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版本研究 三校简体.doc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版本研究 三校简体.doc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 页 71–102(民国九十六年)，台北:法鼓佛教研修学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1, pp. 71–102 (2007) Taipei: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71( ISSN: 1996-8000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 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黄,忠 高苑科技大学通,教育中心助,教授 摘要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带给中国禅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 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禅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从现存的五种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正是符契与开启百年来禅学 研究的脉动与新兴的研究发展方向，透过「新式论文写作方法」与「客观学术 论证研究」相结合的时代研究风潮，此项素材相关主题的研究，也可以略窥百 年敦煌学中禅宗研究之缩影，亦是百年来禅学研究与敦煌学发展中交错的核心 论题之一。 本文研究的动机目标与方法进路，主要是探讨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 发现公布的过程与影响，以及进一步思考文字校正的方法。其中，文字校正是 透过文本的数字考察以建立五种敦煌写本学术规格的完成，从参酌惠能思想思 考文本的校正原则，从运用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以分析建构文本的校正 体例。因此，透过文字校正体例与方法的确立，不仅是一种文本文字的整理， 也是数字文本创新的诠释，两者结合的研究，才能充分的呈现与彰显敦煌写本 《六祖坛经》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 收稿日期:2007.08.27，通过审查日期:2007.10.12。 (72(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目次】 一、前言 二、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公布 (一)敦煌本(斯 5475)的发现与公布 (二)敦博本(敦博 077-4)的发现与公布 (三)其它三个写本的发现与公布 三、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的学术价值 四、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方法的数字思考与建构原则 (一)从建立学术规格完成文本的数字考察 (二)分析文本以建立校正的原则与体例 五、结论 关键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释、敦煌学、惠能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73( 一、前言 敦煌学是百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1 从 1900 年发现至今已经超过 百年的历史，在相关研究石窟艺术、典籍文献与史地文化的三大领域中，涵盖 的学术层面非常广泛，其中又以佛教相关主题的研究为核心之一。 中国禅宗的发展，一直以《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为根本的圣 典，这部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产物，也是一部在禅宗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 一部典籍，不仅在禅宗祖位传承上具备了「禅史纪录」与「六祖地位」的双重 认证，也记录了惠能(638-713)身为六祖的「祖师语录」与「禅学思想」，甚 成为六祖惠能以后传承法脉的凭证。虽说如此，从惠能圆寂(公元 713 年) 至 至今，将近 1300 年，其中各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先后出现，文字或有出 入，特别是约从七百年前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 28 年(1291)校雠三种《坛 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是后来的明藏本，因此流行至今约七百 年，这七百年间席卷天下，使得佛教的僧人信徒都视宗宝本《坛经》为「想当 然尔」的「坛经版本」，深入印象，先入为主，故对近代敦煌本或敦博本《坛 经》视之为错讹的「异本」。 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发现(实际上为两种写本与三种残本)，带 给禅宗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佛学研究的重要 主题。除此之外，从五种敦煌写本《坛经》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写本 《坛经》的出现是历史中的一个异数，也开启了近代研究禅宗的另一个窗口， 在写本与通行的宗宝本《坛经》两相对照比较之下，即能看出早期的写本具有 特殊的学术史意义，这对吾人还原《坛经》的原貌或是依此了解惠能的禅学思 想是非常重要的路径。 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编号斯 5475 的敦煌本《坛经》，被中外佛教界学 1 有关「敦煌学」一词的词源，王冀青曾指出是 1925 年 12 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 (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 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陈寅恪(1890-1969)在 1930 年提出「敦煌学」一 词，可以视为中国第一人提出这项专门学术名词的学者。详见王冀青，〈论「敦煌 学」一词的词源〉，页 110-132。 (74(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者多半视之为「恶本」而心怀鄙弃之意，学术界许多精善的校订成果亦无法扭 转学界或教界的既存印象，笔者在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班时，选修先 师潘重规先生(1907-2003)在 1995 年开授的「敦煌学」这门课，老先生亲授 其大作《敦煌坛经新书》，谆谆教诲，让笔者改变了原先的学术认知与态度， 同年 9 月笔者又收到杨曾文教授亲自寄赠其大作《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敦博 本)，细细检阅之后，发现敦博本实优于敦煌本《坛经》，后来又细察原文图 版，竟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发现，于是开始从事相关的研究与论文写作。 直到 2002 年开始以敦博本《坛经》为底本，细细参酌与校订其它版本的敦煌 写本与诸家校本，到了 2006 年 5 月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果，而成《敦博本六祖 坛经校释》一书。拙作完稿之后，回顾敦煌写本《坛经》从发现至今，国内外 相关的学术研究、讨论与著作发表甚多，同时对于各种写本《坛经》的发现与 相关研究，应有必要分类整理一下，特别是文字校正方面，笔者从实际的文本 考察校订中，试图建构一个相关研究方法的理论思考及其操作程序，藉此能够 分享微薄的成果与学界先进共同商量，再者也为后续研究敦煌禅籍奠定基础并 思考可能的方向，此即为本文研究的学术动机与目的。 再者，敦煌写本《坛经》文字校正必然隐藏着「古为今用」的思路，从古 代文字转化为现代通用文字的校订，必须依循传统校勘学的基础，并且植基于 近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禅宗学或佛教学的深厚素养，以上三项学术 研究的领域，皆非笔者此生所能穷究，仅从多年来实际一字一句的比对校勘 中，寻求一个校订敦煌写本《坛经》文字校正的方法与程序，因此本文试从校 勘的立场入手，试图建构一个校订方法的体例，在参酌敦煌学的成果中思考俗 字校订的意义，最后以禅宗学与佛教学的思想背景中，抉择审判文字校正后意 义的呈现或转向，此为本文研究的进路与方法。至于五种敦煌写本的价值与贡 献，国内外诸家校本的优劣与得失，乃至于各校订本文字校正的特点与错误部 分，皆非两万五千字以内的短篇论文可以详细说明，为免挂一漏万，又非本文 研究的重点，笔者亦有相关论文述及，本文确定研究的范围为笔者多年来实际 从事校订的心得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与校订体例的反省，此为本文研究的限制。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75( 二、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公布 (一)敦煌本(斯 5475)的发现与公布 王圆箓于 1900 年 6 月 22 日(农历 5 月 26 日)开启了今编号为莫高第 17 窟的藏经洞，也正式开启了跨越千年时空历史封存的敦煌写本等文献，随后十 余年间遭遇外人以各种诈骗、窃夺与购买等手法，致使国宝散落他国博物馆或 私人收藏。其中，第一份被发现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于中亚探险所得文献中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由日本学 者矢吹庆辉在 1916 年赴英时所发现，学界将其定名为敦煌本《坛经》或敦斯 本《六祖坛经》，原编号「斯 377」，现编号为「斯 5475」(S5475)，这也是举 世公认并熟知的第一个敦煌写本的《坛经》。 这份写本的发现，主要是在 1916 年与 1922 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 1939)两度远赴英国伦敦调查及拍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佛教文献，后来在 1928 年矢吹庆辉将敦煌本《坛经》校写收编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内， 首度刊行了敦煌本《坛经》的录文。矢吹庆辉又于 1930 年将图版发表于《鸣 沙余韵》，国际佛学界从此展开一连串对敦煌本《六祖坛经》的相关研究。