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指山东、河南东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地区。该地区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且已发现分布有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曾进行过多处发掘，文化发展序列比较清楚。根据已发掘的遗址，初步可以区分为早、中、晚三大期。在这三大期中具有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性的文化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10] 　　“后李文化”是该地区目前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早的文化遗存（或称“西河类型”，或称 “西河文化”），1因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淄河东岸临淄区后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目前发现的同类遗址10多处均分布在泰沂山脉北麓山前冲积平原上，东西距离约250公里；西部8处，以山东章丘市为中心，西河遗址面积最大、堆积较厚，保存较好，遗址和遗物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后李文化”的上限距今9000年以上，下限延续到同北辛文化早期年代衔接，延续时间可能在1500～1800年左右。其流向问题讨论得比较热烈，一种意见认为它同北辛文化是一脉相承、先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泰沂山南、北两侧并列发展的两个文化。 　　“后李文化”的遗址有围壕、房址、墓葬、灰坑、灰沟和陶窑。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和角器；石器有石斧、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锛、石镰、石锤、研磨器、支脚、砺石、支垫石等，制作方法有打制、琢制和磨制，斧、锛、镰多为磨制，磨盘和磨棒多为琢制。 　　陶器造型古朴，手制为主，制作基本规整。器形以圜底器和圈足器居多，平底器较少，最典型的器物是陶釜，约占陶器总数的80%以上。 　　在西河遗址和小荆山遗址还发现陶面塑像和陶猪等原始艺术品。 　　小荆山遗址和西河遗址均发现30多座房址，实际上还要多得多。西河遗址1997年发掘的19座房址排列有序，显然是一处有着统一 规划 污水管网监理规划下载职业规划大学生职业规划个人职业规划职业规划论文 的聚落。从围壕、聚落布局、房址面积和类型、室内设计和功能，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影。推测“后李文化”先民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母系氏族阶段，在所有制形态上属于原始公有制阶段。 　　“后李文化”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有关栽培作物的资料，但从发现的聚落形态、大量的房址、陶器和石器中，已看到农业经济的影子。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种类繁多，功能齐全，有开垦土地用的石斧，种植作物用的石铲，收获果实用的石镰和石刀，加工食物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些工具基本上贯穿于从食物生产到加工的整个过程。陶猪的出土则暗示了动物的驯化和家养。以上综合情况，反映了“后李文化”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还在从采集渔猎向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转变。 　　“后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对黄河下游地区农业起源和聚落形态的探讨具有重大意义。 　　（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辛文化 [11] 　　北辛文化是该地区目前发现中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首先发现于山东腾县北辛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滕县孟家庄、兖州王因、泰安大汶口（下层）等。该文化该遗址早的距今约7000多年，晚的距今约6000多年，前后经历800～900年左右，和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年代相差不远。 　　北辛文化发现的遗迹有村落居址、房基、灰坑、窖穴、墓葬等。 　　北辛文化的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的加工主要在刃部和手握的部分，其他部分都保留砾石面。石器的加工都采用直接打击法。器形有斧、敲砸器、盘状器、铲、刀等，其中以斧、敲砸器的数量最多，盘状器和石铲次之。磨制石器有铲、刀、镰、磨盘、磨棒、凿、匕首等，其中以石铲的数量最多。石铲多为扁平长方形，器身周边留有打制的痕迹，制作比较粗糙。磨盘多为弧边三角形，也有长方形、椭圆形，大多无足。磨棒以横断面呈半圆形和圆角长方形的数量最多。骨、角、牙器发现的很多，器形有锄、凿、匕首、锥、镞、镖、针、梭形器等。此外，还有少量的蚌铲、镰等蚌制工具。 　　陶质以砂质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兼有少量砂质灰陶、泥质灰陶与黑陶。器类有敛口深腹圜底三足鼎、敞口圜底三足钵、敞口圜底钵、小口长颈双耳壶、大口圜底釜、深腹罐、敞口盆、碗、勺、盅和器座等。 　　现已发现的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及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与渔猎工具，说明北辛文化的人们已经定居，且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狩猎和捕鱼。 　　（三）大汶口文化[12] 　　大汶口文化是因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命名。主要分布区是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是本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距今6000～4000多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的遗迹有：村落居址、房屋、灰坑、窖穴和墓葬等。