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之汉学研究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之汉学研究 摘要:日本自古以来为中国邻邦,久受中国文化浸染。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的冲击,其中国观念以及汉学研究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在本身深厚的汉学修养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其基于现实的对华观念亦多耐人寻味之处。 关键词:日本内藤湖南汉学对华观念 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受主流媒体的影响,国人的对日认识却仍然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本文试图就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汉学研究及其对华认识做一番分析与探讨,以期通过这一个案的分析能使得读者对于日本汉学及对华观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1866 – 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1866年出生于日本国秋田县鹿角市,因其地处十和田湖之南,故自号湖南。其父及祖父皆为仕于南部藩重臣樱庭氏之儒者,故而内藤湖南自幼跟随其父学习汉学,打下了了扎实的汉学基础。甲午战争后,曾以记者身份访华,在多次的访华经历中,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深刻的了解,同时以此为契机在中国收集史料,寻访古迹努力进行中国史研究,1907年起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1教授并担任名誉教授直至退休,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先生首先提出了关于中国史的文化史观,其“唐宋变革”论,至今仍为中日两国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主要著作有《中国史通论》、《中国史学史》、《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中国绘画史》等。其治学尤为推崇钱谦益、章学诚,推崇乾嘉考据治学,故其学有朴学之称。 但是,在探讨内藤湖南的学术之前,有必要对于其之前的日本汉学或者儒学的发展做一个简单回顾。今日中国,所谓“国学”大热,然而“国学”一词,任然为日本人所创制。这边之所以要谈到日本的“国学”正因为其乃相对于“汉学”而言,众所周知,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重然而日本“国学”的兴起,则是日本文化自觉的体现,促成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则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宋元鼎替及明清鼎革,这些事件在日本人眼中被提升到了“华夷变态”的层面,少数民族灭亡了信奉圣人之教的中华,被认为是“用夷变夏”,孔子所强调的“华夷之辨”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原来所谓“华夏”已被夷狄所统治,而日本赖于所谓之“神风”而幸免。而孔子作《春秋》,讲求君臣大义不可乱,中国一境之内,乱臣贼子,历代鼎革不可计,而日本国自天照大神之后神武天皇以来皆为万世一系之天皇所统领,代代延续而不绝,因此日本的国格高于中国。在日本的儒学者眼中,“用夷变夏”,为夷狄所统治的中国并非真正的“中国”,而万世一系,文化绵延不断有着“海东君子国”之称的日本方才是真正的“中华”,因此在“国格”上讲,日本自然高于中国无疑。而“国学“家的解读则基于传统的神道教的解释,即认为日本乃神国,有神灵护佑,故而能免于中国所受之灾祸。然而,撇开所谓”国格“高下,神灵庇佑等说法,此时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便已认为中国经由”华夷变态“,已经丧失了东洋文化宗主国的地位。而原先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日本则抛弃了完全对华崇拜的态度,实现了文化上的独立,所谓“国学”的出现便是日本文化自觉的体现。最为典型的便是江户时代初期的儒者山鹿素行之思想,山鹿素行所作《配所残笔》言:“我等以前喜读异朝书籍……依之,不觉间以异朝诸事为好,本国系小国,以为万事皆不及异朝,且圣人亦只能出异朝。此种情况不仅限于我等,古今学者皆然,羡慕并学习异朝。近来始有人以此为错误。信耳而不信目,舍近而求远,不及是非,实学者之大病也。”2山鹿素行虽然身为儒者,但是其生活的时代正处明清易代之时,这一外部事件的发生,大大促进了对华认识客体化的进程。在此之所以提到前人学术,是因为在内藤的学说中的确能照见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思想的影子。 内藤湖南的学术,十分庞杂,若要细说也是十分困难。但凡称“大师”者,必定能开一时风气之先,影响学术之发展,而其后有二流学者钻研材料,补齐其思想脉络,其余三流学者亦能拾其牙慧。内藤湖南便是如此之一等学者。前面所叙论之日本儒学者的思想,到了湖南这一代便发展为了内藤湖南所提出的中 国史的分期学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湖南所提倡的东洋史的概念,经由宇都宫清吉的阐释,便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的时候,特地强调此处的“文化”应从最广义的角度去理解,“所谓中国文化,半酣了作为文化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包含了文化在社会经济上所起的作用”3,内藤氏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来是日本儒学传统,而来也是时局所带来的影响。