对待奥涅金的态度更显示出她精神世界的纯洁和高尚:“我爱你(何必要装假呢,)/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我就要一辈子对他忠诚。”她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不愿过两重的精神生活，这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态度集中体现出她的精神美，而这种精神美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的。 4、艺术特色: 诗和散文的有机结合。在普希金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虽然也出现过有一定的人物和情节的长诗，但其中基本上没有性格的塑造，普希金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诗的抒情性和散文的叙事性有机结合起来，创作出“诗体长篇小说”。具体说来，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便是它的抒情性。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抒情插笔”。大段的插笔有27处之多，它们扩大了作品的容量，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作为大型的叙事作品，它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典型性格的塑造上、环境和场景的描写上都达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水平，别林斯基称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奥涅金和连斯基、达吉雅娜和奥丽嘉之间在对照中，各自的性格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作为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的创造者，普希金把诗的精炼、含蓄和散文的流畅、朴素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它既是诗的，又是散文的。梅里美曾说过:“普希金的诗是从冷静的散文中流淌出来的。” 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一节果戈理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果戈理的创作思想，通过《死魂灵》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泼留希金形象分析，难点是果戈理的矛盾的世界观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死魂灵》作业与思考题:1、泼留希金与葛朗台之比较 2、乞乞科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总结与反思: 果戈理这位作家创作的作品与创作思想是矛盾得的矛盾，值得深思;他的戏剧创作介绍太少，以后教学应加大这方面的比例。第十一节果戈里果戈里(1809——1852)是俄国著名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鲁迅说他是“写实派的开山鼻祖”。它的社会讽刺小说《死魂灵》深刻揭露了农奴制度的反动和腐朽，确立并开拓了俄国“自然派文学的新时期”，且享誉欧洲文坛。一、生平和创作 1809年3月20日，果戈里出生于乌克兰。他父亲是地主，也是一个作家，酷爱文学和戏剧，写过一些诗歌和喜剧。在父亲的直接影响下，孩提时期的果戈里就对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821年——1828年，果戈理就读于故乡涅仁高级科学中学。这时，正值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人们争相传诵雷列耶夫、普希金等进步诗人讴歌自由、祈求解放的诗篇。这给成长中的果戈理以思想上的熏陶和启迪。 1828年秋，果戈里中学毕业，立志献身社会。他怀着为祖国效劳的美好意愿，克服重重困难，毅然离开家乡去京城彼得堡，想干一番事业。他四处奔走，历尽艰辛，谋得了一份抄写公文的工作。初次接触实际，目睹了残酷的现实，饱尝了人间的痛苦，这段卑微的小公务员生活为他日后描写小人物的作品积累了具体的素材。果戈里从小就把文学看作是为人类服务的高尚事业，为此曾几度试笔，但未获成功。1830年春，在《祖国纪事》杂志正式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圣约翰节前夜》，深得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热情赞扬。在这年5月，他同仰慕已久的普希金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为果戈理走上文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831——1832年，他相继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部，作品给果戈理带来巨大声誉，荣登俄国文坛。包括《五月之夜》、《圣诞节前夜》、《可怕的复仇》等八部中短篇小说，作者采用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以清新活泼的幽默笔触，生动地反映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和习俗，现实的描绘和神奇的幻想巧妙结合，相映成趣，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镌刻着俄罗斯民族的标记，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1831年，果戈里辞去小公务员职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坚持文学创作，1835年相继出版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标志着果戈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跨越。《彼得堡故事》由原来《小品集》中的《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等三篇小说，再加上后来的《鼻子》、《马车》、《外套》等作品组成，因集中反映彼得堡社会生活，故名“彼得堡故事”。揭露的对象从乌克兰农村移至彼得堡京城，讽刺的矛头由乡村地主转向城市官僚，暴露其糜烂腐朽的实质。其中《狂人日记》、《外套》具体反映了彼得堡官僚们统治下的公务员的悲惨遭遇，深化了由普希金开创的描写小人物的主题。果戈理这阶段的创作，是他艺术风格变化的转折点，早期创作逗人开怀发笑的幽默，已转变为令人凝神沉思的嘲讽。自幼酷爱戏剧的果戈理，在撰写小说的同时，致力于喜剧创作的尝试。1835年写出的剧本《结婚》，嘲弄了七品文官波特卡辽辛在“娶亲”方面出尔反尔的矛盾心态，揭示了婚姻问题上的等级观念和金钱关系。作品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他创作喜剧的欲念。 1836年正式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潦倒落魄的花花公子赫列斯塔科夫途径某市，被当地的大小官员误认为是微服察访的“钦差大臣”，以市长为首的一群贪官污吏因平时作恶多端，欺压百姓，急于巴结上司，以掩盖罪行，闹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果戈里成功地刻画了市长安东和骗子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的性格特征，具体而完整地解剖了“俄国官僚”的病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1836年4月，《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在反动阵营的猛烈攻击下，他匆匆离国外出，先后旅居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地，继续创作早在《钦差大臣》之前就动笔的《死魂灵》。这两部作品的素材，均由普希金提供。《死魂灵》的问世，在思想界、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尤以西欧派和革命民主主义派的论争最为猛烈，交锋的焦点是维护农奴制还是反对农奴制。果戈理企图回避斗争，幻想走中间道路，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失望了，陷入了新的精神苦痛之中。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他开始创作《死魂灵》第二部，并进行多次修改，但愈改愈不满意，终于在临终前的病痛中将它付之一炬。 1847年初，果戈理抛出《与友人书简选》，公然为沙皇专制政权和农奴制度辩解。在斯拉夫派反动文人惊呼“果戈理灵魂得救”声中，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写出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果戈理的错误思想，深刻地指出这本书的反动实质是“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教导野蛮的地主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更厉害地辱骂他们。”果戈里执迷不悟，写了《作者自白》，为自己辩护。果戈理晚年思想倒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受地主出身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同斯拉夫派朋友们的接近，长期侨居西欧，脱离祖国的现实生活，宗教道德情绪日益加重，甚至把俄国的未来寄托在贵族阶级身上。果戈理在近20年的创作生涯中，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传统，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艰苦历程，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 反对美化自然，揭露社会的丑恶。《彼得堡的故事》是京城街头的逼真素描，《钦差大臣》是官场内幕的生动纪实，《死魂灵》成了农奴主阶层的艺术写照。通过形象塑造体现鲜明形象。他反对粉饰，忠于生活，将自己的爱憎融于形象的塑造之中，使反映生活的真实和作家创作的倾向结合起来。描写底层人民，具有民主精神。深切同情备受欺凌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在《外套》等小说中，代表下层人民向黑暗社会提出愤怒的抗议。这为后来的俄国作家描写小人物的系列形象提供了创作经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来自果戈里的《外套》。” 采取讽刺手法，深蕴“含泪的笑”。一切看似怪诞，令人捧腹大笑，背后却蕴藏着深切的悲痛，以此来暴露生活的猥琐、空虚、无聊，收到特殊的艺术效果。善于驾驭语言，突出人物个性。他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让小说中的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说话，在他们的音容笑貌中表现其各自的性格特征，真正做到了人物语言个性化。果戈理的每部作品发表后几乎都引起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别林斯基为及时回击反动文人布尔加林等对果戈理创作的责难，捍卫果戈理的创作方法，他接过敌对派把果戈理作品视之为歪曲现实的“自然派”的口号，予以正面的阐述，“自然派”成为了40年代俄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别称。在“自然派”的旗帜下，许多作家以果戈理为榜样，以《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杂志为重要阵地，结成了“果戈理学派”，掀起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潮，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文学景观。二、《死魂灵》 1、一系列地主形象《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代表作，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小说描写主人公乞乞科夫为了发一笔横财，收购“死魂灵”(死丁)而进行的旅行作为情节的主线，通过旅行将各色人穿插起来，描绘出从城市到乡村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塑造出从官吏、地主到农夫、仆人等各个阶层的人物，特别是塑造了一系列各色各样的地主形象，以此揭露农奴制度的腐朽与没落。乞乞科夫所拜访的第一个地主是“最雅可爱的地方绅士”玛尼洛夫。他外表温文尔雅，颇具风采，但使人感到甜得过分，语言矫揉造作。他精神空虚，不学无术，书房里放的一本书，两年了书签还在第14页上。他生性懒惰，每天敢于幻想，可一切计划最终“总不过是一句话”。科罗皤契加则是个愚蠢而又顽固的守财奴。她贪得无厌、愚昧无知而又顽固保守，构成了她精神的全部内容。罗士特莱夫则又是另一种地主的典型。他精力旺盛，吹牛撒谎，赌博成性，花天酒地。不受拘束，尽情享乐，成为他生活的唯一准则。梭巴开维支与玛尼洛夫相比，又是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物:外表愚笨实际上却是个精明、讲求实际的农奴主。他外表长得像一头熊，另一特点就是贪吃。他又非常的现实，只重视实效，在与乞乞科夫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典型地表现出他的精明与贪婪。泼留希金是一个在腐朽的农奴制基础上产生的怪物，他最突出的特点是贪婪、吝啬，是一个完全丧失了人性的吝啬鬼形象。 2、乞乞科夫形象主人公乞乞科夫则是一个开始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他是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冒险家，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特点。在《死魂灵》第一部中，果戈理决定把现实社会的黑暗，把“各种缺点、败行、罪恶的情景通通展示出来”，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腐朽的农奴制度。 3、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和人物与环境的细节描写，写出活生生的个性化的人物。其次，幽默与讽刺。以喜剧的手法展开对社会的批判，刻画各种官僚和地方的面目。再次，冷峻写实与主观性抒情的融合。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2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二节屠格涅夫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屠格涅夫的生平创作，通过《猎人笔记》和他的长篇小说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难点是《父与子》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父与子》作业与思考题:从贵族知识分子到平民知识分子看作者思想的变化总结与反思: 四部长篇和一个随笔，要讲解的东西太多，两节课时根本讲不完，应增加课时。第十二节屠格涅夫一、生平和创作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奥略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性情温和的退职军官，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则是个脾气暴躁的农奴主。屠格涅大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他家的庄园斯巴斯科耶一路德维诺沃度过的。母亲的专横和暴戾给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阴暗的回忆，而父亲的温文尔雅也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后来居格涅夫在自己的作品《木木》和《初恋》里，分别写到了他的母亲和父亲。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后他转人彼得堡大学，1837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言专业。1838年屠格涅夫去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841年回国。还是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过一些诗歌作品，并创作了诗剧《斯捷诺》。 1843年是屠格涅夫生活史和创作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居格涅夫出版了长诗《帕拉莎》，这是他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大型作品。屠格涅夫因这部长诗结识别林斯基，并得到别林斯里的赞赏。这对屠格涅夫一生的创作都有重要的意义，诚如作家后来所说的，别林斯基与他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自己的“全部信仰”。也是在这一年，屠格涅夫结识了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并终生与她和她的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这也是屠格涅夫常年侨居在国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1847年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获得他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于是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作了20余篇这样的随笔作品，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猎人笔记》，它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与此同时，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食客》、《乡村一月》等，这些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抒情心理剧”的作品虽不是居格涅夫主要的文学成就，但当年俄罗斯剧坛正处于萧条时期，所以它们在当年确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从而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1852年果戈理逝世，屠格涅夫不顾当局的禁令，发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当局便以“违反审查条例”的罪名逮捕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彼得堡拘留了一个月后，被遣送到原籍斯巴斯科耶由当地警察机关看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屠格涅夫完成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1853年他获准返回彼得堡，进步文学界为他重获自由举行了欢迎会。从50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创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小说领域。他先在一系列中篇小说中塑造出他所熟悉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像《多余人日记》、《僻静的角落》和《阿霞》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多余人”这一专用名词就是在《多余人日记》发表后才广为流传的。而《阿霞》的问世更是引起批评界的好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专门为这个中篇写了长篇论文，这就是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幽会中的俄罗斯人》。在这篇论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称《阿霞》为当时文坛上的“几乎是唯一的优秀之作”。后来，他用更大型的形式即长篇小说进步深化贵族知识分子的题材，创作出著名的《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60年代初期，屠格涅夫的创作达到高峰，创作出《前夜》(1860)和《父与子》( 1862)。他把笔触从贵族知识分子身上转移到平民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趋势，传达出时代的要求。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反响，引起激烈的论争，其激烈程度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屠格涅夫还创作出中篇名作《初恋》。 60年代后期，屠格涅夫长年居住在国外。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外国著名作家，他与法国作家如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和莫伯桑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向西欧介绍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介绍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60年代，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烟》( 1867)。 70年代，屠格涅夫定居法国。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所谓“回忆的中篇”，如《草原上的李尔工》、《普宁与巴布宁》和《春潮》等。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远离俄罗斯祖国的屠格涅夫在病榻上写成了83篇散文诗作品，表达了他暮年的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说，《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整个生命和艺术的总结，融汇了他一生创作的特点:爱国主义、民主精神。悲观情绪、真诚、善良;敏锐、抒情。哲理、简洁。它既是屠格涅夫人格的写照，又是屠格涅夫艺术的结晶;既是屠格涅夫思想和情感的履历表，又是屠格涅夫全部创作的大纲。屠格涅夫于1883年8月22日病逝于巴黎。根据作家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安葬在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墓地的别林斯基墓旁。二、《猎人笔记》和长篇小说 1847年《现代人》第一期上，刊载了屠格涅夫的一篇随笔《霍尔与卡里内奇》(以下简称《霍尔》)，编者还在题名下加上了“摘自猎人笔记”的副标题。这篇作品发表后，获得巨大成功，读者纷纷给《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写信询问，“猎人笔记”续篇何时刊出。这是屠格涅夫始料不及的。别林斯基读完这篇作品后，立即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根据《霍尔》来判断，您的前途无量，这是您的形式，《霍尔》为您成为未来的卓越作家指明了方向。”从1847~1852年，他陆续写了22篇，并由《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冠以“猎人笔记”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赫尔岑都著文赞扬《猎人笔记》，他们把《猎人笔记》的问世看作文学界的重大事件。根据作家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在一个小火车站遇见两个青年农民，当他们很有礼貌地问明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个还说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但《猎人笔记》的发表和出版也触怒了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沙皇政府的教育部长秘密上书沙皇尼古拉一世，称“《猎人笔记》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后来批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的检查官也被撤职。作为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是从《猎人笔记》开始的。翻开《猎人笔记》，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霍尔与卡里内奇。这是两个农奴，他们住在卡路格森林的深处，过着较为独立的生活。这两个人性格不同，但却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以各自的美好品质和才干吸引着我们。霍尔是一个秃头的矮身材但很壮实的老头儿，相貌“很像苏格拉底”，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自信和自尊。他精明能干，讲究实际，善于营生;他住在树林的沼泽地里，可以远一点避开地主老爷的耳目;他埋头苦干，靠自己的力量盖起了一幢木房子，生养了十个身强力壮的小霍尔，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还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不但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关心政治和世界;他虽是一个农奴，但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性，能驾驭自己的全部生活。屠格涅夫借猎人的口说，在和霍尔谈话时，令人想起彼得大帝，这话含意很深。与霍尔不同，卡里内奇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用作者的话来说，他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他身子很瘦，不像霍尔那样壮实;他没有家小和家业，无牵无挂，日子过得马虎但满意;他热爱大自然，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纯朴和充满诗意，常常采些鲜花送给好朋友霍尔;他拥有多方面的才能，唱歌，弹琴，会读会写，会念止血咒，会治病，精通一般人很难学会的养蜂„„他虽是一个农奴，但在主人面前毫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在残酷的窒息人性的农奴制度之下，俄罗斯农民中竟然会有霍尔与卡里内奇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又互相补充，体现出俄罗斯农民卓越的创造才能和美好的精神境界。这不仅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屠格涅夫进步的思想立场和敏锐的艺术眼光的结果。屠格涅夫就是这样怀着对农奴制的愤感和对农民的同情，在以后一篇篇“笔记”中唱出了一曲曲俄罗斯农民的赞美歌。而作为《猎人笔记》的首篇也是最出色的一篇的《霍尔与卡里内奇》，则为这一曲曲旋律定下了基调。自然，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在一些篇章里也描写了农奴制下俄罗斯农民的悲惨境遇，对农奴制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作用。