由 于这个版本在近八十年前的日本刊行，国际佛学界关注及研究者甚多，2 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矢吹庆辉发现此本之后处理的方式，他首先选择了「校写」的形 式，这是第二手的处理，并不能够满足佛教学者与教界的理想需求，隔了两年 则将图版发表在《鸣沙余韵》中，这则是十分具备关键性的创意与贡献，这也 代表着敦煌本《坛经》正式的出现于世，这离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以来，足 足晚了 30 年。 后来，铃木大拙(1870-1966)对此写本进行研究，在 1934 年刊行校订本 2 近八十年来的《坛经》研究，就是环绕着敦煌本《坛经》为中心，开展一系列对 版本、惠能思想、敦煌禅籍……等相关问题之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在敦博本 《坛经》正式公布以前，相关于《坛经》的研究也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其中多是 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如宇井伯寿、关口真大、田中良昭、柳田圣山、胡适、吕 澄、印顺、郭朋、潘师重规、周绍良与杨曾文等人。 (76(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森江书店版)，全书分为五十七节(折)，皆加标点 与撰文加以解说。3 胡适在 1927 年回国路过日本东京时，即知矢吹庆辉已经 得到敦煌本《坛经》的复印件，并在其《神会和尚遗集》序言中，一句话点出其 学术价值的重要性:「这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4 在 1930 年 4 月 1 日的 这篇序言中，胡适也提到矢吹庆辉将《鸣沙余韵》寄赠给他的事情，同时也得 到「又承 Dr. Giles 代影印伦敦原本」的纪录，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看到敦 煌本《坛经》的原文图版。5 此后，到了 50 与 60 年代学术界曾经掀起一场关 于胡适与钱穆等人对于《坛经》考证或是论证的风潮，但是对于写本《坛经》 的研究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到了 80 年代开始，拜科技信息发达迅速之便，《坛 经》随着各种敦煌写本出版品的印刷与流通，推向了一个新的研究高峰。6 (二)敦博本(敦博 077-4)的发现与公布 除了敦煌本《坛经》之外，尚有一份完整写本的《坛经》版本，那就是敦 博本《坛经》。敦博本的发现是一项重大的学术事件，那是敦煌名士任子宜在 3 见杨曾文，〈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笔者所见是收录在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 书》第 37 册，页 217。 4 胡适为当时发现的敦煌本《坛经》一句话确定其学术的价值，这是学者的眼光， 也点出了日后研究的目标。见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序言，《神会和尚遗集》，页 3。 5 然而，从 1930 年至今，已经超过 70 年的时间，相关的研究非常多，可是佛教学 界与宗教界似乎仍在观望敦煌写本《坛经》，并未重视其应有的地位。关于此点， 周绍良曾经在《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的「整理说明」中感慨的说:「本世纪初，敦 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出现了唐五代写本《坛经》，这是一桩重要发现。但经过七八十 年，始终没有人对之加以认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问，原因是没有人对它进行 深入的研究。」见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整理说明，页 1。 6 诚如郑阿财所说:「80 年代后，拜科技发达之赐，敦煌数据的流通逐渐普遍。 1981 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4 辑 140 册陆续印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 1986)。英、法、北京所藏敦煌写卷复印件，方便披阅，促使研究环境快速提升，敦 煌学研究也开始跳脱抓吃式个别写卷的研究方式，而步入专题式的研究。」见郑 阿财，〈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台湾篇〉，页 45。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77( 1935 年发现与收藏的一个《坛经》写本，7 这一份写本的前后，记有任子宜 手书发现此抄本的时间与地点:「(经前)此经余于民国二四年四月八日得之于 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志。……(经后)民国廿四年四月八日获此经于敦煌千 佛山之上寺。任子宜敬志。」8 这个发现的时间点，据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 文物〉一文指出确系为农历的四月八日，9 当时担任敦煌县教育局局长的任子 宜，从原本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后来保存于莫高窟上寺中获得此书，这部禅 籍包含了五种文献，其中敦博本《坛经》为编号的第四种，其它分别为:《菩 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见性坛语》、《南宗定邪正 五更转》与《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 到了 1943 年 2 月，向达(1900-1966)奉北京大学之命，参加中央研究院 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考察，在任子宜家获见此本，首先发现了这部禅籍的学 术价值。在翌年九月完稿的《西征小记》一文中，向达对此本做了简单的描述 和考证。10 向达曾将此本《坛经》手抄存留，也让其它人看过，因此就有转 抄本流传，目前仍可见向达的手抄本，收于潘师重规的《敦煌坛经新书》一书 的附录三。11 敦博本《坛经》在向达亲见手抄之后，未能及时出版，这是后 7 据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文物〉一文指出，任子宜为甘肃敦煌人，曾任敦煌民众 教育馆长、教育局局长等要职，与于右任、向达及张大千等人友善，收藏有敦煌 写本等珍贵秘籍。详见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文物〉，页 56。 8 这段纪录，系引自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页 198 的原文:「任子宜所 收藏的这个抄本，在建国后辗转到敦煌县博物馆珍藏，文书编号为七七号。抄本 的前后封皮用的是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的《西北日报》报纸，在《南宗 定是非论》正文前及《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题下右侧，都有任子 宜写的发现此抄本的时间地点。」 9 详见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文物〉，页 56。 10 有关 1943 年向达先生发现敦博本《坛经》的这段文字，见于邓文寛、荣新江， 《敦博本禅籍录校》，前言页 12。后来，向达先生在 1944 年又到敦煌，曾经先后 两次手抄敦博本《坛经》，第二次手抄本，曾记录抄录于 1944 年 8 月 13 日，同此 书，页 15。向达曾经怀疑此书为「当是五代或宋初传抄本」，这个看法，笔者不 甚同意，因为按照书末附录所记，可能要早于五代，相关论证另将撰专文发表。 关于向达〈西征小记〉此文，写于 1944 年 9 月，初发表于 1950 年《国学季刊》 第 7 卷，第 1 期，页 22。本文所引系出自后收入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 明》，页 368-369。 11 见潘师重规，《敦煌坛经新书》，页 241-282。 (78(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来不能广为流传的最主要原因，也让敦博本《坛经》与敦煌本《坛经》两者之 间公布于世的时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也造成后来学者广泛深入的研究敦煌本 《坛经》，却将其视为「恶本」，贬损了敦煌写本《坛经》应有的学术价值。相 反的，如果敦博本《坛经》能够在向达亲见手抄之后，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相 技术而公布图版于天下，那么敦博本《坛经》优于敦煌本《坛经》的事实就会 呈现，学术界也必然会重新思考敦煌写本《坛经》的学术价值及宗教传播上的 意义，也不至于让较为杂驳错讹及漏抄五段的敦煌本《坛经》主导了数十年的 写本《坛经》学术研究主流，其中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任子宜及向达等 人未能掌握先进的照相技术，未能如 1922 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到英国伦敦拍 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佛教文献，在 1930 年就将图版发表于《鸣沙余韵》 中，可是敦博本《坛经》的图版，却是在 1993 年 6 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 教丛书(禅宗编》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出版刊行了敦博本《坛经》的书影图 版，这比敦煌本《坛经》书影的公布远远晚了 63 年之久～12 目 前 可 见 敦 博 本 《 坛 经 》 的 书 影 ， 原 以 1997 年 12 月 周 绍 良 ( 1917- 2005)编着之《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中的照相图版为所能看到敦博本《坛经》 最为清晰。13 后来在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 献》，八开本六大册中看到更为清晰的复印件。笔者亦曾于 2007 年 7 月亲赴敦煌 市博物馆检视「敦博 077 号」全彩扫瞄本，可惜此本全彩扫瞄并未公布于世， 因此学界仍以《甘肃藏敦煌文献》为目前印刷发行中可见最为清晰的黑白影 本。 在 1943 年之后，敦博本《坛经》突然失去踪影，据魏锦萍〈任子宜与敦 煌文物〉一文中提及曾经在 1951 年 3 月群众由县城(敦煌县今改为敦煌市) 东街小学院内挖出该写本，然后县政府遂将此书交于文化馆收藏。14 虽说如 此，敦博本《坛经》在 1943 年之后，已经下落不明，在 1998 年 12 月由邓文 寛、荣新江两位先生编撰的《敦博本禅籍录校》一书中，曾指出敦博本《坛 12 详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 13 详见周绍良编着，《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页 64-105。 