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甘为骆驼
师 德 故 事（二）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
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
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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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孩子
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
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
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
。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
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
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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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
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
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
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
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
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
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
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
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
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
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
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
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
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
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
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
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
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
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
草的一些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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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
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
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
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
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
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
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
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
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
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
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
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
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
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
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
。只
这一点，已是可以为。”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
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
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
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
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
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
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
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
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
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
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
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
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
‘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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