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因素对纽约市犯罪率起伏的影响（1980―2004）

论经济因素对纽约市犯罪率起伏的影响（1980―2004） 论经济因素对纽约市犯罪率起伏的影响(1980―2004) 摘 要: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城市犯罪率起伏极具典型意义。20世纪80―90年代，纽约城市犯罪率呈现明显的起伏状态，这种现象与纽约城市经济发展的起伏状况十分吻合，可以说，纽约经济发展状况与纽约城市犯罪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80年代纽约刚刚摆脱经济危机，就业机会少、收入较低、生活贫困，促使城市犯罪率上升;90年代经济好转，持续123个月的经济繁荣，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犯罪率显著下降。但经济状况与入室盗窃、汽车盗窃等犯罪率关系较为明显，与谋杀、伤害等犯罪率关系不明显。探讨影响纽约犯罪率起伏的各种经济因素，有助于加深关于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整体认识。 关键词:纽约市;犯罪率;经济因素 作者简介:林广，男，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纽约市犯罪问题的历史考察”，项目编号:09BSS013;2008年上海浦江人才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项目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59-09 20世纪70年代以后，纽约犯罪活动频繁，从团伙犯罪到黑手党案，给纽约城市社会造成深深的不安。但90年代以后，纽约社会治安迅速好转，曾经令人担心的犯罪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纽约城市犯罪率起伏现象 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他们有的从政府管理层面探讨城市犯罪1，有的认为纽约犯罪率起伏与文化和人口有关2;有的则论及毒品与犯罪率起伏存在因果关系[1](P105-107)。上述研究都从某一侧面解释了纽约犯罪率起伏的原因，但对纽约经济因素关注不够。[2] 事实上，犯罪问题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经典作家和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就强调城市环境对工人的影响，认为恶劣的居住条件是导致工人犯罪空前增长的主要的原因。[3](P55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4](P488)。犯罪的起源是基于社会成员不平等的经济关系。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发表《罪与罚:一项经济学的研究》一文，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上。他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对犯罪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犯罪数量与定罪率、惩罚力度、依法工作所得与非法活动可得的收入的比较、逃脱被逮捕的机会等变量相关。[5]70年代随着美国陷入滞胀危机，城市犯罪率增高。埃萨克?埃利克(Isaac Ehrlich)认为，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状况与犯罪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犯罪率。[6] 这些观点后来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状况的变化、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的升高，进而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成为“新拉美病”。[7]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史也证明，经济发展对犯罪的影响会通过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社会控制等中介机制发生作用。[8] 就纽约市来说，经济状况的好坏、劳动力市场状况、收入差距等与犯罪率起伏有着密切的关联。纽约市从1980年到2004年的20多年里，城市犯罪率起伏和经济状况的变化相一致:在80年代经济衰退时，城市犯罪率就节节攀升;而当90年代以后经济逐渐恢复并繁荣时，犯罪率就呈迅速下降趋势。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如果有关联，那么经济状况变化、财政投入、收入差距、失业率等方面，又是怎样影响城市犯罪率起伏的呢, 二、财政状况与纽约市犯罪率的起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美国城市管理中科学技术成本逐年提高，尤其在打击城市犯罪方面。无论是警务改革，还是增加城市警力、监控设施、检测仪器等，都离不开坚实的物力和财力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之中。经济危机使一些大城市财政预算问题成了治理犯罪的障碍，致使纽约等城市大量裁减执法人员。因为财政危机，纽约解雇与减员的警察人数从1970年的32 000人减少到1982年的22 000人以下，减少了约三分之一。[9] 1982年以后有所增加，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警力增加幅度不大，到1990年增加到了25 200人左右。当时纽约市的70个区中，有16个区的侦探人员不到12名。负责控制纽约公共交通系统和公共住宅区中犯罪的各警察单位，也有裁减人员的情况。 由于资金不足，从事忠告和教育的律师和社工人员较少，只有十分之一的犯人在狱中能接受工作训练。