在《猎人笔记》中，一方面是俄罗斯农民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创造力量，另一方面是他们又处在被奴役和被摧残的无权地位，这种极不相称和极为矛盾的状况“显然地证实农奴制的不可不废”(翟秋白语)，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在艺术描写中巧妙、含蓄、但又有力地表现了他的反农奴制的思想。在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一般认为前四部即《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而言，《父与子》则更具代表性。《罗亭》塑造了40年代俄罗斯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4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最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继十二月党人之后的第二代贵族革命家和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成长的时代，一方面，残酷的尼古拉政权在镇庄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在全社会制造白色恐怖，公开的抗议和反抗几乎不具备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思想界又处在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莫斯科大学又是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著名的“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又称“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巴枯宁”哲学小组)则又是中心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俄罗斯贵族革命家乃至平民知识分干革命家的摇篮。可是由于政治的黑暗，40年代的文学处于一种“萧条时期”，在对当代社会情绪和进步知识阶层的表现和反映上几乎是个空白。《罗亭》填补了这个空白。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在著名的论著《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谈到“哲学小组’时写道:“谁要是打算对他们高贵的集会作几分钟回想，让他去读一读《罗亭》中列兹涅夫关于他的青年时代的故事，以及屠格涅夫君这个中篇小说的奇妙的结局吧。”屠格涅夫自己也说他在创作《罗亭》时，“斯坦凯维奇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闪动”。而罗亭这一人物，一般认为作家是以巴枯宁为原形塑造出来的，屠格涅夫后来也承认:“我在罗亭身上相当忠实地表现了他的影子。”不过，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高尔基语)。一般认为，罗亭是一个“多余人”，或者说是继奥涅金和毕巧林之后的一个新的“多余人”。应该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成为社会的“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对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而在这样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中，屠格涅夫通过罗亭所奉献的那一份尤为引人注目。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言语和行动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小说的第二章，当罗亭一出现在拉松斯卡雅的客厅时，就以其丰富的思想和闪光的语言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场的所有的人。他满怀激情地谈论着人的崇高使命、科学和教育的意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诗歌和音乐中的美。顽固的怀疑主义者毕加索夫在他有力的驳斥下狼狈而逃，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被罗亭火热的思想激动得彻夜不眠，而贵族少女娜达丽姬的心中也被掀起巨大的波澜。自然，罗亭的“演讲”也遭到保守派的嫉恨。作为一个宣传家，罗亭是成功的，他的思想和语言点燃了青年人心灵中的热情和希望。可作为一个行动者，罗亭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所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成功: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里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又当了一名教员，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都完完全全地失败了。用罗亭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自己站不住脚跟。我始终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只要碰到第一个阻碍„„我就完全粉碎了。”可作为40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罗亭是否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空谈家和失败者呢,在作品的结尾，就连一向对罗亭十分冷漠的列兹涅夫也承认:“说一句有益的话——这也是做了事情。”高尔基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为有益的人物„„不，罗亭并不是可怜虫，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他却是一个适时的而且做了不少好事的人物。” 《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拉甫列茨基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余人”。自然，这个人物与奥涅金和毕巧林相比，仍要高出一头。这是一个正直、善良而又软弱的人。在思想上，他没有罗亭的那种敏锐的激进，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还是深厚的。作品中的贵族少女丽莎是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屠格涅夫通过拉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为俄罗斯贵族阶级的衰落唱了一曲挽歌。从《前夜》起，“以往的英雄”——贵族知识分子已被作家“放弃”，而代之以新的人物——平民知识分子。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自然，在《前夜》中，旧的人物也没有消失，如舒宾和伯尔森涅夫等都是颇有才华和学识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属于“以往的英雄”之列，但是他们在“新人”英沙罗夫面前一个个都相形失色，甚至还有些“自惭形秽”。《前夜》的剧题名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当时农奴制改革正处在“前夜”时期，屠格涅夫选用这样一个题名，显示出他对社会改革进程的敏锐和准确的把握。不过，就作品具体的艺术描写而言，作家在题名中所寄寓的真正的意义恐怕还主要是“新的人物或英雄”出现的“前夜”。《父与子》的故事也不复杂: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应同学阿尔卡狄的邀请，于1859年5来到他家的庄园——马利因诺村度假，受到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乡下，出身农家的巴扎罗夫平易近人，谈吐不俗，见解独到;他热衷于科学实验，富于否定精神。很快地他就得到当地农民、家仆和孩子们的喜欢，但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却对这个青年人很反感。于是在他们之间经常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又常常涉及到社会制度、人民、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在争论中，巴扎罗夫屡占上风。不久，在一个舞会上，巴扎罗夫认识厂一个美丽的女地主奥津佐娃，向她表白了爱情，但遭到奥津佐娃的拒绝。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导致了巴扎罗夫与巴威尔的一场决斗，在决斗中巴扎罗大又占了上风，把巴威尔打伤。第二天，他便离开厂阿尔卡狄的家，回到年迈的父母的身边。在一次为邻村的伤寒病死者作尸体解剖时，巴扎罗夫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毒而死。小说以巴扎罗夫的父母为儿子上坟的场景结束。作品展示的是两种社会力量即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也就是“父”与“子”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前者的代表是巴扎罗夫，后者的代表是基尔沙诺夫兄弟，特别是巴威尔。巴扎罗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历来有关《父与子》的激烈争论大都是围绕这个艺术形象展开的。在这个‘祖父种过地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上，屠格涅夫真实地表现出许多平民知识分子的特征，如对俄罗斯现存秩序的激烈的否定态度，对贵族阶级偏见的蔑视，在思想和感情上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重视科学实验，等等。作家对巴扎罗夫的态度也是肯定的，让他在所有方面都压倒了贵族阶级中的校校者已威尔。屠格涅夫后来谈到《父与子》时说:“我整个中篇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他选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来对垒并处处败北，绝不是无意的，作家的肯定和赞扬是倾注在巴扎罗大身上的，这一倾向性在作品中十分清楚。屠格涅夫在巴扎罗夫身上也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如崇尚感觉，贬低理论，否定艺术等。有人认为，屠格涅夫是把巴扎罗大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来写的，认为作家写了上述这些弱点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甚至攻击。其实从巴扎罗夫的主要性格特征看，他发表某些不无偏激的言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屠格涅夫的描写不但没有损害这一艺术形象，反而增强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巴扎罗夫的猝死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多少显露出人为的痕迹。这和作家的思想局限是有关系的。屠格涅夫能够在生活中发现并创作出巴扎罗夫这样的“新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终究不知道或不明确巴扎罗大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他把他推上了舞台，却不知道让他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动作。他只得像处理《前夜》中的英沙罗夫那样，也让巴扎罗夫早死，并也在巴扎罗夫的坟前，再次吹响宿命论的哀音。这些不能不是作家思想局限所导致的结果，尽管这与作品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高度的思想意义和巨大艺术力量相比，还只是次要的方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集中地体现了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发展的新动向，被誉为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在俄罗斯小说家中，屠格涅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典型的社会心理小说。他以其独特的心理刻画展示出的他笔下人物的心路历程，描绘出他们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瞬间变化，以描写“心理活动的结果——人物的行动”，卓有成效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独特的手法，既不同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又见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挖掘”。在世界文学中，屠格涅夫以抒情大师而著称。他作为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却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既有对生活的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诗的氛围。无怪西方人把他的现实主义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作为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另一个主要特色就是简洁。他的长篇小说，人物虽不多，但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有的互相对照，有的互相补充，有着举一反三的作用。他的长篇小说，情节虽都不复杂，而且发展迅速，通常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完成。他从不去有意制造“奇遇”，但他的作品却并不会因此而显得枯燥乏味，“永远像一封没有拆开的电报一样令人兴味盎然”;他的语言精美、准确而又简洁。在文体的精致上，俄罗斯作家中几乎无人可与他相提并论。列宁在提到俄罗斯语言大师时，总是把他摆到首位。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为俄罗斯和欧洲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他的长篇小说“属于俄罗斯文学中最浓缩、最紧凑的长篇小说之列”。它以“中篇”的篇幅承载着一般长篇的分量，以必不可少的“前文”的插叙和“远景”的展示，替代了一般长篇小说中占较大篇幅的有关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过程的描述，以心理和情感的瞬间的集中显现和渲染折射出人物的精神和道德面貌，以含蓄的暗示、抒情的“传染”调动起读者的积极“介人”，在家庭的框架中表现出历史的和社会的内容，从而成为一种综合了多种文学形式(如诗歌和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的长篇小说。这是屠格涅夫对俄罗斯长篇小说和欧洲长篇小说的贡献。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三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通过《罪与罚》和其他的长篇小说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罪与罚》，难点是作品中体现的现代主义因素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罪与罚》作业与思考题:1、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2、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根源总结与反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幻想现实主义，也有人把他划入现代主义文学，所以他的作品不好理解，作品多，人物性格复杂，教师需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特别强调出来。第十三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平和早期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富人才、最有个性，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作家。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他的性格，这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反映:一种对生活近乎绝望的批判态度，对人世罪恶的直捣根底的探究、对人性的犀利、无情的解剖，以及软弱无力地寻求宗教的解脱，几乎是以痉挛的形式出现在作家的作品中，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气质;艺术上，他对现实作精细描绘的同时，却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人的主观感觉上，不仅深人到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进入了深层意识的层次，而后来被评论界称作为“复调结构”的小说样式，更使叙事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探索境界。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医官的家庭。他父亲后来取得了贵族身份，自己置有两块不大的田庄，思想也偏于保守。当时来往于家中的多为平民中人。田庄的生活使他得以对俄国的农民有所了解，而家庭所处的市民环境又使他真正接触了19世纪俄国的平民生活。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一位带有启蒙思想倾向的教师引导他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对作家后来的生活道路有极大的影响。1838年，他听从父命，进了彼得堡车事工程学院，经过五年学习，毕业后进厂工程局绘图处，但仅工作了一年他就决定辞职去从事文学创作。彼得堡的生活，使他了解了俄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本国的和外国的文学作品，他倘佯于同代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别林斯基的作品之中，同时涉猎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经过从本国到西欧、从古代到近代、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探索历程，他决心要研究“人和生活”——这个需要用“一辈子”去解开的“谜”。1844年他翻译的巴尔乱克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这是最初的文学尝试。 40年代的俄国正是果戈理倡导的“自然派”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在俄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5年完成的处女作中篇书信体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小说主人公杰弗什金使当年在普希金短篇小说《驿站长》里最早出现的“小人物”主题又有了新的发展。杰弗什金是彼得堡一名从事抄写工作的小公务员，生活安分处事谨慎。他深爱着一个身世不幸、几乎堕落风尘的姑娘瓦莲卡。两个小人物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同病相怜，却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杰弗什金出于善良的本性，觉得爱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他竭尽全力要使瓦莲卡得到幸福，但又怕人言可畏，因而处处矜持，不敢和她亲近，只借着礼拜天作弥撒时才一睹芳容，聊慰苦恋，甚至只求她撩开房里的窗帘，以便从外面瞥她一眼。他自奉甚俭，但为了维持体面，也和别人一样喝茶、穿外套和皮靴。为了接济瓦莲卡，他甚至愿意牺牲最起码的体面，卖掉礼服。他地位卑下，因此十分重视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但意识里觉得自己“也有一颗与别人一样的心 ”，抄写工作只说明“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靠劳力换来的”。他认为街上豪华马车里的贵妇人绝不比他的恋人瓦莲卡强，因为只有自食其力的人才是高尚的。他深感生活的不公正、不合理，但既不能改变自己，又无力去抗争。他秉性软弱，稍受打击，就失去自信。惟余对生活的怨艾。小说用书信体写成，在信里主人公杰弗什金在吐露内心的同时，也述说了他周围的“穷人”们，如大学生伯克劳斯基，小公务员高尔希科夫一家的痛苦境遇等等，通过女主人公的身世，还刻划了像地主贝科夫，老鸨菲陀罗芙娜这样代表社会罪恶的一方。作品中“小人物”的视角使小说在人物心理和生活真实两个层面上有着十分深入的开拓。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瓦莲卡最后还是答应嫁给地主贝科夫，一个曾经毁灭她青春的恶棍，因为她不愿让杰弗什金一生受牵累。面对失去了心爱恋人的冰冷的世界，主人公只能对天哀号。 1846年1月，小说发表在当时由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上，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都有极高的评价。涅克拉索夫认为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可见他们认为这是俄国“自然派”，也即批判写实的表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因为在人们普遍关注陀氏作品中社会意义的时候，作家本人心里却已经开始了他对“人”的进一步的探索。“人是一个谜。”作家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紧接着《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写一个彼得堡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内心世界，主人公性格懦弱，胆小怕事。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的每一步部唯恐出事的庸人。他因为曾经失业而潦倒，所以极怕再堕入这样的境地。虽然他也想借攀附或奉承的手段在生活里取得一点好处，却又缺乏厚颜无耻的品格。就在他万分困惑，无所适从的时候，在他心里幻现出一个性格迥异、面貌相同的小高略德金，这是与主人公性格相反的一个版本: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充满野心、思想卑劣、巧取豪夺的家伙，在生活中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一种“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极端个性。主人公对于小高略德金这个人物是既害怕又向往，一方面觉得此种品性不可取，非道德，而意识的深处又觉得这正是他性格里缺少的东西，心向往之。就在这种困惑矛盾的心态里，高略德金找不到出路，最后导致疯狂。这部作品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形成的艺术风格:探索心灵奥秘。他精雕细刻人物内在本性和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而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置于次要的地位。浓重的幻觉想象和对病态心理和性格分裂的描绘，显示了作家有着侧重主观表现的艺术能力。“双重人格”的主题，在陀氏后来的创作中，特别是几部长篇小说中，是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旋律。但这部作品在当时并不能为评论界和读者接受，招来了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批评。特别是书中幻想性的、有荒诞意味的部分更少为人理解。但40年代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作家后来创作的一系列重大的主题，如“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双重人格”以及“幻想家”等主题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都已成形，后来的创作往往是这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40年代后刚，俄同社会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一部分青年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他在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主题。中篇《白夜》写内心纯真的人物和自我牺牲的爱情，充满了动人的诗意和明邃的风格。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里与别林斯基等人在文学观念上发生分歧，他认为文学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社会使命，陀氏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他后来所说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也许陀氏和别林斯基之间主要是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因为与此同时，他还信奉着法国空想社会中义者、特别是傅立叶的思想。他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并且是积极的成员之一。1849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该小组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曾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那封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所谓的“罪名”，被剥夺贵族身份，并被判处死刑。只是在临刑前由沙皇尼古拉一世下旨改处苦役流放及期满后当兵。二、《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其他小说先后9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段经历一方面丰富了作家的生活知识，使他得以积累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富于哲理，另一方面，流放生后使他远离俄国社会生活中心，苦役犯生活，再加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造成精神上的抑郁，使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了发展。 1859年他返回彼得堡，重又开始写作。