14 详见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文物〉，页 56。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79( 经》于 1985 年即已被邓文宽与摄影师杨术森将其摄影，15 同时在 1986 年由 荣恩奇整理而出版的〈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 目录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目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目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目录1类医疗器械目录高值医用耗材参考目录 〉，收入在《敦煌吐鲁番 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中，其中对敦博本《坛经》有详细的规格记载。16 除此之外，真正让敦博本《坛经》重现天下而受到学术界注意的是周绍 良，他在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的赠序中自述其发现敦博本《坛 经》的经过:「一九八六年(方广锠以为是 1983 年)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 承邀赴敦煌访问，在参观敦煌县博物馆时，于展柜中赫然陈列一本《坛经》， 因请主事者提出细检，则任子宜旧藏本也。大喜过望。……旬日携返，细加检 视，并出伦敦藏本照片对勘，其错落衍误者，大多得以补正。过去研究者据伦 敦藏本加以臆测、考证、订补之处，得此本而霍然，毋庸费辞矣。」17 (三)其它三个写本的发现与公布 除了敦煌本与敦博本之外，属于敦煌写本系列的《坛经》，尚有「北图有 本」(北京图书馆有字 79 号残片)、「北图冈本」(北京图书馆冈字 48 号)与 「旅图本」(残存首尾照片)。18 其中，北图有本仅存残片 1 叶 77 字(敦煌写 本原件本文定义为「叶」，后来编排出版的图像定义为「页」)，旅图本残存首 尾两帧相片，北图冈本则残存 14 叶，约为全本的六分之一，皆可以参酌为校 15 详见于邓文寛、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前言页 18。文中提及:「一九八五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设的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派本书作者之一邓文宽前往 敦煌，与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摄影师杨术森一起，在荣恩奇先生的大力支持 下，将包括这部禅籍在内的敦煌市博物馆藏卷摄回。以后我们即开始对这五种禅 籍加以整理，但由于参考文献不足，工作进展较慢。直到近年，海外研究文献的 收集有了长足的进步，才将整理工作全面铺开。」 16 见于荣恩奇整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收入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 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页 583-584。 17 此文见于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周绍良序页 3，周绍良此序写 于 1991 年 7 月 22 日。 18 参见李际宁，〈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光瑞本敦煌遗书について〉，收录于《草创期 の敦煌学??罗?王两先生东渡 90 周年记念日中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记録》， 2002 年 12 月 20 日刊，页 225-232。 (80(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订素材。 其中，「北图冈本」方广锠称为「北本」，目前编号为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BD04548 号背 1，在 1930 年前陈垣首先发现并著录于《敦煌劫余录》中， 可惜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后来在 1991 年日本田中良昭注意到该写卷并首 次发表录校。 此外，「北图有本」方广锠称为「北残片」，这是在 1996 年由方广锠所发 现，并于 1998 年发表录文。19 「旅图本」方广锠称为「旅博本」，此本的发现与流传有些离奇，原由日本 橘瑞超在 1910 年前后得于敦煌并著录，20 此著录后由罗振玉公布。原件辗转 留存于旅顺博物馆，后来下落不明。在 1989 年日本龙谷大学公布该校所存照 片 3 张，其中属于《坛经》仅 1 张，其余为其它文献。 除此之外，与敦煌本、敦博本同源的西夏文《坛经》，也是值得吾人留 意，这也是代表敦煌的流传本。因为，在 1930 年《北平图书馆馆刊》413 期 的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罗福成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其中残本 五叶译为汉文。此后，日本的川上天山据此进一步研究，发现此西夏文《坛 经》与敦煌本《坛经》完全一致。21 再者，五种写本《坛经》的发现与处理方式，若以敦煌本与敦博本《坛 经》为主要考察对象，笔者以为具有四项历史的意义: 其一，矢吹庆辉将敦煌本坛经校写后收编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 内，首度刋行了敦煌本《坛经》的录文，这是一种学者专家的研究方法，优点 是经过学者的研究，读者可以得到更为正确的版本，不至于受到俗写文字的影 响而障碍了阅读;缺点是学者的本身专业术养与校订谨慎工夫如果不足时，则 19 参见方广锠，〈敦煌《坛经》新出残片跋〉，载于日本《禅学研究》第 76 号。 20 橘瑞超(1890-1968)，日本僧人兼探险家。他在 1908 年参加大谷光瑞的第二次探 险队，1909 年在楼兰发现十分著名的李柏文书，曾经轰动一时。接着在 1910 年前 往英国会见斯坦因后同一年回到敦煌，从莫高窟藏经洞又搜购另一批当时中国政 府未及处理及运走的敦煌文书，其所发现的《坛经》写本，就曾著录在其所编之 《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中。 21 见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页 234。另，可参阅史金波，〈西夏文 《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页 90-99。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81( 会影响到录文的质量与可能曲解的经文，再者研究时间的延宕，则会关系其它 学者或大众阅读接触的时效性。矢吹庆辉约花了 6 年的时间校写，掌握了学者 的优先解释权。 其二，矢吹庆辉在 1916 年与 1922 年两度远赴英国伦敦拍摄大英博物馆收 藏的敦煌佛教文献，这对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言，实际上是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并且首先挑选了敦煌本《坛经》为主要内容之一，足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与运 用科技的思维判断，这也是现代学术研究掌握古代出土文献的一种典范模式， 特别是在 1930 年将图版发表于《鸣沙余韵》公布以后，对于开启敦煌写本 《坛经》的后续研究，厥功甚伟。 其三，敦博本《坛经》在 1935 年发现之后，错过了向达在 1943 年的公布 良机，未能运用科技的方便，致使图版在 1993 年才公布于世，至少延迟了 50 年的时光，引以为憾。 其四，掌握先进的计算机图片排版与数据库比对的技术，笔者以为可以纳进 整个敦煌写本的研究成果，贯注导入在敦煌写本《坛经》的相关研究上，并且 透过学术社群集体的合作与网络上资源共享与互动讨论的研究模式，将敦煌写 本《坛经》的研究，发展至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为眼前学界的努力目标。 三、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的学术价值 笔者近年来从事敦煌写本《坛经》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反复思考文字校订 的学术价值，以为校正工作之目的是「合于当世所用」，至于校正俗写文字或 代用字，则必须讲求确实有效的方法，都必须讨论方法的优劣，然而许多方法 必须从实际研究的过程中才能逐一发现，许多从未下手亲自实作研究的人，根 本无法以一种空泛的理论「套」在相关研究的领域中。同时，「校订方法」与 「校订方法的理论」仍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尤其是「校订方法的理论」是 属于「后设的」反省，这已经进入哲学研究的层次，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 若以《坛经》现存或已知的版本观察，从惠昕本以后的文字部份大多没有 「文字歧异」的问题，因为那是经过精心的编辑、修改与增补的过程，当然在 内容上也就离开了当年所谓「法海」和尚集记的版本，特别是在宋代刻版印刷 (82(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流行以后，版本的差异已经不大。但是，反观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文 字与内容，就会发现其素朴的原型或是流传于民间的形态，或说是神会一系流 传的抄本，这在文献的学术价值上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透过文字的校 正，虽然有可能「少量的」破坏文本的形态，但是「大量的」增进现代人的理 解，这样的学术工作是属于「桥梁式」的学术基础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对于现代与未来都具 有深远的影响与价值。 从国学传统的「校勘学」，原是我国自汉代刘向(77-6 BC)奉成帝之命校 雠秘府书籍而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整理古籍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发展到清代干嘉 时期与近代运用科学方法整理校订古籍，在国内外都有相当优异的成果。有关 于「校勘学」或是所谓「校雠学」的学术价值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但是相 关于深入的「敦煌写本校勘」，却是一门独特系统的学问，因为，虽然千百年 来发展成的校勘学思想必有其共法可资借镜，但是混杂在「俗写文字」、「代用 字」、「异体字」或是「错讹字」或其它各种在抄写时所形成的不明原因的写 本，总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考究，才能廓清其原貌，像是敦煌变文从发现至 今，经过了三次大的汇集、整理，即王重民《敦煌变文集》、潘重规《敦煌变 文集新书》、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等，22 这些整理都是具有崇高的 学术价值，然而敦煌写本中的禅宗典籍，却未见到广泛而深入的校订。