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术文化精神

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术文化精神 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 术文化精神 张明富 , 2012-10-12 14:37:39 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 内容提要:所谓清代“三李”，即是指李蕃、李钟壁、李钟峨父子三人。此三人，在康雍乾之世，名动一时，道光《保宁府志》、《通江县志》皆有专传。《雪鸿堂文集》收入了三李的大量诗文，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经史子集，反映了三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非常渊博的知识。透过《雪鸿堂文集》，综观到三李的人生际遇及为政理念，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三李求是创新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可以得知其家世及人生际遇。 关 键 词:清代 通江 三李 人生际遇 为政理念 学术文化精神 作者简介:张明富，历史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阅读清代通江三李的《雪鸿堂文集》[1]，犹如一次走近三李的精神旅程。走近三李之旅，令人颇不宁静，一直伴随着内心的震颤和感动。一方面，为其胸怀宽广、学识渊博、仁政爱民而一唱三叹，另一方面也为其逆境、曲折、命运坎坷而泪湿青衫～走近三李之旅，还是一次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愉快之旅，三李的文字和品格浸透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尽显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对三李少有论及，兹试从三个方面对清代通江三李做一历史的考 察。 一、“三李”的人生际遇 清代通江县，隶属四川保宁府，僻处万山之中。然诺水滔滔，峭岩奇岫，山川之灵独钟于斯。“三李”，即诞生于这一片热土。所谓“三李”，即是指李蕃、李钟壁、李钟峨父子三人。此三人，在康雍乾之世，名动一时，道光《保宁府志》、《通江县志》皆有专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其家世及人生际遇。 “三李”，祖籍陇西。唐僖宗时，其远祖李继颜，官洋州刺史，以“平寇”功封侯，食邑始宁郡。始宁，即后之通江县治。子孙遂世居通江，成为通江人。这一家族禀通江山川之灵秀，历宋迄明，文武之才，代不乏人。其较著名的，如:明初，李禄荣官至将军，与元兵战殁于大舍坪，土人立祠祷祀;永乐中，李铎中甲午科举人;正统中，李志以贡监官贵州乌撒经历。传至李蕃已历七世。李蕃(1622,1694)，字锡征，号懒菴，又号振公，生而颖异，七岁丧母，起居饮食唯祖母是依。祖母授以章句，悉能成诵。父能白，携之就馆读书，一年之后，其为文，老成长者皆自谓弗如。1642年，20岁时，补博士弟子员。明末蜀中大乱，随父避难汉洋，九死一生。清初归里，时战乱刚刚结束，田园荒芜，井里萧条，家产散去殆尽，“止藉芋栗以自给”，勉强糊口度日。而李蕃“力学不少休”。顺治丁酉(1657年)举于乡，时年35岁[2]。1670年，48岁之时，出任山东登州府黄县县令，“效职九年”，[3]以廉直被诬下狱，流放辽西两载有余。脱罪得释，“贫无以归，侨寓芜湖”[1]卷一《杂华林随录》序。为寻求心理慰藉，笃信佛法，精研《法华经》，希得“法华”要旨，“指引迷惘”[4]。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过花甲，方得归里。回到家乡后，追求孔颜乐处，保持乐观心态，“屏居闲处，俗驾罕至，萧然一室，传经而外，惟著述自娱，间或问泉石，课桑麻，与田父野 老相往复不厌。”优游林下10年。虽一生坎坷、颠沛，然性格豪放，与人坦然，不设城府，“重然诺，敦气谊”，乐于赈困，不望回报。病笃时，作《遗子良言》，一曰喜怒:桀骜横民、卖法奸吏，理应穷治;无知之辈出干犯之言，触我颜行，则当恻隐。“惟于盛怒时平气静思，则宽宥必多。”二曰听断:词讼明有曲直，虚心无欲，揆之以理，则鲜有不当;不察左右吏胥之言，将为所愚。“听决躁妄，固多误事，延缓亦易滋弊。”三曰裕后:人世高门鼎族，莫不起家于贫贱。然贫贱者能贻子孙以科第，而科第者罕能以富贵传子孙。