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何家村遗宝之谜(上下)(探索·发现2005-96)

[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何家村遗宝之谜(上下)(探索·发现2005-96)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1970年秋天，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厅收容遣送站，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正在施工中。10月5日这一天，基建工地一片忙碌，就在地基挖到深约0.8米的时候，施工人员挖到了一个陶瓮，打开陶瓮一看，里面竟是一堆金杯银碗，耀眼夺目。一夜之间，陕西西安何家村吸引了考古界的目光。 这批金碧辉煌的金银器是施工人员从已经挖出的一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发现的，它们都埋藏在曾被人类扰动过的活土层中。 经清点登记，何家村基建工地挖出的两翁一罐中共有文物1000多件，有玛瑙器、水晶器、玻璃器、玉器、金箔、钱币、银铤、银饼、银板，还有朱砂、石英、琥珀、钟乳石等十几种名贵药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金器总重量一万四千九百多克，银器总重量十九万五千多克。 通过对这些金银器的器型和花纹进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专家们确定这是一处唐代窖藏。此前出土的唐代器物大多数是陵墓中的随葬品，而何家村这批稀世珍宝却充满了浓郁的唐代生活气息，它把千年以前古人的生活状态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透过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浪漫、开放、而璀璨的遥远年代。 它们是二十世纪以来唐代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由于发现地点在陕西西安何家村，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 三十多年来，这批珍贵的文物一直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吸引着千百万游客的目光。 自从这批遗宝出土后，一个问题摆在了考古学家面前。数量如此之多的珍奇异宝它们是谁埋藏的, 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是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兴化坊内。唐长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中央行政机构所在的皇城，其余部分称为郭城，郭城的面积约占全城的八分之一。一条宽155米的中轴线--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横竖相交的十字形街道将郭城划分为排列规整，如棋盘状的一百零八个方块，这一百零八块称为里坊，为居民居住。兴化坊在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居住的黄金地段。 最初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地点:“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二百四十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这本描述长安城市建制的重要文献《两京新记》中，关于兴化坊的条目里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因为在那个坊里边，有很多唐代的权贵在那儿居住，但是和时代上能够吻合的，而且位置上可以和拥有这一批文物地位相当的，我们就想到，可能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李贤生前曾被立为皇太子，人称章怀太子，后来因为他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了太子之位，并被贬到四川，死时年仅32岁。他的儿子李守礼受父亲的连累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中宗登上皇位，才给李贤平了反，李守礼也被释放出来，并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李守礼还曾先后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司空即是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的官员，所以他也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因此最初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的，埋藏地点在邠王府内。 何家村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731年的字样。租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它是一种有价值的原材料，不直接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需要将它制成其它器物之后才有明确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银饼按原样保存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而同时出土的其它器物的年代应该都不会晚于这块银饼的年代。因此，专家们将开元十九年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何家村遗宝是在建筑施工时偶然发现的，埋藏遗迹明显没有经过任何修饰，似乎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 开元十九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而激烈的事件，使身份显赫的邠王李守礼要在慌乱之中匆匆埋下这些珍宝呢,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既然这个文物的时代我们看是开元天宝以前的，那么当时最大的政治动乱是什么，只有安禄山之乱。” 专家们推测，在这场空前的战乱中，邠王李守礼仓皇外逃，将这些财宝匆忙埋入地下，成为不被人知的珍藏。这种观点相当有影响，被人们沿用了三十年。然而，近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邠王李守礼他早在安史之乱十几年以前他就已经死去了，所以何家村遗宝和他联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从邠王李守礼这个人来看，这个唐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里边对他有很明确的记载，这个人生前是挥霍无度，放荡不羁这么一个人。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手里头掌握着这么大量的财宝，他很可能就把它挥霍掉了，不大可能留在自己的手里还去借债，所以他的年代上和他本人的性格上看，这批东西很难推测是李守礼的东西。” 何家村遗宝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进行了钻探，基本上探清了兴化坊的大致范围。人们将钻探报告与唐代文献对比后，这一结论得到了支持: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并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内，而在邠王府的东边。 