同时，财政困难造成监狱里管理条件较差，牢房奇缺，设施陈旧，拥挤不堪。在这样的环境中，犯罪分子滋长着 暴力和吸毒现象，悔改自新的机会很少。[10](P85-86)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寄希望于里根总统。但是里根政府所推行的裁减预算运动，使他们所抱的希望趋于破灭。财政困难造成警力不足，严重地削弱了警察打击犯罪的力度。所以，80年代，纽约市警察局在打击犯罪方面受到财力制约，以至于不能全力以赴根除犯罪，留下许多隐患。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现在有些警察局拒绝受理一些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控诉，以便集中精力抓重大案件。以纽约警察局为例，由于负担太重，很少派人到现场勘查5000美元以下的盗窃案。”[10](P87) 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在80年代就开始运用于打击犯罪工作中，尤其是在破获强奸、杀人案中，但它却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警察局无法提供50,1000美元为每一宗强奸案中DNA的有关物件进行检测和分析的费用，致使成千上万含有DNA样本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存放在警察局的库房里长达10年没有检测”[11](P63)，导致一些强奸案侦破错过了时效性。 财政危机造成警力不足、监狱条件简陋、检测设施未能充分利用等情况，以至于对犯罪分子教育缺失、打击不力，对犯罪分子威慑力不够，许多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尤其是暴力案件激增，1981年纽约市 首先，家庭收入差距是城市犯罪的一个潜在因素。就家庭平均收入来看，16 166美元比起美国贫困线，即五口之家10 963美元[17](P380)要高，民众维持普遍生活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纽约人家庭收入差距悬殊较大，白人收入高而有色人种收入低。犯罪社会学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易引发社会失序、混乱、紧张以及亚文化冲突导致对抗性社会心理或“相对剥夺感”的上升，并且，随着对个人进行控制的 各种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逐渐弱化，个人行为偏离社会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要求，导致犯罪参与增加，犯罪率上升。[18]既然收入差距是导致许多犯罪的祸根，那么，根除这个祸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这牵涉到消除种族歧视、保障公平等，这在现代美国社会里还无法得到根除。其次，纽约人收入中的支付房租份额增加了，就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减少和生活质量下降，也可能沦为穷人。在宣称人人平等和金钱至上的美国，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富人是奋斗、成功的象征，受人尊敬;穷人是懒惰、失败的同义词，受人鄙弃。在法律上平等但现实中存在种族歧视的美国，贫富差距几乎是无法改变的，除非走莫顿所说的“失范”之路。“如果一个社会一方面看重人人都过富裕生活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又拒绝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以社会承认的方式致富，那么它就会引起偷盗、欺诈和类似的犯罪。”[19](P247)最后，纽约市税收增加了，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减少。纽约人工资收入比过去有所增加，但税收增长更快。1966年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要求城市个人所得税率为2%。1975年个人所得税率迅速增加到3.5%，1976年为4.3%，1982年为4.52%，1983年达到顶峰4.73%。1989年回落到3.4%，1990年又上升到3.91%，1991年达到4.46%。[20](P480)在经济衰退、失业率较高的80年代，个人所得税率保持在历史高位，比60年代高一倍多。这种情况造成个人实际收入的减少。因此，收入差距和实际收入减少，肯定会影响一部分纽约人的正常生活，有的人就会走上犯罪道路。 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犯罪总数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从710 151件增加到1990年的710 222件，10年间只增加了71件。但其中 的财产犯罪案件却从149 549件上升到174 542件，10年间增加了24 953件。这充分说明纽约的经济状况与财产犯罪有关联。正如犯罪学家所说:“财产犯罪在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是犯罪的主要形式是因为日益受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准则所支配的有形财富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社会地位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财物已不仅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而且是得到社会地位的手段。获得财产，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少年中间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去获得财产，已成为可以证明一个人的个人价值的一种手段。”