大抵一行得第，不念祖父之艰难，骄奢淫逸，瞬间家道中落[4]。其遗嘱三事，犹以修己治人之道训示后人。殁于康熙甲戌二月二十一日，享年72岁，寿越古稀。 李钟璧(1658,1736)，字鹿岚，蕃长子，“仪表俊伟，温厚端肃，沉静聪慧，危坐终日，略不偏倚，经史帖括而外，非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尚接目”。年十九，受业于东牟理学醇儒王源水先生。“潜心正学，殚精于濂洛关闽之书，矢志高尚，慨然欲绍绝学焉。”然时过不久，至1679年，不白之冤从天而降，父亲被诬入狱，家庭蒙受巨大灾难。年仅21岁的钟璧，孑然一身，毅然北上入京，叩击登闻鼓，希望能够昭雪父冤。但孤立无援，“事克不就”，父亲发配辽西。遂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在外父亲的重任，往返于吴楚燕赵之间，来回奔波，备尝艰辛，看惯了世态炎凉，时常“忧形眉睫”。经四年的熬煎，终于奉亲旋里，家人团聚。但经此打击，家庭经济陷于困顿。钟璧作为长子，勇挑家庭复兴的重任，“诛茅葺舍”，不辞劳苦。尽管如此，家庭境况仍是窘迫异常。钟璧析居芝坪时，“萧然一蓬”。但好学不辍，“一编自持，雨夜霜晨，吟哦弗倦”。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丁卯)，钟璧中举，时年29岁，仍苦读不异前时，希望能够科举入仕，“冀升斗禄，稍慰亲心”。但“五上公车，辄屈于有司”，会试皆名落孙山。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钟璧36岁，父亲李蕃去世;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戊寅)，40岁，母亲仙逝。“俱素食三年，衰毁骨立”。康熙四十 五年(公元1706年，丙戌)，48岁，任广西平南县令。“历七载，内迁刑部督捕清吏司主事，例授承德郎，赠父母同官阶，藩司不悦，以疾注休。”夙抱未展，“老卧山陬，贫无医药”，晚景凄凉，乾隆元年(1736年)去世，享年78岁[2]。 李钟峨(1662,不详)，字雪原，蕃次子，幼时多病，身体羸弱，6岁时，尚不能行走，外出则由父母“恒负于背”。7岁，方病愈体健，自后一生少疾。10岁，入学读书，然少年贪玩，以嬉戏为乐。14岁，年稍长，始知向学，认真读书。15岁，入成均。同年，娶井研雷氏。17岁，父亲蒙冤流放。自此侨寓芜湖，既要照顾身处东北的父亲，又要觐慰慈母，遂同兄长钟璧往返两地，动辄行程万余里，艰苦万状，学业几废。22岁，随侍父亲回到久违的故里——通江。25岁，兄钟璧考中举人，使这个经历过严霜的家庭看到了希望，全家振奋，对钟峨更是莫大的鼓舞，“门庭改观，心乐之，复事举业，且耕且读”。31岁，钟峨中举。32岁，父亲去世。41岁，任贵州仁怀教谕。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丙戌)，44岁时中三甲进士，选庶吉士。同年，钟璧出任南平令。家族兴盛，走出黄民之狱的阴影，双喜临门。46岁，授职翰林院检讨。50岁，授文林郎、翰林院检讨加一级。此年，钟璧升刑部督捕司主事。51岁，充康熙壬辰科会试同考官，取中查云标、吴翊等十三人;55岁，提督福建省学政，岁科取文武生二千七百余人;59岁，参加千叟宴，特诏出内东华门，都人以为荣;后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侍讲、右左庶子掌坊、广西乡试正主考等。62岁，转太常寺少卿。后以“年迫崦嵫，目昏耳重，健忘日甚，不堪供职，养疾乡居”[5]。与父兄相较，一生官运亨通。 综观三李的人生际遇，皆颇多坎坷、磨难，然他们在困厄之中，并未沉沦，而是坚韧不屈，勇敢向前，现实苦难的砥砺，成就了人生的辉煌。 二、“三李”的为政理念与治绩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传统士人的人生价值目标。三李也不例外。三李之中，李钟峨为官时间最长，达20余年，历康雍乾三朝，且仕途顺利，官至太常寺少卿，为清朝的部院大臣。李蕃官县令九年，李钟璧为知县七年，时间都较短暂。但三李皆为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深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且身体力行，运用于政治实践，在为政理念上高度一致，并皆有政绩可述。 李蕃，状貌魁伟，“负囊括一世之概，侃侃自将，每不屑俯仰因人”[3]，志向远大，具有刚直的个性。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冬，赴黄县知县之任。