如果何家村遗宝与邠王李守礼无关，那么它们埋藏于安史之乱这一结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依据呢, 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它们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认为，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 每个时代流行的东西都会打上时代特有的印记，它与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花纹类型学就是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何家村有一些器物，它上面的花纹明显的要晚于安史之乱，就是大概在唐德宗这个时期。” 唐德宗时期，也就是公元780年到805年之间，它的最上限也比安史之乱晚了二十多年。但遗憾的是，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缺陷，是很难确凿指出某种花纹的起止时间。而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也很难发现一种花纹的出现、流行和消亡 的全过程。因此，这一有见地的结论还缺乏更强的说服力。 现在，让我们结合唐代兴化坊的居住者来探讨一下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年代。 根据文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除邠王李守礼和京兆尹孟温礼之外，还有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 如果我们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看法划定一个范围，来考察这几位在兴化坊居住的人谁的可能性最大，那么这个范围应该是从“安史之乱”到德宗时期，也就是从公元755年到公元805年的五十年间。 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公元705年之前，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公元8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萧彻死于公元835年，因此，裴度与萧彻生活的时代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两人官职太小，很难与何家村异常珍贵的遗宝相联系;孟温礼住的位置不合。因此，曾居住在兴化坊的人当中，可能与遗宝有关的只有德宗时期的尚书租庸使刘震。 文献中记载，刘震宅在“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之后。 租庸使是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租庸调的官员。唐代实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 “租”是缴纳的粮食:“调”是缴纳的布匹;“庸”是为官府服劳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租庸调征收采取灵活变通、形式多样的折纳制，可以折纳成稻米，桑蚤，也可以折纳为金银、铜铁等。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洊安”是地名，同属岭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这里以产银著称。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它们是来自“怀集”、“洊安”两地的税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这些东西在交到国家的时候，国家是需要检验的，就是你不能缺斤短两。我们在这个上边看到有一个银饼上面又加上了一块，就是可能是在检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分量不够，所以又把这个银子又加上一块。原来我们只是在文献当中来研究这些问题，现在这些东西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上面有文字，而且直接写上是庸调的银饼，我想这个事情正好又和刘震他自己担当这个官职租庸使有关，所以我想这不一定是一个巧合吧。” 刘震在兴化坊的住宅与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基本吻合，租庸使的身份与这些税银关系密切，刘震生活的时代与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年代相一致。有关何家村遗宝是谁埋藏的问题逐渐清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震要埋藏这些财宝呢, 刘震生活的年代，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战乱，这就是“泾原兵变”。公元783年，唐德宗李适为解救被叛军围困的河南襄城，派驻守在长安以西，今甘肃泾原的官兵前往救援。泾原五千大军日夜兼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朝廷银饷。在途经长安时，泾原官兵发生叛乱。叛军攻占京城，涌入皇宫内库，大肆掠夺金银财宝。造成宫内官府财产的严重损失，百姓也遭到抢劫。 如果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可以认定是刘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唐代的租庸使是否可能把官府的赋税放在自己家里,赋税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精美的珍宝, 《唐六典》中记载，凡金银、宝货、绫罗均可折为赋税。这里所说的金银可以是银饼、银板、银铤，也可以是金银器，宝货的范围那就更为宽泛了。 从地方征收到中央的赋税运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个输场，经检验合格后再由输场送往国库。 采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那么整个全过程谁有权力能够完全的接触，只有租庸使，因为租庸使就是因为他不是常设官，就是特殊委派的这种官，所以只有他从征收到输场检验一直到国库最后的验收，只有租庸使能够全部的接触这个全过程。刘震运出去这些财宝文献里头没有明确记载他是从哪儿运出去的，如果是从官府运出去的，说明他能够管理这批东西，如果是从家里运出去的，说明他有可能是贪官，但是不管是从哪儿运出去，都说明只有刘震才有权力有能力去处理这批东西。” 《太平广记》中有一段记载:泾原兵变八个月后京师收复，刘震的外甥王仙客回到长安，有人告诉他，刘震投降了叛军，叛乱被平定之后，刘震夫妻已被朝廷双双处死了。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叛军占据京城的那段时间里，社会秩序十分动乱，或许刘震不敢，也不愿意将埋在自己家里的财物取出上缴。在朝廷平息战乱收复长安后，由于刘震犯下的是十恶不赦之罪，夫妻双双被处死，于是这些珍贵的财宝也就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沉睡在地下，从此再也无人知晓。 直到一千两百年后，一次偶然的建筑施工才使它们得以重见天日。由于它们出现的那样突然，而又缺乏详实的文献记载，因此，今天的人们试图揭开这批遗宝所有秘密的过程，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假设的过程。 1970年的秋天，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其内容的丰富和精美十分罕见。