[21](P160) 20世纪90年代以后，纽约市产业结构开始调整，完成了由制造业为中心到第三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转变，2001年纽约市90%的就业人员从事第三产业;制造业从1990年的15%下降到2000年的11%，下降了4个百分点;金融、保险、房地产业所占比例大幅上升，由1990年的26%上升到2000年的37%，上升了11个百分点;信息产业从1990年到2000年增加岗位72 978个。11994年，在城市经济繁荣的推动下，纽约人均财政收入为6144.73美元，位居全国23个5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首位，而全国大城市平均为2946.39美元。[20](P464) 由于工资收入提高，纽约人生活有了保障，城市犯罪率逐渐下降。纽约犯罪总数从1990年的710 222件下降到了2005年的217 132件，侵财案件和暴力犯罪也分别从535 680件和174 542件下降到162 509件和54 623件。在暴力犯罪中，抢劫案件下降的幅度较大，从1990年的100 280件下降到2005年的24 722件。在侵财犯罪中，盗窃案下降幅度最大，从1990年的268 620件下降到2005年的120 918件。[2](P19-20)从数字 上看，纽约犯罪数量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但从犯罪类型看，侵财犯罪比暴力犯罪下降的幅度更大一些。这表明，人均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他们不必再冒险通过犯罪获得非法收入。因为一旦犯罪被捕，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格罗格尔(Jeffrey Grogger)所说，90年代纽约经济好转，低技术市场的工资上升，年轻人从事经济因素驱动类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实际工资上升10%将导致经济因素驱动类犯罪下降10%。[22]这种对财产与犯罪关系变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得到古尔德等学者的认可:“工资在过去的10年对犯罪趋势影响很大。”[23] 从这里看出，工资的提高可以明显减少抢劫和盗窃案件发生。虽然经济指标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有证据显示经济形势对所有的严重刑事犯罪(袭击除外)均有影响。杰费里?格罗格尔研究还发现，参与犯罪的人的工资通常比没有参与犯罪的人的工资低大约11%，参与犯罪的人通常是“无技能的”人，他们平均每年要工作254.8个工作日。在随后的研究中作者还发现:“工资每提高10%犯罪参与率将下降1.8%。”[24]那么，经济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有这么重要吗,加拿大学者阿里杰特?南迪的研究可以证明经济与人们的行为关系。他通过研究发现，1990―1999年间纽约市经济活动与自杀率具有反证关系，即经济繁荣期每10万人的自杀率比经济活动低谷时要低12%，经济低谷时(1992年)自杀率比经济高潮时(1999年)高29%。从1990年到1999年，纽约自杀率直线下降，每10万人的自杀率从1990年的8.1%下降到1999年的4.8%;1999年到2006年则保持未变。[25]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经济对人们思想意识有重要影响。工资的变化确 实能够影响犯罪，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资水平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指标，工资水平越高，则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工资水平越低，犯罪机会成本越小。如果此时年轻人有机会接触非法市场，并且抵制不住非法市场高收入的诱惑，他们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四、失业率与犯罪率的相关性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还尚未彻底治愈70年代“滞胀危机”的创伤，却又陷入1979―1982年长达44个月的经济危机，1982年，企业倒闭达25 346家，失业率最高达到10.8%。[13]社会治安恶化，犯罪活动猖獗，1981年纽约市总犯罪数高达725 846件，达到了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从1983年开始，里根总统采取“经济复兴计划”，即大幅度减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稳定货币等政策，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通货膨胀率得到抑制，就业率增加，美国经济出现复苏，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1984年上升到6.8%，1984年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达到15%，美国经济终于走出了“滞胀”困境，实现了持续增长的目标。社会治安随之好转，纽约社会较为稳定，城市犯罪总数从1981年的725 846件下降到1984年的600 216件，犯罪率下降了18%。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纽约市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迅速，就业岗位迅速增加。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纽约社会治安却出现恶化，犯罪活动增多，犯罪总数从1984年600 216件上升到1988年的718 483件，创了五年来的历史新高;财产犯罪总数从1984年的132 292件上升到1990年的174 542件，同样创了七年来的历史新高。