虽说如 此，国内外的学术界从敦煌本《坛经》与敦博本《坛经》发现以来，相关的校 订与注释不下二十余种，但也始终没有「一本定江山」的风雨名山之作，能够 得到学术界的信服，笔者前后也花费数年功夫，自己省察也并不满意，从拙作 《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问世以来，已逾年余，反复思索，浅见以为问题有 四，这也是建立文字校订学术价值的根本衡量因素: 第一，如何全面而深入的植基于传统校勘学与中国文字、声韵学与训诂学 的基础，广博细致的拥有敦煌学的丰富学识，以及相关写本的基本认识，从而 形成敦煌学的校勘学，由此研究而形成评判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与义例。 第二，若是在前项基础上，能够针对专门学科再深入研究，例如敦煌禅宗 典籍的校勘工作，应具备其学科的学术基础，特别是针对专有名词或术语，以 22 见龚泽军，〈《敦煌变文校注》读札〉，页 106。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83( 及某些禅宗思想意识形态的表达语言，同时也应具备佛教经论的认识，才能识 别与订正专业眼光下才会发现的错误。 第三，必须运用数字科技与现代研究方法，并且讲求方法的体例与程序， 探讨每一种校勘判例的学术义涵，研究相关方法的操作与实用性，广泛而深入 的分析各家校订的优劣得失并且建立分类的哲学范畴，才能建立一门校勘敦煌 写本的学科。 第四，必须针对某一项写本专精深细的研究，以恒久持续的耐心，才能校 订出较为完美的版本。 除此之外，校订的原则固然是「存复真实」，但是也必须是尊重现代人的 理解。换句话说，校正敦煌写本《坛经》的文字之后，必须思考如何转化为现 代白话的语言，然而这些语言是否是通达周全而符契于作者原义，甚或是一种 更优于文本的创新诠释呢,因此，「校正」与「解释」必须视为是现代校勘敦 煌写本的体用关系或是内外互通的展现，两者互为发明而蕴涵的学术价值，则 必然超越了其中单项的功能，这是笔者以为最为紧要的思考进路。 四、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方法论的 数位思考与建构原则 (一)从建立学术规格完成文本的数字考察 二十一世纪初，全球以「数字时代」的来临开启新思维的视野，从资源分 享到数字整合，当代学术研究的重点与敦煌学相关主题研究的程序，已从过去 主观的、个别的、独立的、模拟的、模糊的、封闭的资源拥有与片面的资源利 用等研究模式，逐渐走向客观的、集体的、团队的、数字化的、精确的、开放 资源共享与全面平等资源利用的研究发展方向，若以此观点检视当代的学术发 展与敦煌学相关主题研究，吾人正是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也是将传统学术转 向数字时代研究的关键时期。敦煌写本《坛经》在文字校订方面若以「数字 化」的标准审视，应该注意两个层面是具有前瞻性的考虑，其一是针对文本完 (84(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成精密考察以成立学术规格，其二是从「线性文本」建构「数字(非线性)文 本」，23 将文字校正的方法与成果平等的分享，并且得以创新的诠释与转化利 用，发挥相关研究的最大效益。 首先针对文本完成精密考察以成立学术规格，敦博本《坛经》是敦煌名士 任子宜先生在 1935 年发现与收藏的一个《坛经》写本，在向达的〈西征小 记〉一文中，载有相关敦博本《坛经》的纪录，另外在 1986 年由荣恩奇整理 而出版的〈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里亦有详细的规格记载。 向达与荣恩奇的著录，可以说是文献学中目录版本的题记，对于这个写本 其规格体例，做了简短的记录，笔者以为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时至今日 21 世纪的数字时代，过去目录版本学的题记，可能须要更为精确的规格体 例，正如同学术论文的 MLA 注释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24 以为国际学术流通的沟通平台。特 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相关文献版本的记载也要规范化与数字化，如同一般电 子商品或是软件界面的安装，应有一项「规格」的详细说明，其目的不仅在精 确的著录该文献版本或写本的基本数据，同时可以放在网络数据库中，只要加 入搜寻的条件，自然可以快速的查阅原文或是相关信息。笔者试以现有的相关 资料，拟出「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学术规格表」，让读者对此五种 敦煌写本有更进一步清楚明白的认识:25 23 传统的纸质文本被称为「线性结构」的文本，电子超文本则是「非线性结构」的 文本，所谓的「线性」与「非线性」，如戴耐生指出:「线性与非线性首先是数学 上的概念，非线性是相对于线性而言的。所谓线性是指量与量之间的正比关系， 在两维、三维空间中表现出来是一根直线。在线性系统中，部分之和等于整体， 迭加原理成立。而在非线性系统中，凡是非线性的图像总可以找到一条直线和它 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交点，这就引起多值性，迭加原理失效。」见戴耐生，〈社会发 展的线性与非线性〉，页 76。 24 相关 MLA 的定义，可参见任晓晋，〈英语论文 MLA 格式要求评介〉，页 116 中的说 明。 25 此项表格的形成，除了方广锠研究论文外，也参酌大量资料，详加考辨，特别是 敦博本、敦煌本与北图冈本皆由笔者一字一句亲自点算，加上另外两个残本也重 新核算字数与行数，以期精确。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85( 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學術規格表 寫本簡稱 1 敦煌本 敦博本 ,圖有本 ,圖岡本 ,圖本 南宗頓教最 南宗頓教最上 南宗頓教最上大 上大乘摩訶 大乘摩訶般若 乘摩訶般若波羅 般若波羅蜜 經題全稱 無 無 2 波羅蜜經六祖 蜜經六祖惠能大 經六祖惠能 惠能大師於韶 師於韶州大梵寺 大師於韶州 州大梵寺施法 施法壇經 大梵寺施法 壇經 壇經 方廣錩稱 3 斯本 敦博本 ,殘片 ,本 ,博本 敦斯本、 敦煌新本、 ,京 8024 號、 其他簡稱 4 ,圖方本 大谷光瑞本 任子宜本、 英, S.5475 號、 ,京本、 甘藏本 ,圖藏本 斯坦因本 寫本卷, 一卷 一卷 (殘) (殘) (殘) 5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開示講者 禪宗六祖惠能 禪宗六祖惠能 6 惠能 惠能) 惠能) 惠能弟子法 (惠能弟子 (惠能弟子 集記人物 惠能弟子法海 惠能弟子法海 7 海 法海) 法海) 原首尾完整 全本冊子 全本冊子 殘頁 殘本卷子 後下落不明 文獻形式 8 首尾完整 首尾完整 卷軸裝 首殘尾全 現殘存首尾 照片 2 張 (方廣錩稱 (方廣錩稱 首尾均斷， (方廣錩稱 縫繢裝) 縫繢裝) 原為兌廢稿 卷軸裝) (方廣錩稱 縫繢裝) 北京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岡字 有字 79 號 48 號(膠卷 殘片(新編 著,編號 無編號 9 斯 5475 敦博 077-4 8024) 號為北敦 8958 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中國國家 藏 BD04548 號 圖書館藏 背 1 BD08958 號 斯坦因、 發現人物 任子宜 方廣錩 陳垣 日本橘瑞超 10 矢吹慶輝 日本學者矢吹慶 1920 年代陳垣首 1935 年(農 輝在 1916 年與 先發現並著錄於 發現,代 11 1996 年 1910 年代 1922 年赴英時 曆)4 月 8 日 1931 年出版之 所發現 《敦煌劫餘錄》中 大英博物館 京師圖書館 敦煌千佛山之 中國國家 12 發現地點 敦煌地區 (原莫高窟 17 號 (現中國國家 上寺 圖書館 圖書館) 藏經洞) 日本龍谷大學 英國圖書館 中國國家 中國國家圖 原本現藏 敦煌市博物館 13 圖書館現藏首 圖書館 書館 (大英博物館) 尾兩張相片 梵夾式蝴蝶裝 梵夾式蝴蝶裝 寫經紙 寫經紙 梵夾式蝴蝶裝 版本裝訂 14 冊子本 冊子本 抄錄本 抄錄本 冊子本 紙高 32.2 公 寫本長寬 15 分、紙寛 23.4 公分 1944 年 9 月向 1910 年代日 1926 年葉恭綽 達完稿之《西 1928 年矢吹慶 本橘瑞超得 佂小記》，後見 1998 年 3 月 撰《旅順關東 首次著, 16 輝校寫收編到 於敦煌並著 於榮恩奇整理 廳博物館所存 出版的《大正 發表錄文 錄，該著錄 之〈敦煌縣博 敦煌出土之佛 藏》第 48 卷內 後由羅振玉 教經典》 物館藏敦煌遺 公布 書目錄〉 (86(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學術規格表 寫本簡稱 1 敦煌本 敦博本 ,圖有本 ,圖岡本 ,圖本 南宗頓教最 南宗頓教最上 南宗頓教最上大 上大乘摩訶 大乘摩訶般若 乘摩訶般若波羅 般若波羅蜜 經題全稱 無 無 2 波羅蜜經六祖 蜜經六祖惠能大 經六祖惠能 惠能大師於韶 師於韶州大梵寺 大師於韶州 州大梵寺施法 施法壇經 大梵寺施法 壇經 壇經 方廣錩稱 3 斯本 敦博本 ,殘片 ,本 ,博本 敦斯本、 敦煌新本、 ,京 8024 號、 其他簡稱 4 ,圖方本 大谷光瑞本 任子宜本、 英, S.5475 號、 ,京本、 甘藏本 ,圖藏本 斯坦因本 寫本卷, 一卷 一卷 (殘) (殘) (殘) 5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開示講者 禪宗六祖惠能 禪宗六祖惠能 6 惠能 惠能) 惠能) 惠能弟子法 (惠能弟子 (惠能弟子 集記人物 惠能弟子法海 惠能弟子法海 7 海 法海) 法海) 原首尾完整 全本冊子 全本冊子 殘頁 殘本卷子 後下落不明 文獻形式 8 首尾完整 首尾完整 卷軸裝 首殘尾全 現殘存首尾 照片 2 張 (方廣錩稱 (方廣錩稱 首尾均斷， (方廣錩稱 縫繢裝) 縫繢裝) 原為兌廢稿 卷軸裝) (方廣錩稱 縫繢裝) 北京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岡字 有字 79 號 48 號(膠卷 殘片(新編 著,編號 無編號 9 斯 5475 敦博 077-4 8024) 號為北敦 8958 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中國國家 藏 BD04548 號 圖書館藏 背 1 BD08958 號 斯坦因、 發現人物 任子宜 方廣錩 陳垣 日本橘瑞超 10 矢吹慶輝 日本學者矢吹慶 1920 年代陳垣首 1935 年(農 輝在 1916 年與 先發現並著錄於 發現,代 11 1996 年 1910 年代 1922 年赴英時 曆)4 月 8 日 1931 年出版之 所發現 《敦煌劫餘錄》中 大英博物館 京師圖書館 敦煌千佛山之 中國國家 12 發現地點 敦煌地區 (原莫高窟 17 號 (現中國國家 上寺 圖書館 圖書館) 藏經洞) 日本龍谷大學 英國圖書館 中國國家 中國國家圖 原本現藏 敦煌市博物館 13 圖書館現藏首 圖書館 書館 (大英博物館) 尾兩張相片 梵夾式蝴蝶裝 梵夾式蝴蝶裝 寫經紙 寫經紙 梵夾式蝴蝶裝 版本裝訂 14 冊子本 冊子本 抄錄本 抄錄本 冊子本 紙高 32.2 公 寫本長寬 15 分、紙寛 23.4 公分 1944 年 9 月向 1910 年代日 1926 年葉恭綽 達完稿之《西 1928 年矢吹慶 本橘瑞超得 