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锹、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骨器有镰、匕首、镖、矛、镞。角器有锄、镖、镞、匕首。蚌器有镰、镞。另有少量陶网坠和陶纺轮。 　　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炭化粟，表明农业以种植粟为主。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 　　大汶口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 　　（四）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先发现而得名。龙山镇的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发现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也先后发现了与其相当的以灰陶和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址实际上属于不同文化系统，被分别命名为龙山文化的不同类型。有人把最早发现的龙山文化称“典型龙山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它是从当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其分布区域主要在山东半岛一带，东至黄海之滨，东北波及辽东半岛，南至苏、皖北部，北达冀北，西至河南濮阳、商丘一带。重要遗址有山东日照两城镇、潍坊姚官庄、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茌平尚庄、泗水尹家城、曹县辛冢集、梁山青堌堆、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亳县钓鱼台等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左右。 　　该文化发现的遗迹有：城址、村落居址、房屋、灰坑、窖穴和墓葬等，还有祭祀遗迹。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角、蚌器仅占少数。石器绝大多数为磨制，打制的罕见。穿孔技术比较发达，一般是用石钻头两面对钻，少数用管钻法。常见的器形有斧、锛、穿孔石铲、镰、穿孔石刀、凿、纺轮、矛、镞、网坠、锥等，其中以石斧、石锛、形体扁薄而规整的穿孔石铲、长方形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数量较多。蚌器有镰、镞、刀等，玉铲和骨角器等也有发现，种类有鱼钩、鱼镖等。 　　陶器轮制极为发达，故使器形浑圆、胎壁厚薄均匀，器身各部分比例匀称、和谐，造型规整、优美；陶色纯正，表里透黑，火候高。一套磨光黑陶器物群构成龙山文化的突出特征。器表常有显著分格及凸棱，陶器多素面，纹饰有凹凸弦纹、竹节纹、划纹、镂孔和附加堆纹等。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为主，平底器次之，器身上常带盖、流、耳、鼻等附件。其典型器物有“鬼脸式”足的曲腹盆形鼎、三角形足的罐形鼎、三足盘、高圈足豆、蛋壳陶高柄杯、各种陶杯、双耳带盖罍、鬶、獻、盉等，其中蛋壳高柄杯的制作技艺达到了史前制陶业的顶峰。 　　谷物种植仍以粟为主，还发现不少猪、羊、牛、狗等家畜骨骸、羊的饲养比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了明显发展。 　　经济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和渔猎。遗址中常见的鬶、盉 、觚、杯等酒器，不但数量多，制作精致，造型也很美观。陶酒器的增多，显然是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从而促进了酿酒业的发达。 　　（五）黄河下游地区的典型农业遗址介绍与分析 　　1、山东滕州庄里西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其西南边缘为泰沂山脉和南四湖东岸。姜屯镇庄里西遗址座落在一处高出地面5米以上的台地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发掘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目前已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址5座、灰坑140余个。在出土的陶器有鼎、鬹、罐、盆、甗、豆、杯、碗、器盖和纺轮；石器有铲、锛等；骨器有针和锥；蚌器有镰。从出土的文化遗物分析，当属龙山文化中晚期，其年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 　　考古学家采用水浮选法对13个含腐殖质较多的典型灰坑进行浮选，并从H41、H52、H62、H77、和H100等灰坑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尽管植物遗存已经轻度炭化，但从外部形态仍能确切地鉴定出其科属。尤其从H77、H52、H62、H100和 H41、等灰坑中浮选出大量的炭化稻米（Oryza sativa）。通过对浮选出的280余粒稻米统计，其长宽之比均在2左右。经过与现代及古代稻米比较，当属粳米（Oryza sativa subsp .keng）。这不仅是继棲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陶器上发现稻壳遗存、日照市尧王城遗址龙山文化发现10余粒炭化粳米之后，山东发现最多的稻作遗存；而且与粳米伴存的尚有黍（Panicum miliaceum L.）、野大豆（ Glycine soja sieb.et zucc）、葡萄（Vitis sp.）、酸枣（Ziziphus Jujubavar.spinosa Hu et H.F.Chow）的果核以及大量蔷薇科（Rosaceae）。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及进一步研究，将为探讨该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生存的环境、史前农业的发展增添了植物学的证据。 　　粳米（Oryza sativa subsp .keng Ting）：粳米标本统计数量达280余粒。这批炭化稻米作扁椭圆形，质脆呈黑色，所见标本大多数完整无损、颗粒饱满，米粒（颖果）长宽之比为2～1.5。此米粒应为粳米，与尧王城遗址内的粳米相似。庄里西遗址的粳米保存更为完整和丰富，这无疑表明在当时史前农业中，粳稻是其重要的农作物类型。 　　黍（又称穄、糜）（Panicum miliaceum ）：标本仅2粒。米粒呈黑色，近球形，长1.71～1.73、宽1.63～1.72、厚1.8～1.84毫米。此炭化的黍米较现代黍米粒要小，但较炭化的粟（小米）粒要大。 　　高粱（Sorghum vulagare pers）穗的颖片：该颖片呈倒卵形，长3.5、宽2毫米，顶端略尖，颖片中间脊状，尽管表面为黑色，但仍显现出较强的光泽。由于该颖片的形状及光泽与高粱相似，但较现代高粱的颖片要小（现代的颖片长约5毫米，宽约3.2毫米），故是否为高粱，存有疑虑，尚待更多标本的发现进行补充修正。 　　