湖南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东方诸国在面对西方侵略是束手无策,一时间西学成为风尚,东方文化衰弱的论调不绝于耳,汉学也似乎成了老古董。然而转机也正在发生1905年,经历了鏖战之后,日本终于在满洲的战场上战胜了俄国,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在日本人眼中,这不仅仅是日本的胜利,也是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胜利,世界不仅仅是西洋人的了!而原本被弃置的“汉学”如今也顺理成章的摇身一变成为了“东洋学”。4而在京都大学之内除了内藤湖南之外,当时又聘请了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桑原骘藏来主持历史系,内藤湖南虽然在后世人的眼中名气更胜于桑原骘藏,但是由于桑原骘藏直接受到了德国兰克史学的熏陶故而更偏重于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就对华态度而言,桑原曾以留学生的身份留学清国,并且师从日本著名儒学者那珂通世,因而也有着浓厚的汉学功底。但是,虽然身为汉学者,桑原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却了无好感,在他的游历中国期间写成的《考史游记》中,随处都有对于当时中国人的贬斥与挖苦,这一点也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看法。 介绍完了学术背景后,下面我想谈谈内藤氏的学说本身。前面既然已经提到说内藤湖南将东洋史定义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那么所谓“东洋史”的范围就是包括了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在内的整个受到过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那么既然地域和范围已经确定了,我在此就先提一提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基于文化史观的中国史的分期。湖南的分期论将中国史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又插入了两个过渡期,具体为:第一期上古从上古到东汉中期(——公元100年),是中国形成独立文化向外扩张的时期:第一过渡期,东汉中期,从东汉中叶到西晋(公元100——316年),中国文化停止对外扩张的时期。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公元317——820年)外部异民族势力压迫中国,外来文化例如佛教盛行的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内部贵族得势,中国文化因为贵族得以维系。第二过渡期,从唐末至五代十国(公元821——959年),外来势力鼎盛时期。第三期从宋以后到清代(公元960——1911年),中国固有文化复活并取得新进展的时代。前代贵族没落,政权归于专制君主,文化归于庶民,其间虽然出现了蒙古族的元朝和满族的清朝,但是他们都并未能阻碍中国文化的发达。以上便是内藤湖南根据其所创立的文化史观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其中,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的过渡,尤为引人关注,内藤湖南在其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第一次提出了“唐宋变革论”的话题,至今任然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如果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的思路带到中国史的研究中便不难发现,所谓中国史上发生的古文运动,以及紧随着而来宋代儒学的复兴,然而宋儒所复兴的又绝非是古代汉代的儒学,是不同于古代经学的理学。而所谓的“古文运动”也并非是复兴汉赋之类真正的古文,与其说是复兴,倒不如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更加平民化的文风。六朝固然是贵族制的时代,追求艳丽辞藻和漂亮句式的骈文则应视作是贵族制在文学上的体现,而这一时期正是文化为贵族所把持的时代,自然也只有不从事生产,终日悠闲的贵族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把握这样一门华丽的技巧,而散文的出现,则使得普通的民众有了接触文化的机会。同样,所谓复兴的儒教亦是如此,像汉代那样庞杂冗长的经学又岂是普通人能够学习的呢?而宋代及以后的理学与此相比不仅减轻了读书人的负担,也使得这样的学问更加近于生活了。这一理论,其后经由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的发挥,我们不难看出内藤在提出这一观点时不仅仅只是关注了中国史本身,同时也是参照了西方与日本的历史,这样的话,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停滞论”,在内藤看来则是谬误,并非是如人所说中国文化至此停滞不前,而是发展中各自有先后快慢而已,相对于桑原,湖南对于当时的中国还是抱有希望因此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关于中国史保留帝制还是建立共和制的问题上,湖南在其所著《支那论》中不遗余力的鼓吹共和制,认为共和制是人类历史的大势所趋,民主则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体现。 然而,内藤氏分期中不光强调的是文化的发展,同样也有文化中心的转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最初的核心是在黄河流域,其后扎根于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不带向外扩张,影响不断扩大,最终成型的便是汉帝国的版图,然而汉帝国的扩张到极限遭遇了其他少数民族。