黄县“斗大一城，僻处海滨”，战乱之后，经济凋敝，面临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号称“四累”:一是“人鲜盖藏”，百姓穷困，而赋役之征，急如星火，不得已借高利贷以完赋，“徒饱市猾”;二是黄县为登莱通衢，自东至西，弥望膏田，然“濒海之地泻卤百余里，南山之下多石田不可耕”。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三是登州府下属八县，唯黄县盛产木材，民间每舍沃壤艺植，制作器具，贸迁他州，以为养生送死之资。而官府兴作，取办于黄，输木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四是黄县地狭人稠，“有田者不数家，家不数亩，养生者惟贸易为计。而妇女尤勤纺织”。然一遇荒年，粮食紧缺，民多逃亡他乡[6]。李蕃莅任，“勤谨居职”，大刀阔斧地整顿县政，保障民生。黄县旧有“里长见面陋规若干”的惯例，李蕃刚一上任即严令废止，不准收受里长财物;黄县产木，上官采办，岁以为常，夫役转运，任务繁重，黄民大困。李蕃上请以他县县民负责转运，以均苦乐。请求得到批准，罢除了黄县百姓木材转运的夫役;当时战事频仍，筹饷为急，“有加粮晋秩之例”，不少地方官员以此位至通显。有人好心奉劝李蕃如法炮制，升官晋爵，李蕃喟然而叹曰:“此当让巧者为之。我忍以一官累一邑耶～”不愿为了自己的官位提升，增加一邑百姓的负担[1]通江李锡征先生传;黄县地狭人稠， 赋税不均，且丁税负担极为沉重，“有以一二亩而纳丁者，有以一二分而纳丁者。又有无立锥之地，而上丁者甚众，”甚至有“倡为每一丁作五亩地入派”。“尤有苦者，下中之丁，每人一丁纳银五钱，又加十亩杂费，是一丁而三两不止也。”百姓困苦已极，轻去其乡，不少村社人户逃亡过半，有的甚至超过十之六七。李蕃立即将“一丁五亩之弊革去”。康熙十一年四月，奉文编审人丁，客观公正，工作细致，“召百姓于庭，日审一二社。察其赤贫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换之。即有增益，亦不忍尽民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中下之丁，不问顶替，尽行减去。„„计原额一万八千二百一十六丁，今审编止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丁，止增七丁云”。力图使黄县百姓无浮丁浮地之累[1]卷一《编审均徭序》。岁值荒旱，流离载道，李蕃报请蠲赈，供给牛种，施粥赈济，全活甚众。但灾荒申报程序复杂，所花费用“浮于所蠲”，李蕃以此为忧。踰岁又旱，黄县民相聚，恳请李蕃报请赈济，蕃曰:“吾前力请，始得一行。所费所蠲，数不相偿，尔民共悉。今但仍去岁蠲数，吾为代输，何如,”民众欢呼稽首。李蕃治县恢恢乎游刃有余，行政效率极高，执法平恕，“敏于吏治，不假宾佐，案牍山积，弹指立办。曾于朝食时，判五十余事，各厌服而去”[1]通江李锡征先生传。任黄县县令九载，“苞苴屏绝，请托不行”，民赖以苏息，深受黄民爱戴。然性耿介，不喜阿谀奉承，康熙十八年(己未，1 679年)冬，黄县有一夫妇被杀，李蕃如实以“奸杀”上报登州府，登州府派来的副职李某接受重贿，私嘱李蕃“鬻狱”，遭严词拒绝。李某怒，自提犯人审讯，遂密改供词，定为“盗杀”，并以失律罪诬陷李蕃下狱。被逮时，县民号泣而送者万余人。下济南狱，黄民叩狱门，问起居者累累不绝。次年六月，逮至京师，关押宛平监狱，“黄民相随伺候者，日数十辈，泣绕园门外，且有贿入狱，为鼓扇至夜分者”。热审减罪，谪戍辽西，“黄民犹不惮数千里，赉粮糗衣服，以为馈饷”[1]雪鸿堂文集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辞。嘉绩美政具在口碑，深仁厚谊，沁人心脾，黄民与之患难不舍。此为施行仁政之效也。 李钟璧“端洁自持”[7]，官广西平南县令7年。平南地僻民醇，钟璧“简洁居敬而行，庶务咸理，上下嘉赖之。辛卯，分校粤西乡闱，得吕锦文等四人，皆单寒之士;邑有贼渠某，数为患，前令莫如何者。至是，洗心为良民”，“盛德孚人若此。”[2]为政清廉，施行仁政。 李钟峨高中进士前，做过贵州仁怀县教谕。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三甲进士后，仕途一路畅通无阻，历任翰林院检讨、福建学政、日讲起居注官、翰林侍讲等，官至太常寺少卿，还曾任三朝实录、方舆路程、国史、分韵近体唐诗、一统志诸馆纂修官。“黾勉敬职”，“累沐圣恩”，获得赐书、赐砚、赐貂、赐贡新茶等荣宠[5]。为官正直、爱民，多有建树。任翰林院检讨时，于雍正元年，建议分省考选庶吉士，后遂成为定制[4]。官福建学政，“大展所志，不畏强御，绝请托，拒苞苴”，厘剔诸弊。衡文取士，“无所瞻狥”，破除“贿嘱陋习”，一以经邦济世之才为取舍标准，明确表示“不卖秀才一名”。“以故所拔识者，皆一时知名士，而未获录取者，亦咸知奋励。”