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色师马平孤独者的色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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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下午3点，蓄着长发、爱穿布衫的调色师马平先生便会在一个黑黢黢的工作间里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这个被马平形容为“被永恒的黑暗笼罩着”的空间像一个小小的放映厅，里面摆放着他工作所需的桌面和两台监视器，桌面前方是一排椅子，椅子前面的墙上悬挂着白色幕布。
许鞍华、让?阿诺、张艺谋、陆川„„这排椅子上坐过这个时代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导演。他们在这个幽暗的房间进进出出，跟马平一起观看调色后的影片，提出意见、讨论甚至争执。
而更多的时候，只有马平一个人坐在这里。寂静黑暗里唯一的光亮来自马平面前的监视器。为了将不同天气状况拍摄镜头的光线统一起来，或者调整整体影调以烘托电影剧情，马平直勾勾地盯住眼前的光亮，一帧一帧审视。他在12年的职业调色师生涯里，已为超过150部电影调色。
在黑暗里坐得最久的一次是八年前，马平为电影《南京～南京～》调色。导演陆川希望通过黑白影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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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历史的厚重感，但影片是采用彩色底片拍摄的。当马平按惯常的思路将色彩饱和度降为零后，他发现仍有1%的色彩残留，这种似是而非的色彩会使影像看起来很“脏”。在马平眼里，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为此，他去问制造柯达胶片的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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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问生产阿莱摄影机的厂商，得到的答案是―去掉这1%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马平的价值体系里，世界上不存在“无解的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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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他学物理出身有关。1989年，身为科学工作者的父亲将
年仅14岁的马平送到西安交大少年班。当同龄人还在念初中，马平已在大学里学力学了。尽管马平至今觉得当时的选择是一种迷茫之下的顺从，“十三四岁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想学什么，那你就顺着老师说的走”，但五年系统的物理学训练塑造了他“始终相信所有东西都有解”的思维。
为了攻克那1%，马平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去找这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解”。两年半里，他把自己关在那间黑暗的调色室里循环往复地做了两百多次试验，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不过最终，他解决掉了一个个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现了世界上首次使用彩色拷贝片呈现纯黑白影像的工艺。
“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半时间很快，可那个时候，不管压力多大，我都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往前走。”马平仍记得当时濒临崩溃的状态。
在好莱坞，电影调色往往采用团队运作模式。主调色师负责与导演、摄像沟通，确定影片整体影调。助理调色师执行不同段落的具体调色。但马平的工作习惯是自己一个人调一整部片子。
“怎么说呢，就好比你打一件家具，你可以是流水线，可以是一个师傅带着许多徒弟来完成。但是你看我们真正名贵的红木家具都是一个师父可能花一年时间，去打一把椅子，才能做到完美。这东西换个人手带着徒弟去上手，那你每一下都是不一样的。”
马平把调色看作一门手艺活，因而偏执地坚持由自己操刀每一道工序。当技术日臻成熟，前期与导演的沟通磨合成了马平如今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去年与法国导演让?阿诺合作《狼图腾》，马平在很长一段时间苦于找不到和导演契合的频率。阿诺心中的草原是视觉真实质感的，草特别绿，天特别蓝。但这种处理方式有悖于马平此前的电影美学认识。于是《狼图腾》六个月的调色周期中，前三个月都花在沟通上，甚至第一个月见面就“打”。“有几次我和导演见面互相不太说话，导演看我很讨厌，我看导演也很莫名其妙的，但是还是过了那段
时间。就好比说你弹钢琴，要跟一把二胡去做一首协奏曲，需要很长时间的互相了解，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更多的时候，调色这项活计是孤独的。用马平的话说就是“要坐得住”，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生性喜欢安静的人。“我在不工作的时候，我每天都去踢球、打羽毛球，不工作的时候我就满世界地跑，做很多极限运动”。“少年班毕业生”这个身份给了他敲开更多门的可能，但一个个机会尝试过来，“碰到调色师我的心可能就安在这儿了，我觉得这个工作状态，让我的心就安在这儿了。”
一家电视台曾为马平拍过一部为纪录片，在片子的末尾，他说:“我特别喜欢在黑暗中跟眼前这团光亮静静交流，我知道很多中国电影的精彩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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