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民俗史话............... 澄海昔时的渡口 澄海地处韩江下游，江河纵横交错，古时桥梁很少，过往多靠摆渡，因而，渡口也特别多。清代以前，渡口分官渡和私渡两种。上溯府城之类的直渡，以及出海至庵埠、潮阳、黄冈、苏州、琼州等地海渡，属官渡。而私渡大都是路程较短的横渡，也须持有牌照，时澄海总共有40多个渡口，对此，志书记述甚详。进入20世纪，已没有官渡之称，全归民营。这里只谈韩江几条主要支流的轮渡情况。 汕头至樟林的汕樟公路，于1928年开始建造，1933年全线通车，全长30公里。然而，当时除新津河已建桥外，汕樟公路尚横隔着外砂河、莲阳河、东里河三条大河。汕樟公路行车委员会在每条河上各置购电船1只，专门载运汽车乘客，渡船费都算在车票中。行人过渡，便要乘私人渡船了。说是私人渡船，也都是集体所有，私人承包。外砂河的渡船，一贯是由外砂李厝村包揽的。因外砂的渡口在李厝村的堤旁，别村不想争夺。北岸的渡口，正是岭亭的洲园，岭亭人也不想分一杯羹，故外砂河的渡船一贯由李厝乡负责。 外砂的渡船，在20世纪初，过一次渡需5个铜板。5个铜板是多少?当时，1个银元换360个铜板，1斤米为12个铜板。5个铜板虽然买不上半斤米，但这消费在当时来说，也不是十分轻松。20世纪50年代，使用人民币，渡船钱是一程5分钱。 莲阳河的渡船略有不同，尽管也是一程5个铜板，却有一些是免费的，因河这边是埔美的新乡，那边是南洋的渡亭。埔美人把这个摆渡权让给南洋乡，但有一个条件:埔美人过莲阳渡免收费。南洋那边，由“王、陈、杜、余、李、许”六大姓分摊，一年之中，每个大姓各自主持轮渡两个月。各村的收入，除向有关部门上交税捐、发给船工的工钱外，便作为公用。 当时，每条河有二三条船，但坐一次船极费时。私人渡船不定时，有时人等船，有时船等人，倘若人数太少，便要多待一会儿，多等几个人才开船。因而，乘渡船往往要等几十分钟，故俗语有“行猛路，唔如搭着渡”之说。此外，冬天往往水浅，两岸各有上百米沙滩，须赤足走过去，然后还要趟好几米远的浅水才能上船。幸好那时大家都赤足走路，穿鞋的人极少。有几类人最辛苦:一种是背老人小孩上船的苦力。一种是称为“汕头脚”的挑夫，从汕头埠挑人家托运的货物，跋涉过外砂河。另一类是穷苦市民，到南湾北湾挑番薯来澄海城贩买。一百多斤的重担，过莲阳渡或外埔渡，都是极为艰难的营生。看他们挑着那样沉重的担子，颤巍巍过跳板，真为之心惊肉跳。到了1959年，澄海三桥建成，加上有了车子，上述情况才成为历史。 潮汕民俗史话............... 古朴典雅的潮州明代建筑 在潮安县凤塘镇鹤陇乡东和村，有三座饱经沧桑的祠堂，前座面宽皆为5间，坐西朝东连为一体。祠前有一宽敞的埕口和溪塘，整座祠堂的地势由前至后逐渐抬升，因此屋脊也由前往后逐步升高，寓意连升三级(脊)和步步高升。其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古朴大方，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建造工艺富丽堂皇，熠熠生辉。 在三座祠堂中，坐落于正中的祠堂，其规模、进深的尺度都比其它二座大，门面也显得雄伟壮观，它就是苏氏鹤陇大宗祠。该祠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虽历经600左右年的风雨沧桑，但至今仍基本保存始建年代的建筑格局和建筑风格。其南侧的巨川公祠及北侧的小宗祠，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系二进院落的格局，小宗祠面宽15米，进深36.6米，建筑面积549.9平方米，天井为敞开式，被三山门和两侧墙体分隔为前后二部分，此做法现存不多。巨川公祠面宽14.7米，进深24.55米，建筑面积360.9平方米，天井两侧廊轩连接上下厅堂，成为四合院。 大宗祠又名著存堂，面宽16.1米，进深44米，建筑面积708.4平方米，系三进两天井的建筑格局。屋脊饰以潮州民间工艺美术特色的嵌瓷，以“双凤朝牡丹”及其它花卉等装饰，硬山顶式建筑。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木石结构，柱式制作精细，中座中厅与后座中厅的屋架，至今仍保存潮州特色的“三载五木瓜”的典型结构。梁枋两端饰以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祠内屋架的梁、枋、柱间的穿插构件均饰以小巧玲珑的潮州木雕。前座明、次间都开门，共三门，其门楼石壁上有精雕细琢的石雕人物、麒麟等。明间门额面刻“大宗祠”，背镌“奕世箕裘”。“奕世”意为一代接一代。《国语?周语》载:“奕世载德，不忝前人。”;“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载:“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中后座面宽各为3间，前天井为敞开式，后天井两侧有廊轩连接中后座。尤值得一提的是大门原建两侧的抱鼓石和堂埕树立的十二对石旗杆，象征朝官祠第。 苏氏鹤陇开族伟祖孟容公至今已918年，家族繁衍昌盛，人才辈出。据《苏氏族谱》载:仅明清两代就有进士6人，举人14人。廷臣中比较突出的有工部主事苏光，吏部主事苏志仁，翰林院庶吉士太子太保苏彤绍，钦点营用守备苏兆龙等朝官。特别是苏志仁和苏彤绍，清光绪年间卢蔚猷编修的《海阳县志?卷三十七?列传》有载。据《焦炫献徵录?一百十一》载:志仁于书无所不读，尤精天文律历之学;下至金石彝鼎之文，山川草木虫鱼之细，靡不毕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兴别响》、《日纪存疑》诸书。由于志仁才智出众，政绩卓著，被誉为明代前七贤之一。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的凤岭古港 凤岭古港位于今澄海市横陇村西南濒韩江支流的东溪边，即是潮州急水塔下游5公里处。该港因有凤岭山为天然屏障，故得名曰“凤岭港”。 凤岭港，又名岐岭港、旗岭港，是宋代潮州地区船舶停泊、航海的对外贸易港口。《潮州府志》第十六卷载:“旗岭港，距城十五里，南洋大洲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来往之客舟每泊于此。”《澄海县志》载:“艨艟辐凑”、“负山阻海”、“为潮郡之襟喉。” 从地方史志中可以看到，凤岭港创立于“兴国丁丑年”，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港埠拥有永兴街、新兴街、下市、店铺头、源兴街、沙尾营盘市等建筑物，形成“之”字形的街巷网络。市西有官厝、营盘;港东侧有“建炎大道”，直通小江驿，来贤驿，沟通与闽西南的关系。港背还有程洋瓷窑群、陈吊王寨以及北宋时开挖的运河沙尾溪。在凤背与南峙山坳处有绳缆工场，以供应远洋船航海之用。 凤岭港作为潮州最古老的对外贸易口岸，当时出口外销主要是陶瓷产品。唐代后期，潮州的陶瓷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当时朝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通丝绸之路。我国沿海的胶州、扬州、泉州和广州列为四大贸易口岸，全线开通，史称“海上丝绸之路”。潮州贸易口岸是凤岭港，潮州笔架山上百窑村生产的大量陶瓷产品，用帆船经过韩江运抵凤岭港，然后用大船或远洋船运往上海、广州，以及东南亚等地销售。从史志中发现，程洋岗及附近的前埔周围，有很多瓷窑，至今已发现宋代窑群17座，其窑砖经鉴定为六朝年代产品。程洋岗附近河里，发现大量陶瓷碎片，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几次在韩江防洪固堤时，在该处挖掘出碎瓷片数千担作为填堤之用，并多次发掘瓷碗、船桅、锚练等物。近几年来，在韩江原凤岭古港地下还挖出完整和碎片近10万件不同形状的古瓷产品，仅凤岭村村民收藏保存在家欣赏器物达3000多件。 随着凤岭港的发展，带动了其他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凤山岗上建了凤岭宫、天后庙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的庙宇。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盐运官李前在凤岭山下凿通了韩江东溪与北溪之间的运河，称为南溪，并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诗刻石云:“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尚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从石刻诗看，当时李前发起开拓运河，应是为了凤岭港盐运需要。凤岭山下的海澳，也是北宋时的一个小海港，到了南宋末年，韩江东溪的出海口已伸延到现在的澄城南门外的辟望村，南宋景炎年间丞相陆秀夫被贬移居辟望村即此地。 北宋时，韩江三角洲上的中部平原已经形成，这个区域以现庵埠至程洋岗至东陇一线为分界，这一分界就是当时潮州地区沿海岸线。随着韩江三角洲的不断冲积，海岸线向东南延伸，韩江下游西溪、东溪和北溪的港口也随之演变，继凤岭港之后，又有东陇港、庵埠港、辟望港、樟林港和汕头港相继出现。 潮汕民俗史话............... 千古名胜广济桥 广东俗语云:“到广不到潮，枉费走一遭;到潮不到桥，白白走一场。”这“桥”说的是广济桥。 广济桥，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扼控闽粤，向为交通要津，全长518米。因传说当年“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在桥畔的石碑上书“洪水止此”，故此桥又俗称湘子桥。广济桥集梁桥、拱桥、浮桥于本体的建筑风格，在中国桥梁史上独具匠心。并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是我市的首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以前韩江上无桥。据《三阳志》载:“由东出入广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苇可航;雨积江涨，则波急岸远。老于操舟者且自恐，阅一日不能四五济，来往者两病之。”足见摆渡之难，无桥之苦。人们翘首以待，渴望能在这江上建起桥。 南宋乾道七年(1171)，潮州知州曾汪用了90天的时间，建成一座浮桥。它由86艘木船用铁链联缀而成。在江心筑起一个石洲，把浮桥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使它能更好承受水流的冲击。并命名为康济桥，这是最早的广济桥。 此后，在5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由近10位州官主持，在韩江河道上分东、西两段筑起22个石墩，架起木梁。到绍定元年(1228)，桥西一共建造了10个桥墩。其中淳熙十六年(1189)修建的规模最大，筑造了4个桥墩，此工程由丁允元主持，因此西桥被称“丁侯桥”。绍熙五年(1194)，知州沈宗禹开始修筑桥东。二年后，知州事漳州人陈宏规在东岸又增筑两个桥墩，并称桥东为“济川桥”。至开禧元年(1205)，桥东连同曾汪创建的江心洲，共筑成桥墩12座。东、西桥建起来后，中间一段，因水流湍急，仍用浮舟连结形成了浮桥与梁桥相连的基本格局。 元大德十年(1306)潮州总管常元德在东岸又增筑一墩。过了二十年后，判官买住(蒙古人)，首次用石板代替木板架桥，由于石板的宽度和厚度不够，容易折断，虽只架了4孔，但给后代修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此后，广济桥屡坏屡修，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至明中叶才迎来最繁华的时期。 明宣德十年(1435)，潮州知府王源主持对桥进行规模空前的重修，全面加固23个桥墩，墩上加梁，木石间用，梁上铺厚板，板上再铺砖，并用灰勾缝以防火。为使行人免遭雨淋日晒，还在桥上建126间亭屋。亭屋间建起12座楼台，以壮游观。江心急流处，仍用24艘船只联结为浮桥。浮桥用3根铁索固定，每根铁索重达4000斤。桥修好后，并更名为广济桥，王源亲自题桥名，刻碑立于桥头。桥的雄伟壮观之景，令世人叹为观止，并被誉为“江南第一桥”(姚友直《广济桥记》)。 为确保广济桥的长治久安，明正德五年(1510)，知府郑良佐拆去桥上的亭屋，而在桥墩间架起石梁。嘉靖九年(1530)，知府丘其仁减浮船6艘，遂成“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独特风格。 清代以来，广济桥虽历经维修，但保持其建筑格局。雍正二年(1724)，知府张自谦修桥，并铸二只牛，分置桥西第八墩和桥东第十二墩，以镇水患。谁知牛没镇住水，反而桥东的牛坠入河中。故当时有民谣:“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牛一只溜。” 斗转星移，至解放前夕，广济桥已显残破不堪。1958年政府对广济桥进行全面维修，并撤去“十八梭船浮桥”，改为现状的钢架桥梁。1976年又一次进行扩建，原7米的桥面作为车行道，桥两侧各加宽2米作人行道，即广济桥的现貌。 清同治年间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为广济桥拍摄第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说明中说:“潮州韩江桥也许是中国的一座最值得一提的桥梁。它和伦敦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可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可见广济桥之所以蜚声中外，除其历史悠久外，还有本身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极高的观赏价值。其主要特点有三方面: 一是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独特风格。梁舟结合，开世界上启闭式桥梁之先河，刚柔相济，起伏变化，生动地体现了一种美学与力学、建筑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审美功能，是广济桥的一大特色。另一特色是巨大的石洲(石墩)和石梁，石墩全部是石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南北两端均作尖形，利于缓和水流的冲击，石块与石块之间不用灰浆，但凿有卯榫，使相结合，然都庞大异常，其宽度自6米至13米、长度自11米至22米。各墩宽度相加，竟达207米，占桥总长的40%;桥面的石梁也都十分巨大，最大的长约18米，宽1米，高1(2米，重约50吨。在古代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架设这样巨大的石梁， 其难度可想而知，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毅力和精湛的建筑技术。 二是“廿四楼台廿四样”的建筑艺术。在桥的初创阶段，便有筑亭于桥墩上的举措，并命名为“冰壶”、“玉鉴”和“小蓬莱”等美称。至王源修建广济桥时，打破宋元时东、西两桥全用亭屋覆盖的外观上的单调，而精心安排，把楼台亭阁作为桥体的有机组成部分，12座华美的楼阁分布在亭屋间，强调起伏的变化。同时，楼阁也改变了以往过于封闭的结构缺陷，楼上开窗户，使游客能领略桥梁四周风光。这些楼台亭阁规模之大，形态之多，装饰之美，实属罕见。既有可供行人憩息的实用性，同时也成为游览胜地。 三是“一里长桥一里市”的民俗风情。广济桥是古代潮州由广东通往福建、浙江、江西的枢纽所在。人们既要从这里通过，又要在这里集散物资，于是便在桥墩上建楼阁，在桥面上建屋宇、设商铺、喝茶、饮酒、做买卖，在楼阁上赏景游玩，热闹非凡，正如明代李龄《广济桥赋》所描写:“若夫殷雷动地，轮蹄轰也;怒风搏浪，行人声也;浮云翳日，扬沙尘也;响遏行云，声振林木，游人歌而骚客吟也;风啸高冈，龙吟瘴海，士女嬉而萧鼓鸣也……”使人置身于此环境中，无怪乎会闹出了“到了湘桥问湘桥”的趣闻。的确是作为环境艺术的广济桥的又一特色。 历经八百多年风雨沧桑的广济桥，虽失去昔日的华丽的英姿，但至今雄姿犹存。随着广济桥维修工程开工之后，不久的将来，人们将重睹古歌谣中“十八梭船廿四洲”的风貌。 潮汕民俗史话............... 湘子桥的历代名称 湘子桥，横跨韩江，位于潮州城东门楼前至东面的笔架山下韩山师院前。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现桥长566米(一说517.95米)，分20孔，桥宽11米。桥东西两头自古至今由石墩架设石梁而成，中间水深流急，昔时限于条件，加上航运需要，采用木船铺上木板架设而成，作为启闭式浮桥，故有“十八梭船廿四洲”之称。湘子桥因此成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座启闭式石桥。1988年1月，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湘子桥已历时832年，自古及今倾注了不少地方官员和潮州人民的心血，数次修建扩建维护，得以保存且不断完善，由此也使其出现若干名称，现简介如下: 康济桥:据《永乐大典》5343卷桥道载:“《三阳志》:由东以入广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苇可航，雨积江涨，则波急而岸远……来往者两病之……乾道七年(1171)，太守曾公汪乃造舟为梁，八十有六只，以接江之东西两岸，且峙石洲于中，以绳其势，根其址，凡三越月而就，名曰„康济桥?”。 丁侯桥:据《永乐大典》5343卷桥道载:“……已酉(即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四洲为八，亘以坚木，覆以华屋，曰„丁侯桥?”。 丁公桥:据饶宗颐《广济桥志》载:“……知军州事常州丁允元又增置西岸石洲四架，梁而屋之，民号„丁公桥?”。 济川桥:据《古今图书集成、潮州府部汇考》载:“广济桥在城东跨韩江上，广二丈，长一百八十丈，旧名„济川?”。又《永乐大典》5343卷桥道载:“南宋庆元二年(1196)，知州陈宏规，益东岸洲二，结架如丁侯桥，而增广之，曰„济川桥?”。 广济桥:据明郭春震《潮州府志》载:“广济桥在城东跨韩江上……大明宣德间，知府王源累石为墩，二十有三架，亭屋百二十有六，中不可为墩，造舟二十有四，为浮梁，更今名”。据姚友直《广济桥记》曰“更名其桥曰„广济?，取济百粤之民，其功甚大也”。又据饶宗颐《广济桥志》载“俗又传言……西洲创自广济和尚，故名„广济?。然广济实取义于利渡，且广济和尚并无其人，乡民多图像之，神祀之，其诬妄尤不足辨。” 湘子桥:据饶宗颐《广济桥志》载:“俗传造桥始自韩湘子，因建庙祀于东洲(即桥东)之首，而称桥曰„湘子桥?，或简称„湘桥?。流俗相传，迄今无以易矣”。意即传说以讹传讹，民间信以为真，名称既成，难以更改。 湘桥:据饶宗颐《广济桥志》载:“……桥曰„湘子桥?，或简称„湘桥?”。潮州八景之一的“湘桥春涨”即因此而来。 浮桥:据饶宗颐《广济桥志》载:“是桥建于江中石上，言地理者曰，韩山余脉，自桥东村横江西来，至桥之中段，石根紧缩如线，桥墩莫得而坚，因中断浮舟以渡，故又名„浮桥?”。 跃进桥:据廖来保主编的《潮州市志》载:“1958年，出于交通需要，广东省公路局拨款90万元，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改变古桥的原来格局，把原来的浮桥部分改成3孔钢筋桁架和两个高桩承台式桥墩。改建后的广济桥(湘子桥)，曾称„跃进桥?”，因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故名。 潮汕民俗史话............... 金山胜迹 金山在潮州城北，韩江之滨，这座形如复釜的小山，周围四十里，山势雄伟险要，东面与隔江韩山对峙，西面与葫芦山(一称银山)相向，遂形成为可挡风、阻水，御敌，防卫着潮州古城安全的屏障。 据《海阳县志》、《潮州府志》载:唐时就已开始辟建金山。唐代刺史和宋代知军州事的衙署都建筑在山麓。 唐德宗年间，宰相常被谪为潮州刺吏，曾登金山游览，当时已有“初阳顶”、“凤山楼”等建筑物。后韩愈又被贬潮州，也曾登金山游览，并在“凤山楼”左右建亭(失名)，金山逐渐成为游览之区。 