对肃清福建科场腐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钟峨于守正不阿之中，仍行恺悌之政。定例，“诸生老疾限年准给衣顶”，然“向有陋规，无力者即过浮，往往抱恨末路”。钟峨甫下车，即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各庠中，有与例符者，悉为准给，俾暮年得以荣身。”对贫困士子，则捐俸予以资助。岁试时，“有柳生者，衣履不完，询其年五十余而未娶，即捐俸赠之，俾立室家。”有甘生者，家徒四壁，“亦捐俸以资膏火”。“至历试郡县，如此类者，难以枚举”。福建士子“感激泣下”，钟峨离任时，呼吁总督、巡抚疏请钟峨留任。但限于成例，“不得上闻”。福建士子“傍徨失所瞻依”。为表达对钟峨的景仰，醵金公建诺水书院，崇祀宋儒李延平，钟峨配享。旧例，学政巡视府州县学，州县供应夫马、蔬米，州县派之里民，借机讨好上司，里民疲惫已极，钟峨悉为禁革，不以一毫扰累百姓，州县官吏亦无从干渎。“其爱士兼以爱民如此”[4]。 三李行政秉气正直，忘利害，即使于艰难困苦之中，亦浩然之气始终不渝。真正履行了“出仕以行道”的传统文化精神。虽李蕃、李钟璧在当时的官场生态中，以廉直抑于上官落职，不克大用，但其仁政爱民之心，当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 三、“三李”求是创新、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 蜀中文人奇士，史不绝书。汉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有陈子昂、李太白，宋有眉山三苏，文脉一线，跻美接踵。清代通江三李学术渊源有自。方志称，李蕃之父李能白，即为贡生，“和厚端整，勤苦好学”[8]。三李延续了这一传统，著有《雪鸿堂文集》一书传世。《雪鸿堂文集》实由三个独立的部分构成，即李蕃的《雪鸿堂集》、李钟璧《燕喜堂集》、李钟峨《垂云亭集》。然为“明绍述”，皆以《雪鸿堂文集》为名。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钟璧、钟峨兄弟沿用父亲文集名称，而又独立成卷，感到“殊不可解”。其实，这是钟璧、钟峨兄弟为表达绍继先志、光大父学的心愿而精心安排的，用心良苦。《雪鸿堂文集》收入了三李的大量诗文，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经史子集，反映了三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非常渊博的知识。时人对三李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三李“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作之富，不让苏氏一门”[4]，将通江三李与眉山三苏相得并论。足见三李在清代学术文化上的地位。确实，透过《雪鸿堂文集》，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三李求是创新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 李蕃《雪鸿堂集》共18卷，包括序、记、论、辨、考、传、赋、启、尺牍、古体诗、近体诗、祭文、墓志及札记等，“包罗宇宙，贯穿经史，至于方言巷谚，往往旁引曲证，寻所从来”[1]序二。关于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清代学者多有 评论。康熙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太仓人王掞说，“文以载道为上，其次则莫若适于用。”蜀中能文之士，自汉至宋，如司马相如、扬雄之文，皆华丽而“不适于用”，独苏洵之文以适用为主，而李懒菴之文近之。将李蕃与大文豪苏洵并称，且谓苏洵之文师法《战国策》，有“失之机械变诈”之弊，“去道远”;懒菴之文，宗于经，证于史，“质而不浮，要而不烦”，“无偏杂旁骛之弊”，“于道亦近”，高于苏洵[1]序一。康熙时的翰林院检讨李勷读李蕃《雪鸿堂集》后，异常兴奋，说:“‘屈杜以来，文不其在兹乎哉～’以余所见，四十年来海内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1]序二。徽州赵吉士云，李蕃好吟咏，每遇一事辄形之于诗歌、笔札，“命意取神，皎然独立，不屑屑拘守一家”，非为夸文，皆关民生、道德伦理，实是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非闭门造车，“吟仰屋梁，徒摭古人唾余”者所可比拟，多具创新[1]序六。