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旭明取消小学英语课的相关论说

评王旭明取消小学英语课的相关论说 一迷恋权力，智商就低下 ——评王旭明取消小学英语课的相关论说 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多次在新浪微博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目的是为了保卫汉语。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他对汉语危机的判定上的。纵观王旭明自己的和他引述的相关言论，这一危机可概括为几个方面:书面和手头应用层面的危机，“生活中更多见的，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滔滔不绝;讲了半天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以及提问比回答还冗长的啰唆等。在我们的书面表达中，词不达意或空话连篇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书写层面的危机，这主要指的是人们的书写形式变化。最深层的危机则被认为是，对母语情感的淡漠影响文明与文化的传承。他将汉语危机与全民对英语的热情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极大地冲击了汉语的学习。在其新浪博文中，他强烈呼吁行政力量的介入，并且为之做了大段的辩护。在文后还有一番真情告白，可谓又有说理，又有抒情，还真容易忽悠一大批人。从反应上看，相信此说法的人倒也不少。 这一主张实在错谬多多。 只要我们感觉正常，就会发现英语热、汉语冷，是个事实。没错，不少三岁的娃娃就开始学英语了，父母帮助淘弄各种学习资源，一直到大学，学生在专业课上都可能捧着外语书，哪见过多少孩子用这样的劲头学中文,只要稍微关注中国人的语文能力，会发现汉语危机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国人当众讲演能力普遍低下，而有基本写作能力的人在人群中绝对是极少数。笔者在高校教学，对此感受颇深，很多大学生连基本的阐述都不会，一答论述题，就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呈现为提纲式。但问题是，英语热是这些汉语危机的原因吗, 在我看来，上述汉语危机只是我们民族更大精神危机的一个表征，是整个民族心灵生活浮泛平庸的反应。这从阅读的匮乏中就可见一班。已经有多个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阅读量最少的国家。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 为4.39本，明显低于周边的日韩。汉语的运用就包含了阅读，中国人缺失阅读的生活，这既是汉语危机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汉语危机。无论是汉语的书面应用还是口头应用，背后支撑性的东西是富有逻辑的个人思想、是个人丰满的精神。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这些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再往深里追索，则是与国人缺乏超越性过于注重现世实利主义有关系。一个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价值追求唯有世俗逐利一途的群体，会有高超的语文能力吗,会荣耀他们的母语吗, 而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病态的语文教学。几十年来，政治力量对教育规约在语文教育上有深重表现，教材审定自不必说，内容解读也长期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灌输的需要，唯参考书是从。并形成了一套僵化的语文教学程式:学习生字生词——分段概括段义——总结中心思想。语文教师教学的创造力被极大的钳制，加之教师本身也是这种语文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同时自身也缺乏精神价值的强烈追求，很难在语文教育改革上有所建树。种种原因，导致原本应该最富生命气息和精神光彩的语文面目可憎，无法担当锻造思维、生发性灵、发展表达能力的重任，一代代下来，累积着国人的粗鄙、贫乏、平庸、理性思辨能力的低下。课改十几年以来，虽然语文教科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教学理念也被提了出来，但要想转化为教师个人的语文教育思想，疗治过往的语文教育的病症，还有待时日。相对于新理念，僵化的教育程式有着极大的滞后性。而从学生来讲，由于对学科的理解仅仅是基于粗鄙的实用主义，当中文和出国、考级没有什么关联时，个人也很难以靠自我砥砺的努力去弥补语文兴趣的丧失带来的精力投入上的弱化，对母语学习的冷淡是必然的。 至于汉语书写的变化，完全是计算机技术普及以打字代替写字的结果。 可见汉语危机和英语热没有什么关联，王旭明头脑好简单，看到一热一冷就 强行归因，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把小学到大学的英语课都取消也拯救不了汉语危机。 而最大的错误在于借用行政力量去推行他的主张。岂不知这些年教育最深的积弊，就是被管制。学校创办、教材审核、师资准入、招生考试等等各个方面的政府垄断，极大地压缩着教育自主发展的空间，使教育严重缺乏独立性，导致教育缺乏生机活力、缺乏创造性，也难以从根本上去关照学生心智的发展和精神的培育，应试的氛围也被管制之下高考的国家化所极大强化。上述语文教育的问题，也于此密切相关。由是可见，整体教育变革的基本路径和趋势，乃是政府对教育的放权，推动教育的自由选择。 英语教育革新的思路，也需要放在这个大的变革框架中考量。既不是中高考的降低分值，也非低年段取消课程，而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前提之下高校招生考试的自主化(当然这个自主化本身也有多种模式，并非单一)，不同的高校不同的专业根据其培养目标有其不同的录取标准，由此带来考试内容的多元化。而受教育者一方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倾、兴趣以及家长帮助下对英语有用性的判断来决定何时学英语、学到什么程度。高校招生对英语成绩的不同要求，在这里既是中小学生学英语的一个参照性依据，反过来，他们外语学习不同的水平和程度，也可以帮助他们在报考高校时做出合适的选择，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一个自由的教育体制，催生的是多样态的学校，满足的是不同人的不同教育需求。而王旭明的主张，不但是默认了政府对教育的管控是合理的，而且还在继续赋予国家控制教育的权力，反映了他自由教育理念的匮乏，是逆历史的车轮而行。也难怪，一迷 恋权力，智商就低下了。 至于他引述的德法日以行政手段对母语的保卫，也不能说明这就是正当的，因为老外也可能做错了，无需唯老外是瞻。 细究的话，会发现王旭明的主张背后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在作祟，“即使汉语吃英语的醋，我以为这个醋也要吃，必须吃，因为我的母语是汉语。”虽然他一再强调不是反对学英语而只是反对低年段学英语，但还是看得出他对学用英语的意义理解很浅白。“外语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培养一批优秀合格的翻译，专职做好语言的转化工作就足够了。”“如果出国、在国外定居，当然要学，但13亿中国人真正走出去的有几人,”这句话足以看出其对“低年段”的强调不过是一种遮遮掩掩，对英语骨子里的排斥才是真。英语已经是世界级的通用语言，在全球化的今天，难道学习英语仅仅是应对出国之用,即使是如他说的要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也是需要学英语的，必须先在事实上接纳英语是世界语的地位，才谈得上真正的弘扬和传承，因为弘扬和传承都不是孤立闭锁地进行的，它是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展开的。只不过，重要，并不能推出要依靠强制力要求小学生学。反过来，不重要，也不是政府取消低年段英语课的理由。因为对英语价值整体的判定并不能还原为具体不同个人对英语的需求，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在现有公立教育体系之下，我们要做到是推动自由教育体制的形成，将学习的选择权交给个人。 王旭明一再强调国学教育，所谓拯救汉语危机还只是其表层关怀，深层关怀在于加强国学，尤其是提到了《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内容。此类国学教育的 价值正当性需要教育研究者秉持公共理性做以认真的探讨，这也是广义的教育思想启蒙的一部分。而王旭明在这里竟然又一次寄托于权力之手的干预，吁求以行政手段在小学强制性地推行国学。他真是深谙权力在教育秩序塑造中的强大效用，教育部一拿出政策，英语课说不开就可以不开，国学课说安排就安排，可惜他思考问题的逻辑完全是以实然来替代应然，对于这样做本身的合法性完全没有意识。反映了他对权力根深蒂固的迷恋和信任，这是典型的奴性。和对权力的迷恋与信任并存的是他严重的私心自是。这样的人幸亏没有大权在握，否则必为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