发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游历欧洲后写的散文作品《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篇《地下室手记》(1864)和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赌徒》、《白痴》》(1868)等。 60年代可以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形成的时期。这不仅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同样也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得到反映，如:《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1861)、《两个理论家阵营》(1862)。前一篇文章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艺术宣言。表面上看这是与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文艺本质的一次论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阐述自己的艺术上张。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要求艺术必须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艺术应该有“灵感的自由”，但他对于当时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进行了批评。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公开表示了自己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的政治主张。提出“根基论”，这是和当时俄国斯拉夫主义相类似的主张，即知识分子不该脱离人民的“根基”，而应该从这个“根基”里去吸收滋养，要从人民的“根基”中去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是信仰基督和沙皇的，所以解决俄国的社会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用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是贵族和人民的和解。这种思想后来、直影响着他的创作。这种思想在60年代早期几部作品如《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现。《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的女性人物娜塔莎、涅莉身上就可以见出某种基督受难的影子，真实揭示苦难现实与从苦难中体验幸福，以苦难净化一切的幻想在他的作品里开始显示出一种含混的结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长篇《死屋手记》。这是一部见闻录式的作品，假托犯杀妻罪的贵族流放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里杨契科夫的口吻，述说了在狱中十年的见闻。由于作品采用笔记的形式，不受结构的限制，走笔恣肆淋漓，指涉左右逢源。无论是抨击沙皇牢狱制度、揭示狱吏的惨无人道，还是探讨社会犯罪根源、挖掘人性的奥秘，在冷冷的叙述中都能制造一种出乎意表的惊讶和震动。“死屋”内关押着250个囚犯，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善与恶，有入狱的缘由，但狱中的酷吏却滥用他能对另一个人施以肉体惩罚的权力，创造出种种惨无人道的用刑方法，折磨犯人。这是某种专权造成的社会绝症，是社会的毒瘤。而犯人是各式各样的，许多人都是不公正的社会生活的牺牲品，而从本性来说，他们本可能是一个杰出的个性。“在这座墙壁内白白地葬送了多少青春，白白地丧失了多少伟大的力量～应该把一切全都说出来:这些人非同寻常。他们也许是我们民族中间最有大才的、最坚强的。但是强大的力量白白地牺牲了，不正常、不合规律、无可挽回地牺牲了„„”小说也写了人性中极端的恶。逃兵卡津把虐杀儿童作为一种乐趣，是一种野蛮的兽性，只是一只“像人一般大的蜘蛛”。这样的人物还有同为告密入狱的贵族青年A，这是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精神品质的肉欲主义者，一具行尸走肉，只贪恋着无可抑止的肉体的快乐，他本身也只是“一块肉”而已，灵与肉的主题在这里被作了形而上的表现。狱吏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则更是变态的残虐狂，人性“恶”的化身。把“恶”作为人性中固有的方面，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产生的一种观念，囚犯生活种种可怕的状况，耳闻目睹的腐化堕落行径，使他对人性中的“恶”有了肯定的看法:“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这种观念的变更，使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恶”的“强者”。这类人物在此前的作品中也已经出现，如《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此后就更以一种新的力度出现了。将人心里的罪恶毫不留情地揭示在读者的面前至于残酷的程度，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大特色。以至有人称他为“残酷的天才”，这里有着作者独特的生活背景。在这部作品里，陀氏已经提出了强者与弱者的论题。但还没有在这个论题中注入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的含义。在后来的作品中，作家就有了更明确地表述。作品出版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俄国革命的先驱赫尔岑说作者“以带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把这部作品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这样的称誉，如果从作品揭示人性的深度来说是并不过分的。 1864年陀氏发表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通常文学史家把这部小说称作“社会哲理小说”。作品用第一人称写成，独白式的小说在更大程度上像是一部心理分析小说。作品的第一部分《地下室》纯粹由主人公的议论构成，第二部分《漫话潮雪》则补叙了主人公的几段经历。一个彼得堡的小文官，退休后蛰居在自己的地下室里。一种因强烈的自卑而产生的力图维持体面和自尊的欲望左右着他的行动，放在社会的背景里这当然是又一种小人物遭际的共性的体现。一个自我中心中义者，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最后还是缩回自己的地下室小天地里。但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般人性与社会环境的碰撞，至少作者十分清晰地表明了某种类型的人的意识，显示了一种“人的生存状态”。作家探索过“向往美和崇高”的“幻想家”主题，这时看到的却是内心极端痛苦和充满屈辱的、双重人格的“地下人”的主题——经受苦难、自我折磨、看清了美好的事物而不可得，终于丧失了对一般准则的信仰，以至认为再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这部作品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描写人的思想、人的意识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获得欧洲乃至世界的声誉，是从他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许多特点，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综合。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最基本的素材来自当时《时代》杂志长篇连载的关于一个法国青年拉谢尼耶夫的犯罪材料，此人因杀害了一个老年妇女而人狱。作者从这一个简单的情节敷陈出一部关于“犯罪行为的心理报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往往借某个简单的时事材料，依靠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敏锐剖析，凸现生活内在的本质及其深刻非凡的哲理含义。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的情节，在陀氏的作品里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小说写了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思考、理性推论的动因和社会现实的背景，也写了犯罪之后的内心惶遽与道德负疚心理，以及主人公最后选择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结局。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小说很有色彩的场景，完美的写实艺术描绘了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的可怕景象。表面繁荣的京城彼得堡其实是藏垢纳污、暗无天日:街道上受尽欺凌的妓女、小酒馆里借酒消愁的失业小公务员、污浊的河水里投河自尽的女工在挣扎、生活无着的疯女人带着孩子在沿街求乞„„。故事里两条线索: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凶杀案件。这本来是作者计划中两部长篇小说的素材，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将它们合二而一，成了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社会心理故事。在社会层面上，作者写了彼得堡生活的阴暗，社会的不公平在这里达到了极致。马尔美拉多夫一家是社会底层人们悲惨命运的写照，马尔美拉多夫本是一个小公务员，秉性善良却缺乏在险恶人世生存的能力，被辞退后无力养家，只能眼看女儿索菲娅身陷火坑。他沉沦在小酒馆里，终至横死街头。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嫁给马尔美拉多夫之后曾有过憧憬，但很快便堕人社会底层，悲惨地结束了生命。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家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困顿中竭力想保持原有的体面，结果是陷人更惨的境地。这是“从小康堕入困顿”的人们活生生的写照。与他们相对照的是像卢仁这样的表面上并不逾越社会规范却在进行巧取豪夺的奸诈之徒和无视任何社会权威，肆意作恶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对人性的探索关系着当时尚未完全流行的社会思潮。一是关于“超人哲学”和“权力真理”等论题的探讨，再就是对人的行为中“潜意识”的考察。陀氏并不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但他通过艺术形象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十分独特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种模糊的理论，似乎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平凡的人”和“不凡的人”。平凡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这芸芸众生只能任人宰割，只是充当“不凡的人”的工具。而另一类是“不凡的人”，这是一对比不受一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约束的人。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破坏，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但却是伟大的。这类人也许在一千人、一万人、甚至几百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拿破仑可以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可以弃驻扎在埃及的一支军队于不顾，或者因为侵略俄国而使50万人生灵涂炭。这类“不凡的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这种超人和庸人的理论，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社会道德和正义，得出了与常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通过“理性”思考，确认社会机体里有一些成分是有害的，例如放高利贷者，因为他们只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因此消灭它绝非罪恶，而是为社会造福。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决定去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寥娜，证明自己正是一个“不凡的人”。这种思考，已是“超人哲学”的表述，不过从小说情节的发展看，这是一种否定的表述，尽管带着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与上述相关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权力”，或者说“权力真理”的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生活中看到的现象是，在人群中“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所以一个人已掌握了权力，就超越了社会一般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在权力的层面上，并不存在通常的道德或人性标准。“目的”赋予“行为”超越一切的品格。“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从远古的时代起，到后来的莱喀古士(斯巴达的立法者)、梭伦(古希腊的立法者)、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破坏了被社会公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 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作者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提出来，还不如说它是对社会不公平的一种抗议，是对社会中“弱肉强食”现象的艺术描绘。这是十分有力的笔触，因为它涉及了社会犯罪的一些根源。只是作家并没有找到能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最后只能求助于宗教赎罪思想。但也正因此，后来的小说理论家巴赫金在他的小说里发现了所谓“复调现象”。作家没有能在小说里解决他揭示的问题，或者说他连提出一个稍稍合理的办法也做不到，于是在小说里产生的一种很特别的现象。似乎书中的人物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处世的态度，但始终叫人说不清正确的结论在哪里。因为过去的作家至少都要有一种很肯定的观点来演绎故事，这也就是巴赫金称之为“单调”的样式，作家是一个总导演，他安排所有人物的活动，设计情节的结局，作家的观念左右着作品故事的进程，直到结局。但是陀氏的小说却叫人掩卷而思，有时甚至莫衷一是，作家提供了多种声音，多种音调，使得小说艺术具备了一种新的品格。在《罪与罚》里，几乎所有的重要主人公都有他自己的声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哲学”，女主人公索菲娅的“东正教观念”，预审员波尔菲里的“生活求实和法律的观念”，卢仁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同样极端的“边沁主义”以及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无耻哲学等等„„。在小说里如果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议论，几乎每一种声音都是振振有词的。显得好像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之间并不发生融合。每一个人物都成了直抒己见的主体，作品主人公的意识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他人意识”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小说结构样式。巴赫金认为陀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的艺术思维”。虽然对于这种“复调”的说法，并没有能在文学批评界得到普遍的公认。但20世纪以来，陀氏小说里这种品格却越来越被人注意到。《罪与罚》的情节是紧密关联着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哲学”开展的。虽然作品里有着大量的社会画面的描写，但小说更偏重于思想的主题。所以小说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心理的刻画。作品里有许多章节都有关于心理、意识，甚至是“潜意识”的描绘。陀氏曾说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善于“刻画人的心灵最深处的奥秘”。作品中像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预谋犯罪里的心理意识、他与预审员波尔非里会面的场面，以及许多与斯维特里加依洛夫有关的场面，包括他在自杀之前的梦境和幻觉，都有很出色的意识心理的描写和刻画，主人公许多思考把内心的变幻都呈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作家还设计了不少梦境和幻觉的场面来衬托潜在意识的过程，全书开头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做的那个恶梦就是一个例子，他梦见了他的童年，和父亲一起看一群醉汉活活将一头老马作践至死，作家在小说里写了这一场折磨的全过程，闪现着种种后来要发生的事的兆头，他不仅感到即将发生的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还感到了心头的重压。醒来后却又正好在街上遇见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的异母妹妹丽扎韦塔，知道她次日晚7点不会在家。于是决定行动。书中写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自杀之前的梦境和幻觉，把这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的内心写得很出色，实际是他对一生罪恶引起的思考，并且透彻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极端空虚。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尽管他后来的几部小说也许再有些方面更为深人，但无疑这是最能代表作家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一部杰作。在《罪与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嗣后的十多年里，发表了他另外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并从1883年开始发表《作家日记》直到他逝世。此书名为日记，但体例不一，主要是与当时现实有关的政论、文学评论和回忆录记事，但也有一部分中短篇小说。《作家日记》对研究作家本人和当时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白痴》是一部十分有色彩的长篇小说。在情节的层次上围绕着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演绎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故事。在社会的层次上它揭示了以没落贵族托茨基为首的一批利欲熏心之徒的众生相，而书中梅思金公爵，即“白痴”的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的正面人物，这个来自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自然人”，没有沾染当时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但他的“普遍爱心”，本意在帮助他周围不幸的人，结果却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自小受托茨基收养，长成后成了他的情妇，生活的经历让她既感到对这一批伪君子的憎恨，但又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堕落的深渊，对自己抱着一种“自虐”的心理。于是在小说里就出现了她不愿接受梅思金公爵的帮助，宁肯随大商人罗果静而去。小说的高潮是她手焚十万卢布嘲弄这一群人的场面。娜斯塔西姬的高傲性格，她对腐败的上流社会的强烈仇恨，以及她宁愿以毁灭自己为代价来无情揭露一个个卑劣的灵魂的做法，都使小说有了非同凡响的品格。她随着罗果静而去，这是象征了走向死亡，拒绝了“新生”。在小说的结尾，娜斯塔西娅已经被罗果静杀害，这是女主人公最终完成了她悲剧的一生。“美”在罪恶中毁灭了，梅思金公爵终于也没有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他再次回到瑞士去养病。 7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群魔》从它出版伊始就引起争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争论依然不息。这部作品一直被视作带有某种异端思想的倾向，当然，作品对于沙皇政府的官僚、贵族以及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等人物的本质揭示，也都是非常有力的。小说中主人公之一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作家笔下如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那样的有着两重性格的大恶人，但最后也以自杀为结局。评论界一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看作是作家最成熟的作品。它几乎将作家曾经开拓过的所有主题，诸如“幻想家”、“两重人格”、“被侮辱与被欺凌的”、“超人”、“强权”、“偶合家庭”，以至东正教的“赎罪观念”都作了一番探索。小说把社会现实生活的揭示、人物类型的刻画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结合在一起。探讨了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卡拉马佐夫一家是一个典剧的“偶合家庭”，父亲费奥道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俄罗斯一种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的代表，出身贫贱，年轻时经常充当食客，养成一种小丑的性格，但后来竞积聚了十余万卢布的家财，做起放高利贷的勾当。这些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成了某种恶的典型。他两次结婚都出于谋求财产和满足私欲，丧妻后益发无拘无束，全不管孩子的教养，好色淫虐，无恶不作。他奸淫了精神失常的女孩子丽莎，后来生了一个私生子，被仆人收养，长大后成了他的厨师，名叫斯麦尔佳柯夫。为父不仁的结果是儿子们都鄙视他。长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一个复杂的性格，既有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但又不失灵性。“灵与肉”的斗争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为了和父亲争夺情妇格鲁申卡，他声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曾经是一个军官，所以在心底还有着一丝人的尊严，也常常思考着人间的种种苦难，有时也意识到自己本性的卑劣。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被杀之后，人们以为他是凶手，他却由于产生了一种受苦和赎罪意识，虽然他并没有弑父，却愿意接受这个罪名。作者要写的是在一个人身上有着“所多玛城的理想”和“圣母玛丽亚的理想”的斗争，也就是“灵与肉”的斗争。最后是德米特里耶夫决定用苦难净化自己，自我完善，忏悔了自己的罪行，达到精神的“复活”，这是灵性的胜利。次子伊凡?卡拉马佐夫推崇理智，他并不像他哥哥是热情冲动型人物，是一个冷静的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人要接受苦难的理论，但也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信心，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使他产生了十分悲观的结论。书中“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就是用来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隐喻。他不能相信基督再降临的奇迹，宗教大法官的原则是暴力和奴役，人间只是权力者“为所欲为”的场所。这是一种十分悲观的看法。伊凡虽然不是弑父的凶手，但斯麦尔佳柯夫的弑父却是从他那里得到了暗示。所以他是思想上的凶手，正因为这一点，最后案发后，他经过内心痛苦的斗争，承认自己是实际上的凶手。最后精神失常。最小的弟弟阿辽沙，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是作者“东正教观念”的体现。这是一个“要为全人类受苦”的正面人物。但也许是作者把他太理想化了，在作品里反而显得没有生气。这是一个凭直觉就能发现生活中问题的人，但他和《白痴》里的梅思金不同，他并不是圣徒类型的人，而是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有着人世的欲望。在作品里他似乎是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哥哥们的调停人，厨师斯麦尔佳柯夫是恶的典型。这是一个十分卑劣的灵魂，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完全听命于自己欲望的支配。为了得到三千卢布，不惜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实际上是弑父的罪人。小说通过这一个“偶合家庭”的内部关系，写出了一个社会的缩影。同时也把不同类型的人作了无情的解剖。陀思妥耶夫斯基侧重主观内在心理和意识的写法，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以至到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时候，许多现代派作家都把他看作自己的师承。当然，在偏重写实流派的作家和批评家中，他仍被作为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被阐述着，这也许就是“每个批评家笔下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说的由来吧～ 1881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去世。该城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与作家有关的遗迹，包括后人考证的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故居”在内。由此可见这个作家在俄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程度。独特的个性。 