浙江霅川车景錞谓:“高文似绮，妙论如泉”，“宁惟诗逼苏公，抑且文追韩子。”[1]序十徽州宋和曰:“先生之学，更精于考据。”[1]序九这些评价是否溢美，姑置不论，但李蕃《雪鸿堂集》确有诸多创新之论。 李蕃曾编纂《通江县志》、《黄县志》，对地方志的重要性及方志的史料价值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史本于志”，“凡一代之礼乐、刑政、山川、人物、户口、关梁、租赋、治乱，史书之而必据乎志。故修志者，必取生于其地之贤达多闻者，纂辑之而成书。而其人亦自本其生平所聆于祖父之训说，师友之谈论，耳目之闻见，身心之阅历，举所谓礼乐、刑政、山川、人物、户口、关梁、租赋、治乱之故，一一纪述之以成书。有司视其成，而上之郡大夫，上之藩臬，上之中丞，乃汇而进之于廷。天子乃命儒臣综核其疏密，而加以令甲焉。时有事于修一代之史，史臣亦必即是书而润色损益，于是岿然成一代之史。是欲知千百代之事，必考于史，而史实本于志。志以邑人修邑志，郡人修郡志，庸有不可信者乎,”[1]卷一认为，方志所载为当地人记当地事，传之父祖，闻之师友，有的甚至是 修志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史书修纂的重要史料来源。对方志的史料价值极为肯定。对轻视志书的“纂记家”予以批评。他说:“志也者，史氏之权舆也。史也者，志书其滥觞也。纂记家每重视史，而轻视志，曰，史必有史学、史才，而后有史笔。若夫志，志郡，郡之人为之;志邑，邑之人为之。使必俟班马而为志，将天下无成书。余则应之曰:志郡，郡以志传;志邑，邑以志传。使夫人而皆可为志，则天下无善志。”认为作志之难，大端有八:一曰志物产之难，嘉石珍禽，奇花异卉，分布于深山险地，龙蛇出没之区，不能按图索骥，一有遗漏，则多有微词;二曰志胜览之难。高人足迹、名士题咏，山川借以生色，然地处险要，颇费攀援，残碑断碣，剥蚀难寻;三曰志士女之难。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家之村定出贞良，然朝廷旌表未必实至而名归，简策所载疑信各半，漏遗之事，前代所有;四曰志城垣之难。城垣为守土所需，但如垣颓堞圮，秉笔直书，则必加修筑，增加父老负担。如不如实记载，则难掩见闻，势必见讥;五曰志人物之难。人非董狐，秉笔不易，难免有不齿乡邻之徒滥竽其间;六曰志节孝之难，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固有投岩殒身，骂贼捐生者，然或姓名泯没者，无从稽考，或有姓名又苦于事实无证;七曰志艺文之难。“登高作赋，临流咏诗，句读半传于逸人，韵事尝得之野老。”即使精心考证，糜岁月，敝形神，也难免无遗文错讹;八曰志清议之难。权势之人，巧饰伪装，鱼目混珠，希光艺苑，殊难裁断。凡此八难，只要有一难未处理妥当，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志书[1]卷一。 李蕃史学功底深厚，读史独具慧眼。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周公旦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在西周王朝的建立及统治的巩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非常景仰周公，视之为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肩的千古圣人。李蕃在《金滕论》一文中，通过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西周初年的史实，揭示了周公作为政治家的另一面，即揽权与玩弄政治权术。他说，西周初年，太公望、召公奭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一起共事。逮管叔、蔡叔、霍叔“三监”散布流言:周公将取代成王， 周公是否有此心和行动，太公、召公应该很清楚，而二公竟不出一言，保持沉默。假使二公于疑谤初构之日，以周公仁孝、忠诚的事实激切陈告天子，公诸天下，则谣言自然如风吹云散，管叔、蔡叔、霍叔也就失去了为乱的理由，周公也就根本不用东征，使黎民饱受战乱之苦。那么，为什么二公不言呢,李蕃认为，这是由周公自己造成的，非二公之过。《尚书》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有疾弗愈，二公忧心，请为王穆卜，以问吉凶。周公不同意，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但周公却自己设坛，“植璧秉珪”，请以身代，并卜三龟，且将祝词藏之金滕。