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到西南_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

43 从西北到西南： 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 文◎潘 洵 从对西北的初步筹划，到迁都川渝、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西南抗 战大后方战略地位最终确立，又随战争胜利的到来而逐渐角色尽失。这 其中，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 抗战实力的判断和认识，与之息息相关。 日本侵华 西北后方根据地的筹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鉴于日本的局部侵 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蒋介石即在日记中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 了迁都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 想，并有了在西北建立后方根据地的初步考虑。随着局 势的发展，这种战略思考也就愈发强烈和肯定，1932 年“一·二八”事变次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表示， “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 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1月30日，国民政府即发布 《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 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月1日至6日， 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 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 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此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实乃应急之策。尽管蒋 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问题上仍犹豫彷徨，将重心 放在“剿共安内”之上，并积极谋求用和平妥协的方式 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但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面对日 本的步步进逼，一旦战事发生，便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 望。如果国民政府不甘屈辱求和、不想与日本作城下之 盟，迁都并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便势在必行。 正如宋子文所讲，“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 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 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 设。”为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国民 党中央随即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 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 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 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 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 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 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 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还 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 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如此重视，使“开发西北”、 “建设西北”之声浪，一度甚嚣尘上，引发高潮，并取得 了一定成绩，为后来在抗战时期成为支持、支援前线的战 略基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中选择西北地区，只是根 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是国民 抗 战 风 云 44 ■红岩春秋 / HONG YAN CHUN QIU 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时迫不得 已的决策，也有基于西北地区在防范苏联方面的战略考 虑。事实上，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 文教相对贫瘠，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 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也 不利于作为抗战陪都和后方核心基地。加之西北地区接 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 来说，其所受之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西北地方军 阀变乱无常，若即若离，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掌控， 是其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 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 理想的选择。 对此，蒋介石也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8月17 日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 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带着对四川历 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和对西北现实状况的担忧，在经营 西北的同时，他已将目光转向了尚未被国民政府控制的 四川。 西南政局之变 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调整 日本局部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于当时僻闭峻险之 西南而言，并未对其政局产生多大影响，“不特割据的 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 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 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 灭种的感觉都没有”。而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才开始有 所改变。 1934年底，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 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贵州、四 川、云南等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 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以蒋介 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也乘机进入并逐步 控制了西南地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 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动:四 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 川军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也加强了对 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特别是1935年3 月以后，蒋介石两度入川，马不停蹄地 遍历西南诸省，理想中的核心后方根据 地逐步转向了这方土地。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10月7 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他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和成 都等西南各地，长达半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 眉军官训练团的22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场合，针 对不同的对象，作了49次不同内容的讲演和训示。除围 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主题便是西 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 一次次的讲话，一次次的高呼，此番西南之行，蒋 介石对西南、特别是四川的认识提到了一个高度，以四 川及西南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也渐渐明晰，并愈加 坚定—— 从抵达西南开始即表现出与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 态度与兴趣。