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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的断代

利簋的断代利簋的断代商周青铜器纹饰断代(二)——利簋断代商榷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曾将夔纹分为十五式[1]，本篇所要展开讨论的纹饰，即《通考》第十式夔纹[2]。这类夔纹在商周青铜器上相对出现较少，但却有显著的图案特征:横向布局、首不回顾、上吻前翻、躯干向下直折转横、尾部复上挑。这种夔纹，按类型学原则，可分为无足、有足二型。无足一型，可区别为夔纹背部无鬣纹、有单鬣、有游旗状单鬣、有连续之鬣四式。如夔纹象尊[3]饰无足无鬣夔纹，戉箙卣[4]饰无足单鬣夔纹。无足有单鬣的夔纹，又有下颚前卷与后撇的差异。如戉箙卣夔纹下颚后撇...

利簋的断代商周青铜器纹饰断代(二)——利簋断代商榷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曾将夔纹分为十五式[1]，本篇所要展开讨论的纹饰，即《通考》第十式夔纹[2]。这类夔纹在商周青铜器上相对出现较少，但却有显著的图案特征:横向布局、首不回顾、上吻前翻、躯干向下直折转横、尾部复上挑。这种夔纹，按类型学原则，可分为无足、有足二型。无足一型，可区别为夔纹背部无鬣纹、有单鬣、有游旗状单鬣、有连续之鬣四式。如夔纹象尊[3]饰无足无鬣夔纹，戉箙卣[4]饰无足单鬣夔纹。无足有单鬣的夔纹，又有下颚前卷与后撇的差异。如戉箙卣夔纹下颚后撇，兽面纹卣[5]夔纹下颚前卷。竹园沟四号墓圆鼎[6]、竹园沟七号墓丰公鼎[7]则饰以有游旗状单鬣之夔纹。夔纹背部有连续之鬣，则见于殷墟五号墓三联甗[8]。有足夔纹，可分为单鬣、游旗状单鬣、双鬣三式。如戈鼎[9]饰有足游旗状单鬣夔纹。有足单鬣夔纹则见于丙方鼎[10]、息父辛鼎[11]、兽面纹簋[12]、舂丁簋[13]、贯簋[14]、亚宪卣[15]、天父乙觯[16]、父乙觯[17]、兽面纹觥[18]。有足单鬣夔纹，亦有下颚前卷与后撇(有齿牙)之别。有足双鬣夔纹，则见于兽面纹方彝[19]、赢簋[20]。综合而言，殷墟五号墓三联甗、竹园沟四号墓圆鼎、竹园沟七号墓丰公鼎，均饰以圆涡纹与夔纹组合纹样。而且，它们还有两个显著特征:夔纹粗短、尾部转折短促有力，下颚呈片云钺状。丙方鼎、戈鼎饰有足夔纹，但后者与圆涡纹并见，且其下颚亦都作片云钺状，夔身亦粗短。据墓葬分期，竹园沟四号墓“应在昭王晚期”、七号墓“可能在康王晚年至昭王前期”[21]。丙方鼎呈斗台状，无花牙扉棱，惟蕉叶纹已非常简化。戈鼎腹部垂势略大，且圆柱足渐有收削。但上述二器的年代，应不会晚于昭王。可见，这类夔纹主要流行于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间。除了丙方鼎与戈鼎，绝大部分的有足夔纹由于腿、爪的位置需要，而导致夔龙的躯干与尾部呈现出细长的表征。这类细长夔纹的使用年代，可以从父乙觯等纹饰进行推论。天父乙觯与父乙觯的整体器形，是接近的。而父乙觯更与“1962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南53号墓出土殷墟四期的母乙觯与此件形制纹饰完全一致，但是母乙觯有器盖”[22]。父乙、母乙觯的器腹，均饰无角广眉兽面纹[23]。与之相同或接近的兽面纹，还见于禺方鼎[24]、大保簋[25]、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26]、戈五卣[27]、史尊[28]。从观察该类兽面纹的结果来排比，父乙、母乙觯兽面纹鼻梁作一通柱状，比较罕见，但无云雷地纹的做法，与大保簋、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戈五卣、史尊等类同。