至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潮州知军州事王汉下令于山上斩荆除棘，烧灰去秽，辟造山景。除旧有的建筑物外，新建楼台，培植花木，不断增添了许多景色，如“凤凰亭”、“荔枝亭”、“初阳亭”、“西晖亭”;经他亲自题名的有“独秀峰”、“仙游洞”、“望贤石”、“隐石”、“鉴石岗”、“凤台山”等。以后历代续有开拓，终成为潮州胜地。 宋末期间，潮州知军州事兼推锋寨(在金山)主将马发，当元兵进袭潮州时，他率领潮州军民守城抗故，因寡不敌众，城陷。马发还带着一百多人，退入子城，踞守金山，终于全部战死，全家壮烈牺牲。潮州人民感其英烈，遂把他们安葬于金山之上，并竖立了“马公暨阖门全节之墓”的墓碑，还在墓旁多种青松，因而出现“马丘松翠”一景。 清初，潮州总兵郝尚久据金山大寨，浚井、积谷、储械、练兵，举义反清。清兵佯攻潮州西北门，暗地里袭取上水门，城遂陷。郝总兵率众退守金山大寨，因内奸(旗兵王安邦)引清兵上金山，郝尚久见大势已去，即与其子郝尧同投古井殉难。潮州人民怀念郝尚久，遂将潮州八景之一“马丘松翠”称为“金山古松”。 潮汕民俗史话............... 手拉茗壶 名播遐迩的潮州工夫茶，在茶具方面非常讲究，其中的茶壶究尤甚，茶壶最好是江苏宜兴的紫砂壶，故潮人又称茶壶为苏罐，其中以明末清初的惠孟臣制造的最受钟爱，也有称紫砂壶为孟臣罐。此外铁画轩、秋圃、萼圃、小山、袁熙生等制造的也深受潮人欢迎。潮人选中的苏罐，因诸家之壶系用紫砂泥制成，茶于其中越宿不馊，且茶壶之容量偏小，极适合作为潮州工夫茶茶器。 苏罐于潮州工夫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宜兴诸家壶师之产量和寿算均难以应付历今数百年历史且普及广泛的潮州工夫茶艺所需。潮州乃著名陶瓷之乡，艺师济济，故于清代在潮州便有仿制苏罐以解好茶者渴尘之愿，仿制之器其本以苏罐的造型、题款为摹本，有的干脆以孟臣为艺名自命。 遍观前代潮州茗壶传器，其成型方法皆为手拉(轮制)成型，与当今宜兴的泥条镶接成型方法殊异。潮州茗壶的手拉工艺究竟有无所本?因此艺乃土生土长于民间，潮州有关志乘、专著尚未见记载。再观潮州手拉茗壶成坯后务必有施釉的程序，使釉光照人。而当今宜兴紫砂成型后无需施釉而器表平整光洁，用之越久而越发黝然之光、金属之韵。此又可见潮州手拉茗壶施釉之程序也似无源可本。 考诸宜兴本土之造工沿革，“由明以迄顺、康，以捏造车坯(轮制)为多，全以手捏与印模者罕觏。雍、乾市制之器，印坯车胎为广。及嘉、道之世，曼生司马重倡壶艺，古法是尚，故捏造车胎之法极盛，如杨彭年、邵二泉、邵景南、冯彩霞、黄玉麟诸人所制之壶(应为圆壶)，俱用此法。”(1937年李景康、张虹合编《阳羡砂壶图考》上卷)可见，宜兴的制壶技艺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从金砂寺僧、供春之斫木为模以范壶形，时大彬之弃模用竹刀助以手捏，而自顺治至道光二百年间，于宜兴风行的捏造车坯之茗壶成型方法，与今潮州手拉茗壶成型之法近似。 关于施釉，《阳羡砂壶图考》又有如下记述:“浇釉之法，先造壶胎，干后以釉浇之，有双单皮之别， 与景德镇制瓷浇釉无异，”可见宜兴传统之茗壶也曾有施釉之程序。 金武祥(字粟香)《海珠边琐》云:“潮州人茗饮喜小壶，故粤中伪造惠逸公小壶触目皆是。”潮州手拉茗壶之艺脉接宜兴已无可非议，而清代捏造车坯、浇釉之成壶技法尚盛于宜兴，该二法又是制瓷中既古老又常用的方法，陶瓷之乡的潮州不乏高手，故仿制苏罐的艺人师法“捏造车坯”、“浇釉”之成壶技法乃情理之中，可以说，潮州茗壶之手拉成型和施釉之法也本诸宜兴。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有关畲族的记载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的《潮州府志?杂志》有“邑之西北山(凤凰)中有曰户者，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矢涂毒药，中猛兽无不立毙者。旧常设官以治之，名曰:“官。或调其弩手以击贼，亦至。然其俗易迁徙，畏疾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而光绪版《海阳县志?杂录》有“潮州有山，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篮;曰雷，皆瑶族，号白衣山子，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籍隶县官，岁纳皮张而已。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训”。 以上两则记载，府志上引自明代林大春(1523至1588年，潮阳人，嘉靖二十九1550年进士，官浙江提学副使)修的隆庆版《潮阳县志?风俗》，县志的引用的是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而关于畲族是瑶族的一支，在道光版《龙岩州志?卷二十》也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有关潮州原住民的最早记载是瑶族，而畲族与瑶族同是盘匏之后，潮州畲族的来源很明晰。早在公元前1050年的周成王姬诵代替周武王姬发即位时，粤东海阳的少数民族便为朝庭送去大蟹，这在《周书?王会篇》便有记载。而1957年1月8日在潮州城西郊陈桥乡后人家村出土的贝丘遗址中的古人骨骼和文物，则是印证四千多年前潮州已有先民居住的证明。 据司马迁的《史记?高祖(刘邦)功臣表》，又可知高祖刘邦六年(公元前201)六月，越将摇(瑶族首领)毋余因抗击项羽而功升海阳侯，食邑一千八百户。从《汉书?地理志》可知“海阳亦南粤县治”。由此考据，瑶毋余应该是畲族先祖。凤凰山畲族有“招兵节”，与瑶族有类似的节日。由于畲族没有民族文字而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中的客家方言较为接近，而且广东畲语接近于瑶族的“布努”语。畲族通用汉文，有一些传说和歌谣是用汉文保存下来的。笔者曾深入到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畲族管理区进行访问和调查，该区是凤凰镇唯一的畲族村寨，在凤凰镇政府东十里处，寨东南有大质山，海拔一千一百四十四米，与饶平县新塘镇的城格厝管区交界，了解到不少情况。 石古坪畲村先前以出产“乌龙”名茶而闻名。潮州俗语也有“一好乌岽茶，二好石古坪”，赞扬畲胞是种茶好手，其产品质量数一数二。与潮安县凤南镇山犁畲族管理区、文祠镇李工坑畲族管理区和湘桥区意溪镇雷厝山畲寨一样，石古坪也保存有与各省畲寨同样内容的畲族祖图，都是连环图画式、图文并茂的长卷。所有祖图都是明代以后和近代制绘的，如凤南山犁乡雷氏祖图题为《护王出身记》，复制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各种祖图内容大同小异，都称其祖先是“龙犬”、“护王”、“高王”和“龙狗”。由于“龙”、“花(华)”和鸟(凤凰)”是中华民族三大图腾，故畲族称其祖先是“龙犬”和居于凤凰山，从现代考古学来说，都是远古居民的图腾(氏族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远古神话传说是人类历史童年期的创造，是“通过人民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经历了口耳相传的漫长岁月。(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畲族也同其它民族一样创造“图腾”，他们把祖先幻想成为“龙犬”，出世立功建业，经过口耳相传若干代后，便以祖图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是畲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之举。 潮汕民俗史话............... 太平路由来 潮州城里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长街，以前叫做“大街”。现在地道的潮州城人在口头上还是叫这条路为大街。 1926年，军阀洪兆麟在潮州城开辟马路，于大街北端近上水门街口左近，掘出一块石碑。碑约一人 高，近三尺宽，碑阳镌刻“太平”两个大字，碑的左下侧，镌刻“致和元年”四个小字。致和是元朝泰定帝的年号，是年为公元1328年。太平碑是六百多年前之物。 洪兆麟获得此碑，乃于大街北端筑一三级圆台，树碑其上，称为百花台。太平碑背北面南，正前方就是大街。洪兆麟遂将大街易名为太平路。原大街左右两侧也各有一条纵贯南北的长街称为东堤和西街，至此也易名为东平路和西平路。 军阀盘踞时期的太平路并不太平。就在洪兆麟驻潮期间，有一次因欠饷而发生乱兵上街抢劫。太平路与竹木门街????汇的南侧，有一家百货商店，店名“潮一”，因关门不及，与乱兵推拒，有一店员当场被击毙。东平路，福盛烟丝店也同时遭劫。又在另一次乱兵抢劫时，太平路羊玉巷口有一间庄吉昌的旧衣店，因店门已关闭，被乱兵把招牌从左向右看，店号昌吉庄，以为是银庄，也遭抢劫。 洪兆麟所筑的百花台，在潮州解放前夜，被镇衙锣鼓馆连夜拆毁，太平碑不知所终。太平路的路名则定下来了。 潮汕民俗史话............... 潮人移居台湾历史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潮州与台湾隔海相望，两地最近处只有160海里(296公里)。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潮籍台胞约有40万人。 潮人与台湾关系源远流长，目前有史可考的最早见于《隋书》的记载。而潮人与台湾关系密切应是宋元以后。宋元时代，海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饶平的柘林港是中外船舶南北往来必经停泊的补给站，所以当时柘林港的海运贸易很活跃。正如明嘉靖郭春震在《潮州府志》中指出:“柘林澳，暹罗诸寇及海寇常泊舟为患”，“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售诸番奇货”。当时“东洋”为台湾、日本诸岛的统称，“西洋”指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售诸番奇货”即包括台湾“奇货”。可见这时潮州与台湾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繁忙。 明嘉靖年间，闽粤边界的海上强人饶平人林凤及其追随者，以台湾为基地，从事海上武装贸易。到了嘉靖末年便乘大陆帆船、渔船到台湾淡水一带活动。万历元年(1573)，林凤遭到朝廷官兵围剿追击，率船62艘，男丁4000人，妇女100人，进入吕宋(菲律宾)。林凤从台湾败走时，船上载有农具、牲畜和种子。林凤部队是闽粤边界的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在据守时，过着也商也盗的生活。他们这种生活方式被明朝政府认为是非法的，称为“海寇”，在明政府官兵的围剿追击下才放弃台湾，败退菲律宾。 过了四五十年，到了十七世纪初，建福人颜思齐、郑芝龙，先后在大陆招引移民到台湾。进行小规模开发。与此同时，荷兰殖民主义者也接踵而至，占领台湾，把台湾当作日本、东南亚和欧美等国的贸易中转站。 明崇祯年间，郑芝龙到南澳任副总兵，开拓了南澳与台湾的通商通道。接着，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在闽粤边界进行抗清活动。1646—1683年，郑军以南澳为基地，开展对台贸易，以补军需，多次派兵到潮州一带征粮，其中数量较多的有9次。1662年3月1日，郑军在台湾打败荷兰总督揆一，收复了台湾，除阵亡外，都定居台湾传世。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制定了大陆人民到台湾开垦种植的奖励政策，从此潮人尤其是饶平、南澳人民纷纷赴台开垦种植，有的自然村一去就几十户至数百户，有的传世至今已达24代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台湾，统一了中国，进一步促进了潮人到台湾谋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南澳总兵开始轮流戍守台湾、澎湖、淡水，每三年换防一次。后来朝廷鉴于台湾守兵的艰辛，为稳定军心，允许官兵娶妻生子，有功者还可以世袭铨补。光绪元年(1875)，台湾直接在厦门、汕头、香港设招垦局，“立章程保护应募者，予以便宜，日给口粮，人授地一甲”(《潮州府志》大事记)，使大批潮人作为劳工赴台开发种植而定居。清末朝廷在沿海进行裁兵减饷，赴台官兵便有部分羁留不回。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粤东一带赴台官兵不但回不了，甚至还有的从大陆赴台。如澄海千总五肇原、南澳千总张皇平，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携妻带儿到台湾定居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把台湾划给日本，台湾人民义愤填胸，潮籍的移民组织“义 民军”，与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向人民作出让步，缓和了矛盾。 潮汕地区历来人多地少，天灾人祸甚多，因灾移民定居也是潮人去台的一个重要方面。1918年南澳发生大地震，因生活所迫，大批南澳人迁移台湾、澎湖。1943年潮汕大旱，粮食失收，发生饥荒，成批潮汕人逃荒赴台。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南澳县去台人数约6000人之多，仅深澳乡就有70%的人家有亲属旅居台湾。抗日胜利后，一批日伪官员也逃台。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带去了潮籍官兵2万多人。 潮汕民俗史话............... 重现明代楼桥风姿 广济楼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列潮州城七城楼之首，襟江控岳，护邑镇桥，为名城标志之一，1989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广济楼修复工程于2002年9月动工，2004年1月告竣，总投资950万元。 广济桥在潮州城东侧，扼控闽粤，向为交通要津。广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创建前后延续342年，历代屡有修复，以其深具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济桥修复现正在进行中，工程预计总投资7500万元。 已经修复的潮州广济楼以其崭新的雄姿屹立于广济门上，成为古城墙又一个新亮点。位于广济门前的广济桥也正在修复中，潮州城东不久将重现古桥卧波、楼台相映的明代风貌。 广济楼为潮州古城门楼之首，是潮州古城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东楼观潮”曾是著名的潮州内八景之一。 潮州广济楼始建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民国20年重修。这次修复恢复了明代风貌，为三层四檐木石结构，青瓦屋顶的宫殿式建筑。然而，原明代广济楼已不复存在，仅剩一些零构件，设计者只好依据清代潮州古城图的广济楼外观以及清代画家笔下的广济楼风貌，参考潮州城内遗留的明代建筑形式，再行设计，采取“落架重修”方式，即把老楼遗存的老构件按原位安上，充分体现“修旧如旧”原则。在城楼的梁柱装饰细节上，设计者主要考虑潮州传统工艺技术，同时也参考北京、西安等地古建筑中的民族特色，重塑具有中式传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文物建筑。新修复的广济楼比民国修复的原楼高出6米，宽度也有所增加。 在施工过程中，于城门地下挖到了据传为明代知府王源所书的“广济门”匾额，原匾放大后安置在城门上，原匾则嵌于城门内侧。“广济楼”匾为著名书法家萧所书，“东为万春”则为国学大师饶宗颐重书，“岭东首邑”为书法家刘炳森的手笔。 广济楼的防震防风历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增大抗震力，楼的木梁柱节点榫接要求紧松适当，卡连结合，并采用了比杉木强度更高的红木作柱子及主梁，可以达到大震不倒，小震不坏的目的。为避免台风对屋顶的揭瓦破坏，楼的前墙面设置可拆出的窗扇，改用格子扇(潮州称闪门)，可充分透风，檐下门顶过梁上也安上十字拱斗，留出空隙，可让风力分散。如遇大台风，打开窗扇，让风流过，则可收到保护楼体的效果。 潮州特有的为防洪水的城门木栅，也保留原有形式，关闭城门，只要在楼上打开木盖子，把木板一块块放下就成了。 广济楼修复工程于2002年9月动工，2004年1月竣工，总投资950万元。新修复的广济楼将辟为“广济桥史陈列室”，现正在筹备中。 目前，广济桥的修复也已完成了首期70%的工程量，至今年10月底，首期工程可望竣工。届时，将基本重现“十八梭船廿四洲”的风貌，而桥上的亭台楼阁将在第二期工程完成。 广济桥与赵州桥、洛阳桥、芦沟桥等并列为我国著名古桥，而以其开闭式成为我国桥梁史上的一个特例。 广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在50多年时间里，先后有10位州官主持修建，到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主持了空前规模的重修，23个桥墩全面得以加固，还增建了12座楼台(各双向)，浮船则仍用24艘，形成“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一里长桥一里市”的独特风貌。1958年，该桥进行全面维修，浮桥改建为三孔钢桁架及两个高桩承台式桥梁，1976年又作扩建，桥两侧加宽作人行道。 广济桥这一次修复，将恢复明代鼎盛时期的面貌。据记载，广济桥历来只有23墩，由于两头改建或桥洞堵塞，目前看到的只有21墩。 修复后的浮船将使用潮州传统式样的木船，不加彩绘，保持原来朴素风格，并在左右用两行铁链连结，届时，浮桥将与水利枢纽相适应，定时打开，既便利于水上运输，也将成为广济桥观光的一大看点。广济桥的标志性景观牛，将安放现存的一只，这一只铁牛为1980年重铸。 广济桥桥墩加高加固已基本完成，恢复上世纪50年代高度，保留老梁，采取内部灌浆保强。为固基，又采用水泥圈梁构造柱，水泥部分位于水下。 广济桥桥面的石梁按明代型制，每条横截面为1平方米，长16.1米，一共需要76条。据介绍，这么巨大的石梁目前只有福建泉州南安等极少数石矿能够开采，到时如何运输，还是一个难题。 广济桥二期工程将在二年后完成，桥上楼亭按潮州古城图中广济桥外貌设计，大的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小的只有7平方米。据专家称，桥上楼台的防风还没有参照依据，现正在实施梁柱的抗拉抗折试验。另外，二期工程的避雷设施已经解决。 广济桥一、二期工程投资概算为7500万元。修复后的广济桥将与广济楼相呼应，成为潮州古城一处重要的文物景观。 潮汕民俗史话............... 妇女服饰习俗的真相——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 清代，在粤东的潮州地区与闽南的泉州、漳州两府，妇女出门普遍流行盖头巾———一种被文人称为“文公兜(斗)”或“文公帕”奇特的服饰。 今人对文公帕或文公斗起源的解释，笔者见到的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曾楚楠受朱瑞熙说法的启发，考证韩公帕实为文公帕，提倡者非韩愈(韩文公)而是朱熹(朱文公)(1)。黄超云的意见与曾文刚好相反，又辨文公帕(兜)的文公是指韩愈而非朱熹(2)。郭联志又别开生面地提出“这种汉人妇女带面纱的习俗，极可能是伊斯兰文化对于民间风尚的渗透。”(3)以上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仍有不尽周详之处，也还留下可供讨论的余地。笔者从目今可见到有限的文献材料出发，试图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解释这一有趣的文化事象，如有强作解人之处，希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一、清代人眼中的文公帕(兜)———理学正统的解释 过去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潮州歌册及歌谣，真切地留下本地妇女曾流行乌巾盖头的事实。 