1、残酷的、可怕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正是以其对“可怕的”、“神秘的美”的揭示，使他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往往把人生当作一个炼狱，他残酷地拷问他笔下的每一个男女的灵魂。让他们背负沉重的罪恶的枷锁，经过内心的痛苦的折磨，而后获得大彻大悟般的再生的快感。 2、深层心理学小说以心理分析见长，被人称为“心理现实主义”。注重向人的心理深层掘进。即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度。构成了他艺术创作的“精神分析学”。人是一个“谜”。他要揭示的是人的灵魂。当他深入到人的灵魂的深处时，他发现更多的是人心理的变态与罪孽。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处在本能冲动的支配之下，而当他们需要调适自我与超我、本能、现实的关系时，又往往走向人格分裂。他成功地揭示了人内心的种种矛盾性和复杂性，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3、“陀思妥耶夫斯基文体” 致力于对人的潜意识、病态心理和梦幻直觉的描写。很少客观具体地描绘人物所处的环境，而是把外部世界置于主人公的意识中，以主人公的视角去描绘他所见到的一切，从而使外部的客观世界亦变成了主人公意识的世界，染上了主人公的内心色彩，时间都是高度浓缩了的。生活往往在转瞬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人公处在这种人与环境、内心与外界的紧张冲突和命运的急剧变化中，由此导致心理失控、焦虑乃至精神错乱，这本身便决定了小说冲突的高度紧张，时空结构的混乱与错杂。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混乱”，恰恰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混乱”和人内心世界的“混乱”的艺术呈现，从而自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四节列夫托尔斯泰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与其宗教、思想的关系，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和其他的长篇小说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安娜?卡列尼娜》，难点是心理辩证描写法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略转二、《安娜卡列尼娜》三、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方面的贡献作业与思考题:1、分析安娜卡列尼娜与包法利夫人之异同 2、 “心灵辩证法” 3、《复活》中的涅赫留朵夫的“复活”经历了哪三个阶段总结与反思:这一节的内容太多，学时严重不足;《战争与和平》绝大多数的同学没有读过，可考虑看电影，以弥补理解上的不足。第十四节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创作生涯长达约60年，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他和巴尔扎克一起被人们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中两座最高、最辉煌的峰峦。一、生平和创作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的约160公里的图拉省的一个贵族伯爵家庭。两岁时母亲去世，9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在姑母的监护下长大成人。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幸，使托尔斯泰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个性，在幼年时他就开始了人与上帝之间问题的追问。早年，他在家庭中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启蒙教育，1844年进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到法律系。在大学期间，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与道德哲学，广泛阅读了这方面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受了卢梭思想的深刻影响。1847年，由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他自动退学回到自己的世袭庄园。他一面有计划地自学各种学科的知识，一面亲理农事，并企图通过改革以缓解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但这种改革却因得不到农民的理解而告失败。在灰心失望的情况下，他在莫斯科上流社会过了一段懒散、荒唐的生活，同时也在心烦意乱、焦虑不安中思索着道德上纯洁完善的问题。1851年随兄到高加索服军役，在高加索的6年生活中，他曾在克里米亚参加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并担任炮兵连长。在军务之余，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6年退伍回到庄园从事农事改革，但又以失败告终。《童年》、《少年》和《青年》是自传体小说，这组三部曲通过对贵族出身的尼古林卡的思想与感情变化的描写，揭示了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及其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反映出他努力寻找自己生活使命的过程。托尔斯泰把主人公逐步发现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作为三部曲内在的结构线索，深刻而细致地展现了主人公感情和心理世界的千变万化，表现出道德探索和心理分析的创作倾向。《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短篇小说集，不仅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生活的深刻理解，而且还在发扬了三部曲道德和心理探索特点的基础上，显示出史诗式的叙事风格，初步展露出以后构思《战争与和平》的创作才情。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首次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小说写青年地主聂赫留道夫从大学退学回到自己的庄园搞农事改革，试图帮助农民改善贫困的处境，决心为谋求农民的幸福而献身，但农民怀疑他的诚意并拒绝他的帮助。他在失望中看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深深的隔阂。聂赫留道夫是一个探索者形象，他身上反映了当时托尔斯泰思想的主要特征。在农事改革失败后的1857年，托尔斯泰带着苦闷矛盾的心情到德国、法国和瑞士考察。他在综合了这次旅行感受的基础上，写出了短篇小悦《琉森》，它是作者根据在瑞士的小城琉森看到的一件真事写出的。小说在对资本主义文明与个人命运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作者对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怀疑、不满与批判，以及对真理和善等永恒道德原则的呼唤。50年代末，托尔斯泰与革命民主派在农奴制和艺术观问题上发生分歧，1859年他与《现代人》杂志分离后，从彼得堡回到故乡的庄园。他在家乡创办学校，把教育视为社会改良的重要途径。1862年9月，他和莫斯科名医别尔斯的女儿索非亚结婚，婚后生活幸福，这减轻了他精神上的苦闷，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1863年，他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主人公奥列宁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他厌倦了大城市贵族的无聊生活，来到哥萨克中间，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由于他不肯、也不能抛弃贵族的恶习和偏见，因而始终跟普通人民格格不入，最后只好一走了事，人民也不再记起他。托尔斯泰在《哥萨克》里表现了贵族要平民化的思想。 1863年，托尔斯泰停止办学，潜心研究历史和从事文学创作，他企图在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1863年至1869年，他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托尔斯泰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素号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的纪事为情节线索，从战争与和平两个方面来表现俄罗斯民族同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同人民意愿之间的矛盾，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努力写人民的历史，把卫国战争写成是为人民的正义之战，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审美地运用和描写历史材料，在历史事变中描写人，是《战争与和平》的一条基本的创作原则，也是使小说产生宏伟的史诗风格的重要原因。小说着重通过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中心任务的描写回答贵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安德烈才华出众，善于解剖自己，不倦地探求生命的意义。他身为贵族。但能跳出上流社会那“蛊惑的圈子”，寻找自我的真正价值。开始，他带着强烈的荣誉感，做着英雄梦走上战场。作者认为，刻意追求个人荣誉，其实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而“虚荣心是希望自己感到满足”，是个人私欲的表现，不属于真正的灵魂的追求。可见，安德烈此时还不是一个真正道德完善的人。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中弹倒地后，他从空旷的天空的崇高中，领悟了人的渺小，荣誉的渺小，从而走出小我，走向为他人、为人民而活着的更高境界。在临死之前，他还在《福音书》中找到了“幸福的源泉”，即爱一切人，他体会到了“灵魂追求的幸福”。彼埃尔也总是处在对社会出路问题和人生意义的紧张探索之中，他身上更具有作者的思想特点。开始，彼埃尔向往有理想有道德的生活，但却混迹于上流社会花花公子们的行列，他常常懊悔自己的放荡行为，却又不知不觉地去过那种“熟悉的放纵生活”;他明明不爱放荡的爱仑，却又在“虚伪的爱情”的掩护下与她结合，顺从了肉欲的诱惑。他一度迷失于肉体与灵魂冲突的十字路口，在痛苦与失望中难以自拔。后来，“共济会”的博爱教义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洗涤，在拿破仑的俘虏营里又受到了农民士兵普拉东的影响，最终走上了和谐地追求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道路。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是他最高的道德理想。娜塔莎以坦荡的胸怀接受着丰富美好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虽然一度受肉欲的诱惑，抛弃安德烈而企图与花花公子阿那托尔私奔，在人生意义的追求中误入迷津，但很快经受住了肉体与灵魂冲突的考验，以后成为内心和谐的贤妻良母。她热爱人民，富有爱国心，在莫斯科撤退中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她是理想化了的俄罗斯优秀妇女的形象。《战争与和平》不仅描写了强大的和不同性质的生活激流，展现了历史和社会的运动，而且也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心理发展和他们的内心生活激流，同时还揭示了内心生活激流与外部生活激流之间的联系，丰富繁杂的材料和为数众多的人物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作品的心理描写技巧不仅表现在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上，而且也表现在人民群众群体心理的描写中。小说以其宏伟的构思、气势磅磺的叙述和卓越的艺术描写被人们公认为世界长篇杰作之一。但小说在不少章节中阐述作者的历史和道德哲学观点时，许多过于冗长的议论破坏了小说结构的和谐性。在托尔斯泰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之后，俄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他的人生哲学也在激烈的精神探索中发生了变化。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事途经阿尔扎玛斯，深夜，在肮脏的旅馆中他首次体验到了忧虑与死亡的恐怖，此后，这种恐怖频繁地向他袭来，打破了他先前宁静的心境。这种“阿尔扎玛斯的恐怖”预示了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来临。1873年到1877年间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流露出危机感和悲观情调，主人公们的内心矛盾往往得不到解决，有时还造成灾难，充满了悲剧成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更尖锐。为了找到出路和答案，他广泛接触、考察现实生活，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籍，这期间，还接触了叔本华的哲学。这是他一生最艰苦的精神探索阶段。经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地与贵族阶级决裂，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他的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此时发展到了顶峰。他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许多观点，《忏悔录》、《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等论文中得到了阐述。 80、90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许多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政论和艺术论文等。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活尸》(1911)，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教育的果实》(1890)《克莱采奏鸣曲》，长篇小说《复活》 (1889—1899)。这一时期的创作一方面表达和宣扬了作者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观点，另一方向对社会的种种罪恶作了尖锐批判。剧本《黑暗的势力》写农民尼基塔不惜以任何手段获取物质利益的故事，展示了残酷、卑鄙同善良、纯洁之间的冲突。该剧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关系与道德原则侵入宗法制农村后，人的精神意识呈畸形、不健全和蒙昧状态，发财的欲望导致人的行为的残忍与卑劣;宗法制原有的黑暗势力在金钱势力的支撑下得以加强。剧本谴责了私有制社会的道德准则。《克莱采奏鸣曲》是作者80年代精神探索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的主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家庭与婚姻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完全以禁欲主义的观点来解决以前作品中关于灵魂与肉体冲突的矛盾。小说通过主人公波兹内谢夫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告诉人们，爱与善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但由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情欲妨碍人类目的的实现，而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便是禁欲，生命的意义在于同情欲作斗争。小说表现了晚年托尔斯泰思想的消极性。《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晚年思想与艺术探索的结晶、小说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后将她抛弃，10年后，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因被诬告犯了杀人罪而投入监狱。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发现被审判的罪犯就是玛丝洛娃，于是良心发现，决心要赎罪，为她上诉。上诉失败后，他随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并决定和她结娇。玛丝洛娃拒绝了他，但内心为他的行为所感动。最后，他们的精神都走向“复活”。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把人的精神复活看作社会根本转变的起点，这种思想集中地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的描写表现出来。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思想和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纯洁善良、追求理想的阶段。这时，他健康、真诚、充实、崇高、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他信奉斯宾塞“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理论，把继承父亲的土地送给了农民。他真挚地爱着姑母家半养女半婢女的玛丝洛娃。当时，聂赫留朵夫内心迸发出来的对玛丝洛娃的爱情，具有一种纯洁的和富于诗意的特点。作者之所以要叙述聂赫留朵夫这种高尚的感情，不仅为了描写主人公以后的堕落，而且是为了描写他身上所固有的人的品质，这种品质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在他整个生活过程中。第二阶段是放纵情欲、走向堕落。受习惯观念以及违背真与美原则的那种日常生活榜样的影响，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低下、空虚和渺小、他和当时一般的贵族青年一样接受日常生活学校的教育。他靠着继承母亲的田产过着奢侈的寄生生活，对异性的纯洁的爱情消退了，而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享乐的工具”。他与同事争夺情妇，与有夫之妇通奸，并且还在自己那个圈子里通行的道德准则的怂恿下，诱奸了玛丝洛娃。按作者的说法，这是“动物的人”压倒了“精神的人”的阶段。小说还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主人公灵魂深处两种矛盾的感情的冲突:真正的爱和淫欲、希望玛丝洛娃幸福和渴求肉欲的享乐。小说强调了生活中“通行的”、 “习惯的”东西对他的影响。当他厌恶自己的不洁欲望时，“应该像大家那样去做才对”的声音很快压倒了那点善良的念头，于是，很自然地滑下了堕落的泥坑。第三阶段是从忏悔走回复活，法庭上与马斯洛娃重逢，聂赫留朵夫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深睡在心灵深处的精神的人开始苏醒。他认清了自己虚伪可耻的面目，决心悔过自新。他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还按“真理的原则”处理家庭财产，最后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这时，按作者的观点看，“精神的人”战胜了“动物的人”，聂赫留朵夫走向了灵魂的“复活”，聂赫留朵夫由忏悔走向夏话的过程，就是人性由失落到复归的过程，也即改恶从善，善战胜恶，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不过，小说的具体描写又告诉人们，聂赫留朵夫的转变，是他在不断地接触现实，认识“通行的”、“习惯的”生活的恶(并经过内心的冲突、反抗，最终放弃他原先奉行的观点和准则的过程。这既是他的品质复活的过程，也是他转变贵族立场，走向人民的过程。这种转变具有现实的根据，也富有教育意义。但聂赫留朵夫最后信奉“勿以暴力抗恶”的不抵抗主义，使他严然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这反而失去形象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的形象，他身上表现了作者自己世界观的矛盾，具有自传性。玛斯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她的生活经历是通过描写她同社会现实的基本冲突的角度展现出来的。她的“复活”主要不是像聂赫留朵夫那样通过抛弃原有的贵族阶级固有的利己主义劣根性来完成的，而是通过纠正她在病态社会里所染上的恶习来完成的;主要不是通过认识恶的危害性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认识善的存在的可能性。树立对善的信念来实现的。玛丝洛娃原先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她最初对人的态度上的明显变化，是在了解到聂赫留朵夫的卑鄙之后。她没把这种欺骗与卑鄙看作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作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实。她受骗之后被人赶走，孤苦伶仃之下常常受人欺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一切都强化了她对人的最初认识，而对善、对上帝的信念开始动摇，对恶的存在与力量也深信无疑。她所体验到的痛苦越多，就越相信所发生的事的必然性。在环境的影响、逼迫下，她沦为妓女，而已逐渐养成了一些新的生存观念和处世“哲学”。她不仅不再对自己的职业和习惯感到丑恶，而且还不无自觉地认同了它们，把原本令人厌恶和感到可怕的东的看作正常的。所以，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她时，感到她天性中天真活泼的东西不见了，“要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不过，他还是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唤醒她的灵魂”，虽然他感到这样做困难非常大。然而，当他第二次在监狱中见到她并提出同她结婚时，她愤怒地斥骂了他，发泄了压在心底的满腹痛苦。这种愤怒的爆发是玛斯洛娃精神转变的第一个征兆，它意味着她的那些新观念和处世准则已开始松动，她的被麻木了的心灵开始复苏。她在聂赫留朵夫的行为中重新看到人身上的善，恢复了从前有过的信念，内心也产生了真正人的情感、心灵的复苏，她又对自己曾经习惯了的生活产生厌恶感，并决心做一个新人。玛丝洛娃内心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又不接受他提出的结婚请求，因为她觉得这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她拒绝他的爱，同他为了拯救她而提出于她结婚一样，都是为对方面而牺牲自己。作者认为，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爱是人类感情的最高形式。这说明玛斯洛娃也开始复活了。聂赫留朵夫的行为对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起了重要作用。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革命者高尚情操的影响是她走向复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聂赫留朵夫曾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而后则把她作为拯救和保护的对象的话，那么，革命者则把她当作一个受尽苦难而天性中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人，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后一种情形使玛斯洛娃更易于接受。与这些“好得出奇”他革命者相处，她感到自己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大地。她竭力想做一个无愧于他们的人，做一个与他们一样为别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人，于是她内心有了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玛丝洛娃获得了新生，她的精神最终彻底复活了，这种复活是有深刻的生活依据的。男女主人公复活的道路是不同的，但作者认为他们的精神归宿是一致的，即“博爱”与“宽恕”。托尔斯泰通过男女上人公“复活”的描写，强调了“道德自我完善”在改造人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托尔斯泰所制定的这种拯救人类的宗教道德药方是空想性、虚幻性的，也是具有消极性的。不过，小说思想意义的深刻性不在这种幻想式的道德说教上，作为一个“最清醒的现实本义者”，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复活过程的描写，自觉不自觉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现实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产生这种恶的社会根源的否定。小说的这一思想是深刻而积极的。在作品中，作者“撕下一切假向具”，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小说对宗教式虚幻世界的追求与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之实质的深刻洞察、揭露与批判是共存的。因此，尽管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消极性的一面，但它的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以及对社会各阶级描写的表现力，是超过作者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 “复活”在题材的广泛性、内容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以及心理描写技巧的多样性方面，又一次呈现了史诗的风格。此外，小说还突出地表现出作者讽刺的才能。这部作品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深刻的揭露性，常常是在对一定的生活方式、人的行为和社会制度的讽刺性描写中表现出来的，这是一部讽刺性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托尔斯泰晚年致力于“平民化”工作，生活简朴，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但是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的生活常发生矛盾冲突，连家里人也无法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他在极度苦闷与矛盾中，于1910年离家出走，企图彻底摆脱贵族生活，途中得了肺炎，于11月20日病逝于阿斯塔波火车站，终年82岁。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但他总是独立地按自己的人生准则去生活，因而他身上总有一种使贵族社会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他主动地接近人民，苦苦地追寻着消除贫富，使广大民众摆脱贫困境遇的方法，认真地思考祖国以及人类的命运与未来。他始终认为，真正的作家要严于律己，热爱人民，热切地为他们谋幸福。