佂小記》，後見 1998 年 3 月 撰《旅順關東 首次著, 16 輝校寫收編到 於敦煌並著 於榮恩奇整理 廳博物館所存 出版的《大正 發表錄文 錄，該著錄 之〈敦煌縣博 敦煌出土之佛 藏》第 48 卷內 後由羅振玉 教經典》 物館藏敦煌遺 公布 書目錄〉 (1)任繼愈主編 (1)周紹良編 (1)周紹良編 (1)周紹良編著 1930 日本矢吹 影本發, 17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87( 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學術規格表 寫本簡稱 1 敦煌本 敦博本 ,圖有本 ,圖岡本 ,圖本 南宗頓教最 南宗頓教最上 南宗頓教最上大 上大乘摩訶 大乘摩訶般若 乘摩訶般若波羅 般若波羅蜜 經題全稱 無 無 2 波羅蜜經六祖 蜜經六祖惠能大 經六祖惠能 惠能大師於韶 師於韶州大梵寺 大師於韶州 州大梵寺施法 施法壇經 大梵寺施法 壇經 壇經 方廣錩稱 3 斯本 敦博本 ,殘片 ,本 ,博本 敦斯本、 敦煌新本、 ,京 8024 號、 其他簡稱 4 ,圖方本 大谷光瑞本 任子宜本、 英, S.5475 號、 ,京本、 甘藏本 ,圖藏本 斯坦因本 寫本卷, 一卷 一卷 (殘) (殘) (殘) 5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開示講者 禪宗六祖惠能 禪宗六祖惠能 6 惠能 惠能) 惠能) 杨曾文在〈敦博本《坛经》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曾指出:「从字数看， 惠能弟子法 (惠能弟子 (惠能弟子 集記人物 惠能弟子法海 惠能弟子法海 7 海 法海) 法海) 敦博本为一万二千四百字左右。」26 可是经过笔者详细精确的一字一行清 原首尾完整 点，发现敦博本《坛经》实际的行数字数为全文共 493 行，另含经题、末经题 全本冊子 全本冊子 殘頁 殘本卷子 後下落不明 与附录文字，全文合计共 11617 字。27 文獻形式 8 首尾完整 首尾完整 卷軸裝 首殘尾全 現殘存首尾 照片 2 張 (方廣錩稱 (方廣錩稱 首尾均斷， (方廣錩稱 另外，杨曾文在〈敦博本《坛经》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曾经又指出「敦 縫繢裝) 縫繢裝) 原為兌廢稿 卷軸裝) (方廣錩稱 博本抄漏字句较少。据比较核查，敦煌本抄漏三行六十八字。」28 这个说法 縫繢裝) 北京圖書館 后来被学界大量引用，却不详察是否如此，笔者详审原文，发现敦煌本相对于 北京圖書館岡字 有字 79 號 敦博本《坛经》并非漏抄「三行六十八字」，而是漏抄了五段九十八字。29 至 48 號(膠卷 殘片(新編 著,編號 無編號 9 斯 5475 敦博 077-4 8024) 號為北敦 于全文除了经题、末经题与附录文字之外，笔者曾制表统计每一行的字数，然 8958 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 后全部加整而得到 11617 字的结论。同时，笔者已将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中國國家 藏 BD04548 號 圖書館藏 背 1 原文图像中的文字，都以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剪下而成立的档案给予编号，然后 BD08958 號 一个一个文字在计算机中比对与归纳，其中也注意到上下文字的脉络意义。以上 斯坦因、 發現人物 任子宜 方廣錩 陳垣 日本橘瑞超 10 矢吹慶輝 的研究或整理的方法，主要着眼于「精确性」与「数字化」，希望将来能够针 日本學者矢吹慶 1920 年代陳垣首 1935 年(農 对敦煌写本中的禅宗文献，乃至于其它文献如变文的校正工作，提供一个「数 輝在 1916 年與 先發現並著錄於 發現,代 11 1996 年 1910 年代 1922 年赴英時 曆)4 月 8 日 1931 年出版之 所發現 《敦煌劫餘錄》中 26 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页 223。 大英博物館 京師圖書館 敦煌千佛山之 中國國家 12 發現地點 敦煌地區 27 (原莫高窟 17 號 (現中國國家 详见拙作，《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页 276-279。 上寺 圖書館 圖書館) 藏經洞) 28 见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页 225-227。 日本龍谷大學 29 英國圖書館 中國國家 中國國家圖 详见拙作，《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页 276-279。 原本現藏 敦煌市博物館 13 圖書館現藏首 圖書館 書館 (大英博物館) 尾兩張相片 梵夾式蝴蝶裝 梵夾式蝴蝶裝 寫經紙 寫經紙 梵夾式蝴蝶裝 版本裝訂 14 冊子本 冊子本 抄錄本 抄錄本 冊子本 紙高 32.2 公 寫本長寬 15 分、紙寛 23.4 公分 1944 年 9 月向 1910 年代日 1926 年葉恭綽 達完稿之《西 1928 年矢吹慶 本橘瑞超得 佂小記》，後見 1998 年 3 月 撰《旅順關東 首次著, 16 輝校寫收編到 於敦煌並著 於榮恩奇整理 廳博物館所存 出版的《大正 發表錄文 錄，該著錄 之〈敦煌縣博 敦煌出土之佛 藏》第 48 卷內 後由羅振玉 教經典》 物館藏敦煌遺 公布 書目錄〉 (1)任繼愈主編 (1)周紹良編 (1)周紹良編 (1)周紹良編著 1930 日本矢吹 影本發, 17 (88(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位文本」的基础工程与文献，可资学界进一步的运用，如此可以交换研究的成 果，加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达到资源共享与学术社群团体合作而快速累进成 果的模式，这也是身处 21 世纪数位时代中方法论的思考。 (二)分析文本以建立校正的原则与体例 古今学者论及校勘的方法甚多，近代以来推崇陈垣校订《元典章》总结的 「校法四例」最为精要，分别是「对校」、「本校」、「他校」与「理校」。30 其 中「理校」是指通过推理以校正讹误，所谓的「理」，包含了思想的义理、事 物的通理与文词脉络的文理，这其中又以思想的义理最为重要，却也是最为困 难与复杂的部份，必须十分谨慎与反复的推敲斟酌。若以此概念思考敦煌写本 《坛经》的「理校」，则又发现掌握禅宗精神与惠能思想则是通篇校正最为核 心的关键点，有时一字之差，可能乖解文义甚或颠倒是非，许多校正者，在校 对的过程中，各凭己见，或智或仁，执持个人见解坚确不移，然而真理是愈辨 愈明或是不辨自明，愈辨愈明的是反复讨论后容易形成共识;不辨自明的是校 正者若有深厚的禅宗学术养，一眼便知应做何解释，不会拘泥文义，但毕竟不 是普遍性的认识，若能清晰深刻的剖析义理，加之博证旁参，自然能得到肯定 而正确的校正。 笔者曾针对敦博及敦煌等两本《六祖坛经》中的各种代用字，即有别于现 代通用的其它任何字体，都列入《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附录四「敦煌两本六 祖坛经代用字对照表」此表中，详细的归类及整理。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的俗 字、古今字、通借(通假)字、异体字、同义字等。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厘订敦 煌两本《坛经》中各种字体的使用情况，使其归入于适合现代阅读与流通的体 系，让今后敦煌写本《坛经》的阅读者，不再因为文字纷杂错缪而产生困扰。31 在此基础上，笔者整理发现敦煌写本《坛经》代用字中「衣」(依)(提)与 30 见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卷 6〈校例〉。 31 本表的制订乃参考大量相关的校订与注释，笔者从敦煌两本《坛经》中爬梳出 217 个代用字，将其归类并对照比较。详见拙作，《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页 295-316。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89( 「于」有互相代用的情形，还有「议」与「语」、「已」与「与」代用，其中还 包含了「起」与「去」的代用情形，因此「起」与「去」字应属同义字，只是 因为音近以致混用，有关敦博本《坛经》校订的代表著作是邓文寛、荣新江的 《敦博本禅籍录校》，其书以为是唐五代河西方音的因素，以至于抄手在抄写时 造成的现象。 敦煌写本《坛经》的「理校」内容与特色，笔者浅见以为应依据惠能讲解 《金刚经》内容的要旨观察，这是「般若无住」的思想，强调「于一切法上， 无有执着」，惠能从人的本性本来就不执着说法性的「本体」(体)是无住的， 再说不执着的「境界」(相)是开悟解脱，再说修行的「工夫」(用)也是不执 着的，所以体、相、用都是不执着的。这也是判断上下文义是否通达于惠能思 想而据以校正的理据，这也是「理校」敦煌写本《坛经》的主要内涵。 从敦煌本《坛经》发现并公布近八十年以来，国内外相关的校订本不下二 十余种，笔者以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 1900 年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至 1934 年铃木大拙的校刊?? 本期主要的校本是矢吹庆辉于 1922 年拍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本《坛 经》以后，在 1928 年校写收编到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内，这是首校本， 也是早期错讹最多的校本。1930 年于《鸣沙余韵》公布图版后，铃木大拙在 1934 年刊行校订本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将全书析为五十七节(折)，皆 加标点与撰文加以解说，这也是早期校本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校本，其所析分的 五十七节，后来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的规格，虽然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做 为研究的分段，亦是方便后人的研究。 第二期:从 1934 年以后至 1993 年杨曾文发表敦博本《坛经》校注本前?? 从铃木大拙在 1934 年刊行校订本以后，以敦煌本《坛经》为中心的校订 工作一直持续的进行着，其中的代表著作有阎波尔斯基 Philip B. Yampolsky 于 1967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译注》、印顺法师 校写于 1970 年的《精校炖煌本坛经》(后来收录于《华雨集》第 1 册)，郭朋 (1920-2004)于 1981 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坛经对勘》及 1983 年出版的《坛经 校释》，金知见于 1989 年韩国民族社出版《校注「敦煌六祖坛经」》等。 