蒋介石西南之行的直接目的，首先固然是 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但在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 下，他到重庆后便在首次公开讲话《四川应作复兴民族 的根据地》中强调“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 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此 后，无论在重庆，或是去贵阳、昆明、成都，蒋介石都 大讲贵州、云南、四川在复兴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建 设问题，无不寄予着对四川及西南的殷切期盼。 特别突出西南各省在复兴民族中的地位，并将日本 侵略与之结合。所到之处，蒋介石的演讲字句铿然， 其中不乏关注与寄望，如“四川夙称天府之国，果能 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为宏速”，必可建设成为“国 家民族复兴之基础”，希望四川民众实行三民主义， ◎国民政府派出考察团考察西北 45 抗 战 风 云 “作建国革命一个最充实的基础和造成一个模范的省 区”，等等。其实，早在1934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就 谈到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的设想， 而此番西南之行的7个月里，蒋介石对抗战根据地形成 了更为清晰深入的思考，即“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 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 为后方”，并开始积极整顿金融，发展交通，兴办国防 工业，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在西南之行 的后期，蒋介石开始明确地将外患的日益严重与四川及 西南的安定结合起来。如1935年8月11日，他在峨眉山 军官训练团讲《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 任》，强调“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 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 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10月6日， 他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讲《四川治乱为国家兴 亡之关键》，高呼“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 复兴！”此时，蒋介石以四川及西南作为抗战重要根据 地的思想已经完全形成了。 对各省重要性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在蒋介石看来， 四川省“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只要我们四川 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云南省是“民族复兴一个 最重要的基础”，而贵州省则是“民族复兴的一个基 础”。在其预想的西南后方根据地中，蒋介石最看重的 是四川省，其次是云南省，最后才是贵州省。 抗战战略后方基地加紧向西南转移。蒋介石在经营 西南抗战根据地的同时，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后方基地 的重心亦逐渐由西北转向了西南。但对于蒋介石和国民 政府来说，这一转向在蒋介石的西南之行期间并没有完 成，直到1936年5月，蒋介石还认为“四川经此训练后 其基础已定，将来抵御外侮不得已开战时，其能否作为 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此后，虽然蒋介 石和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西南的建设和经营，但对西北后 方的经营和建设并没有停顿下来，仍强调要以西北为中 华民族的复兴地和生命线。设若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 保。因此，蒋介石在结束西南之行后，又立即前往西北 巡视。 国府迁渝 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首都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 民党高层的关注。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 势的紧张，迁都已十分紧迫。国民党中央对迁都虽有考 虑，但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多次讨论 后仍未作出最后决定。1937年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 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甚至作出决定，“外侮虽告急迫， 为稳定军心、民心，政府仍应暂时留住首都，不必迁 移”。然而，就在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当晚，蒋介石 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转呈的建议中央迁川、长期抗 战的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 党内的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 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迁都重庆 之议，便是这时由蒋介石明确提出的，尽管他在战前已 有经营西南后方的考虑。 10月下旬，淞沪战事急转直下，日军不仅突破了中 国守军防线，向沪西包抄推进，而且更加频繁和疯狂地 轰炸南京。首都南京危在旦夕，政府已无法正常办公， 转移国都迫在眉睫！危急之中，10月29日，国防最高会 议主席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 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强调“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 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今 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报告指出，在 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后方”， 并提出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翌日，国民政 府举行国务会议，商定了迁都重庆的具体事宜。 日军狼奔豕突，情势愈加恶化。11月12日，上海沦 陷，南京此刻屏障几失，危如累卵。16日，国防最高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46 ■红岩春秋 / HONG YAN CHUN QIU 会议举行常会作出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都迁重 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 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 点。”当晚，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的 官员，乘座“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驶向重庆。20日， 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 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长 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 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 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 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直书迁都重 庆、继续抗战、争取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浩然决心。 11月26日下午，林森一行抵达重庆，重庆各界民众 十万余人齐集长江储奇门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 式。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4响，救国 军歌震撼人心。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新址正 式办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于7日开始办公。武汉失守 后，国民政府党、政、军所有机关全部移驻重庆。12月 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及其 他有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办公。不久，其他各军事机关 也相继迁抵重庆。至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才得以最终 完成，重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首都，以四川为 中心的大后方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国府迁渝， 意义重大，正 如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所言， “一为表示长期 抗战，政府已下 最大决心，二为 建设四川、云 南、贵州后方国 防。”