他说:“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和人们共忧患以便找到生路和慰藉。此外，他们之所以感到痛苦，还因为他们始终处于担忧和坐立不安之中:他们能决定和说出造福于人们，使人们从苦难中摆脱出来并给予安慰的话。„„因此，思想家和艺术家命中注定永远是要感到痛苦与作出自我牺牲的。”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在焦虑与不安、对真理紧张不断地求索和勤奋地创作中度过的，他是一位为寻求人类真理而献身的高尚的殉道者。托尔斯泰认为人身上存在着灵魂与肉体的矛盾，他把物质的、肉体的欲望同利己主义联系起来，主张人应该让灵魂主宰肉体从而走向道德自我完善。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诱发人的私欲、滋生人类恶的外在根据，主张彻底铲除私有财产制度。但他又从宗教道德的人生观出发，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否定同恶进行暴力斗争;他认为，促使人类达到没有阶级和国家状态的进步运动，有赖于每一个个人通过奉行至高无上的爱之法律，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从而走向灵魂的净化与完善。他通过文学创作对现存的制度和现实生活中一切虚伪、荒谬与不人道、不道德的东西进行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这些揭露和批判只是否定了现实，却未能为人们指出切实可行的未来之路;他思想发展的本质是同现有制度彻底决裂，同时又放弃一切形式的社会斗争，借助宗教求得“自我完善”，这种思想在“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上”是反动的，然而，托尔斯东高度重视人、尊重人，同情人，对人及其内在的力量，对人类崇高的精冲品质始终给予高度信赖。他的创作总是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的无比真诚，即使在悲观中也永远富有崇高与乐观，因而始终富有人性的魅力。他的作品的最深处，跳动着一颗正直无私、纯真善良的巨人之心。托尔斯泰永远是我们真挚的朋友托尔斯泰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全景式的史诗性叙事艺术。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材料广泛，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叙述具有多层次性上，而且还表现在能真实地展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内心世界的千变万化上。叙事的惊人广度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刻画，对社会恶的大胆暴露以及对崇高道德的追求，对那些应当成为社会生活之基础的真正合乎人道的原则的揭示，使托尔斯泰的小说既具有再现生活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具有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深刻性和真实性。他的作品既广泛描写了人的外在生活流，又表现了个体和群体的人的精神一心理现象流，从而使他的创作显得气势磅礴、博大精深。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上表现了卓越的才华，这是他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致力于人的灵魂与道德问题的探索。把个人、人民和人类在精神上的完善与复活，作为改造社会的最高理想，他的创作激情正由此而生。这种精神完善与复活的思想，不仅促使他重新审查社会上和历史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驱使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给予极大关注与细致研究。他从早期的创作开始就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人的内在力量，经常为人的那种真实、自然的情感与心理所吸引。他认为，在创作中描写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说:“艺术是一架显微镜，艺术家用它来对准自己的灵魂的秘密，并且把这些人所共有的秘密展示给人们。”他习惯于从体悟与解剖自己的心理开始，推己及人地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心理。他善于通过描写心理变化的过程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演变;他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他能描述出一些感情和心理怎样演变为另一些感情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技巧时所说的“心灵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托尔斯泰描写人的心理的复杂性时所关注的，不是人的心灵中那些阴暗、神秘莫测的东西，也不是内心世界复杂的矛盾斗争本身，而是性格发展和人们战胜黑暗与邪恶东西的能力。在这方面，他和把人的灵魂看作是一个无底深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明显差别。托尔斯泰善于把握人物性格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注意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力量和自主性。他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描写人物时常常指出他们对环境、对社会状况的依赖关系，但是，他的独特性在于，他把揭示人对环境的反抗，把描写性格同环境的冲突、性格对环境的超越作为创作的重要任务，从而展示出性格的自主性特征(他笔下的那些探索型人物的思想与性情显然都与环境有关联，但都高于环境。他们都企图克服环境的影响走向精神的独立，因而性格与环境每每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中展示超越性与自主性，从而说明环境的落后与不合理。在这个方面，托尔斯泰与果戈理、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等注重描写性格的自在性，强调性格对环境的依赖作用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二、《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写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之间爱情婚姻的纠葛，展现了彼得堡上流社会、沙皇政府官场的生活;另一条写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与吉提的家庭中活，展现了宗法制农村的生活图画。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关心的是家庭题材。但家庭的冲突是与时代的矛盾、社会生活的激流密切联系的，主人公的生活历史被纳入到时代的框架之内，单个人物及其愿望、渴求、欢乐和痛苦，是时代与社会生活激流的一部分。作者在描写现实生活时强调了习以为常、固步自封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沉重的压制，这种压制使人的个性和生命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小说以史诗性的笔调描写了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展现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时代特点。小说的悲剧气氛、死亡意识、焦灼不安的人物心态，正是人物同有损人尊严的环境发生激烈冲突的产物。这种焦虑不安的气氛正是“一切都混乱了”的社会的特点，也是处于“阿尔扎玛斯的恐怖”之中的托尔斯泰自身精神状态的艺术外化。安娜是个坚定地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在作者的最初构思中，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构思，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安娜还是少女的时候，由姑母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伪善自私，过于理性化而生命意识匾乏。他的主要兴趣在官场，是一架“官僚机器”。相反，安娜真诚、善良、富有激情、生命力强盛。她与这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不知爱情为何物，这种生活窒息了她的生命活力，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此后，她身上总流露出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安娜最初的内心冲突，来自于她对生活的狂热渴望，来自于她对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和真正的关系的追求，来自于她对周围人当中比比皆是的谎言和伪善的厌恶。她的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不屈从于她认为不合理的环境，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丰福生活。对渥伦斯基的爱激起了她对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强烈渴望，那埋藏在心底的被压抑的东西驱动着她。她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觉醒中的安娜的坚定的呼声。安娜对生活的这种渴求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不仅可由人的自然天性来证明，而且可由压制她的那个自私伪善的上流社会本身来证明，可由卡列宁冷酷无情的行为来证明。安娜在渥伦斯基的爱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拒绝大夫对她的劝说，反抗丈大的阻挠，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制，公开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在她对爱情自由的执著追求中，表现出了她性格的正直、坦率、勇敢和心灵的高尚、精神境界的崇高，展示出有生命的、生机勃勃的东西对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环境的顽强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本身决定了安娜的性格与命运是悲剧性的。她和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旅行，尽情地享受了爱的幸福与生活的欢乐之后，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和来自内心的谴责之痛逐渐使她难以忍受，来自社会的压力也使她悲剧的阴影日益扩大。社会已宣判了她这个胆敢破坏既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上流流社会拒绝接受这个“坏女人”;做为一个母亲，她因“抛弃儿子”而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说她为了“卑鄙的情欲”而不顾家庭的责任。凡是构成她幸福生活的东西，都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充满欺骗与伪善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安娜的处境也就十分严峻了，她失去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和可能，她的内心矛盾不断加剧。她一方面不顾一切地力图保卫和抓住已得到的爱和幸福，另一方面，心底里军又时时升腾起“犯罪”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危机感愈演愈烈。这种内心矛盾与痛苦说明了她爱的追求的脆弱性，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走向毁灭的内在原因。最后，失去一切的安娜绝望地想在渥伦斯基身上找回最初的激情和爱，以安慰那破碎的心，但渥伦斯基对安娜近乎苛刻的要求越来越反感，这使安娜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以致走上了卧轨自杀之路。安娜无法在这个虚伪冷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只能以死来表示抗争，用生命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控诉。安娜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由那个罪恶的社会造成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安娜的合乎自然人性，是合理的，另方向，从宗教伦理道德观来看，安娜又是缺乏理性的，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所以，在小说中作者对安娜既同情义谴责。他没有让安娜完全服从“灵魂”准则的要求，去屈从卡列宁和那个上流社会，而是同情安娜的遭遇，不无肯定地描写她自我意以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但另一面又让安娜带着犯罪的痛苦走向死亡。”“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就是作者一贯探索的那个永恒的道德原则，是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善与人道。安娜的追求尽管有合乎善与人道的一面，但离善与人道的最高形式——爱他人，为他人而活着——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就是作者对安娜态度矛盾的根本原因。卡列宁是一个伪善、僵化、缺少生命活力的贵族官僚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严厉批判了那个腐朽的沙皇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刻板、虚伪的道德规范。拉列宁平时严格地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他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却是个僵化的、生命意识匾乏的人。他的这一本质与渴望自由、不肯循规蹈距、富有生命活力的安娜正好相反，而与那个僵死的、守保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则恰恰一致。所以，卡列宁从内心深处难以接受安娜的生活准则，正如安娜难以接受卡列宁。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总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他每每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给她设置种种障碍;他既不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也不考虑安娜的情感需要。在他这个把个体行为都纳入社会规范的人身上，跳动着的是一颗既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的猥琐、卑怯的灵魂。当安娜向他请求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去掉由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从而不使他的前途与地位受到影响。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考虑，他决定不同意离婚，以使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紧不合法。那么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与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而他倒认为这是他对安娜的宽恕与拯救，因为他对犯了“罪”的安娜是那样地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因而他是那么地道德高尚，富于宗教之心。这是何等残酷的虚伪，一种不自觉的虚伪～卡列宁以及由他这样的人组成的贵族社会，无疑是冷酷无情地戕杀安娜、戕杀自然人性的杀人机器。列文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他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力图保持宗法制的开明地主。他习惯于用批判的眼光评价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原则，探究人的生活中不可动摇的道德基础。他不愿按照周围的人教给他的那种方式去生活，不怕背离人们普遍认可的时髦的东西，不怕违背上流社会认为高雅的道德准则，在生活中走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信念去行动，追求合乎自己理想的生活。在这点上，他与安娜有精神内质上的相通与一致性。他对受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社会深感不满于不安，把建立宗法制社会作为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力图维持和巩固贵族地主的经济地位，但又感到衰落的贵族已经日薄西山，无回天之力。他看到了农民与地主间的对立关系，幻想通过改革走出自己的路来，以富裕代替贫穷，以利害互相调和代替农民与地主间的互相敌视。总之是以不流血的“伟大革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以维护土地占有制为前提，以“爱仇敌”和“勿抗恶”为核心的社会改良的主张，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列文的改革与计划最终失败了，痛苦和怀疑不断地折磨着他。他想了解人的真正使命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没找到答案，也就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焦虑不安、悲观绝望之余，他想到了自杀。最后，他在宗法农民弗克身上领悟到，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爱己如人”，感到上帝在我心中。列文的痛苦探索和最后结局，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状态，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作者“托尔斯泰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色的心理描写，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整个作品艺术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小说注重于人物心理运动、变化的过程，体现出“心灵辩证法”的主要特点。精神探索型的人物列文的心理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探索和对个人幸福、生命意义的探索。在农事改革上，他经历了理想的追求到失败后的悲观;在个人生活上，他经历了爱情上的迷恋、挫折、失望到婚后的欢乐、焦虑、猜忌、痛苦，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他的心理运动是伴随着精神探索的历程有层次地展开的。小说对安娜的心理过程的描写，则侧重于展示其情感与心理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她一方面厌恶丈夫，另一方面又时有内疚与负罪感产生;一方面憎恶伪善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依恋这种生活条件;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不断为之感到恐惧不安。作者把她内心的爱与恨、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信任与猜疑、坚定与软弱等矛盾的情感与心理流变详细地描述出来，从而使这一形象富有艺术感染力。除了对人物一生的心理运动过程的描述之外，小说中还有许多对人物瞬间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这类描写往往准确、深刻地披露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例如，小说在写到列文第一次向吉提求婚时，关于吉提内心变化的那段文字，是十分精彩的。在列文到来之前，吉提喜欢地等待着，从外表的平静、从容、优雅显示了内心的镇静。当仆役通报说列文到了时，她顿时脸色苍白，血液涌到了心上，那内心是惊恐万状的，以至于想逃开。因为她虽喜欢列文，但更喜欢渥伦斯基，因而她必须拒绝来求婚的列文，但这又使她感到内疚与痛苦。见到列文后，她又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因为她已决定拒绝列文，但她的目光中又流露出希望列文饶恕的内心祈求。吉提在见到列文前后这短暂时间内的心理流程，是多层次的，作者对吉提内心的把握十分准确。第二，小说善于通过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来揭示其内心世界，一个笑言，一个眼神和动作，都成了传达心灵世界的媒介。作者认为，人的感情的本能和非言语的流露，往往比通常语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实。因为语言常常对各种感受进行预先的“修正”，而人的脸孔、眼向所揭示的都是处于直接的、自然的发展中的情感与心理。这种直接的上、自然发展中的情感与心理是作者热衷于捕捉的。安娜因其具有被压抑的生命意识，灵魂深处才蕴蓄着荡漾的激情，则不时地通过无言的外在形态流露出来，使她富有超群的风韵与魅力。小说第一部第十八章中写到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厢门口打了个照面，两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看对方。接着，作者从渥伦斯基的视角描写了安娜。这段描写中，作者重点抓住了安娜的脸部表情和眼神，发掘出女主人公潜在的心灵世界。“被压抑的生气”正是安娜悲剧性格的内在本原，这种生气与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制力构成她内心的矛盾冲突，丰富的情感被理智的铁门锁闭着，但无意中又产在“眼睛的闪光”、脸上的“微笑”中泄漏了出来。安娜形象的美主要导源于她那丰富的情感与心理世界，这种描写也常见于其他人物身上。第三，小说通过内心话语的描写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托尔斯泰之前的作家描写人物的内心话语往往是条理化、程式化和规范化了的，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而托尔斯泰描写的内心话语则常常表现出不规则、间断跳跃和随机的特点，使所揭示的心理内容更真实、自然和深刻。小说对自杀前安娜的内心话语的描写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段内心独白先写安娜“死”的念头，接着是回忆她和渥伦斯基的争执，然后拉回到眼前的面包店，随之又联想到水和薄烤饼，再接着是回忆她17岁时和姑母一起去修道院的情景，随后又想象渥伦斯基在看到她的信时的情景，突然，那难闻的油漆味又使她回到眼前正在油漆招牌的百货店。作者把人物的视觉、嗅觉、听觉等不同的感觉因素同想象、记忆、意志过程等知觉因素以及悔恨、羞愧、恐惧、痛苦、希望等情感交混在一起，心理流变呈时空交错、非规则非纯理性特征。这段内心话语把处于生与死的恐惧中的安娜复杂而混乱的情感与心理内容真实地展现了出来。《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是独特的，它表现出作者谋篇布局上的填密与严谨。表面地看，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的精神探索两条主线平行独立地发展，缺乏内在联系，但事实上它们是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的，这从两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小说在两条主线之间穿插了奥勃朗斯基和道丽的家庭生活这条中间线，它在外部结构上成了两条主线的拱顶结合处。其次，小说运用人物向心对照法沟通了两条主线间的内在联系。男女主人公安娜和列文的对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此外，安娜和道丽、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奥勃朗斯基和卡列宁等也形成对照。这就使两条平行主线在社会的、宗教伦理的和心理内容的意义上互相沟通，共同表现着小说深刻的主题。所以，小说用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使两条主线联结成自然而严整的拱形结构，这是托翁在小说结构艺术上的独创。《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在艺术表现方面最具功力的小说，就艺术的完美与和谐而言，是作者的三大长篇中最成功的。它以其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众口赞誉。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2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五节契诃夫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通过《樱桃园》和他的短篇小说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他的短篇小说，难点是戏剧创作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创作二、《樱桃园》三、短篇小说方面的贡献作业与思考题:举例说明契诃夫作品中讽刺手法的运用总结与反思: 契诃夫的短篇同学们在中学里读过一些，讲起来不困难;他的戏剧了解不多，也不大感兴趣，应略讲。第十五节契诃夫一、生平和小说创作安东?契诃夫(1860— 1904)是19世纪末叶崛起的最为重要的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出生在俄国南方小城塔甘罗格。父亲经商，开一家小杂货铺。契诃夫小小年纪就被严酷的父亲逼着在店里站柜台，上教堂唱圣歌。1876年店铺倒闭后，举家迁居莫斯科，唯有契诃夫独自留下继续上中学。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利用课余当家庭教师糊口度日。契诃夫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1879年契诃夫中学毕业，同年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此也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处女作是《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发表在幽默杂志《蜻蜓》1880年第10期上，这是一篇包含着讽刺的幽默小品，嘲讽一个自以为很有学问其实头脑空空的土地主。除《蜻蜓》外，契诃夫还给另一家更为有名的幽默刊物《花絮》撰稿。《花絮》的主持人列依金给契诃夫提出了明确的约稿要求。一是简短，每篇不得超过100句;二要幽默，每篇都得让读者解颐微笑。这也在客观上造就了契诃夫早期创作简洁而l幽默的风格。但在契诃夫的幽默背后，分明站着一个冷眼观察世界、揭露社会病象的智者契诃夫，一个热烈拥抱世界、充满人道精神的哲人契诃夫。