第三期:从 1993 年杨曾文发表敦博本《坛经》校注本后至今(2007 年)?? (90(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从 1986 年周绍良重新发现敦博本《坛经》后，由杨曾文首度于 1993 年上 海古籍出版社发表《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之后(后于 2001 年由宗教文化出版 社修订为《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许多重要的校订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潘师重规于 1994 年由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以手书校写出版了《敦煌坛经新 书》，周绍良于 1997 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邓文 宽、荣新江两位于 1998 年由江苏新华书店出版了《敦博本禅籍录校》，李申、 方广锠于 1999 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坛经合校简注》，笔者于 2006 年由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了《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32 以上三期除了笔者的拙作之外，皆是敦煌学或禅宗学方面专家学者的大 作，然而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至于研究的成果也未必达于不可超越 的顶峰，许多研究方法的探究与改进，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项目。 笔者试从各校本校订依据的底本、校订的方式、对敦煌写本《坛经》的评 价与校订文字的归纳及内容部分做比对。笔者发现以下四项具体的问题?? 第一，就依据的底本来看?? 大抵上都以敦煌写本《坛经》的复印件为主要依据，但也参酌了其它校本的 研究成果或其它版本的校订文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敦博本的出现，致使 《坛经》的校订工作有新的进展，在潘师重规与杨曾文先生的研究对象上也是 以此为基础的，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更是以敦博本 077 号的五 种禅籍做整体的研究。换句话说，在敦博本《坛经》正式公布以前，大家环绕 着敦煌本为中心，其中的文字或因通俗手抄而致产生许多辨读的歧义，一般归 于误谬恶本，唯有潘师重规独排众议，以为是当时约定俗成的通行文字。然 而，在敦煌本是当时问世以来的唯一孤本的情况下，实在很难断定此是法海原 本的抄本，也很难校定其中文字的真讹。因此，敦博本的价值之一，就在证明 敦煌本确实是当时所流通的一个抄写本。此外，在其它相关三个残缺的写本陆 续发现以后，五本互校的情形已是基本的要求，参酌其它如惠昕本等不同版本 的参校，也是必然的进路。 32 其它的著作尚有十余本，不再一一提举。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91( 第二，就校订的方式来看?? 这个部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校订后出版的形式，一个是校订 的方法。前者，唯独潘师以毛笔字书写清缮完稿与《敦博本禅籍录校》手写繁 体字录校外，其它皆以铅印或印刷的方式处理。在今天信息发达快速流通的时 代，以毛笔字书写或印刷方式出版，或许不如计算机通行文字经由计算机网络而流 通得更为广泛与更为迅速，特别是公布写本图影能够提供研究者较为直接的研 究素材。 至于校订的方法而言，潘师与郭朋皆有明白的说明，显然肯定了校订方法 论的可能性。 第三，就对敦煌写本《坛经》的评价来看?? 这个部分，潘师以其深入的敦煌学研究，明确的指出:「我们认为是讹误 的文字，实在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文字。」33 潘师以尊重时代的背景与客观研 究的精神，认为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与现代的文字书写方式，去否定唐代 当时的通行文字，笔者对于这个观点十分赞同，同时也对于历来研究敦煌写本 《坛经》或部分的敦煌学的研究学者，轻率的以为敦煌写本《坛经》的文字是 「字迹混乱，错讹太多」，或是「鄙俚繁杂」、「写误书落」等负面评价。事实 上，如果学界站在同意潘师重规的说法上时，就会发现学界必须重估敦煌写本 《坛经》的学术价值，更有别于后世增添窜改的本子。换句话说，学界乃至佛 教界都应该秉持求真求实的客观态度，肯定敦煌写本《坛经》的原始价值，以 做为讨论研究或修行法本的凭借。至于，后世流行的宗宝本或其它版本，特别 在佛教修行的法理上做为参考可也。因此，对于敦煌写本《坛经》的评价，直 接关联到学术认定与修持遵循的判断标准，所以大有讨论空间，也至为重要。 第四，就校订文字方法的归类来看?? 由于对俗写通假文字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所以宇井伯寿归为五类(偏 33 潘师重规以为:「我经过长期涉猎敦煌写本之后，启发了我一个客观深入的看法。 我认为语言文字，是心灵思想的符号。……新造之字，如得大众认可，获大众使 用，这亦是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的文字，便不容任何人把他抹杀。根据这一理 念，加以观察许多敦煌写本中我们认为是讹误的文字，实在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文 字。」见潘师重规，《敦煌坛经新书》，〈绪言〉，页 9-10。 (92(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误、旁误、相似之误、偶然之误与音同互用)，杨曾文先生归为三种错讹文字 (音相同或相近而被误写、字形相近而被误写与其它错讹者)，但是潘师重规则 不以「错误」这种负面价值评语判断而区分为六项条例，分别是字形无定、偏 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与标点无定等条例。潘师重规在《敦 煌坛经新书》中特别提到「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使用观念，并且针对个别文 字加以解说，并且重新肯定《龙龛手鉴》的学术价值等，也是十分值得重视与 参考。34 综合而论，潘师重规《敦煌坛经新书》的研究成果，具体有四项: 第一，从「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使用观念，重新确立敦煌写本《坛经》 真实的反应晚唐五代到宋初可能的《坛经》形式及其学术的价值。 第二，从敦煌俗写文字的相关研究背景中，能够真实呈现与无瑕的转换敦 煌写本《坛经》的俗写文字而成为现今通行的用字。 第三，以敦煌本《坛经》与「向达手钞敦煌市博物馆藏任子宜本」两本互 校为底本，重新以毛笔字校写手抄成《敦煌坛经新书》，秉持「一字不容增 减」的精神，以书法手书敦煌写本《坛经》的校订工作，形成一个新的版本， 可供日后各种敦煌写本《坛经》的参校。 第四，以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校敦博本的思考进路，有助于衔接过去 近八十年来的《坛经》研究校订的工作成绩。 在校订文字方法方面，另外一本有关校订的代表著作是邓文寛、荣新江的 《敦博本禅籍录校》，代表大陆敦煌学界对敦博本《坛经》的重要研究成果，这 本以敦煌学研究文字的基础，辅以「河西方音」声韵学的考据，为敦煌写本 《坛经》的校订做出了贡献，其成果也令人敬佩。其具体的研究成果有四项: 第一，邓文寛与荣新江两位先生以其敦煌学的学术专长为研究背景，尤其 邓文寛曾经亲视原件，并长年研究敦博本《坛经》，再做多年的考订，校订精 34 潘师重规重新肯定《龙龛手鉴》的学术价值，其主要的说明是:「龙龛手鉴为佛徒 据佛藏写本编成之字书。古代写本已蜕变为版刻书籍，似已失去编集时之作 用;……是则谓龙龛手鉴即敦煌写本专造之字书可也。清儒不见敦煌遗书，未明 真相，横加诋毁，遂使龙龛手鉴之功效，郁千载而不彰。今幸得窥其奥蕴，使后 之学者取敦煌写本以证手鉴而手鉴明;取手鉴以证敦煌写本而写本明，行均编集 之功于是为不唐捐矣～」见潘师重规，《龙龛手鉴新编》，页 17-18。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93( 审详切，成果斐然。 第二，该书详细的著录敦博本《坛经》发现的过程与版本结构的形式，并 大量参酌其它相关研究的著作。 第三，以敦煌学研究俗写文字的学术基础，辅以学术界对公元九、十世纪 的「河西方音」声韵学的考据，为敦煌写本《坛经》的俗写文字校订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 第四，以手抄精校的誊写，详细的著录各种版本文字的差异，不仅符合学 术的体例，也是大陆与日本学界各种相关校订研究中错误最少的著作。 笔者在拙作《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一书写作中，曾经反复思考校释的体 例、校正讹误的原则与校订的方法为何，发现诸家所持的方法与进路颇有不同 之处，但笔者在参酌之后，决定以自己的研究过程加以归纳，所持的理由是有 三:一者是参考他人校正的方法是必须加以消化的，二者独立的研究必然有独 立成为一个系统的方法，三者是笔者试图在前人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之上形成自 己研究的特色。以下是拙作研究的过程中，愚者千虑偶有一得的介绍。 拙作校释敦煌写本《坛经》时，由于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现存仅有两个 全本，因此笔者以「敦博本」为底本，校释的章节分段，系依据日本学者铃木 贞太郎、公田连太郎校订之《敦煌出土六祖坛经》中五十七折的分段标准，以 符契国际佛学研究的讨论平台。至于校释体例共有七项:其一，揭示敦博本与 敦煌本《六祖坛经》之「原文图版」，并且上下栏对照，以兹察考;其二，初 步校订为「录文」，依原文厘定为现行通用计算机字体，其中若有文字须校订或 讨论时，则以?符号框选之，若有原图删除号时亦作双删除线( )标示;其 三，将原文图版中的文字校订厘正后为「校正」，即将讹误情形考据订正为现 行通用计算机字体，其中须校订解释说明时，以两种序号注明，分别在下页说明 文字问题或词义解释;其四，对于底本或参校本中文字校正须说明时为「校 订」，阐释校正的文字应依据何种原则改正;其五，对于专有名词或特殊字义 解释为「注释」，除了一般的名词解释外，也针对特殊字义深入阐发;其六， 将校正妥当之经文，加以白话语体的翻译为「解释」，其中为了使经文更容易 通晓明白，因此略加解说与释疑，以期符合现代人阅读的接受程度;其七，为 了方便教师与广大阅读者深入探讨《坛经》的思想内容，拙作在每一分折经文 (94(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校释的最后，提出一些思考问题为「讨论」，以期达到「学思并重」的教学与 研究目标。 除此之外，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图文对勘」(第一原图与第二原图及研究 者的校正)的校订模式，若以五种写本的「原文图像」直接「对比」，就能免 除经由研究者抄录或诠释后造成「第二手」的「断层」，让读者可以经由「图 文对勘」的比较中得到完整的判断，也可以经由研究者的研究再「回复」与深 入原文的意涵。「图文对勘」可以呈现敦煌写本校订最大与最多的意义，兹以 三种敦煌写本《坛经》的「题名」为例(参下页)。35 关于此题名，张子开与方广锠皆有专文发表，36 并指出因为断句或连读 及意义的考虑下，会出现许多解读上的差异，其中值得讨论的是张子开以为 「题名使用的文字也当尽量遵从历史的本来」，他说: ,家校,敦煌写本《,祖坛经》的题名时，一般将敦博本的 「波,」改为「般,」。,从遵从古代普遍的译写习惯,看，这 是,错的。