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与犯罪率应成反比关系，也即经济增长时犯罪率应该下降， 那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而犯罪率上升的吊诡情况呢,事实上，在纽约经济缓解情况下却隐藏着严重的潜在危机。一方面，美国外贸和财政两大赤字有增无减;另一方面，股票过分超值，股票市值总额和支撑实际资本相差167倍，买空卖空盛行。到1987年底，股票价值严重缩水，汇市疲软，美元信用危机加深。10月19日，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508点，5000亿美元瞬间蒸发。不到两周时间，美国损失2万亿美元，指数波动幅度超过1929年水平。在这样情况下，犯罪率升高就比较好理解了。正如伊迪丝?伊莉沙白?费林所说:经济窘迫因素(包括失业问题，债务和需要获得日常的收入)，在极大多数的重罪案例中占47%。享乐的因素(诸如追求刺激，为吸毒、酗酒和大肆挥霍而谋取钱财)则是占犯重罪的35%。[10](P261) 由于1990年短期金融危机影响，1990年到1992年，纽约市失业率从6.9%上升到11.1%的高峰;1992年随着经济的回复，失业率开始下降，到2000年降到5.8%。其间，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达到9.4%。根据表1显示，从1990―2000年，纽约失业率有起有伏，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失业率与犯罪有怎样的关系呢,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经济状况良好时，犯罪率就会下降。的确，经济好转时企业工厂开工率高，劳动力需求量增长，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多，适龄劳动力就业率上升，而失业率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的机会成本增大，犯罪率就会下降;反之，劳动力市场恶化，失业率上升，犯罪机会成本下降，则易引发犯罪，尤其可能引发更多的财产犯罪。纽约市犯罪率下降与失业率下降也存在这样的关系。纽约市犯罪案件总数从1990年的535 680起下降到2000年的 212 623起，下降幅度高达约60.3%。其中，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都下降明显。但是，90年代犯罪率也不是呈直线下降的，在1992年到1993年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总犯罪数从1992年到1993年下降2.2%，是90年代降幅最小的一年。1996―1997年降幅为3.5%，1997年之后犯罪率平稳下降。具体来看，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也都出现了相似的波动。1992年到1993年暴力犯罪降幅仅为0.7%，财产犯罪降幅只有0.5%，都是整个90年代降幅最小的一年。[13]但从整个90年代看，纽约市暴力犯罪波动较小，而财产犯罪波动较大。经济学家史蒂文?拉斐尔(Steven Raphael)和温特-埃麦(Winter-Ebmer)通过经济学分析指出，90年代犯罪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失业率的下降，40%的财产犯罪与失业有关。[26] 1992年底开始，纽约城市经济连续100个月保持繁荣状态，城市就业人数维持平稳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根除了滋生犯罪的土壤。因为贫困是导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能有效地减少犯罪率。例如，1992―1999年纽约失业率下降了39%。[27]这种变化对城市社会治安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纽约市失业率下降意味着纽约人口中最有可能犯罪的年轻人(18,24岁)的人数减少了，社会安定因素在增强;另一方面，失业率下降也表明就业人员有了显著的增加，同样意味着城市犯罪人员减少了，这些都是促使纽约市犯罪率下降的有利因素。 从社会控制角度分析，稳定的工作保证了人们的生活。霍普?康曼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减少抢劫罪和杀人罪有重要影响。高失业率和入室盗窃、汽车盗窃密切相关。因此，尽管经济并不总是犯罪的指示器，但除了性骚扰以外，经济对所有其他犯罪都有影响。他指出:最 低工资增加10%将导致谋杀犯罪下降6.3%,6.9%。1974―1999年，纽约失业率平均为8%。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入室行窃会下降2.2个百分点，汽车盗窃将下降1.8个百分点。[27]由此可见，犯罪率下降与失业率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失业造成的经济拮据是导致犯罪的重要经济因素。失业人员大多数是低学历、低技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就业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失业后再就业困难，这种处境很容易激发他们通过非法手段改善现状。失业人员的心理失衡也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失业人员心里处于紧张不安、失望的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不及时进行疏导和改变，达到其个人能够承受的心理临界点时，对意志薄弱者而言很可能转而走向极端，从而走向犯罪。当整个90年代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时，犯罪率也呈现下降趋势。表1显示，2000年失业率是1990―2000年失业率最低的一年，这一年犯罪率也最低。纽约市1990年到1992年的失业率高达11.1%时，这一时期犯罪率也处于高位。与此同时，失业引发的经济窘困决定了失业人员的犯罪必然以财产犯罪为主。所以，90年代随着失业率的波动，财产犯罪反应最敏感，波动也最大。