故不能以母乙觯出于殷墟四期的墓葬，而全然排除其晚至成王灭武庚前后的可能。同墓所出另一母乙觯，纹饰风格迥异，可能是由于铸器时代早晚的缘故。禺方鼎是被断代为商代晚期青铜器。但经过观察，其兽面纹鼻梁，与戈五卣是相近的。两者较大的区别，只是鼻梁山根处的左右对称的垂歧，前者只有下垂而已，而后者增加了上歧。这个区别，是否为时代先后的表征呢,我们认为禺方鼎兽面纹鼻梁山根的垂歧，相比商代同类纹饰而言，垂势更大，与德鼎相接近。而德方鼎兽面纹的鼻梁，则是有了上下的垂歧。德鼎与德方鼎或许铸造有先后，但两者年代不会相去甚远。故禺方鼎的年代，可能需有所下移。纸坊头一号墓的时代，以往根据对传世德组铜器年代的认识，曾确定在成王前期[29]。德方鼎兽面纹边缘附加以鬣纹，与之比较接近的或父癸方鼎[30]，由于花牙扉棱远比德方鼎更具装饰性，故其时代要略晚些。而或父癸方鼎口沿下器表所饰双身龙纹，在昭王世的令方彝上也能看到。兽面纹边缘附加鬣纹的作法，还见于叔匕方彝[31]、旂觥[32]、兽面纹觥[33]、或父癸方鼎、晨肇宁角[34]、兽面纹方座簋[35]等。德方鼎，目前公认为成王时器，而令方彝等则大致均在康、昭之世。所以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的年代，不应只上系成王世，还有晚至康、昭王世的可能。按天父乙觯器腹所饰兽面纹，其双角凸于器表，部分角端甚至尖耸出挑。类似的兽面纹，在成、康时期青铜器上有许多成例。而舂丁簋的兽面纹双角，具有节截外观。类似的具有节截外观兽角的兽面纹，亦见于兽面纹方座簋[36]、癸古方尊[37]等。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神面卣[38]，其双角也有类似的特征。此神面卣，李学勤先生赞同马承源先生意见，认为该卣是康王、昭王时器[39]。至于贯簋，其器形、纹饰亦不出成、康时期的典型。总体而言，这类躯干细长的有足夔纹，大致亦流行于商代较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间。我们知道，利簋的圈足，亦饰以有足夔纹[40]。夔身细长，而且在转折的尾部边缘，附加有连续鬣纹。这种连续鬣纹，不同于殷墟五号墓三联甗夔纹，但与上引兽面纹附加鬣纹的时代风格比较接近。而且，旂觥器身所饰的夔纹，虽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直折类型，但其躯干至尾部有附加长条鬣纹的做法，与利簋圈足夔纹是一致的。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圈足所饰夔纹，与利簋圈足并见的另一种夔纹，形态也非常接近。基于上述纹饰的比对讨论，我们认为以利簋属武王的断代，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也许会有同志提出，利簋是已经明确的武王伐商的标准器。然而，过去对利簋的断代，根据的只是铭文，何况对于铭文的理解尚存余地[41]。因此，从纹饰类型学的角度来进行年代推断，也是对以往认识的一种验证。所以，我们认为利簋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成王世。西元2011年元旦子时初稿庚寅小寒修改附图(随文): 甲折身夔纹类型 A型:无足折身夔纹 1式:背部无鬣纹 2式:背部有单鬣 3式:背部有游旗状单鬣 4式:背部有连续鬣纹 B型:有足折身夔纹 1式:背部有单鬣 2式:背部有游旗状单鬣 3式:背部有双鬣乙无角广眉兽面纹丙附加鬣纹兽面纹丁神面卣戊利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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