潮州歌册中有半老徐娘的牙婆形象: 遇着老人半中寅，乌乌衫子穿在身。 尺二弓鞋大步走，头上乌巾遮面形。(4) 潮州歌册描述逼夫离婚的少妇上路: 勿得怕羞误青春，主意以定有思存。 头遮乌巾门带锁，一直离了林家门。(5) 林植标搜集的潮州歌谣: (其一)乌巾挈来头上幔，顶哩绣龙下绣蛇。 中央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 (其二)乌巾挈来头上跐，顶哩绣龙下绣鱼。 中央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6) 这种用黑色头巾蒙头的妇女服饰，在文人笔记及官修方志中，被正名为“文公帕”。 清嘉庆、道光年间，江浙人梁绍壬的笔记记下:“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韩愈)遗制也。”(7)形制稍异。同一时期的地方志“风俗”载:“《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潮风俗之厚，妇人步行必盖丝巾，俗谓之„文公帕?。”(8)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称此习俗“清末潮阳尚盛行，今五十以上老妇装束，间且或见之。”(9) 同时让笔者注意到的是，与潮州为邻的福建泉州、漳州两地，旧时妇女出门也用头巾兜面，与潮州稍不同者，则是朱熹礼教下的“文公兜”之说。 在泉州地区，方志载“宋朱子主簿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用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一兜一屐，防杜之意深矣。”(10)道光《厦门志》载:“昔朱子守漳时，教妇人用公兜，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外服宽袖蓝袄。岛中尚仍其俗。”(11) 在漳州地区，嘉庆道光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在《斯未信斋杂录?垩庐杂记》称:“漳州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12)。光绪间龙溪县令撰《龙溪志序》称:“龙溪为漳(州)附郭邑，自承紫阳(朱熹)过化，理学名臣前后接踵。且就其小者言之，如妇女出门，有文公斗(兜)、文公衣、文公履、文公杖，诚海滨邹鲁也。”(13)民国《龙溪新志》也云:“吾邑旧俗，凡妇女出行，须穿浅蓝色阔袖衫，头蒙一杂色布帕，使人不得见其面，盖朱文公治漳时之遗制也。民国初乡间尚多见。”(14)对此，姚莹作了稍为具体的描写:“朱子守漳州，乃制妇人出门，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亦宽其前，使得视地，穿大布宽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妇也。……至今漳州妇人称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15) 又有同时提到泉、漳州妇女喜用“文公帕”的记载:“毋论老少，出必以幅布蒙头面。”(16) 以上材料表明，罗巾遮面在下层妇女中普遍流行，决不限于腼腆少妇，中老年妇女出门同样也用巾帕盖头。在潮州，通常用来盖头的是黑色头巾，其中也有绣上精美图案的，而在闽南的泉、漳州，用来包首的大多是花巾(杂色帕)或蓝布。 在外地文人及官员的眼中或耳闻之下，潮、泉、漳州三地的妇女同时流行头巾遮盖头面的习俗，或称帕，或称兜(斗);或以长长黑布蒙面，或以丝巾盖头，或以蓝布罩项，或用花巾(杂色帕)包首，俱以“文公”名冠之，其实同也，其理一也。于是就有了儒学正统“海滨邹鲁”的解释，有竹枝词为证: 道光年间，潮州潮阳县举人高风清作《潮阳竹枝词》其一: 归宁少妇上康庄，楚楚青衫别样妆。 半幅罗巾遮半面，果然邹鲁是潮阳。(17) 无独有偶，在漳州，黄子寅《清漳竹枝词》如是描绘: 花卉千般错绣文，盖头纱帕白罗裙。 海滨邹鲁今犹在，不见巫山一段云。(18) 这两首文人的竹枝词，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持赞赏的眼光，一样解释为“海滨邹鲁”风气的流衍。在泉州也有类似的说法:“妇女出门，向多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棠曾称为„邹鲁?遗风。”(19) 为何粤东闽南地区的女子要以巾帕遮面呢,这样的行为被解释为妇女避免抛头露面的一种做法，官修方志推断是理学教化在闽南粤东深入民间的结果，由是才有以上“邹鲁遗风”的说法。方志又深一层加以解释:“漳俗尤慎男女之别，妇女非有大故不相见。其有家者，微但嫂叔，虽翁舅不见也。有事者，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布覆头壅蔽其面，男子导以往，不自行也。故闺门常谨，其地无妓女之属。”(20)民国《潮州志?丛谈志》在“韩公帕”条后加按语曰:“按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也，于此足见潮俗之淳厚有古风焉。”(21) 粤东闽南地区妇女巾帕遮面究竟起始于何时，据目今所见，康乾年间的漳州地区已见记载。康熙《漳浦县志》载:“(漳州府漳)浦人婚娶丧葬遵家礼，大抵皆文公遗教也，谓之„海滨邹鲁?然哉。又城市中罕见妇女，间或有之，必以巾帕蒙面类北方，得古中原风俗之遗。”(22)龙溪县“妇人非有故，虽君舅小郎弗见也。家贫者出必以巾，男女之别尤兢兢焉。”(23)在漳州府长泰县，“邑男女之防最谨，非有大故不相见。女子出，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巾裹头，未尝露面，男子导以行，有闺门不谨者则耻而绝之。”(2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康熙乾隆年间，就已把头巾与礼教风化联系起来，但此时尚未统称头巾为“文公帕”，而且民间习惯称为“乌巾”，或称“网巾兜”，也未确指为朱熹治漳躬亲教诲之一端。从上面引用材料来看，大约到了清中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以后才多以“文公帕(兜)”命名，对其解释才众口一词。 尽管清代士大夫或文人一再强调泉、漳、潮州三府妇女盖头巾是中原旧制、邹鲁遗风，是理学家教化的结果。然而，清代头巾遮脸更多的是贫家妇女的专利，其背后的事实是，这本是与中原有异的“弊俗”，其渊源向上可能要追溯至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异俗，向下可把今天之福建惠安女的 特殊服饰视作其遗存。 二、宋元文献记载与现今服饰遗存之印证 《永乐大典》引《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于宋元时期的潮州风俗，留下一段简要而珍贵的记载: 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教化未洽也，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25) 笔者惊奇地发现，其时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装饰，竟然与今天泉州惠安女的形象存在惊人的相似～惠安女的独特服饰，据陈国强等的研究，今天只分布于崇武城外、山霞乡和小岞乡、净峰乡三个半乡镇，可分为崇武、山霞类型和小岞、净峰类型两种。近二十年来大众传媒所表现的头顶缀花黄斗笠，头围缀花头巾，上身着短衣，露出银裤链、彩色裤带及肚脐的惠安女形象，主要是指崇武城外的。实际上，崇武城外现在的服饰是近百年甚至近几十年才改装的，大概是糅合了清末崇武城内妇女短上衣的特点，以花头巾和篾斗笠代替了旧时的黑帛“头篷”或布罩。(26) 宋元方志“敞衣青盖”之记载简略，以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遂觉豁然开朗，再也明白不过的。“敞衣”即是敞开着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肤;至于“青盖”，就是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此外，现今惠安女之头部服饰，与上述姚莹对清代漳州妇女“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之“文公兜”形象的记载尤为吻合。 事实上，除惠安女存在显著的特征外，时至现今，我们仍可在潮汕、闽南地区某些地点或某个特殊场合捕捉到“文公帕(兜)”的遗存。 闽粤交界处的潮州市饶平县新塘、坪溪及潮安县的凤凰、大山等乡镇的山区妇女，历来有戴“帕仔”的习俗:即取一块一尺见方的蓝色粗布，先将一面摺成两寸边缘，再摺成对半，打系于妇女头上的高髻。通常用于外出采茶时，时下仅有老妇女戴上它(27)。这种蓝色“帕仔”，其形制颜色应最接近宋元时期潮州妇女之“青盖”，似乎为其嫡传。在泉州，现今妇女仍有蒙巾者，如南安县老妇喜扎黑巾(多为丝织物，宽少许，自前额顺双鬓平铺至发髻处打结)，该县东田乡妇女则戴印有白花的蓝色方巾，巾沿出额，在鬓角处顶起成方形。而闽西妇女多折三角帕为头巾，也很有特色。 此外，饶平县如钱东、汫洲、海山等地在亲初死乘凶婚嫁———俗称“走贼日”，这种特殊情况下，“女方出嫁时头部盖一大块黑色的头布，这块黑布把新娘仔的整张脸挡住，而且一直披到肩膀上，新娘仔必须全身穿黑色的衣服，然后按选择的吉日吉时，自己悄悄地走到男方家里，去参加丧葬仪式。”(28)庄义青曾指出文公帕在现代的变相遗存，“用长达丈余的布料，盖头蒙面双垂至膝的妇女装束，今天在普宁地区可在丧葬队伍中见到，其形制完全一样，不过孝妇用麻布，邻妇亲戚用白布”。(29)不过，仅就以上情形，笔者尚未敢肯定绝对是文公帕在现代犹存之印痕，抑或只是特殊礼俗服饰的需要。在泉州的传统婚中，有“挑乌巾”的习俗，即新郎在洞房里有揭开新娘头上乌巾的习俗，送嫁妈念“榉乌巾，乌巾榉伊起，红凉伞金交椅。今日榉乌巾，日后生子又传孙”，这样挑乌巾的礼节才告毕(30)。 我们从整个地域文化背景出发来讨论考虑，潮汕与闽南在历史文化区域上的同一性(31)，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两者存在的共同地域的渊源关系。这一服饰的渊源应当很古老，宋元方志的编纂者就清楚地指出，“敞衣青盖”是一种与中原地区迥异的“弊俗”，这就与清代文人强调妇女处自避免抛头露面的理解完全相反;同时，文献并没有显示出其与外来的伊斯兰文化或阿拉伯民族存在某种联系。 为理解敞衣青盖服饰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有必要考察华南地区传统妇女形象及观念。在岭南地区，原来并没有中原地区那种“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32)。徐晓望的研究表明，在福建地区，传统女性要承担各种劳作，出入街市，习以为常，其社会地位比北方略高(33)。萧凤霞的研究也显示，在华南地方社会和历史中，妇女自有她们的天地和位置，也参与了地方文化和社会的创造(34)。潮汕地区自不例外，在宗族文献及口头传说中，存在不少颂扬女性祖先如祖妈、祖婆、祖姑等的例子，黄挺等认为“可能的解释是，在潮汕的土著居民中，原来有一种盛行于南中国的、与父系血缘传统完全不同的女性祖先祭祀传统，在中原文化向本地扩张的过程中，这种传统与宗族制度混融，并在宗族的传说和记载里留下了痕迹。”(35) 至迟到了13,14世纪，在以语言为表征下之民间习俗方面，潮州更接近于福建路沿海福、兴化、泉、漳四州(军)即时人所谓的“下四州”，而有别于同属广南东路的广州等地区(36)，但有不少的社会风习，在岭南(两广)地区却也存在共同的文化特征。与上述宋元时期广东潮州“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妇女形象类似的记载有如下数则: 北宋初或再早些时，循州(治在今河源市龙川县)龙川风俗: 织竹为布，人多蛮獠;妇人为市，男子坐家。(37) 北宋绍圣年间章楶撰《广州府移学记》，该文对广州风俗作如是描绘: ……又其俗喜游乐，不耻争斗。妇代其夫诉讼，足蹑公庭，如在其室家，诡词巧辩，喧啧诞谩，被鞭笞而去者无日无之。巨室父子，或异居焉;兄弟骨肉，急难不相救。少犯长，老欺幼，而不知以为非也。婚嫁间有无媒妁者，而父母不之禁也;丧葬送终之礼，犯分过厚，荡然无制。朝富暮贫，常甘心焉。岂习俗之积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欤,(38) 北宋崇宁初，朱彧在广州的见闻: 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39) 而南北宋之交的宋庄绰记载: ……(广州)又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 (广南风俗)……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装，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40) 以上材料，与《三阳图志》对潮州妇女形象记载两相对比，类似之处不少:妇女抛头露脸，习以为常，父、子别居，婚姻不待媒妁等等，在政区上同属广南东路的广州与潮州，两地皆然。尤其反映在妇女的日常行为与观念，明显带有强烈的南方土著色彩，与中原风习相去甚远。 若直以南宋朱夫子本人在漳、泉之政绩为例，可证明通常在传统社会，官府短期的移风易俗举措收到的成效甚微，而某些固有的民间习俗却有顽强的生命力。绍兴年间，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称“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昏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为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41)其时当出台禁令，但未悉效果如何。至绍熙年间，朱熹任漳州知州时，曾发布劝谕文十条，其一为:“劝谕士民当知夫妇婚姻，人伦之首，媒妁聘问，礼律甚严，而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聘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42) 然而，几年后的庆元年间(1197,1199年)，其弟子陈淳仍对家乡漳州乡村盛行演戏表示强烈的忧虑，担心其“诱惑深闺妇女出外，动邪僻之思……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43)明洪武间，“时礼教未兴，有长泰民妇雍氏贞洁，(徐)恭特为上其事而旌表之。”(44)贞妇仅此一例。朱熹劝谕的实效究是如何，可想而知。 朱熹任漳州知州时，又曾劝谕漳州“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殡寄寺院”(45)时在绍熙元年至二年间(1190,1191年)，而三十多年后，后任知州危稹看到的情况仍是“漳俗亲死不葬，往往攒寄僧刹”，只好择高地，辟为义冢，三令五申，督令收埋(46)。可见朱熹的劝谕并无实效可言;而危稹的务实做法，也只能局部地改变一时习气，不能切实扭转风尚。 由上可见，朱熹教妇女戴上所谓的“文公帕(兜)”之说法，不仅缺乏原始文献依据，而且根本就是办不到的。 即使到了明代中期，官修方志仍然称在潮州，夫妇离异自由轻率随便，且妇女大多不缠足。嘉靖年 )明中叶福州人谢肇淛曰:“今世吾间的潮州社会“父子或至异居，夫妇之间亦有轻相背弃者。”(47 闽兴化、泉、漳三郡，以屐当靸，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女多不缠足也。”(48)潮州也有同样的情形:“潮人喜穿木屐，至妇女皆然。”(49) 若再观蓝鼎元笔下的清代中前期的妇女形象: 妇女入庙烧香，朔望充斥，然皆中年以上者。及岁时应节，踏青步月，观剧赏灯，少艾结群，直排守令之闼，拥挤公堂，沸若鼎溢。遨游寺观，跳叫无忌，不复知人间有男女之别矣。海滨之妇，或捕鱼虾、拾蛤蜊以资生计。山城闺阁，日陟冈峦，樵苏为业，蓬头赤脚，多力善耕，虽昧逾阃之戒，然瘠土民劳，亦其势然也。(50) 可见清代中前期以前，闽南、潮州下层妇女并不像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副循规蹈矩的“淑女”形象。 遗憾的是，因眼界所限，笔者未能找到明代闽南、潮州妇女盖头的材料，此中论述存在时间缺环，所以只能作这样的推测:宋元时期潮州妇女的“敞衣”服饰在后来就渐渐地消失了，而“青盖”易变为黑色、杂色或花色盖头，因与理学家强调妇女避免抛头露脸的观念契合，被称为“文公帕”，保留至清末民初，而泉州惠安女保留至今的糅合的特殊服饰可视为“敞衣青盖”的“活化石”。 从上述材料来看，实在很难把清代的“文公帕”与《礼记》所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先秦儒家理想联系起来，甚至把它与唐宋北方的帷帽联系起来。当然，中国妇女“蔽面”的风俗由来已久，汉代 女子有头戴“面衣”(或称“面帽”)隋唐时期，从西域传入的羃籬，中唐之后，为帷帽所代替，主要在上层妇女如宫廷妇女中流行。先抛开梁绍壬记载的孤证不论，韩愈治潮不过八个月，未见有令潮州妇女戴上羃籬或帷帽之记载，即使有，也绝无流传及普及之道理。 “文公帕”与“邹鲁遗风”的说法就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韩文公、朱文公云云，明显出于清代文人的附会。闽南主朱文公遗制，潮州主韩文公遗制，两位文公，孰是孰非，不必在此纠缠。 三、“文公帕”在周边地区的变异与非汉族群文化标志的解释 清代潮州府的客族妇女(大埔、丰顺二县)及嘉应、惠州妇女流行一种称为“苏公笠”(凉帽)的服饰: 惠州、嘉应(州)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51) (镇平)俗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功樵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檐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障日，名曰凉笠。(52) 而在政区上隶潮州府的客属大埔、丰顺二县也流行: 客俗妇女晴夏皆戴凉帽，制用竹织。其式为圆箔，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周遮头面，而长夏操作，可以迎风障日，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53) 不仅在粤东，有学者指出，在赣南、闽西的客家妇女也同样流行戴“凉帽(笠)”习俗(54)。清代姚莹已记载:“余初至广东，过大庾岭，见妇人担负者，首戴帽如草笠，空其顶以出髻，有帷四垂，深约四寸，轩其前，轾其后。嗣至闽中，妇人担负者亦然。”(55)此处的“闽中”应该专指闽西的生活着客家人的汀州地区。闽西的凉笠具体形象如下: 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实别有一番风韵。(56) 凉帽至今在客家地区仍习见，梅州地区、惠州、深圳、广州增城、等地的客家妇女于田间劳作仍有戴凉帽的。 本来朴素的“凉帽”雅称“苏公笠”，变成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挂上钩的事物，当然也属文化模式的附会，与韩愈、朱熹之教习文公帕之传闻，其事理是一样的。但我们确实也看到，客家地区妇女以竹帽(笠)代替头巾，确实离潮、泉、漳之“文公帕”有些距离，不过事理仍是同一，何况竹帽之外，还留下以绸、布缝缀四边的一条“狐狸尾巴”。 在台湾地区，学者连横称“前时妇女出门，必携雨伞，以遮其面，谓之含芯伞。相传为朱紫阳治漳之俗，后则合之如杖，尚持以行，而海通以后，改用布伞，以蔽炎日。”(57)又说“旧时妇女出门，无论晴雨，必持一伞自遮，曰含芯伞，犹漳州文公兜之遗意也。”(58)观其形制，似乎与“文公帕”无涉，也比“苏公笠”走得更远了，仅存象征性了，我们自然可理解为随闽南移民而把其习俗传播到台湾后而产生的变异。 