北方的匈奴、鲜卑、羯,东北的倭、韩、濊,西南的羌氐以及南方的越,这些周边民族原本处在原始的状态,受到了强大的汉帝国影响之后开始走向了文明的社会,而汉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样的过程就如同水塘中的波纹在池塘中荡漾, 碰到池子的四壁后最终挡回来一样,外民族在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着之后便会开始反作用于中国文化本身,最为显著的就是发生于西晋的“五胡乱华“,经过汉文化影响的胡族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开始作用于中国本身,而中国的文化中心则由黄河流域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可是在经历了百余年的融合之后而产生的文化又是怎样的呢?原先被认为是汉族弘农杨氏和陇西李氏所建立的隋唐帝国,经由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考证,所谓的汉人大族,不过是鲜卑“步六孤”氏和“大野”氏的后裔,而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的反作用则当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到了西晋而日益衰败的文化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融合之后形成了灿烂的隋唐文化。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的一种趋势,亦即中国文化本身会有一种自我堕落的趋势,而每当这样的趋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需要“朴素民族”进入这样的一个“文明社会”中,给日益衰朽的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方能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一点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在五胡乱华的时代,在唐末五代的时代,以及其后蒙古和满洲的入侵似乎都在不断证明这一理论,而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其弟子宫崎市定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所出版的《東洋に素樸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會》。而这本书中又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国早欧西方入侵的事件的呢?宫琦氏认为,西方相较于中国而言,步入文明社会的生活的时日尚浅,因而保存着朴素主义民族的气质,而中国由于经历了长久的文明主義社会的生活而被蒙蔽了双眼,以至于被朴素主义的西方民族欺凌,而宫崎市定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则提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文明生活的历史相当悠久。然而,它开始渗透到一般群众之间则年限尚浅。我国和欧洲任何国家相比,可以说年龄都更年轻,因而我们如果及早觉悟,那么实现接近完善的朴素主义社会,就也不是什么难事。东洋社会对我们所期待的,不就是这一点吗”5。这篇看似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寻求理论支持的文章在战后成为批判宫崎的重点材料,然而结合一下我们前面所述的日本儒学的传统以及内藤氏关于文明中心移动的学说,最后再看一看当时的现状,在政府的要求下提出这样的观点的确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便是当时所流行的日本人的天职论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样臭名昭著的理论,也绝非一时一日所提出的,也有其理论基础。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前人身上所具有的“局限性”,但若没有这所谓的“局限性”后人的学问又该如何展开,多年后的人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该是如此吧。学术本无所谓的对错,关键则是在于是何人以何目的来运用之吧。 关于湖南的汉学,最能见其深厚功底的当时由其子内藤乾吉根据其相关课程讲稿所整理出的《中国史学史》了,在此因为篇幅原因,也不多做赘述。不难看出,内藤湖南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与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时,他们的理论观点难免带上时代的色彩。日本的汉学在这一时期逐步走向了迷茫与歧途,在内藤湖南以及宫崎市定等人的身上,更多的看到的是时代的背影吧。 1此处所谓之“东洋”,不同于中国所谓之东洋独指日本,而是指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的东方,广义指原先受到过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狭义上既是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以及蒙古。 2【日】山鹿素行;《配所殘筆》、載《日本思想大系》32、岩波書店1970、333頁,转引自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9页。 3【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一二五页中华书局 4【日】宫崎市定著韩昇译《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3页 5【日】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刘永新韩润棠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111页