待同僚不能推心置腹，实有揽权、玩弄权术之嫌～二公安能心悦诚服～至谣言四起之时，二公安敢轻出一言～且谓人之寿夭自有定数，此理中智之人犹知之，周公请以身代武王之死，是自降于巫祝之流～不唯如此，周公此举更是“流于知术”，有为后世乱臣贼子效尤之忧[1]卷四。分析入理，言前贤所未言。 李蕃的《陈胜论》一文也别具只眼。后之读史者谓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与泗上亭长之叹:“大丈夫当如是矣者”是“同一英雄语”。李蕃认为，此论是不妥当的，大有商量的余地。他通过对陈胜的全面分析，认为陈胜一耕夫，奋臂一呼，山东皆应，“亦可谓丈夫矣”，但其为乱天下者，非取天下者，不可能获得成功。取天下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一是志向远大，救民于水火;二是知人善任;三是握算，即有严明的纪律。而陈胜“无一焉”，一样都不具备。其举兵动机，志在富贵，非为天下;举事时，未分析天时、地利及人心向背，而是借助鬼神，以“鱼帛狐鸣”制造舆论，非布大信于天下。更不妥的是假托扶苏、项燕之名以起事，扶苏诚为贤者，然为秦二世之兄，项燕确为良将，“然于二世则为臣”，以秦二世兄、臣之名号召天下，反对秦二世的暴政，于名不正，未知兵以义动之理。义众既集，则应求贤才而用之，陈胜乃用蔡赐为上柱国、周文为将，而于秉性忠诚的周市，才智为一时之雄的张耳、陈余摒弃不用，是不知人善任也。同时，陈胜控驭部属无方，组织涣散，将帅各自为政，拒不用命，于是天 下乃曰:“陈王无能为也。”响应之士起而瓦解，陈胜的悲剧乃成历史的宿命。李蕃于此感慨万千，饱含深情地说:“吾所以读陈胜之传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1]卷四 李蕃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也有超轶前人之处，视角独特。史家言，汉高祖刘邦善于“将将”，几成定评。李蕃读汉朝史籍，“以为不然”，得出与众多史家不同的看法。他说，韩信自登台拜将始，对刘邦怀有知遇之恩，倾心事汉。而刘邦则对韩信猜忌有加，视如敌国，欲除之而后快，只不过因楚人项羽未擒特优容之耳。试想，如韩信素有反志，刘邦在城皋被围，一败涂地，轻骑溃围逃出后，韩信坚壁观变，不打开军门接纳，刘邦后有项羽追兵，又有韩信“扼其前”，刘邦真走投无路矣～而刘邦对视之为再生父母的韩信不能容，可谓之“能将将”否,[1]卷十三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史家多有评论，世人皆归罪李斯。李蕃读《商君书》，发现《农战篇》中有这样的文字:“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守。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又说:“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无益于治也。”“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如此者，不一而止。”由此，李蕃认为，“是焚书坑儒已于商鞅始，特未焚、未坑耳”[1]卷十三。 李蕃《禹穴辨》一文，考证细密，材料翔实，纠正了前人的谬误。禹穴位于何处,禹穴是指什么,史家多以意断。《史记》、《吴越春秋》、《括地志》、《五帝纪》等书，皆认定禹穴在会稽，且谓“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说禹穴是禹的葬地。李蕃详考《易林》、《帝王纪》、《蜀王本纪》、《华阳国志》、 《水经注》等书的相关记载，认为禹穴是大禹的出生之地，位于汶川石鼓山，且“禹穴者，藏书之所也”，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将记载“水泉之脉”的书籍藏于所生之地[1]卷四。 李蕃寓居芜湖之癸亥年夏，异常溽暑，“营营青蝇，挥去复来;煌煌火云，不留自住”，挥汗披览梅尧臣《碧云騢》，“深增宅异”。梅氏在书中，不顾史实，对范仲淹、吕夷简、文彦博等大臣，莫不横加飞语，妄加丑排。李蕃读后，义愤填膺，不欲无忌小人污谤君子，遂据宋史本传，逐一严加考证，核其始末，著成若干节，名之为《问梅》，还这些有功于宋朝的著名人物以清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问梅》考证细腻，言之成理，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考史著作[1]卷十一。 李蕃有嗜书癖，见好书，辄倾囊槖以购易之，常因市书致匮而不悔，故藏书颇富。李蕃读书不惑于“世论”，善于独立思考，常发奇思妙想。