在全国诸多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服饰中，各种各样的盖头或头巾是很普遍的。以粤东闽南地区而论，历史上与妇女盖头关系密切的既有畲民，也有蛋(蜑)人。 “畲”人主要分布地域是闽、粤、赣、浙、皖、黔等地，昔年尤以闽粤赣边为中心据点。南宋后期所谓的“畲民”，是汉人对闽粤赣边居住在山谷间的原住民的称呼，其族群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居住岩谷，刀耕火种;使用毒箭打猎伤人，会打击土、竹乐器以示庆祝等。而在元代，“畲民”却被用来混称闽粤赣边那些不入编户，与政府不合作的各个武装集团，不限于未开化之原住民。谢重光对“畲族”概念的界定尤可供本文参考。其表述为“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移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袵、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59) 被称为“蛋”(蜑)的族群，历史上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南方，以闽、粤、琼、桂四省(区)为普遍。以潮州地区为例，在北宋前期，已见有关蛋(蜑)人的记载，宋元明清以来，居住在江河沿海的蛋(蜑)家与栖身于深山僻岭的畲人，是潮州地区在文化上有别于汉人的的两大类主要的人群(60)。潮州蛋人之入编户，早在宋代已然(61)。其与汉人接触与融合比畲民发生更早，也更密切。周伯 琦笔下的元代潮州社会，就讲到“贾杂岛蜑(人)，农错洞獠。”(62)明中叶潮阳县“其西南江上又有曰蛋户者，岸无室庐，耕凿不事，男妇皆以舟楫为居，捕鱼为业。旧时生齿颇众，课隶河泊(所)，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63) 长期以来，畲、蛋(蜑)与汉共同生活于一处，相互依存，互为消长。蛋(蜑)人、畲民向汉人的转化显然是一个绵延持续的过程，“汉”与“蛋、畲”概念之界定与模糊也变更不常。在早年，许多被称为“汉人”的，其先民原是蛋(蜑)人;部分原居陆上平原、台地居民的汉人，由于某些原因而迁居于山洞、水上而被称作“畲”、“蛋(蜑)”人。 于是，历史上闽、粤地区畲、蛋(蜑)人妇女的的服饰，可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与启示。 清代闽西汀州府长汀县的畲民，“妇人不笄饰，结草珠若璎珞蒙髻上”，又“女子不笄饰，裹髻以布”(64)。此外又说清代畲人“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璎珞状”(65)。据此看来，客家妇女之“苏公笠”俨然是畲妇头饰之翻版。王增能也持类似的看法(66)。潮州饶平、潮安北部妇女戴“帕仔”的起源，便有一说是来源于凤凰山顶石古坪村的畲族人家，后来他们同汉族关系日趋密切，畲、汉通婚，故此习俗便传播开来(67)。 郭志超的研究认为，惠安东部文化具有蛋民的文化特质，推测历史上惠东的汉民应与蛋民发生过文化接触，产生了文化涵化(68)。若其观点成立，也可证今之惠安女服饰即旧时“文公帕(兜)”承袭了蛋民的文化标志。据张寿祺先生的调查，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江口及广东省沿海江河仍生活着不少的水上居民———蛋家人。其妇女一般穿着蓝、黑色衣裤，夏天，她们人人戴着一顶用细竹篾编成有深弯帽缘的圆顶竹帽(笠);冬天，所有妇女都喜欢包上一条黑色的头巾(69)。在潮汕地区的饶平县，过去的水上人家(疑特指蛋家)衣着跟陆上人家不同，他们的上衣均缝上两色布料，头上戴竹笠必垂帘以遮面容(70)。 由此看来，华南旧时畲人、蛋家妇女的传统服饰与“文公帕”、“苏公笠”关系密切，其彼此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渊源。一直以来，被视为潮、泉、漳州汉人妇女和闽粤赣边的客家妇女符合于儒家礼教的服饰，其实带有强烈的“土著”文化色彩。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泉、漳、潮州一带妇女流行“文公帕”或“文公兜(斗)”服饰为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而周边客家地区的“苏公笠”(凉帽)与台湾的“含芯伞”是它的变式。该服饰习俗至迟可追溯到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而今天泉州惠安女的特殊服饰及闽南粤东个别地区妇女盖头帕当为其活化石。清代文人以社会风化、理学正统眼光来解释，并不符合实情。因此，笔者以为，它很可能是汉化土著(或为蛋、畲人的先民)的服饰遗存，也有可能在原本土著(如畲、蛋人)习俗影响下，为早期(宋元以前)入迁闽粤的汉人接受下来的带有土著色彩的习尚。至于“文公帕”、“苏公笠”云云，只是清代文人出于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对文化名人的曲意附会罢了。 注释: (1)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6,28页;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黄超云:《“文公兜”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3)郭联志:《漳州回族穆斯林的来源及后裔》，载《福建民族》1996年第2期，转引自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4)不著撰人:(新造)《刘明珠穿珠衫》(潮州歌册)卷二，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5)不著撰人:《龙井渡头残瓦记全歌》(潮州歌册)卷一，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6)林培庐编辑:《汕头民俗周刊》第一期至第二十期汇刊第84页，绍兴汤浦民间出版部，1931年11月。“挈”、“跐”为潮州方言俗字。“挈”:拿来;“跐”:伸展。 (7)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8)清?周恒重修: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三《纪事?杂录》摘录唐文藻修嘉庆《潮阳县志?风俗》，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198页。 (9)饶宗颐纂: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物部》，第3,4页。 (10)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泉州府》第2页引《同安志》。 (11)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第9页。 (12)转引自黄超云:《“文公兜”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13)清?乾隆吴宜燮修，黄惠等纂，光绪吴联薰增补:《龙溪县志》卷首，光绪五年增补重刻本。 (14)民国?陈鉴修:《龙溪新志初稿》卷三《轶闻》，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15)清?姚莹:《康輏纪行》卷十四，同治刻本。 (16)清?彭光斗《闽琐记》卷一。 (17)光绪《潮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下》，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624页。 (18)民国?陈鉴修:民国《龙溪新志初稿》卷三《轶闻》，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19)《同安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采陈棨仁《同城竹枝词》注，转录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34页。 (20)清?沈定均修: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民风》，第4页。 (21)同(9)。 (22)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等纂: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丛谭》，民国十七年翻印本。 (23)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第24页引《(龙溪)县志》。 (24)清?张懋建修，赖翰颙纂:乾隆《长泰县志》卷十。 (25)《永乐大典》卷5343第12页《永乐大典?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下又接引《三阳图志》作补注。 (26)陈国强等:《闽台惠东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176页《妇女特别服饰》。 (27)詹克武:《“帕仔”》，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5,36页。 (28)邱秀娇的调查材料，调查地点:饶平县汫洲镇;时间:2002年3月。 (29)庄义青:《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2,63页。 (30)刘浩然:《闽南侨乡风情录》，香港:闽南人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45,46页。 (31)拙作《试论历史上潮汕与闽南地区于文化区域的同一性》，未刊稿。 (32)〔日〕牧野巽:《广东原住民族考》，载《牧野巽著作集》第五卷，御茶の水书房，1985年，东京，页221,233，转引自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载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7,378页。 (33)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56,264页。 (34)萧凤霞:《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14期，1996年。 (35)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4,505页。 (36)参见拙作《试论粤东闽语区的形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7)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一《循州?风俗形胜》引《寰宇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2922页。 (38)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161页。 (39)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40)宋?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第53页、第66页。 (41)宋?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文渊阁本，1987年。 (42)宋?朱熹:《朱子大全》卷一百“文”，四部备要本，第1733页。 (43)宋?陈淳《上傅寺丞论淫戏》，载《北溪大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文渊阁本，1987年。 (44)万历《漳州府志》卷四引正德《志》，第82页。 (45)《朱子大全》卷一百“文”，四部备要本，第1733页。 (46)万历《漳州府志》卷四。 (47)明?戴璟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 (48)明?谢肇淛著，郭熙途校点:《五杂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49)明?郭子章《潮中杂纪》卷十二《物产志》，万历刻本。 (50)清?蓝鼎元撰，郑焕隆选编、校注:《蓝鼎元论潮文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86页。 (51)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52)清?黄钊:《石窟一征》卷四，中国史学丛书续编本(台湾)，第175页。 (53)上揭《潮州志?丛谈志?物部》页5引丰顺李《志》、《两般秋雨庵随笔》、《雪泥杂述》， 并加按语“东坡谪惠州，携朝云随侍，暇辄令其艺圃莳花，故制此笠，惠州、嘉应妇女群相效之，今大埔、丰顺妇女行之如旧。” (54)马风:《“苏公笠”》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55)清?姚莹:《康輏纪行》卷十四，同治刻本。 (56)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载《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0辑。 (57)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三《风俗志?衣服》，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46、1947年重庆、上海本，第412页。 (58)连横:《雅言》，转引自黄超云:《“文公兜”的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59)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60)潮州畲民与蛋民之研究见饶宗颐《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及The She settlements in the Han River,Kwangtung.;《说蜑———早期蜑民史料之检讨》，分别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页87,137。又可参见饶氏《潮州志?民族志》(未刊稿)。 (61)上揭《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引《三阳志》载潮州户口“比岁以来，总税、客户与蛋户言之，以户计者，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以口计者，一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二。” (62)元?周伯琦《廉访分司肃政堂记》，载上揭《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潮州府三》引《图经志》。 (63)明?林大春纂:隆庆《潮阳县志》卷八第3页。 (64)清?陈朝曦修:乾隆《长汀县志》卷二十四范绍实《猺民纪略》、卷二十六《丛谈附》，故宫珍本丛刊第121册影印乾隆四十七年刊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 (65)施联朱编著:《畲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66)同注(56)。 (67)詹克武:《“帕仔”》，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5,36页。 (68)郭志超:《田野调查与文献稽考:惠东文化之谜试解》，载《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69)张寿祺:《蛋家人》丙《习俗与民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第162页。 (70)饶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饶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95页。 潮汕民俗史话............... 红头船起名说 清代康熙年间，澄海樟林古港被誉为“河海交汇之墟”和“南粤通洋总汇”之地。澄海先人从这里驾驶红头船扬帆出海，故有“红头船”故乡之称。 散文大师秦牧(樟林人)的《故里的红头船》写有:“红头船，即一种船头漆成朱红色，单桅或双桅木材结构的大型帆船，从这里装载旅客和货物，乘风破浪，扬帆远征……南下出航暹罗、新加坡诸邦。” 人们历来都把红头船当作清代潮州一种从事远洋贸易的商船，据史书记载，红头船并非以营造法式或用途来命名的，应追溯到清代的海禁条令。清代雍正朝为防范出海民船违法资盗，诏令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故此，广东把出海的一切民船，包括渔船和商船，船头油漆红色，桅杆亦油饰红一半。清雍正元年(1723年)7月之后广东出海的民船都把船头油漆成红色。 广东民船船头漆为红色的因由是: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故船头用红油漆饰，青色钩字，红头船的由来就是如此。 此外，江南(江苏)位于北，北方属水，用黑油漆饰，白色钩字;浙江位于西方位，用白油漆饰， 绿色钩字;福建位于东方位，用绿色油漆，红色钩字。因此，凡出海民船有“红头船”、“白头船”、“绿头船”之分。清代海禁防范从民船船头油漆的不同颜色辨别就一目了然。 明清潮州名园波萝房 波萝房位于西平路南段庵巷尾，即在辜厝巷尾与郑厝巷尾之间。光绪《海阳县志?古迹略一》云:“波萝园在城南隅，明尚书翁万达故居”。翁万达，揭阳鮀浦(今为汕头市郊区鮀浦镇)人。其气节、学问、勋业人所共知。然据耆宿相传，该园实为万达后裔明末翁陶峰之私人园林。 清初，潮州烽鼓不息，家园荡折，遍地哀鸿。富民丘裕敏(清末名士丘芝田的先祖)为避祸，弃家遁至福建汀州，故虽家道中落而身完，子孙亦蕃衍。丘裕敏乱定归潮，筑庵于波萝房终老～近代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曾为诗吊之曰:“渔市巷留先代宅，波萝房筑定僧庵。宝盆虽去家还在，绝胜金陵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的金陵巨富，因事遭明太祖流放云南)”。 道光年间，镇平(今蕉岭)黄钊置雁也来红馆于波萝房。钊(1783-1853)，字谷生，号香铁。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历官潮阳教谕、翰林院侍诏、内阁中书，在京缮书馆多年。道光八年(1828)，潮州知府黄安涛慕其才，延为幕宾，筑室于竹木门街供其居住，并赠孺子婢二，以娱晚年。十八年，主讲韩山书院。“东波萝园之胜，移家僦(租赁)居其间”(见《海阳县志.列传三》。后归里，设馆教授生徒。生平潜心著述，与张维屏、黄培芒等合称“粤东七子”。同治年间，又有邑人画师林松，林青兄弟居于此。林松檀长花鸟、草虫;作品形神兼备，栩栩栩如生，颇受时人喜爱，惜传世作品不多，中年早逝。弟青，亦擅画。 波萝房究竟有何魅力，竟博得众多名士之青睐呢,据清邑人林川《韩江记》云:“我郡园亭最昭著人口者:城外东臬(今意溪)，城内波萝房也，庭院池台，无出其右。而波萝房尤以假山奇石胜。或若人立;或若兽蹲;或如奇鬼，森然博人，他处所未见也。”韩山掌教古闽星岩黄硅光游园题有联云:“鼓吹移来蛙两部，楼台让出水三分”。布局独特，雕饰精致，故“波萝怪石”遂被列为潮州内八景之一。终因业权屡易，多姓杂居，乏人管理，民国时已荒废，然旧迹仍依然可辨。解放后改建为民房，仅剩巨石十数块弃置路旁，今亦不见。斯时斯景，令人不胜唏嘘～ 潮汕民俗史话............... 