野大豆（Glycine soja Sieb et Zucc）豆粒：共有数十粒。标本呈椭圆状矩圆形，略扁，长2.8～3.2、宽2～2.5、厚1.5～2毫米。脐位于腹部近中央，长约1.2～1.8毫米，作椭圆形。在脐中间有脐沟，较现代野大豆粒略小。在裴李岗文化期的贾湖遗址以及班村遗址中曾发现有野大豆的豆粒。 　　葡萄（Vitis sp.）的种子：种子呈倒卵球形，长3.2～4、宽2.4～3毫米，其腹面中央为脊状，两侧斜面各有一条短纵沟，背面中央有一圆形区，顶部有一沟延伸至种子顶端。从种子的形态特点看，应为葡萄属的一种，但不是葡萄属的栽培种（V.vinifera），可能是当时先民采集食用后的遗弃物。 　　酸枣（Ziziphus Jujubamill.var.spinosa Hu et H.F.Chow）的果核：果核呈椭圆体形，长0.8、径0.6厘米，两端钝，表面布满短棱状大突起。在核的基部有向两侧延伸的长菱形和条形疤痕。酸枣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的主要群落成分，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时有发现。 　　李属种（Cerasus sp.）：遗址中浮选出大量核壳碎片。核壳木质，较光滑，厚达1.2毫米，可见裂开的缝合线。其中一块较完整的碎片，长达1.2厘米，从大小看似欧李（Cerasus humilis）。由于蔷薇科（Rosaceae）植物中的核果类的果皮肉质大多可食，H41中浮选出的大量果核，无疑属蔷薇科植物，可能是先民采集后主要为食用。要从果核中确切地鉴定出是否属蔷薇科种仍存在实际困难。 　　如果说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经济尚以渔猎、采集为主，似乎和全新世中期温暖潮湿的气候相适应，而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作为鲁南丘陵地的枣庄建新遗址，其植物遗存则反映当时气候趋向干旱的自然状况，以粟（Setalia italica）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得到发展。然而濒临南四湖的庄里西遗址面积10余万平方米，清理出的文化遗物丰富，除前述植物遗存外，大部分灰坑内尚保存猪、鹿、牛的兽骨，大量鱼、蚌、螺、龟等水生动物的残骸，农用蚌器等及陶器、石器和骨器。这些足以说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庄里西遗址所反映的是动物饲养和农耕文化特征。当时较为温暖、湿润多雨的季风气候，为水稻的种植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而且林地灌丛、湿地又是先民采集酸枣、葡萄、李、野大豆等有利的场所。总之，庄里西遗址丰富的生物遗存有可能表明，当时的先民已摆脱了单纯的向自然索取。随着聚落扩大，人口增多，在当时遗址周围的湿地，稻作农耕文化得以发展，而在丘陵环境下，则种植生长期多短、易于管理、较耐干旱的黍（Panicium vulgave）。因此，滕州庄里西遗址农作物遗存，说明当时是以稻作为主、黍作为辅的农耕文化。鉴于胶东半岛的棲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中，仅在陶器上发现稻壳印痕，而滨临黄海的尧王城遗址也仅见少量粳稻耔实。以粟（Setalia italica）为代表的旱作遗存则见于胶县三里河和广饶的傅家大汶口文化以及枣庄建新遗址的龙山文化，因此山东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耕文化和以稻为代表的稻作农耕文化，这似乎说明滨临海域和湖域的沼泽地适宜稻的种植，而作为丘陵地则更适合旱地作物的生长。值得提出的是，山东半岛原始农作物出现的时间、范围及研究深度远不于长江、淮河和黄河中游地区。因此，庄里西遗址大量植物遗存的发现，在中国农业考古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即在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晚期，山东南四湖地域已是栽培粳稻的重要地区。这很可能说明亚洲稻起源于长江中游、淮河上游，随着文化的发展进而东传到长江下游、淮河和黄河中下游。庄里西遗址灰坑中大量粳稻遗存的发现，恰好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水稻已经分布较广，进而东传到了辽东半岛、韩国和日本。 　　2、安徽蒙城尉迟寺 [13]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境内淮河以北的蒙城县毕集村东150米，南距北淝河约4公里。遗址处在黄河与淮河长期堆积泥沙形成的淮北平原上，现为高出地面2～3米的堌堆状堆积。 　　尉迟寺遗址主要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先后经过九次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所揭露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存引起考古界的重视。研究表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既具有大汶口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存在明显的地域特点，类似的遗存主要分布在皖北及其邻近地区，代表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个新的地方类型，碳十四校正年代距今4600年左右；尉迟寺遗址有关龙山文化的资料虽然有限，但其特点还是清楚的，它的文化面貌和文化性质与豫东地区龙山文化基本相同。 　　反映尉迟寺遗址史前时期农作物遗存的资料，首先发现于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排房基址的红烧土墙体中，墙体内含有稻壳和植物茎叶痕迹，稻壳印痕的形态与现代稻基本相同。另外在F29西墙附近发现颗粒状炭化物，它们相对集中成片分布，经硅酸体分析属于炭化粟类作物的遗存。该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粟类和稻类作物同时存在的现象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这一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反映出该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至于为什么龙山文化阶段农作物遗存尚未发现，也需要通过相应的手段进行分析。就是说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农业经济，还需要更多的相关资料及研究。基于这个目的，考古学家在遗址中采集了土样标本，通过硅酸体分析，寻求有关农作物的信息以便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 　　两组样品测试结果基本相同，定性分析表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阶段的农业生产既种植粟类作物也种植稻类作物。