世之论《庄子》一书的学者，皆以之为“遗世之书”，无关世用。李蕃“以为不然”，对此有独特的理解:《庄子》一书有很强现实针对性，在书中，对世之好名而无实者深恶痛绝，并予无情鞭挞，体现了庄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同时认为，置于《庄子》一书篇首的《逍遥游》，是全书的核心，该书的主旨及精义皆在于斯。以下各篇皆是《逍遥游》的逻辑展开[1]卷十三。 李蕃的书画之论收入文集的也不少，谓学书画不能一味模仿古人，应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此类文字见诸文集者甚多。 “临帖作字，人谓至乐。然乐亦奚定哉～孔颜相对，千载无有，惟自得之耳。”[1]卷十三 “学者临帖，当自具手眼，不可随人上下也。”[1]卷十三 “后学临池，贵历遍诸家字体，俐得一法于诸家之上，斯为上伎。若独取一家而宗之，即工其变，吾不取也。”[1]卷十三 “临字家辄言古法，而不古法在今人法中。规规摹古曰:‘某字某法古某。’是效颦之东施矣～”[1]卷十三 李钟璧，学博才雄，游历半天下，中有所触，辄发为诗文。远宦粤西，公务之暇，即游翰墨。离职回乡，优游泉石，书史自娱，虽家无担石之储，不以为忧。生平所著，合为《燕喜堂》四卷，含序、尽牍、诗等。不依傍、不沿袭，卓然自为一家之言[9]序一。他批评世之言学者，为文“规仿帖括，弋获声誉”，毫无创见，仅以之作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对其友王廷飏潜心十年，根柢先儒，而又时时发其心得的著作《四书解》，大加赞扬，谓其“令人意永”[9]卷一。李钟璧对诗歌创作理论的阐发更是妙论横生，为时人称颂。他说:“诗之为言，思也。其端发于性情，其理通乎音律，本乎思以咏之。”《诗》三百篇，皆为古人发愤之所作。诗贵乎思，又贵于思之自得，“五七长短，四始五声”的诗歌形式，只是表达思的工具，“以通其思而已”。一味模仿古人，袭而不思，并以此沾沾自喜，是乞灵于泉下之人而欲分其光泽也。“夫人各有思，思不同则言者异。”有志之士应不依旧规，独成一家之言，树立起诗歌史上的新的丰碑。就李钟璧个人的诗歌创作实践而言，实是其理论的运用，“视其一时思致，漫自发挥”，于长短得失、合乎音律与否，“则所不计”[9]卷一。歙县宋和评论说:“李君之学，既贵于思，故其为诗与文，皆思其所自得”，“其诗与文，皆有奇思。”[9]序三 李钟峨夙负“经济大猷”，有凌云之气，秉文以载道之旨，明道经世，著有《垂云亭》二卷，含赋、颂、诗等。其礼乐赋、理学赋、经史赋、官制赋、治河赋、屯田赋、贮籴赋等，以文学的语言阐释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其忆母、梦弟、示侄之诗，“皆孝友至性所流露”;其他如早朝、汤泉颂等诸篇，皆莫不有裨治道[10]。经世情怀展现无遗。 三李生活的时代距今已有三个多世纪，作为生命的个体早已殒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其思想和品格的独特光焰，穿过历史的尘封，历久弥新，仍有指示人生前行的路标之用。 参考文献: [1](清)李蕃撰(雪鸿堂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1. [2]李钟峨(伯兄元修先生墓志铭?(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3]吴翊(李锡征先生赞?(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4]朱评(福建学政李钟峨肖像诺水书院序?(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5]李钟峨(芝麓自志行略?(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 川府县志辑( [6]李蕃(黄县志略予?(道光)通江县志?卷十三[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7]选举志?(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8]人物志?(道光)通江县志?卷八[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9]陈邦彦(序一?李钟璧(燕喜堂[M]//(清)李蕃撰(雪鸿堂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 [10]朱评(《垂云亭》跋?李钟峨(垂云亭[M]//(清)李蕃撰(雪鸿堂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