1921—1936年的汕头市中山公园 汕头中山公园的建设 (一)公园定址月眉坞 因历史的风云际遇，19世纪末期，汕头从原来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并崛起了一个在相当大程度上脱离官僚控制的海上贸易实业家集团，承担起地方社会的公共管理责任。由于汕头的位置日显重要，民国10年汕头埠与澄海县分治，设立汕头市政厅。同年，首任市政厅长王雨若到任，遂发表市政《布告》，着意效法欧美开办市政，“考市政之兴，肇始于法，极盛于美，近来世界各大国靡不殚精竭虑汲汲讲求能使全国都市庄严璀璨蔚为巨观……海禁既开，欧化东渐，识时之士亦稍知改良市政为当务之急”。王雨若选择了位于市区西北部、韩江下游淤积地的月眉坞筹建公园，定名为中央公园。月眉坞四面环水，与澄海县仅一水之隔，由同治十三年潮州总兵方耀疏浚韩江梅溪水道，所起淤泥堆积而成。民国12年，萧冠英任市政厅长，以改良都市为先务，提出扩张汕头市区并分区建设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再次强调“于月眉坞设一中央公园，以供随时之游息”。此计划经省政府批准后，次第展开。民国14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次收复潮梅后召开市民大会，决定把中央公园改为中山公园，以纪念孙中山。民国15年，范其务继任汕头市政厅长，再把筹建中山公园的议案呈准省务会议通过，并呈准收用月眉坞全部为公园用地。市政厅随后发出《收用月眉坞公告》， 通知 关于发布提成方案的通知关于xx通知关于成立公司筹建组的通知关于红头文件的使用公开通知关于计发全勤奖的通知 该地业主按时到市政厅缴验契据，领回地价。由于逾限无人缴验契证，市政厅遂呈报省府批准宣布月眉坞300多亩土地无偿收归公有。至此公园的建设用地最终以法定形式确定下来。 (二)为什么要建设公园? “汕头商埠，虽愈八十年，前无所谓公园也”四。为什么民国建立后特别是汕头市政厅成立后，数任市政厅长都强调要建设公园? 市政当局开始是着眼于公园具有“都市肺脏”的功能，建设公园以改善城市环境。同一时期国内城市进行公园建设的宜传也不时见诸市政刊物、报端、学人论著、杂志等，如1914年，北京市政公所的《市政通告》发表编辑部文章谓“只要有了公园以后，市民的精神日见活泼，市民的身体日见健康……简直说罢，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民国17年，汕头市长黄开山在中山公园开幕词中提到:“都市之现象，因人口集中，住户栉比，种种有害于市民健康之事，亦随之而日增……而公园之设，乃其中之要者，盖公园之于都市，实如人身之有肺腑，藉以运行其血脉，而涵养其生机者也。”同年，汕头筹建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甫一成立，即发表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建设公园的必要性: 汕头自开港迄今已达七十余年，毂击肩摩，日臻繁盛，蔚然为岭东国民生活之中心……一般市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固然蒸蒸然焉求其完备，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久陷于枯燥烦闷之中，„都市为国民之坟墓?一语殆可为汕市而发。是岂二十世纪之社会所应有公园之辟又乌可缓哉?夫公园为一般市民之肺脏机关，即为精神生活寄托之枢纽。欧美各国对于经营公园日增月盛，美国市政府特设公园课司其事，英伦晚近更有所谓花园都市之运动，皆不外蕲求满足市民之精神生活而已。 另外，建设公园也是近代中国仿效西方进行市政建设的一个表现。在中山公园开幕演讲中，黄开山市长特别提到国外城市建筑公园的经验。他说，据纽约公园技师查理士当利之意见，则十万人口之都市，应有公园面积1，500英亩，即 552，500井，其中分为森林公园一，大公园一、小公园十、游戏场五十、街苑草地若干等，此为十万人口都市之理想公园。按此算法，汕头也应该建设公园，而且至少应该有面积7，200余井。 这些都在于努力唤起市民对公园建设的热情，促进公众对在都市建设公园的意识和渴望，试图建立市民对公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公园的建设 民国15年9月15日，市长范其务和驻军汕头的何应钦军长联合举行中山公园奠基仪式。之前，范、何二人联合向社会发起募捐，得款数千元，在园内建筑一座园门和木桥。民国 16年冬，萧冠英再次任汕头市长，而范已转任潮梅财政处长。为支持中山公园建设，范其务拨出罚款毫洋1万元作为专项经费，以之设立苗圃、填高土壤。嗣黄开山任市长，继续公园内的填筑工程，并令工务局制就公园计划图案，划分园内务区，建设道路，盖搭亭寮，移植花木，以为市民游乐。民国17年 8月28日黄开山在临去任前举行汕头中山公园开幕典礼，并在公园开游艺会三天。公园开幕在汕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每天入场观览之市民，数逾三万，实为汕市空前之盛举”，游艺会售得门票1万元，又用以开辟了数条路基及修搭了四五座竹木茅亭，时人这样描述: 由中山路远望，即见环园竹篱及公园牌坊，牌坊高数丈，制以三合土，形式呆笨，工作又劣，殊欠美观。跨木拱桥即抵园门，举首纵览，所见者为凹凸不平之新土一片，纵横犁成方形。旁列花盆，隐约可见，规划形状，惟草皮未铺，盆花未移，殊乏园趣。所践之路，虽具直线形式，而砂厚数寸，步履维艰。园中有圆形池一，中列花盆数十，内无滴水，谓为喷水池，实则雏形未具。池左畔有茅亭两座，木椅数张，尚堪一避烈日。缘全园露天，并无树木之阴，或庑廊之庇也。由亭北望，未填土部分，将来预作运动场者，尚为一片绿芜;且地势低下，渠道未设，积潦至多，韩江水涨，全场时或淹没。场北原有泥堤，已崩缺多处，此为潮水淹没之原因。所拟辟作莲池之区，则淤泥填积，水草纵横。右畔之游船区，广可百亩，满种禾稻，挖掘浚深以为水沼，工程浩大，可以臆度。园之西，有苗圃一所，其间稍种花品，间以树林，尚成一小规模苗圃气象。此外其他建筑物，除清党碑一所外，无可指数。而拟作水榭茶楼等地，尚为酱园酒厂所占据也。 至此，公园已有园门、牌坊、花圃、茅亭、纪念碑，园内路基也已填土，布置虽嫌简陋，且部分地区仍然会被韩江水淹没，然亦雏形初具，不再为市民眼中之“口头的公园”。 民国17年秋，陈国渠接长汕头市政，成立筹建汕头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下简称为筹委会)组织公园建设事宜。筹委会“就原日图式，详细设计，重绘新图，分期行事。其不善者改良之，其缺乏者增补之。虽比向者较整齐而有序，亦不敢谓为完备也”。筹委会制订了公园建设规划:分西洋式花园区、东洋式花园区、游船区及南北酒楼茶室区等四个区域，可谓中西结合，融休息、娱乐、消遣消费于一体。具体为: 1(西洋式花园区。公园筹委会认为月眉坞“地既平坦，无山石林木，作西洋式花园，工程较简……故全园之大部分，率取西洋式布景，参以本国式建筑，并多种树木以为掩蔽”，且“地方辽阔，经费有限，求其速成”。该区位于公园入门至中部，宏敞华丽，足使游人人园，即生游目骋怀之想。游人由公园路北人园，跨过三合土筑成的单拱桥，可见牌坊一座，旁植巨树以陪衬，往前进为喷水池，中塑自由女神像，池后即为孙中山铜像。铜像高出自由神一倍，为人门视线所必注者。铜像左右为花坛，中栽名花，旁铺绿芜，穿插以音乐亭、公园纪念碑。再往北即为运动场，场西有体育会室。室前为大丛林，林中有亭，居小山之上。遍种各种常绿大树，下设座椅，以为避日纳凉之区。运动场北为仿北平宫苑式的中山纪念堂，再北为望湖亭。 2(东洋式花园区。该区在公园西部和东部两侧，计划建设为古典式园林，主要为植绿树、盖搭花篱竹廊藤架，设苗圃，遍栽名花竹树，垒砌假石山，挖小荷池，设观荷亭，湖中心建水榭，筑假石八阵图、小桥，使得游人人此有迷混之谐趣。主要的建筑有济案亭、清党碑、图书馆、高绳芝纪念亭、儿童运动场、公园管理处、动物园等。 3(游船区。筹委会利用月眉坞部分低洼及积水地区因地制宜开辟为游船区。水面广百余亩，浚深较浅部分后把所得之泥土堆为山，上设嘹望亭，依水势筑藏船坞、或长或短之拱桥、九曲桥、迥廊、湖心设湖心亭、喷水池。使游船区达到“当清明之夜，或不减平湖秋月之观也”的景致。 4(南北酒楼茶室区。公园面积广阔，计划建设酒楼茶室以备一般游客休息饭饮之用。择北部酱园为北游艺区，拟建酒楼及游艺场、露天茶棚、茶座、音乐亭;南部菜园为南游艺区，设电影院及大舞台。 在筹委会的主持下，造园分基本工程和建筑工程二类分期进行: 基本工程即填土、筑堤、修路、造桥、种树、铺草等事项，分四期进行建设。第一期为:修筑北堤、设水闸、筑灰沙路、填土等。第二期为:建筑园内各灰沙路、石堤、堆石山、筑好小荷池之边岸、填平泥地、拆卸酱园、种树、种竹、填平各花坛并铺草皮、填高儿童运动场并铺灰沙、建筑拱桥、安设环运动场及灰沙路之栏杆并灯柱等。第三期为:建筑灰沙路及石堤、加阔游船区全部土堤、堆筑八阵图、拆去园内各铺屋，填平各坎陷、种树、堆筑假山、搭棚、建筑拱桥、安设各路边栏杆及电灯。第四期为:填筑大山、小山、填筑中部游船区之高山峭壁并搭花棚、建筑游船码头、拱桥、插水迥廊、小木平桥、九曲桥、山洞、山上种树、安设各山上之电灯柱。 建筑工程指盖亭、造楼、植碑、立像等事项，分五期进行。第一期主要为:筑运动场、济案亭、喷水池等。第二期为:建筑公园管理处、浇花之淡水池、湖心亭之水榭、观荷亭、纪念亭、音乐亭、公园纪念碑、体育会、动物园。第三期为:建筑图书馆、中山纪念堂、中山像、儿童运动场、望湖亭、华丽灯柱、琉璃花厂。第四期为:建筑北部大酒楼、北部大游艺场、音乐亭、公厕、南部大舞台、南部影剧场、雨亭。第五期为:湖心大喷水池、湖心八角亭、高山上之小塔及亭、候船亭、湖心小亭及桥、各小山上之小亭、茶室、水榭及桥、廊及石级、大山上之高塔及望楼。 有了详细的规划，公园建设很快就碰到经费问题。这个时候，市政厅不得不求助地方社会，希图通过借助地方社会的力量尤其是商人的财力来完成建筑，这也是陈国渠组织筹委会的根本动因。筹委会成立后，公园的第一笔较大的收入，来源于政府批准征收的全市各商户一月房租捐。至民国20年房租捐因故停收，又呈准潮梅善后公署每月发行中山公园有奖券一次进行筹款，所得颇丰，使工程得以进展。但是仅举办八期，又被迫停开，公园建设立即停顿不前。后经多方赴省力争，方予恢复，但只准每二月开彩一次，较前比收入已减少许多。根据筹委会编印的《筹建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报告书》(共三期)(下称《报告书》)所载，汕头中山公园的建设资金的大概可归类为:政府拨款、募捐所得、发行彩票余利以及公园经营所得;支出方面主要是工程建设费、经常公费、花木、补贴费等。报告书详细报告了自民国17年10月23日起至X年12月止经费的收支情况，前后五年多共收入 363904(031元，支出 344548(63元，结余19355(401元。多渠道经费的筹集终使如此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在既不取扰市民、亦未成为市政当局沉重的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得以有所进展。历五年至民国23年，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风景甚胜，列其时汕头八景之首，名为“中园晚棹”。筹委会在第三期报告书中自豪地宜称:“今也林木蓊翳，道路四达。有凳可坐，有艇可划。晚间电炬通明，城开不夜。虽设备尚多未周，而雏形可谓略具。滨海商市得此稍可游息之去处，亦慰情聊胜矣!”成书于民国24年之{潮梅现象》安排了很大的篇幅给予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本文摘录于此，让读者一领其时公园之风采: 总揽全园，则入门牌楼高耸，红瓦黄垩，宝碧堂皇，颇饶东方色彩。楼之前为洋灰桥一所，平坦壮丽，游园纵、步，无拥挤之虞。惜桥垣无孔，形如夹墙。登桥者，乃之凭栏远眺长河落日之观。桥形遂感呆笨焉。楼之后有喷水池一座，面积虽广，而美观实用，两无可取。其塑像尤未佳，闻构造时，工费颇巨，不数年今已破坏不堪矣。其左为园办事处，建筑兼中西之胜。中庭小池一环，菱荷扶疏，白莲翠盖，尤饶韵致。前曾一度驻军，马矢盈垲，游人病之。其右为花圃，编竹为林，遍植花卉，前有杜鹃，亭亭艳立，顾影生姿，抚篱低吟，游予遂多天涯之感。济济南亭，构建雄伟，纪念五卅惨案者也。其余为纪念碑，及宋少东纪念像，高绳芝纪念亭等，均有可观。其后辟运动区域，建设未周，现有篮球，足球，排球等场，均尚草创，更无运动器械，专员指导。其右方本为儿童运动区，设备原颇称完好，惜保护未周，又乏园栏限制，启闭时间，大多数为不顾公益之成年游客所摧坏，断梯残板，时有所闻……园中尤推东隅水榭为最热闹，或饮水，或划艇。沿堤稚柳垂阴，傍水则复土成山，垒户作洞，韩江之水流乎堤外，河航之影摄乎湖间。近岛则青螺绿翠，远屿则明灭浮汀，或复茅作亭，绿藤为拄，有田野之风。文石作垲，洋灰范屋，明灯幻彩有华丽之概。其临湖假山一处，石磴迂回，小径曲折，或辟洞，或垒石，或飞崖，或悬藻。游者真觉五步一台，十步一洞，无中见有，有中疑无，笔不胜书，目不暇接，是为潮阳姚某、郑某所匠心者，其余沿湖岛屿亦然，全局设计，颇能入览，惜其人因事去，未尽全才也。 此时同开幕时公园简陋之情形相比差别可谓大矣!而且，在公园中不断修筑了牌坊、小桥、运动场、儿童运动场，搭建各种凉亭、水榭，修建了花圃，种植各种树木、花草，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憩、游览、娱乐、运动的好去处;也修筑了各种各样富有纪念意义的石碑、塑像、亭子等等，寓教于乐，融游乐于教化之中。 三、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的修建对汕头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园建设后，首先改善了汕头城市的环境，使原来的韩江淤泥遍地、潮水出没的月眉坞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公园，真正发挥了作为“都市肺腑”的功能。受西方公园模式的影响，中山公园被建设成为集古典园林、西洋花园、饭店、茶馆、剧院、游乐场、照相馆、体育场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同时，在这样的公共场所中，市民通过扩大社会交往，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培养，使市民也日益意识到公园的建设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自觉行动起来呼吁、维护城市的环境，促进公众的健康，显示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市民意识的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公园在塑造近代新型市民的过程也是国家推行党化的新的场所和途径。公园的建立以及自由神等纪念性建筑的构建，表明政府在不断塑造并强化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方面的努力。 (一)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公众健康 公园筹委会多次强调公共卫生、民众健康的重要性，在其宜宫中就开宗明义地宜称“公园为一般市民之肺脏机关”以唤起市民对公园建设的热情。在公园规划和建设中，处处体现了公园建设者对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城市环境的信念。月眉坞“居汀洼隰下之地，乏山林岩谷之观。一望乎芜，寸木不长，潮水出没，泥土辛咸”。在这样的环境建设公园，首要之事当然在于填土，并大举植树、种竹、栽花、铺草等，这亦是筹委会初期的工作重点。在公园筹委会尚未成立前，市长范其务就已在公园设置了苗圃，试种培育树苗盆花，以解决花卉树种的问题。至民国23年，公园绿化已颇有成绩，公 园内树木蓊郁: 现在公园中既成林者，有„合欢林?，该林位于儿童运动场左右，株数千余，生长颇佳，每株平均高度，几达丈余。特警对面有„有加利林?，株数较合欢林为少，其生长亦甚佳，每株平均高度二三丈余。惜旧时未断其主干，故只见高生，未能获荫乘凉。此外散植园内如木棉、凤凰、台湾相思、苦楝……等树，均亦蔚然成林矣。由此可知其过去期间，将于各类种籽，亦经尽量搜罗，而有育成苗木达百数十种之多。 公园筹委会于民国22年改组为公园建设委员会后，继续重视公园的绿化工作;但工作重点已从植树栽花转移到保护、改良现有园林上。花木的种植、保护以及改良，大大改善了汕头的城市环境，公园“鸟类栖集，成群飞舞，绕树迥转，鸣声上下”，而注水成湖则使“湖之滨水鸥成群游泳，往来戏水成波，尤足骋怀游目，此所谓天然之点缀也”，“颇增游人之兴趣”。为保护这一美好环境，公园当局请市政府严令禁止市民在公园弹射鸟类，请驻汕部队禁止军人放马人园吃草。 公园筹委会还非常关注公园周边的环境卫生，尤其是空气的质量。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民国19年华侨张奋生、蔡子通等回国并游览了公园，对公园规划、设施赞不绝口，称“纵使彼白人见之，亦当惊叹拜服也”。但发现有数起黑浓烟由公园的东南方吹来，顿使全园空气恶浊，充满乌烟瘴气，“不能片刻留者”。张奋生等直奔浓烟之所起处，乃发现系位于华坞路一带沿公园岸边林立的灰窑烧贝壳灰所致，于是向筹委会呈称“公园乃全市十数万居民恢复疲劳，休憩停足之所，对于空气卫生最关命要……查熠烟深含毒质，嗅之甚者易生喉疾，倘非严请当局勒令即日迁出市外或徙离之较远之处，对于游园民众卫生大生妨碍，而于公园声价成绩更不堪设想矣”。收到函件后筹委会随即于当年8月28日转请市政府查明办理。9月7日，《汕报》、《岭东民国日报》就已分别刊载消息，报道市政府作出规定，限制华坞路一带灰窑烧灰时间以晚上2—4时为限。由此可见，政府的反应也是非常快速的，反映了政府对城市环境和市民卫生的重视。消息一经报纸宜传，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有的盛赞公园筹委会善举，有的自觉监督灰窑业主是否遵守政府规定。9月间就已有市民王佐生等7人致函公园筹委会，说读了报纸关于筹委会函准市府规定华坞路一带灰窑烧灰时间的新闻，深感筹委会不折不挠之建设精神和力保市民卫生幸福之至意，盛赞其先市民忧之苦心精诚，当为万众蹲拜。王佐生等同时向筹委会报告该灰窑并没有遵守规定而继续烧灰，他们提出要制订处罚规则，把罚金充公园建设费。筹委会接函后立刻转请市政府“饬局依照规定时间执行以重功令而维市民卫生”。 (二)为城市创造新型的公共社交空间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功能。之所以有这些功能，乃基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人们对于“玩”和交流的需要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清末，电影这一近代新兴的娱乐形式传到汕头，影院成了市民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清末杨少山的《汕头纪游竹枝词》就有“电戏都从外国来”的描述。中山公园为市民创造了另一个新型的公共社交空间，首先在都市中开辟了一个自然空间，使市民在繁忙都市生活中得有一自然悠闲之去处;同时通过游戏场、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儿童运动场、动物园以及影室等的设置，使公园的功能更加综合化、多元化，满足了市民对体育运动、游乐休闲、学习的追求。公园的开辟为近代汕头创建了又一个公共娱乐空间，为市民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业余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深受市民和政府的欢迎。 民国17年8月28日，中山公园举行开幕典礼并开游艺会三天，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往，“每天入场观览之市民，数愈三万，实为汕市空前之盛举”。当然每天三万游客肯定并不全是汕头市的居民，估计还包括毗邻公园的一些村子的村民。尽管如此，如果每天人场观览的人数是准确的话，以当时汕头人口不足14万的规模来说，比例确实很大。随着公园的景致日益优美，设施日臻完善，到公园游乐成为市民及周边村民的乐事，对于那些返乡的华侨来说，公园更是游览的首选之处。