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与《圣经》、《华英字典》编译.doc

马礼逊与《圣经》、《华英字典》编译.doc 马礼逊与《圣经》、《华英字典》编译 马礼逊与《圣经》、《华英字典》编译 摘 要:19世纪初，外国来华传教士(主要是基督教)逐渐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如何学习中文，如何将《圣经》的教义传达给中国百姓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大难题。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涌现了一位出色的传教士:马礼逊。 关键词:马礼逊;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6--01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运动中，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个踏上中华帝国的新教徒。”[1]马礼逊是英国人，1782年出生于一个英国小镇，16岁加入了长老会。1807年，25岁的马礼逊成为了英国伦敦会的牧师，并于同年9月被派到中国开辟牧区，他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华期间，马礼逊于1812年翻译和《中国文学经典汇集》，1818年他和米怜创办英华书院，次年，他将《圣经》译成中文，1823年他编纂出版了《华英字典》，1832年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一同创办《中国丛报》。1834年在广州去世。这便是其在华期间主要活动。在华期间，马礼逊编译《圣经》、《华英字典》，看成是近代中国西学译介的圭臬。 一、首部《圣经》中译本 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便开始筹划编译中文版的《圣经》，他将其称之为自己“事业的顶峰之一”，[2]在马礼逊之前，《圣经》从未被翻译成中文，马礼逊是近代完成这一任务的第一人。 马礼逊在当时情况下，企图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想法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首先就是两种语言的特性不同，这从东印度公司董事格兰特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他说:“没有哪种《圣经》的译作可以转译成中文，因为我了解中文的特性，不能进行任何转译，以中文翻译圣经，实际上是万无可能的事”。[3]另外，翻译《圣经》对于当时基督教而言，还面临另外两大困难，杜拉姆城主教认为:“翻译中文圣 经有两种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为经费浩大无法供应;一为除非假手天主教，基督教即使能将圣经译成中文，亦无法介绍及散播圣经于中国。”由此可知，当时马礼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当时的伦敦会却认为，如果能将《圣经》译成中文的话，他们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大门将会因此而打开。而这，正是马礼逊译经的动力所在。 1807年，马礼逊抵达中国不久后就开始翻译《圣经》。马礼逊的译经有着良好的基础，他说:“我把珍藏在大英博物院的中文《新约》译本誊抄一遍，它成为我翻译和编辑中文《新约》的基础。”[4]马礼逊在译经中遵循着中国的语言习惯，这是他的译本很容易得到中国人接受的原因之一。比如马礼逊将“God”一词翻译成中国语言中的“神”，以迎合中国将那些看不见、又被人尊敬的就被称为神的习惯。马礼逊对译经有自己的原则，他曾经说:“在我的译本中，我力求忠实、明达和简易。我宁愿采用常用字而舍弃罕见的经典字。我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异教经籍中的术语，我宁愿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令人难以理解。在难懂的段落，我用我能达到的最优雅、最忠实、最不古怪的词给出教义的通俗表达。”[5]在文体上，马礼逊运用了经典注疏和《三国演义》结合而产生的文体，因为经典注疏通常是庄重的，能体现圣书的尊严，而《三国演义》类文体，平朴流畅、简洁易懂。 马礼逊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完毕的时间是1819年11月，其中《旧约》是米怜和马礼逊共同完成的。马礼逊翻译的《圣经》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部全译本。《圣经》一书是基督教的经典，马礼逊将其全文翻译成中文之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的传教是因此而受益良多。《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不仅在基督教传播史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近代的西学翻译、以及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圣经》开创了由外国传教士翻译宗教经典，将西方宗教学理论和知识代带入中国的一个时代，为许多西方新式名词的译法提供了末班，更为重要的是，马礼逊及其《圣经》中译本对中国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诸如梁发之类的基督徒，也走上了从事基督教传播、从事西学译介的道路。 二、马礼逊与《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是马礼逊在华期间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二。《华英字典》厚达6卷4，595页，一共有三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第二部分《五车韵府》(Chinese and English);第三部分《华英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周振鹤先生曾在《英汉词典与传教士》一文中对这部字典做了如下介绍，他说:“《华英字典》是世界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字典，篇幅巨大，内容浩繁。英汉部分对所收的每一个词条都有丰富的例解，并大量收录了成语、俗语，使读者得以透过字面放眼深厚的文化背景”。[6]的确，马礼逊在《华英字典》编纂过程中体现出了身后的文化背景，比如对英文进行解释的时候，他常常从《论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中寻找例句，比如他对“Learn”(学习)一词的例句，便采用了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句，这样的注释可谓既贴切，又对学习中国文化有极大推动作用。 马礼逊编著《华英字典》的工作于1808年正式开始。全书三个部分，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这一共花费了他整整七年时间。编纂完成后，三个部分先后出版。最先出版的是第一个部分，出版于1815年。这是他按照嘉庆十二年的《艺文备览》进行的翻译，书中汉英对照，书后附有字母索引。1919-1920年，分两次将第二部分《五车韵府》出版。第三部分出版于1822年出版，这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是最能体现马礼逊汉学功底的一部分。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字、词、成语的英汉对照，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解释详尽。每个例句都有汉语的翻译。这里例句中包括了对中国神话、礼仪、历史人物、科举制度、天文地理等等各方面知识。 《华英字典》是中国的第一部英文字典，也是19世纪早期外国来华人士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因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传播教义提供了极大地便利。通过《华英字典》，外国来华人士不仅可以学习中文，还可以借此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一举两得的效果，因此备受以后来华传教士的重视。字典出版后不久，“日本人高度赞赏马礼逊的学术和周到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已经在将字典翻译日文”。[7]第二，《华英字典》对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 子了解西方也有一定的帮助。林则徐曾向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要了一本《华英字典》。中国知识分子也曾将《华英字典》作为学习英文的一个好帮手。第三，《华英字典》既然是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其翻译出版在中西交流史有重要的地位。《华英字典》的出现，也为以后的西学译介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资料参考书，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礼逊编纂的这两本书，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代中国编译和出版事业，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意思，其功劳是开创性的，马礼逊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先驱者。 注释: 1、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ume V， 1836， p.373。 2、Ride Lindsay.Robert Morrison，the Scholar and the Man，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57. p.18。转引自谭树林:《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3、Broomhall Marshall.The Bible inChina，San Francisco，Reprinted by Chiese Materials Inc，1977. p.50。 4、Broomhall Marshall.Robert Morrison，A Master Builder，New York，1924. p.18。 5、转引自谭树林:《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6、周振鹤:《英汉词典与传教士――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传教士编着的几部重要英汉词典》，《词典的两个世界》，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 7、Lindsay Ride，Robert Morrison，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