国民政府 的西迁，带动了 中国沿海和中部 地区工厂、企 业、高校、文 化机构等大规模 内迁，给抗战大后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 个特殊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如 果不为了抗战，大家决不会集中到四川来；不到四川， 则西北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切建议，恐怕永远不能发动 推进。”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其他省区为重点，包括 西南与西北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撑长期抗战、争取抗 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绾毂西南，控扼江汉，重庆优 越的地理位置，不仅保证了国民政府中枢机构的战时安 全，而且依托大后方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经 过艰苦奋斗，终获对日抗战的胜利。正如1946年5月1日 《国民政府还都令》所言，“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 众，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 太平洋战争爆发 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变化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大后 方的重心一直放在四川和西南地区，四川和西南地区也 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种情况直到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开始有所变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 方面由此前注重后方建设、自力更生为主逐步转变为重 点依靠外援争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由相持阶段前期 重点加强西南大后方建设逐步转向关注西北地区的建 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了整个战 争形势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中 国地广人多， 山川险阻，适 宜持久战；但 由于日本的国 力强大，超过 中国许多倍， 并经过了长期 准备，而中国 国力孱弱，战 争准备严重不 足，所以，中 国单独对日作 战要取得胜利 则困难很大， 必须借助于国◎《国民公报》刊登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的《移驻重庆宣言》 47 抗 战 风 云 际力量。而从国际形势看，中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日本 对华的大规模侵略也侵犯了其他国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 区的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美苏绝不 会坐视观望，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成为 可能。鉴于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持久消耗 战略，组织有限抵抗，拖住战局，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 化；另一方面则加强西南后方建设，积极培育抗战国 力。 正因为如此，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国际局 势的变化曾一度让蒋介石非常乐观，认为“我国抗战两 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 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更是喜不自禁，“抗战政 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中国终由单独抗战进入 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 一片，此诚我中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重要时机。” 于此，“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 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 而已。”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均 有调整，其大后方战略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 其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也曾多方寻 求外交支持，争取外援，但收效甚微，因此不得不将注 意力放在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上，尽可能动员后方人力、 物力、财力，苦撑待变。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后方准备本 不充分，战时建设又受种种限制，战争的消耗也十分巨 大，加之国民政府的政策失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西南大后方的种种危机开始暴露。如人力动员方面，由 于兵役中的营私舞弊，绑兵、拉兵盛行，军队补充“不 仅不能维持原有的战斗力，甚至还不及原有战斗力的二 分之一！”经济民生方面，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已严重 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田赋征实、征借已使后 方民众不堪重负，各项生产能力也难以满足战争的需 要。单纯地依靠西南大后方，实在难以维持国民政府的 继续抗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将 抗战重点转向了争取外援，而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也 就相对弱化了。 不仅如此，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迫使法 国、英国先后封锁了滇越铁路、越桂公路和滇缅公路， 而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的国际援华陆路交通 线完全继绝。而此时的西北地区，不仅与苏联之间的陆 空运输仍畅行无阻，新疆、甘肃、陕西成为国际援华的 主要通道，而且其“资源开发”、“拓殖增产”、“文 化再发扬”，“都足以补助抗战根据地西南的不足”。 加之抗战胜利已成定局，西北的“共产党问题”也是蒋 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大隐忧”。于是，西北的战略地 位再次提升起来。 1942年8月17日，蒋介石到西北兰州出席兰州各界 扩大纪念周时，发表了《开发西北方针》的演讲，其中 特别提到，“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 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 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 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 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 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 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 在蒋介石看来，“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建国的 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蒋介石的倡导下，“开发西北”之声浪再次高涨 了起来，时人称 “自总裁于去年冬巡视西北归来后， ‘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 后春笋之势”，“于是随着这样重视西北的号召，怎样 开发西北和怎样建设西北的呼声，又响遍了全国而吸住 了每个关心西北问题的人们，因为抗战建国到了今天， 才正确地明确地决定抗战中建国的根据地是在大后方的 西北，这实在是一个有深长意义的抉择和有极大力量的 号召”。尤其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声称“西南是抗战的 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实际上，此时的蒋介石所关注的重心已经 由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转向了如何在抗战中完成“建 国”任务的问题，这意味着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 衰退。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虽然在抗战中确立 的陪都地位尚在，蒋介石对四川、贵州等的建设依然寄 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从日本宣告 终战的那一天起也就宣告结束了。 （本文作者系西南大学宣传部部长，重庆中国抗战 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