因而公园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时人谢雪影先生在《潮梅现象》中用优美的文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盛夏时节市民公园夜游图: 每当盛夏逼人，日间市民率多蛰居，至夕阳西坠，则群莅园散步。园中尤推东隅水榭为最热闹，或 饮水，或划艇……迨及皎月东升，晶蟾焕彩;此时暑气全消，熏风南来，夜情尤为幽美。远树幢幢舍烟，灯光碧叶掩映。士女成群，罗袂飘香，经纨团雪。倚栏湖际，则盈耳笙歇，趋闹避静，各适其宜。水榭中有乐园，饮冰处，营业之盛，供不及求，游客每有向隅之叹。偕者伴侣，更择林隈树隙，石凳小谈，又感万虑尽消，心神怡旷，真夏日极乐之园林，解忧之场所。如是直至中宵之后，凉露沾衣，银河倒影，月落丛林，而迷乱之夜于焉结束。 民国20年，大同公司在公园创设大同游戏场，开演各种戏剧、放映电影，同其它戏院进行竞争。由于游戏场是霹天的，时常受天气影响，因而其时汕头还流传有“铜锣一响雨就来”的俗语。即使如此，大同游戏场因其地处公园这样的有利条件，一时间竟大受欢迎，收益甚丰，以致大同公司强烈反对公园筹委会要按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收回场地重新公开招投标，事情最终得由市政府协调由大同公司加租完事。 公园建设不单在于导市民于正当娱乐，还需要“使游人于陶情适性之余，得以灌输常识”。民国23年1月，公园筹委会大会议决在园东玉带桥旁旷地开设动物园，搜集各种动物 40余种以供游人赏玩，增加游人兴趣。园中所有动物均注明名字及出产地，使市民满足好奇心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知识。动物的来源主要有二:一由委员会分函海内外各地热心家，广为征求;二为公园出资往各地购买。动物园开办数月，园中动物日多，参观者络绎不绝，事务日繁。但在游客之中，良莠不齐，时有不顾公益，以砂石竹竿拂击动物，以为取乐者，以致管理方面，感有顾此失彼之虞。 中山公园还是汕头市一个理想的体育运动场所，市民可以在此进行各类体育活动。公园预留了大片空地以发展体育运动，民国13年，中山公园运动场建成，筑成了400米煤渣跑道、50米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并购置了各类体育设施。同年，汕头首届全市运动会在中山公园举行，有运动员数百人，分公开组和学校组及按年龄分级进行比赛。此外，公园还为小市民专门建设了儿童运动场，添置了专门设施如秋千、旋转木马、玩具等，所有入场运动者以15岁以下之男女童为限，16岁以上成年之男女不得使用，成为小市民运动娱乐的好去处。而社会各种机关、团体也往往假公园运动场开办各类游艺会以及进行各种球类比赛。 政府和筹委会非常重视这个新兴的公共场所，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市民的公共行为，把公园塑造成训练市民、培育近代市民意识的场所。公园首先制订了《游园规则》，规则内容规定了游园时间，严禁任意践踏花圃、攀摘园内花木、取携或损坏园内器物，不准一切车马人园，严禁游人随处便溺，不得作违背善良风俗及政令禁止之事，严禁游人横卧椅上、任意唾痰、任意丢弃果皮渣滓等。后来又相继发布告禁止游人在公园内各地涂写凿刻字句、禁止船只在公园内沿河堤岸停泊等等。为保证规则得到遵守，公园鼓励互相监督，后来还设置专门的特务警察所进行约束。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木刻史话 在潮汕画坛上，木刻版画是具有革命的传统和起到积极的作用的。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下，潮仙木刻艺术就开始“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并且逐步繁衍成长起来，成为独具特色的大众艺术。 鲁迅先生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可见，新兴木刻虽受欧洲创作木刻的影响，但却不完全是“舶来品”，它是由鲁迅先生接回娘家的。原来，中国古代木刻画始自隋朝，画、刻、印者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供印刷之用的复制木刻，后来传到日本和欧洲，经研究发展，由画家自画、自刻、自印而成为独特艺术的创作木刻。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夏，鲁迅先生在上海时，为了寻求一种为中国革命、拯救民族危亡服务的新美术，亲自主办了木刻讲习会，邀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传授木刻版画的技法，自己担任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这是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开端。 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期间，潮汕有一大批美术青年到上海美专求学深造，其中不少成为鲁迅先生苦心培育的第一代版画家。如普宁人赖少其，曾被鲁迅先生誉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并诚挚地希望他成为“巨大的建筑”中的“一木一石”，去表现伟大时代的变革。此后，他们凭着一股艺术学徒的热诚，以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脚踏实地地苦学深思，在黑暗中探索，成为三十年代辛勤垦殖新兴木刻的拓荒者。 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亲自编印了我国第一本木刻画集《木刻纪程》，共收入了八名作者的二十四幅作品，其中十五件作品是属潮汕籍的何白涛等五名木刻家所作(汕头三名十件、兴梅二名五件)这可说明潮汕籍木刻家及其作品，在当时木刻界的地位及影响。因此,把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带到潮汕，主要是通过这些活动在上海的潮汕籍左翼木刻家，他们有的先后返汕，开展新兴木刻运动，把技法和创作经验传播给青年一代。揭阳人谢海若在一九三一年到上海美专暑期补习班进修，并参加“一八艺社”的木刻技法学习班。一九三二年他带了三把木刻刀和几张原拓木刻回汕头韩中任教，在学生中提倡木刻创作，编印了潮汕第一本手拓版画选《海滨木刻集》，还受全国木协委派为潮汕木刻函授斑教师，曾到当时的进步学校南侨中学讲木刻课，同时，与张望，钟步清三人联合举办木刻画展。张望(张致平)，原籍大埔县，一九一六年生于潮州，三十年代考入上海美专西画系，与潮汕籍木刻家陈普之、陈保真、周金海、钟步清等发起组织上海“mk木刻研究会”，一九三四年该社被查封，张望被迫于一九三五年初返汕，在迥澜中学、海滨师范、神美艺术学校等任教，与谢海若等发起组织大众木刻研究会，是当时广东二个新兴木刻社团之一。(第一个是由李桦、赖少其在广州发起组织 的现代版画会。)他还编辑出版《迥澜木刻》，刚好在上海美专西画系读书的吴芳谷回汕探亲，张望即托他带去《迥澜木刻》三十多本，回上海后，找到鲁迅先生的日本挚友内山完造先生，面交鲁迅，受到赞许，张望常与鲁迅先生往来，每次奉寄画稿，总是得到鲁迅先生的回信和批改意见。并把他的作品《出路》等四件编入《木刻纪程》。 “mk木刻研究会”的另一重要骨干陈普之，作品有如其人，豪放爽朗，生动有力。他后随抗日游击队去南洋，在一次行军途中不幸因病遇敌，战斗中壮烈牺牲。同样，受鲁迅先生培育成长的还有海丰人何白涛，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在上海无法谋生，鲁迅先生资助他的旅费三十元，回广东农村中 学教书。此后，经常寄木刻画请教鲁迅先生。他身居穷乡僻村，工具缺乏，鲁迅先生知道后，亲自设法代购三套十五把木刻刀，托内山书店寄给他。还把他的作品《街头》等四件编入《木刻纪程》，介绍至国内外各地展览或发表，使何白涛受到极大鼓舞。鲁迅先生在艰辛的逆境中，无微不至关怀美术青年，实是感人至深。三十年代，潮汕与兴悔经常有画家互相交往，直接受 鲁迅先生培养的木刻家有兴宁人罗清帧，对潮汕木刻的成长也有过影响，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兼小工业家庭，从小热爱绘画，勉强读完农村小学后,当一年半教师，用省下的钱考入上海新华艺专，钱用完后，又返回兴宁教书，或跑到汕头码头当搬运工人，积蓄点钱，继续到上海求学，先后三次才读完美专，于一九三一年毕业后,再回梅县百侯中学任教，搞木刻运动，曾辅导一位 失业的钟表工人杨成记制作木刻刀，能制五线、八线的排刀、三角刀，精细锋利，被誊为手工制刀，全国第一。在当时抗日战争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发展新兴木刻提供方便。一九三九年，罗清桢奔赴抗日前线，特地介绍谢海若代其教职。不久，罗因病返乡，被当地权势人物、蒋介石嫡系的罗卓英派爪牙逮捕，惨遭严刑吊打、灌辣椒水，造成胃肠溃疡，以致严重伤残，贫病死兴宁故里。解放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清桢木刻作品选》，纪念这位为新兴木刻运动而捐躯献身的艺术家。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中收入了他的《韩江舟子》、《夜渡》等。从画面仿佛使我们看到旧时代韩江两岸的风光，听到了低沉压抑的梢公的号子，也抒写了作者对于他曾经生活过的潮汕乡土的眷恋之情。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一年这段期间，潮汕木刻蓬勃兴起，成立了木刻社团，举办木刻展览、木刻讲座，编印出版木刻画册，书店也经常出售世界著名画家的版画作品，如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比利时麦绥莱勒等的版画选集，木刻艺术凭着它那特有的刀味、木刻，强烈的黑白对比，刚劲的力之美，开始引入注目，并以一种战斗的、生气勃勃的姿态，振 奋了当时沉寂的潮汕画坛。 在抗日战争的热潮推动下，木刻作者象鲁迅先生要求那样“走出书斋”，“到生活的旋风中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因此，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脉络和生活的轨迹是颇为明显的，而且起到了召唤和鼓舞的作用。象谢海若的木刻就是如此，他的《鲁迅像》，采用了象征的手法，把写实和夸张融汇在一起，刻划了鲁迅先生刚毅而又幽默的性格和爱憎分明的革命精神。这幅画的形象和意境是颇具哲理的意味的，当时曾出国至苏联、英国、印度展览。一九四一年，谢海若搜集了全国各地手拓木刻原作二百余幅，先后在普宁流沙和揭阳展览，而这幅“鲁迅像”的展出，却受当地国民党党棍的阻挠而遭到禁止。 版画家陈望，走的也是艺术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的创作道路，他于三十年代末期，在潮汕进步学校南侨中学读书时，就以木刻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学校被国民党强迫解散后，陈望来到当时 的革命文化中心桂林，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得到刘建庵、黄新波的热情帮助，桂林大撤退时，他辗转到了重庆，又得到全国木协总会在当地的负责人王琦的指导，在当时的进步报刊《学生导报》等刊登木刻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泰国曼谷，在党领导下的《民主新闻》、《曼谷商报》工作。出版了《陈望木刻选集》，反映泰国风光以及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不少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丑恶面目，表达了华侨声援祖国人民解放斗争，响往新中国早日诞生的心声与愿望(其中《夜学》等四件，曾由日本朋友内山嘉吉收入他编印的《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木版画艺术》。 解放前夕，陈望返回潮汕，投身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继续坚持木刻创作，并从事美术辅导。创作了《田间休息》、《诗朗诵》、《旱年》、等版画作品，刻划了朴实、勤劳、聪慧的潮汕农民形象，描绘了一幅幅社会主义农村风俗画，使人感受到一种乡土风情美。 随着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发展普及，全区各地开始有大批的业余作者和工农作者直接参加木刻创作，扩大了队伍，使版画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澄海县的一些美术教师和青年，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就直接得到陈望的指导和培植。一九五四年，著名版画家黄新波和画家黄笃维来到澄海参加农村工作，深入生活、进行美术辅导，给青年美术爱好者讲课，并题词鼓励美术青年:“要作人民的画家，先作人民的战士。”从此，在澄海县播下了木刻艺术的种子。一九五七年以后，澄海县就涌现出一批青年版画作者，创作了一批反映潮汕园田新貌的版画。如杜应强的《黎明》、《山村十月》、《冬去春来》，蔡仰颜的《赶集去》，李锦堂的《鹅场秋色》、《雨后春笋》，以及蔡仰颜等的《晨曲》、许川如的《甜遍江南》等作品，都洋溢着作者热爱生活的美好感情。描绘了明媚、富饶的潮汕平原，以特有的园田风味和乡土气息，受到好评。尤其引入瞩目的是:农民版画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成为“远行及众”的艺术。一九六O年四月，省群众艺术馆、地区文化局、地区文联到澄海县举办了“汕头地区第一届工农木刻训练班”，培训了来自地、市、各县包括兴梅山区的工农作者五十多人。在辅导中，既发挥了辅导者的主导作用，又能发挥学员的创造精神。采用教学相长、因材施教的方法，引导学员从生活出发，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把创作实践和基本功训练结合起来，逐步掌握木刻创作的一般规律，创作了一百多件作品。逐步培养出象纪传英、许睦琰、谢玩芝、卢金钿、杨启光、卢友河、张雄泰、戴开武等新一代的农民版画作者。他们的作品来自农村生活，明朗朴实，新鲜活泼，具有民间装饰风格和泥土芬芳。如卢克章的《护林人》、宋耀盛的《欢乐的羊群》、许喜裕的《取经》、林松生的《晚会》、谢玩芝的《林带哨所》、陈绍南的《夜积水肥》、纪传英的《公社奶牛场》、许睦琰的《采菱曲》等，都是具有这种特点的作品。一九七六年，澄海县曾与湛江的高州县在广州举办农民版画展览。一九七七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高州、澄海农民版画选》，而被誉为“广东群众版画的双壁”、“版画之乡”。澄海的群众版画、农民版画活动成为潮汕群众性版画创作的一个生动缩影。地区和一些县、市，都有计划举办木刻训练班和创作班，组织作者下乡深入生活，邀请老一辈画家和美术理论家进行讲课辅导，同时又通过办展览、办版画之窗、到农村和建设工地巡迥展出，广辟版画园地，表彰和奖励一批优秀作品，鼓励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一九六二年，省还组织本地区作者带汕头的版画作品到湛江巡迥展览，促进了版画艺术的交流与发展。历年来，全区已有七十多件版画分别参加全国和出国展览，有的收藏于中国美术馆，有数百件作品刊登于各级报刊，在丰富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现在，全区已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版画队伍，他们立足基层，扎根群众，在生活的土壤中 茁壮成长。从美术院校毕业出来的版画作者曾宗寅、黄长虹、郑忠武以及从解放军革命熔炉成长的肖映川，也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实践。搞油画专业的作者曾松龄等也兼版画创作。加强了专业与业余的结合，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在版画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风格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提高了版画创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如曾宗寅、黄长虹的《潮绣姑娘》、郑忠武的《锯木场》、肖映川的《假日》、《我的大学》，曾松龄的《金铺村岭》，蓝文杰的《猎》等，都是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版画韵味的作品。 在十年浩劫中，潮汕版画也和其它文艺一样，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文艺流毒的影响，走过一段曲折的弯路。打倒“四人帮”后，群众性的版画创作活动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创作活跃而又扎扎实实的新局面。今年元月，成立了“潮汕版画会”，版画艺术又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画坛。我们相信，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潮汕版画必能更好继承和发扬版画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努力攀登艺术高峰，为新时期“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潮汕民俗史话............... 潮人与台湾的历史渊源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潮汕与台湾隔海相望，两地最近处只有160海里(296公里)。距有关部门部门估计，目前潮汕籍台胞约有40万人。 潮人与台湾关系源远流长，目前有史可考的最早见于《隋书》的记载。而潮人与台湾关系密切应是宋元以后。宋元时代，海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饶平的拓林港是中外船舶南北往来必经停泊的补给站，所以当时拓林港的海运贸易很活跃。正如明嘉靖郭春震在《潮州府志》中指出:“拓林澳，暹罗诸寇及海寇常泊舟为患”，“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售诸番奇货”。 1662年3月1日，郑军在台湾打败荷兰总督揆一，收复了台湾，除阵亡外，都定居台湾传世。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制定了大陆人民到台湾开垦种植的奖励政策，从此潮汕人尤其是饶平、南澳人民纷纷赴台开垦种植，有的自然村一去就几十户至数百户，有的传世至今已达24代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统一了中国，进一步促进了潮汕人到台湾谋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南澳总兵开始轮流戍守台湾、澎湖、淡水，每三年换防一次。后来朝延鉴于台湾守兵的艰辛，为稳定军心，允许官兵即籍娶妻生子，有功者还可以世袭钰补。光绪元年(1875年)，台湾当局直接在厦门、汕头、香港设招垦局，“立章程保护应募者，予以便宜，日给口粮，人授地一甲”(《潮州府志》大事记)，使潮汕大批人民作为劳工赴台开发种植而定居。清末朝廷在沿海进行裁兵减饷，赴官兵便有部分羁留不回。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粤东一带赴台官兵不但回不了，甚至还有的从大陆赴台。如澄海千总王肇原、南澳千总张皇平，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携妻带儿到台湾定居的。 潮汕地区历来人多地少，天灾人祸甚多，因灾移民定居也是潮汕人民去台的一个重要方面。