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泄露个人 信息 已涉嫌 犯罪
沈彬:山东移动泄露个人信息已涉嫌犯罪
2009年03月17日07:11东方早报沈彬
沈彬上海律师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对山东省内移动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大量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行为进行了曝光。更为恶劣的是，移动公司还出售用户信息给垃圾短信群发公司。央视记者暗访发现，济南移动公司将用户信息出售给"代理商"，并让有发送垃圾短信需求的客户通过该公司发
合作伙伴"介绍，所有的信息资料都来自移动公司，送垃圾短信。据移动公司"
通常是直接"购买"。
按"规定套路"，中国移动有关人士对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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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在迅速调查核实，从严查处，云云。中国移动大概以为"执行家法"，就可以了事了。殊不知，泄露数以万计的用户个人信息，已然不是行业道德问题，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应该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审判。
上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把泄露个人信息定为刑事犯罪，且当日已生效。如果暗访中的泄露用户个人信息行为发生在《修正案》生效之后，那就确定无疑--山东省内的几家移动公司已涉嫌犯罪。
《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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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如果出卖数以万计的个人信息，不算"情节严重"，怎么才算"情节严重"?从报道可以看出，泄露行为不是个别员工的私下行为，而是基于移动公司的"法人意志"，甚至公司还有相关的考核指标，因此这几家移动公司已经涉嫌单位法人犯罪，应受到刑事追究，其公司负责人也罪责难逃。嫌犯犯罪的事实，已满足《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的"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地公安机关应依法立案追究，但至今我们没看到司法机关的行动。
新出炉的《修正案》之所以把公权机关泄露个人信息列为犯罪，是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泄露个人信息的本质即公权侵害私权。首先，从社会危害度看，公权机关、电信商、银行等掌握了庞大的个人信息，如果公权私用，其社会危害比个别人倒卖个人信息严重不啻千万倍。其次，从犯罪的客体上说，这些部门依赖职权获得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就应有公益性、公正性，如果泄露谋利，公权私用，那不仅是侵害公民私权，而且还侵害了公务行为的正当性，损害了国家机关、公共服务机关的信誉，会造成更恶劣的社会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在新闻说明会上也强调了这一"立法本意"。
早在几年前，我就看到过某电信企业的业务宣传里明确说，他们能根据客户情况，提供分类直邮目标群的个人信息。我家的电话就是以我母亲名字登记的，结果信箱里的直邮广告的收件人都是我母亲。而且，去年3?15晚会曝光分众公司占中国垃圾短信市场80%份额时，就已经隐隐指出电信商和垃圾短信商之间的利益链条。当时中国移动出面表态:要打击垃圾短信。然而一年来，垃圾短信还在泛滥，个人信息还在被倒卖，因为移动运营商就是倒卖个人信息的源头之一，参与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利益分配。这说明垄断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严刑峻法"来震慑。 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
由于泄露个人信息犯罪本身就是针对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等单位而定，因此此次山东移动泄露个人信息案件，考验着司法机关的执法决心，考验着执法的公平性，乃至这一法条会不会被既得利益集团在实践中架空。我们拭目以待。
另一篇:期待"出售个人信息追刑责"真正"落地"
新京报社论
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中国首次进入刑事犯罪的视野。半个月后的央视"3?15"晚会上，山东部分移动公司向合作伙伴出售山东及全国手机用户信息这一丑闻被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议题。
比照刑法的规定和央视曝光的基本事实，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关联。刑法第253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
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央视曝光的出售本省及全国手机用户信息的山东公司符合刑法规定的主体要件。不管出售手机用户信息是企业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均有触犯刑法第253条的嫌疑。这一曝光，实质上已构成一封举报信。根据管辖规定，山东当地公安机关理应以此为线索，积极介入案件侦查。罪与非罪，均得有个说法。
最新的报道称，中国移动在了解了央视曝光的情况后，已责成山东省公司迅速调查核实，这种反应是必须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在公共媒体上，我们至今尚未看到侦查机关有任何回应。中国移动的行动是基于其商业信誉的经济行为，所谓"责成山东省公司调查"也只是企业的内部调查。为公众所关注的，当然还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司法调查。
若侦查机关对一宗有着重大犯罪嫌疑的行为，比企业的反应还要慢上半拍甚至是几拍，我们也就很难相信侦查还能否顺利和有效地进行。尤其是央视的公开曝光，不但等同于是向侦查机关发出一封举报信，也是向嫌疑人发出一封警示信。侦查机关要想顺利破案，就必须赶在嫌疑人可能隐匿证据甚至是毁灭证据之前取得证据，并固定证据。
可以看到，央视的这次曝光匠心独到地为刑法修正案(七)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当然，更是对有关司法机关执行修订后刑法的一次考验。在法律上，刑法修正案(七)还远非尽善尽美。如山东这一个案最终是否需要追究刑责，还有赖于审判机关对"情节严重"的理解。由于法律刚出台不久，何为"情节严重"并无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一份合乎立法原意的司法解释必须从司法实践中来。在此意义上，这宗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第一案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个认定难题在于，刑法还将"违反国家规定"列入了认定犯罪行为的要件。如我们所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颇受期待，但在山重水复之下仍未能出台。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规定"也少之又少。若是有嫌疑人明明侵犯了他人的合法信息，却以"没有违反国家规定"来作为抗辩的理由，我们又当如何?
可以说，非法出售公民信息第一案在考量刑法实施的同时，再次提醒我们: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协调一致、相互支撑的法律体系。而法律体系所要求的"违法必究"与"执法必严"又需要一支能够迅速反应的执行力量，这也是确保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致成为另一个"睡眠罪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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