他的早期创作中的名篇如《一个文官之死》(1883)、《胖子和瘦于》(1883)、《变色龙》(1884)等(呼唤着没有经过歪曲的人性。“一个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头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都丢失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入木三分的揭露，表达了他的“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以维护人的尊严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大艺术特色是高度的简洁。一篇内涵深刻的幽默小说字数往往小过一千。为了达到这种凝练简洁，契诃夫通常运用开门见山的笔法。《胖子和瘦子》的开头是这样的:“尼古拉铁路一个大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小说一开头就把故事的地点和人物亮了出来。而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的不和谐的平列又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站长》(1883)的开头是这样的:“德烈别兹加火车站的站长名叫斯捷潘内奇，姓谢普士诺夫，在刚过去的5个夏天，他出了点小小的岔子。这个岔子虽然分明微不足道，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很高的。由于这个岔子，他失去了新制帽，也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站长出了点“小小的”岔子，失去的却是“大大的”“对人类的信心”。而把世俗的“新制帽”与崇高的“人类的信心”并列在一起让这位站长一古脑“失去”，都是契诃夫以一当十、引人入胜的幽默笔法。达到简洁的另一个手段是，尽可能不在人物的外形描写上浪费笔墨。如在《一个文官之死》中，契诃夫没有对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做什么外部形象的描写。这位文官的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小人物性格，以及他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都是通过人物本人的性格化动作加以展现的。契诃夫的“文短气长”的简洁，也得力于他在揭示人物性格时的一针见血的形象化点染。《普利希别叶中士》中写道“有一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读者从中完全可以想象这头沙皇政权的鹰犬是如何的凶神恶煞了。进人80年代中期，契诃夫对病态的俄国社会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对作家的社会使命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意识到“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替人消闲解闷的人”，他的小说基调随之也出现了向抒情的忧伤倾斜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早反映在《猎人》、《哀伤》等发表于1885年的短篇小说里。前者写到一个名叫彼拉格娅的村姑永失所爱之后，“在她的眼睛里充盈着淡淡的愁怅与柔情。”后者写年迈的铁匠格旦戈利，懵懵懂懂过了一辈子，直到老婆病重咽气之时，才突然感到“哀伤”袭来——“他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的老太婆好好生活，也没有来得及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死了。”写的还是普普通通的人，但关注的已是普通人的心灵活动和他们的心灵哀伤。契诃夫的不同凡响，是能把这心灵哀伤用一种抒情笔调写出来，让人读后也在心头升起莫名的忧伤。 80年代中期最有意义的短篇小说当推《苦恼》(1886)小说描写一个马车夫想把丧子的“苦恼”向人诉说而又被人置之不理后，不得不把这“苦恼”说给那匹小马听。契诃夫通过对无人关注一个马车夫的“苦恼”的强调，对人类的“苦恼”作了深层次开掘。他把“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作为小说题辞，也是有意借助这句出自《旧约全书》的语录，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对于人生困顿的更为概括的思考。《苦恼》写的是人的孤独及人与人的隔膜。“人与人的隔膜”的主题，后来一直延伸到了契诃夫的后期创作中。也延伸到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大潮中。 1886年，契诃夫还写了一篇反映儿童悲惨命运的小说《万卡》。9岁的男孩万卡受不了在鞋铺老板那儿做学徒，忍饥挨打的苦日子，他乘老板娘外出的机会，给爷爷写一封信，请求爷爷带他离开这儿回家去。然后他把这封信皮上写着“寄交乡下祖父收”的没有地址的信，塞进了邮筒。是夜，万卡做了一个好梦，“梦中他看见一个炉台上坐着祖父”和万卡相同题材的小说还有《渴睡》，《万卡》和《渴睡》里，照样能捉摸到契契诃夫的幽默。但这里的幽默是何等的忧伤～ 1888年契诃夫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一反先前避免景物描写的风格，契诃夫在《草原》中关于草原景色的成段描写就有7处之多，其中第4段对于草原晚景的描写已涉及到整个小说的思想意蕴:草原是美的，但草原的美无人欣赏(因此，草原“孤独”，知道自己的美丽与财富“白白荒废了”。这是草原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因为被商业利益驱动的或被生活重担压迫着的《草原》中的许多人，都忘记了草原的美丽。这个“草原”也可引申为整个“俄罗斯”《草原》中能令人体察到作者对于俄罗斯的命运的思考。《草原》之后半年，又有另一部力作《神经错乱》问世，小说写法学系大学生瓦西里耶夫跟着两个朋友到一条妓女街目睹了人间地狱之后的痛苦感受。当瓦西里耶夫走出这条街时，天空正飘着雪花。白雪在这里有象征意味。契诃夫的乐观主义也表现在他似乎是要用无垠的白雪埋掩人间的污垢。 19世纪80年代，革命民粹派运动失败之后的俄国，是一个社会空气十分低沉压抑的时期。不愿意随波逐流的契诃夫，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表示了大胆的质疑与痛苦的抗拒。他在小说《灯火》中甚至大声疾呼:“在这个世界上，你什么也看不懂～”对人生的拷问，以更为冷峻的笔调反映在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中。令当时文坛大吃一惊的是，29岁的契诃夫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摹一位行将就木的老教授的复杂心态。这位名叫尼古拉?斯捷潘内奇的老教授一生献身科学，但到了垂暮之年却无法回答养女卡嘉向他提出的“我该怎么办,”他感叹道:“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是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而且“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写完《没有意思的故事》后，契诃夫曾声明不要把“教授的思想”与“契诃夫的思想”相提并论。其实这篇小说反映了契诃夫对人生真谛的渴望。契诃夫的人生探索与艺术探索是同步进行着的。 1890年是契诃夫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这年7月，契诃夫只身来到库页岛，进行为期3个月零两天的实地考察。库页岛是流放犯人的集中地。岛上地狱般的惨象给契诃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契诃夫库页岛之行的成果不仅体现在他撰写的《库页岛旅行记》中，也反映到了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库页岛归来，契诃夫的小说明显地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892)就是一部这样的代表作。“第六病室”是一家医院的疯人病室，里头关着5个“病人”(其中33岁的格罗莫夫虽然是“疯子”，但“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的细纹显示出智慧和理性”。新来的医生拉京被格罗莫夫的不同凡响的言辞所吸引，常来病室与他交谈，进行辩论，结果拉京医生也被当作“疯子”关进了“第六病室”。拉京经受了看守尼基达的一顿拳脚后，转到了伦理思考的轨道。因为他的“跟尼基达同样冷酷的良心使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拉京和格罗莫夫的哲理辩论最终以道德的评判作结: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正义的人注定要在地狱般的“第六病室”蒙受痛苦。契诃夫善于尖锐地提出社会问题，也善于把社会问题通过道德的审视而人性化。在《跳来跳去的女人》、《黑衣僧》(1894)中，他又一次提出了人的平等与人的尊严的问题，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先把丈夫视为“平凡”的人，待到丈夫快要死去时又觉得他“是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黑衣僧》里的彼索茨基夫父女原先把柯甫陵看成是个“天才”，但当柯甫陵的“自大狂”的病象消失后，他们也不再把他当“天才”。契诃夫在心底里不赞成把人分为“平凡”与“天才”的思维定式和先入之见。契诃夫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这种平等待人的民主立场，帮助他在90年代的创作中揭示出人和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永恒冲突，契诃夫着眼于这个社会对于一切人的压迫，它不仅压迫农民，压迫工匠，压迫工人，压迫知识分子，就是《女人的王国》里的女工厂主阿基莫芙娜，《出诊》里的五座厂房的女继承人丽莎，都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压迫，以至于丽莎会得一种怪病，她的母亲“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契诃夫关注在庸俗的生活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有的能不为俗流污染，始终保持向美向善的良知，如一直向往着“回到莫斯科去”的三姐妹(《三姐妹》， 1900);有的在生命的挣扎中，过着痛苦的双重生活，如《带小狗的女人》(1899)中的男女主人公;有的则与环境妥协、被俗流吞没，成了十足的庸人。契诃夫90年代的两篇杰作《姚内奇》(1898)和《醋栗》(1898)，就对“人变成庸人”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艺术展现。在《姚内奇》中，我们看到一个原本精神焕发的斯达尔采夫医生，在庸俗与铜臭的双重腐蚀下，终于蜕变成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不抱什么兴趣”的姚内奇。《醋栗》的主人公尼古拉?伊凡内奇的蜕变也是从头脑中萌生攒钱买田庄的念头开始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财迷心窍，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终于有一天，他吃到了从自己的田庄长出的醋栗，志得意满，“眼泪汪汪„„说不出话来”。契诃夫嘲讽了这种庸人的幸福感，并通过一个人物之口，大声疾呼:“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1898年还有《套中人》、《关于爱情》问世，与《醋栗》一起，组成契诃夫的“短篇三部曲”。它们的共同题旨就是呼吁人们从“三俄尺土地”的局限中跳出来，抛弃把一切都装进“套子”里的“套中人”生活，去追求表现人的自由精神的广阔天地。《套中人》是后期的名作。古希腊教员别里科夫是个性格孤僻，思想守旧，与外界隔绝，胆小怕事的小人物典型。他把奉公守法当作苟且偷安的护身符(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新生事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反动制度的警犬。他龟缩在“硬壳”和“套子”里，在惊恐和不安中悒郁而终。契诃夫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不断深化，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也逐渐鲜明起来。1897年秋天契诃夫在欧洲养病期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正震动欧洲社会。契诃夫和多数欧洲进步人士一样，站出来声援这位被诬陷的犹太血统军官。1902年，契诃夫得悉俄国皇家科学院无理撤销遴选高尔基为名誉院士的决定后，毅然声明放弃自己的名誉院士称号。就在契诃夫的创作进人顶峰状态的时候，他的健康却大大恶化。这时俄国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种状况不能不反映到契诃夫最后的文学创作中。1902年，契诃夫写出小说《主教》。小说写到一个名叫彼奥德尔的主教之死。死神快降临了，但“他不想死;他仍旧觉得他没有得到一种顶重要的东西，一种他过去朦朦胧胧地向往过的东西”。然而，主教还是死了。但他去世之后的“第二是复活节的礼拜天。城里的43座教堂和两个寺院的清脆而欢畅的钟声从早到晚不停地在城市上空飘荡，使得春天的空气颤抖，鸟儿在歌唱，阳光普照大地。” 1903年《新娘》问世。这无疑是契诃夫的一部最具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小说描写娜嘉姑娘在一个名叫沙夏的莫斯科人的引导下的觉醒。沙夏像契诃夫一样，患的也是肺结核病，而且为了治病也接受过酸马奶治疗法。但沙夏还是死了。然而，沙夏的死给娜嘉带来却是新的感奋:“别了，亲爱的沙夏～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力作是剧本《樱桃园》(1903)。这是一部卓越的悲喜剧。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樱桃园》是1904年1月17日，正好是契诃夫44岁生日，这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年5月，当契诃夫再次从雅尔塔来到莫斯科时，出现严重哮喘。6月3日，契诃夫偕夫人离开莫斯科赴德国瑞士交界的巴登威勒疗养。6月29日出现心力衰竭，7月2日凌晨他对匆匆赶来的医生用德语说:“我要死了”随后呷了口香槟，对妻子说:“我好久没有喝香槟了。”他把一杯香摈喝完后，侧身睡着——永远地睡着( 二、戏剧创作和《樱桃园》契诃夫是个既写小说又写剧本的作家。他的小说成就得到一致公认，对他的戏剧创作，却大有异议。曾赞美是“散文中的普希金”的列夫?托尔斯泰当年就不认可契诃夫的剧作。契诃夫作为剧作家的世界性地位，是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承认的，此后(越来还多的戏剧专家认识到，以《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姐妹》、《樱桃园》为代表作的契柯夫戏剧是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然而，契阿夫戏剧的知音在这种现代戏剧刚一出世的时候就出现了。最早的知音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夏米洛维奇?丹钦科，还有高尔基。1896年《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惨遭失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于1898年将它再次上演，并获得成功。高翔着的海鸥形象后来也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微。莫斯科艺术剧院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把握住了契阿夫戏剧不同于欧洲戏剧的革新特征:真正的戏剧动作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在人的心灵中，在生活常态的潜流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我的艺术生活》中指出:“那些总要企图去表演或表现契诃夫的剧本的人是错误的。必须存在于，即生活、生存于他的剧本中。” 高尔基激赏契诃夫的戏剧，1898年他给契诃夫写信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激励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契诃夫在戏剧中，的确显示出是位艺术综合的大师。他把诗的抒情性、小说的叙述性都编织进戏剧的机体里。他也对19世纪末露头的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作了去粗取精的借鉴，也就是说，契诃夫把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里，从而实现了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契诃夫不仅对艺术具有现代精神的体认，对生活的认识同样具有现代精神。在他的后期剧作中，他扬弃了对于戏剧人物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判断。因此，他的戏剧人物也很难用传统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尺度来区分。由此，导引出契诃夫戏剧的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创新特征——在戏剧冲突的构建上，以“人与环境的冲突”取代传统的“人与人的冲突”的戏剧冲突模式。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不是这个剧中人物势不两立，而是所有这一群剧中人物都被环境和生活所压迫。《海鸥》中的两个作家——特里勃列夫和特里果林好像是一对“情敌”，实际上契诃夫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分别倾注在他们的创作冲动中，也让他们共享剧作者的同情。人们简直无法判断，契诃夫对他笔下的两位作家中的哪一位更有偏爱，但可以确切地感受到这两位作家都在与环境的共同冲突中痛苦着。《樱桃园》是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作，也可以说是他呕心沥血的绝笔。如果把19世纪俄国文学看成是一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光荣的文学创作历程，那么，酝酿于19世纪末问世于20世纪初的《樱桃园》，也可以视为世纪之交一部最有意义的俄罗斯文学名作。无论从思想探索的角度还是从艺术探索的角度，《樱桃园》都带有总结性的意义。契诃夫一生做着戏剧散文化的努力。他追求的戏剧行动要像生活一样的简单、也像生活一样的复杂。日常生活环境，包括天气的寒冷或温暖、花草的开放或凋谢，于契诃夫的戏剧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樱桃园》第一幕的舞台指示与开场的两句对白，轻轻地、自然地把戏剧行动发生的时间——五月某一天凌晨两点——点了出来。樱花、晨霜等白色意象也随之进入读者的脑海。戏剧行动的地点则在舞台指示的第一句里强调了出来——“一间相沿仍称幼儿室的屋子。”《樱桃园》中的情节，比如朗涅夫斯卡娅从巴黎回到故居的幼儿室时所说的那段台词:“幼儿室啊～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幼儿室啊～我顶小的时候，就睡在这儿。”(按照剧本的舞台指示，说到这儿，朗涅夫斯卡娅要“哭泣”)这都可以看作偏向于悲剧性，或偏向于喜剧性来表现。眼泪是一定要流的，但眼泪的内涵可以是不同色彩的。这也是契诃夫戏剧的丰富性的一个方面。契诃夫的戏剧从《海鸥》开始，都有浓厚的象征性，到了《樱桃园》，契诃夫的象征手法运用得更加含蓄与广泛了。《樱桃园》中的两个人物，管家叶比霍多夫和家庭教师夏洛蒂，乍一看来，他们似乎是无关紧要的角色，但深作思索，就可发现，契诃夫决不是随便把这两个人作为仆人与进剧本里去的。夏洛蒂是个无根的浮萍式的人物(“我没有正式的护照”)，也是个孤独的人(“我永远是孤独的”)她的这两个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她的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娅的性格命运的象征。而管家叶比霍多夫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了不起的书，可是我还是不能明白自己究竟走哪一条路。”这是一个最不实际的人，是一个小市民式的浪漫主义的人。他的这些性格形象特征，同样可以视作他的主人加耶夫性格形象的映照。在《樱桃园》中还有更为含蓄与情绪化的艺术象征;比如，在剧中两次出现的“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象征手段。读者很难断定他的确切的象征含义，但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他在象征、暗示剧中人物的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例如，《樱桃园》第二幕中，“忽然间，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这个来自天边的古怪的声音，烘托着剧中人物的情绪，这声音的不可名状是和人物情绪的不可名状相适应的。比如，朗涅夫斯卡娅听到这个声音，觉得“有点使人不快”。但这位樱桃园的女主人的不快之感，实际上并不是由这声音引起的，这个忧郁的缥缈的声音，只是艺术地暗示着郁积在她胸中的不快之感，并给她提供了把这情绪吐露出来的机会。《樱桃园》最为宏大的象征性形象，自然就是这座满园开着白花的樱桃园了。俄国作家布宁曾经怀疑在俄罗斯存在这样的樱桃园。但如果考虑到樱桃园对于契诃夫不过是个巨大的艺术象征，它的实际存在与否也就并不十分重要了。《樱桃园》的基本情节是与樱桃园紧紧相扣的:为了挽救一座即将被拍卖的樱桃园，它的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娅从巴黎回到了俄罗斯故乡。商人罗巴辛建议她把樱桃园改造成别墅出租。女主人不听，樱桃园被拍卖，而购得樱桃园的新主人正是商人罗巴辛。樱桃园原先的女主人在失去樱桃园后落了几滴眼泪，离开了。落幕前，被遗忘在房子里的费尔斯独白道:“他们都走了„„他们都把我忘了。”最后是终场的舞台指示:“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静。打破这寂静的，只有从远处隐隐传来砍伐树木的斧头声。”无疑《樱桃园》意蕴联系着“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这个核心。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从这个戏核可以生发出种种不同的题旨来。在贵族阶级行将就木的20世纪初，由此可以反思“贵族阶级的没落”;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十月革命后，由此可以导引出“阶级斗争的火花”;而在阶级观点逐渐让位于全人类意识的20世纪中后叶，则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樱桃园的消失”中，发现了“人类的困惑和无奈”。在50年代末，契诃夫夫人克尼碧尔(她是朗涅夫斯卡娅的头一个扮演者)就曾指出《樱桃园》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困惑”在哪,不妨再挖掘一下“樱桃园”易主与消失的故事底蕴:美丽的“樱桃园”终究敌不过实用的“别墅楼”，几幢有物质经济效益的别墅楼的出现，要伴随一座有精神家园意味的樱桃园的毁灭。“困惑”在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兼得，“困惑”在趋新与怀旧的两难选择，“困惑”在情感与理智的永恒冲突，“困惑”在按历史法则注定要让位给“别墅楼”的“樱桃园”毕竟也值得几分眷恋，“困惑”在让人听了心颤的“砍伐树木的斧头声”，同时还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时代在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人类不得不与一些旧的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楼”的拔地而起，同时也每天都在目睹旧的“樱桃园”就地消失。《樱桃园》在人们心中勾起的正是这种面对新时代的忧喜参半的复杂情感。《樱桃园》原本是一部俄罗斯文化味道十足的戏剧作品。但在它问世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新的“世纪之交”临近，当新的物质文明正以更文明的方式蚕食乃至吞食着旧的精神家园时，《樱桃园》这个剧本的文化精神含义越发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樱桃园》成了当今世界各大导演竞相排演的一个著名剧目。总之，契诃夫能在戏剧的日常生活的流程中表现人生悲剧，他也能在戏剧的日常生活流程中，以抒情的诗意方式表现历史的乐观主义。契诃夫在《海鸥》等剧作中所追求的“共同宇宙灵魂”，乃是精神与物质达到美妙和谐的一种崇高情感境界。所以，时时感受到精神与物质处于分裂状态的20世纪的现代人，能从契诃夫的戏剧中得到慰藉，引发共鸣。契诃夫大才地预见到了20世纪的人生困惑。契诃夫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把握，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索，使他成为一位特别令现代人感到亲切的19世纪作家。这就像俄罗斯契诃夫研究会主席拉克申院士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生活在19世纪的契诃夫，就其对人和对世界的认识而言，变成了一位20世纪的作家。” 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2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六节马克?吐温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通过《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其他的小说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难点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创作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作业与思考题:从哈克贝利?芬看美国人的性格总结与反思: 同学们对马克?吐温的短篇及中篇小说，如《卡拉维拉斯县的驰名跳蛙》、《败坏赫德莱堡的人》较感兴趣，可以展开十分钟的讨论会。第十六节马克?吐温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用幽默、诙谐和滑稽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19世纪末美国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与风土人情。他的后期作品对美国社会的虚伪，种族歧视与对外侵略扩张，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他是美国文学史上头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作家，开创了一代文风，福克纳称他为“美国文学之父”。一、生平和创作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1835年11月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法官，收入微薄，家庭负担繁重。马克?吐温在上学时就得干许多杂活，来减轻家庭负担。他12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弃学，并开始外出独立谋生。1853年至1861年间，，他先后当过印刷所学徒、报童、排字工人、水手和轮船驾驶员。丰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水手生活，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他的许多优秀作品都以他童年的生活经历和密西西比河的风土人情为题材与背景，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就是来自他在密西西比河做水手时的行话，意思是“水深两寻”，即水深12英尺，船可以安全通过。