1908年南澳发生大地震，因生活所迫，大批南澳人迁移台湾、澎湖。1943年潮汕大旱，粮食失收，发生饥荒，成批潮汕人逃荒赴台。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南澳县去台人数约6000人之多，仅深澳乡就有70%的人家有亲属旅居台湾。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带去了潮汕籍官兵2万多人。 骨肉情深似海，同胞义重如山。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虽有接触，而目前这种状况仍远远未能满足两岸人民的要求。因此，尽快实现“三通”，继而统一祖国大业，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古城墙历史 历史悠久的潮州，自西晋建置以后，一直是历朝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军事布防的重地，因此历代执政者非常注重潮州城垣的建筑，据史料记载，潮州古城墙先后经历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修建过程，从这些过程中，也足以窥视潮州璀璨历史文化的一斑。 宋代以前，潮州西北连西南一带便有低矮的土城作为城区的防护线。到了皇五年(1053)，知潮州军州事郑伸，见原有土城崩塌颓废，遂组织民众于是年十月动工筑建，至第三年正月完工，中间曾因农忙停歇，实际仅用了八个月时间，建成稍具规模的潮州土城。以后历代对潮州古城墙的维修和扩建情况大致如下: 绍兴九年(1139)知潮州军州事徐渥筹筑新城，但因一处新地段选址发生争论而无法进行;绍兴十四年(1144)知潮州军州事李文广，发动城郊四厢居民，按旧城基分段包干筑建城垣，并采用石料垒砌，在施工时因部分地段改动旧基而引起居民纠纷，李文广愤然下令停工，建城中止。 淳熙初(1174—1175)常 知潮州军州事，始建城南揭阳门。(因潮州在秦汉时曾称揭阳县，以“揭阳” 为城门名称，有怀古之意) 南宋庆元三年(1197)，知潮州军州事林山票修建潮州城南门时，改“揭阳”门为“三阳”门(三阳指海阳，潮阳，揭阳)。 绍定年间(1228—1233)先后出任潮州知军州事的王元应，许应龙，见外城因用土筑，年久崩塌，相继以原城为基础，将外城改用石砌，潮州的城墙始有子城和外城之分。这次的修筑，从三阳门之南，环绕西、北一直延伸到金山后，全长951丈，并辟“贡英”、“湖平”、“凤啸”、“和福”4个城门。 乾道六年以后，由于湘子桥的建筑，改变了潮州的交通和兵防格局，端平年间(1234—1236)知潮州军州事叶观始建东城石城墙，并委任潮州判官赵汝禹和海阳县丞赵必魁为工程指挥。新修的东城北从金山起，沿着韩江堤岸，与南端的旧城相接，长550丈，高2丈，全部用石料砌成。东城设4个城门，连同原来的旧城，全城共设11个城门，即:三阳门、小南门、下水门、浮桥门、竹木门、上水门、州学门、凤啸门、和福门、湖平门和贡门。城上构筑锯状矮墙共4000多堞。 元朝至元二十一年(1284)三月，广东道宣慰使月的迷失下令拆毁潮州城墙，古城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到了大德年间(1297)，潮州总管大中恰里主持修复潮州城东面沿韩江的城墙。 明朝洪武三年(1370)，潮州指挥俞良辅主持全面修建潮州城墙的工作，工程之大，前所未有。除了增筑石墙之外，还把原来的11个城门改成7个，即广济门、竹木门、上水门、下水门、西门、南门和北门;7个门的上面分别建有城楼，城门外建有弧形的月城作屏障;城上还设有44座敌台，67处窝铺，通过这次改建，潮州古城的面貌焕然一新。 洪武十年(1377)，潮州指挥曹贵为城门命名并题匾，南门称为镇南，北门称为望京，西门命名安定，其余各门名称依旧。 弘治八年(1495)，潮州城墙倾塌200余丈，知府车份主持修复临江城墙160余丈。 清代康熙五年(1666)，由将军王国光主持，在江边4门(竹木门、上水门、广济门和下水门)的左右两边各竖石柱，凿槽安装木板，用以抵御韩江水涨时涌入市区。 康熙十三年(1674)十一月，潮州镇台刘进忠反清据守潮州，清廷指派王国栋等用大炮轰城，城崩100多丈，刘进忠和陈宠、吴世德、杨奕等极力守御，及时组织军民抢修，因在危急中匆促修复，故与原城凸出易辨，这一段后来便被称为崩城(旧址在现水文站附近)。 除了上述历代筑建的绕城一周的城墙之外，还有康熙十七年(1678)构筑的西湖山腰城。原先在刘进忠反清时，于西湖山腰用木栅筑起围栏，形成简单的山腰城。康熙十七年，潮州总兵马之奇，守道仇昌祚，知府林杭学发动潮州所属11县民众在西湖山腰原木栅旧址上筑起环绕湖山一周的湖山城，城高1丈，宽6尺，总长515丈，并辟有4门，即紫竹门，水仙门，西门和靖北门。山腰城与原有的潮州城墙隔一城河。 同治十年(1817)，潮州总兵方耀采纳乡绅杨淞、朱以锷的建议，挖深东城城基，中间用熟石灰拌泥沙舂筑龙骨，城基内外仍砌石墙，共修筑了780余丈。 日寇侵华期间，潮州古城建筑迭遭破坏，城之西面城堤被辟为“昭和路”(即城基路，现称环城西路)，“昭和路”的路碑尚存，是日寇侵华的又一铁证。 近年，东城墙段修葺一新，使之倍添雄伟。并于傍城地带开辟成草绿花香，风景秀丽的滨江长廊，以供中外游客观赏。 潮汕民俗史话............... “饶平”得名考 饶平置县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潮州府继揭阳、潮阳、海阳三县之后所设置的 第四个县(当时所辖地域包括今饶平、大埔两县和今潮安、澄海的部分乡镇)。 饶平置县至今已有500余年，有关“饶平”这个美称的由来也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 法，这便是“三饶太平”说、“惟饶故平”说、“梅溪石碑”说。 一、“三饶太平”说。据明万历十年(1582年)潮州知府郭子章“郡县释名”载:“饶 平县成化间置，县在三饶也。三饶:即上饶、中饶、下饶。今县治在下饶，曰„三饶太平' ，此饶平命名之故。”这是“饶平”得名见于文字的最早记载。 二、“惟饶故平”说。据清?康熙年间饶平知县刘汴(康熙22年至26年任职)修纂的《饶 平县志》载: “饶平潮属邑也，又分自海阳，其建邑以饶平名，乱后思治，固有取尔也。然 惟饶故平，衣食足而礼义兴，饥寒迫则奸邪作矣。官思土者，顾名思义;欲使饶永不 ，平 永不乱，政在养民而已。” 三、“梅溪石碑”说。源于王十朋所语“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半妆” 。据清?康熙年间饶平知县刘汴所撰的《饶平县?古迹》中的“梅溪石碑”条目载:“宋王 十朋，尝经是地，逆旅中，夜半闻角声，起视莫知其处，周览山川曰:„异日必有县其地者 ，立石记之'。相传云:„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半收。'明初，其石犹倒 覆在泥中……今片石尚横郊野。”清《饶平县志》亦载:“明崇祯十年(1637年)饶平知县邱 金声的《王梅溪碑记》云:宋时王梅溪先生曾经此地，逆旅中，夜半闻角声，起视莫知其处 ，乃周览山川，知异日必有城其地，遂立石记之，入明犹存……”而清?道光郑昌时所撰的 《韩江闻见录》一书则略有小异:“宋时王十朋过其地，夜宿双溪口，闻更鼓声，曰:„他 日必有筑城于此者'，因题石云:„天下大旱，此处半收，天下大乱，此处无忧。'以后饶 平县名，正符于此，是为双溪石。” 上述三种说法皆是“饶平”得名的理由和依据。笔者当然倾向于“饶平”得名于“梅溪 石碑”之说法。 据考证，“梅溪石碑”原竖于三饶文明塔下双流寺之侧，因两条溪水流经该寺门口而汇 合，故又名“双溪石”。1987年，湮没已久的“梅溪石碑”在三饶河口村被发现，但碑石已 断成五块，碑文尚有一部分可以辨认，上刻有王十朋的名字。 潮汕民俗史话............... 唐代潮州的佛文化 潮州盛行佛教由来已久，这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是潮州佛学的兴起和高潮时期。 佛教起源于印度，大约在西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译传阶段，佛教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在这种情况之下，地处偏僻的潮州也随之传入佛学。 佛教文化初传入潮州不久，潮地的佛文化就已经很繁荣。那时，全国佛教盛行。“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资治通鉴》)，“天下寺总5358所，僧尼共13万人”(《唐六典》)。潮州也兴建起许多佛寺，出现不少著名的高僧。比较著名的两个寺院是开元寺和灵山寺。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是唐代全国十大州郡敕造的十大开元寺之一。当时的开元寺比现在大得多，占地广阔，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而且其内有尊胜佛顶陀罗尼经幢，是唐时广东唯一的密宗石幢，这些足见开元寺的地位崇高。在开元寺建成五十多年以后，贞元七年(791)，出生于潮阳的高僧大颠(732—824)在潮阳西郊幽岭下创建禅寺，得到朝廷承认，定名为“灵山护国禅寺”，门人多达千余，佛法广传邻近各地。 除兴建寺庙外，当时潮州还有许多著名高僧，颇有影响的有西山惠照、灵山大颠、药山惟俨等。惠照是大颠之师，潮阳人，对南宗教派深有研究，而且颇通文墨，在潮州影响很大。他居住的潮阳西山，是一处巨石掩映的石窟。大颠大师三十六岁出家，与药山惟俨一同师事惠照禅师。后来两人同游南岳，参谒了当时南宗高僧石头希迁，并得法于“石头和尚”。大颠从南岳回住灵山寺，传法于潮州。希迁晚年又传法给药山惟俨。惟俨俗姓韩，信丰人，衡山受戒后，走遍各地，探访过多处名山大川及寺院，在潮州的影响也很大。后来，唐文宗赐惟俨谥号宏道法师。此外，还有三平、本生等大颠的高足也都是潮州唐代著名的和尚。三平曾被韩愈誉为法门高第。 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二者一直以来在碰撞中走向融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广，包括经学、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唐代佛教文化对潮州的影响也如此。 佛教一经传入潮州，随即信奉者众。唐代开元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寺田，乃善男信女施赠。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说道:“佛教诸宗的建树及教义的阐扬，使整个社会浸润于„无上圆觉'的追求之中。……在朝注重密宗，在野则盛行禅悟。”诚然，无论在朝在野，佛教的影响都很大，韩愈才会因 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而与潮州结下一段不解之缘，还留下一段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与大颠大师交往的故事。韩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他早年大力排佛，而后于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来潮，期间三次致书请大颠，与之畅谈十余日，认为大颠超然物外，极为难得，因常与之往来。后来，韩愈迁移到袁州，又留衣与大颠作别，灵山寺如今尚有“留衣亭”。在韩愈之前已经有官吏与高僧往来的风气。常衮信佛且与和尚密切交往，而大颠的禅院也深得唐代进士洪大丁的资助才有那么大的规模。可见当时佛教思想已深入人心。 另外，从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方面，也可看出唐代潮州佛文化兴盛之一斑。开元寺里有一个“三韩弟子任国祚”奉献的铜香炉。这是开元寺曾经培训朝鲜僧人的实物见证。唐代中国佛教文化与国外交流频繁，而开元寺是当时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方。 唐代的潮州，佛文化占着主流地位，而后儒学才兴起。韩愈被贬至潮州，在潮兴学，佛学才渐渐与儒学融合起来。关于这一点，饶宗颐先生的论述十分精辟:“故论潮人学术，唐世先得禅学之薪传，继起乃为儒学，在韩公未谪潮之前，已卓然大有成就，是即潮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以上种种，足见潮州唐时佛学之盛。 潮汕民俗史话............... 古代潮州韩江的堤市 近年的旅游旺市，使湮没了四十余载的“一里长桥一里市”的湘子桥市让人们逐渐追忆或想象，特别是近期广济桥维修工程的开工，桥市形象更是指日可待。而与桥市特色相近的堤市，却在人们的记忆中显得模糊、淡化。其实，堤市的最后消失离现在仅二十年。 谈及韩江堤市，城内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堤堤市。清乾隆周硕勋修的《潮州府志》(四十一卷?艺文)记洪孝生《王太守修堤记》载道:“北厢大和归仁堤长六百余丈有奇，障水田数千万顷，沿堤上下，居者鳞集……”北关乡，昔称北厢乡，文中所提堤段则是北堤。明清时期韩江水运鼎盛，北堤堤段沿江有石门斗、思妈宫、林厝等码头，商贾活跃，故居者鳞集。为详细了解北堤堤市的情况，笔者走访了当地几位年过七旬的长者，据他们介绍:韩江龙湫宝塔至竹竿山江段，民间称屠牛洲(因此处昔时有江边屠牛场而名，亦有称牛肚洲，盖此江段为韩江之最宽，如牛肚之大，因潮谚有“人心肝，牛屎肚”之谓)。屠牛洲西岸从七丛松(现三棵木棉树)至竹竿山堤段是竹木杉排的抛锚地，而商铺则从金山脚一直延伸至崩堤隙 (林厝码头上方，即原龙母庙处)，约二里长的堤段，全盛时有商铺约100多间。 1939年潮州沦陷以后，逐渐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堤市又再兴旺，但那时已不足100间，主要从事什货、米、鱼、肉、烟、茶、酒、糖果、海贝灰、木料等行业经营。50年代以后，随着堤防的整治及公路运输的发展，水运逐渐衰落，北堤商铺逐渐减少，至80年代初建筑工程公司灰窑关闭，北堤堤市宣告彻底绝迹。根据1995年出版的《潮州市志》第七篇第四十六章坐商分布中民国23年(1934年)潮安县城商业主要行业分布情况所载，北堤顶登记入册的商铺就有: 洋货商店广盛，北堤顶144号;酱园永盛，北堤顶155号;瑞盛，北堤顶62号;和合，北堤顶41号;两盛，北堤顶131号;肉店新盛，北堤顶140号;和裕，北堤顶204号;京果海味松记，北堤顶149号;广发，北堤顶139号;中药店瑞生，北堤顶163号;酒店源丰，北堤顶135号;祥兴利，北堤顶81号;糖饼盛发，北堤顶168号等十多户。 与北堤对岸的意东堤，其堤市的规模及繁荣程度比北堤堤市要大得多。“意溪因地理条件优越，明清以来是闽、粤、赣三省的杉木、竹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市场颇为繁荣。由于杉、竹、木在这里集结，带来了香枝、木屐、家具等手工业的兴起和经营，各类商店分布于东津至橡埔的沿江堤顶和坝街一带，形成„丁'字形商业区”。有杉行、佣行、布铺、米店、屠业、冻果、烟酒、饮食、中西医药店、木工店、香枝、豆制品、饼食、理发、长生店等业(据1998年编《意溪志》)。这些商店约600多户，而其中的三分之二分布于长达6华里的意东堤堤顶。解放后在意溪设立的汕头地区木材站，专管全地区木材调拨运输的业务，从侧面看出意溪作为闽、赣、粤木材集散枢纽的地位及其带动的相关商业活动的繁荣及堤市兴旺。 韩江堤市，除上述外，还有南堤顶，涸溪堤顶以及江东、巷埠、归湖等堤段，几乎有船停靠的地方， 都有堤市的存在，但规模不大，有的尚未成市，只是零星三几个小商店，也都在韩江水运的兴旺时期扮演了一个小小配角。 潮州韩江堤市，史志尚未明确记载，亦未见专论，民间虽有“有堤就有市”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大确切，如换成“????头就有市”可能更贴近点。但对历史的事实不能采用臆断，在目前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有几条可供参考: 北关村是紧挨北堤的村落，其中的埠头美村创于隋朝，是潮州最早的古村落之一。“新、老土地”建于元(据当地居民反映，曾见有村碑“宋、新土地”的石刻，后不知去向，而在现“新土地”冲锋池中有建于宋的该村遗址，近年下水游泳的人仍可摸及残垣)。这些村落的海拔都在10米左右，低的仅为8至9米，其当时建村及村落的延续是否必须依赖北堤的防护。(因这涉及到河床变迁史、水文史，不能随意武断)。 据明《潮州府志》载:“越王走马埒，在县北十里，南汉刘钅长祖安仁为潮长史时筑……上可容数百人”。可见，南汉时代(公元960—968年)，由竹竿山流入韩江的水流已被切断，北堤已筑就，且在北堤附近建有供地方长官演练的校场———“越王走马埒”。 绍兴三十年(1160年)，由知潮州军州事傅自修主持兴建凤水驿，这是潮州最早的一座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旅馆，凤水驿在城北韩江边(据《潮州市志》)，说明在此或更早时期，韩江水运已相当发达，并具有水驿道的功能。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明兵取道水路从福建入广东，潮阳县及潮州路所属各县(据《潮州市志》)，说明当时从汀江至韩江干流的航道已具备行驶大型战船的能力。 据《意溪志》大事记:“明嘉清二十四年(1545年)东津堤俱溃”。而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意溪已有墟市。 潮州韩江堤市的兴起年代虽不能确切的认可，但众所周知，最晚在明末清初，韩江水运发达，北堤及意东堤位于无海潮影响的最前沿，从河港选址的条件看，这里港宽、流缓、水静、江深，当是最佳的条件。于此，这里形成千里韩江的特大港是理所当然的，而其担负的是闽、赣、粤三省二十四县的杉木、竹、山货的集散及潮客各种物资的交流，有这样坚实的贸易基础，从这一时期起，潮州韩江堤市旺了几百年。近几十年，随着陆地交通的开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对杉木、竹、原材料依赖的减少，沿江的修坝，筑水库，设水闸，使得水运逐渐衰落，堤市也随之式微以至逐渐消失。堤市虽然消失了，但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诸多因素而孕育并发展为相当规模的产物，它在潮州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而对堤市的研究，也是“潮学”的研究范围。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古寨源流 一提起古寨，潮汕人多以为是客家人特有之民居建筑，古历来就有“客区自古多围寨，平原土楼世少闻”之说法。其实不然，楼寨建筑不是客家山区所独有，潮汕平原也不少，根据不完全统计，潮州古寨有700多座(包括遗址)。 这些古寨以体量之庞大、类型之多样，聚族而居之形式，聚落组合之巧妙，与周围之绿水青山浑然一体，达到了建筑艺术评价之上境。(建筑艺术评价“三境”:上为意境、中为画境、下为环境) 寨，是古代之一种防卫设施，潮州之古寨，它不同于传统中那种临时木栅寨，而是以灰、土、沙、石、木材等材料构筑成之永久性建筑，它分布于潮州之乡村。潮州之古寨除饶平县黄冈寨、古巷镇象埔巷等个别始建于宋代外，大多是始建于明、清二代。它是以防卫为目的，其产生有其历史背景，我们通过一些历史资料可见一斑。 《元史?世宗纪》载:“至元22年(公元1285年)春二月，广东宣慰使云丹密实，以兵来招谕潮、惠二州郭逢遗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万余户、军三千六百一十人。” 《潮州府志?兵防志》载:“堡寨，古时大乱，无乡不寨。初尚穴洞山楼，苟存生命，后遂有据险负固者，往姑不论。若晚明一隅锋镝相侵，忠义之士痛异族猾戛，起兵勒王，避难者从而依之，枭雄之徒则以为窝屯所。乡寨之盛莫逾于此矣。” 林熙春《澄海县修溪东寨记》曰:“戊午(嘉靖37年公元1558年)倭夷就此等案，辄破蓬洲守御，因 而蹂践我土者数年，当事始下令城村拟自为守，溪东凿土得石，累石为城。” 以上引史料可见，潮州之古寨兴起的重要契机乃是战争，潮州先民为了保卫自己之家园，催生出这种集防御功能、居住功能于一身之固定建筑。然古寨之最兴盛时期应是明朝中叶倭寇之入侵，《潮州府志?兵防志》中一句“无乡不寨”足见当年潮州筑寨之风。 