因此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时隔三十四年，何家村遗宝仍有无数未解之谜。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批遗宝是由唐代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但是，以刘震的身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这样贵重的财宝，那么，它们的主人如果不是刘震又会是谁呢, 我们首先从何家村遗宝的构成来进行分析，它出土了大量的钱币，共有466枚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这枚被称为“即墨之法化”的刀币，“即墨”是春秋时的齐国都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货币。单听名称就知道它来自春秋时的齐国。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时间跨度达千余年。 不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还有前凉的“梁造新泉”，它们都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此外，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宝”，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外国古币，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些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而且成系统，有目的拣选出来的钱币，它们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因为它大量的东西有更加贵重的东西，像金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玉器里面的玉带，玉带挎，那不是一般民间的收藏钱币的人能够收藏得到的东西。” 民间难以收藏到的还有这些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和银开元。 421枚银开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30枚金开元，则是目前考古史上惟一 的发现。唐代诗人张祜的诗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写的就是玄宗皇帝在皇宫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子时，向楼下抛洒金钱，百官争相捡拾的热闹喜庆场面。 从这些金开元、银开元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面痕迹来看，它们从未使用过。这是否说明它们的拥有者不仅仅是喜好收藏钱币，而且还有权力、有条件铸造钱币,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出土，这些药物在唐代均为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药具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铫等，还有几件被称作石榴罐的纯银器皿，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育成:“在炼丹的当中，石榴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应该说是必须的一种用品。除此之外，那些像大粒光明砂，包括那些钟乳石等等这些我个人认为都是作为炼丹的药物来使用的。” 难道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一位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人吗, 遗宝中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还有十二条金走龙。有专家认为，走龙是道士为信徒举行重大仪式时，用来向东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达诚意，祈求长生不老的信物，摆放时龙头就朝着它要指向的那方神灵。走龙有金、银、铜、铁等不同的质地，金龙的级别最高, 只有地位最为尊贵的信徒才可能使用。 它是否暗示着这批遗宝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术的尊貴人物,而何家村遗宝出土的地方就是一处道观的遗址呢,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上有大量的墨书题记，它们记录了包括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来源，以及金银器自身的重量等，内容详尽，仔细认真。这件大粒光明砂银盒，它的盒盖里、外都有墨书题记，分别记录了7种物品的数量和重量，另有一些带墨书的器皿，明显属于一组，入库时统一称重并墨书标出，经核对丝毫不差。 如果私人财物没有必要做如此详实的记录。墨书题记应该是在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笔迹。这些器物出土时，墨书题记都非常清晰，说明它们自入库登记后再没有被使用过。同时还说明对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何家村遗宝中共出土了十副玉带挎，除了这副来自西域骨咄国之外，其余大多来自同为西域的于阗国。于阗自古以产美玉著称，于阗玉深得唐代皇室贵族所喜爱。除了于阗国主动前来贡献外，唐代朝廷还会亲派使节前去求取。唐太宗曾派内官朱如玉一次就从于阗带回玉器数百件，其中仅玉带挎就达三百具。带挎是装饰在腰带上的佩饰，这种佩饰可以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材质，唐高宗时规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玉挎制作的腰带。因此玉带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拥有许多高等级，只有宫廷手工作坊才能制作出的玉带挎;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药，拥有最尊贵的信徒才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小金龙;他喜好收藏钱币，并且有权力和条件铸造钱币;他拥有的大批财宝上题有墨书，这是在登记入库时才可能留下的记录。种种迹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皇室。如果它们属于皇室拥有，还有一个疑惑困扰着我们。 何家村遗宝中有一部分金银器皿，虽然制作精美，但从纹饰上看尚未完工，这件孔雀纹银方盒，正面对称的两只孔雀相比较，左边的腹部还未錾刻出羽毛，脚下踩着的莲蓬也没有孔眼;这几件鎏金小银盒，盖面上仅仅刻画出起稿线，而且起稿线细如发丝，离纹饰加工的最终完成还有许多道工序。这些银饼、银铤、银板，上面有明显地切削痕迹，似乎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这是否表明，它们来自一处金银作坊, 专家们认为，当时地方或民间不可能有如此高水平、大规模的金银作坊出现。 何家村遗宝中为什么会出现未完成品，至今没有更明确的答案，但专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大多数应是由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供皇室使用的。 这件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它的造型和莲瓣装饰采用锤揲工艺制造而成，然后用錾刻的手法在莲瓣内錾出各种动物与飞禽。凸凹起伏的莲瓣使器物宛如盛开的花朵。