但将「惠能」换为「慧能」就没有必要,。虽然 「慧」的本义为聪明、有才智，「惠」的本义是仁慈、仁爱，但 「惠」与「慧」在古籍中是可以通用的。另外，「受」、「授」是 古字和今字的关系，就,,应该径直,替「受」为「授」,。37 有关于「惠」与「慧」的争议，学界已有定论，一般尊重古籍所书写的姓 名写法，在五代以前的唐代文献纪录中，皆作「惠能」，宋代以后至今的版本 作「慧能」亦是通行的书写方式，在校订时就不再另外画蛇添足的加以更正 了。至于「受」、「授」在古今字的差异上，则笔者看法是不同的，在古代可用 「受」，但今人理解为「授」，为避免将来可能产生的歧异之见，就校改为今字 35 因「北图有本」与「北图冈本」两本缺经题题名，故不录之。 36 见张子开，〈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题名〉;另见方广锠，〈谈敦煌本《坛经》标 题的格式〉，收录在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 37 见张子开，〈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题名〉，页 52。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95( 的「授」，其实反过来说，两字皆通，不必拘泥与执着古字，尊重现代人使用 习惯及未来更为广大通行的目标则是更为重要的。 現存五種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學術規格表 寫本簡稱 1 敦煌本 敦博本 ,圖有本 ,圖岡本 ,圖本 南宗頓教最 南宗頓教最上 南宗頓教最上大 上大乘摩訶 大乘摩訶般若 乘摩訶般若波羅 般若波羅蜜 經題全稱 無 無 2 波羅蜜經六祖 蜜經六祖惠能大 經六祖惠能 惠能大師於韶 師於韶州大梵寺 大師於韶州 州大梵寺施法 施法壇經 大梵寺施法 壇經 壇經 方廣錩稱 3 斯本 敦博本 ,殘片 ,本 ,博本 敦斯本、 敦煌新本、 ,京 8024 號、 其他簡稱 4 ,圖方本 大谷光瑞本 任子宜本、 ,京本、 英, S.5475 號、 甘藏本 ,圖藏本 斯坦因本 寫本卷, 一卷 一卷 (殘) (殘) (殘) 5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禪宗六祖 開示講者 禪宗六祖惠能 禪宗六祖惠能 6 惠能 惠能) 惠能) 惠能弟子法 (惠能弟子 (惠能弟子 集記人物 惠能弟子法海 惠能弟子法海 7 海 法海) 法海) 原首尾完整 全本冊子 全本冊子 殘頁 殘本卷子 後下落不明 文獻形式 首尾完整 首尾完整 卷軸裝 首殘尾全 8 現殘存首尾 照片 2 張 (方廣錩稱 (方廣錩稱 首尾均斷， (方廣錩稱 縫繢裝) 縫繢裝) 原為兌廢稿 卷軸裝) (方廣錩稱 縫繢裝) 北京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岡字 有字 79 號 48 號(膠卷 殘片(新編 著,編號 無編號 9 斯 5475 敦博 077-4 8024) 號為北敦 8958 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中國國家 藏 BD04548 號 圖書館藏 背 1 BD08958 號 斯坦因、 發現人物 任子宜 方廣錩 陳垣 日本橘瑞超 10 矢吹慶輝 日本學者矢吹慶 1920 年代陳垣首 1935 年(農 先發現並著錄於 輝在 1916 年與 發現,代 11 1996 年 1910 年代 1922 年赴英時 曆)4 月 8 日 1931 年出版之 所發現 《敦煌劫餘錄》中 大英博物館 京師圖書館 敦煌千佛山之 中國國家 12 發現地點 敦煌地區 (原莫高窟 17 號 (現中國國家 上寺 圖書館 圖書館) 藏經洞) 日本龍谷大學 英國圖書館 中國國家 中國國家圖 原本現藏 敦煌市博物館 13 圖書館現藏首 圖書館 書館 (大英博物館) 尾兩張相片 梵夾式蝴蝶裝 梵夾式蝴蝶裝 寫經紙 寫經紙 梵夾式蝴蝶裝 版本裝訂 14 冊子本 冊子本 抄錄本 抄錄本 冊子本 紙高 32.2 公 寫本長寬 15 分、紙寛 23.4 公分 1944 年 9 月向 1910 年代日 1926 年葉恭綽 達完稿之《西 1928 年矢吹慶 本橘瑞超得 佂小記》，後見 1998 年 3 月 撰《旅順關東 首次著, 16 輝校寫收編到 於敦煌並著 於榮恩奇整理 廳博物館所存 (96(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笔者以为在校订文字讹误部份，可归纳为「讹」、「脱」、「衍」、「倒」与 「移」等五种: 其一，「讹」字?? 是指敦博本或敦煌本《坛经》抄录时明显抄写的错误，有时甚至是整句、 几句或整段抄写错误。造成讹误的原因有「形近致讹」、「抄写笔误」、「同音通 用」、「音近通转」等四大类。「形近致讹」如敦博本第 4 折中有「门人集记」 一句，其中「记」应为「讫」，敦博本与敦煌本皆作「记」，当改为「讫」。「抄 写笔误」如敦博本第 2 折中有「惠能幻少」一句，其中「幻少」应为笔误，当 为「幼小」二字。「同音通用」如敦博本第 3 折中有「佛姓有何差别」一句， 其中「姓」应为「性」，在敦煌遗书中俗写「姓」与「性」常不分，但两者同 音，故常互为假借，另如敦博本第 3 折中有「欲更共议」一句，其中「议」应 为「语」，敦博本与敦煌本皆作「议」，据《敦博本禅籍录校》考证唐五代河西 方音「议」与「语」同音，可互借，同音通用。「音近通转」如敦煌本第 9 折 中有「一闻言下便伍」一句，其中「伍」应为「悟」，两者音近或形近。另如 敦博本第 14 折有「住即彼缚」一句，敦煌本与敦博本皆作「彼」，以上下文义 及参考铃木校本，当改为「被」。 其二，「脱」字?? 是指抄录脱漏了一字或几个字，有时甚至是脱漏了整句、几句或整段的文 字。例如敦博本与敦煌本第 6 折中，在「若访觅我」一句下，敦煌本相对于敦 博本漏抄了「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十九字。另如敦博 本第 6 折中有「南廊中间壁上」一句，其中敦煌本在「南廊」下有「下」字， 敦博本脱落「下」，观前后文义及使用情形，当补「下」字。 其三，「衍」字?? 是指抄录时妄添或误添了一些字句。例如敦博本第 11 折中有「传法买惠 顺」一句，敦煌本无「买」字，敦博本「买」为衍字，当删去。 其四，「倒」字?? 是指抄录时前后文字或文句位置的互换。在此处有两种情形，一是写本中 有「互换」的符号，即知抄写者本身即知抄写错误而加一个互换符号「V」于 旁，例如敦博本第 9 折中有「其夜法受」一句，即知应为「其夜受法」。另外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97( 一种则是明显的倒置字，如敦博本第 14 折中有「莫行心谄曲」一句，其中敦 博本作「行心」，敦煌本与惠昕本皆作「心行」，当为「心行」，故为「倒字」。 其五，「移」字?? 是指抄录时文字的位移或错位，有时甚至是整句、整段或整页误移到其它 地方。例如敦博本第 8 折中有「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一句，这一句话在 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中提到「心」与「身」应易位，《敦博 本禅籍录校》在页 242 中考证载有唐五代河西方音「心」、「身」同音通用，笔 者观照前后文义及参考各家说法，以及对应神秀偈语，以为应改成「身是菩提 树，心为明镜台」。 此外，笔者以为校订用语可以归纳为「当」、「应」、「依」、「暂」与「补」 等五类: 第一，「当」，依相关考证或其它版本，在合理情况下或依上下文义内容校 正之校订用字。 第二，「应」，依上下文的行文内容推断，或是依近代翻译与书写习惯之校 订用字。 第三，「依」，指依据底本或底本的前后文，或是其它版本可资参考者，或 是依据现代「约定俗成」书写习惯之校订用字。 第四，「暂」，因数据或证据不够明确周全，或是无法判断何者为正确的字 词时使用之校订用字。例如敦博本第 25 折中有「此是摩诃行」一句，其中 「行」疑为「衍」字，做「摩诃衍」解，是指大乘佛法的意思，但因证据不 足，故以「暂」字表示未定之论。 第五，「补」，依其它版本校正底本脱字时之校订用字。 笔者以为校订原则有六:一者，若底本或其它版本中有明显错误的字句， 第一次校正时批注说明并校订，以下径改，不出校记;二者，凡底本敦博本不 误，其它《坛经》版本误者，不出校记，但特殊情况仍加以说明;三者，凡底 本敦博本不误，其它现代校订本误者，不出校记，但特殊情况仍加以说明;四 者，本书校勘注释仅限于底本文字的衍倒脱讹，原作者(惠能)或编著者(法 海)见解上的错误，不出校记纠驳;五者，对于「古今字」或「异体字」或 「代用字」的处理，依照现代通行书写字体的相关整理原则，本书统一处理; (98(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六者，各种《坛经》版本或现代校本皆无之文字，笔者依前后文义及相关内 容，为使文义解读不致发生错谬，在审慎斟酌下，提出增补某些文字之建议。 五、结论 经过本文粗浅的讨论，得到以下六项具体的结论: 第一，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发现，开启了近代重新检视《坛经》诸本 优劣的学术论争，在原有的敦煌本《坛经》的研究成果之上，应该更进一步的 深入探究敦煌写本《坛经》的文献版本、文字校订，进而可以深入探讨其禅学 思想的精义。 第二，从今日的数字时代思考敦煌写本的学术规格，可能须要更为精确的 规格体例，以为国际学术流通的沟通平台，可以让后代的读者藉由信息的流 通，迅速的掌握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相关信息。 第三，从敦煌本《坛经》公布书影以来，真正精审校订与后续研究数字化 处理的时代需求与日俱增，这还必须要学界普遍的支持与研究的投入，发展出 更为有效与更精确的研究方法。 第四，做为禅宗学根本圣典的《坛经》，研究的重点应该跳离原有诸本的 局限，特别是须要在敦煌五种写本之间互校或各种版本之间比较式的研究，深 入的分析与辨证因文字的差异而形成禅学诠释的不同处。 第五，敦煌写本《坛经》应该可以经由文字校正的过程，发展出全面而有 系统的研究方法，包含校正理论的研究、诸家校正得失的批评与操作程序的检 讨与确立等，让敦煌学中的校勘学具有现代数字化的精确性与系统性，再经由 学术社群集体的合作，达到全面研究新时代的开展。 第六，在从事敦煌写本《坛经》文字校订的过程中，可以达到讯息传递与 创新诠译的学术发展，有助于敦煌禅籍的研究基础工程的建构。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99( 引用文献 中日文专书、论文 方广锠(1998)。〈敦煌《坛经》新出残片跋〉。日本《禅学研究》第 76 号。 方广锠(1999)。〈谈敦煌本《坛经》标题的格式〉。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 《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 王冀青(2000)。〈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总第 38 期。 页 110-132。 史金波(1993)。〈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第 3 期。 页 90-99。 甘肃省文物局编(1999)。《甘肃藏敦煌文献》(6 册)。甘肃:甘肃人民出 版社。 任晓晋(1997)。〈英语论文 MLA 格式要求评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总第 232 期。 任继愈主编(1993)。《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向达(1950)。〈西征小记〉。《国学季刊》第 7 卷，第 1 期。 向达(1957)。