定量分析表明，谷壳硅化表皮碎片含量从上到下呈增高趋势。稻壳硅化表皮碎片含量从下向上呈增多趋势。粟类和稻类作物的种植，在不同时期的种植数量和规模是不同的。统计数字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虽然有稻类作物的种植，但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龙山文化阶段，稻类作物的种植规模和面积都有所增加，而粟类作物依然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 　　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两个特点。1、粟类和稻类作物同时存在。两类对环境要求相异的农作物，在一处遗址中进行混种，这一现象应该是多种因素的结果。2、稻类作物的种植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阶段呈逐步增加的趋势，粟类作物正好与之相反，说明不同时期农作物生产规模和水平是有区别的。采样方法不同的两组标本，选自不同的发掘区，它们的分析结果却一致，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认识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由于受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南北两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北方地区农业生产以粟类旱地作物为主，南方地区以种植稻类作物为主。 　　尉迟寺遗址位于淮河以北，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从考古学文化发展上处于中国南北两大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地带。该遗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层土样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粟类和稻类作物在该遗址两种文化遗存中都曾种植过。粟类和稻类作物对气候和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尉迟寺遗址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认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与农业经济上的某些特点不无关系。 　　史前农业生产形成的地区性特点显然与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尉迟寺遗址孢粉分析结果与动物种属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尉迟寺史前文化动物群的特性和植物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生态环境与现代不同，植物种属的构成反映出了更多的亚热带或热带气候特征。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动物群所反映出环境的变化及植物孢粉反映的气候特点基本一致。似乎表明当时尚未出现较明显的降温及其影响。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粟稻同时种植的现象表明，该遗址所在的小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具备两种作物的生存条件，气候的变化并未影响到稻类作物不能种植的程度。 　　目前为止，黄淮地区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粟类作物遗存，但也有不少遗址发现稻类作物遗存，这些遗存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该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有关农作物的实物资料，就某个遗址的发现来说都只是一种作物，至于尉迟寺遗址中稻作和粟作同时存在的现象在黄淮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农作物的种植与自然环境有关，与考古学文化传统关系不大。这种现象在史前遗存中有许多实例。同一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中种植的农作物并不完全是一种模式。如仰韶文化遗存在中原地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而河南淅川下王岗、郑州大河村等遗址都发现了稻作遗存。黄淮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主要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而山东王因遗址中也存在稻类作物的遗存。上述现象能否直接反映该文化的农业经济情况，有关农作物的资料能否在该遗存中具有普遍性，还有待于更多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数据来支持。但是这种现象不只在一处遗址中发现，似乎说明农作物种植与小区域内的地理环境相关，与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果关系。 　　尉迟寺遗址新石器遗存虽然测试了两组土样的硅酸体，但其定性、定量分析说明了该遗址发现的粟类和稻类作物遗存不是个别现象，在该遗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般说来，黄淮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曾发生较大变化，即由温暖湿润向干凉转变。尉迟寺龙山文化基本处于这个阶段，而水稻的种植规模比大汶口文化晚期有所扩大，一方面说明该遗址所处的小区域生态环境还未达到稻类作物不能种植的程度，整个黄淮地区在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方面也存在大区域与小地区之别。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人们生产技术水平和对自然环境认识和改造的能力。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存的围沟深近5、宽近30米。发掘者推测该沟具有蓄水作用，其功能之一与农业生产不无关系。反映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与自然之间已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动适应关系。 　　