它是一件重达391克的纯金制品，黄金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贵重的金属，这样豪华精致的制作，不仅表达了唐代最优秀艺术家的审美情趣，也凝聚了最顶级工匠的才华智慧。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金制器皿，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盏和金杯。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器皿。它们是采用范铸工艺制造的。范铸源于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古老而成熟的工艺对金银器的加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银器制造使用范铸法的缺点是很难造出薄胎器物，胎体厚重浪费材料。但唐代早期金银器多为皇家贵戚使用，制造时追求宏大华美，不计成本，因此用范铸法制造的金银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何家村出土的大多数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已呈现出许多让今人都十分惊奇的新创造。 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锤揲和錾刻技术的成熟应用。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锤打成型，然后进行錾刻。錾刻是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用小锤击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种花纹图案，达到装饰效果。用锤揲和錾刻技术制造的金银器皿器形轻巧，花纹精美细致。 在荀子的劝学篇里有一句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指这种加工工艺，它采用透雕的办法把金属片镂空，使里边的香料通过镂空结构散发出来，造成香烟袅袅升起的效果，从设计到工艺，都达到最高水平。 除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的这些金银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还有其它来源呢,遗宝中有一只底部刻有”进”字的银碗。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地方进奉财物渐成风气。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争相进奉财物以示孝忠。而每有进奉，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个“进”字。 考古学家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批遗宝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而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等古代东、西方艺术珍品，是由外国使节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到长安，进献给朝廷的贡品。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壁画《客使图》，有专家认为，这幅壁画上的客人分别来自日本、罗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国钱币也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已经非常繁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曾有过的辉煌盛况。 随着大批被称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异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在唐代的皇室贵族中，“胡化之风” 十分盛行，一切外来新鲜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喜好的对象，何家村遗宝中大量外来器物和外来器物仿制品正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反映。 何家村遗宝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为皇室制作的金银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贡品，有外国使节和商人进献给朝廷的宝物。这些不同来源 的珍宝，不仅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燕婉热闹，见证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有考古学家推测，与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和埋藏年代相吻合的唐代租庸使刘震，是当时最有可能接触这批财宝的朝廷官员。在大规模战乱发生时，是他将这些皇室拥有的财宝埋藏起来。也正是他的这次埋藏，为我们留下了这批遗宝，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开的谜团。 专家们在对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进行成分测定后，发现这些金器的含金量最高达到了94.36%，其余成分是银、铜、铁等。而银器的含银量最高达99%以上。唐代工匠完全可以根据金银器皿的不同性能和要求，选择不同金银含量的比例。 唐代工匠们不仅对合金比例的掌握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从这些银碗、金杯、银盒来看，它们的器型也都相当规整，扣合十分紧密。这几只素面小银罐，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使空气完全无法进入，以至时过一千余年，它们白色的内壁仍然铮亮如新。即使在今天我们用手工制作金银器皿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 这件如小手指般大小的金梳背，套上梳齿后就成为了一把发梳，它是贵族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品。在唐代，女子的头上往往要插上数把这样的发梳。这个金梳背是用两片薄如纸张的金箔做成的，上面有用细如发线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5毫米的小金珠镶嵌，它的焊缝非常结实，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它使用的什么焊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这件兽首玛瑙杯它的产地目前还无法确定，有人说它来自希腊，也有人认为它来自波斯，至于它的制作年代更是众说纷纭。我们听到的最早的说法为公元前2世纪。如果真是这样，在它与何家村遗宝一同埋入地下以前，已经是一件传世近千年的古物了。 自从何家村遗宝被发现以来，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不懈的在对它进行研究和探索，何家村遗宝的秘密也许早已随着那次埋藏而被尘封起来，因此我们今天的种种猜测与疑惑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我们只能透过历史烟尘，努力寻找真实，接近真实。或许这就是考古学最迷人的光彩。它挑动着人类不倦的好奇心，吸引着我们不断去寻觅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