《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 李际宁(2002)。〈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光瑞本敦煌遗书について〉。收录于 《草创期の敦煌学??罗王两先生东渡 90 周年记念日中共同ワークショ ップの记録》。日本东京:知泉书馆。 胡适(1968)。《神会和尚遗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 周绍良(1997)。《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张子开(2002)。〈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题名〉。《宗教学研究》第 3 期。 页 43-53。 陈垣(1985)。《敦煌劫余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原作于 1930) 陈垣(1982)。《元典章校补释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永武主编(1981)。《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黄征、张涌泉(1997)。《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黄连忠(2006)。〈从哲学范畴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维及其系统架构的局 限〉。《台北大学中文学报》创刊号。页 205-231。 杨曾文(2001)。《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初版为 1993) 杨曾文(1988)。〈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 37 (100(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册。台北:文殊出版社。 荣恩奇整理(1986)。〈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 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页 583-584。 邓文寛、荣新江(1998)。《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 潘师重规(1994)。《敦煌坛经新书》。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 潘师重规(1980)。《龙龛手鉴新编》。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郑阿财(1995)。〈敦煌文献与唐代字样学〉。《第六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郑阿财(2001)。〈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台湾篇〉。《汉学研究通 讯》总第 77 期。页 45-50。 戴耐生(1994)。〈社会发展的线性与非线性〉。《现代哲学》总第 50 期。页 76- 79。 魏锦萍(2001)。〈任子宜与敦煌文物〉。《丝绸之路》第 3 期。页 56。 龚泽军(2005)。〈《敦煌变文校注》读札〉。《敦煌研究》总第 90 期。页 106- 108。 参考文献 《六祖坛经》校释类文献 1. 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校订(1934)。《敦煌出土六祖坛经》。日本:东 京森江书店。 Yampolsky, Philip B. 1967.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New York: 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郭朋(1981)。《坛经对勘》。山东:齐鲁书社。 3. 4. 郭朋(1983)。《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5. 金知见(1989)。《校注「敦煌六祖坛经」》。韩国:韩国民族社。 6. Toulsaly, Catherine, trans. 1992. Sûtra de la plate-forme. Paris: You-Feng. 7. 印顺法师(1993)。《精校炖煌本坛经》。台北:正闻出版社。(写于 1970 并收入《华雨集》) 潘师重规(1994)。《敦煌坛经新书》。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 8. 9. 周绍良(1997)。《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10. 邓文宽校注(1997)。《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 台北:如闻出版社。 11. 李中华(1997)。《新译六祖坛经》(附录一)。台北:三民书局。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 (101( 12. 邓文寛、荣新江(1998)。《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 13. 欧文乐(1999)。《敦煌本六祖坛经校释》(修订版)。台北:自印 本。 14. 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1999)。《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 社。 15. 杨曾文(2001)。《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初版为 1993) 16. 黄连忠(2006)。《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 敦煌俗写文字研究类文献 1. 潘师重规主编(1978)。《敦煌俗字谱》。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2. 潘师重规(1980)。《龙龛手鉴新编》。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3. 潘师重规(1981)。《敦煌变文论辑》。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4. 金荣华编(1980)。《敦煌俗字索引》。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5. 张涌泉(1996)。《敦煌俗字研究》(上编:研究导论)。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 张涌泉(1996)。《敦煌俗字研究》(上编:汇考)。上海:上海教育出 6. 版社。 蔡忠霖(2002)。《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台北:文津出版社。 7. 8. 黄征(2002)。《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 9. 黄征编着(2005)。《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02( 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Platform Sutra and Methods of Textual Revision Huang Lianzhong Assistant Professor Kao Y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has provided new source materials for Chan studies.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se manuscripts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ent Chan studies. Looking at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five Dunhuang versions provides a reflection of important developments within Chan studies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Using approaches of modern research, this study provides a look at the influence of Chan on Dunhuang studies, also providing a look at the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hop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created by the series of five discov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Platform Sutra, and also to reconsider the issue of revision based on the new versions. This is done by a comparison of digital versions of all five manuscripts, in which emendations are consid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Huineng’s thought. Relevant modern scholarship will be consulted for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principles of emen- d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iable method in this manner involves not onl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words, but also the creation of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gital medium. In this manner it is hoped that the full value of the Dunhuang versions of the Platform Sutra may be realized.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extual emendation; Dunhuang studies; Huin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