可见，90年代失业率变化对犯罪率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失业率下降源于何种因素呢,首先，90年代纽约市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4岁以下的人增加了46.7%，15,24岁的人增加了12.8%，25,34岁的人减少了0.2%，85岁以上的老年人增加了18.7%。1由此可见，纽约市90年代年龄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所以，容易犯罪的群体(15,34岁)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从而减轻了就业市场的压力。弗里曼(Freeman)认为“失业率每增加1%，16,24岁年轻人犯罪增加1.5%，1992年到1997年，美国失业率 降低了2.6%，年轻人犯罪下降了3.9%”[28]。据统计，纽约市16岁及以上的男性失业率从1990年的9.3%下降到2000年的9.1%。290年代16,24岁的男性人口数量的下降，加之失业率的下降，带动了参与犯罪的人数下降。据统计，15,24岁杀人罪数量从1990年的754件下降到2000年的221件。25,34岁杀人罪数量从1990年的790件下降到2000年的212件。3 另外，非洲裔美国人一直都是犯罪率较高的种族。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非洲裔美国人杀人率高于其他种族。但是，1995年开始，非洲裔美国人的犯罪率显著下降。纽约市非洲裔美国人犯罪也显著下降。纽约市因杀人致死的非洲裔美国人数量由1990年的1071人下降到2000年的373人。一方面，这是因为90年代纽约市非洲裔美国人人口增加相对缓慢，非洲裔美国人人口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31.3%下降到2000年的24.5%，同时，非洲裔美国人年轻人的比例下降，15,29岁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26.3%下降到2000年的21.8%4;另一方面，90年代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条件和就业情况得到明显改善，纽约市16岁及以上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12.2%降低到2000年的8.9%。1999年纽约市16岁及以上的非洲裔美国人男子的失业率为9.5%，女子的失业率为8.7%。5失业率下降意味着就业率上升，同时也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得到发展，25岁以上非洲裔美国人中接受四年大学教育的人从1990年的12.8%增加到2000年的18.9%。(Francisco L. Rivera-Batiz. panic New Yorkers: Current Trends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Hisand Future Prospects.)纽约市非洲裔美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反过来 使其就业率有所提高。纽约市非洲裔美国人生活有了保障，因而其参与毒品贸易、枪支犯罪的人数自然下降。 可以说，不管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失业率升降和犯罪率起伏有着重要的关联。这种结果也符合有关学者的“犯罪成本对失业率与纽约犯罪率的实证分析”，即犯罪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低收入者的另一种获取收入的途径。当低收入人群收入没有保障时，选择通过犯罪这种手段获取收入的情况就会上升。[2](P37)换句话说，就业状况良好时，犯罪率也会下降，尤其是与年轻人相关的犯罪种类。相反，当失业率上升时，犯罪率也会上升，尤其是与年轻人相关的财产类犯罪上升较快。同时，失业率升降不是影响犯罪率起伏的唯一因素。例如，1997年失业率高达9.4%(表1)，但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而是继续下降。这就是纽约市警察局对犯罪分子采取“零容忍”的严打政策的结果。 总之，从1980―2004年的24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衰退和复苏的过程，即80年代的时好时坏，既未能彻底摆脱“滞胀”危机带来的影响，也没有大的复苏。但从1992年开始，美国经济持续123个月的增长，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失业率有所下降。伴随着这一经济形势，美国社会治安状况也经历了从恶化到改善的过程。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城市犯罪率起伏极具典型意义。纽约市犯罪率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这是多种合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经济因素是影响犯罪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状况好坏、财政投入多寡、工资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状况对犯罪率起伏都有影响。财政投入、警务改善、工资收入与犯罪率成反相关联系，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与城市犯罪成正相关联系。但 是，经济状况与犯罪率相关度又有所不同，80年代到90年代初表现最为 明显，此后经济状况对犯罪影响较小，而纽约市人口结构变化、文化环境 改善以及警察局的“零容忍”等严打政策，可能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John E.Conklin. Why Crime Rate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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