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密西西比河航运萧条，马克?吐温随着当时的淘金热来到美国的西部，想找矿未成。发财梦破灭后，他去报馆工作，后来到弗吉尼亚城，先后在《事业报》和旧金山的《晨报》当记者，开始用“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写些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并逐渐登上了文坛。纵观马克?吐温近50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创作(1867——1870)。马克?吐温开始创作的时候，美国文坛上正流行着“幽默文学”。一般说来，这种渊源于西部口头文学的幽默文学，旨在逗乐，丰富下层人民的文化生活。马克吐温的作品与这种幽默文学有所不同，他富于联想，有时把幽默与讽刺结合在一起。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我总是教训人。”马克吐温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是他的成名作(1865)。这些作品反映了西部开发中热气腾腾的欢快生活。从60年代末开始，马克吐温就在通讯报道、讽刺小品和短篇小说中加强了揭露和讽刺的成分。他讽刺宗教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如《坏孩子的故事》和《好孩子的故事》;揭露新闻界勾心斗角和浅薄无知，如《田纳西的新闻界》和《我怎么编辑农业报》。《竞选州长》是一篇讽刺小品，它揭露资产阶级政客收买报刊，把它们当作造谣中伤、、讹诈恫吓的工具，把不同党派的候选人诬蔑为“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蒙大那小偷、盗尸犯、酗酒狂、肮脏的贿赂犯和恶心的讹诈犯”。作者抓住美国报纸不顾事实、专事造谣这一特征，加以极度的夸张。因此这篇作品篇幅虽短，却写得泼辣、俏皮，讽刺十分有力。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选举的一幅绝妙的政治漫画。在这些作品中，马克?吐温常常装成无知、天真的主人公，以达到预期的喜剧效果。反对种族歧视、揭露美国假民主的主题是马克?吐温这一时期作品的又一重要方面。《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1870)揭露“人人平等”的美国对华工的迫害，作品由一个天真老实的华工艾颂喜的几封信组成。艾颂喜听信了美国是“天堂”、“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不问国籍、信仰和肤色，都一视同仁”的谎言，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寻找幸福。但是一上岸就遭警察脚踢棍打，“行李被没收”，他一文不名，外出找工作又被警察抓走，没钱贿赂，只好进监狱。艾颂喜这时才明白“美国天堂”究竟有什么样的“自由”～马克?吐温在加利福尼亚曾目睹“华工被歧视和虐待”的许多实际情形，对中国人深为同情，并多次谈到“中国人安分守己，勤劳”，“心地善良”，这个短篇集中表现了反对迫害中国人的主题。 1869年，马克?吐温发表《傻子出国记》，这是作者游历欧洲各国的通讯报道，作者扮演无知的美国人，嘲笑欧洲的封建残余和宗教愚昧。他在这本作品中写道:“一个人只要有了钱，他就大受尊重，可以当议员、当州长、当将军、当参议员，甭管他是多蠢的一头驴。” 从马克?吐温的早期创作可以看出，这位表面上轻松嬉笑、想象力丰富的幽默作家，其实是一位严肃的社会批评家。他的幽默所包含的滑稽诙谐以及他常运用的极度夸张的手法，是一种揭露现实的手段，同时又富于生活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他之所以常常以天真单纯的老实人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是为了便于揭示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过，马克?吐温在嘲笑欧洲封建残余现象时，流露出美国民主的优越感;在揭露美国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现象时仍满怀信心，反映在他的幽默特色上，便是轻淡的嘲讽，在极度夸张、诙谐的形象中伴奏着乐观的基调。 (二)中期创作:70年代到90年代是马克?吐温的创作中期，也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长篇小说。马克?吐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是与查尔斯?达德莱?华纳合写的。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但表面上出现的繁荣掩盖不了内部的腐败。《镀金时代》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的讽刺和批评。在马克?吐温执笔的章节中，他主要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赛勒斯和狄尔沃绥。赛勒斯是个幻想发财的小市民，尽管在他家里的餐桌上只有“冷水和一盆生萝卜”，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发财的幻想，从制造眼药水到在荒野上建造大城市，无不津津乐道。在他看来，“整个空气里都是钱”。马克?吐温把他穷困的处境和可笑的幻想进行对照，创造了一个幻想依靠投机取巧发财的美国小市民的典型形象。参议员狄尔沃绥是美国官僚的代表，他是个一面高唱善行美德，一面贪污受贿的腐败政客典型。马克?吐温的揭露表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70年代并非“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这个名称来概括这段历史时期。 1876年，马克?吐温发表了著名的儿童惊险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是马克?吐温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姊妹篇。小说描写美国南北战争前的一个小镇，主人公汤姆是个调皮捣蛋的儿童，他厌恶枯燥刻板的生活环境，追求传奇的冒险生活。他生性活泼、善于说谎，会搞无穷无尽的恶作剧，却又不乏正直勇敢、善良的品性。小说通过小汤姆与庸俗保守的小市民气的格格不入和对枯燥无味的死读书教育方式的厌恶、通过对虚伪的宗教仪式和催眠一样的牧师布道的讽刺，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美国的教育方式与道德生活的批判与否定。此外，作者对儿童心理作了生动、有趣的描写，这是马克?吐温创作特点的一个新发展。但小说以汤姆和哈克发现强盗藏匿的大量金元结束，似乎迎合了想发横财的小市民口味，落入俗套。 1883年发表的《密西西比河上》是马克吐温重访密西西比河的随笔。作者用出色的抒情笔调，描绘了大河的自然景色，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的美好时光的追怀和对大自然的向往。 1884年发表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继《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又一部儿童惊险小说，这是马克吐温最优秀的作品。此外这段时期的重要小说还有《傻瓜威尔逊》，小说用“调包”手法揭露了“白人优越论”，坚持种族平等的理想。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罪恶，这是马克?吐温长篇小说的另一主题。《王子与贫儿》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都集中批判和讽刺了英国的君主制度和教会。《王子与贫儿》通过戏剧性的情节，使王子与贫儿互换身份，让王子经受君主专制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种种苦难，贫儿当上国王，能够同情下层人民。作品揭露英国封建制度对劳动群众的残酷镇压。《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幻想一个铁匠出身的19世纪美国人汉克摩根倒退到6世纪的英国去生活。小说中贵族、骑士和教会头面人物，被描绘成愚昧无知、残忍贪婪的角色。汉克摩根想通过工业革命建立民主制度，但不成功。他策划武装革命，因没有群众支持而失败。作者以荒诞的手法抨击君主专制，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美国当代“黑色幽默”小说的先驱。《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中篇小说。金钱对社会造成的污浊与罪恶，是马克吐温作品中经常批判与嘲弄的一大主题，著名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和《三万元遗产》也是围绕这一主题来写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更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在金钱面前的丑态。赫德莱堡是作者虚构的城镇，居民自诩为“最诚实、最清高的市镇”。但是有一天，一个陌生人送来一袋金币，说是送给城镇上曾经帮助过他的恩人，却不指明恩人的姓名就走了。镇上一向被公认诚实的居民，尤其是十几位廉洁的上层社会人士争着要当恩人，于是演出了种种丑剧。作者紧紧扣住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内心矛盾，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美国道德的虚伪性。小说构思巧妙，结构严谨，富有戏剧性。这个时期是马克?吐温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他在继续观察社会的基础上加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情操的思考和探索的时期，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点。马克?吐温作品的基调，随着思想的深化，已由轻松的幽默转向辛辣的讽刺。诙谐、滑稽的成份减少了，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马克?吐温脸色冷峻，看不到以前那种椰榆、滑稽的笑容。在表现方法上，作者的想象较以前更为自由活泼，常常大胆地转换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并运用这种手法把历史与现实，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加以对照，使作品的主题开掘得更为深刻。如《王子与贫儿》、《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和《傻瓜威尔逊》等。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作者的技巧更为成熟，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作者总是从表现主题的需要出发，紧紧扣住特定的环境，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心理，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和鞭挞。 (三)晚期创作。19世纪末，美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对外侵略扩张的阶段，马克?吐温的创作也转人了第三阶段，揭露和抨击侵略扩张政策是马克?吐温这一时期作品的最重要的内容。在创作形式上，马克吐温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即从创作小说转到创作大量的游记、杂文和政论上来。马克?吐温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了解是在1895——1896年间。由于商务上的失败，马克?吐温负债累累，他不得不到世界各地去演讲，以偿还债务。1897年发表的《赤道环游记》就是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的见闻和报道。他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抨击“做尽了各种坏事”的英国总督罗德斯。他挖苦说:“我是敬佩他的;等他末日到来时，我一定要买一截他的绞索留做纪念。”他的矛头所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全世界各国的领土——当然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从别人的晾衣绳上盗窃来的衣服”，而“各基督教国家的政府现在正讨论互相掠夺晾在绳上的衣服的计划”、对于拿起武器反抗的殖民地人民，如澳大利亚的塔斯尼亚人、新西兰的毛利族人，作者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对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采取了否定态度。 1900年，马克?吐温回国，声明“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兀鹰把爪子伸到任何国家”。他坚决支持中国人的反帝斗争。早在1866年(他曾撰文反对列强在中国开辟租界。1900年8月12日，在八国联军侵人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地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驱逐出境，永远不许他们再回来。”他预言总有一天“中国将获得自由，拯救自己”。同年11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义和团是爱国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我祝愿他们胜利。”他在《使用私刑的合众国》中说:“中国人是优秀的民族，诚实可敬，勤劳可靠”，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不如回国来规劝那些“对黑人使用私刑的基督徒”。马克?吐温自1900年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发表了《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芬斯顿将军辩护》、《战争祈祷》等政论。坐在黑暗中的人指殖民地人民，文章从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后到中国内地去勒索“赔偿费”谈起，揭露海外传教活动是侵略政策的工具。主题是揭露“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包括“爱、正义、自由、平等、教育”等“外面一层包装，花哨、好看、迷人，摆出我们留给本国人享受的文明的特别花样，而藏在里面的才是那位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与自由换来的那个实质性的东西。”1907年以后，马克?吐温完成了《自传》，回忆了他的一生的经历，包括童年及早期的劳动生活、创作活动和对当时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写的亲切自然，但时有虚构，不实的成分。 1910年，马克?吐温病逝于康涅狄格州。六年后出版了遗著《神秘的陌生人》，还出版了《什么是人》。前者假托16世纪的奥地利人，一个自称为天使的撒旦来到人间，对人间的丑恶备加嘲弄。他对人们说:“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幻梦。”他诅咒“人连畜生都不如”，对人类前途不抱希望，然后悄然离去。作者借撒旦之口，嘲弄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现象，在嬉笑怒骂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绝望，把美国的种种丑恶现象当作整个人类不能自拔的罪恶渊薮，进而对整个人类文明和前途表示了悲观情绪。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马克?吐温是一个讲笑话的好手，现在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在他生前已经介绍到我国。后来，鲁迅还为他的《夏娃日记》中译本作过序。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1884年发表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种族平等、又富于童趣的杰作。小说写的是南北战争以前的故事。按照马克?吐温的初衷，只想把《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构思成当时流传甚广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篇，所以他采用了相同的地点、人物以及“历险”的体例。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都要优秀得多。故事发生在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小镇上。吉姆是华森小姐的黑奴，他听说主人想以800元的价格将他卖掉，便悄悄逃走。在一个荒岛上，他遇见为躲避父亲毒打而逃跑出来的白人少年哈克。两人便结伴乘木筏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去寻找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自由州卡罗镇。一路上，他们互相关心，互相依靠，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自由州”，反而遇上自称“国王”和“公爵”的两个骗子，这两个家伙想把吉姆卖掉，但哈克在汤姆的帮助下把吉姆救了出来。最后哈克才知道根据女主人的遗嘱，吉姆已经获得了自由。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哈克，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他天真、活泼，又倔强、聪明、富有冒险精神。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他曾经出现过，在这部作品中，他为了逃避世俗社会虚伪沉闷的气氛，同汤姆一起进行了许多浪漫奇特的冒险。可是，出现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哈克，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冒险的汤姆式的顽童了，而是一个有头脑、质朴、有正义感、善良而又勇敢的少年。他不仅自己渴望自由，而且还积极帮助吉姆获得自由。当白人到木筏上搜捕逃亡黑奴的时候，他勇敢机智地掩护了吉姆。他看到吉姆非常关心他，对他的友谊深厚真挚，便公正地肯定吉姆“是个挺好的黑人”，认为吉姆人黑心不黑。他虽以真诚平等的态度对待吉姆，但他毕竟是生活在蓄奴制的社会中，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他认为“帮助一个被追捕的黑奴逃跑”是大逆不道的事，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还“要到阴间去下油锅”;他也曾动摇过，决定写信给华森小姐，告发吉姆的行踪。可是他写好信后，回忆起和吉姆一路上共患难的情景，想到吉姆对自己的真诚无私的友谊，最后他下定决心，哪怕下油锅也决不出卖自己的好友吉姆。小说写道: 这事儿真叫人左右为难。我把那张信拾起来，拿在手里。我浑身哆嗦起来了，因为我得打定主意，在两条路当中选定一条，永远不能翻悔，这我看得很清楚。我琢磨了一会儿，好像连气都不敢出似的，随后才对自己说: “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接着我就一下子把它扯掉了。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这是“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所谓“畸形的意识”就是指孩子被当时世俗所污染的种族歧视思想，而“健全的心灵”则是指作家所追求的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平等的民主理想。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也正是这种朴素善良、胸襟坦白、具有民主精神的一个美国下层人民的典型。黑人吉姆也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形象。他虽身为奴隶，却没有卑躬屈膝的奴性。为了摆脱奴隶的命运，他勇敢地从主人家逃走。他不仅向往自由，百折不挠地追求自由，而且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他对哈克的真挚友谊和他朴素憨厚的性格，令人感动。不过，马克?吐温也没有把吉姆理想化，在描写吉姆善良、高尚的一面的同时，作家也写到了他的无知、迷信、孱弱与不觉醒。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吉姆身上所反映的弱点，完全是因为种族歧视制度所造成的恶果。马克?吐温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塑造了这个精神高尚的黑人典型，说明了他反对种族歧视的进步倾向。此外，密西西比河在小说中也担当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角色。它是小说的磁场，把作品中的人物紧紧地吸引到大河上，一连串的冒险故事也集中发生在河上或河岸，它像一根从北至南的红线，将一个个故事串起来，使故事与故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从而使得整部小说在结构上散而不乱，杂而有序，克服了流浪汉小说结构松散、缺乏中心情节的弊端。大河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象征作者内心深处的理想美国。在马克?吐温笔下，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和幸福的国家，对于正直而善良的哈克来说，河岸上到处充满残暴和种族歧视，是一个陌生而冷漠的世界，只有那漂浮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木筏才是唯一自由而光明的地方。每当哈克和吉姆在密西西比河岸上受到挫折或不顺心时，他们总是回到河上来，河中的木筏成了哈克和吉姆甜美的家，心灵的栖息地。他们一踏上木筏，就仿佛跨进了自由的天地。正如哈克所说的:“把木筏当成家到底是最好不过，哪儿也赶不上，别的地方都显得很别扭，闷气得很，木排上就不是那样，你坐在木排上，便觉得挺自由、挺痛快、挺舒服。”很显然，密西西比河上的“自由王国”是作者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境界。马克?吐温通过“河上”与“岸上”的鲜明对照，表达了他对那种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达到了马克?吐温现实主义艺术技巧的高峰，小说的描写集中代表了马克?吐温多方面的艺术特点。首先，在这部作品中，马克?吐温把现实主义的精细镂刻与浪漫主义的热烈抒情结合在一起，把人物心理的真实描写与幽默风趣的夸张融为一体。在描写密西西比河河岸一带城乡的贫困景象与丑恶现象时，马克?吐温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在描写哈克和吉姆对自由向往的心境与密西西比河上的优美风景时，则采用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式的抒情笔调。在刻画哈克与吉姆的形象时，马克?吐温细致地展现了他们的内心活动;而在描写“国王”和“公爵”这两个骗子时，则采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诙谐幽默，于漫画式的描写中见出真实。其次，小说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被认为是小说成功的一个显著标志。哈克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以他生动活泼而又纯真朴实的口吻，天真无邪的孩子般的视角，来叙述他对现实的判断、对生活的理解，使小说更显真实、生动，又不失幽默和诙谐。此外，小说中所使用的美国南方方言、黑人俚语，被称为是“英语的新发现”，流畅、准确、口语化的语体，对美国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小说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它出版后，因其亵渎宗教和用语粗俗受到某些州一度的查禁，并遭到宗教界和教育界的攻击，把它列为禁书，他们指责这部小说“冒犯尊严，亵渎宗教”、“具有破坏性”。但小说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冲破了层层阻力，获得读者的热烈欢迎。T?S?艾略特认为这部小说开创了英美两国文坛的一代新风，哈克的形象是永恒的，可以与堂吉诃德、浮士德、哈姆莱特媲美。海明威指出:“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叫做《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 课程名称:外国文学史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学时安排:4 授课班级:06级汉语言文学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第十七节易卜生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通过《玩偶之家》和其他的戏剧作品掌握他的创作风格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难点是《玩偶之家》及易卜生主义授课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一、生平创作二、《玩偶之家》作业与思考题:1、名词:易卜生主义社会问题剧 2、娜拉与安娜卡列尼娜之比较总结与反思: 应布置同学们课下阅读《社会支柱》、《群鬼》等社会问题剧，否则作品的分析深入不下去。第十七节易卜生一、生平和创作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的杰出戏剧家。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生于挪威东南海滨小城斯基恩。他有6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父亲是木材商，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8岁以前，易卜生的生活安逸舒适。父亲的木材生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家境宽裕。可惜好景不长。8岁那年，父亲破产，易卜生家的生活急遽变化。人情淡薄，世态炎凉在易卜生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844年，家里的生活越加困难。不得已，父亲把易卜生送去做学徒。这一年，易卜生只有16岁，一个人孤零零地到离家70公里的格利姆斯达的一家药房去当小伙计。药房的工作很辛苦，但易卜生坚持学习。在药房学徒期间，易卜生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阅读各种书籍，并且学习写诗。早年易卜生的诗大多为充满浪漫幻想和感伤情绪的抒情诗。 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一个风云变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易卜生所在的格利姆斯达虽然是一个小城，但也同样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年轻的易卜生热血沸腾，他与青年朋友们一起集会，讨论欧洲局势:发表演说，探讨挪威的前途。他的内心激荡着诗情，他用笔歌颂民族自由与民族解放。《给马扎儿》、《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等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1848年至1849年，易卜生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戏剧《凯蒂琳》。这部戏剧取材于古罗马史学家萨莫斯特和政治家西塞罗所写的关于凯蒂琳的故事。