尉迟寺遗址地处我国南北文化交流地带，南北文化的交流至少从仰韶文化就已经比较频繁了。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他们有共同的传统，在遗迹或遗物上也存在着一些共性。其中有些传统，如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及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准则，是相对稳定的，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但作为生产技术、技能和经验则是活跃的因素，往往不受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具备农作物生长的基本条件，人们都会学习和接受其他文化的先进技术及生产经验的。尉迟寺史前遗存稻粟混种现象说明判断史前晚期文化的农业经济特点，应该从地理环境、文化交流、生产经验和技能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尉迟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同属于新石器文化晚期，农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农业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建筑基址中，用农作物壳做墙体羼和料的现象普遍存在，暗示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水稻属于禾本科植物，是一种喜水的农作物，合适的自然条件是需要的。如果从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考虑，当然还需要有良好的土壤、丰富的种植经验以及灌溉及排水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水稻的种植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因地制宜的结果。新石器时代晚期，皖北地区发现的尉迟寺大汶口文化聚落遗存，从建筑规模、建筑结构上都反映了作为中心聚落的特点。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对农业生产需求量的程度，而如此规模建筑群的存在，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 　　生产工具的种类或类型是探讨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料。尉迟寺遗址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特点基本相同，包括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其中石器是主要的一类工具，蚌器较为普遍使用。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磨棒及蚌镰、蚌刀、蚌铲等。这些工具一般都很规范，磨制精细。各类工具的功能基本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从开垦农田、翻土播种、收割脱粒到贮存，满足了整个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需要。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大型陶器如厚壁大口尊、大口直壁缸等都是具有贮存功能的贮存器，当然包括贮存粮食。遗存中出土了大量水器，诸如鬶、长颈壶、高柄杯等，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酿酒业的兴起只有在粮食剩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尉迟寺遗址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剩余粮食用来酿酒，说明农业生产水平已能满足社会生活中非生存需要的消费。 　　遗址中出土最多的动物骨骼是家猪。统计表明大汶口文化阶段家猪的数量占整个动物骨骼的51%，龙山文化阶段基本占50%。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尉迟寺史前遗存家畜饲养的规模，他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经验积累密切相关。同时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家畜饲养的促进作用。遗址附近茂密的森林是野生动物活动的空间，也为人们的狩猎提供了可靠的来源。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以镞和矛最为常见，这些工具用于狩猎的对象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种属基本相符。 　　野外采集食物是史前人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尉迟寺遗址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植被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人们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仍然注重采集活动。孢粉所反映出有山毛榉科的栎属、栗属等植物种子果实，以及榛属、胡桃属、枫杨属等种子的果实等也可食用。这类植物的果实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实物来源。这类植物含有大量淀粉，能提供充足的热量，是人类食物的一种补充。作为一项经济活动，采集和渔猎，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活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都可找到相应的食物。因而采集和渔猎始终是人类食物来源的重要活动。虽说它们是较原始的经济方式，但在农业出现之后甚至在农业经济相当发展时，它们仍然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项内容。新石器晚期即便是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狩猎或渔猎活动仍较为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水平与采集和狩猎活动已没有直接关系。尉迟寺史前文化遗存的经济特征表现出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较为稳定的家畜饲养、广普的采集和渔猎经济，这些构成该地区新石器晚期一种综合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