潮州古寨能得到充分之发展，乃时势之然更是理所当然，因为它乃是潮州先民家园遭焚戳荼毒之保障，更是名垂千古之抗倭民族战争之产物，倘若离开了这些残酷之战争这一催化剂，是难以兴起并如此蓬勃发展的。 康熙平定台湾以后，潮州境内已罕见大规模之兵燹之动乱，然潮州古寨尚继续发展，有的古寨在清朝中页才始建，如官塘长远楼建于康熙乙未年(公元1715年)、磷溪世德寨建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官塘仪凤楼建于乾隆戊辰年(公元1748年)等，这与潮州当年民性强悍，宗族械斗迭起、盗贼横行有着密切之关系。 清?蓝鼎元之《鹿洲初集?潮州风俗考》曾对明清期间潮州之民风作如此记述: “潮郡依山附海，民有杂霸之风。性情劲悍，习尚纷嚣，……负气喜争，好勇尚斗，睚眦小嫌，即率所亲而哄。至以兵刀相格，如临大敌。强者凌弱，众者暴寡，而歃血拜盟之风，村村仿效……士庶之家十人九赌，兵役之家九人十赌，通都僻壤，无处无之……赌博之余，流为盗贼……截途剽剥，取其货而划其肤……操舟溪河，御人于郊交之内;结队出海，攘客于重洋之外。又或入山招匪……逞强相夺，霸踞垄口，流毒地方，为害靡有涯焉。” 可见明清之际，潮州之民性俗悍，封建割据，聚族而居，乡绅肆虐，虎狼横行，往往大姓欺压小姓，强房凌辱弱房，区区小事，常酿成大祸，于是持械互斗之风愈演愈烈，屡禁不止，乃成痼疾。因此，这些客供安居养殖、又具有防卫功能只潮州古寨能继续绵延发展，乃宗派互斗之风、盗贼之患所促成。 潮汕民俗史话............... 郑和曾过南澳岛 明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郑和曾舟经南澳岛，岛上曾建立广东省唯一的一座三保公庙纪念之。惜庙已毁，至今未复建。 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一作宝)，回族，云南昆明(今并入晋宁)人，明初入宫做宦官(太监)，从燕王起兵，赐姓郑，任内宫太监。祖与父都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幼时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故永乐三年(1405)受皇帝朱成祖派遣，与副使王景弘，率领水手、官兵2(78万人，乘62艘船下西洋，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瓜哇、苏门答腊、锡兰(今斯里兰卡)等，经印度折回，共历时2年，以后又屡次航海，前后28年间，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麦加，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明正德十五年(1520)黄省曾所撰，记述郑和等旅行南海所历诸国之书《西洋朝贡典录》上卷中，有二次写到郑和舟经南澳。其一是在《占城国第一》载曰:“其国在广州之南可二千里，南济真腊，西接交趾，东北临大海。由福州钅咸往，取官土官之山。又五更(每更60里)，取东沙之山，过东甲之屿。又五更，至南澳。又四十更，至独猪之山。”其二是在《暹罗国第十》载曰:“其国在占城西可一千五百里，由漳州而钅咸往，见南澳，取东董之山。山之状如唐冠。又取铜鼓之山，又经独猪之山……”所称“南澳”，据伯希和所撰《交广印度两道考》(上卷?二三占城)之考证，断为汕头之东的南澳岛。1946年饶宗颐先生主撰《潮州志》认为，郑和舟经南澳是如今我们掌握到之潮汕与南洋发生关系最早事件之一。这也是广东和全国水运史上的重大事件。 郑和舟经南澳的历史佐证、位于南澳岛深澳古城东门外北侧清代东炮台旁的三保公庙，为广东省所独有，可惜已毁。据青少年在附近居住的原县政协副主席欧瑞木等所述，该庙筑于明代，毁于20世纪50年代，单间约200平方米，坐南向北(至民国时，被驻于庙的保安兵改为坐东向西)。神龛摆着郑和骑白马、两侍擎旌、六将随后和四船的木雕，两面墙上绘着郑和下西洋的大幅壁画。抗战时发生了义勇军夜袭庙内伪军的故事:1944年六月初一夜，以深澳青年为主的10多人游击队，从饶平渡海至深澳乡三澳村，奔袭包围了三保公庙，向庙内10余名伪军投弹射击，击毙7名伪军，游击队收缴伪军武器后速返大陆。 三保公庙虽被毁，但其历史意义深远，引起省里交通部门和学者重视。1986年1月18日，省航运厅党委书记袁明钏偕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研员邓开颂、省造船学会理事曾凯元及省水运史编写者共11人，到南澳岛三保公庙旧址等实地考证，认定郑和确实舟经南澳，故建议复建三保公庙，因资金紧缺一时无法复建，便以深澳镇管委会名义，先刻《三保公庙旧址碑记》。但因该址早已分给私人建房筑厕，有关部门又未引起高度重视，故重建工作一筹莫展。 潮汕民俗史话............... 宋代的笔架山潮州窑 1922年10月，在潮州城西羊皮冈地方，军队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1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石室中藏着四尊青花白瓷佛像，还有一个满雕莲花瓣的瓷香炉。佛像极精美，尤其可贵的是: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从铭文中我们知道，这四尊佛像是北宋治平四年(1067)、熙宁元年(1068)和熙宁二年(1069)，一位手艺精良的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些瓷器出土后，被转买于私家收藏，鲜为世人所知。后来由罗原觉(道在瓦斋)撰写的《谈瓷别录》，在《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加以披露。 1940年，一个名叫麦康(Malcolm F?Ferly)的西方人，亲自到福建、广东做了考古学调查之后，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专门介绍了在潮州笔架山考察的情况。他说，笔架山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长1—1.5英里、宽0.25英里的地域之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他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这篇文章发表后，大概在国内甚少人读过，笔架山窑也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3年到1954年，韩山师范学校和它的附属小学在笔架山中段兴建校舍的过程，陆续发现4条龙窑。广东省文管会派员前来勘查，并采集了一批标本。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刊登文章，对笔架山窑址做了报道:“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之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宽约1.50公尺，砖破火烧，变成红褐色，内部砖满粘褐色釉。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 第一个让学术界真正关注起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是著名的潮籍学者饶宗颐先生。 1955年，先生所著《潮瓷说略》，由长谷部乐尔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二四上。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介绍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文章第一次把羊皮冈出土的瓷器同F?Ferly对笔架山窑的考察成果联系起来。从潮州瓷土矿的蕴藏情况、潮州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谈起，根据出土佛像座上的铭文，推断这些造像就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然后利用这些造像和F?Ferly的文章提供的笔架山窑瓷片的胎质、釉色，与中国其他名窑做比较，肯定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文章发表后，屡屡为学者们引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1954年和1956年，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专家到潮州对古瓷窑址进行调查。 陶瓷专家陈万里到广东文管会看了羊皮冈出土的瓷造像，并赴潮州实地调查之后，发表了《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一文，证实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存在，考证了水东中窑的位置，同时对在窑址收集的瓷片，按釉色分类，做了比F?Ferly更为细致的描写。陈万里说:“将来如能有一个正式发掘韩山古窑的机会，当能获得更具体的材料，那是一定可以预料到的。” 这两次调查的另一个成果，李辉柄的《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直到1979年才在《考古》杂志第5 期上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对采集到的300多片瓷片，进行科学的整理，并利用瓷片复原出完整器，分成碗、盘、杯、壶、罐、盒、炉7大类加以描述，总结笔架山潮州窑的器形和纹饰的特点。 笔架山潮州窑的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于1958年。发掘都是伴随着基建工程进行的，带有抢救性质。1958年，广东省博物馆在笔架山北段和南段，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一号、二号、三号窑。1974年，广东省文化局主办的省考古训练班在笔架山中段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四号、五号、六号窑。1981年，这6座瓷窑发掘报告才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这就是署名广东省博物馆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 《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综述了一至六号窑的清理过程和成果，重点在窑址和出土遗物。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实物资料，《发掘报告》对笔架山窑产品的胎质、釉色、器形及纹饰能够做出更详细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次发掘中出土的未经前人报道的器物，包括人物、佛像、动物玩具，还有大量的完整器和基本完整器。其中，如军持、洋人像、西洋狗一类产品，引发了学术界对宋代潮州窑外销瓷器的研究兴趣。同时，《发掘报告》也介绍了笔架山临近的其他唐宋潮州窑，以及1922年出土的瓷佛像、莲花炉和潮安县文化馆采集的笔架山瓷器，让人们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1982年，饶宗颐先生又作《潮州宋瓷小记》一文，讨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根据此前20多年笔架山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对旧作《潮瓷说略》略加发挥。这篇文章最可注意一节，是引据《韩山许氏族谱》，论说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衰落的原因。其中也提出造佛像的刘姓窑工，当是笔架山后桃坑刘氏族人的猜想。1989年，饶先生对此猜想复加申述，把宋代潮州窑集中于笔架山，同附近瓷土的出产与刘姓巨族的聚居联系起来。这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 1980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潮州市文化局，配合韩山师专理化楼的基建，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山坡，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七号、八号、九号窑。这次清理发掘的报告，由黄玉质、杨少祥执笔，以《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为题，发表在1983年《考古》杂志第6期上。这次发掘出土大量比较完整的器物，其中有此前未发现的矮身壶和短流小把壶等器形，而最大的收获是，八号窑出土一件有铭文的佛像座，纪年治平三年(1066)，同样是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个佛像座使水东中窑即在笔架山中部的论断，获得确证。报告提出笔架山窑的经营“可能是几家组成作坊生产”的看法，同样可以启发思路。 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和潮州市博物馆，在笔架山中部庄厝山又发掘了的一座龙窑，编号为十号窑。这是一座巨型瓷窑，分18段窑床，残长就达79.5米，国内罕见。在窑中出土一批日用瓷器和大量烧窑用的匣钵。这次发掘还没正式报告发表，现在只能读到当年的发掘报道和对这座窑的简单介绍。 以上是我们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从已经清理发掘的成果看，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规模大，产量巨;产品形式多样，呈示多个名窑口的风格，又精粗不一;产品大量外销海外，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入研究的古瓷窑。但是，由于这个窑口被人关注的时间比较晚，清理发掘的成果分散披露，实物被几个博物馆分别收藏，发掘报告的图版印制质量不高，都对进一步研究非常不利。 潮汕民俗史话............... 丘逢甲与韩山书院 在韩山书院的史册上，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颇值得关注。是年，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政治家和诗人丘逢甲在书院任主讲。 前此八年，丘逢甲二十六岁晋京会试，中进士并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到署后即以亲老告归。当时，适逢首任台抚刘铭传大刀阔斧办新政，修铁路、办电报、开医院。丘氏办教育予以配合。他慨括帖之无用，定阅日本、香港出版物，引导学生关心时事、阅读报章，吸收新知识以广见闻。他的举措得到社会认可，从回台之初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稍后兼任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又再兼嘉义崇文书院山长，可为证明。 经过甲午战争、割台事件，丘氏率义军在新竹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弹尽饷绝告败。奉亲内渡，返回祖籍镇平。行装甫卸，征尘未拂，就遭到土豪劣绅的排挤、诬陷，加上“归国降人谤义师”，他不得不赴省城寻求支持。当时广东巡抚许振炜感公义烈，会同丘氏举进士之座师廖寿恒会奏经过， 本望朝廷予以任用。可能朝廷怕启用义军将领招忌日人，只颁旨令其“归籍海阳”。 光绪二十三年(1897)，潮州知府李士彬敦请丘逢甲主讲韩山书院。这件事肯定由许振炜玉成的，丘居潮数载，李士彬始终礼遇有加。 丘逢甲一到书院就栽松树，并写下著名的七绝组诗《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四首，其中两首: 郁郁贞蕤夜拂霜，十年预计比人长。 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 森森高节自分明，莫学胥涛作愤声。 大厦将倾支不易，栋梁材好惜迟生。 诗人以树木喻树人，表示要继承韩愈办乡校培育人材事业，提出人材的道德规范———贞心共岁寒。 韩山书院和丘逢甲还有一段渊源。当他十四岁(1877，丁丑)应童子试时，因年最小而交卷最早受到闽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丁氏出联“甲年逢甲子”，答以“丁岁遇丁公”。丁命加作《全台利弊论》，文成，丁日昌赞赏不已，擢丘为院试全台第一名。并奖“东宁才子”印一方。后来，丁日昌还推荐他到潮州韩山书院深造，因其父龙章公虑及孩子年幼生活难以自理而未成行。丘氏这次到书院，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到，他完全恪守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希望和王通、薛侃一样，通过设帐授徒，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经邦济世之士，让自己的理想在生徒身上得到实现。 教学对于丘逢甲乃驾轻车就熟路。但他在韩山书院，并未掉以轻心。从这一年的五十八首诗作看，到潮州之后，足迹并无出乎郡城、韩山之外。家属住在鱼市巷，与书院相隔约为刻把钟路程。诗集中却有留宿书院的记录，《对月放歌答友人》:“振华楼头看今月，今月冰人销侠骨……”，《和平里行》则记下梦文天祥事，“振华楼头梦公召”。从诗作中还可以见其交游状况，多为“旧雨”，“新雨”者只有陈衡仲和邻居丘芝田而已。资料虽如雪泥鸿爪，却无可辩驳地表明丘逢甲全副身心投之于教学中。 据年谱载，公“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被目为异端，遭当道忌。岁终，辞去。”专心致志于一所书院，其反响却与在台兼顾三所书院大相径庭。究其因，韩山书院乃粤东惠潮嘉三州最高学府，生员绝多为勋贵、势要、权豪、巨贾之子弟，他们入读书院就为中进士选翰林，光前裕后，称雄乡里。 年谱说的“当道”为谁:笔者以为，指的肯定不是李士彬，可李士彬却处于三股强流之漩涡中。一方面丘的荐头为岭南说一不二之巡抚，一方为三州之地头蛇，第三方则为执一不改初衷之丘逢甲。好个李士彬，让其下属潮阳县令裴景福礼聘丘氏为东山书院主讲，使漩涡化为乌有。 是年，丘逢甲《岁幕杂感》之七有愤愤之语，“说佛不妨妨说鬼，飞磷早已逐韩公”。 再过些时，丘氏提到韩山涉及这段公案，依依恋恋中还有自许之意蕴。如: 《说潮》之一:“韩山何峨峨，隔江若相避。千古侍郎亭，独无金银气。” 《韩祠歌同夏季平作》:“我归黔突初不遑，前年韩山留瓣香，今年东山陈修羊。为赵天水何敢当,” 《东山松石歌和郑生》:“我昔在韩山，有石曰双旌。种松其间，畀成梁栋，支大厦之倾，而惜其迟生。” 丘逢甲在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寥寥十二个字，意义却非同小可。简言之，它记录粤东地区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教育领域的一次新旧之争。从这段时期世界范围考察，“新思潮及有用之学”，就是后来“五四”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然而就中国而言，当时虽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但诸如丘逢甲这些人基本仍应归之于君主立宪、洋务派。但丘氏诗作中又涉及“自由”、日心说、摄影、火车、飞机等新事新词。故我们把丘逢甲在韩山书院的活动，定位为投射在粤东大地的第一缕近代教育的曙光。 正因为有这第一缕曙光，才有此有岭东同文学堂的成功，才能为粤东辛亥革命培养出一批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