在萨莫斯特和西塞罗的笔下，凯蒂琳是一个“叛徒”，而易卜生则为凯蒂琳的际遇鸣不平。他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凯蒂琳这样完全靠敌人的议论建立超越自己的声誉的人是极为少见的。”他认为凯蒂琳有“伟大的地方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易卜生的笔下，凯蒂琳成了一个正面人物。《凯蒂琳》是一部无韵诗体三幕剧，在这部作品中，易卜生表达了他对社会的思考，同时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1850年，易卜生又写成独幕剧《诺尔曼人》和诗歌《磨坊主之子》，两部作品均取材于台里玛克州的传说。踏上文学之路的易卜生为了使自己有更大的发展，决心进学校深造。1850年3月，易卜生离开药房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准备投考奥斯陆大学。结果易卜生没被录取。但奥斯陆大学的青年学生很器重易卜生，他们请他担任学生报刊的编辑。在奥斯陆大学里，易卜生不仅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干，而已受到了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提倡挪威民族文化的熏陶。由于历史的原因，挪威一直隶属于丹麦，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世纪以来，挪威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1848年的欧洲政治风暴使挪威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挪威的农民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角，他们从未当过农奴，从未丧失人身自由，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进取的精神。作为“自由农民之子”一分子的易卜生积极投身于民族斗争中，他身体力行，尝试用挪威文改写他的《诺尔曼人》。改写后的剧本定名为《勇士坟》，并被送到同样提倡挪威文化的奥斯陆剧院。易卜生的戏终于走上了舞台，并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1851年10月，易卜生到卑尔根剧院任编剧和舞台主任。与奥斯陆剧院相比，卑尔根剧院在推广民族文化方面所受的阻力要小一些，决心也更大一些。同时，剧院要求易卜生每年写出一个剧本，在每年要上演挪威剧的奠基节上演出，这为易卜生发展挪威文化提供了舞台。 1853年剧院上演了他的《圣约翰之夜》，1854年上演《勇士坟》，1855年上演《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1856年上演《苏尔豪格的宴会》，1857年上演《渥拉夫?利列克朗》。卑尔根剧院给了易卜生机会，也给了他压力(易卜生再次感受到学习的重要。到剧院的第二年，他到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观摩，接着，又去了德国和意大利学习，1852年回挪威。在卑尔根剧院繁忙的工作之余，易卜生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向世界戏剧大师学习，向挪威民间文化学习，认真地观察生活，积极思考社会问题。在卑尔根剧院工作期间，易卜生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厄斯特罗斯的英格夫人》是一出民族历史剧。英格出身罗摩尔家族，罗摩尔家族是不肯屈服于丹麦统治的最后一支力量。英格决心为拯救挪威而奋斗终身，因此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民族的英雄。英格与从瑞典来的斯都吕伯爵相恋，生下了私生子尼尔，尼尔被秘密送往瑞典，由斯都吕抚养。后来瑞典发生了起义，英格起先答应挪威人民也发动起义，共同反对瑞典王和丹麦王。但当她得知瑞典有好几个人在争夺王位时，她改变了主意。她反对武装起义，并把注意力转移到瑞典王位的争夺上。她认为，尼尔才是瑞典王的真正继承人，她是瑞典王的母亲。结果，在混乱中她派去杀其他争夺王位者的人误杀了尼尔，英格悲痛欲绝晕倒在儿子的棺材上。虽然易卜生写的是一出历史剧，却体现了易卜生对挪威民族革命、民族兴旺的思考。易卜生赞扬为民族而斗争的英雄，谴责为个人私利损害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易卜生的笔下，英格夫人最后的结局是必然的，因为她背叛了她为民族献身的誓言。 1857年，奥斯陆的“挪威剧院”高薪聘请易卜生，正好易卜生与卑尔根剧院的合同到期，于是，易卜生又回到奥斯陆，在“挪威剧院”任经理。“挪威剧院”以上演民族戏剧为办院的宗旨，这一点与易卜生的愿望不谋而合。1857年剧院上演了易卜生的《海尔格伦的海盗》，演出获得了成功。1863年，易卜生又一部民族历史剧《觊觎王位的人》发表。 1863年，在北欧发生了一件大事，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占领了丹麦的领土。易卜生认为，丹麦、挪威、瑞典三个国家在历史上唇齿相依，不可分割，丹麦被侵略，挪威决不应该袖手旁观。但挪威政府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按兵不动。易卜生非常失望，加上他长期以来精神忧郁，“挪威剧院”破产后，他一直没有职业，于是在1864年愤而出国。易卜生从1844年到药房当学徒时学习写诗到1864年出国，其间经历了20年的时间。经过20年的勤奋写作，易卜生终于成了享有盛誉的诗人、剧作家。纵观易卜生这20年的创作，主要倾向为浪漫主义。不论在他的诗作或剧作中都表现出浪漫的想象，感情炽热奔放，形象富有象征意味。这一时期的创作还体现了易卜生为发展挪威文化所作的贡献。易卜生注意对挪威民族文化的发掘，他用挪威文写作，他的一些剧作取材于挪威的民间传说，他以他的创作振兴挪威民族文化，唤起人们的爱国思想。在易卜生以后的写作中，虽然他的艺术倾向有所改变，但民族性贯穿始终。离开挪威以后，易卜生开始了他长期的国外生活。他去过意大利、丹麦、埃及、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他曾有两次回挪威小住，其他时间大部分住在德国和意大利。在他周游各国的过程中，他了解了各种社会现象，进一步扩大了眼界，他以关注全人类的目光看世界，形成了他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易卜生主义”。 1866年、1867年诗剧《布朗德》、《培尔?金特》先后出版。《布朗德》原本是易卜生1862年在挪威时所写的一部史诗，到意大利以后改编为诗剧。布朗德是一个牧师，为了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他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带领人民勇敢地前进，直至他停止呼吸，这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悲剧英雄。《培尔?金特》的主人公的性格恰恰与布朗德相反，他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固定的生活原则，成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是典型的挪威小市民的形象。主人公培尔?金特经历奇特，富有浪漫色彩。在这两部作品中，易卜生塑造了为追求理想追求精神自由而一往无前的英雄，揭示了市侩的生活原则及心理。一般评论家认为《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是易卜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作品，体现了过渡时期创作的特性。两部作品的发表又一次为易卜生带来巨大的声誉。 1869年易卜生发表了在他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青年同盟》。与以往的剧作不同的是，它以挪威当时的现实生活作为题材，是易卜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剧的第一部。《青年同盟》的问世，表明易卜生从历史剧过渡到现代剧，作家将以敏锐的眼光注视现实社会，提出现实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青年同盟》的主人公是青年律师史丹斯戈，这是一个投机政治家。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不择手段。他在当地组织了“青年同盟”党，以此作为他向上爬的阶梯。同时，他遵循一切从他的政治需要出发的原则，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用激烈的言辞大谈革命，大肆攻击旧势力，一方面又在暗地里与旧势力勾勾搭搭。为了他的政治目的，他甚至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他的婚约，把婚姻也作为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一部分。在全剧中，史丹斯戈耍尽了政治手腕，平步青云。易卜生在这部戏中，把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国会议员”、“部长”、“人民领袖”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描写这些政治家们如何利用善良的人们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部剧作一出版，立即遭到某些人的激烈反对。当然，易卜生是绝不会因为有人反对而改变自己的创作原则的，8年以后，易卜生又一部相问题材的作品问世，那就是《社会支柱》。《社会支柱》也是易卜生一部揭露挪威现实社会、抨击政客的作品。主人公博尼克是个船厂主，受过良好的教背，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慧，儿子聪颖。博尼克精明能干，事业发达，道德高尚，受人尊敬，被公认为当地的“社会支柱”。其实，博尼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人。他的轮船公司从事货物运输工作，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不造新船，而是从邻国买旧船，然后油漆一新后出航。这样的旧船危险性非常之大，常常要发生翻船死人的事件，不过博尼克是不管的，因为他能得到巨额保险金。与史丹斯戈一样，婚姻也是他达到个人私欲的一部分、为了获取钱财，他解除与未婚妻的婚约，转而娶了未婚妻的姐姐，因为姐姐获得了一笔遗产。他勾搭女演员生下一个私生女后，又让妻弟约翰承担责任。15年后，约翰从美国回来，博尼克害怕丑事被揭露，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他竟设计毒害约翰。易卜生在他的剧作中，又一次揭露了所谓的“社会支柱”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与《青年同盟》相比，《社会支柱》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更大一些，触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家庭伦理道德，法律，美洲新大陆开发等诸多方面，说明作家的视角越来越宽，目光也越来越深刻。 1882年出版《人民公敌》，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推向高峰。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个尊重科学，富有正义感的医生。他发现他工作的浴场受到污染，是疾病的发源地，于是他写了一份报告给市长、他的哥哥彼得。市长与浴场的股东出于利益的考虑，不同意改建浴场，并且威胁斯多克芒。斯多克芒不退缩，坚决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结果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公认为是“人民公敌”。在这出戏中，易卜生猛烈地抨击了现存的社会，他以浴场象征现存社会，而这个社会正在毒害人民。他借剧中人说:“咱们现在是靠着贩卖肮脏腐败东西过日子～咱们这繁荣的社会整个儿建筑在欺骗的基础上～”斯多克芒是易卜生所塑造的又一个理想人物，与布朗德不同的是，他不是生活在他的绝对精神之中，而且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之中，他所面对的也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人民公敌》一剧的现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1879年易卜生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玩偶之家》，1881年写成了《群鬼》。《玩偶之家》与《群鬼》是写家庭伦理的姐妹剧。在这两部剧中，作者揭开了资产阶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家庭伦理道德，妇女地位等现状明明白白地展现在读者与观众自前。在易卜生早期的创作中便有一些表现婚姻恋爱题材的作品如《恋爱戏剧》(1862年)，不过那时的作品往往取材于民间故事，仅仅停留在表现男女的恋爱与婚姻的过程，把家庭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这在易卜生是第一次，在世界戏剧舞台上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两部作品在易卜生的创作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他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虚伪、丑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肯定了与资本主义种种丑恶现象作斗争的人物与行为。易卜生不仅要使观众从他的戏剧中获得美感，而且要让观众通过他的戏看到现实社会真实的一面，从而关注社会。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力的，但他只停留在摆出问题，而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在“精神胜利”中得到了安慰，娜拉离开了虚伪的家庭，到哪里去，易卜生略而不提。这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不足之处。 1871年易卜生出版了他的诗集《亨利?易卜生诗集》。易卜生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他早期的剧作是诗剧，后期的散文剧中也有不少的段落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不过易卜生的诗歌与他的戏剧相比，戏剧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他的诗歌。在国外旅居期间，易卜生还写成了《皇帝与盖利利恩人》(1873)、《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等作品。 1891年易卜生夫妇在离别挪威27年以后回到了祖国，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晚年的易卜生对社会的观察越加深刻，但始终没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越是看到问题，越是感觉痛苦，再加上回国以后没几年，妻子苏珊娜病故，易卜生也病魔缠身，陷入精神痛苦之中。易卜生晚年的作品有:《建筑师》、《小艾友夫》、《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除了继续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以外，还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家庭亲情的眷恋，这恐怕是与易卜生晚年总是感觉孤独，感叹自己失去了许多美好时光有关。 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为感谢易卜生对挪威文化，也是对世界文化所作的贡献，挪威为易卜生举行了国葬。纵观易卜生一生的创作，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作品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写成，体裁主要是诗歌和戏剧。作者往往通过浪漫的幻想和奇特的构思来抒发内心强烈的情感，曲折地表现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易卜生早年创作的又一特点(是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性。剧作多采用挪威及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故事写成，歌颂了为民族与人民而献身的英雄，体现了易卜生对挪威民族的热爱与关注。不仅如此，易卜生还探索、实践用挪威语写作，为挪威语言文化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易卜生第二时期的作品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这一时期作家主要的作品是“社会问题”剧。作家以犀利的笔触涉及一个又一个社会问题，题材涉及面相当之广。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同时表现了作家强烈的批判精神。易卜生的作品，对当时脱离现实、过分追求作品艺术精巧的戏剧舞台来讲，无异是一种革命，它使戏剧进一步贴近生活，发展了欧洲乃至世界戏剧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性。易卜生晚年的作品倾向于人物的心理描绘，作品象征主义的成分较多，有时不免陷入晦涩，但批判现实的精神仍在。二、《玩偶之家》 1856年，当《苏尔豪格的宴会》上演获得成功以后，易卜生结识了苏珊娜。苏珊娜喜爱文学，并能创作，是易卜生志同道合的伴侣。与易卜生结婚后，为了家计，苏珊娜不得不放弃了这些爱好。1864年易卜生离开挪威时是一个人先走的，苏珊娜带着幼小的孩子，独自向对如狼似虎的债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与苏珊娜的共同生活，使易卜生对妇女的艰难有了直观的感受。易卜生的《布朗德》一剧出版后，有一个妇女读了以后大受感动，给易卜生寄来了她写的续集(这样，易卜生认识了这个女子。这个女子经过自由恋爱结婚，婚后丈夫得了病，为了给丈夫治病，她瞒着丈夫借了一笔钱。借期到了，女子还未能全部偿还债务，只得伪造保人的签名。丈夫知道后暴跳如雷，责怪妻了葬送了他的前途，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得了精神病，丈夫竟又提出离婚。以上是易卜生写《玩偶之家》的直接萌发点。事实上，自从易卜生开始写“社会问题剧”以来，易卜生以深邃的目光观察社会，洞察社会的弊病，他看到了这个貌似平等、自由的社会，其实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妇女作为人的权利是被扼杀了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问题其实也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易卜生通过一个家庭所发生的故事，来达到他剖析社会的目的。《玩偶之家》开幕时，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妻子娜拉似乎无忧无虑，丈夫海尔茂很爱妻子，称她是“小鸟儿”、“小松鼠”、“我的孩子”。海尔茂很快要升职，家里有三个孩子，还雇了保姆。娜拉生活在幸福之中。娜拉的朋友林丹太太来看娜拉，林丹太太在丈夫死了以后生活很艰难，娜拉希望丈夫能在他工作的银行里为林丹太太谋一个职位。这时候，银行的一个职员柯洛克斯泰来到了娜拉的家，他希望娜拉说服海尔茂，不要解雇他，娜拉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柯洛克斯泰威胁娜拉，要把娜拉伪造父亲签字的事揭发出来。原来，有一段时间，海尔茂生病，挪拉为了给丈夫治病，向柯洛克斯泰借了一千二百元钱。当时何洛克斯泰要娜拉找一个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娜拉让父亲做保人，可是父亲病重，娜拉不想打搅父亲，就冒充父亲签了字。没想到被柯洛克斯泰发现了破绽:签字的日期在娜拉父亲死后三天。柯洛克斯泰以此要挟娜拉。娜拉非常害怕，但又心存希望，因为她相信海尔茂爱她，会为她“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性命”。海尔茂知道这件事后暴跳如雷，他骂娜拉是“坏东西”、“伪君子”、“下贱的女人”，怪娜拉葬送了他的前程。正在这时，柯洛克斯泰经林丹太太说服后把借据还了回来。海尔茂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又称娜拉是“小鸟儿”、“小宝贝”，说他的翅膀宽，可以保护她。可是娜拉已经清醒了，她毅然离开了海尔茂。《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的一部，在这部剧中，易卜生探讨、揭示了以下问题: 第一，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很明确地告诉观众，虽然丈夫口口声声地说爱他们，但她们不过是丈夫手中的玩偶，是丈夫的“小鸟儿”，“泥娃娃”。她们没有经济权，用钱需丈夫施舍。她们遇到了麻烦，丈夫给予她们的是责怪甚至谩骂。在丈夫的眼里，妻子“是他的私有财产”，要老老实实地对待丈夫，妇女的责任就是“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在易卜生的笔下，娜拉是一个很善良的女性，一个尽职的妻子与母亲，她与丈夫共度艰难，甚至在关键时刻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但她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探讨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他认为，在貌似平等的表面现象之下，依然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妇女毫无地位可言，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易卜生通过对娜拉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他对妇女的同情。第二，对资产阶级自私、虚伪的揭露。海尔茂不是一个腐化堕落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许他是一个好男人的形象。他事业有成，有一个温暖的家。但他在借据事件发生的前后的表现让观众重新认识了他，他的一切行为实际都是以他自己为核心，包括他解雇柯洛克斯泰也是因为柯洛克斯泰老是随便叫他的小名。与娜拉决心自己来全部承担责任、甚全不惜以自杀来保全丈夫的名誉相比，海尔茂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易卜生通过对海尔茂的揭露，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在剧中，娜拉为了救丈夫，为了不打搅重病的父亲，伪造了签字，结果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娜拉讲:“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她又说:“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易卜生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社会，指向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法律，易卜生的批判是有力的。第三，妇女的出路问题。1885年，易卜生曾作过一次演讲，表示要为改造社会关系而努力，这社会关系中包括了妇女问题，即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终于看清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对丈夫讲，除了他所说的她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以外，“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娜拉的话可以看成是妇女解放宣言，为了争取她作为人的权利，她毅然离家出走。很显然，易卜生认为，妇女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妇女必须明了自己在家庭、男女关系中的地位，然后必须为自己争取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在《玩偶之家》发表后两年，易卜生又发表了它的姐妹剧《群鬼》，《群鬼》中的主人公阿尔文太太逆来顺受，结果落了个悲剧的下场。这一出戏的发表，再一次证明了娜拉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娜拉的身上，寄托了易卜生的希望，表达了易卜生对妇女出路的思考。《玩偶之家》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由此也可以看到《玩偶之家》对社会批判的深刻性。不过，娜拉走了以后是否就能找到属于她的生活呢,易卜生没有交代。剧中林丹太太的遭遇是否暗示了娜拉走出家庭以后的遭遇呢,确实，对于庞大的社会而言，娜拉走得出家庭，恐怕走不出社会，但娜拉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处于易卜生那个时代，能如此尖锐地看到问题，提出问题，是相当了不起的。易卜生以他的《玩偶之家》又一次探讨了“社会问题”，表现了他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对于一部戏剧来讲，由于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何做到既使观众明白故事的来龙去脉，又不感到冗长繁琐，而且情节引人入胜，重要的问题是要寻找情节的切入点。《玩偶之家》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作者选择的切入点是已有签字一事，而离事情的败落还有一段时间，然后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用倒叙的方式交代过去所发生的事。这样的情节安排的好处一是使观众从容地进入到戏剧的高潮之处，二是使整部作品情节紧凑，毫无拖沓之感。易卜生的这种结构手法，被称为“动作压缩法”或“情节压缩法”。《玩偶之家》所叙述的故事，是从圣诞前夕娜拉准备圣诞礼物到娜拉出走，时间跨度不大，涉及人物也不多，但全剧矛盾冲突不断，高潮迭起。海尔茂与娜拉之间是一对矛盾，海尔茂与柯洛克斯泰是一对矛盾，娜拉与河洛克斯泰之间是一对矛盾，林丹太太与柯洛克斯泰之间是一对矛盾，娜拉买来圣诞礼物引出海尔茂升职是个高潮，签字一事败露是一个高潮，柯洛克斯泰退回字据是一个高潮，娜拉出走又是一个高潮。矛盾交叉，关系错综，时而矛盾尖锐，时而峰回路转，情节曲折，有很强的戏剧效果。《玩偶之家》巧用伏笔，作者常常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在观众不经意时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例如，当戏剧开场时，海尔茂建议娜拉为自己买一件圣诞礼物，娜拉提出要现钱。海尔茂指责娜拉会花钱，娜拉笑着说海尔茂不知道她的花费。这一场戏是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的，作者给观众勾勒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作者至少还蕴含了4层意思:娜拉要现钱;娜拉现钱的用处海尔茂是不知道的;对于海尔茂不知道她钱的用处，娜拉是很得意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权掌握在男主人手中。当《玩偶之家》情节发展到高潮时，观众会发现，矛盾冲突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戏刚刚开幕时，作者已向观众交代了矛盾冲突必然发生的原因。可以说，像这样的伏笔在戏中比比皆是。构思精巧，情节完整，前后呼应是《玩偶之家》的又一特点。无论从《玩偶之家》所表现的思想力度还是从它所体现的艺术水准来讲，《玩偶之家》都是世界戏剧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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